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一种死法我们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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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平静的看完了这些，不像以前会思考很多，心底波涛翻涌
或许是因为现在的自己切身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看完余虹的文章，灵魂得到久违的慰藉。。
因为和这样的人同时代而不觉得孤独，因为还有很多人选择了生活而增添了勇气。

梦的轻波

从王国维到余虹：学者以死赎自由

作者：笔力思  来源：胡同口

       公元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余虹教授在余虹从自己住宅楼的10层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跃,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余虹曾于9月13日更新最后一篇博客《一个人的百年》发出“自杀不易 活着更难”的感慨，其中写道：

     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这让人不禁想起，80年前，那个举身赴清池的神州大儒——王国维。1927年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与之心灵相通的一代文化昆仑陈寅恪，为其撰写碑文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碑文中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字，近百年来依旧只能在神州大地上空空飘荡，成为多少学人永远的梦想和心灵追求。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而悠久的民族，她在创造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同时，亦积淀了过于厚重的历史文化沉疴，而专制思想便是其最为显著的表征。封建社会的专制政体及其文化传统留给人类最大的灾难，就是扼杀人的个性思想和独立不羁的人格，通过政治强权和道德教化培养人的奴性意识，使人丧失自我。而人一旦丧失自我，失去了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剩下的就只有奴性意识了。

　　1913年，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中，把独立精神与民族精神联系起来。陈寅恪在此文中写道，求中国学术之独立“实吾民族生死一大事”。针对当时学术不能独立的现状（当今更甚），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对于学术不能独立的状况，陈寅恪十分悲愤。1929年，他在北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中写道：“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近代中国史学昆仑：陈寅恪传》）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王国维、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国学人曾为学术的自由独立做不懈的追求，他们曾发出“不自由，勿宁死”的呐喊，不少人是终其一生的努力，哪怕到最后以身殉之。

    历史常常会惊人的相似，时间走到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还在重复着昨天的悲剧。80年的光阴两头，同样的年岁时刻（王国维1877年— 1927年，余虹1957年—2007年，都是学术鼎盛时期的知天命之年），两个中国学人，以同样的方式（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告别这个让他们痛苦的世界。

     每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死，能勇敢面对死亡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但正如有人说“一切自杀都是他杀”，当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只能以死来赎自由的时候，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近一百年过去了，还没有丝毫的改观，这不能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

    时代呼啸前行，可人们生存的境遇尤其是以自由为命根子的学术研究的境遇，却原地踏步，我们能说什么呢？惟有内心深似海的悲痛。

    在神州战火凄迷的1938年，诗人艾青写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从那时到如今，这块土地为什么总让人眼里常含泪水呢？

　    希望不再有下一个王国维／余虹。

梦的轻波

安息吧！我最尊重与最亲爱的老师

作者：徐旭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266

昨天下午三点半左右，我的师兄刘光耀教授给我打来一个长途电话，他在电话中叹着长气，向我发布了一个令人感到五雷轰顶的噩耗，我和他共同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余虹于12月5日13时，突然自杀了。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我和光耀兄在上海华东师大丽娃河畔的校园里还与他见过面。那时的他，正如上面的那幅油画中的神态一模一样，非但正常，而且好极了。况且，这几年来，我与他间或还有手机短信往来。

十月初，当卓群委托我为当代艺术门户网站与即将创刊的《当代艺术》中英双语杂志搭建一个学术顾问班底之时，我在第一时间段就把余虹先生推荐给了他。接下来，我便给先生发去专信，以我个人的名义征求了他的意见，余虹非常迅速地给我回复了，回信极为简单，全文也就这么短一两句话——“徐旭，你好！谢谢你的好意。顾问委员会的事没问题。祝好！余虹”。然而，结合我给他的去信来看，余虹老师不仅接受了接受这一邀请，而且也将会慷慨支持这个即将诞生的刊物的。哪想到，就在他在“五十知天命”时，突然从自己家所在的世纪城小区10层纵身跳下，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提前结束了他在此岸世界上的人生旅行。

此消息是从北美那边王忠钦博士的方向传来的，我师兄放下了王的越洋电话之后，立即拨通了我的电话，向我转告了此一令人感到万分遗憾与无比悲痛的噩耗。

我不得不向光耀兄要一个余虹老师为何选择了自杀道路的理由，于是，光耀兄便对我说：余虹老师刚发现自己患有胃癌之病症。或许，正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受到病魔的摧残与折磨，所以才选择了体面的离开这个此岸世界的仪式吧。师兄还说：你若不敢确认这个消息的真伪的话，不妨自己在网上搜索一下。

我当然不愿相信这个冰冷无情的消息，他给我的短信，还在我的手机上保存着，他给我的电子邮件，也在我的邮箱里摆放着，他给我寄来的《艺术与归家》、《问题》等著作与出版物，也在我的书架上醒目地挺立着，他在我与他见面时那个紧紧的拥抱之后遗留在我身上的体温与气味似乎还没散去。我能接受他离开我们的这一传说吗？于是，我放下电话后，就在网络上搜索开来，得到的结果，自然是确凿照无误的，余虹先生的的确确离开我们而静悄悄地去了。据媒体报道又称：在他离去的现场。他还留下了一份遗书，遗书中他表示要把所有藏书捐赠给文学院。

