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

资料员

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www.xlmz.net-2003
作者：林化义
来源：北大中文

      现代汉语（普通话）承袭了“数人会”“国语罗马字”的衣钵，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团合流”。现代语言学家为此拍手叫好，认为是汉语发展的自然规律；而广大北方话社区的乡村野老和老派学者对此却深恶痛绝，认为是谬种流传，践踏汉语。七十年来，一代一代的“孩子王”们情愿或不情愿地用法定语音教学生“咬舌子”（把尖音字念成团音），而“京剧界至今讲究尖团音的区别”。在尖团音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尖团合流究竟是汉语发展的自然规律，还是始作俑者方言偏见的谬误?国人一般都很糊涂，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剖析，让国人了解其来龙去脉，分清良莠之后，重新决定弃取。

       什么是尖团音？尖音和团音的概念，最早出自清人《圆音正考》的序言。《圆音正考》成书于1743年，即乾隆八年，是专为纠正尖音舌面化（尖团合流）的语病，分辨尖团音而写的。其序言说：“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判若泾渭，与开口、闭口、轻唇、重唇之分，有厘然其不容紊者，援辑斯篇，凡四十八音，为字一千六百有奇。每音各标国书（满文、满族称满文为国书）一字于首，团音在前，尖音居后”。从这段序言可以知道，所谓团音，就是见系齐摄呼的读音，其声母等于现代舌面音jqx,如基ji欺qi希xi；所谓尖音，就是精系字齐摄呼的读音，其声母近似现代舌尖音zcs（精系舌尖音的发音是舌尖抵下齿背），如积zi七ci西si。

      什么是尖团合流呢？尖团合流又叫尖音舌面化，就是把尖音字读成团音，也就是把声母为zcs的齐摄呼的读音改为声母为jqx的舌面音，如把尖千仙（zian cian sian）改读为坚牵掀（jian qian xian）.分尖团是汉语的一大特点，也是汉语高度精密的表现。自从有汉字，就分尖团音。这从“剑”和“箭”两个字上可以推知；剑和箭都是古代常用兵器，而且都是在文明初期即造字时代常用的兵器。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是决不会让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最常用的兵器完全同音的。如果完全同音，要说“拿jian来”，是让人们去拿剑呢，还是去拿箭呢？还能准确地表情达意吗？就象小学的班主任老师给学生起学名，或者象父母给自已的孩子起乳名，能让两个学生或两个孩子完全同名吗？由此推知，我们的祖先造字时，是剑箭不同音，尖团音有别的。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仍然是剑箭不同音，尖团音有别。自从东汉末年开始用反切给汉字注音，更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剑的切脚字是“居欠”（jian），箭的切脚字是“子贱“（zian）.从梁的《切韵》、宋的《广韵》、《集韵》、清的《康熙字典》、民国时期的《中华大字典》，直到1932年，所有用反切注音的字书、韵书，无不是尖团分明的。即使是反映近代北方话实际语音的中、外字书，如元代的《中原音韵》，明代的《韵略易通》、《等韵图径》、《西儒耳目资》，清代的《五方元音》、《邮政式拼音方案》等，也都是分尖团的。只在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颁行以后，才正式砍掉了尖音，搞了尖团合流。

       《国音常用字汇》为什么要砍掉尖音、搞尖团合流呢？这需要从尖音舌面化的历史谈起。原来，尖音舌面化是满族人学汉语时出现的语病。满族人原居北方寒冷地区，语音特点与汉族稍有不同，就是舌位有点后缩，舌尖有点上翘（卷舌）。汉语精系声母zcs的发音是舌尖平伸抵下齿背，能够和齐撮呼韵母相拼（尖音），而满语zcs的发音是舌尖上翘抵上齿背，与齐摄呼韵母相拼近似儿化音。这样，满族人发汉语的尖音就很困难，就只好把尖音后移，发得近似于舌面音(团音)。自1644年清军入关后，满州贵族成了中华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满州贵族普遍学习了汉语，结果尖音没学精，就出现了尖音舌面化的语病。借着清初推行官话的森严政令，满州官员就把他们的语病传染给了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使尖音舌面化的语病逐渐扩大化。凡是满族官吏直接管辖，或是满汉杂居的重要城市，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重，如北京、天津等地，凡是满族人不愿去的乡村、山区或边远地区，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轻，或完全没有，这在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等地尤其明显。满语同化于汉语之后，满族人才发现这种语病，于是在乾隆年间出台了专为纠正尖音舌面化的语病、分辩尖团音的字书——《圆音正考》。因为有了《圆音正考》，虽然许多官员和知识分子的语病未得到彻底纠正，但是在整个清代，尖音舌面化，一直被认为是语病,从未被任何人所承认。

      清末维新运动以后，由于受西方文字的影响，中国的新知识分子也想创造出一套拼音文字来代替繁难的汉字。1913年，民国政府的教育部，召集全国各省的语音专家代表开“读音统一会”，审定国音，核定音素，采定字母，当时虽有了要不要区别尖团音的争论，但多数票通过的国音，仍然是区别尖团音。1923年极左的“废除汉字而不用”的汉字拉丁化运动掀起，于是通晓欧文的新派学者左右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张简化语音，砍掉尖音。应时研制“国语罗马字”的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刘复等“数人会”成员，都是本身不能正确区别尖团音的江南学者，便以“北京音里无尖音”为由，不顾老派学者的反对，硬是搞尖团合流，于1926年造出不分尖团音的“国语罗马字”来取代分尖团的“老国音”。而主张分尖团的老派学者也不让步，于1931年在海参威（现为俄国伏拉迪沃斯托克）召开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以瞿秋白为主起草了区别尖团音的“北方话拉丁新文字”与之对抗。当时分尖团的“北拉”比不分尖团的“国罗”更受知识界的欢迎。“国罗”虽然在1928年被南京政府的教育部定为注音字母第二式，但除了其创始人黎锦熙、赵元任等自行宣传之外，很少有人提倡。而“北拉”则得到鲁迅、陶行知、陈鹤琴、陈望道、冯裕芳、许地山等知名人士和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等共产党人的积极倡导，得到了王力等语言学家和教授的热情支持，就连担任“国语统一筹备会”会长时一再强调“国音应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张一麐先生也积极支持了“北拉”。“北拉”大有取代“国罗”的势头。不幸的是“北拉”的创始人是共产党人，是当时南京政府的政敌。“北拉”不但遭“国罗派”反对，更被国民党政府所禁止。幸运的“国罗”的创始人则理所当然地成为南京政府的语言权威。他们就按他们的标准把“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分尖团的“老国音”修改为不分尖团的“新国音”，又按新国音把《国音字典》修改为《国音常用字汇》，于1932年颁行全国作为统一的语音标准。这样，尖团合流就借着政治的机会上升为法定语音。假如当年没有政治因素的影响，分尖团的“北拉”很可能取代不分尖团的“国罗”而被定为法定语音，尖团合流就不会取得法定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分尖团的“北拉”被重视，下层知识分子多数希望分尖团，特别是以口舌为业的说唱家更希望分尖团，京剧界“讲究尖团音的分别”就是典型的代表。恢复尖音大有希望。但是主张尖团合流的鼻祖学者黎锦熙等仍然把握着语音的裁决权，更加上带有方言偏见的满族权威学者罗常培先生担任了中国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们仍沿袭国民政府的既定方案，坚持尖团合流。在他们组织的方言调查中，在尖团音上又误导了方言调查员，至使好多调查员，把分尖团的方言错报成不分尖团的方言（如临沂地区）。这样，罗常培、黎锦熙等权威负责人，又从方言调查的失真的统计数据中得到了不分尖团的人占多数的根据，有了砍尖音的更多的理由。于是在1957年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时，彻底否定了尖音，把尖团合流定为新中国的法定语音。从七十多年的尖团音争论和尖团合流的历史中不难看到，尖团合流是在“中文西化”的左倾思潮的推动下，带有方言偏见的新派（西洋派）学者借用政治的机会，人为地搞出来的。这样粗暴地践踏汉语，是新派学者的历史性错误。
尖团合流既然定为法定语音，大批的现代语言学者便成了尖团合流的吹鼓手。从语言学的各种角度，来论证尖团合流的科学性，形成了一套尖团合流论。这是要从理论到实践上彻底埋葬汉语的尖音。

      尖团合流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据王力先生说：“汉语语音简单化是语音发展的一般趋势。“意思是说，汉语语音是向简单化发展的，尖团合流是符合规律的，这就是砍尖音的理论根据。事实上，这是歪曲了语音发展的总规律。语音发展的总规律是由简单到丰富，由粗疏到精密。具体的表现有四条：第一条是音素递增规律，即是音素越来越丰富，表现在汉语中，中古比上古增加了“舌上音”和“轻唇音”，现代比中古增加了舌面音（j q x）、er韵母、轻声和儿化韵。第二条是音位前移规律。人类的原始语音和兽类近似，发音多在喉头和舌根。随着音位的递增，发音部位也从舌根向舌面、舌叶、舌尖发展，音位的分布趋向均衡。这在汉语中异常明显：古代舌根音gkh到了近代就腭化出舌面中腭音jqx来，最近几十年内jqx又向前移位，成为舌面前音，多数女性已发成尖音。音位前移有利于语音的清晰，因为舌尖最灵活，最能区别细微的语音。尖音应是汉语的高级成分，砍尖音就意味着语言的倒退。第三条是浊音清化规律，就是古代的浊音声母逐步消亡，变为和它们同音位的清音声母。第四条是开音节规律，就是古代的似乎有塞音收尾的入声消失，变为元音收尾的阴声了。这四条规律中，前两条是主流。现代学者只抓住了后两条，即浊音清化和入声消失，就得出语音向简单化发展的结论，实在是太偏面了。用这种偏面的理论来为砍尖音辩护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维护尖团合流的权威学者，好像也不是怎样的理直气壮。王力先生在其《汉语史稿》里谈到：“舌根音的舌面化，所占方言区域较广；舌尖音的舌面化，所占方言区域较小。”唐作藩先生在《汉语音韵学常识》里谈到：“在现代各地方言里，见系字的分化是相当普遍的，可是精系字的分化则不然，连北方地区的好些方言，还保存精系字的[ts][ts’]（即z c s）的读音，京剧界至今还讲究‘尖团音’的分别，可见尖音字的舌面化是为时不久的事情”。两位学者都承认，尖音舌面化一是“为时不久”，二是“所占方言区域较小”又极不普遍。这明显地反映出尖音舌面化是最近时期少数人的语言现象。黎锦熙、罗常培等权威语言学者，硬是把少数人的语音定为法定语音，强迫多数人接受，这符合语言发展的自然规律吗？这样武断地砍尖音，既不尊重前人，又不照顾今人，难道不是人为的偏差吗？

      尖团合流已有七十年的历史了，后果如何呢？砍掉了35个尖音音节，把520个尖音字变成舌面音的同音字，就象汉语的十指砍掉了一指，大大降低了汉语原有的表情达意的功能，增加了中文信息现代化的难度，也增加了推普工作的障碍。这些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搞尖团合流的本愿是简化语音，而实际上却引起了尖团音的混乱。七十年代前，学校走出来的学生都是“尖音舌面化”。而八十年代后，从学校走出来的学生，尤其是女性，却是“团音舌尖化”。女尖音现象遍布全国，就连专职推普人员也是徒唤耐何，因为大势所趋，法不治众。于是有人称女尖音为“女国音”。就连语言学家的理论也向尖音现象妥协。八十年代前，高明凯、石安石、唐作藩等学者，说jqx是舌面中腭音，而八十年代后，王力、廖序东等学者，就说jqx是舌面前音。更有的学者指明jqx的发音部位“是舌面前部抵住齿龈后硬腭前”，其实这样的发音要领就是发尖音。尖团音从理论到实际，都呈现出混乱现象。当今社会上老、男多团音，女、幼多尖音。就是同一个家庭的成员，同一个剧组的演员，甚至是同一个电台的播音员，发音也各有偏向，乱得可笑。尖团音的这种混乱现象难道是简化语音吗？尖团合流的弊害还少吗？还不应当拨乱反正吗？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鲁迅先生说过：“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尖团合流论甚嚣尘上，搞语言专政的时代，京剧界的艺术大师们能坚持国粹而不放弃，坚持主张分尖团，这就是民族语音的脊梁！为什么以京剧界为代表的戏曲界能坚持分尖团？就是因为他们是从事“耳治语言”的实际家，需要用口舌去影响听众，生怕吐字不清晰，而不象主要从事“目治语言”的学者，舞文弄墨写写则可。毛泽东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在尖团音的认识上，正是这样。小学教师也算是从事“耳治语言”的实际家，为什么不能坚持分尖团？众所周知，教师只能教法定语音，只能奉行奴隶主义。笔者就有深刻的体会。

      社会在前进，人类在进步，语言在发展，语言从简单到丰富，从粗疏到精密，这条总规律是改变不了的，汉语的尖音是砍不掉的，尖团合流是注定要失败的。伴随汉字拉丁化左倾思潮而兴起的尖团合流论，必将随着汉字拉丁化的失败而告终。希望年老的权威学者不要用先入为主的定向思维、僵化的思想意识来反对分尖团的建议。希望年轻的语音学者，应当尊重规律，尊重科学，善于思索，而不应当盲从，提倡奴隶主义。所有的语言工作者们，为了建立更加伏秀完美的民族共同语，不让炎黄子孙患上语音残缺病，还是放弃尖团合流的错误理论，提倡尖团分开吧！让尖音尽快地成为民族共同语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将是明智的选择！应当相信，笑在最后的还是京剧界坚持分尖团的国粹精神！应当大声疾呼：推广普通话，不应砍尖音！汉语的尖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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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拙见，请大方之家赐教。

