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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www.china-language.gov.cn/2006-3-14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纪要
10月24日下午,大会秘书处召开预备会。筹备委员会公推吕叔湘报告筹备经过。在会上通过了会议的议程和主席团名单。议程是:10月25日,开幕式和大会报告,下午部分时间小组讨论。26日继续小组讨论。27—29日上午大会发言。29日下午和3l日上午小组讨论。30日休会。31日下午闭幕式。
25日上午9时,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和其他各地的语文研究工作者、语文教育工作者以及文学、翻译、戏剧、电影、曲艺、新闻、广播、速记等方面的代表122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党和政府的负责人员。中国科学院并邀请了苏联的汉语专家鄂山荫教授和郭路特教授,波兰汉语专家夏伯龙教授和赫迈莱夫斯基教授。正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语言学家家格拉乌尔院士以及国务院苏联文教总顾问马里采夫、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苏联顾问格·谢尔久琴柯教授、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朝鲜人民共和国语言学家柳烈教授也都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郭沫若、陈望道和罗常培任执行主席。罗常培宣布开会。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主席致开幕词。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作了重要的指示。他指出:汉字改革、现代汉语规范化和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拼音文字这三方面,是当前语言学工作中的主要任务,专家们要经过反复讨论去制定实施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专家们通过学术上的讨论,对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取得一致的意见,有了专家的一致,才有工作方案的一致,这样才便于全国各地去推行。他勉励语言学工作者要消除成见和宗派主义思想,尊重不同的意见,互相商讨学习,以加强相互间的团结。他指出:专家要把自己的经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培养新生力量方面。
接着,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吕叔湘副所长在会议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所长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苏联顾问格·谢尔久琴柯教授也在会上提出了关于《汉语标准语规范化的重要性和一些原则》的书面报告。
从25日下午到26日,代表们分成五个小组讨论上面两个专题报告。讨论的内容主要如下。
(一)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周祖谟说:这次会议召开是及时的,汉语规范化首先要使语文工作者思想认识取得一致。关于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可从四方面来看:⑴共同语言是民族特征之一,汉语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的共同语言,汉语有其发展的规律,不过因为方言很多,很多方面表现分歧。我们要在统一的书面语言的基础上确定口头语言的共同规范。⑵语言不仅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也是发展文化的利器,现在祖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语言在提高文化普及教育上都有重大作用。为了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建设,语言必须有一致的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⑶规范化是为实行拼音文字作准备,必须使普通话在语音、语法、词汇各方面有一定的规范,否则拼音文字的推行就会遭到很大的困难。⑷语言规范化可促进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使它更趋于完善和精密。