从1990年春上，我有幸在桂子山上与这个国内一流的文艺学理论大家结识之后，眨眼一晃，我与他的师友情缘竟已快有二十年了。十八年里，余虹先生由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由讲师到博导级教授，由华中师大、暨南大学、海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直至2002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在不停地折腾着，这种一直处于生命与学术的活力极度高昂的状态中的无穷动式的折腾结果，则是为中国文艺学、美学与哲学等诸多领域留下了一笔笔丰富与精深的理论著述。我认识他那会儿，他才33岁，那时，站在讲台上的他却已经早已谢顶了。

1990年的这个季节，天气要比今年这个冬季寒冷得多，每周，我们都有半天时间的四节连上的余虹《海德格尔诗学》一课程，上课期间，余先生除了中途休息过一次之外，便自始至终都像一块热情燃烧着的煤块一样，由他那并不魁梧的身体内部，源源不断地向教室中的我们释放着火一样的激情，并毫不躲闪地接受着我们这些与他年岁相仿的徒儿们对他学术观点的挑战与质疑。他那光滑的头顶上沁出的晶莹的汗珠，与教室外寒冷的天气形成了一道极大的反差。

1992年，武汉地区的王广义、任戬、舒群等当代艺术家与余虹先生走到了一块，他们率先以“新历史小组”的名义开始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波普艺术实践，余虹，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充当了这拨艺术家们的理论支柱，并且还亲自参与了那一年在广州美术馆内实施的给中国当代艺术“大消毒”一行为艺术。

海德格尔之研究，既是余虹先生的学术活动的起点，也是他二十年来的所有学术活动的原点。海德格尔与海德格尔所最倾心的诗人里尔克所追求的“诗意的栖居”之理想境界，也是余虹先生所向往的人生之美好境界。余虹他于今年九月份开设在湖南报业集团旗下的门户网站上的博客中，写作了一篇纪念他攻读硕士学位时代的导师石璞先生百岁华诞的文章——《一个人的百年》，在此文中，他说道：

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尤其如此，也正因为如此，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所谓善（社会正义与神圣信仰）者非他，人的终极依靠是也。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以各种方式创建着这种善，也以各种方式摧毁着这种善。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创建了一个以家庭、家族、乡里、民间社团、宗法国家和儒家道德为社会正义的此世之善，也创建了以各种民间信仰（迷信）和道释之教为灵魂依托的彼世之善。尽管这种善并不那么善，但好歹还是一种脆弱的依靠和庇护，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于是，一个问题困绕了我：在石璞这位中国的百岁老人身上怎么也有那位美国老太太身上的阳光？那阳光从何而来？在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的百年，她靠什么全身避害且持守了生命之光？

师生俩分手毕竟有很长的时间了，自然，我与余虹先生之间的直接沟通几乎完全没有了。今天，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杀作为结束在此岸世界的人生旅程谢幕式，这种勇敢的选择之于他，我想当是有其诸多方面的作用力所促成的；其直接作用力，无疑应是他最近获悉到的身体已经被冷酷的胃癌病魔所纠缠住了这一令人深感黑暗的消息；但是，他在上面一文中所说的那段话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痕迹，即对我们这个毫无诗意的“贫乏的时代”深感厌倦与失望，或许也是一种吸引着他纵身飞向空中的一种力量。

余虹，这个具有非常诗人气质的学者身上，虽然无所眷念地走向了彼岸的终极世界，但是，由他那充满了诗人激情与短暂的一生所建构成的学术思想却依然光耀着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领域上空。选择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生活于这个糟糕的此岸世界之中，让我们的心扉向温暖的阳光所敞开，而不是伴随着被暴力与金钱所深度毒害的这个世界一起沉沦，或许，这正是余虹之死给我们的重大启示之所在。

这个冬日的午夜，我在电脑前想象着您的音容笑貌，并对着向您默默地诉说：

安息吧！我最尊重与最亲爱的老师－－余虹先生。

柴禾妞

人大博导余虹的非正常死亡:"唯美主义"致命(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2007年12月13日05:29                                                                                                                                                     
                                                                                                                                             
       余虹,这名研究福柯的学者对学生讲：“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现在他的学生领悟到，余虹讲授的福柯和他一样，都是追求完美的人，他要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进入搜狐教育 12月5日，人民大学博导余虹跳楼身亡。

　　>>>>南方周末：余虹离开，一个尼采式的时间
　　他为什么自杀？

　　这名研究福柯的学者对学生讲：“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现在他的学生领悟到，余虹讲授的福柯和他一样，都是追求完美的人，他要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高楼坠亡

　　12月5日，正午。

　　余虹登上所住小区四季青世纪城10层，一跃而下。经公安部门现场勘查认定：排除他杀，高坠身亡。
终年50岁。

　　12月8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人文楼121室设立余虹教授纪念室，纪念余虹教授。听闻噩耗，余虹生前的好友、同事、同学、学生不断从湖北、河南、四川、广州等地赶来吊唁。