资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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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山上人 林化义
       酒本不读九，箭也不读剑，酒箭属尖音①，九剑属于团②。尖团音有别，声母是关键；舌尖z c s ，齐摄拼为尖，舌面j q x ,音节皆为团。
尖音在汉语，历史几千年，仓颉造字时，就已分尖团。自从用反切，区别甚明显：箭是子贱切（zian），剑切是居欠（jian）。唐宋元明清，历代有文卷：《唐韵》及《广韵》，《韵会》及诸般，音韵集大成，《康熙字典》见，一直到民国，《中华大字典》，切音同一辙，都是分尖团。
尖音舌面化③，满语是根源。满族居东北，地冻又天寒，说话舌根硬，舌尖不靠前，后缩又上翘，尖音过于尖，与其不得已，尖音移舌面。
清军入关后，满族掌政权，满人学汉语，母音难改变。政令说官话，传染甚普遍，最重是东北，其次京津间，满人为官处，都得尖变团。影响较轻处，山东及河南，古老中原地，仍能分尖团；江南各地区，尖音也未变，南京至苏洲，四川及云南。
      乾隆当政时，合流遭批判，为纠此语病，专门出书典。分辩尖团音，《圆音正考》篇：“精系属于尖，见系属于团，判若泾与渭，丝毫不许乱。”直到清
亡，合流吃白眼。
      民国定国音，争论非等闲，“读音统一会”④，慎重是空前：讨论共同语，各省都参言。制定“老国音”，明确分尖团。
      一九二三年，新派起波澜，汉字拉丁化，舆论声震天。时髦国罗派，要把尖音砍，砍尖之理由，“京音无有尖”。
京音有分歧⑤，合流不完全，“数人会”⑥武断，不理老派言。国语罗马字，硬把尖音砍。
       南京大学院，草率作决断，公布“罗马字”，一九二八年。国罗公布后，合流成定案。
      砍掉传统音，国人甚不满，瞿氏创 “北拉”⑦，重新分尖团，“北拉”受欢迎，“国罗”被冷淡。
      时髦国罗派，借助于政权，“北拉”被抵制，“国罗”入正典。国音“新”代“老”，字典全改变，汉字注拼音，尖音改成团。
北京音有缺，以偏来代全，尖音被砍掉，汉语成色减。三十六音节，不能入字典，五百二十字，全得尖变团。剑箭读一音，九酒不能辩，谁要分辩清，就是“说方言”，正音判死刑，谬音被宣传。
元朝是蒙古，清朝满族建，异族掌汉政，犹尊汉语言，不料现代人，语音自已砍！削足去适履，反说纠方言。如果不改辙，汉语遭摧残，贻误后代人，祖先也怨叹！
      合流七十年，典籍全改变，字典无尖音，口语仍普遍：山东到新疆，松辽到云南，文豪至文盲，老人及少年，演员说唱家，电视播音员，除去学生腔，尖音处处见。尤喜京剧界，仍然分尖团。
      尖音生命强，扎根在祖先，如今硬砍掉，语音反混乱：济南近似尖，沈阳近似团，男女和老幼，发音各有偏。女、幼多尖音，男、老多为团，尖团相杂混，听见惹人烦！
       广大北方话，尖团能分辩。诚请专门家，细心再研探。承认尖团音，益处大无边：表音更清晰，同音字数减，适应现代化，不违传统言。国家语音部，应当改定案。
      字典加尖音，有个新方案：原有舌面音，再添舌面前，声母j q x，二任全承担，其后有ì ü,音节就是尖，其后无ì ü,音节就是团。jan为舌面音（团音），jian为舌面前（尖音），基欺希自立，省掉ì上点。三十六音节，以此为示范，此用z c s ，拼读更方便。
      如果不这样，“北拉”是模范：声母zc s，齐摄拼为尖，资雌私自立，省掉舌尖前⑧。
     鄙人之陋见，专家莫齿寒，全国作调查，然后再评判，千古文明语，岂容随意砍。语音简化论，其理实有偏，细审万国语，音素再增添。汉语独简化，眼光太短浅。专家应反思，不要抱成见，讨论得真谛，益后千万年！

附注：
①尖音——古精系字齐摄呼的读音，现代学者又称之为z c s的细音。如：尖、千、仙的读音为zian、cian、sian。不过，z c s的发音是舌尖抵下齿背。

②团音——古代见系字齐摄呼的读音，现代叫做舌面音，如：坚、牵、掀的读音为jian、qian、xian。

③尖音舌面化——又叫尖团合流，就是把尖音字改为团音，即把ì、ü前的舌尖音声母z、c、s改为舌面音声母j、q、x。如：尖、千、仙的音节由zian、cian、sian改为jian、qian、xian。

④读音统一会——1913年春天在北京召开，由学部和全国各省语文专家参加。审定了6500个字的标准读音，核定了39个音素，采定了汉字式的注音符号——老国音。

⑤京音有分歧——80年前的北京人，凡是在官场、商场、上层知识界受满语影响重的，大多尖音舌面化；凡是受满语影响轻的家庭妇女、偏僻胡同的平民仍能分尖团。

⑥数人会——“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的骨干，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于1926年议定出《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

⑦北拉——《北方话拉丁新文字》的简称，1929-1931年，瞿秋白在苏联汉学家帮助下创立，虽遭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和国罗派学者抵制，但在民间广为传习和应用。

⑧舌尖前——舌尖前元音[ ]。“北拉”新文字里z c s自成音节，省掉了舌尖前元音[ ]。

虎子

来源：北大中文       

    1923年8月，“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会议，按照“国罗派”学者的单方面的意见，修改了“老国音”，合并了尖团，取消了尖音。八十年来，“新音派”（国罗派及其继承人）学者都为此大唱赞歌，认为是汉语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老音派”学者和广大北方话社区特别是中原地区的老年人却对此痛心疾首，以为是谬种流传，践踏汉语,让炎黄子孙“咬舌子”；推普以来北方话社区的各级各类学校时时在纠正学生“分尖团的语病”，而以京剧界为代表的多种戏曲界“至今讲究尖团音的区别”。在尖团音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尖团合流是不是汉语发展的必然规律，有没有人为的因素？以尖团合流的语音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是否科学，对民族共同语的完善和发展有利还是有弊？对此类问题有必要作一番认真的讨论，让国人了解其来龙去脉,分清良莠之后，再决定弃取，才是完善民族共同语的正确途经。而自推普以来，中国的语言学界把尖团音等有观点分歧的问题当成“敏感”的问题，不准学界讨论，只准批判“分尖团的方言”，不准说分尖团有理。如此推行愚民政策和语言学理论霸权，不但阻碍了语言学的完善和发展，也阻碍了民族共同语的完善和发展。区别尖团与合并尖团的两种观点和方案，究竟谁是谁非，谁代表着民族共同语发展的方向，谁应当成为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笔者愿冒天下大不韪作一番剖析，以引起学界的历史反思，尽快纠正尖团合流的语音偏差，挽救濒临毁灭的民族语音的优秀成分。笔者的观点陈述如下：               

壹、区别尖团音是民族语言的传统

    区别尖团音是汉语的传统，不论是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以前），汉语北方话的大众语音大都是分尖团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早在造字时代，汉语就区别尖团音，这从上古字书中的直音注音和尖音字与团音字的谐声偏旁丝毫不乱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自从东汉末年有了反切注音的方法，尖团音的区别就更加明显，凡是见系齐撮呼的读音就是团音，凡是精系齐撮呼的读音就是尖音，从切脚上字看得明明白白，例如:团音字“剑”用居欠切（jian）,“九”用己有切（jiu），而尖音字“箭”用子贱切（zian） ,“酒”用子有切(ziu)。自此一千八百年来，凡用反切注音的字书、韵书无不分尖团。较早的如梁的《玉篇》，较晚的如清的《康熙字典》,民国时的《中华大字典》。不仅传统的字书分尖团，就是学界普遍承认的反映北方话（包括北京话）实际语音的字书、韵书也都是分尖团的，如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明代兰茂的《韵略易通》、徐孝的《等韵图经》、叶秉敬的《韵表》，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陈廷敬的《字母切韵要法》、无名氏的《圆音正考》、李光第的《音韵阐微》、贾存仁的《等韵精要》、高静亭的《正音撮要》、张象津的《等韵简明指掌图》等。又不止中国人的字书、韵书分尖团，就是反映清代官话语音的外国人的字书、韵书也是分尖团。一如朝鲜人的《伍伦全备谚解》、《汉清文鉴》、《译语类解补》、《重刊老乞大谚解》等书中标注的汉字字音分尖团。二如清末西洋人的“威妥玛拼音方案”和“邮政式拼音方案”（1906年制定，国际上使用到1977年）也是分尖团。最重要的是现代人制定的两套拼音方案仍然分尖团：一是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法定标准音——“国音”里分尖团，二是1929年共产党人瞿秋白创立的反映“北方话大众语音”的“北方话拉丁新文字”（1931年公布，民间使用到1955年）里分尖团。古今中外的字书、韵书和拼音方案，无不证明分尖团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语音。

贰、 尖音舌面化是旗人入关带来的语病。

   既然分尖团是汉语的传统，为什么现代汉语里尖团合流了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就需要追溯尖团合流的起源。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奴隶制国家后，为了逐鹿中原，满州贵族开始学习汉语，说汉话。1644年清军入关，数量众多的以满洲旗人为主体的东北人进入北京。为了统治的需要，他们都学习和使用了汉语。满语虽被汉语所同化，但满语和汉语不属于同一语系。满语比之汉语，有两点差异：一是满语的语音成分比汉语贫乏，不但没有汉语精系齐撮呼的读音——尖音，而且平舌音（尖后-齿龈音）z c s和轻度翘舌音zh ch sh没有明显的音位区别。二是发音特点有所不同，满人的舌身后缩、舌尖上翘，发zh组声母时，变汉语的轻度翘舌音为“舌尖抵硬腭后部”的卷舌音；发z组声母时，变汉语舌尖抵下齿背为“舌尖抵上齿背”。舌尖抵下齿背发音的z c s 能自然和谐地与齐撮呼韵母拼出响亮清晰的尖音，而舌尖抵上齿背发音的z c s则难以和齐撮呼韵母相拼，即使勉强相拼，也只能拼出尖细刺耳的带儿化音味的尖音，与汉语传统的尖音大相径庭。由于满人舌身后缩、舌尖上翘这一特点，就把尖音的发音部位后移，由舌叶移到舌面前，发得近似于舌面音j q x 了（但不等同于舌面音）。这就是满人说汉话出现尖音舌面化语病的原因。清初的满洲统治者，尖音舌面化的语病非常普遍，不用说一般的八旗首领、王公贵族，即使是对汉语有专门研究的“博雅名儒、辞林硕士”也是“往往一出口而失其音”（见道光十年《乌扎拉氏文通序》）。但是清初的满洲统治者并没认识到这个语病，自认为他们说的话就是标准的官话而加以推广。雍正皇帝就曾带头在朝堂上说这样的近似于尖团合流的官话，在南方开设的“正音书院”里，定要以驻防的旗人为正音教师。清初的满州大人推行这种“洋泾帮”式的尖团合流的官话，顺者昌，逆者亡，近似于无形的“剃发令”，大有“不随本朝者，杀勿赦”的严酷。这样，满大人的尖音舌面化的语病就传染给了在官场混事的许多汉族或其他民族的官员和知识分子。凡是满洲旗人驻防、管辖、或居住的重要城市，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重，如北京、天津、太原等地；凡是满族人不去或少去的地方，如山区和农村,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就轻，或完全没有。这种尖音舌面化的程度和满州旗人影响成正比的情况在全国随处可见。满洲贵族的这种语病虽被汉族知识分子发现，但慑于异族征服者的自尊和森严的政令,谁都不敢犯颜直谏,明白指出。清初的学者傅山，只能借谈太原人的语音变异进行曲折地批评。他说：“太原人语多不正，最鄙陋恼人，吾少时听人语不过百人中一二耳，今尽尔矣，如酒为九，九为酒，见为箭，箭为见之类，不可能辨。”（见《霜红龛全集．咳唾珠玉补遗》）。民族主义十足的傅山先生的这番话，带着愤激的心情，夸张的语言，一方面批评满洲旗人的语音不正，一方面讥刺趋炎附势的官场汉人随从旗人语音的鄙陋行为。“今尽尔矣”并不是实指太原人，而是指随从旗人语音的官场汉人。清军入关九十多年后，满族知识分子才自我发现这种语病，于是在1743年（乾隆八年）专为纠正这种语病，分辨尖团音而出台了《圆音正考》，明确指出“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郡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判否泾渭，与开口、闭口，轻唇、重唇之分，有厘然其不容紊者……”但此时满人的语病早已形成，纠此语病已是困难的事情。纠此语病虽然困难，但毕竟取得了成绩，到十九世纪初，就有不少满族人能部分的分辨尖团音了。1810年高静亭依照北京官场语音编写的《正音撮要》里，尖团音半分半合的情况（齐齿呼分尖团，撮口呼不分）就反映了满大人的语音正在向分尖团的方向发展。1830年《乌扎拉氏文通序》对尖音舌面化语病的回顾也反映了满州贵族认识和改正尖音舌面化语病的情况。

