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有一种死法我们很熟悉

梦的轻波

一位学者的生与死——悼念亡友余虹

作者：肖鹰  来源：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365
  
今天是2007年12月25日，好友余虹已离我们而逝20天了。20天，即使以我们短暂的人生计算，也不是一个漫长的时间，但是，它却足以让世人对“博导余虹自杀”的惊异唏嘘趋于沉寂。作为余虹生前的挚友，我虽然还不能从他与我们惨烈遽别的创痛中恢复，但难以承受的生命之痛也在不可逆流的时间中熔铸为沉静的哀伤。现在，我可以静下来追思挚友余虹，并向朋友和关注余虹的人士谈谈我的思与念。

人生，是人从生到死的一个历程，这个历程是复杂多面的。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了解和认识另一个人。在这篇短文中，我只从三个方面谈我对余虹的了解和认识：朋友余虹、学者余虹、逝者余虹。

朋友余虹

我与余虹初识，是1996年5月4日。这一天，我们俩人均作为“广东省首届十大优秀博士生”入选者参加在广州举行的表彰会。表彰会是一个只有两个小时的官方仪式，我只是因为合影的时候被安排与余虹站在一起，寒喧中得知我们都是川籍出身，所以结识。会后，各自散了，相互没有联系，有一两次碰面，但并没有进一步交流。

余虹给我的初识印象是：成熟和随意。“成熟”，是指他的言语表情中透露出的阅历的丰富和为人处事的驾轻就熟，虽然尚没有真正的交道，我明确感到他有四川人的精明干练。“随意”，主要从他的着装和举止见出，我已记不得他当天具体穿什么衣服，但可以肯定他是表彰会上“十博士生”中着装最随意的，也没有象以后一样戴那顶标志性的帽子，所以，他的过早谢顶的头颅很显眼。他讲四川方言，举止也是地道的四川乡土气派。

我与余虹真正的交往，开始于2002年他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后。因为都是四川人，又做大致相同的专业，也有共同的朋友，因此，我们就有许多交往机会，彼此很快就熟悉而且相互认同，引以为不可多得的挚友。

余虹给我的最初印象包含了“随意”，但深交之后，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真挚热忱，无论是对学术思想还是日常人生，他都真挚热忱地去对待。他的存在是一种火的存在，无论你接受还是拒绝，你都会被他灼热。去年在九华山庄关于文艺学问题的研讨会上，他义正词严地批判北京一个“XX新贵”的楼盘命名，对它的“媚贵贱民”意识表示极大愤慨。我并不认为有必要如此动情地斥责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崇富拜金”心态，但是，余虹发言时的慷慨激昂仍然震动了我，让我为自己的“司空见惯”所表现的对现实的淡漠感到不安！

对待朋友，余虹的真挚热忱是有口皆碑的。但我更具体的感受是，他总是在细节中表现出自然亲切的宽厚体贴。去年12月末，我应邀组织几位朋友去贵阳做学术交流。余虹因为正值极其繁忙，本意是不去的。但由于原定要去的其他几位朋友也因故不能去，这次活动面临“破产”，当我再次邀请他去，他就说，如果确需我去，我就去吧。结果，他去贵阳只呆了一天，在今年元旦的清晨独自乘飞机返京。临别前夕我执意要早起送他到机场，他不同意；第二天我手机定时出问题睡过了时间，醒来时他已登车出发，电话中他再次拒绝我赶去送他。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同行。

在多年交往中，余虹对朋友的宽厚相待，令我感受到那种洞悉人生的通达胸襟。在2004年春的一个北京学术会上，我恰好坐在他背后，望着他谢顶的头颅，我写了两句调侃的诗：“美啊，一轮金色的月亮 / 升起在 / 黑色的海洋上。”在用餐时，我得意地当着朋友把这两句诗念给他听，他温和地笑了笑，就如一位慈爱的兄长面对一个小弟的淘气。我本来以为，他过早谢顶，是因为遗传的自然因素；然而，在他离世后，我才知道，他的谢顶是因为一次人生大悲痛之后的几乎丧命的大病患。知道这个原因，我深感愧疚，但同时又为余虹对此所表现的宽厚胸襟震撼而生无限的敬意。

学者余虹

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余虹理解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学术研究是他生命本身的活动，而不只是求生谋利的手段。在当代中国，缺少的正是真正的学者。余虹生前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活着的，这是他在当代中国的人生意义所在。

余虹学中国文学出身，但他自我发展的学术道路主要是以西方19世纪后期以来的文学理论和美学为背景。在百余年来的西方思想家中，他特别偏爱海德格尔、尼采和福科。但在这三人中，余虹彻底认同的是海德格尔。余虹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思与诗的对话:海德格尔诗学引论》，20多年后，他的最后著作是《艺术与归家――尼采·海德格尔·福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中，余虹总结对三位哲学家的美学思想的考察，得出了“诗即自由地创建”的结论，而且指出：“然而，须留意的是，‘自由的创建’在尼采与福柯那里是‘人的创建’，对海德格尔则是‘命运的创建’，人是应命运之召而参与此一创建。相比之下，海德格尔的言谈更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因为他以一种令现代人困惑的声音讲述着反人本主义的诗性经验和生存的诗性。此外，在尼采与福科那里，自由的创建最后落实为‘权力的轮回’和‘主体的艺术’，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地创建则是‘天地人神的自由游戏’。”（P296）

如果我们完整地阅读余虹的论著，可以看到，余虹的学术踪迹实际上遍及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所有重要变动，对其中提出的重要问题，他都有论述。但是，在他留下的四部著作和数十篇论文中，我们又可清楚看到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如一条红线贯穿在他的学术思考中。他并非言必称海德格尔，但海德格尔总是如血液一样在他的胸腔中涌动，如幽灵一样在他的言说中舞蹈。在当代中国学者中，余虹的论著明显表现出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风格：第一，用高度哲学化的修辞阐释文艺现象；第二，用高度诗学化的修辞表述理论思考。这两种风格的统一，即“思与诗”的统一，也正是海德格尔的论著的基本风格。但我并不认为余虹是蓄意模仿海德格尔，或者只是通过对后者的刻苦学习获得了这种风格。在这种风格下，跳跃着一个充满了生命激情而追求自我超越的心灵。余虹和海德格尔两人的生命都是被这样一个心灵激励而在思与诗融汇的长途中不懈努力的。这种在生命核心处的共同点，是形成余虹的学术风格的根本原因，海德格尔的作用在于他的美学为余虹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

