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时代”与“双文化时代”——访语言学家周有光先生

资料员

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www.xlmz.net-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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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2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内部设立拼音方案委员会。3年后，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并在全国推行。汉语拼音已经伴随中国人走过了40多个春秋。当年的拼音方案委员会共有15人，作为唯一一位健在的成员，周有光先生可称得上是“汉语拼音之父”。96岁高龄的周先生听力欠佳，但是思维敏捷、笔耕不辍，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汉语问题有诸多思考。他拉开家中小书桌抽屉的瞬间，记者看到里面花花绿绿的软盘排列得整整齐齐。使用电脑已有15年之久的周先生说：“我经常上网。”

推广普通话，我们努力了一百年

　　华声视点：对于中国人来说，汉语就是我们的母语，这样说对吗？
　　周有光：什么是“母语”？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用英语教学。香港回归中国后，他们提倡母语教育。什么是他们的母语呢？普通话还是广东话？结果他们选择了广东话。他们用广东话作教学语言和整个中国使用普通话是不一致的。我们推广普通话现在已经往前走了一步，原来是“推广普通话”，现在是“普及普通话”。我们应该让全国所有的学校教学使用普通话，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假如用广东话教学与整个中国不一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所以，“母语”这两个字在香港有问题。“母语”在台湾更有问题。有人搞台独，搞台独的人提倡“台语”。台湾光复以后推广国语的成绩非常好。现在台湾是中国第一个省区普及国语的地方。普及有两个标准。第一，所有的学校上课都用国语；第二，所有的公共活动都用国语。台湾普及国语花了十几年工夫，已经做到了公共活动——政治的、民间的，都用国语。
　　20世纪80年代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香港台湾通航，飞机降落前，机上广播用什么语言呢？英语、日语、广东话，就是没有国语，台湾乘客就提出抗议。我认为抗议是很对的。一个国家需要共同语，如果没有共同语，这个国家的人跑到国外，见了面要用英语交流，这在国际上不是光荣的事情。我们推广普通话，有人叫国语，叫什么都没有关系，我们已经努力了一百年了。正式推广国语是从民国元年开始的，特别是1918年，公布了注音字母，规范了当时的国语，这在中国语言史上是一件大事情。现在，推广普通话还没有达到最后的目标。“母语”两个字使用起来要慎重。
　　华声视点：汉语在21世纪是否将成为使用人口最多、流通范围最广的世界第一语言？
　　周有光：汉语人口，如果把只能说方言、不能说普通话的都包括在内，汉语人口有12亿多，已经是世界第一语言了。如果只算能说普通话的，现在只有全世界12亿多华人的三分之一，就是4亿多人口，这比全世界能说英语的10亿人口少许多。中国是人口大国，经济在向上发展，普通话将在全世界华人中间普及开来，迟早要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语言。但是，这并不等于，普通话将代替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除有语文优势外，还有英美等国的文化和科技实力作为后盾。汉语要成为国际共同语，除要进行语文现代化改革外，还要进行国家的长期而全面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远大的发展工程。
　　华声视点：目前有人认为中国人使用汉语的水平在退化，您的看法是什么？
　　周有光：语文教育50年来兜了圈子，曾经当作政治课来教。现在有些小说喜欢用粗鲁的话、方言，这不是主流，主流是用普通话写小说。有人说用方言才有味儿，这是不对的。小孩子的语文教育应该使用规范化的文字。
　　华声视点：有人认为台湾的语文教学水平比大陆高，是这样吗？
　　周有光：台湾重视文言文教育，他们的日常用语是白话，公文是半文言，而我们都使用白话，我们比他们进步。


中国人需要“双语言”

　　华声视点：在全球化时代，语言的结构是什么样的？语言将面临哪些新问题？
　　周有光：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谈，全世界的语言结构有三个层次，最高一层是国际共同语。国际共同语只能有一种，不能有两种，为什么呢？这个道理跟一个国家只能有一种国语一样，否则会不方便。第二个层次是国家共同语，比如普通话是中国的共同语，标准日语是日本的共同语，英语是英国的共同语。美国没有规定国语，大家都以为英语是美国的国语，直到不久前他们有几个州才规定了英语为共同语。除此以外还有方言、少数民族语言，这是民间语言，是语言的第三个层次。现在，每个中国人都需要“双语言”。每个人生下来从母亲那里学习的语言是方言，上学用普通话或国语。我们实际上是双语生活。在社会生活中使用普通话，在同乡面前使用方言。而现代人不单单是一个国家的公民，还应该是世界公民，人的世界性活动越来越多，许许多多国际活动必须使用英语。所以是生活在两个“双语言”时代。
　　华声视点：英语为什么能成为国际共同语？
　　周有光：英语是事实上的国际共同语。它不是法律规定的。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经过了300年才成功。法语拼命和它争，又争不过，越来越失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法语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语言，是国际外交语言，但还没有达到国际共同语的标准。当时英语是没有地位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语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语言。现在国际会议都规定使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而实际上只使用英语。英语成为国际共同语，除了历史原因，还有五个条件：人口众、流通广、文化高、出版多、使用便。现在我们要走向世界，必须重视英语学习。当然，走向世界不单单是语言的问题。日本曾有人提出将英语作为“第二国语”，欧洲的一些小国家已经放弃原来的国语而使用英语教学。有些北欧国家也扫除文盲，但他们扫除的是英语的文盲。
　　华声视点：英语“文化高”如何解释？
　　周有光：英语是现代科技的主要语言，许多科技名词都是英语开头的。文化高主要表现在科技上。
　　华声视点：现在中国有些大学开始使用英语教材，您的看法如何？
　　周有光：我1923年进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除了中国文化课以外都是用英语上课的，当时我们都很反对，说是“殖民地教育”。现在看，用英语教材有好处。国外的科技先进，如果用中文教材，也要参考国外课本，先要消化，然后翻译、出版，就晚了好几年，于是我们就落后了。另外通过双语教学，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能提高。大学应该有自己选择教材的自由。
　　华声视点：周先生您懂几门语言？
　　周有光：我懂中、日、英、法四种语言。法语都快忘了，因为没有机会用。法语书一出来很快就译成英语了，所以用不到。语文是不断改变的，不用就旧了。