叁、北京人的尖团音有了分与不分的分歧

      清军入关前的北京人是区别尖团音的，是和中原语音一致的。因为北京早在夏商周三代就是华夏政权的诸侯国，“北京的汉族人大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去的”，“同时又长期受到以洛阳话为标准音的共同语的影响”，“本来与黄河中心地带的其他北方话差别不是太大”（摘自唐作藩《普通话语音史话》）。清军入关以后，大量的以满州旗人为主题的尖团不分的东北人进入北京，成为新北京人，他们的语音又影响了许多在京的汉人，特别是那些投靠满州大人的在京官吏、“投充”到满州贵族门下的奴婢以及住在官街御路、王公府第或满人宅舍附近，经常和八旗子弟打交道的人，他们大都随从了满人的尖团不分。但是，那些不入官场、很少和满人打交道的人，那些住在偏僻胡同里的平民百性，尤其是那些足不出户的家庭妇女，还有以口舌为生的说书、唱戏、唱唱的“下九流”，他们仍然分尖团。这就是北京人尖团音分歧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原因。

       北京人的这种语音分歧，从清初到清末始终存在着，从民国到现代也仍然存在着，这既有史料作证明，又有活人的语音作证明。

       一、语音史料的证明
       语音史料的证明可见诸以下四个方面：
       （一）、反映清代北京音的言论和韵书：一如康熙初年《霜红龛全集》傅青主先生对太原人（借指北京满大人）尖团不分的批评；二如乾隆八年《圆音正考》对满州人分辨尖团音的要求；三如1810年高静亭《正音撮要》反映的北京官场语音中尖团音半分半合的情况；四如1830年（道光十年）《乌扎拉氏文通序》对满大人尖团不分情形的回顾。这些史料一则说明分尖团是官话北京音的正统语音，尖团合流是北京满州旗人的语病，二则说明北京人有分尖团和不分尖团的语音分歧。
       （二）、洋人字典上尖团音的矛盾：1876年，英国驻华使馆的秘书威妥玛设计的《威妥玛方案》里有舌尖音的两套声母，一套是tz、tz'、sz，一套是ts、ts'、ss，一套拼精系洪音，一套拼精系细音，表明《威妥玛方案》是分尖团的。但是英国公使多和尖音舌面化的满大人交往，受满大人语音的影响，把满大人的语音当成了官话标准音，即Mandarin。1892年翟理斯就修改了《威妥玛方案》，尖音字的声母不用ts、ts'、ss而改用了chi、ch'i、hsi（相当于舌面音j、q、x）（见1892年初版的《华英字典》），开了汉字注音尖团合流的先河。但翟理斯尖团合流的注音方式并未得到国内和国际的公众承认，在1906年帝国邮电会议上制订的“邮政式方案”里，尖音字的声母又改为ts、ts' s。从英国人拼音方案的反复改变，也可看出北京音内部尖团音分歧的情况。
      （三）、“以京音为主”制定的“国音”分尖团：1911年清政府的“中央教育会议”就决定统一国语“以京音为主”，1912年蔡元培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也是“以京音为主”，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法定标准音——“国音”仍是“以京音为主”，仍是分尖团。在“国罗派”未崛起之前，在清末民初讨论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那一阶段，赞成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学者占多数，而赞成尖团合流的学者占少数，从这里也能看出北京人有尖团音的分歧。
       （四）、国语运动非常人物的态度：张一麟先生在担任北洋政府“读音统一会”会长时，一再强调国语标准音应以北京音为准，但他自始至终地主张分尖团，他不但积极宣传推广分尖团的“老国音”，而且极力拥护分尖团的“北方话拉丁新文字”；蔡元培先生担任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大学院院长，一直坚持以北京音为准。他虽以“南京政府大学院”的名义公布过“国语罗马字”，但他后来却极力拥护分尖团的“北拉”，而不赞成尖团合流的“国罗”。从这两位国语运动的非常人物的态度上也能看出这一点。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语音史料都说明北京人有尖团音的分歧，说北京人全部不分尖团谁也没有确绝的证锯。

  二、现代北京人的语音证明
      不但语音史料能证明北京人有尖团音的分歧，现时活着的北京人的语音更能证明北京人的语音分歧。首先看看戏曲、说唱界的语音：以京剧界为代表的北京戏剧界、曲艺界都主张分尖团。北京老一代艺人，不论是京剧、评剧、昆曲，还事大鼓、弹唱、平词，都有区别尖团音的名家，虽然许多人已经故去，但他们的录音还在。难道说说唱艺人和听众之间有天然的鸿沟吗？众所周知，任何戏曲、说唱都来自民间，活动在民间，其语音必然和它生存空间的民众的语音相一致，因为听众是上帝，你的口齿不清就不受欢迎，你说的唱的民众听不清就会“散场子”，你就生存不下去。任何以口舌说唱谋生的人，最怕听众说你口齿不清。难道说北京是另样的天下，只会产生分尖团的说唱艺人，而不会产生分尖团的听众？譬如京剧，不止演员分尖团，戏迷也分尖团。北京是京剧艺术的中心，京剧票友数以万计，他们谁都能唱段“西皮”或“二黄”，有谁不分尖团呢？不论是知名人士罗建文（国家围棋手）、刘曾复（胜友会会长），还是普通票友马凤春、苗过林，他们都清清楚楚地分尖团。以京剧界为代表的戏曲界是分尖团的，以歌坛明星为代表的说唱界也是分尖团的。北京的老中青三代歌星都能分尖团，如关牧村（北京是其第二故乡）、蔡国庆、臧天朔、崔健、黎明、老狼、雨泉、田震、李子一、章子怡等。虽然有的歌星尖团音相混甚至趋向于“女国音”（如蔡国庆、章子怡），但仍应认为是分尖团的语音，因为在尖团合流的人造“标准音”的逼迫下，人们的尖团音被扭曲，中青年人谁也做不到整齐分尖团了。也许有人认为戏剧界和歌坛都不能代表北京音，那就看看普通老百姓的发音：河南新乡大学的陈泓教授指出“北京郊县……就有明显的尖团音”（见《学界京剧界对尖团音认识的区别和辩证》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9年12月）。现代语言学家唐作藩先生说“北京西诚区多能区别尖团音”（2000年与笔者的通话纪录）。北大语音论坛的五星会员上海闲话发贴谈到：“……北京外城的汉族百姓分尖团，却被忽视，内城的满清八旗子弟不分尖团，被重视……”。易仓居士的凋查发现，北京各城区都有区别尖团音的老年人，尤其是民间只读过私塾没上过学堂的老书生、七十岁以上的文盲老太太和以说唱为生的老艺人大多区别尖团音。诸如北京戏剧院院长扬非，陶瓷绘画大师稽锡贵、把其四子常正明告上法庭的92岁老太太高金花、创老年人踢毽子吉尼斯纪录的张玉坤，基督教牧师袁相忱之妻梁惠珍……不胜枚举。即使是使用普通话的现代中青年，分尖团的也大有人在，诸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2003年11月30日报道中，北京石景山劳动争议办公室的干部付新生分尖团；同年×月×日报道的天桥区和平里民政干部马润海及在场发言的多位妇女群众分尖团；基督教“十字架”影谍上北京基督笃信者陈秀繁等人分尖团……不仅为数众多的北京人分尖团，而且许多北京人对“北京人不分尖团”的说法很不满意，曾在中原油田工作过的北京人石耕山先生（现住中原油田退休二十站），就很不服气地说：“谁说北京人不辩尖团音？我来读给你们听”（指笔者的《尖团音辨音字表》），他清清楚楚地把酒、箭等字读为尖音，把九、剑等字读为团音。
       不论是语音史料，还是方言调查，都充分证明从清初到现代的北京人在尖团音上有分与不分的两个群体，学界对北京尖团音的认识也一直存在着分歧。

虎子

肆、“国罗派”学者硬砍尖音

       既然区别尖团音是民族共同语的传统，是北方话的大众语音，既然北京音里也有尖团音的分歧，为什么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五次常年会议决议取消尖音呢？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既有时代因素和政治因素，又有方言因素和人为因素。分述如下：

     一、 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兴起和“国罗派”学者左右“国语统一筹备会”
      清末唯新变法之后，中国掀起了“文改运动”和“国语运动”两个热潮。在这相辅相成的两项改革运动中，一直存在着保守稳健派和左倾急进派的分歧，也就是中（老派）、西（新派）两派的分歧。1908年，以吴稚晖（就是后来“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会长吴敬恒）为代表的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急进派认为：汉字、汉语“野蛮”、“落后”，都必需改革，要用拼音字取代汉字，要用世界语取代汉语。这种观点遭到了学术大家张炳麟为代表的中派（老派）学者的批判。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老国音”体现了保守稳健的中派学者的意愿：字母形体是汉字笔划式，字母功用是给汉字注音而不是代替汉字；语音系统是传统的北方话，不但有24个声母，而且分尖团、有入声（声调）。左倾急进而轻视传统的西洋派学者对此并不满意，多方面挑剔非难，一方面指责汉字笔画式的注音字母不利于中文西化（拼音化），一方面指责“国音”的语音成分太繁杂，说分尖团、有入声“这种兼顾古今南北的国音是无法推广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李荣先生的《赵元任》条）。1918年，随着“打倒孔 家店”口号的提出，左倾急进思潮成为时代潮流。钱玄同发表了《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一文，赞成吴稚晖废除汉字和汉语，采用世界语的主张。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又发表文章赞成钱玄同废除汉字采用罗马字的主张。随之，“五、四”先贤们都认为“汉字不废，中国必亡”，于是在中国的语文学界掀起了国语罗马字运动。随着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兴起，凡事通晓欧文、撰文鼓吹汉字拉丁化的西派学者，诸如钱玄同、赵元任、黎锦熙、黎锦辉、汪怡、周辨明、林语堂等等就都成了时代明星。凡是倡导“国罗”有了些名气的西派学者，大多被“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成立）的主席吴稚晖（吴敬恒）和权威人士黎锦熙选进或请进“国语统一筹备会”，成为会中的主要成员。而保守稳健的中派（老派）学者通晓欧文者甚少，在“国语罗马字”面前成了蹩脚，英雄失去了用武之地，不断地受到“国罗派”的排挤，不断地有人辞朝下野。于是“国语统一筹备会”里新、老两派的人数比起了变化，新派学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老派。随之，“国语统一筹备会”被左倾急进的西洋派——“国罗派”学者所主宰，成了“国罗派”的一言堂，稳健保守的中派（老派）学者勿容置喙了。“国罗派”控制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之后，于1923年八月下旬召开了“国语同一筹备会”的第五次常年会议，一方面决议组织“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来议定取代汉字的“国语罗马字”，一方面决议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来修改“国音”，简化语音、合并尖团。