对于余虹，学问不是学术，而是对人生意义和归宿的切身地追问与实践。他近年主编两个同仁杂志，并将之分别命名为《问题》和《立场》，这两个命名最好地表明他做学问的宗旨。他通过学问之途，一则要揭示现实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所在，一则要面对其问题确立人生的正确立场：建立“自由正当的生存论关系”。在《艺术与归家》的结尾，他说：“居于生存之诗性本质的人既不是‘主人’也不是‘奴隶’，他是一种既维护他者尊严又守护自身尊严的‘自由关联者’。这种人是在‘家’的，这个‘家’就是人与他者的自由关联。”（P296）这样的学术立场，并非是海德格尔式的“归家”，海德格尔所追求的“天地人神四方聚集”的境界也并不展现为余虹所谓的“以艰难的方式探索一条彻底超越权力关系而走向自由关系的道路”。但是，余虹的确表达了他在当下中国处境中的切己追问和立场创建。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之路，是在神性瓦解的自由语境中召唤神性为无家可归的现代人建立庇护，而余虹却是在“非自由正当的生存论关系”中，追求“自由的创建”。

余虹似乎没有意识到自由与神性在海德格尔诗学中呈现出来的张力关系，而是将两者直接同一了。然而，这种同一恰使余虹的思想始终表现出一种极具诗学激情的“大风格”气质。这是余虹思想及其论著动人的力量所在。近年来，他把注意转向了当下中国的艺术现场，并开始对一些画家作深入的个案研究和美学解读。他已写了对3个画家的专论，而计划是完成对10个画家的专论。余虹的画论，是他的“大风格”学术气质的发挥和拓展，因为他总是将他阐释的画家定位在“神性”、“灵魂”和“史诗”诸观念的形而上境界中，对于他，这些画家的作品都是“大风景”。无疑他具有独特至深的艺术观察力和阐释力，但他针对这些画家及其作品的言说，更重要地是他的美学理念的“自由的创建”和对中国艺术现场的“美学的提升”。在这一点上，他的画论与海德格尔对凡·高的油画《一双农人的鞋》的“过度阐释”是异曲同工的。我相信，如果他完成关于10个画家的专论，不仅将实现他的“诗与思对话”向中国艺术现场地掘进，而且将深刻地启示中国绘画的精神转换。

逝者余虹

余虹不仅是一位将学术研究展现为自我生命活动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在生命活动中有世界的学者。我不能理解他突然自决离世，因为我认为他是有世界的。

在《艺术与归家》的序言中，余虹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是在特定的生存关系中生成的”，最基本的生存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包括人本身的自然）、人与神圣、人与他人（包括社会）的三大关系）”。（P3）这三大关系的现实展开，就构成了一个人的完整的世界。我认为，余虹是具有这样一个完整的世界的。余虹的生命经历了50年的历程，在这50年中，以1977年为界，前20年他在“政治贱民”子弟的苦难辛酸中饱受熬煎。然而，余虹没有因为社会曾经强加给他的“与生俱来”的苦难而愤世嫉俗或颓废沉沦。相反，他从自己人生的苦难和生命的伤痛中孕育了杰出的才华和无限的热爱，并将之奉献给世界。从余虹的人生，我确信生命是一个奇迹，它不屈服于遗传学和环境论的专制，而“自由地创建”着自己的灿烂世界。

余虹之所以“有世界”，不仅在于他以自己的杰出才情和高尚品格赢得了广泛的赞赏和认同，而且在于他对我们共同生存的世界怀抱着真正“关心”。海德格尔说，“关心”是“在世界中存在”的基本情态。他辞世前的一系列文章，如《我与中国》、《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一个人的百年》和《＜三峡好人＞有那么好吗？》等，都是在强烈而深刻地表达着他对现实的关心；而在相处中你会发现，他也有太多的对亲友同事的“关心”要践行。就事业而言，余虹对于自己的学术和他负责的学科，均有长远的计划，并且在令人欣喜地积极实施着。余虹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同时是一个海德格尔所定义的真正的“在世界中存在者”。因此，我相信，直到那惨烈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余虹与我一样，决然预想不到我们阴阳相隔的日子正在逼近。

今年9月18日，因为南方一位朋友到京，余虹电话约我晚餐聚会。那天晚上共五人聚会，在余虹住所附近的一个餐馆。余虹似乎有些疲倦，但兴致还好。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俩的最后见面！后来，10月中旬，我参加一个在京中青年学者的座谈会，他没有到会，被告知他病了。随后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问候并得到回复；11月中旬的一天，我再发短信问候，他没有回复，我等到傍晚，就打电话给他。他接了我的电话，我问他病情如何，并说想邀请他和几位朋友聚会。他告诉我，他的病主要是慢性胃炎，正在恢复，并答应我待12月恢复得更好时出来与朋友聚会。为此，我很高兴。然而，这竟是我和余虹的永诀！

对于余虹猝然与世诀别，而且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我和所有朋友都不理解。他的噩耗给予我们大家的是不能接受的打击和同样不能接受的困惑。在他辞世后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几位朋友多次聚在一起缅怀他，在相互倾诉中寄托我们的哀思，也试图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要如此不辞而别，但即使与余虹有数十年密切交往的朋友，也得不到最终答案。他在留给人大文学院领导的遗书中声明用自杀辞世是他个人的选择，并将原因归结为连月来不能控制的失眠症。这个遗言和他确实在最后两个多月的失眠症（包括胃炎），都不能说服我们。我读了余虹的遗书，与多位朋友的看法一样，我认为他对于自己的死并没有准备，是一个突然降临他内心的召唤，促使他仓猝飞逝。

在这个充满混乱却又要用理性解释一切、主宰一切的时代，许多人将余虹的自杀归结为他的学术信念，从他的论著中摘取只言片语论证他的死亡的“逻辑”。在《艺术与归家》第8章第1节，余虹介绍了福科的自杀思想，他说：“在福科眼中，死亡和自杀将人之生命的现在显示为一个差异生成的时刻，而讲述这一时刻的历史性故事是福柯哲学的天命。”在《一个人的百年》中，余虹表达了自己对自杀者的理解和同情，他说：“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而且大多为女性。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这其中的“自杀不易，活着更难”两句被媒体反复传播，已经变成余虹自杀的“辞世铭”。