杨伯峻指出,规范化有两个作用:①为祖国语言的健康和纯洁作出具体指示;②使大家有一个共同能听懂的语言,为拼音文字创造基础。
周有光认为:汉语规范化工作可以使我们的语言由纷歧到统一,从模糊到明确,使我国的语言精确化、定型化,而尤其重要的是给文字的拼音化铺平道路。
葛信益、孙敬修从自己的教学工作中体会到汉语规范化是十分必要的。他们认为,目前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标点符号上都存在着问题,非常混乱,给教学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了规范化的共同语以后,讲课听课都不吃力,彼此愉快,教学效果可以提高。
夏青说:语音的不合规范给广播工作者带来很大困难,许多字都不知怎样读才算正确。
史枚说:从出版界的观点看,语言有明确的规范可以大大减少出版编审工作所浪费的时间。比如:专门术语的不统一,人地名译音的不一致,成语的正字法的不一致,这些都给我们的工作造成很大困难。虽然出版界内部规定了一些办法,然而都不是尽善尽美,完全统—的,所以汉语的规范问题对出版界来说是迫切需要的。
孙崇义结合编词典的工作说明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他说,过去由于规范不明确,编词典的人常感无所适从。规范化问题的提出,使编纂词典的工作有了明确的方向。
(二)语音方面的讨论
对于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规定,代表们发言一致拥护。岑麒祥说:以北京音为普通话语音的标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北京音内部有些纷歧,应当以知识分子的语音为标准。谢尔久琴柯教授说:以北京音为标准应该注意到那些最广泛的成分,注意共同性的东西,而不是那些细节。在苏联确定莫斯科音为标准音时,也不是以莫斯科所有的话为标准,而是以莫斯科文学家、工人的语音,以苏联最有成就的演员的语音为标准,也就是说以能在语言中作范例的语音为标准。郑之东说:要规定拼音文字方案,首先要确定语音。过去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语音系统可以不一致,是不对的。不应该认为普通话是个大杂拌,应该以北京音为标准,但不采用北京土音。
关于尖团音的问题,赵天吏说:北方话大多不分尖团,解决同音词问题可依靠音节的结合来解决,分尖团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反而增加很多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偿失。周有光说:我过去是主张分尖团的,认为对语言精密化有好处。现在既然大家都反对,我也就不坚持我的意见,不过可以把尖团作为符号来区别同音词,不必读出区别来。
关于入声问题,代表们发言一致认为不应把入声加入标准音中。高向夫说:广韵有入声是附声韵,不与平、上、去相配。这种附声韵在现在的广东话中还保留着,北方话已经失掉了入声,从《中原音韵》时代就已如此,可见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我们不应开倒车,把入声硬加在北京话中。张士一说:入声本身又有字调的高低变化,是它的缺点。在教学中不教入声,对有入声的人并不困难。加上入声虽然可以减少同调字,同时也增加了不少麻烦。规范应该得简省就简省,才便于学习,所以标准音里不应收入声。赵毓英说:河南安阳话中的入声是个短调。现在只保留在单字音中,连读时则变成舒调(阳平),可见它正在趋于消灭。其他方言类似情形一定很多,标准音中不应加入日渐趋于消灭的入声。
关于儿化问题,代表们的意见较为分歧。薛声震说:儿化并不是北京所独有的特点,有些地方的儿化比北京还要多,如四川、贵州连人名都可以儿化。北京儿化有规律可以掌握。假若去掉儿化就违反了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原则。因为它整个破坏了北京话的语音体系。陆宗达说:儿化在语法上有构词作用,在感情上表示爱称,也是分别词义的手段。去掉儿化就会立刻感到词汇贫乏,所以应当保存,但太土的应去掉。刘镜人认为有的地区的人学习儿化有困难,因此可以把儿化的限度放宽一些,加“儿”而可以不化。程世本认为可以保留在书面上的和有—定作用的儿化词,其他的取消,以减少学习上的困难。孙谦则主张凡不儿化可以听懂的词,一概不儿化。