　　听过余虹教授课的中文系女博士杨慧，坐在人文楼二楼的会议室内，看着余虹教授生前的影像，泪流不断。“余老师是位诗人！”

　　正在河南大学读博士后的赵志义，读博士时是余虹的大弟子。收到师弟发来导师余虹跳楼自杀的消息时，他以为搞错了，始终不相信，直到再次确认。他当天搭乘火车8日上午赶到人民大学，望着余老师背向大海的遗像，唏嘘不已。“或许很少有人能理解余老师，他这样选择，也许是快乐的。”

　　赵志义说：“你去读读余老师的书《艺术与归家》，在里面面对生死，他已经作了很深的思考，其中提到了福柯对死亡和自杀的迷恋。”

　　余虹选择自杀前，给文学院院长杨慧林写了封信。其中，他将人大的经历称为“最有意义的几年”，还表示“如果有来世，愿一起工作”。

　　8日当天，人大文学院院长杨慧林的办公室里，一整天响着低沉的音乐，会客厅沙发旁立着余虹的照片。采访中，杨慧林尽力控制着情绪，眼角却又忍不住地湿润。他不愿采用警方的专业用语“坠亡”来表述余虹老师的死，坚持在给新闻媒体的“公告”中用“辞世”这两个字。

　　非世俗的死因

　　余虹的死，引起媒体大量的报道和追问：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博导，学术生涯正值旺年，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事发后，一记者追问院长杨慧林，是不是因为文学院内部的原因？是不是受到排挤或不公正的待遇？

　　杨慧林很愤怒：“我告诉她，那些猜测根本不存在！余虹生前朋友很多，学术很好，并在遗言中说，在人大这些年是最有意义的几年。”

　　当天，在办公室，杨慧林将那名记者骂哭了。“余虹的死与一般人不一样！”

　　余虹经历过两次婚姻后过着单身的生活，儿子远在美国华盛顿大学，上有一70多岁的老母亲。

　　余虹生前的朋友、中山大学新闻系主任杨小彦回忆说，他第一次结识余虹是在武汉。当时，“觉得余虹气盛，讲话有深度。”余虹正在暨大读博士。杨小彦在文中说：“不久又认识他的第一个夫人，一个温和的女人，还有他的聪明儿子，讲话颇不饶人。我们渐次交往多起来。”

　　后来，听说余虹离婚，而且离婚需要钱。“为了这，他接了一个活，写一本《中国广告史》，对象就是广州的几家广告公司，从白马到黑马。4万稿费，一半给第一个夫人买房子。我提供了我所有的一切相关资料。”

　　余虹的弟子王长才说：“余老师肯定不是被婚姻打败的。”去年毕业时，王长才曾经历过感情上的波折，当时，余虹鼓励他说：“像我们这些做学术的人，婚姻上不会太顺利。不过，没关系，专心做事业，靠本事吃饭，个人问题不会成问题。”

　　院长杨慧林说，在遗书中，余虹提到欠朋友5万元钱的事。他将遗书转交给余虹朋友一份。

　　弟子王长才说,余虹并没有经济上的困难，“余虹曾在上海有一套房子，卖了93万，后来搬进世纪城的新家。”以前见他开一辆宝来车，后来，开一辆雪铁龙。

　　胃病对精神的侵扰

　　余虹患有胃病，自9月份来，就被胃病带来的失眠困扰。

　　院长杨慧林说：“此前，余虹通过北大医学部一名在读博士联系过很多医院，找西医，也找中医，进行过积极治疗。”他同时认为，病痛不是余虹选择自杀的直接原因，他不会被病痛打垮。

　　但是，杨慧林难过地说：“如果余虹住院进行治疗，或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他的课安排得已经很少了。”

　　余虹病后，很多学生打电话问候。在西南交通大学任教的学生王长才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给余老师家里打电话是11月23日。那天，通话大概只有一两分钟。

　　王长才说：“余老师，听说您身体不好。”

　　余虹笑了笑，声音有些微弱：“不太好。”

　　王长才寒暄了几句，担心影响老师休息，他说：“那您多注意休息！”然后挂了电话。随后，他向马师兄和一师妹了解余老师的病情。

　　马师兄回短信说：“胃炎，不是特别严重的病。”

　　师妹回短信说：“病情已基本稳定，需要静养，不希望被打扰！”

　　11月13日，余虹上海的导师到北京。余虹在同门中是尊师的楷模，但这次，他没有见导师。他说，现在不适合见人。好友崔卫平在博客中追忆说：“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此时余虹的心态无人可知。弟子赵志义说：“即使余老师遇到什么问题，也不会找人去倾诉，他想得太明白了，都是他开导我们。很少有人能达到他的精神层面。”

　　王长才想再发短信，但一直没有发，直到接到余虹老师辞世的消息。

　　王长才尝试着去理解老师辞世的原因：“他对死亡绝不会恐惧。很可能是，他强大的精神受到羸弱的身体拖累！”在弟子眼里，追求完美的余虹，绝不是被疾病打败的，他是无法忍受胃病对精神的束缚。

　　一个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几乎所有好友都这么评价余虹。

　　首都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陶东风说：“今年3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12月8日，陶东风又写了一篇悼文《再悼余虹》发布在博客上，他说：“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唯独交友不是这样。他交友很讲原则，至于其他方面则很宽容)。”