余虹这两年多次撰文表达他对死亡的关注和理解，以他的自杀为出发点来回顾这些论说，读者的确可以从中得到“死亡逻辑”的暗示。然而，如果我们以这种个人化的方式来解读学术论著，就变成了“索隐派”，即将学术论著简化为“个人表达”。相反，对真正学者的论著的解读，应当以“普遍表达”为一个基本视角，而且要运用整体联系的分析方法。在《艺术与归家》中，余虹只是用很少的篇幅介绍福柯的自杀思想，并没有表示赞同；在《一个人的百年》，余虹真正论述的主题是对他的导师石璞先生经历20世纪中国的百年风雨摧残而安然健在的崇敬及其原因的思索，而他在文中表示深刻理解和同情的青年女生的轻生自杀，正成为令人痛惜的对比。在此文结尾，余虹说：“‘石璞’之名有什么微言大义？一块对恶没有激烈反抗却有持久拒绝的石头，一块对善没有悲壮献身却有耐心执着的石头，以她不绝的微光烁伤我正在死去的心。也许英雄的时代早就过去了，也许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的英雄，日常生活的重负与担当落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像石璞一样举重若轻的人让生命看到了希望。”

从上述引文可见，余虹不是一个自杀主义者，相反，他是一个生命的大热爱者。他近年之所以关注死亡、论说死亡，是因为在现实中非正常死亡剧增，在威胁着人类的幸福，使我们丧失“家园”的庇护感。你读他今年在美国遭遇“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事件”以后写的的《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难道不能感受到那在他体内燃烧着的对生命、对人类全体热爱的炽烈的火焰吗？去年，他遭遇了一位令他至为爱戴的美丽的女性朋友的病亡，他将之称为“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他说：“我们都会死去，因此有无数的理由宽慰面对死亡的心灵，但总有一些人的死让你的心无以宽慰，难以承受。这些人死了你还活着，这是一件荒诞的事情。你们曾一起活着，一起呼吸一起穿过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石头，在众人与万物离你很远的地方他或她总会出现在你的近处，不用呼唤，他们总与你同在。他们的死带走了你熟悉的呼吸和生命的跳动，分离了你的血肉之躯也分离了你的灵魂。”(《生命不能承受之痛》)你在这样泣血的悼文中，能看到余虹自杀的“逻辑”吗？

我曾在网上读到徐贲说：“余虹是一个由于关注死亡而特别重视人的存在意义的思想者。”（《“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读余虹》）这个看法对于那些将余虹关注死亡视为“倾心死亡”的看法，是一个有力的批评！但是，这个说法仍然不够确切。确切地讲，余虹把对死亡的关注作为关注生命存在的一个必要方式，而且对于余虹，它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具有现实意义。这就是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本意！让我们重温余虹自己的论述：“不错，人总是要死的。中国人将死亡称之为人的大限，也就是说，再聪明的人也无法知道死后是怎么回事，再能干的人也不能不死，死亡以最明白的事实启示人的有限和人生的短暂。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和生命的短暂，人会更加敬畏而谦卑，人会加倍珍惜自己的生命，难怪有人说死亡中有人生的秘密。”（《人生天地间（大学生文化读本）》，“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余虹是关心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自决离去；余虹是热爱这个世界的，我不能理解他为何以惨烈身死给予这个世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痛”。我可以根据已知的事实做种种推断，我还可以做无尽的猜测。但是，正如我认为余虹的生命是一个不可重复奇迹，我也承认余虹的死亡是一个他永远带走了的秘密。余虹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我们珍惜和解读的东西，惟有带走了这个秘密。甚至，我也不认为他是有意要带走这个秘密，因为他并没有准备好就猝然而别。这个秘密是属于已经逝去的余虹的，让他保留在他永远的飞逝之途。

余虹曾经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生活着；现在，他作为一个常人带着自己生命的最后秘密消逝了。在这个世间，常人终有死，而真正的学者不朽。

生命是一个奇迹，死亡是一个秘密。我珍惜生命的奇迹，尊重死亡的秘密。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月2日）

Sakura

凝望星空，我想起《浪客剑心》里神谷薰曾经对雪代缘说过的话：“有时候，人们会觉得生不如死，但是总要相信等候的那个人一定会来，所以才能坚强，才能笑，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
   是的，当我们有了这么的一个人，当我们遇到了这么的一个人，一个值得等待的人，和一直用笑容等着自己的人，那么，生活至于我们就是美好的，值得留恋的，也就不会有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想法了。

monkey-E

好死不如赖活着！
跳楼不如安乐死！

fatestay

其实很多文人都是这样,想的太多,考虑的却太少.如果换了是个农民,他估计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上有老下有小.死者已矣,只不过是生者难过罢了.

Ostrich

王岳川：问题与立场相关——追思余虹
2009年2月23日 作者：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一年过去了，痛定思痛，更感到痛的重量。  
　　
记得2007年12月5号下午，我在海外的大学任教，收到曹卫东博士的手机短信，他说余虹走了，我很震惊。我一生很少失眠，但那一次我却连续失眠一周。  

在北京学者当中，大概我住的地方离余虹是最近的，见面也是最多的，谈得大概也是最深的。余虹走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一直有幻觉，觉得余虹总在我的窗外。我经常熬通宵工作，一回头就能看到窗外的他。我想，他可能有一些未尽的话要对我说，有很多的想法要倾述。  

余虹走了，他为什么走？而且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我感到有几个关键问题值得当代中国学人思考。我不太赞成当一个思想者走了以后，将他无限拔高，也不赞成去找一些无所谓的生活细节来填充人们苍白的心或是习惯锁孔新闻的耳朵，我赞成的是依照他所追问的问题去继续思考并深究根源。  