关于轻音问题,代表们的意见和对儿化的看法相类似。黄绮、彭铎等认为轻重音在构词上和区别语义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汉语良好成分之一,应该全部保存。王力、倪海曙等认为轻声词方言区的人听起来模糊,规律也不好掌握,应该考虑。
关于声调问题,有两个相反的看法。倪海曙说:要大家学普通话,大家都有发言权,应该注意群众的批准。声调方面的要求应该宽些。我教新文字不标调,效果很好。据专家们研究,上海话有七调、八调,我生长在上海,从不觉得上海话有声调,而意义完全可以区别(“领”和“拎”两字例外)。北京话声调,外地人学起来很困难。我觉得北京的声调可以不定为标准。王力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广东人学北京话,掌握声调比辅音、元音还容易。对于学习的人要求可以低些,但不能没有标准。北京话的声调应该作为标准。吴语有清浊等因素区别同音词,声调比较次要,北京话则不同,声调是区别同音词的重要成分。至于变调,规律很难掌握,学习起来不容易,应另想办法处理。
关于一词异读的问题,代表们提出很多规范的具体建议。孙崇义说:如果韵书上的北京音现在已经死掉了的,像“暴露”的ㄆㄨㄌㄨ一音应该舍弃而从现在的音,读“ㄅㄠㄌㄨ”。关兴三说:如果一词的两读,一个只在书面语里存在,一个则书面和口语都用,则取后者。如“供给制”不取ㄍㄨㄥㄐㄧㄓ而取ㄍㄨㄥㄍㄟㄓ。黄绮说:两读能区别意义和有语法作用的可以并存。否则应取消一个。取舍的原则,一方面要考虑历史上的根据,另一方面要照顾约定俗成的原则。如:“酝酿”中“酿”的“ㄖㄤ、ㄋㄧㄤ”两音,应保留“ㄋㄧㄤ”音,好与“酿酒”的“酿”一致。但“滑稽”的“滑”就应该读ㄏㄨㄚ而不读ㄍㄨ,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读ㄏㄨㄚ。张为纲说:“垃圾”照同根词应读为ㄌㄜㄙㄜ而不读ㄌ丫ㄐㄧ;“汗流浃背”,的“浃”读ㄐㄧㄚ,“颤动的颤”读ㄔㄢ,都是和原来的读法不合的。把古代标准音和现代标准音对比一下,找出对应规律,照顾了古音,就照顾了方音,词典注音应配合注古音。许多古音保存在方音里,决定北京话的个别字音,须有历史观点,死抓住现代音,不联系过去,是不行的。
(三)词汇方面的讨论
陆志韦说:从书面语和国语的关系上看,语音、词汇、语法这三方面最麻烦的是词汇问题。语音一般不反映在书面上,如,北京的儿化词不一定写出来,因此语音的关系不大。语法的加工实际上是修辞的加工,因此关系也不大。他强调,书面语的规范尤其要注意词汇方面。北京词汇有些土的,有些不土,土的程度很难定,如:“这家伙儿抠门儿到家了”,“家伙儿”别的地方也有,“抠门儿”是土语,“到家了”也是土话,很难代替。他希望把北京话的词赶快写出来,决定那些是土的,那些是不土的,从中吸取经验,找出原则。张为纲也认为应当重视词汇问题,他认为书面语应以普通话的词汇为主,必要时可以用方言词汇,但要加上注解。
岑麒祥说:应该不限于用北京话的词汇,因为北京话里有些词是不好懂的。例如“山药蛋”等类的词,广东人根本不懂,如果用“马铃薯”,大家就都能懂。韦慤说,几年来中小学课本里选了一些含有西北语汇的课文,南方的教师不懂,也无从查问,都着急了。现在试用的课本用普通话的词改换了过于土的词,语文教学就减少了困难。
周祖谟说:人民口头创作可以用方言词,作品对话中也可以用方言词。舒舍予认为:作品中滥用地方土语并不能加强作品的表现力,作家在写作中应该约束一下。
吴青说:有的电影演员认为事情发生在什么地方就该用什么地方的语言,如在《桥》这部影片中表演一个山东工人,就用山东语音讲话,结果观众不懂。刘迟说:过去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在说白中用东北话的“蹲狱”、“能耐”、“啥”、“不情绪”而不用普通话的“坐牢”、“本领”、“什么”、“闹情绪”,引起其他地区的观众提出意见。1952年后,才少用方言词汇,现在对某些词的取舍问题还很难解决。
朱德熙认为:要是一个方言的词已经进入书面语,取得了公民权,不妨从宽处理,对外来的格式,新生的词要从严选择。他更指出,创造新词有两个原则,一是要有需要,二是要合乎汉语的构词规律。郭良夫对“原有从宽,外来从严”的主张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怎样从宽从严很难硬性规定。两可的格式很多,不一定要取消一个。
周有光说:解放后报刊上的文章比以前接近口语了,但有些知识分子由于长期旧传统的影响,写文章文白夹杂,显得不很自然。现在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为拼音化做好准备工作。胡明扬认为:书面语言是根据口语来的,二者应当一致;语法规律基本一致,基本词汇也要一致。口语里无适当的词就应当采用文言词。书面语不要用过多的文言词,比如:有了口语里的“就是”就不必采用文言里的“即”。杨伯峻认为:运用文言词汇也是丰富我们语言的源泉之一,有些文言词简短精悍,必要时不得不用,但滥用也不对,问题在于怎样适当地运用。