　　弟子王长才回忆说，刚上博士生一年级时，看到余老师第一眼，觉得他穿着普通、随意，在他印象里“余老师是一个可以亲近的人”。后来，王长才意识到老师的普通、随意后面并不普通。

　　“你看他穿的衣服很普通，其实，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特别适合他的气质。”王长才说，余虹之前学习过画画，审美眼光特别高。“他不随便穿衣服，也从不张扬。”

　　对此，好友陶东风说：“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和我的胡乱穿不可同日而语。”

　　对自己选定的东西，余虹非常在意。

　　在一次餐桌聚会上，余虹跟弟子们讲起一件帽子轶事。他到台北讲学，途中将自己每天戴的一顶帽子落在出租车上，发现后，他特意让当地的朋友找回来，邮寄到北京。“他特别喜欢那顶帽子，经常讲课时戴着。”弟子赵志义说。

　　余虹追求细节的完美，更多地体现在对学生论文的要求上。

　　余虹自己装修出来的房子，去过的人有一个感觉：“自然、舒服，像住过好多年似的。”

　　陶东风曾找余虹帮忙装修房子，他说：“帮助我搞装修时，余虹对细节的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不胜其烦。我是一个凑合的人，余虹不是，所以余虹生活得很累。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想必也多。”

　　心目中的死亡

　　余虹是西南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每年到该校授一个月的课。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一名学生回忆说：“今年6月份，他又来上课……谈到很多关于生死的思考。上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天他给我们谈到人大那些硕士、博士的自杀，谈到马加爵、赵承熙，谈到中西不同的爱和宽容，谈到宗教。他说，你的生命属于你。

　　余虹的讲课让那位同学颇为震惊，课后，他专门给朋友发短信说：“人大的余虹老师正在给我们谈自杀。”

　　余虹辞世后，弟子王长才在百度贴吧为导师余虹建立网上纪念堂，其中有一段录音片断：2004年2月19日余虹在课堂上讲授福柯。当时，他讲的是福柯；现在，听起来就像在讲他自己———“福柯反复地告诫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自己。”

　　“人的一生就是对自己的精心雕刻，而不是一无所知、浑浑噩噩，他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在长，越长越有味，按照他认为美的方式去长……他要对自己精雕细刻，成为一个独特的人。”

　　“福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这个人从来不会接受一种普通的、平常的快乐……这种平常的快乐什么都不是。”

　　记者 田乾峰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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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先生! 先生比我小一岁 却走了 先生比鲁迅 我比润土(老年) 衣食无忧者 摈弃了衣食 食不裹腹者为衣食拼命   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先生 我是新中国制造的文盲(因当时的推荐制度,没有上过大学) 我曾笨拙到以"吴妈,咱俩困觉"的方式求生而遭迫害 但是 我终于活过来了  因为有党的政策 和善良的人民(虽然我依然活的艰难,时时有断炊之虞)  (因为疾病和供养两个大学生)   也许先生不明白  人 首先是一个生命体 然后才是高等动物 高等就高等在需要受教育 然后用受到的教育 来回馈教育  先生也做了 可能做的也很优秀 但是 先生却走了 一大批学子 还是要进入学府 还要受到教育  我思考  也许 教育的缺失  害了先生  也可能害了许多学子  因为你们受了高等教育以后  先生舍弃生存  许多人不会生存   我强烈呼吁   初中以上学校  增加一门学科  叫做生存学 其实 你们搞学问  搞尖端科技 也是生存学范畴  但那是大的生存概念 即解决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问题  长远的生存问题  但是 每一个生命体 都要生存 尤其是社会最底层的广大的人民群众  他们受了教育以后 绝大多数 首先面对的 是自己这个个体的生存问题  祖国的教育 要面对现实  首先 要教育他们 在各种条件下 生存  努力生存 科学生存 生存的方式和生存的社会阶层 任何人都不要挑剔  但要努力进步 努力提高   如果  现今的教育  因为先生的死 和我的呼吁 教会了许多不大会生存的人  先生死的值  我努力活者 活受罪也值。

梦的轻波

悼余虹

作者：陶东风 来源：陶东风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348be01007yg1.html

2007年12月5日中午1时许，余虹从自己住宅楼的10层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跃，给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这个句号画的这么干脆，这么决绝。

余虹走了，留下了太多的悲痛、惋惜、迷惑、惊愕和茫然。

任何一个听到这个噩耗的人的第一个反映都是一样的：“真的吗？不可能！”“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我也无数次问自己，但是我知道永远没有、也不会有答案了。余虹把答案带走了。他一定认为这是他的私人事件，没有必要和他人——包括亲人和挚友——谈论。

让我在悲痛之余感到欣慰的是，这是余虹自己经过再三考虑的选择。对于这样的选择，我们尽管不赞同、不理解，但只能接收和尊重。让我们不要再去猜测“为什么”。也许有一天在那个世界遇见他的时候，他会告诉我。

每个人都是一个深渊，他人难以进入的深渊。

今年三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他说的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

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安息吧，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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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悼余虹