新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迷茫中寻找思想创新之路。记得2000年，我在国外任客座教授两年回国，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学者做西学并在中国推进西学思想已20余年了，为什么越来越迷茫？我和余虹都是做西学的，他做海德格尔研究，我做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并且经常交流看法。可以说，我从80年代中期开始做艺术本体论，到80年代末期做解释学、现象学乃至于解构主义，大抵沿着20世纪西学最前沿的方法论做下来。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市场，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围，还有一部分守留在学术的原地，但是这块学术变得并不那么可爱了。  

后来，余虹我们俩都搬到世纪城。他到我家，探讨的是“问题和立场”。其实，这意味着中国学界的一种思考的转向。当我们觉得西化的独断性、唯一性、普世性等不再合法和绝对，而是有人为的意向虚无性的时候，那么我们应思考一下本土问题和中国立场。《问题》和《立场》成为他主编的两本刊物，我都参与了创刊号的组稿和撰稿。《立场》前前后后经过了很多的波折，每一次波折他都到我家里跟我谈。我知道，我当年和刘小枫主编《东西方文化评论》的时候也是很艰难的。出刊物就是对这个国家、文化负责任，也为思想者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一个漂泊的小船，大家可以在上面同舟共济，发挥一点点思想的热量。  

在我看来，《问题》《立场》这两个题目都起得很好。但是我想问的是，它们是中国问题还是西方问题？是东亚问题还是人类问题？是古代问题还是当代问题？这些问题和一百年前“五四”时期中国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我更加强调的是当代中国问题和当代中国文人、中国知识者的立场，尤其强调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指纹、知识身份和文化立场。如果没有这些，他就是一个没有指纹的无指纹者，没有这些，他就会糊里糊涂地为西方说话和说西方话，而忘掉自己苦难的本民族精神的学舌者。  

我和余虹对这些尖锐问题做了多次讨论，有时候还相当尖锐。在我和余虹无数次的交谈中，我觉得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在变成一个单面人的群体。事实上，无论是古代的文人，还是近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他们的情感世界是很丰满的。但中国知识分子当下面对的是无尽的教学写作出版，无尽的会议和行政工作，无尽的各种评比和图表统计、无尽的答辩和项目检查，而其他方面的精神自由和生命爱好被压缩了———应该用整个心灵去思考和写作的生命时间日益零碎化。对此，我和余虹经常感慨。我们与张志扬一块谈话的时候，他听到我们在北京的学者居然“五项全能”，就是教学、论文、评奖、项目、行政工作这五项一项都不能少，而叹为观止！他说，难怪很多学者终其一生做了很多琐碎的事情，却出不了一本真正的代表作。  

余虹当时跟我说，他要写一本《文学知识学》，但他最终没有完成。他曾设想在这本未完成的书里要谈的是中国知识的体系、构架，试图从两种知识碰撞当中揭示21世纪人类应该建立怎样的知识。他的体系是丰满的，他的陈述是充满建设性的，甚至还想在创新上作出努力，但我们再也无法看到他思想中的精髓———他很重要的代表作了。  

余虹有一个习惯，他每次有了好的想法总是要电子邮件传给我看，但是我从来不把我的文章传给他看。我的想法是把一篇文章写完并确定思想以后才示人。但是，余虹很愿意在思想刚刚呈现一个芽、慢慢长出一片叶时候，将这些思想生长的过程展示给大家。余虹是很感性和诗性的人。有的知识分子在思考知识学体系构成的时候，他的情感世界是暗淡无光的，而且也不敢呼唤光。很多知识者，如北大、清华、人大等的一些教授、学者，要么英年早逝，要么查出来就是癌症晚期，痛苦地度过余生。说句直白的话，当代知识分子不快乐。他们从内心到外在都被焦虑所填充着，那些看破了红尘、感受金钱魅力的人就更加单面化了。  

余虹和我的共同想法是，努力摆脱文人学人枯燥乏味的单面式的生命方式。摆脱的方式就是要进入艺术世界，让知识分子的情感世界和思想世界在艺术世界中软着陆。他开始关注中国当代画家，并花了很多精力为他们写评论文章。但说实话当今中国艺术家值得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拿着放大镜去揣摩，去神交的艺术家越来越少。现在艺术家在经济突围以后放弃了自己，艺术世界瓦解了。  

不过总体而言，我认为进入艺术的精神世界是我和余虹的一个努力方向。有一次在香山开会，窗外有一大片的绿草地，余虹忽然提议和我出去散步谈话。在绿色的草地上的这次谈话非常重要。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谈中国知识分子经济困境和尊严问题：教授退休后还能有何作为？可以说，退休以后处境是艰难的。当一位教授熬尽心血写作，极为低廉的稿费既换不来内心的快乐，也换不来学者起码的尊严。他认为，中国学者仅仅通过写作来养活自己是很难的，经年累月呕心沥血写作数年，出版一本书稿费能有万元就已很不错，五四时期的教授能养活一大家人，今天的教授养活自己也很不易。我说，大概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我们在有限的学术生命中既不可能下海经商赚钱，也不可能像海外大学那样待遇优厚。我们只能在努力写作的当中善于保护自己、爱惜自己，当我们自己不爱惜自己的时候，就没有爱惜的人了。  

余虹是一个情感很丰富的人。我没有看到一个教授流过眼泪，但我看见余虹流过泪。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开会，一个学者谈到余虹一本书的翻译有问题，同时也批评了其他研究海德格尔的学者。余虹没有说话走出去了。等我出来看他，发现他望着天空默默地流泪。我知道他不能容忍他人对他所思考的学术的肆意批评，也不想别人把很友好的知识联盟说的很糟糕或者歪曲误读。我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无端指责，《老子》有一句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没有人骂你，没有人批评你，你是做不起来的，我认为你做得对，没关系。从这些我能看出，余虹是一个真性情、真血性的人。我们很多做学问最后做成了灭绝师太，做的已经没有表达自我情感的能力了。  

余虹的最具有创造力的学术没有做完，这未完成的交响曲令人遗憾。我觉得如果给他以时间，他会成为中国很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一般的知识性的思想家、理论家。当我看见窗外余虹的时候，他想说的话，我慢慢明白了，他让我好好做下去，因为我们是经历过苦难的一代学者，肩负着中国文化重建和中国文化输出的学术大使命。当年77级高考考进重点大学的考生为万分之一，然而今天留下来的能够成为比较知名学者的大概又是当时大学生的百分之一，最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比例大概为百万分之一。这是多么珍贵的文化资源！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中学和西学根底本来就单薄，一些学养不够的人容易看风使舵，能够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的思路，在学术制高点上去透彻地审视东方西方，找到自己立场的学者少之又少。所以我说，余虹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思想曲，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话题。  