       二、国罗派简化语音、合并尖团的原因
       国罗派（激进派、西洋派、新音派）学者为什么要简化语音、合并尖团呢？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1、罗马字母的限制
       要搞“国语罗马字”就不能超越26个罗马字母。赵元任1923年发表的“国语罗马字的草稿”就规定：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赵元任的这些规定，特别是用字母表示声调的规定，严重束缚了手脚，因为要用26个罗马字母来表示汉语复杂的声、韵、调是极为困难的。既要用字母标调，又不能增添符号，26个拉丁字母怎么够用呢？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然要求尽量简化汉语的语音系统。要简化语音，去掉入声（声调），合并尖团，合并iai ai，合并舌尖、舌面二鼻音是他们的首要选择，一是因为这些语音成分在当时有所争议，二是因为不这样做就难以解决音素多而字母少的矛盾。例如入声，在近代北方话中是五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中的一个，而在南方却似辅音韵尾，有所争议；字母表调的罗马字又难以表示五个声调，由此两个原因，“国罗”里去掉了入声。合并尖团与此类似，一是在尖团音上有争议，二是字母表调的罗马字难以表示尖音。尖音的表示向来是拼音方案设计的难题，要表示尖音，只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承认“零韵母”（相对“零声母”），即承认z c s 自成音节，如“北方话拉丁新文字”里，精系洪音的资雌私用z c s 表示，精系细音（尖音）的积七西用zi ci si表示，疽蛆须用zy cy sy表示（“北拉”的y为<）。“老国音”里也是这样，资雌私用ㄗㄘㄙ表示，尖音字积七西用ㄗㄧ　ㄘㄧ　ㄙㄧ表示，疽蛆须用ㄗㄩ　ㄘㄩ　ㄙㄩ表示。第二种方法是单立一组尖音声母，如“威妥玛方案”把舌尖音分为洪、细两组——ts ts' s和tz tz' sz。用tz tz' sz拼洪音，用ts ts' ss拼细音。可是这两种表示尖音的方法“国罗”里都不能采用。一是因为“国罗”是用字母表调，不能采用“零韵母”（让z c s 自成音节）的方法；二是因为“国罗”不用送气符号，只好把“威妥玛方案”的洪、细两组舌尖音——ts、ts'、ss和tz、tz'、sz合并为一组——tz ts s。这样一来，“国语罗马字”就山穷水尽，想不出拼写尖音的办法了，就只好砍掉尖音了。假若有表示尖音的理想方法，赵元任先生很可能不放弃自己坚持过的分尖团的意见。在“限用26个拉丁字母，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不造新字母，不加符号”的严格限制下，砍尖音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这或许是“国罗派”砍尖音的主要原因。
       2、《华英字典》的影响
       崇尚西洋的“国罗派”学者，之所以胸有成竹的要用罗马字母拼音取代汉字，是因为他们深受翟利斯的《华英字典》的影响。《华英字典》里每个汉字都注有罗马字母拼音，只是还不能从拼音音节上区别声调。他们认为只要给这些拼写汉字的字母音节加上表调字母，再把有了表调字母的“拼音字”连写成单词，就能像英语那样记录语言了。1923年赵元任在《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一文中强调声调用字母拼法上的变化表示，几乎同时黎锦熙在《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一文中强调“词类连书”，表明他们具有同样的观点——在《华英字典》的基础上创造“国语罗马字”。《华英字典》成为“国罗派”“国语罗马字”的脚本，只要对比一下“国语罗马字”和《华英字典》的字母形式和语音体系就明明白白。如《华英字典》里用翘舌音的细音表示舌面音（j q x ），“国语罗马字”里也用翘舌音的细音表示舌面音（j q x ），真是也步也趋。殊不知这是极为悖谬的，完全不符合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现代学者谁不承认，舌面音（j q x ）是从见系舌根音（g k h）里腭化出来的，是舌根音（g k h）的细音？洋人不尊重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有情可原，“国罗派”的核心人物赵元任、黎锦熙也这样做实在令人遗憾。一味的崇拜西洋就会忘记传统，忘记祖宗，这可能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界的通病。“国罗派”不但违背传统照搬了洋人的字母形式，而且违背传统照搬了洋人的汉字注音。前文说过，翟利斯的《华英字典》的汉字注音多是满州皇室贵族的语音——Mandarin，是尖团合流的形式。“国罗派”未曾对北京人的语音作认真详细的调查，就把《华英字典》的尖团合流的注音形式，搬进了“国语罗马字”。
       3、汉语语音知识的缺陷
      1923年崛起的 以黎锦熙和赵元任为核心的十来位“国罗派”学者，大多是刚过“而立”之年的江南方言区的中年人，大多是欧美留学生。通晓欧文，懂些现代语言学的新知识，成为他们叱咤风云，傲视老音派、否定“老国音”的资本，而对中国历史语言学和音韵学的研究，除钱玄同、黎锦熙有些成绩之外，大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什么建树。他们又都是来自江南方言区，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又不长，既未曾做过较为全面的北方话的语音调查，又未曾做过较为全面的北京音的调查，都还不是老练成熟的学术大家。就是被学界誉为“现代汉语之父”的“国语罗马字”首席缔造者赵元任先生，虽然在“语音方面有异常的天赋”，但毕竟是初出茅庐之人。赵元任于1910年（不满十八岁）到美国去留学，主攻数学，1914年毕业后又继续留美深造，主攻物理学和哲学。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就留在美国任教，先后任物理学、哲学的讲师和教授，直到1924年才回国工作。1923年的赵元任先生，虽然有统一国语和实现汉字拉丁化的激情，但是既未曾潜心研究过汉语音韵学，又未曾做过较为全面的包括北京音在内的汉语方言的调查，怎能是通晓汉语的老练成熟的学术大家呢？不隐晦的说，他对民族共同语标准音的裁定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片面性。一如前面谈到的舌面音j q x，凡是研究过汉语音韵学的都会知道，它是见系舌根音齐撮呼的读音，是从舌根音g k h里腭化出来的，在寻不到表示它们的恰当字母的时候，用舌根音的齐撮呼来变读是最合理的，瞿秋白的“北方话拉丁新文字”的这种表示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而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里用翘舌音的齐撮呼来变读，就不符合汉语声纽分化的规律。再如尖团音的取舍，当时分尖团的人群在全国各地方言特别是在大北方话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尖团合流的语音是北京人的一部分还是全体北京人？是尖团合流代表了民族共同语发展的方向还是分尖团代表了民族共同语发展的方向？要弄清这些问题，如果没有对历史语言学的全面深入的研究，没有大规模的方言调查的资料，没有北方话社区语言学者的共同讨论，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以章炳麟、黄侃等为代表的老派学术大家历来主张分尖团，以张一麟、蔡元培、鲁迅、陈望道、瞿秋白等为代表的新派学者也主张分尖团，就是赵元任本人也赞成过“老国音”的分尖团，这些都能说明尖音不当砍。赵元任先生在1922年还积极热情的宣传分尖团的“老国音”，而1923年就转而赞成黎锦熙的尖团合流，也说明他的学术观点当时还不够成熟。年轻激进的江南“国罗派”主观武断的砍掉具有全民代表性的语音成分——尖音，并不代表他们“在语音方面有异常的天赋”，掌握了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只能说明他们对民族语音的了解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
       4、激进的时代偏见
       1923年“国语罗马字”狂热的时代，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时代，也是提倡大众语的时代。在这个激进的时代潮流中，新派学者一致认为，要启开民智就必须普及文化，要普及文化，就必须让传乘文化的汉语和汉字得到简化。汉字的简化就必须废除汉字实现拼音化，汉语的简化就必须砍掉“老国音”里的尖音、iai音、舌面鼻音等语音成分。把拼音化看成是汉字改革的唯一出路，把语音简化看成是“国语统一”和普及文化的先决条件，既是“国罗派”学者的偏见，也是激进的时代偏见。时代偏见一但形成，就不容易纠正，就必须等待时间，等到科学发展了，认识提高了，这种偏见才有可能得到纠正。“国罗派”的“汉字落后”、“汉字必亡”、“汉字必须拉丁化”的文改观点，是时代偏见。这种偏见统治了中国语文学界八十余年，直到袁晓园、徐德江的《汉字文化》问世、国家《语言文字法》公布，才将要退出历史舞台。“国罗派”的语音简化的观点也是时代的偏见，这种偏见虽然仍占着统治地位，但它也必将随着“国语罗马字”的消亡而消亡。新千年以来觉察醒悟的仁人志士越来越多了，纠此偏差已经为时不远了。
       5、“国罗派”的方言偏见
       1923年形成的国罗派（新音派），没有汉语发源地——中原地区的学者，也没有黄河流域的学者，几乎是青一色的江南学者。众所周知，汉语的南北方言是有差异的。以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地区的语音，是汉语的基础语音，是所有汉语方言、次方言的“祖音”。五千年来，中原语音的发展和完善一直走在各地方言的前面。中古前期中原语音从端、精两系声纽里分化出“舌上音”和“正齿音”（现代合为舌尖后音zh ch sh）。中古后期（学界多认为是近代）又从见系声纽里分化出舌面-中腭音j q x；从精系声纽里分化出舌叶-龈后音（尖音的声母）zi ci si。这样，汉语北方话里就增加了三组塞擦音和擦音，形成了口腔内的六组声母。这六组声母在《康熙字典》卷首的《字母切韵要法》的《十二摄韵首法》的六字诀里表现得很清楚，如：“岗张江将良穰”六个字就代表了从舌根到舌尖的六组声母：“岗”代表舌根音g k h；“张”代表“舌上音”（舌尖后音）zh ch sh；“江”代表舌面音j q x；“将”代表舌叶音（尖音声母）zi ci si；“良”代表舌尖中音d t n l；“穰”代表舌尖音z c s [z]（那时“日”母的音值近似舌尖浊塞音[z]）。但是，在长江以南的各个方言区内，声纽的分化比较慢（长城以北也是这样），中古以来分化出来的三组塞擦音和擦音——翘舌音zh ch sh、舌面音j q x、舌叶音zi ci si，有的缺一组，有的缺两组，有的甚至三组全缺，象闽语那样，仍保持上古十五音。由于江南各地三组塞擦音和擦音不齐全，有的g k h与j q x不分，zh ch sh与z c s不分，还有的j q x与zh ch sh不分，j q x与z c s不分，z c s和zi ci si不分，较为普遍的是j q x与zi ci si不分，即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尖团音的对立（北部吴语区例外）。江南“国罗派”学者，特别是主张语音简化的轴心人物黎锦熙先生，自身有这种声母不全的语音缺陷，对分尖团的语音不敏感，反映迟钝，所以他们觉察不到北京人也有分尖团的语音；同样的原因，也使他们对汉语语音的发展方向认识不清楚，没有认识到分尖团是汉语语音发展的方向，没有认识到各地方言或早或晚都要向中原“祖音”靠拢，而盲目地把满大人的尖团合流当做汉语语音发展的方向。所以，他们不赞成标准音的声母系统太复杂，尤其不赞成分尖团。
       由于以上五个方面的原因，再加上北京人的语音分歧，就促成了江南“国罗派”合并尖团音意见的形成。所以，在1923年“国罗派”学者占了统治地位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五次常年会议上，在作出议定“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决议的同时，作出了修改“老国音”，简化语音，合并尖团的决定。

虎子

伍、关于尖、团音的激烈争斗

      民族共同语标准音里是否应当分尖团是“新”、“老”国音派争论的焦点，从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五次常年会议到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的三十二年中，新、老国音派在尖团音上经历了三次激烈的争斗。其争斗情况如下：

        一、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争斗
       “国罗派”学者简化语音、合并尖团的提议虽然被“国语同一筹备会”通过，但遭到了以章炳麟为代表的许多学术大家的强烈反对，因此，用“新国音”注音的字书迟迟未能公布。1925年，国罗派的核心人物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林语堂、汪怡、刘复等六人组成了“数人会”，于1926年9月议定出了尖团合流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他们一不征求各界的意见 ，二不召开全国性的学术会议讨论，11月就以“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名义匆匆忙忙地予以公布，并在布告中说：“此后增修《国音字典》，即以校订之国语标准音拼成罗马字,添记于《注音字母》之后，教育、交通、工商各界，如遇需用罗马字时，即以此种拼音法式为标准，以昭划一而便通行”。从其公布之速，从其布告内容的武断，足见其当时的“国语统一筹备会”已经成了“国罗派”的一言堂，“国语罗马字”已被“国罗派”强行定为《国音字母》第二式了。“国罗派”学者为了增强“国罗”的法定地位，进一步压倒“老音派”，于1928年9月，又促请刚刚成立的南京政府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国罗”。对新、老学术观点一贯“兼容并包”的南京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先生在“国罗派”的再三促请下和“汉字拉丁化”左倾思潮的推动下，被动地公布了“国罗”为《国音字母》第二式。“国罗”一经大学院（教育部）公布，就算取得了法定地位。这样，“国罗派”便通过“国语罗马字”将分尖团的“老国音”改造成为尖团合流的“新国音”，于1932年以教育部法定语音的名义公布了尖团合流的“国语常用字汇”，形成了法定语音尖团合流的既成事实。

       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争斗
       坚持北方话大众语音的“老音派”，坚决抵制尖团合流的“国语罗马字”。为了适应拉丁化的时代，为了坚持分尖团的民族语音，瞿秋白等共产党人代表“老音派”的意见于“国罗”公布的第二年——1929年创立了分尖团的“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与“国罗”抗衡。这对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当权的“国罗派”来说，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当1934年中国知识界热烈宣传“北拉”的时候，国罗派学者为了维护“国罗”的法定地位，更是为了维护自身既得的名誉和地位，便极力诋毁“北拉”，攻击“北拉”的分尖团是“国语不同一主义”，认定“他们那一套‘拉丁化的中国字母’是绝对的不使用”，断言“新文字只有一种‘国语罗马字’”（见黎锦熙《国语‘不’同一主义》1934年北京《文化与教育旬刊》第二十一期）。以黎锦熙为轴心的“国罗派”学者不但大搞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甚至还常常不是争论学术问题而是掺杂着政治和党派问题”（见吴玉章的讲话）。1934年，正当国民党反苏剿共登峰造极的时候，黎锦熙发表《国语运动史纲》，污蔑“北拉”是“苏联人越俎代庖”，以激起国民党政府对“北拉”的仇视。他们不惜借助国民党“白色恐怖”的行政手段来封锁禁止“北拉”，欲置“北拉”于死地，欲置“北拉”的创始人于死地，成为毛泽东怒斥的反对“北拉”的“新老顽固党”（见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写给蔡元培的信）的死硬势力。
       尽管“北拉”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禁和“国罗派”权威学者的恶毒攻击和拼死抵制，但它却深受国人的欢迎，很快传遍了神州大地。1934年，就得到了鲁迅、陶行之、陈望道、张一麟等全国各界上千名知名人士以及共产党领导人的拥护和倡导；1935年，文化界人士蔡元培、鲁迅、郭沫若、茅盾等688人又提出《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要求国民党政府推行“北拉”新文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担任北洋政府“读音统一会”会长时一再强调“国音应以北京音为准”的张一麟先生和担任过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公布过“国罗”的蔡元培先生积极热情地支持了分尖团的“北拉”。与此相反，尖团合流的“国罗”虽然获得了“法定”地位，却一直坐在“冷板凳”上无人理睬，用赵元任先生的话说“国语罗马字推行的成绩等于零”。“北位”取代“国罗”已成为众望所归。但“国罗”派学者坚持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拒不采纳“北拉”分尖团的正确主张，利用已获得的南京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种种职权，一意孤行地推行尖团合流的“国罗”音系——“新国音”，不单把分尖团的《国音字典》修改为不分尖团的《国语词典》，把全国的各种字典都该为尖团合流的注音形式，还通令全国的国民学校都必须教学尖团合流的“新国音”。就是在1938年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宣布了“北拉解冻”之后，教育部当权的“国罗派”仍然是我行我素地抵制“北拉”，一如既往的地推行尖团合流。