余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对学术、对生活、对身体的要求都近乎苛刻（唯独交友不是这样。他交友很讲原则，至于其他方面则很宽容）。

看余虹的著述，你会惊讶于他的文字的精美、干净，绝无杂质，精雕细琢又不留痕迹,就像他的穿着，干净朴素但绝对是精心选择和搭配的，和我的胡乱穿不可同日而语。他常常对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进行精心安排，家里的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物件都放在应该放的地方。在帮我搞装修时，他对于细节的这种苛求常常让我这个房主深感不安的同时也不胜其烦。我是一个凑合的人，余虹不是。所以余虹生活得很累。他要让生活模仿艺术，要按照美的理念活着，他只能很累。为了他的唯美主义和完美主义，他付出太多，得到的相必也多。

然而这个世界、这个俗世以及我们自己，本质上不可能完美。不少小说都写到唯美的主人公为了让生命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彻底“战胜”（实际上是回避）这种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离开它的寄生地，也就是自己的身体。我想这或许是余虹选择离开世界、抛弃生命（因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隶于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和身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种选择绝非他的初衷。他曾经苦苦挣扎，但最后绝望了，只好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国实现他的唯美主义理想。

余虹没有按照完美主义的原则来要求他人，但是他却用完美主义原则要求自己。

我理解和接受余虹的选择，但是却不赞同把完美主义推向极致。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就要连带接受生命和世界的种种不完美。这种接受固然是一种妥协，但不是不要理想、不再试图改造世界，更不是犬儒主义、得过且过，而是因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的一切追求、包括我们的放弃都没有意义。

爱这个世界、爱我们的生命吧，它不完美，但也是我们能够拥有的唯一的世界、唯一的生命。

梦的轻波

悼念余虹，怀念属于我们的“海德格尔的八十年代”！

――先冰说：“让我们抱团精神取暖吧”
作者：周瑟瑟  来源：周瑟瑟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f20596701007zmc.html

       站在地铁里的电梯上往地面上升，高高的电梯缓慢地升上来，我一路忍住的泪水还是涌出了枯涩的眼眶。

　　这段时间一直在忙于即将开播的央视新栏目《文明与创造》的前期事务，没有上网。中午吃饭的时候，华栋打来电话说余虹跳楼自尽了。心里一下子被什么东西卡得慌。我当即给远在武汉的先冰去电话，他是我们这波80年代一起走过来的兄弟中的老大哥，每次有事我总是找他，他说昨天就知道了，三夕老师也到了北京了。我打光炜老师的手机，关机，家里说他在上课。家新在美国。任戬的电话我没带在办公室，周细平的电话不通，他人在武汉。就这样，我带着悲伤的心情参加完下午2个多小时的选题会。开会时几次难过，不能发言。

　　兄弟，我们认识有多少年了，从88年、89年开始吧，后来你从川大到华师，我们第一次在东湖见面，你与萌萌，还有任戬、细平、三夕等人。那时我们都是那样理想的状态，生活中只有思与诗，只有海德格尔与纯粹的友情。

　　下午与你的同事通了电话，更是难过。先冰来电话说为你写首诗吧，我们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悼念你。回家的路上张执浩短信里说很难过，剑男问起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说起你与他当年谈海子诗歌的情形。一切的一切，都随风而逝。

　　我上周五还打你电话，约你出来一起吃饭。我还想请你做我策划的一套新人文丛书的顾问。现在，你却弃世而去了，兄弟，你让我不得不面对众人突然流泪，北京的风吹得我浑身打颤。

　　这些年学术界出了不少事，上海学者胡河清先生也是英年早逝，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跃窗而去，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长久的叹息。而你，也选择了从10层楼上飞身而下。徐迟先生这个我当年经常在东湖边碰到的散步老人，也是选择了从窗口跳下。

　　晚上与光炜老师联系上，他在下班回家途中，他在电话中唏嘘不已，说起你在文学院与同事们的友好关系，说起你的坦诚与直率，对你的离去也是十分的难过。他说下午见到了你的弟弟。

　　那是我们共同的八十年代，武汉，东湖，华师，武大，现在想起来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你的博学与智慧在朋友们中间出了名，那时我与江南年轻最小，你们却从没架子。我们写诗，你搞美学与海德格尔诗学研究，任戬、细平、双贵他们画画，搞先锋艺术。后来出了在国际知名的武汉新历史主义小组。

　　那段岁月现在想起来完全决定了我现在的人文情怀，没有与你们在一起的岁月，我就不是现在的我，我可能是一个彻底的沉浮在中国社会另一个阶层的中年人了。可现在，我坐在人大附近的一张桌子边，写这样伤感的文字。窗外，北三环上飞奔的车流还没有平息，而你那颗激越的心却平息了。

　　你是中国第一个研究海德格尔诗学的学者，你的成就也最大。记得那一年，好像是91年吧，我在华中师大校门口那个书店卖到你的黑皮书：《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至少有一年时间我在读那本书，每次见到你，看到你过早露出前额的可爱模样我就很激动，你从文学的角度向我们奉献了一个海德格尔，在此之前哲学家海德格尔多少对我们还是另类。虽然我亲爱的大哥是你的校友，川大西方哲学的出身，他没少让我读海德格尔与尼采、叔本华，但那时我还太小，总是不能进入，但因为你的那本《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以及后来你翻译的《海德格尔论尼采》、《海德格尔诗学文集》、《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书，对我的诗歌写作影响更直接。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就是那样的。