文化上的哀伤或思想上未完成的遗憾，成为了我们永恒的痛。冷酷的命运本身限制了余虹，使他未能走得更远。而中国问题却不会终结，相反会更加突兀地呈现在新世纪，使一批学者在“人类问题”和“中国立场”之间走得更远。这或许是追思的意义，也是生者的意义。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9年2月23日

Ostrich

到了90年代，知识分子边缘化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人走向了市场，有一部分在精神突围，还有一部分守留在学术的原地，但是这块学术变得并不那么可爱。

但中国知识分子当下面对的是无尽的教学写作出版，无尽的会议和行政工作，无尽的各种评比和图表统计、无尽的答辩和项目检查，而其他方面的精神自由和生命爱好被压缩了———应该用整个心灵去思考和写作的生命时间日益零碎化。

当一位教授熬尽心血写作，极为低廉的稿费既换不来内心的快乐，也换不来学者起码的尊严。

疯狂滴石头

强烈同意！

当年77级高考考进重点大学的考生为万分之一，然而今天留下来的能够成为比较知名学者的大概又是当时大学生的百分之一，最后成为著名学者的比例大概为百万分之一。这是多么珍贵的文化资源！

柴禾妞

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杀问题
作者：刘克敌 来源：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网聊时间：2008年11月21日晚上
网聊地点：中国学术论坛聊天室

陈勇：各位网友晚上好！我们的网聊现在开始，我们今晚很荣幸请到嘉宾刘克敌先生，他是一位优秀的学者，他会给我们带来很有见解的思想，现在我们先听他的开场发言，请安静！谢谢！

刘克敌：首先，我想先对“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做一个界定，不然我们的讨论无法在同一个层面进行。我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也包括少数虽然从事自然科学但有较高人文修养的专业人才或者说技术知识分子，但主要还是前者。从时间上说，则主要指20世纪以来的这一百多年。再换一个角度，我们大致可以用毛泽东五十年代初对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时所界定的范畴，也就是说，他以为要改造的群体，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知识分子。自然，这里面还可以细分为不同的集团，例如所谓的在野与在朝（出世与入世），中心与边缘，学院派与民间派等等，这些在必要的时候我会特别指出。

生命中的云彩：毛主席说过知识分子的革命性不坚定。
凤飘过：知识分子学知识未必就是为了革命啊！所以从目的上就有可能和革命本身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被革命者认为不坚定吧！

刘克敌：知识分子问题在现代中国是一个已经陈旧的话题，而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也已有十几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我开始研究陈寅恪的学术思想时，就萌发了以他和清华学派以及康梁、章太炎、周氏兄弟等为个案，比较系统地探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想法，还想过写一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之类的书，不过始终没有写成。至于知识分子自杀问题，其实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如果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数量较多的自杀现象，说明这个群体连同它所在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或者说危机。
不过，最近我开始修正这后一个判断，就是说，知识分子群体中自杀现象的减少或者说对此变得麻木，也说明危机的出现，而且可能是更可怕的危机——对此我称之为“精神上的自杀”或者说就是所谓的“挥刀自宫”：主动地阉割掉自己的生命活力和繁衍能力，主动地放弃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反抗专制的能力，主动地接受因自己的所谓的忠诚和安静而给予的一些赏赐，主动地把自己当作百依百顺的仆人，这样的慢性自杀更加可怕！这应该引起所有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警醒。

观礼人：那你认为知识分子自杀是正常的事情吗？
刘克敌：当然是不正常的，不过对于这种不正常的原因，要分析还真不容易。

刘克敌：说到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自然要先下一个判断，我的看法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是悲惨的、可怜的。如今正处于逐渐走向迷失自我的、麻木的、整体处于萎靡不振和动荡不安的状态。而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又有显著的差异。上半叶大致而言，还能表现出某些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下半叶（主要指大陆的知识分子）则体现为一个逐渐被扼杀其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过程，至于近年来，则更是变为知识分子自身开始主动地马放南山，自我阉割，在权势和金钱面前迷失了自我。自然，还是有不少清醒者，有例外，但我这是整体判断。美国学者拉塞比•雅各比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最后的知识分子》，我以为可以用来借指称我们目前的状况，就是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知识分子（那种富有良知并积极介入到社会生活，对社会黑暗公开批判以唤醒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例如左拉和萨特，例如俄罗斯的良心索尔仁尼琴、例如我们的梁漱溟等）已经越来越少。

何子平：请问刘先生，知识分子这个群体该怎样界定呢？
刘克敌：这个界定我在开始已经说过，中国古代只有文人没有知识分子，这一点和西方不同。知识分子这个术语虽然在西方出现也较晚，但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比我们要早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真正出现还是在20世纪初，虽然鲁迅认为中国没有俄国那样的智识阶级，但其实他和他那一代已经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自然还带有中国特色，就是保留一些古代士大夫的习气。至于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借用“新阶级”的说法，当代美国学者艾尔文•古德纳把20世纪以来所有正在成为所谓的世界经济秩序组成部分的国家的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统称为“新阶级”，认为这个新阶级正在和原先由商人和政客组成的集团竞争。显然，他所说的不尽适合中国国情。不过，他的有些分析很有见地。例如他分析了这样几种对新阶级概念的界定。作为技术官僚的新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作为旧阶级同盟的新阶级；作为权利奴仆的新阶级等。认为各自都有问题。他自己提出的概念是“作为有缺陷的普遍阶级的新阶级”。认为它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其权利和利益。它正处于上升期，或者说至少掌握了一种历史的未来。那么，我们能否说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知识分子也已经成为一个新阶级了呢？恐怕还不能，但要说是一个社会阶层完全可以。在它的内部，大致可以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或者分为公共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我对后面的分法更有好感。