   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争斗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民政府时期被禁止的“北拉”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北拉新文字不但应用于东北铁路电报和海军的手旗、灯号、无线电通信，而且应用于一些课本和字典的注音、速记、索引以及外国人学习汉语方面。北拉新文字书刊的销售量猛增，单是一部用新文字注音的《四角号码新词典》，从1950年8月到1955年7月就出了42版，25万多册。“北拉”事实上已取代了“国罗”，成为注音字母的第二式。“北拉”的受欢迎，也说明全国的广大知识界是赞成分尖团的，特别是以口舌为业的说唱家更赞成分尖团。各种戏曲界，特别是京剧界，都“讲究尖团音的区别”，因为他们是从事“耳治语言”的实际家，需要用口舌去影响听众，生怕吐字不清晰，而不象那些主要从事“目治语言”的学者，舞文弄墨写写则可。建国初期的种种情势表明，纠正“国罗”的语音偏差，在共同语里恢复尖团音的区别是大有可能的。但是，新中国的语言文字机关，很快又被“国罗”派学者所掌握。新中国刚一成立，“国罗”顽固派的轴心人物、“北拉”的死敌黎锦熙先生就当上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的付主席兼拼音方案研究委员会的付主任。不久，和“国罗”派同气相求尖团不分的满族学者罗常培又当上了中国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国罗派学者在新中国的语言文字部门又占了优势，一步步掌握了“规范”语言的裁决权。从建国初到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之前，有些学者提出了重新分尖团的意见，有些学者设计了分尖团的拼音方案，但都被他们否定了，就是1952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组通过的方案，因其有24个声母、分尖团，也未逃脱被否定的命运。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到了关键时刻，尖团音的争论也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要解决民族共同语里要 不要分尖团的问题，就必须对官话区的尖团音做一番调查。而“尖团合流”早已成了“国罗顽固派”的定势思维，他们为了压服主张区别尖团音的学者，达到尖团合流的目的，就预谋策划了一次“函调尖团音”来欺骗视听。要认识“函调尖团音”的欺骗性，就必须从函调的方法、对象、结论和后果几个方面来分析：
    1、“函调尖团音”方法和对象的荒唐
    为了了解官话区方言中分不分尖团的情况以确定汉语拼音方案是否应当分尖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55年七、八月间做了一次通信调查，以县市作为调查单位，共对官话区的1279个县进行了调查。每县市发一封信，请当地文教科（或局）找生长在县城的人填调查表。调查表上有两对尖音字：前和钱、秀和绣；两对团音 字：气和器、机和基；二十对一尖一团的字：精和经、酒和九、清和轻等。把这二十四对字交互混杂地列在表上，如果填表的人认为两个字同音，就请他在中间画个等号（＝），如果认为两个字不同音，就请他在中间画个差号（×）。这样来调查尖团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认真的、合理的、公正的，但若把当时的语音现状作点分析，就会发现这是有史以来语音调查的最荒唐的一幕。
    众所周知，早在1923年“国罗派”控制的“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会议上就作出了取消尖音的决定，1926年“国语罗马字”出台以后，就否定了分尖团的“老国音”，推行“尖团合流”的“新国音”，废弃了分尖团的《国音字典》，公布了尖团合流的“国语常用字汇”和《国语词典》。三十多年来，“国罗派”一直在教育部当权，出版的一切教科书和一切字典、词典的汉字注音都不分尖团，所有学校的教师都必须教尖团合流的“国语”。凡是在官办学校里读书的学生，学的都是尖团不分的“新国音”，特别是师范的学生和老师，都受到了“国语标准音”的培训，如果让他们填表，绝不能反映方言的实际。想要真正了解各地方言分尖团的情况，就应该选择三十年来未受“国语标准音”影响的人——没上过学的文盲或者只读过私塾，没上过学堂的老书生。这一点推行了三十年“国语”的以黎锦熙为首的国罗派学者定然很清楚。正因为清楚，他们才故意选择“函调”这种不能得到尖团音实际情况的方法。为什么说“函调”不能得到尖团音实际情况呢？原因有二：其一，因为是函调，就必须找知识分子填表，这就排斥了能反映尖团音实际情况的普通老百姓，因为他们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填表绝对找不着他们。其二，让教育部门找县城驻地的知识分子填表，他们又启发引导去找师范的学生和老师，这又排斥了能反映尖团音实际情况的老派知识分子。据笔者的调查，当年所找的填表的人大多是县市驻地的师范学生和老师。这些受尖团合流的“国语标准音”培训的学生和老师，大多认为区别尖团音是方言土语，而按照字典的标音填了表。这样一来，就把许多原本分尖团的方言错报成不分尖团的方言。这有事实例子可作证明：
    笔者的家乡是山东省临沂地区，原本是分尖团的方言，而当年填表的是临沂师范的学生，他就依赖字典的标音填表，把临沂县原本分尖团的方言填成了不分尖团的方言。不单1955年的函调是这样，1957年的方言调查也是这样。受过“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培训的方言调查员冯晓先生（笔者的老师，历任苍山一中教导主任、党委书记，现已退休），在调查临沂各县的方言时，也是受指导者的启发，选择了临沂师范的学生为调查对象，结果把临沂、苍山等许多原本分尖团的县都错填成不分尖团的县。又因为方言调查员冯老先生自幼在官办学堂里上学，学的是尖团合流的“新国音”，虽出生在分尖团的方言区，但本人口语中已不分尖团，对分尖团的语音不敏感。他虽然一直在分尖团的临沂和苍山任教，但却从来没有觉察到临沂和苍山分尖团，一直认为自己报告得很正确。他在苍山一中工作了二十年以后，才发现自己的调查报告全错了（笔者亲自走访了这位调查员）。像临沂和苍山这样的颠倒事实的填表，是55年函调尖团音的特例吗？不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是各地填表的缩影。
    2、“函调尖团音”结论的荒谬
    根据一千二百多封回信，整理出尖团音调查统计表，算出了官话区域分尖团和不分尖团的百分比。分尖团的百分比如下：黑龙江0%、内蒙0%、吉林2.6%、辽宁2.2%、河北35%、山东50.4%、河南53.2%、山西4.5%、陕西39.8%、甘肃14.7%、四川3.9%、青海0%、云南7.5%、贵州1.7%、湖北5.6%、安徽0%、江苏6.8%、广西84%。总计官话区域分尖团的占20.3%，不分尖团的占79.7%。这次“函调尖团音”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认真的、合理的、公正的，调查数据是真实可靠的，但实际上，这个调查数据是极不真实的，分尖团和不分尖团的比例是完全颠倒的。笔者多年的调查发现，除了广西省的调查数据（分尖团的占84%）较为接近实际之外，其余各省都不附和实际。下面仅对山东、河南、河北、安徽四省的尖团音情况做些分析：
    一如山东省。近代人都承认，分尖团是“山东侉子”的语音特点，就连瞿秋白的“北拉新文字”的分尖团也被学界普遍地认为是依据的山东音，谁能相信49.6%的山东人不分尖团呢？笔者到过山东的许多地方，接触过本省许多县市的人。在笔者调查的几十个所谓“不分尖团”的县市里，几乎都找到了分尖团的人证，就是学界反复调查结论的不分尖团音的济南和潍坊也不例外。笔者除了走访调查和收听山东电视广播之外，还收集各县的影谍、唱片，在那些所谓“不分尖团”的县市里的戏曲演唱者（京剧、吕剧、梆子、柳子、四合、柳琴等等）和歌曲演唱者的行列里，分尖团的人占了绝对多数，完全尖团合流的老年戏曲名家和说唱名家实为罕见。可以肯定地说，山东分尖团的县市只占50.4%函调数据是绝对不真实的。
    二如河南省。河南省绝大部分地区属于古老的中原地区，既是民族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民族共同语的发源地。这里的声韵系统最完整，中古后分化出来的三组塞擦音和擦音（翘舌音zh ch sh、舌面音j q x、舌叶音zi ci si）一组也不缺。这里分尖团的县市至少在95%以上，这一点只要是敢说真话的人谁都会承认。《辞源》里有“唯河南口音尖团最分明”的字句，《中文大辞典》里也有“惟河南语尖团最清晰”的陈述，而在河南的函调表上却出现了51个县市不分尖团，几乎占了河南省的一半。笔者赴河南实地的调查发现，这是绝对不真实的，因为在这些所谓“不分尖团”的县市里，随处听到分尖团的语音，不但许多老年人分尖团，而且有许多没有文化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中青年人也能分尖团。你如果无暇去调查，听听这些县市的地方戏就能觉察到。河南是豫剧、曲剧的故乡，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几乎每个县市都有豫剧团或曲剧团，许多老演员还健在。你听听那些所谓的“不分尖团”的县市的戏曲老演员的发音，有几个是不分尖团的呢？笔者已购得了从豫东到豫西，从豫南到豫北，几十个县市的戏曲影碟，没发现一个剧组的全部演员是尖团合流的，凡是老年名家的唱段都是分尖团的。河南51县不分尖团的函调数据是绝对不可信的。        
    三如河北省。1955年的函调表上，分尖团的县市仅有50个，1957年的方言调查，分尖团的县市就增加到58个，2003年河北师院语言学系黄卫静等硕士生仅对保定市以南的县市作调查，就发现了有61个县市分尖团。更有意思的是黄卫静女士在《河北方言的尖团音分混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我们发现在不分尖团的地区，几乎所有方言点都不约而同的保留了全、泉、俊、黢、旋、宣、选等几个字的尖音。”这个调查结果发人深思：在推普已近半个世纪的今天，分尖团的方言点不但没减少反而大量增加了，这说明了什么？在不分尖团的地区都不约而同的保留了部分字的尖音，这又说明了什么？1955年的函调表上保定市以北没有一个分尖团的县市，但是笔者在廊房和香河等县寻到了许多分尖团的人。尤其是河北评剧老演员，几乎都能分尖团，不论是中国评剧院演出的《花为媒》的角色新凤霞、李忆兰、赵连喜、赵丽荣，还是锦州评剧院演出的《凤还巢》的角色刘辉、黄静波、刘红、武翠红，他们都分尖团音。他们大多是保定市以北的人，怎么能说保定市以北都不分尖团呢？河北仅有35%的县市分尖团的函调数据也是绝对不可信的。
    四如安徽省，“函调表”上安徽全省各县都是不分尖团的，分尖团的县市为0。而实际上安徽多数县市是分尖团的。笔者虽未去安徽作实地调查，间接调查也能发现。首先从地方戏曲上能够听见：一如黄梅戏，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拍成电影的《天仙配》、《女驸马》等戏中王少舫、严凤英、潘景丽、陈文明、田玉莲、王鲁明等等绝大多数演员是分尖团。《女驸马》中共有九个角色，在他们的唱段中只有张云凤（饰黄帝）分尖团不够明显，其他角色的唱段都明显的分尖团。即使是普通话已经普及了的今天，众多的黄梅戏的新秀仍然分尖团，诸如蒋建国、吴亚玲、黄新德、潘雪萍、张辉、扬敏、刘华、李文、李龙斌等不胜枚举。安徽文化音像出版社发行了一套《黄梅戏经典》的影牒，共有十六位名家的唱段，除了韩再芬、赵纯刚是“女国音”（全尖音）之外，其他人仅有少数尖团音混杂现象，大多是分尖团的。又不止黄梅戏的演员至今分尖团，安徽各地的各种地方戏曲、说唱，其演员也仍然大多数分尖团，如最近几年安徽音像出版社出版的影碟：柳琴戏《赵美荣戏嫂》、《小姨戏姐夫》、《憨子闹事》、《老少换妻》、《三千里寻母记》；泗州戏《兄妹哭爹娘》；梆子戏《吴汉杀妻》、《李天保吊孝》；淮海戏《皮秀英四告》；大鼓书《罗通扫北》；民间小调《卖饺子》、《跑四川》……举不胜举。从新闻媒体里也可以听到该省的涡阳、阳
表二、现代汉语的尖团合流表（尖团音辩音字表）