　　八十年代的武汉东湖似乎是全国最早的人文学术思潮发源地，长江丛刊，新历史小组，余虹、任戬、周细平、张先冰、张志扬、萌萌、张三夕、叶双贵、邱华栋、易中天、於可训、昌切、张执浩、剑男、方方、刘继明、王艾、野牛这些学者、艺术家、作家汇集在那里，就是在那样的氛围里我度过了青春年少短暂的好时光。你的遗书中说这几年人大岁月是你最好的时光，我认为华中师大桂子山、武汉那几年也是我们最好的时光。后来，你去了海南，失去了联系，张志扬老师在海南，我在人大的书店里看到你们搞的一套书，现在我的书柜里还有。绿色封皮的，很厚重但设计的朴素。90年代末我从广州到了北京，后来你也到了人大，那一年我在知春路上班，与你重新通上电话，欣喜若狂，感觉你平静多了。你对我的创作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我又重新开始写诗，你很赞同，说诗歌是我最好的文体方式，要我别太焦虑。

　　没想到，你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弃世而去。北京天气冷了，我还以为你真要去海南散散心呢。没想到你却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听说你的面部摔得很严重，兄弟呀，我尊重你的选择，上周本还可以一聚的，可是你却走了，选择北京开始降温的那一天，我黑色的风衣上风吹过全是霜降了的感觉。

　　八十年代离我们而去，海德格尔在书商手里翻印成了时尚人生读本，这个时代不需要海德格尔诗学了，不需要我们的好兄弟余虹先生了，先冰开了一家以倡导简朴、自由与行走的青年旅馆，任戬在大连教书，来北京的时间可能也不多，细平也回武汉了，双贵做了公司又教书去了，去年来京还带来了可爱的儿子与爱妻，细平与任戬老师在今日美术馆搞了一场新历史小组多年后的展览：抹平！京城美术界、文学界的大家来了不少，可以说是新历史小组的多年后的一次盛会，三夕也来了，开幕式上我没见到你，还给你打电话，但没有找到你，这些年好像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了。之后，我与细平、先冰在北京呆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深夜说起你，说起你的思想，那是黑夜赶路人遇见星光的思想。

　　今天先冰说起你暴烈之死时，沉痛地说：瑟瑟，我们要抱团精神取暖呀。

　　是的，我们都是时代遗弃的孤儿。

　　从本质上说，我们不适合于生存在这个喧哗的时代。

　　虽然你在人大受人尊重，领导与同事都对你不错，只要不涉及到学术观点，生活中你是个坦荡随和的达观之人。两次婚姻对你也构不成打击，因为你在学术上够强大了，在过去的朋友中，我一直把你看成导师式的人物。

　　突然想起先冰在80年代的东湖与喻家山之间整天陷入“人为什么会孤独”“人为什么死亡”之类终极命题，现在你的弃世而去，好像可以解读先冰当年所迷恋的“死亡哲学”了。

　　余虹之死绝对是一道哲学上的终极命题，在哲学层面，学者弃世平常而好理解。只是我明天要面对你痛苦的弟弟，我也有哥哥，我也是个做弟弟的中年人，我想伤悲在沉默中会结冰。

    今年7月份，你在参加完老师石璞先生的百岁华诞后不久，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你人生最后一篇公开文章，这样写道：“我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去年的同一天新闻系的一位女博士生跳楼自杀。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没想到，你自己却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弃世而去，兄弟呀我们只能理解你，但这太残酷了。

      著名学者陶东风教授这样说：“今年三月间，余虹在参加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开题时谈到了‘唯美主义’是一种‘致命的美’，‘难以抵抗的美。 ’他说的那么激动、那么投入、那么专注，令在场的所有人倾倒。我想，也许余虹就是为了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是的，现在回想起来，你真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否则你不会弃世而去。

　　先冰：我会带上洁白的百合去看他。我们那个年代结识的诗人、艺术家、学者朋友中，余虹先走了一步，你说要在武汉对他、萌萌做一个纪念活动，我认为应该的。

       我们博学智慧的余虹兄，永别了！留下海德格尔诗学，存在主义，珞珈山，东湖，80年代，让我们伤怀。

　　愿余虹先生安息！沉痛悼念余虹先生！

      2007年12月7日夜中关村　北三环闪着寒冷的白光

梦的轻波

好兄弟余虹
作者：崔卫平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271 博客

我是在今年甚至不久前才与余虹有更多交往。

1999年在海口见过他一面，是在好朋友耿占春的家里，他与占春也是好朋友。我向他解释了编辑《不死的海子》那本书，收了他的那篇《神·语·思》，当时没有来得及征求他的意见，听说他人在澳大利亚。他说“没事、没事”。这之前我还买过他翻译的一本书《海德格尔与尼采》。