刘克敌：要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还要看其这一个多世纪来所扮演的角色。我想大致可以这样分类：第一是启蒙者；第二是殉道者，因为启蒙不成反成为牺牲；第三是流浪者，同样是由于启蒙不成被迫流浪，无论这流浪是真正的被放逐还是仅仅在于精神，这流浪可以说仍在继续；最后就是不受欢迎者，不受统治者欢迎还好，但很多时候也不受民众（知识分子眼里的启蒙对象）欢迎（这一点中国的历代文人都没有解决好，现代知识分子亦然）。因此，从整体看，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在20世纪，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也是“罪有应得”——因为自身没有处理好和统治者以及和民众的关系。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如何更准确地看待自身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好。所谓“安身立命”，“身”在何处安，又要立何为“命”，我以为都是问题。如何对待政治（权利）和商品经济（金钱）？以及二者的联手？我的感觉是，单独一个大概还可以应付，二者联手或接手进攻就很少有人能够抗拒，本人也不例外。

何子平：如果说有知识就是知识分子，那恐怕就比较麻烦，所以需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您说呢？
刘克敌：仅仅有知识不是知识分子，这是过去普遍被认同的一个观点。也就是说，只有那些不仅有知识，而且有正义感，对社会有担当的知识者，才是知识分子。不过这种观点也有不妥，就是我们怎样看待海德格尔、庞德这样有污点的文人，他还算知识分子么？所以我宁愿使用一个较为宽泛的说法，如果把知识分子仅仅界定为那些标杆式的人物如我们的顾准、陈寅恪等，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已经没有意义。

观礼人：那你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处理好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巴结好统治者？
刘克敌：我曾说过，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无非这样几条：为君师、为君臣以及为君之阶下囚。自然好像还有一条，就是为隐士。不过这在古代尚有可能，今天几乎不能，因为已经无处可隐！这些选择如果说是巴结，也不错。不过他们的内心恐怕还有为天下百姓着想的善意，尽管不一定能做到——特别是和其君主的意旨发生矛盾时。不过对于大多数而言，为君臣还是不错的选择，但也有两种结局——得宠的走狗和失宠的走狗。对于走狗而言，走狗不能走——失掉了走的能力，甚至失掉了大叫几声的能力是最难堪的，也是主人最好的抛弃这走狗的理由。对此无须多说，只要想想文革前后时期的一些文人，还有当年蒋介石的智囊陈布雷（其实那时的蒋还没有想抛弃他）和毛的秘书田家英等就够了。
反对：谈得好！
晚来的风：最正义的也是知识分子。

般般：我个人觉得生活环境稳定了，也就懒得思考了。
刘克敌：呵呵，我刚才已经说有些是主动的寻求如此，其实和生活环境不一定有必然关系。

何子平：呵呵，刘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呢？
刘克敌：我大概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吧，呵呵。我始终认为，知识分子必须有批判精神。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历来为西方学者所关注。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霍布斯在探讨英国革命的起因时写道：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大学就象特洛伊城的木马。这次造反以及其他造反事件，核心是那些大学。它是反叛的主要源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他认为，法国知识分子脱离权威，他们所宣传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思想却主宰了人们的精神世界。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陈勇：是什么原因，让你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杀问题？
刘克敌：主要是这几年的社会状况令人失望，知识界的状况也是如此。自然也有随之产生的个人精神上的困惑。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很多人对此（知识分子命运问题）不感兴趣了，这本身就说明问题——难道这个问题真的已经无关紧要？或者说因为它的无法解决好而不再被关注？

宋达达：知识分子的多元化是不是社会的发展的一个表现？
刘克敌：现代西方的一些学者对批判精神的强调更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他们很多人将之视为知识分子的本质，以之作为判断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的依据。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他们总是用更高更博大的真理来对当前的真理提出疑问。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而不是由于他们效忠的对象改换了。至于多元化，自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何子平：我想问问，知识分子的自杀的原因，是客观方面的多一些还是主观方面的多一些？
刘克敌：时代陷入疯狂时，自然是客观多，反之主观就多。不过也有例外。

晓航：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知识分子的自杀固然值得深思，但是不能因为自己片面的论断就断章取义，虽说知识分子的现状可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文化取向的先驱，还是应该作为考虑的核心。
刘克敌：我认为，导致知识分子自杀的原因在于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日益感到不安，而他们命定的批判精神又日渐衰落，由此产生更大的失望和绝望，最后必然有些人会走向自杀。这种批判精神的日益衰落同时与知识分子的日益专业化有关，而专业化正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知识的增长、职业分工的深化，使当今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专业型人才。专业化知识人的兴起，传统谈天下的知识分子在没落。专家除了自己极窄的专业，在其他领域他们的知识与普通人无异。专业人是一种“有学问的无知者”，在专业之外问题上常常无法发表见解。知识分子要对社会做深刻而全面的批判，前提是要有广博而深刻的知识。然而，当今个体知识分子知识面的狭窄，使他们无能面对广阔的社会问题。当前西方大学里的教授，也几乎尽量避免发表任何非本行问题的意见，不愿也不敢面对大问题。只有搞哲学或者文学的知识分子还残留着对人生社会问题的发言的传统。如乔姆斯基。

何子平：那么，哪些客观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困境甚至自杀呢？
刘克敌：自杀的客观原因，首先就是政治，无处不在的政治压力。
其次是经济压力，由于体制问题带来的经济压力，在每个知识分子的背后，都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因为单个知识分子谋求经济上的独立，在我们这个社会基本上不可能。此外按照陈寅恪的说法，还有文化方面的因素，王国维的自杀就是如此——基于对传统文化失落的恐惧和绝望。
其实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文人没有自杀的传统，有人统计说，从屈原算起，到1949年，自杀者不超过三十个。而且这些自杀的理由多是和当时具体的状况有关。原因则在于，不仅他们有归隐和出家等多种选择，而且从世界观和哲学上看，我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没有给自杀一个合理的位置并给予合理的解释。比起西方的哲人，中国儒家将着眼点放在现世，强调生的价值与意义，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

何子平：我们先把客观原因放一边，来问这个问题，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通过主观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果有，是少数的可能性，还是多数的可能性？
观礼人：说实话，我觉得不可能。
刘克敌：自然有的。恐怕还是少数有可能，对大多数我不抱希望。而且，即使是少数，他们也应该随时寻求一种精神的流浪状态，以对现实状况保持双重视角，不轻信，不盲从。还应该追求一种边缘状态，试图站在边缘眺望所谓的中心，然后更关注那些同样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他们的生活和痛苦，以及他们对中心的态度。
何子平：赞同。