等县市众多的群众分尖团。难道说安徽这些多如繁星的分尖团的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你真的相信安徽省没有分尖团的语音吗？硬说安徽没有尖团音的学者究竟是听觉迟钝呢，还是别有用心呢？
    要把各省的情况都列举出来实在太繁琐，就凭这四省情况的分析也可窥豹一斑。这些事实都说明55年函调尖团音不能反应方言的实际，完全颠倒了分尖团和不分尖团的比例数据。其原因就在于填表人大多是接受了“新国音”的知识分子，按字典的“标准音”填的表。
    3、“函调尖团音”后果的荒唐
    函调得到的官话区域分尖团的占20.3%，不分尖团的占79.7%统计数据，尽管不切合实际，但是这个脱离实际的黑白颠倒的统计数据却成了“国罗顽固派”压服“老音派”或“北拉”派的“上方宝剑”。他们把“函调”统计表在1955年10月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广为散发，大事渲染，用这个“分尖团的方言占少数”的“事实”，来否定分尖团的意见。在这个统计数据面前，别说是一般的学者不能在坚持分尖团的意见，就是“北拉”派的权威人士吴玉璋先生也不得不放弃分尖团的意见。坚持尖团合流的“国罗派”利用“函调”打倒了“老音派”，扫清了尖团合流的障碍，于是国罗顽固派的轴心人物黎锦熙先生及其门派弟子王力先生等就可以按照他们的既定方针拟定和修改《汉语拼音方案》了，就可以在《汉语拼音方案》里搞尖团合流了。尖团合流的《汉语拼音方案》一经通过，尖团合流就被称之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区别尖团音就被称之为“方言”或“古音”；合并了尖团音的汉语，就称之为“现代汉语”，区别尖团音的汉语就称之为“古代汉语”。他们不但给尖团合流涂上了“现代汉语”、“标准音”的时髦而亮丽的色彩，而且加上了“方案组”、“文改会”、“语研所”、“国务院”、“人大”等国家政权机关的法定保护伞，真可谓“固若金汤”了。综观1955年“函调尖团音”的方法、结论和后果，不难看出，这次“函调”是坚持尖团合流的“国罗”顽固派学者欺骗视听的手段，是事先预谋的圈套。
    自1923年“国罗派”提出简化语音、合并尖团的方案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的公布，经过了以上三个阶段的激烈争斗，“国罗派”终于战胜“老音派”获得了胜利。“胜者为王败为寇”，“国罗派”学者成了天下独尊的学术大家、语言学权威，甚至被尊奉为“现代汉语之父”。他们掌握了新中国语言文字的各种大权，就可以畅行无阻地打起“现代汉语”，“规范化”、“标准音”的金子招牌简化语音、合并尖团了。

虎子

陆、分尖团和尖团合流的注音形式

     所谓尖团合流，就是把尖音字改为团音，就是把精系齐撮呼的读音改为见系齐撮呼的读音，或者说是把尖音字的声母由原来的z c s 改为j q x，如尖千先三字原属精系舌尖音，本应为zian cian s5ian，而尖团合流后就改为 jian qian xian，归并到见系舌面音里去了。为了弄清传统语音的分尖团和“国罗派”的尖团合流在注音形式的改变，下面列出两表作以对比：
   表一、传统的切音、“老国音”、邮政式拼音、北方话拉丁新文字、国语罗马字、现代汉语在尖音字（积妻西）和团音字（基期希）注音形式上的对比：

表二、现代汉语的尖团合流表（尖团音辩音字表）


柒、“国罗派”学者根除尖音的学术手段

    “国罗派”学者凭借函调尖团音的荒唐数据，第三次否定了老音派分尖团的主张，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砍掉了尖音，合并了尖团。为了根除尖音，防止尖音“复辟”，就从舌尖音z c s的发音部位和拼写方法上作文章。对其砍尖音的学术手段剖析如下：

    一、改变 z c s的发音部位
    “国罗派”学者为了根除尖音，不惜曲解发音学，改变z c s 的发音部位。汉语z c s的发音部位，本来是舌尖抵下齿背，舌叶前沿抵上齿龈成阻发音。这个发音部位既可以用活生生的现代人语音来验证，又可以从语言学资料里找证明。一如解放前出版的《最新学生字典》的“注音符号说明”：“ㄗ 读音滋，舌尖下着齿龈塞擦不送气”（举ㄗ以代表ㄘㄙ ，以下同）；再如1955年前出版的带有“北拉新文字”的《四角号码新词典》的“注音符号发音法”：“ㄗ 发音时舌叶抵住上齿龈……”。这两部字典都明确指出ㄗㄘㄙ（z c s）是舌尖抵下齿背（含齿龈），是舌尖稍后的舌叶与上齿龈成阻发音的尖后-齿龈音。        而《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后，z c s的发音部位就改为舌尖抵上齿背，如1959年出版的《学生小字典》的“拼音字母（附注音字母）发音法”：“z （ㄗ）舌尖向前伸，抵住上门牙背后，然后微微放松……”朱川先生又作了更详细的描述：“在z组发音时，z c s都存在横向凹槽（指舌面），所以舌尖都是往上翘起的”。舌尖微垂抵下齿背发音的z c s能自然和谐地与齐撮呼韵母拼出尖音音节，而舌尖上翘抵上齿背发音的z c s就难以与齐撮呼韵母相拼，即使勉强相拼，也只能拼出尖锐刺耳的带儿化音味的尖音。“国罗派”学者改变z c s 发音部位的目的，就是让人们无法拼出尖音。这是根绝尖音的手段之一。

     “国罗派”学者为了根除尖音，擅自改变了z c s 的发音部位，使z c s 的发音违背了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说其违背民族性，是因为z c s三个声母是由传统声纽精清心变来的，传统声纽精清心能与齐撮呼韵母相拼的特点足以证明其发音是舌尖微垂抵下齿背。舌尖上翘抵上齿背发音是东北满语的特点，与传统的汉语不协调。说其违背科学性，是因为舌尖抵下齿背发音比舌尖抵上齿背发音简捷省力。因为人在不发音时候的自然舌位是舌尖触及下齿背，又因为汉语的a o e i u  <六个元音的发音，甚至除了er韵母之外的所有韵母的发音，舌尖都是触及下齿背的，所以舌尖抵下齿背发z c s的音节，就简捷省力，自然顺当；如果让舌尖抵上齿背发z c s的音节，发音时舌尖有个上翘过程，发音后又有个恢复到自然舌位的过程，费时费力，很不经济，而且还会给无上齿和上齿露风的人带来不便，这是违背了科学性。说其违背大众性，是因为所有汉语社区的人们，不论是方言群体还是普通话群体，90%以上的人们z c s的音节都是舌尖抵下齿背，只有少数东北老年人、“国罗派”语言学者和少数死记“标准音”发音要领的学生，才去用舌尖抵上齿背发音，这是违背了大众性。虽然舌尖抵上齿背也能发出z c s的近似音来，听觉上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如果仔细对比两种发音舌位，就会感到舌尖抵上齿背发音与大众语音极不协调。由舌尖抵下齿背改为舌尖抵上齿背，完全违背了民族语音的传统性、科学性和大众性。

    二、改变了舌尖音z c s的拼写规则
    “国罗派”学者为了根除尖音，不仅改变了z c s 的发音部位，还改变了z c s的拼写规则。众所周知，汉语拼音的z c s是从“北拉”里移植来的，《汉语拼音方案》的前身就是“北拉”。将“北拉”的字母符号和拼写规则稍加改造，割掉“北拉”分尖团的灵魂，就变成了《汉语拼音方案》。例如，“北拉”的z c s读为洪音资雌私，zi  ci  si读为细音（尖音）绩七西，而《汉语拼音方案》规定，z c s不与齐撮呼韵母i  <相拼，规定zi  ci  si是“整体认读音节”，读为资雌私。这样一来，凡是学过汉语拼音的学生，谁也不会把zi  ci  si读为尖音绩七西了。不单一般学子不会发尖音，就是单纯凭借音标符号研究语言学的人也难于发尖音，因为音标的尖音符号是[tsi tsi5 si],而[tsi tsi5 si]又和汉语拼音的zi  ci  si相混淆，他们能凭借音标符号发尖音吗？显而易见，改变z c s的拼写规则也是“国罗派”学者根除尖音的手段。
    “国罗派”学者为了根除尖音硬性规定了z c s不与齐撮呼韵母i  <相拼，砍掉了舌叶音（尖音声母）zi  ci  si，这是人为地削减汉语的语音成分，减少汉语的音素和音位，让汉语的音位少于印欧语系的音位。自我戕害了民族语音而不自知，令人可恨又可悲！

    三、隐瞒北京人的语音分歧，曲解“女国音”
    因为现代汉语（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的，“国罗派”学者为了维护尖团合流的既定方针，就矢口否认北京人的语音分歧，死死地肯定“北京音里无尖音”，绝不承认北京人能够分尖团。其实，受满州旗人语音影响轻的北京人不但有尖音，而且分尖团（详见本文第叁部分“北京人的语音分歧”）。“国罗派”自1923年作出了取消尖音的决议之后，就一直采取自欺欺人的做法，不但掩盖北京人的语音分歧而且曲解北京人的尖音。例如“国罗派”元老黎锦熙先生，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虽然觉察到北京人有尖音，但却说是北京的女学生特有的语音现象，是北京女性群体语音的变异，把北京人的尖音叫做“女国音”。黎锦熙先生把北京人的尖音归咎于女学生，归咎于女性群体语音的变异，这种标新立异的观点便成为“国罗派”学者的表率。1940年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诸先生在翻译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时，就“女国音”现象说“北平女中学生近年有全用齿音的风气，几成一种有性别的语音了。”黎锦熙先生的女学生的“女国音”和赵元任先生的女学生的“性别语音”，居然成了北京人尖音的代名词，“女学生”成了北京人尖音的“发源地”，现代学者无不随声附和。诸如徐世荣先生的《普通话和北京土音的界限》、曹耘先生的《北京话j组声母的前化现象》、林涛先生的《普通话和北京音》、胡明扬先生的《北京话“女国音”调查》等宏论，都是异曲同工，万变不离其宗，有的说这是北京女孩子特有的语音现象，有的说这是北京家庭妇女的群体语音变异现象，有的说来自部分北京人的“土语”，有的说来自部分女性追求时尚在“装嗲”，还有的说是北京青年人故意模仿南方人的语音……说法上虽然花样翻新，但其底韵未变。谈到“女国音”的音值，大多是含糊其词，一般不是直截了当的指出其声母就是zi ci si。曹耘先生只说是舌面音声母j q x 的发音部位前移，近似于z c s ；沈炯教授俨然以学术大家的口气说：“普通话里没有女国音的地位”，“女国音未必就是z c s 那么简单。”……为了给尖团合流的错误做法辩护，“国罗派”学者及其门派传人极力曲解“女国音”。为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对“女国音”的意义、来源和发音部位作番分析：

   北京“女国音”的音值是什么呢？北京“女国音”就是传统的尖音——精系齐撮呼的读音。其声母就是舌叶-龈后音zi ci si，这是从精系舌尖音z c s中分化出来的一组独立的音位，它的音值既不等于z c s，也不等于j q x。传统的精系齿头音精清心——舌尖抵下齿背发音的z c s在和齐撮呼韵母i <相拼时，受i <的牵动而发音部位后移，成阻点由尖后-齿龈移到舌叶-齿龈后（硬腭的最前部），形成一组独立的尖音音位（这里应当强调的是，精系发音部位的后移绝不是现代学者所说的“移到舌面，变为舌面音j q x”）。这和见系舌根音分化为g k h和j q x两组声母是同样的道理。从z c s里分化出来的zi ci si这组尖音音位，明明白白地出现在清代和现代的许多字书、韵书和拼音方案上。1716年问世的《康熙字典》的《字母切韵要法》里有“精系正韵”、“精系副韵”、“见系副韵”三套声母的对立；1810年问世的描写北京音的《正音撮要》里有“正口尖音”、“撇口尖音”、“小卷唇音”三套声母的对立；1905年的“邮政式拼音方案”、1913年的“老国音”、1931年的“北拉新文字”都有这三套声母的对立。舌叶-龈后音zi  ci  si这组音位既存在于近、现代的字书中，也存在于近、现代北方话的大众语音中，它既是传统尖音的发音部位，也是现代“女国音”的发音部位。这组尖音音位被患有语音简化癖的“国罗派”学者砍掉之后，不敢承认北京人的尖音，就只好拐弯抹角地去解释“女国音”，简直是拿语音学开玩笑。

   “女国音”是怎样形成的呢？“女国音”的形成可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女性音质清晰，善于区别细微的语音，早在满人入关学汉语出现尖音舌面化语病的时侯，就有许多满族女子率先学会了发尖音。二是因为在整个清代女性不介入官场，受满大人尖音舌面化语音的影响较轻，能够保持分尖团的传统语音。三是推行尖团合流的“新国音”以来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女子上学的少，受“新国音”的影响轻，受母亲、祖母语音的影响重，仍能发尖音、分尖团，只是在新、老“国音”的交互影响下尖团音混杂不整齐了，把部分团音字也发成尖音了。不论是黎锦熙发现的“女国音”还是赵元任发现的“性别语音”，其实都是这种不整齐的尖音偏多的尖团混杂音。以上三点，就是“女国音”真正的历史来源。