关于同义词问题,吴文祺说:同义词的取舍应该依照精密、完善、丰富的原则。说“火柴”比说“洋火”好,应该取“火柴”;说“喝茶”比说“吃茶”、“饮茶”好,应该取“喝茶”。但是修辞色彩不同的同义词应予保留。至于“剧场”、“戏院”这类同义词是否要去掉一个,可以考虑。杨晦、胡裕树都认为不应该过于限制同义词。
舒舍予以建筑部门的用语为例说明词汇的混乱。他说:建筑用语,往往工程师有一套,工人有一套,有时彼此乱用。例如“铺楼板”、“支楼板”同指一件事物,叫名不一致。作家体验生活从事写作的时候,选用词汇无所适从。其次,我们应该直接用体验生活中所得到的语词呢,还是用一般人能了解的语词呢?例如部队中说“缴械”,一般人说“下他的家伙”。作品中如果写了“下他的家伙”,报馆编辑一定给改作“缴械”。他认为使用语词固然以使大家能懂为原则,但是,不应该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把词汇限制过严。
张仲实说:商品名词应由科学机关和有关部门会同研究,规定统一的名称,经政府批准后推行。电影、话剧、广播、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工作者应该在词汇统一会议上共同商讨,提出办法,由政府审查实行。倪海曙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赞成罗常培说的“要少采取‘规定’的办法,而多采取‘影响’的办法。”
(四)语法方面的讨论
关于语法规范和语法研究方面,陆宗达说:汉语语法的规范,应该以北方话为基础,北方话中语法分歧的地方以北京话为标准。规范的原则:(一)破坏词的完整性的格式,如“需不需要”应当排斥。(二)虚词乱用的应当纠正。如北京话中“连那本书给带来”的“连”,跟“连”做连词时的正确用法相混了,是应当规范的。(三)应当适当的吸收方言、古语和外来语的成分。
关兴三说:语序是汉浯语法的特点,根据语序特点的原则研究语法,应该从结构形式出发,不应从意念出发,但忽略意念就容易偏。关于汉语语法的规范问题,如果方言与标准语的语法形式不同,方言应该服从标准语,如“我搬他不动”应服从“我搬不动他”。采用文言成分,应该加以限制,像“以资奖励”这类用法,应当限制在公文中使用,文学作品里不要用。
朱德熙说:汉语的构词法过去没有很好的研究,今后应该展开这方面的工作。在语法规范方面,连词“和、与、同、及”等过去只能连名词,现在也能连动词、可以考虑分工。
刘镜人说:虚词的用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尤其、何况”有些人就常常用混了。这些问题时常引起争论,如不解决将会影响教学质量。
胡裕树说:外来语的语法成分可以吸收一部分,但是要有选择,无原则的欧化是应当反对的。像《五年计划》里的数词的表达方式就很好,可以学习。关于语法体系的问题,今后短时期内应当建立起统一的体系来,目前应当先规定一个暂时的体系作为共同纲领。体系的研究应当与实际的研究工作并重。
张志公说:现在汉语语法体系繁多,编中学汉语教材课本感到很多困难。例如:“我是中国人”就有几种分析法,“我的书”的“的”,就有几种词类的名称。课本中不允许罗列各种说法,而我们编课本的人从开宗明义就无法措手。我们也曾组织过一些讨论会,但不得要领。语法理论的研究是重要的,同时对体系的讨论也应重视。语言学者在语言规范问题上,不应当采取自然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态度,要积极推荐某些正确的用法,并且否定那些错误的用法。
郑光仪说:最近有本语法书,专爱使用一些极特别的结构如“非糟不糟”之类做例句,这是不对的。
(五)词典方面的讨论
萧家霖提出编词典的一些问题。他说:怎样算一个词,还争论未定,编词典的人对于选词就有困难;语法系统术语不统一,对于编词典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需要有一个普通话的词表。我们为了编一部小学校通用的小词典,从几十种通俗读物里选出词来作了一个词表。这个词表约有一万四千个词,很不全面,有一些常用词还没收在里面。注音以北京音为标准,如读音中有两读,我们以带有全国性的音为本音,只有北京人才那样读的音为又音,注解问题,最困难的是一词有几个意义,意义相差很远的容易分,中间模棱一点的很难分,因此各人划分的义类不同。划分义类的原则还没找到。经验证明编词典应该广泛地收集资料,才便于说明词的意义和用法并举出适当的引例。