年初遇见首师大的陶东风教授，陶先生说起余虹写了一篇关于影片《三峡好人》的文章，我请陶先生发到我的信箱里，看后击节称赞。他主要是针对《读书》杂志今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那个关于《三峡好人》的座谈，我本人也在其中，他一样指名道姓批评了我，但是我惊叹他的穿透力：

如果该座谈只保留在私下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它出现在《读书》这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公共平台上，并且座谈者都有较高的公共身份，它的是非就不是一群人私人的事了。换句话说，在《读书》上就一些严肃的话题来使行侠仗义之气和抒哥们兄弟之情是否合适？在如此之“气”与“情”的笼罩下就那些严肃的话题能谈出什么样的“理”？这种做法是否顾及到自己的公共责任？这是我要问的。

这么多年很多人的感觉都磨钝了，或者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保留着赤子一般对于事情的敏锐直觉，这令我肃然起敬。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他的 email来信，说自己正在办一个叫做《立场》的刊物，问能否有文章给他。我马上发去一篇，目的是为了交换他的这篇《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我的一位朋友办了一个网站叫做《电影杂志》，我想向这个网站推荐这篇文章。他痛快地答应了。后来与他的另一篇文章《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道，我一并推荐给了“学术中国”网站。

这之间我们应该还有一些email来往。我同时还给他的《立场》推荐了另外一篇年长者的文章，他来信说需要“关键词”和“内容提要”，我对他说那样德高望重的长者，这种习见的做法就免了吧。最后连拙作的“关键词”他也免了，我给了他一个简短的英文提要即可。
这期间给他发去一篇拙作，关于自己思想历程的那篇《经验的年代》，他看后很快回了信，大意说，如果他写出自己的精神历程，要比我的晦涩幽暗得多。我当时表示你写啊，我等着看。他应该是答应了的。

7月11日我约一些朋友在娄烨家看他那部惹是生非的影片，余虹驾车前来。其中徐友渔先生是他早就认识的，他在海南的好朋友萌萌、陈家琪、张志扬也是友渔的好朋友。看后有一个简短的讨论，他发言说我们都经历过八九事件，但不是影片中呈现的这样。

八月中旬他弟弟余明在北京“墙艺术馆”有一个画展《大地上的影子》，同时有一个讨论会，来了许多老面孔。我当时想到没有说出的是：兄弟俩的气质十分相像，他与他的弟弟互相阐释——余明看上去安静、纯粹，他的画与他这个人是一体的；而做哥哥的那位，当他运用海德格尔的语言，心灵处于同样的“思与诗” 的天空。

那天在饭桌上还知道余虹的一个业余“爱好”：他是一个讲究细节的人，于是陶东风先生、曹卫东先生的新居装修从设计到施工，就都由他操持了。曹先生说起当他出差多日回来，装修队的工人们不认主人，都说余老师让怎么样怎么样。席间频频举杯，我总是反映迟钝，但是也起身了一次，说“各位原地不动，我失散多年，今天可找到‘组织’了”（我原是学文艺理论出身），结果唯一他依旧站了起来，给我深刻印象。

我先生恰好也是一个对于细节孜孜以求的人，对装修这种事情决不怕麻烦。我回来一说，引得他很好奇。余虹来信让我们去他家看看，我们欣然答应了。大约是八月底，一个有点闷热的下午，我们与他约好在他的住所世纪城附近的餐馆见面。那是一个十分整洁的地方，显然是他认可的。吃饭时谈的什么内容全忘了，我先生记得他提到他小时候文革，在大街上目睹了杀人的场景，后来就再也不怕死亡了。饭后去了他家（我与先生心怀侦探心理，这是他不知道的），看了他为自己设计和装修的屋子，大气厚重，果然经得起推敲。

他摘下墙上挂着的那辐照片让我们看，是他拍摄的纽约的一片墓地，他说这边是熙熙攘攘、人来人往，突然一条界限划开，那边就是宁静、庄严的墓地，令人不敢相信。这副照片他此前email发给我看过，还说《南方周末》要刊登。被他装帧在相框里的照片像模像样，看上去就像大师作品。见面之前他给我短信，索要《哈维尔文集》，临走时他也送给我他的那本《艺术与归家》。这么多年钟情于海德格尔，定有他在其中想要释放的东西。他还说起过两天就要去广州，因为儿子马上要去美国留学，从广州离境，他要前往送行。提起儿子，他的口气中充满自豪感。离开时我的感觉是，这是一位有滋有味、很会生活的人，只是厨房看上去冷清了一些。

9月14日《电影杂志》网站举办纪录片放映活动，他驱车赶到今典花园，同时前来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事。他们是那天到场的最年长的也是“级别”最高的嘉宾。坐在观众席上讨论时他还举手提过一个问题，问《秉爱》的作者冯艳觉得《三峡好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

九月底我搬离小西天，临时到密云居住。走前与他通话，开玩笑说“不能将我一个人丢给密云深山里的老狼啊”，希望大家能够来玩，他痛快地说：“不会的，不会的，只要你一吆喝”。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能来。他如果愿意来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这里依山傍水，他可以尽情散步、打乒乓球，或许悲剧就不会发生。