渣渣：可是这样边缘的状态怎么去追求？
刘克敌：其次，我们不妨借助萨义德的观点。萨义德认为，可以用“业余性”来对抗知识分子的所谓“专业性”。所谓业余性就是对任何问题仅仅出于爱好兴趣，而不是为了什么具体的功利目的去接触它和研究它。但是这种业余身份并不妨碍他们对最具有技术性最专业化的核心问题提出异议，因这些问题涉及他的国家他的人民以及整个社会制度。此外，萨义德认为，这种身份业余的知识分子精神可以进入并转换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经历的仅为专业的例行做法，可以使得其更加活泼、富有生命力。不再做被认为是该做的事，而是问为什么做这件事，谁从中获利？不过，对于“业余性”这个说法要界定，不是等同于“业余研究”。仅仅是一种不抱功利心的研究态度。

渣渣：在功利化的社会这种心态其实仍是很难保持。
刘克敌：其实最简单的，虽是老生常谈，却很少有人做到，那就是从自身做起，从关注身边做起，同时不忘关注天下。既有扫陋室之行，也有扫天下之心，更有为扫天下而不能之痛苦以及可能遭受牺牲的心理准备。坚守必要的思想道德底线，这是最低要求，也就是所谓的“洁身自好”吧，然后谋求想一点和做一点有关周围民众福祉的事情，虽然可能是小事。同时不要忘记自由地思想！

何子平：我想知识分子从主观上是可以获得一些精神解放的，但是仍然有一些现实的问题需要直面，您说对吧？
刘克敌：徐复观先生也说过，只今培养大家的人格，尊重中西文化，使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对自己的知识负责，对客观问题的是非得失负责。

观礼人：的确是老生常谈啊，您能不能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呢？
刘克敌：我们可以尝试做一只雁群中的“哨雁”，而这样的哨雁，命运往往很悲惨——那些聪明的猎人往往先设计欺骗哨雁大叫以唤醒同伴，但同伴在多次听到“狼来了”而没有发现危险时就会把怨气发到哨雁身上，甚至把它咬死，于是，当危险真正到来时，哨雁要么不敢再发出警报，要么已经丧失发声的能力，于是雁群遭殃。当年的梁漱溟就是如此。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哨雁功能正在消失—— 一方面有人要他消失，一方面它自身也不想再放哨，因为即危险又费力不讨好。鲁迅当年写《狂人日机》时的环境和心情，大致就多少有些如此吧，不过可能比今天好些。
我们还可以看看鲁迅的意见。他曾经这样说过：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是在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要是发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

何子平：那么知识分子这种“哨雁”的功能为什么会在消失呢？哪些原因导致了知识分子不敢说话，我们不是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吗？
刘克敌：可惜不是真正的提倡啊！比如王蒙，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可惜！

渣渣：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面临一个问题，即使发表了批判意见，也可能“如入无人之境”，得不到任何回应，这反而更有消极作用。
刘克敌：关键是要有言论自由。
观礼人：没错，没错，我强烈支持这句话。
刘克敌：而言论自由的前提是出版和发表自己意见和观点的自由。

观礼人：但是看到那个山西的案子之后，谁还能说我们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刘克敌：1949年前，是有私人刊物和报纸的。

何子平：我想知识分子不能直申大义，要么是言论不自由，要么是言论太混乱，您认为呢？
渣渣：我倒不认为仅只是知识分子不敢说的问题。
刘克敌：是的，其实网络一方面提供了机会，一方面也泯灭了很多思想，很多网民的无知和所谓的从众意识还有一些似乎来自大众却很危险的思想，例如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等，导致很多真正有价值的声音不能发出，而噪音反倒可以大行其道，所谓劣币淘汰良币。

老屋：余虹的自杀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无处栖身，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境遇下的自我摧残，既然生不如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也许是灵魂休憩的最好归宿。
刘克敌：我自己在高校，也有很多在高校的朋友，耳闻目睹了很多高等教育的弊病，如今的高校正在日益变得世俗、庸俗和粗俗化，同时几乎变成了衙门。拉塞比•雅各比认为现代的高等教育制度对知识分子优美传统的延续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大学教职对任何知识分子而言都是一个诱惑，我自然也是如此。我有一些算是半自由职业者的朋友，生活收入不是很稳定，曾对我的稳定生活表示羡慕。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鼓励知识分子进入高等教育，我们已经看到很多作家进入了高校。但是大学鼓励的是一种定型的知识分子模式，是循规蹈矩的知识分子，是申请各种科研基金和谋求晋升职称和获奖的知识分子。他非常失望地发现，那种能够与广大民众进行对话的知识分子已经是濒临灭绝的物种，我看在中国也是如此，余虹大概就是对此绝望了。

观礼人：我的老师也在向往着五四时期的大学，尤其缅怀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期的北大，他认为那才是真正的大学，能容许胡适和黄侃同时存在的大学才是好的大学。
davidzha：以我的经验，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存在，问题是他们的言论里没有多少自由。

刘克敌：说到知识分子悲剧的例子，我们看两个人：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这位深受蒋介石青睐的大才子，以自杀方式离开世界。据说陈布雷自杀前不久曾对人说了这么一段话：“我搞了大半辈子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无独有偶，1963年后的田家英也常说：“我对主席有知遇之感，但照这样搞下去，总有一天会分手。”他的预言不幸成为谶语，1966年5月23日上午，已经遭受批判的他含恨自绝，时年44岁。自然他究竟怎么死的，还难说。
观礼人：嗯，其实不止是这两个人，像郭沫若不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老屋：人没有选择生的权利，但可以选择自己的死，不自由毋宁死。
刘克敌：田家英和陈布雷，虽然分属两个阵营，对为之服务的统治者都如此忠心，而结局却如此相似，颇耐人寻味。
他们都曾深受最高统治者的信任和赞赏。据说宋美龄当年获悉陈布雷身体孱弱，竟然坚持每天送碗牛奶为其滋补——倘若此事属实，陈布雷先生的感动大概不会比诸葛孔明受到刘备三顾茅庐的礼遇少吧。而陈布雷死后，蒋介石在那样的形势下还是对其去世深表哀伤，并同意陈布雷可以享受国葬礼遇，只是其夫人婉言谢绝而已。但蒋介石还是写下了“当今完人”的匾额以示祭奠，并兼有盖棺论定的意思。