鄂山荫教授说:我看只有收集资料这个问题是主要的。如果给小学生编词典,先要了解小学生常看哪些书刊,再大量收集这方面的词汇。资料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林汉达说:我过去编词典总想面面俱全,将所有的材料都收进去,结果做不到,这是因为我没有明确所编词典的对象的原故。选词是个麻烦问题,我认为如果两个词结合起来产生新的意义(例如“饭碗”有时用来表示“生活”或“工作”的意义),应该收入词典。跟“不”字结合的词很多,收集的标准可决定于后面的字。如果后面的字不能独用,可与“不”字连起来当词收入(例如“不同”)。不应该在规范性的词典里收方言词,将来可以编方言词典,如果收一些方言词,必须加以标识。太古怪的字也不要收。一个字有三个音,能取消两个就取消,不能取消,就作为又音。
郑之东说:有人统计解放后到现在由名作家创造的新方块字就有几百个。这样下去会妨碍汉语规范化。《同音字典》的毛病在于没考虑到规范问题,例如和“圪塔”同音的异体字就收了五种,并没推荐一种写法。是词不是词不能单从构词法决定,必须根据社会一般的看法,大家认为是词的就是词。
(六)翻译方面的讨论
关于翻译问题,周有光要求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新名词的时候,不要制造同音词。倪海曙指出有些翻译小说用词很怪,希望翻译家整一整风。
刘迟说:电影翻译工作对于语言规范化有重要的影响。翻译得好,演员录音时就会说得好些。怎样正确地翻译,吸收外国语言中有用的成分,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苏语言习惯不同,俄语常用倒装句:“我一定去,如果你来找我”,“我一定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如果你再给我一个师的兵力”,我们在翻译就有了困难。有些外国谚语,译文不容易充分表达出来。例如一个影片中表演发明了采煤联合机,斯大林同志说:“一只燕子飞来,你还不能认为春天”。又一个影片表演一个自私的老集体农庄庄员,他说:“自己的衬衫最贴自己的身”,有人提议改为“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大家认为不合适,仍用原来直译的句子。
舒舍予说:像“一只燕子飞来,还不能认为春天”这类话很有意味,咱们也能懂,就这样翻译,还可能成为中国的谚语;但由于风俗制度的差异,照直译,咱们不能懂,就应该用另一句话来代替,不过要避免用咱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语句。翻译作品,不要一点外国味儿不带,这样会给人以错觉,认为外国事事都跟中国一样。至于倒装的句法,汉语也有,例如“我们可以打胜,可是得给我们一师兵力”,用“可是”把意思转回来了。规范应从全面考虑,不可执著。
(七)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林焘认为:方言和普通话之间存在着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推广普通话自然要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但是方言本身还是要不断发展的,在方言的发展过程中,用它不断产生的符合生活需要的新的成分丰富普通话。叶籁士说:目前汉语的情况是方言太多,不是方言太少了,推广普通话就是尽量扩大普通话的使用范围,相应地缩小方言的使用范围。方言在使用范围上受到限制,但是并不会因此消灭。郑之东说:方言如果存在,并且能起一定作用的时候,也还要使用方言。但是不要让方言长期发展下去,而要引导它渐渐走向一致的共同语。
关于地方戏问题,周有光说:推广普通话不应排斥地方戏,地方戏应该让它长期存在,因地方戏有它的艺术特点。马彦祥说:政府提倡发展地方戏曲,现在全国的地方戏曲有二百种之多。地方戏曲和方言的使用分不开,推行普通话以后,地方戏曲的腔调和音乐是否也要变,这是个问题。侯宝林说,现在地方戏的语言已经自发地接近普通话,例如山东琴书已经有人用北京音唱,苏州弹词的道白也含有普通话的语音成分。这样反而受到更多听众的欢迎。
(八)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
关于文学风格与语言规范化的问题,张寿康指出现在有些作家为要坚持自己文章的风格,往往用语不规范。如《谁是最可爱的人》里就有不规范的词句:“我们的部队……我感觉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的文章,也常常发现不合规范的词句,如:“落了群众的后”,“苏联已经进入共产主义时代,我们已经离开(应作离着)共产主义时代不远”等等。文章的风格可以有务式各样的,但是不能不合乎规范。