来密云之后正好是“十一”长假，我拟了一个群发的短信：“我们家密云大锅煮出来的电视，没有中央台、地方台和北京台，光让看半岛电视台”。朋友们回信踊跃，大呼“这么酷啊”或者“密云是个多么好玩的地方啊，俺们也要去”，但唯独他回信比较拘谨：“你正好可以学英语”。这让我有点扫兴，不像他平时神采飞扬的。也许这个时候他的健康已经不佳了。

10月份在机场附近参加一个会议，才听说他病了，正在检查，本来他也是要去的。随即短信问候，他说“还好”。短信这种东西也有问题，不能直接听见声音，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感觉如何。生病是一回事，对于病的自述感觉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是我们往往会忽视的。后来得知是胃不好。同时也听说其实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是将事情看得重了。

我自己也是胃不好，这个秋天始终不舒服。也是在这个会议上，一位来自东北某出版社的女编辑建议我每天早晨喝小米粥，胃病需要养。我觉得她说得有道理，回来后即买来小米，果然一个星期大为好转。又给余虹发短信，告诉他小米的效果如何好，可以一试，他回信说“谢谢”。这差不多是我们之间最后的联系了。

住在密云这个小镇上赶集的时候，我想到要给他买一些小米送过去，因为这里的小米极香极新鲜。上周连续两天在城里活动，与先生要找个地方落脚，也想到与他联系，能否在他家过一个晚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开口。现在想来，多么应该去掉这些顾虑，直接打上门去，将他从沮丧的心理状态中拖出来！我们有时候多么犹豫不决啊，这种犹豫不决多么误事啊。

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人联系。11月13日他上海的导师来了他也没有见。这是一种典型的需要救助的心理，但是居然没有人知道，包括他本人。我们都自以为自己很强，别人也都以为我们很强，但其实人都是无比脆弱的，有些人则更加脆弱。

还没有等到我送去小米养护他的胃，他就撒手而去！当接到噩耗，我第一个反映是——这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为何就去了那个冰凉的地方！第二个感觉很奇怪，怎么就想起了许多年读过的一本叫做《纳尔其斯与歌尔德蒙》的小说，作者黑塞，其中描写一对天性迥异的修道院少年，一个为气质为黑夜的、向死的、女性的、浪漫的、艺术的，另一个为气质为日光的、理性的、清晰和禁欲的，我想到余虹属于前者。他的气质很纯于是很容易加以辨认。他至今仍然像一个少年，他最后一举是一个少年才做出的。

除了他送我的这本《艺术与归家》，我去他的博客下载了他所有贴上的二十多篇文章，准备好好看看。我要重复王小波逝世时说过的：“我们互相之间的阅读太少了。”

2007年12月7日

虎子

给余虹兄

作者：王家新  来源：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275

余虹兄，

我现在仍生活在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大学小镇。我在来美之后寄给你的照片你已看到了。现在，这里已是一个雪国。从几天前，漫天大雪就一直在下。余虹兄，这雪为你而下。只要人需要庇护，只要人们还在爱还在追问还在思念，这雪就会下下去。奥顿有一句诗是：“仰望那些我所熟悉的星星，/为了它们的眷顾，我可以走向地狱”。余虹兄，你可以安息了。

家新敬上
2007年12月11日，于美国纽约州柯盖特大学

梦的轻波

作者：任不寐 来源：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352

尊敬的牧師．師母：

主内平安！

谢谢您就余虹自杀事件的评论征求我的拙见。

我看到了一些评论，也包括基督徒的评论。我个人以为这个尺度不是很好把握，因为信仰不同，我们的评论如果缺乏“属世”的同情和悲悯，只是谈论神对生命的主权和不信者的心灵绝境，也许会引起世界的误解甚至反感。

涉及具体的生命悲剧和个人选择，不是教会不能关怀，而是需要撰文的弟兄姐妹拥有特别的细心和敏感，包括考虑死难者亲友的心理状态，以及一般读者可能有的不同反应。

这些考量不是我们在真道上妥协，而是基于爱人如己的原则在生命面前保守足够的敬畏。生命是从神来的，评论自杀事件反过来把评论者自己放到一个矛盾境地：如果我们谈论人对生命的轻率态度，这个评论本身也包含着一种轻率。

对于我个人来说，每次遭遇这样的生命悲剧或超验性的挑战，我都感到自己欲说还休。不仅是担心唐突那个生命，也是在生命本身面前充满着颤栗。此外，几十年的苟活于“异乡”的心灵经历，更赋予我一种羞愧之感，使我反而在余虹的背后充满些许赞叹。

我曾在黛玉之死上寄托过很多这种心思，但我知道，一个人实在是没有过多的权利对另外一个人的选择进行“结论性”的评断。无论是歌颂，还是悲哀，都充满着世界本身的庸俗习气和文化上的南辕北辙。钦佩者不可能选择死者的道路，这使钦佩充满者反讽。而悲哀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悲哀，这使悲哀无地自容。

的确，在这样绝决的事件中，只有神是最后论断者。所以在自杀事件中，我个人的精神出路是：上帝的归上帝，该撒的归该撒。生命归上帝，对生命事件的评论也归上帝。如果我指证余虹是该撒，这个逻辑张力置我于尴尬境地：我更是。

仅供参考。

圣诞快乐！

不寐上
2007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