语文本身也在不断现代化

　　华声视点：语文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周有光：语文本身就是语文工具，语文生活就是语文应用。对语文工具进行规范化的加工就是语文本身的现代化，应用方法的不断改进也是语文的现代化。民国初年制定国语发音标准，就是最早对汉语本身的现代化加工。文体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是书面语本身的现代化。汉字从繁体改为简体，是汉字形体本身的现代化。注音方式从反切改为字母，从汉字形式字母改为国家通用字母，是注音工具本身的现代化。语文本身在不断现代化。
　　华声视点：中国在语文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
　　周有光：普通话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要进行推广。我们大陆在汉字的规范上做了很多努力，教科书、报纸、杂志都用规范的简化字。但是马路上、商品包装上有很多繁体字，乱七八糟的，也就是社会用字不规范。大陆、香港、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台湾用繁体字、注音字母、国语，香港用广东话、繁体字。于是有外国朋友问我：“我要学中文，但是我应该学哪一种呢？大陆的中文，还是台湾中文、香港中文？”他们说，你们有上千个方块字已经很难学了，还有三种不一样的中文，怎么学呢？这种情况对我们很不利。
　　华声视点：现在出现了许多外来词和新造词，有人提出“汉语的纯洁化”问题。
　　周有光：纯洁化是稳定语言，从而提高语言交际功能的基本条件。纯洁化的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不可使纯洁化阻碍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增加新词汇不可过快、过多，否则消化不良。速度快慢和数量大小，取决于文化的传统力量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汉语早已不纯洁了。语言越发达，越不纯洁。英语最发达，最不纯洁。
　　华声视点：20世纪50年代，您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汉语拼音的推广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周有光：我们当初制订拼音方案的时候，台湾那边拼命骂，有一本书里骂我是“周匪有光”。这些年客气多了，还请我去参加学术会议。1958年，拼音方案定了下来，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承认，几次国际会议都是我去参加的。欧洲很快接受了拼音方案，可美国没有采用，主要原因是美国的中文图书量大。美国国会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有70万部中文书，编目都改成拼音要花费几千万美元。直到5年前美国才决定使用。现在汉语拼音已经被全世界接受了。
　　华声视点：拼音对于汉语的重要性在哪里？
　　周有光：拼音是汉字发音的标准，需要字母记录下来。拼音学好了，在电脑上一打汉字就出来了。我们提倡分词连写，反对按字分写，例如“中国”的拼音应该是zhongguo，而不是zhong guo。因为我们讲话是以词做单位的，从实用角度看便于电脑打字。我们家的保姆小学文化程度，她学过拼音，她就会使用电脑。我提倡拼音打字，反对编码录入。我用电脑已经15年了，从来不用手稿。写手稿还要誊写，誊写完要打字坊录入，一个礼拜算快的。现在我两分钟就打出来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我使用的是双打全拼输入方法。只要学过拼音就会，可以发挥拼音的作用。现在编码录入方法已经一千多种了，一、两个礼拜就出现一种新的编码。现在市场上卖的就有三十几种。有人写文章说我们中国了不起，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编码方法，我看了哈哈大笑。很多精力都浪费了，今天已经不是编码时代了，日本早已放弃了编码，中国今天还在用编码，落后了。
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并行不悖
　　华声视点：汉字在中国文化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周有光：文字是文化的承载体，文字能记录文化，传播文化，有利于保存和发展文化。有的民族把文字作为图腾，当作神灵，加以膜拜，那是原始社会的遗风，这在中国早已淡化了。
　　华声视点：如何在全球化中保留文化的个性？
　　周有光：我认为现在是“双文化时代”。每个国家都有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是世界性的，传统文化各国不同。个性表现在传统文化上。有句话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就是说，孔圣人是不断跟着时代前进的。这句话了不起，如果文化不改变就要旧了。两千年来，儒学一向被中国统治阶级认为是华夏文化的中流砥柱，因为儒学是稳定和发展封建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今后，儒学经过现代化改革，仍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华声视点：有人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担忧，您的观点是什么？
　　周有光：很多人把文化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认为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有三个“西方”，最早的“西方”是西域，后来是西天，最后是西欧。“东方”也有三个，一个是西亚，一个是南亚，一个是东亚。有人认为“不是东方压倒西方，就是西方压倒东方”，我认为，文化像水一样从高的地方流到低的地方。现代文化是不同的传统文化相互接触之后，经过彼此学习、提高、检验、公认而后形成的新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是并行不悖的。文/本刊记者 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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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生于江苏常州。1923年就学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主修经济。1925年因“五卅惨案”离校，改读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开始自修语言学。1927-1948年，曾任教于光华大学、江苏教育学院、浙江教育学院，任职于江苏银行和新华银行，并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和英国伦敦。1949年9月回到上海，任教于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兼任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私营业务处处长。1955年以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离休。著作有《汉字改革概论》、《中国语文的现代化》、《新语文的建设》、《世界字母简史》等20余部，论文3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