郑光仪说:有些文学作品有时为了逗笑,故意使用群众不合规范的话,像“斗他一争”、“自由对的象”之类,是作家成心这样写的,应当分别看待。吴青认为:这是对待群众的语言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群众在新生活中学了一些新词,有时用得不对,文学作品有提高群众语言的作用,不允许表现这种落后的方面。
10月27日上午至29日上午,大会发言,发言的有32位,其中有外宾7位。发言人和他们的讲题序列如下:
10月27日上午
格拉乌尔 关于单一的民族语言
鄂山荫 关于文学语言规范化的几个问题
柳烈 朝鲜语规范化工作中的若干经验
10月27日下午
陆志韦 关于北京话语音系统的一些问题
丁声树 汉语方言调查
徐世荣 教学北京音的点滴经验
10月28日上午
郑 奠 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
陆宗达 关于语法规范化的问题
刁光覃 演员应该说好普通话
萧 璋 略谈现代汉语词汇规范问题
孙 谦 电影工作者必须重视语言问题
曹书端 我们有信心学好和教好普通话
侯宝林 在汉语规范化运动中作一个勇敢的有决心的宣传员
胡裕树 汉语规范化语法研究及教学问题
丁一岚 关于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的一些意见
郑之东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语言学说指导下,广泛团结全国语文工作者来建立现代汉语规范
10月28日下午
邓 懿 教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遇到的困难问题
孙崇义 关于词典的选词工作
倪海曙 拥护汉语规范化工作
刘镜人 从中学语文教学中遇到的困难看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马学良 关于少数民族学习普通话的问题
吴 昌 汉语规范化对兄弟民族学习汉语的重要意义
关兴三 关于语法方面的规范问题
殷焕先 组织教师力量和展开现代汉语规范化的科学研究工作
张为纲 在方言地区怎样教学标准音
10月29日上午
郭路特 近几年来苏联东方学研究中的汉语形态问题
夏伯龙 关于汉语规范问题的—些看法
赫迈莱夫斯基 关于汉语规范问题的几点意见
谢尔久琴柯 关于“汉语标准语规范化的重要性和—些原则”的几点补充说明
董秋斯 翻译工作中的汉语规范化问题
胡明扬 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共同为现代汉语规范工作而努力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了加强学术领导、推动语言科学研究,趁这次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机会,于10月27日成立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并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个委员会由18位委员组成,对于推动这次会议起了很大的作用。委员名单如下:丁声树,王力、方光焘,叶圣陶、叶籁士、吕叔湘、吴文祺,吴晓铃、罗常培、季羡林、高名凯、马学良、袁家骅、陆志韦、陆宗达、傅懋勣,郑奠,魏建功。
全体代表于29日下午、31日上午重新分为四个小组讨论汉语规范化的具体工作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汉语规范化工作中,语言工作者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由于过去中国语言学基础较差,现在面临艰巨的任务,必须发掘潜力,培养新生力量,充分利用现有的科学研究力量,加强团结;必须有计划地分工合作,广泛地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才能把规范化的工作做好。确定普通话的语音规范是目前首要工作,必须迅速进行研究,使普通话的使用和教学有更正确的依据。同时,为了使我们的文学语言更加正确、精密、纯洁、键康,现代汉语语法和词汇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必须大力展开。在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通话的情况下,方言调查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必须加紧进行调查并大量培植这方面的人材。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和汉语史的研究对于规范化的工作有指导作用,应该予以充分的注意。语言教学必须放在科学的基础上,也需要进行研究。