    “女国音”又是怎样发展的呢？自1923年“国罗派”学者人为地规定了尖团合流之后，就迫使尖团音向两极发展。正向发展是“尖音舌面化”，发团音；逆向发展是“团音舌尖化”，发尖音。大凡上学的人，查阅字典按拼音学字音的人，都受了尖团合流的“新国音”的影响，必然发团音；大凡不上学的人，受“新国音”的影响轻，受老辈人的传统语音（尤其是家长和传艺的师傅）影响重的人，必然会保留传统的分尖团的语音。凡是能区别尖团、发尖音的人就觉得尖音清晰悦耳，得心应口，自然而然地发尖音，但在尖团合流的长期侵蚀下，又逐渐混淆了尖音和团音的界限，把许多团音字也发成了尖音，成了尖音偏多的尖团混杂音——“女国音”。在合并尖团音的前三十年间，男子上学的多，女子上学的少，“女国音”没有形成“气候”。但在近五十年来，女孩子也都陆续上学了，她们逐渐的把尖音偏多的尖团混杂音——“女国音”带进了学校。男、女生之间相互影响，“女国音”逐渐失去了性别界限，男生发“女国音”的（如歌星蔡国庆）也越来越多了，“女国音”迅速发展了（其实“女国音”本来就没有绝对的性别界限，历来分尖团、发尖音的并不都是女孩子，受传统语音影响重的男孩子也同样发尖音、分尖团，只不过比例小些罢了）。这就是现代“女国音”发展的真正原因。

   分析“女国音”的音值、来源和发展，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现代“女国音”的形成，既是受分尖团的传统语音的影响，也是“国罗派”尖团合流的“人造标准音”逼迫下的扭曲。因为尖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民族语音里固有的。尖音和团音都是老祖宗世代口耳相传的语音，想消灭尖音并不那么容易。你不是要求“尖团合流”吗？你能把尖音发成团音，我也能把团音发成尖音。这里有两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作证明：一如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著名演员王少舫和严凤英等人，在推广普通话之前演的《天仙配》里是清清楚楚分尖团的，而在推广普通话之后演的《牛郎和织女》里，不单是严凤英变成了“女国音”，就是王少舫也同样变成“女国音”——把团音字也发成尖音了。二如歌坛明星李谷一，本来能够分尖团，而在标准音胁迫下又不得不合流。她唱《妹妹找哥泪花流》一歌，起初用了全团音（见电影《小花》），而后来又用了全尖音——“女国音”（见河北音像出版社出版的歌碟《南泥湾》李谷一专集）。由此二例足以看出，现代“女国音”就是分尖团的语音在“人造标准音”胁迫下的扭曲。尖团合流如不丢失尖音zi ci si，就得丢失团音j q x，二者必居其一。“女国音”和“国罗派”唱对台，丢掉的不是zi ci si，而是j q x，真是可悲又可喜！        发尖音的人数增加了，“标准音”受到了冲击，“法不治众”了，因此“女国音”迅速发展，全国蔓延，就连原本不分尖团的东北满蒙地区也新产生了“女国音”（尖音）。“国罗派”学者一直在隐瞒北京人的语音分歧，曲解北京“女国音”，黎锦熙和赵元任是这样，他们的门传弟子更是这样。这种隐瞒和曲解，在改革开放以前确实起作用，因为媒体落后、信息闭塞，各省各地的人很少听到北京人的声音，但现在不同了，媒体先进了，交流增加了，各省各地的人都能听到北京人的声音了。人们不但能听到北京人的尖音很普遍，还能听到为数众多的北京老年人分尖团。在隐瞒和曲解日异无力的情况下，就必须加强行政手段和语言学理论霸权，把尖团音等当成违禁的“敏感”的问题，任何刊物、任何论坛都不能说北京人有尖音，更不能说北京能区别尖团音。你要说北京人有尖团音，或者说汉语应当分尖团，你就会被戴上“历史的反动”、“给普通话制造知识混乱”、“参加了一种大合唱”、“想捞稻草”等等的大帽子，你就没有立足之地。在这种语音专政的政策下，学术界结成了“庸庸向卫的铁壳”，打顺风旗成了最高时尚。“谣传千遍成真理”，这句俗话倒成了实话了！

虎子

八、“国罗派”维护尖团合流的语言学谬论

     “国罗派”学者为了维护尖团合流的既定“标准音”，便在语言学上大做文章，编织出“尖团合流论”、“语音简化论”、“绝对京音标准论”、等一系列歪曲汉语语音发展规律的理论。对这些歪理邪说有必要逐条澄清：

（一）、荒谬的“尖团合流论”
    “国罗派”尖团合流论的荒谬性首先表现于歪曲“普通话”，把少数人的方言说成是民族共同语——“普通话”。这在黎锦熙、赵元任的学生王力先生的代表作《汉语史稿》里最明显。《汉语史稿》121页写道：“普通话里舌根音的舌面化，可能比舌尖音的舌面化早些，也可能是同时。在十八世纪以前，不但齐撮呼的见溪群晓匣已经变了j q x（原文是音标符号，因不便使用，故以汉拼字母代替，以下皆然），连精清从心邪也变为j q x了。”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汉语普通话早在十八世纪以前就尖团合流了。王力先生这一结论的得出，其论据只是一条注释：“清无名氏作《圆音正考》，在序里说：‘试取三十六字母审之，隶见溪群晓匣五母者属团，隶精清从心邪五母者属尖’，可见当时尖团已不分。”（见《汉语史稿》124页注释2）。众所周知，《圆音正考》是专为纠正满洲旗人尖团不分的语病而出台的，这从序言的下一句看的出来：“爰辑斯篇，凡四十八音，为字一千六百有奇。每音各标国书（满洲人称满文为国书）一字于首，团音居前，尖音居后……”此书如果是写给汉人看的，就用不着标“国书”，因为满洲大人只要求满洲子弟学满文，从不要求汉人学满文。王力先生把满洲旗人自行纠正语病的语言割来半句作为普通话不分尖团的证据，未免捉襟见肘。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结论仅用一条引用了半句话的注释作论据呢？不论是从逻辑思维上还是逻辑形式上，都显得灰白无力，态度暧昧。其实。王力先生，强说汉语普通话早在“在十八世纪以前”就尖团合流了，“连精清从心邪也变为j q x了”，旨在为给师门合并尖团音的既定标准辩护，他自己也觉得烫嘴心虚，因为在这句结论之后马上写道“舌根音的舌面化，所占方言区较广；舌尖音的舌面化所占方言区较小。在京剧界中，见系字被称为团音，认为应念j q x；精系字被称为尖音，认为应念zi ci si（原文是音标符号）”。这句话含含糊糊地告诉人们：“舌尖音的舌面化所占方言区较小”，“小”到连京剧界的北京人都不承认。众所周知，“普通话”是汉民族共同语的代名词，只有具有全民代表性的语音成分才能称得上“普通话”的语音成分，把“所占方言区较小”的连北京京剧界都不承认的尖音舌面化说成是“普通话”能站得住脚吗？“国罗派”学者把满大人尖团不分的语病说成是“普通话”，这不单是对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曲解，更是对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诬蔑！

   “国罗派”学者既然把尖音舌面化塞进了普通话，就必然要用发音学来阐释。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207页上写道：“语音的演变主要是舌头的升降和前后推移……舌头的向前移动或向后移动，要看韵母来决定。近代j q x（音标符号，下同）的形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齐撮呼的[k k5 x]从后面来，[ts ts5 s]从前面来，汇合在舌面上，因为舌面的中部正是齐撮呼的韵头[i y]的发音部位，同时也正是辅音j q x的发音部位。”他的意思是说，齐撮呼韵头[i y]的发音部位在舌面，就“决定”的把和它相拼的舌根音[k k5 x]和舌尖音[ts ts5 s]都毫无例外地拉到舌面上去，变为舌面音j q x。如果按这样的逻辑，舌尖中音d t n l也应该变为j q x，因为他们也有齐撮呼。实际上，齐撮呼韵头[i y]虽有牵动它们前面的声母向舌面移位的功能，但不是都千篇一律的移到舌面中部变为j q x，而是向它们适度靠近。诸如：舌根音g k h 受它们的牵动，发音部位前移（约3厘米）变为舌面音j q x（位置在舌面中部和硬腭中部）；舌尖音z c s 受它们的牵动，发音部位后移（约1厘米）变为舌叶音zi ci si（位置在舌叶和上齿龈后）；舌尖鼻音n受它们的牵动，发音部位后移（约2厘米）变为舌面鼻音（音标为拐右腿的n）；舌边音l受它们的牵动，发音部位也稍微后移（对比鲁和吕的发音成阻点就能觉察）。王力先生以齐撮呼的韵头[i y]的发音部位在舌面为由，强说精系细音也成为舌面音j q x，也是站不住脚的。现代学者的“尖团合流论”完全是为尖团合流的既定政策服务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        

    （二）、“语音简化论”的荒谬
    简化语音、合并尖团，是1923年国语罗马字运动中，搞汉字拼音化的以黎锦熙为轴心的“国罗派”学者提出来的，认为简化语音，不但利于“国语罗马字”的设计，而且利于“国语”的普及和推广。在任何改革大潮中，一些左倾幼稚的偏见被激进派接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不足为奇，也无可厚非。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的制定不可能一步到位，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修改和补充才能逐步完善。不可思议的是自1926年公布了尖团合流的“国语罗马字”之后，“国罗派”学者把“国罗”音系绝对化，一步步“发展了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视分尖团的意见为仇敌，为了维护继定标准音，就去为“尖团合流”辩护，就去编织“语音简化论”。而“语音简化论”歪曲了语音发展的规律，使汉语语言学误入了歧途。

       以王力为代表的第二代“国罗派”（新音派）学者，主要从浊音清化和入声消逝两个方面论证“汉语语音简单化是语音发展的一般趋势”（见《汉语史稿》207页）。“国罗派”（新音派）的第三代学者对“语音简化论”又进一步的发挥。一如朱德熙先生，就大肆夸大上古汉语声母、韵母的复杂性，说“在先秦时代塞音声母和塞擦音声母都有浊音、不送气清音和送气清音三套。鼻音声母也分清浊两套，很可能还有[kl、pl 、gl、bl 、sn、st 、sk]等形式的复辅音。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辅音韵尾除了见于现代方言（例如广州话）的[m、n、η、d、t、k]之外，还有[b、d、g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条）。又如徐世荣先生，不但津津乐道地奢谈从古到今汉语声、韵调的简化，说“从上述声、韵、调的古今变化来看，则是由繁向简，古时多分，后世多合。”尤其出格的是强调了声调的简化，说“古音四声还各分阴阳”，“调类也如声韵，是古多而今少，也是由繁向简的”（见《汉字正音字典》的序言）。新音派的第四代学者——当代中年语言学教授，“语音简化论”不单成了定势思维，而且更是畸形发展，大都把眼睛盯在各地语音的简化上。一如无为先生为了阐明“语言融合的结果往往是词汇变多，音系变简单”这一观点，列举了近几十年来成都话、西安话音系简化的许多例子（见北大语音论坛）；再如广州中山大学的麦耘教授在给笔者的信中谈到“语音简化是个大趋向。我是搞广州话的，现在广州音日益简化”；又如民族学院的黄行教授，为了阐明“语音简化”的科学性，竞拿计算机和人类语言相比较，说“计算机本身的代码只有0和1两个，信息负荷量应该说比任何自然语言都高，但却是最合理的”（给笔者的复信）。“国罗派”的“语音简化论”现已发展到荒谬至极的程度，汉语语言学出现了畸形怪胎。

      汉语语音的发展是不是越来越简化，音位和音节是不是越来越少？还是看看从古至今汉语语音发展的事实吧：

      1、声母方面： 钱大昕证明了“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即是说，中古后期的三十六字的舌上音知彻澄娘，是从上古舌头音端透定泥里分化出来的；轻唇音非敷奉微是从上古重唇音帮旁并明里分化出来的。钱大昕还说“古人多舌音，后世多变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后经章炳麟、黄侃进一步地考证，证实中古正齿音照穿床审来自上古音端、精两组声纽：照系二等来自上古齿头音精清心；照系三等来自上古舌头音端透定。由此考证，可知从上古到中古汉语声母增加了“舌上音”——今翘舌音zh ch sh和舌面鼻音（具体音值姑且不论），增加了“轻唇音”——今唇齿音f和v。从中古到近代，见精两系声母又分化：见系声纽的分化在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里，还比较模糊，舌根音g k h和舌面音j q x的分野还不十分清楚，到了明代万历年间叶秉敬著的《韵表》里才有了明确的理论阐释，“在其‘辨韵有粗圆有细尖’一条中已透露出见系分化为粗圆（“庚干公官”——开、合两呼）和细尖（“经坚扃涓——齐撮两呼）两类（见唐作藩《普通话语音史话》第43页）。也就是说，见系声母分化为舌根音g k h和舌面音j q x，直到这时才得到了理论上的承认。见系声母分化的同时，精系声母也分化。精系和见系的分化可能是同步的，分化的原因也近似，都是因为i介音 的影响。见系分化为g k h 和j q x，精系分化为z c s (资雌丝的声母)和zi ci si（尖音积七西的声母）。对于精系的分化，究境是从z c s里分化出zi ci si，还是从zi ci si里分化出z c s，学界的看法不同。王力先生是这样叙述的：“十二世纪（或稍后）ts ts s 在 i 韵的前面时，引导舌面元音 i 转化为[ ]（少点歪头的  i  ）；到了十四世纪（或稍前）……ts ts s又和 i 碰在一起，但是它不再引导 i 变为[ ]了”（见《汉语史稿》208页）。z c s 和zi ci si 谁为母音，谁为子音，究竟是 i  引导z c s 的发音部位后移，变为zi ci si，还是z c s 引导 i 的发音部位前移变为[ ]（少点歪头的  i  ）且不去分析，精组声纽因为 i 介音的作用而分化为两组，却是公认的事实。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汉语的声母，从上古到中古增加了唇齿音 f 和 v ，舌尖后音 zh ch sh ，舌面鼻音[ ]（右腿拐弯的 n）。从中古到近、现代（1923年）又增加了舌面音j q x ,舌叶音（尖音声母）zi ci si。前后共增加了12个声母。增加的这十二个声母，从黄侃的“古本音”和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老国音”的对比中也能明显地看到。黄侃的古本音共有19个声纽，如果把其中的“并”、“定”、“从”、“匣”四个浊声母归并到同音位的清音里去，那就只有15个声纽，和厦门15音近似。而“老国音”里有24个声母，又有尖音音节ㄗㄧ　ㄘㄧ　ㄙㄧ（即zi ci si），如果把尖音的声母zi ci si 也看成是独立的音位，“老国音”的声母就有27个，比古本音的15个声母正好多出12个。尽管“国罗派”学者把“老国音”的声母体系否定了，把尖音和舌面鼻音等语音成分砍掉了，但从上古到现代，汉语里增加了12个声母的事实是难以否认的。