根据这种精神很多代表对今后的汉语规范化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很多担任教学工作出代表们根据学校学生对规范化问题认识的情况指出:必须在学校中进行大力宣传,纠正学生对规范问题的不正确认识和种种思想顾虑,要求全体师生重视语音训练。周祖谟认为:目前北京的语音内部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首先应该进行研究加以解决,他提议进行“又音”的研究、“音位”的研究、“声调”的研究、“语调”的研究等等。曹书端建议:把语音知识写成通俗读物,在电台上开标准音训练班,而且要大量练小学教师。彭铎建议深入研究语调问题。黄绮等建议;为了便于其他方言区的人民掌握北京话的声调,要着手研究北京话里入声在平、上、去三声中的分配规律。
对词汇方面,周祖谟建议,①制订常用词表。②编写常用词的用法词典。③做统一术语的工作。④大力进行构词法的研究。⑤进行方言词的研究。赵毓英建议要加强对日常用词的研究。杨伯峻建议要大力展开词典的编纂工作,要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将《广雅疏证》、《经义述闻》等书编出索引。
在语法方面很多代表认为,首先要建立—个大家基本上同意的完整的语法体系和术语。
关于方言调查,黎锦熙认为调查方言的人应以自己的方言与所调查的方言相比较,方言不纯的人得以所调查的方言与广韵相此较。他认为应先学习北京音,再调查方言,可以用北京音与方言相此较。
另外有很多代表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准备推行普通话所用的工具和资料,制定调查方言表格、手册等等。
高名凯认为要大力建立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李振麟建议系统地、有组织地批判资产阶级语言学说。
代表们都根据上面这些工作要求,结合了自己的业务,踊跃地承担了同汉语规范化有关的研究题目。在语音研究和方言调查方面,担任的人有40余位,题目42个;词汇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15位,题目9个;语法、修辞研究方面,担任的人有20位,题目24个;其他翻译、广播、电影、汉字等方面的研究题目有12个。(详目及研究者见本文附录)
10月30日(星期日)上午休会,代表们参观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举办的中国文字改革文献资料展览。下午文娱活动,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演出单弦、大鼓、相声等曲艺节目,代表们并和曲艺工作者就曲艺工作和规范化问题举行了座谈。
10月31日(星期一)下午四时,会议举行闭幕式,执行主席是季羡林、黎锦熙和杨树达。首先由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周建人副部长讲话,他代表高等教育部祝贺这次会议获得圆满的成功。他鼓励大家要用各种方式进行宣传,扩大影响,团结有关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为及早完成这一艰巨而迫切的任务而努力。会上通过于决议。决议表示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对于汉语规范化问题有了共同的认识,表示今后应当加强这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并提出一些具体建议,包括组织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组织词典计划委员会,拟订方言普查计划,加强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和高等学校语文系科的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并共同组织社会力量参加语言研究工作等项。
会议最后由主席团公推陈望道作总结发言,指出此次会议的召开是及时的,会议是成功的。陈望道并举出会议的重要收获,也指出会议的缺点,主要是准备工作不够充分,若干专门问题未能深入研讨,作出结论。
(原文件发表于1955年)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6-3-18 17:36 最后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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