谈到声母的增加，“国罗派”学者定然会用“浊音清化”来反驳。王力先生就以“浊音清化”作为“语音简化论”的首要依据。他说“从中古到近代，汉语普通话的声母趋向于简化。最普遍存在的一个简化规律就是浊音清化……，所有的浊音声母都变了清音……”（见《汉语史稿》110页）。认为浊音清化，汉语消失了十个浊音声母，意味着汉语语音成份的减少。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因为中古的“浊音”含义与现代的“浊音”含义并不完全相同。现代发音学的研究发现，同一音位的辅音很难有清与浊、送气与不送气、平声与仄声（尤其是去声）的三套对立。这样的对立，日耳曼语系里没有，斯拉夫语系里也没有，世界各种语系里都很难找到。南方某些方言里虽有浊音，但和同声调的清音近似，好象仅有发音轻重的区别，并没有音位的区别。浊音声母的平声字读为吐气的清音，仄声字读为不吐气的清音，有可能中古时期的北方话的音值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是古今语言学的分类方法不同，概念术语不同。这种设想不无根据，例如代表中古音系的《广韵》是在北宋初年成书，代表中古音系的三十六字母也是在北宋初年形成。《广韵》和三十六字母里的浊音的音值怎样？反映“宋初汴洛音”的《皇极经世书》里的“声音唱和图”（邵雍著），就明显地反映出，浊音声母的平声字读为吐气的清音，仄声字读为不吐气的清音。由此看来，中古的浊音，并不是独立的音位，也并不等同于南方某些方言的浊音；浊音清化，也不能认为是声母的减少。退一步说，即使是声母的减少，而减少的声母也不如增加的多。“国罗派”学者以浊音清化为由，否认语音成份的增加，断言语音成份的减少，实在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

2、韵母方面：上古音的韵母有多少，具体音值是什么？不论是清代学者还是现代学者，都还没有确绝的或令人信服的结论。韵母究竟是古多而今少，还是古少而今多？新、老音派的分歧很大，因为争论古今韵部的多少，又涉及到入声辅音韵尾的有无。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为十三部，段玉裁分为十七部，孔广森分为十八部……分部越来越多，现代学者王力先生则分为十一类二十九部。王力先生之所以分的部数最多，是因为他的二十九部里含有十一部带[p t k ]韵尾的入声韵。就是王力先生的二十九部也并未得到诸如朱德熙、徐世荣等“语音简化论”狂热鼓吹者的认可。他们认为上古的入声韵尾不但有[d、t、k]，还有[b、d、g ]，“所有的音节都以辅音收尾，没有开音节”。而笔者则认为上古的入声有没有辅音韵尾还在于两可之间，上古的所谓入声，很可能只是一种声调而不是什么[d、t、k]甚至[b、d、g ]的辅音收尾。一是因为许多学者证明了《诗经》、《易经》等古经韵文里，入声字大多和阴声字押韵，是开音节而不是闭音节。二是因为上古汉字的谐声偏旁绝大多数是入声和阴声相通，这一点连王力先生都承认。三是许多史料都证明先秦时期的古汉语音节响亮清晰，既便于歌唱，又便于远距离交谈，隔河隔山都能听得清楚，这都是闭口韵难以办到的。四是现代北方话里凡保留入声的方言，入声字的读音大多是一种开音节的声调，调值为23，近似于普通话的阳平，如药的读音为yu ， 脚的读音为ju ，雪的读音为su 。由此四点足以证明上古的入声绝不是什么辅音收尾的入声韵，而只是一种声调。既然上古入声的辅音韵尾不存在，中古入声的辅音韵尾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尽管《广韵》里入声只和阳声韵相配，但中古的韵文里，入声和阴声韵相配的也随处可见。特别是和《广韵》同一时代问世的《皇极经世书》的“声音唱和图”（邵雍著）里入声字大都和阴声字相配，是开音节。新派学者凡是认为入声有辅音韵尾的，大多是迷信了瑞典学者高本汉的学说。其实高本汉是有偏见的，把他们印欧语系的辅音韵尾强加于中国古代汉语是主观主义的，他所使用的历史比较法以及闽、粤方言的证据也未必全部可靠。当代有些学子去调查粤语的入声，并没发现有什么[d、t、k]和[b、d、g ]之类的辅音韵尾，即使闽、粤方言有入声韵尾，也不一定就等同于古代的入声。再一说，汉语的发源地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凡保留入声的方言，其入声大都是一种声调，是开音节，难道说中原地区丝毫不能保留古音？中国的现代学者都师法西洋，死死地肯定中古的入声有辅音韵尾，只怕是误入歧途。如果排除了上古和中古入声的辅音韵尾，上古和中古的韵母还会有现代汉语的三十八个（如不砍iai韵母应是三十九个）吗？现代和古代相比，在韵母方面起码增加了er韵母和儿化音，还可以说从e 里分化出o ，从eng里分化出ong（因为1913年审定的“老国音”里没有o 和 ong），汉语在从古至今的发展中，韵母也是有增无减的。

3、声调方面：徐世荣先生的“调类也如声韵，是古多而今少，也是由繁向简的”的理论绝对不可信。许多语音史料证明，上古的韵文只讲平仄，不讲四声。平、上、去、入并没形成完整的体系，《诗经》和《易经》里，入声字不但和去声字混押，而且和平声字混押。中古时期虽形成了四声体系，但又和声母的清浊搅混，韵文仍是以平仄为主，四声时有混淆。中古后期韵图的出现，才使四声更加明确。元代平声分化，打乱了入声，许多明清时代的学者依据语音现状变四声为五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明代西洋人金尼阁纪录汉语的《西孺耳目资》、清代直隶（今河北）人樊腾凤的《五方元音》等字书都反映了这种语音情况。1913年“全国读音统一会”审定的法定标准音——“老国音”明确规定了五个声调，1924年刘复的《四声实验录》指出北京音的入声与“下平（阳平）相近，却也并不全同”，也承认北京话实有五个声调。但由于入声调在各地方言的分歧很大，（如受满语影响重的东北官话区无入声，受中原语音影响重的其他官话区有入声，受东北音和中原音双重影响的北京官话虽还有入声，但调值已与中原音不同；北方官话区的入声是声调，而江南方言区的入声近似于闭音节），不易统一和推广，所以1923年“读音统一筹备会”决议取消入声，把入声字分派到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里去，又形成新的四声。现代汉语即使取消了入声，仍然有五种声调，因为增加了轻声。汉字的声调，在上古是“平、仄”二分，中古是“平、上、去、入”四分，近代是“阴、阳、上、去、入”五分，现代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轻声”五分。语音史料证明，汉语在从古到今的发展中，声调也是逐步增加的。

4、音节方面：汉语在从古至今的发展中，声、韵、调增加了，音节肯定是逐步增加的，因为声、韵、调的增加必然带来音节的增加。但要作出明确的对比又较为困难。一是由于古代和现代的语音分类方法不同，古今音节的数量不容易对比。古代使用的是等韵学，而现代使用的是音位学。在等韵学里不但把韵母分为四等，甚至把声母也分为四等，譬如，现代的一个a元音，在古代韵书里近似于四个元音。二是“现代汉语”人为地砍掉了尖音、舌面鼻音、iai 韵母和部分ei韵母音节（如gei kei zhei chei shei zei cei sei 等），使汉语失掉了五十多个音节，古今音节的数量又难以对比。几千年来音节递增的情况且不详论，单看最近50年来音节增加的实况，便可窥豹一斑：现代汉语字典上，五十年代后期增加了一个zhei音节（这边的“这”），六十年代后期增加了一个kei音节（克刂），七十年代后期增加了一个dia音节（嗲）。八十年代以来英文VCD闯进了汉语，VCD的C的音值是什么？有的发成尖音音节si (不读整体认读音节“四”)，有的发成“古音”sei，而这两个音节都是现代汉语里没有的音节，汉语里增加si 音节或sei音节又是势在必然。这些事实不都说明汉语的音节在增加吗？

       综观汉语语音从古到今的发展规律，是和人类语音的发展总规律是一致的，是从简单到丰富，从粗疏到精密，音素是逐步增加的，而不是减少的。具体的表现有以下四大规律：一是音素递增规律，即是音素逐步增多，声、韵、调的增加大于失落（前文以论，不在重复）。二是音位分布均衡规律，即是从古音中分化出来的新音音位占据了口腔和舌的闲置部位，让发音位置不论是在主动发音器官上还是在被动发音器官上的分布都趋于均衡。音素递增规律和音位分化均衡规律相辅相成，就促使汉语从舌根音g k h 里分化出舌面音j q x ，从舌尖音z c s 里分化出舌叶音（尖音的声母）zi ci si ，从舌尖中音d t 和舌尖音z c s 里分化出舌尖后音zh ch sh，从重唇音b p里分化出轻唇音f v，从舌尖鼻音n里分化出舌面鼻音[ ]（右腿拐弯的n）等。这些分化让声母均匀的分布在口腔、舌上和唇上，使口腔内的声母（不包括唇音）由上古的三组（见系舌根音g k h、端系舌头音d t n、精系齿头音z c s）变成了近、现代的六组（舌根音g k h、舌面音j q x、翘舌音zh ch sh r、舌叶音zi ci si、舌尖中音d t n l、舌尖音z c s），达到了音位科学分配的顶峰。除了以上两条使音素增加的规律之外还有两条使音素减少的规律：一条是浊音清化规律，即全浊音同化于同音位的清音，发音省力了。一条是开音节规律，即闭口韵发展为开口韵。在黄河流域的北方话中，不但假想的m韵尾和入声韵尾消逝，就连an ang 等n  ng 收尾的闭口韵也发展为开口的鼻化韵了，较之闭口韵更为响亮清晰了。综合这四条规律，可以看出汉语语音向着表音响亮、清晰、科学、精密的方向发展，是语音成分逐步增加，而决不是语音逐步减少，逐步简化与合并。

      “语音简化”的观点，本来是江南“国罗派”学者的方言偏见。如前文所叙，1923年左右了“国语统一筹备会”的以黎锦熙为轴心的“国罗派”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江南方言区的学者，他们不但自身的语音有缺陷，而且对中原“祖音”和北京方言都还未作认真全面地调查，未能掌握北方话的全部声韵系统，也就未能看清汉语语音发展的方向。他们发现部分北京人的尖音舌面化现象，就认为尖团合流是语音发展的方向，就认为语音成分的简化与合并是汉语发展的方向。他们没有认识到以洛阳音为代表的中原官话是发展最快、最完整、最成熟的声韵系统，是最具有全民族代表性的语音系统；没有认识到民族共同语发展的不平衡性，汉语的语音成分也有先进和后进之分；没有认识到某些地区在声母方面的尖团不分（j q x 和zi ci si 不分）、n l 不分、b f 不分、 i  r不分、z c s和zhi chi shi 不分、g k h和 j q x 不分、z c s 和zi ci si不分以及在韵母方面i ei 不分、ai iai 不分、en in 不分、en eng不分等等，  是因为受中原语音影响的时间短、程度轻，语音发展不完全，是暂时性的不分；没有认识到这些语音成分不完全的地区一定会向中原共同语靠近，暂时没有分化的语音成分会逐渐分化出来，暂时不能区别的语音成分会逐渐区别开来。“语音简化论”的初期阶段，只是对汉语语音发展的规律认识不清，属于幼稚和偏见，而后来逐渐变成了“国罗派”学者为简化语音、合并尖团的既定方针服务的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初，年轻、幼稚又激进的“国罗派”，对汉语、汉字的科学性认识不足，又急于实现国语统一和汉字拉丁化（国语罗马字），要求简化语音、合并尖团是有情可原的，是“立党为公?

孙兰荃

已经成为定势了.您诸位有反潮流的精神,但中国上下无人配合,也不行啊!

胡吉成

都已经是现实的东西，你去反什么案啊？！
北京语音的现实就是不分尖团的，难道要走老国音的老路吗？

gzgznone

尖团音对提高语言清晰度作用很大，全国大部分方言都分尖团音。我赞成在普通话中恢复尖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