观礼人：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是束手无策的，因为政治是一个团体，而知识分子偏偏强调的是个人，即独立精神。
何子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呢？世道乱了知识分子才更加能发言？
刘克敌：是的，那时的统治者统治不灵了，暂时顾不上了，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所以那时的统治者可能更加严酷。不过袁世凯是另一个例外，他对章太炎始终礼遇有加，尽管内心也恨不得置其于死地。这说明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便处于危难中，还是能够对社会发挥其影响的。
而为毛泽东当秘书的田家英，也因在文史方面和毛泽东有很多共同语言得到赏识。据说有一次，二人谈得投机时，毛泽东对田家英戏言：“将来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好不好？”可惜田家英去世后，却没有得到这样的评价。
天涯：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

刘克敌：说这两个人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人中很大一部分的理想，应该没有错。传统的中国文人，其最高理想无非就是为君师，其次才是为君臣，而陈田二人自然是后者，其地位都曾经是炙手可热，不知有多少文人羡慕呢。说起来二人自然都是才子，不，应该是大大才子！
何子平：知识分子是思想的精灵，但是胡乱思想的精灵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害人的妖精，坏的思想多了，好的思想就少了，知识分子生存的土壤就局促了。

天涯：但是，往往希望做国师，为何呢？
刘克敌：就是想有所作为啊，或者说为所谓的使命感所误导。对“使命感”其实应该反思——应如何正确的对待和看待？

观礼人：我赞同苏联时期“决定派”的论调，即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作用是有限的。
刘克敌：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定位过高了，这和传统有关，所谓的道统对政统的监督问题以及一直试图进入统治阶层的梦想。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人的出路除却为君师、为君臣外，还有一条就是为君之阶下囚，再多想一条的话就是辞官归隐。但从陈布雷和田家英的情况看，后两条出路似乎不太可能也不是不可能：归隐是可以的，但已无处可去；阶下囚是有可能成为的，如果不是继续表示忠诚的话。莫非他们为了避免这样的出路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天涯：难道除了国师就找不到别的位置了？
观礼人：传统中，文人通过科举就能进入统治阶层，现在的人却不可能了，当然会有一定的落差。
刘克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
这让我想到了陈寅恪。当年在王国维去世后，面对当时纷乱的社会局面，他和吴宓曾相约绝不加入任何政党。如果连在大学教书治学也不能，就只好经商以养家糊口——须知这经商应该是中国文人所一向不齿的呢——文人到如此地步，其境遇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何子平：您认为当代的知识分子如何应对所存在的挑战和难题？如何摆脱这个群体的困境？
刘克敌：从自身做起，首先要保持独立思想。
何子平：恩，然后呢？
刘克敌：其次要谋求一定的渠道或管道。
何子平：您是指什么？
刘克敌：要能发出声音。还要有一个群体意识，同时保持自己的思想独立。

观礼人：我认为恰恰是独立思想才让知识分子落入这个难题之中的呀！
刘克敌：是的，独立是相对于不独立而言。
自然，也不是说就必然总是担当批判者。萨义德认为，说知识分子应该承担应有的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并不是说要他们总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失误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

老屋：为什么不谈谈海子、徐迟、戈麦，它们都没有什么政治背景啊，我觉得他们是对自我生命意志不得伸展的绝望！
刘克敌：其实我最敬佩的是这些人，真正的因精神绝望而自杀的人。

何子平：独立的思想也有可能走如死角，您说是吧？怎样保持思想的独立且能与别人的思想交相辉映呢？
刘克敌：还是要有容忍的态度，中国文人在这方面太差。
观礼人：要有容忍的态度是什么意思？
刘克敌：就是允许各种反对意见，不是假允许，不是假惺惺的阴谋或者阳谋。至于说自杀，我赞成加缪的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他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杀，就是认可，就是承认被生活超越或是承认人们并不理解生活。

刘克敌：在政治上，某些时候我有些新左派，在学术上，更多时候我崇尚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王蒙曾经说，“中国作家为什么伟大的不多？就是因为作家自杀的太少了，我也属于可怜的愚昧者，做不成也不会去自杀！”他的前半句说的很对，后半句是对自己的聪明的辩护或者说是自嘲——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无法反驳，因为你自己也没有自杀，所以也是愚昧者。
所以活着的人都没有资格谈论自杀，但最有资格的人自杀了！

观礼人：那么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只要自杀的就是好作家？
刘克敌：那也不是，很多伟大的作家没有自杀。
观礼人：而且很多好作家也没有自杀。
刘克敌：所以我说其实还有一种——精神的自杀。
观礼人：我觉得这和个人的个性有关系。
何子平：那么刘先生，知识分子的困境是否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来帮助？比如政府？
刘克敌：呵呵，怎么能与虎谋皮呢！不过可以试一试，如今的老虎其虎性已经少了很多。自然也和个性有关。
何子平：呵呵，那该和谁要皮呢？
刘克敌：也许只有自己吃自己的皮，因为也无法和大众要，鲁迅的《野草》早已告诉我们。
天涯：个人觉得还是没有那个传统。
观礼人：比如鲁迅就是一个虚无主义着，但他依旧在探索。
刘克敌：可以看看柏拉图的叙拉古的诱惑，那样的智者有时也没有能够免俗，也禁不住对参政之诱惑的。
shuixian：政府从来都是既利用知识分子，又压制知识分子。
观礼人：我还是佩服这样的人，明知道前路艰难，还是独自踯躅的人。
游客：自杀意味着对现实的妥协，是因为他没有表达改变现实的路径，是不民主社会的悲哀。
刘克敌：大众是没有希望的。
观礼人：没错，苏格拉底就是被大众杀死的。
刘克敌：是的，苏格拉底是死于大众，而柏拉图是迷惑于帝王的表面。

老屋：64之后，自杀的人多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死也许是无声的抗议。他和伊拉克自杀性爆炸相似，无力回天只有以死明志。
观礼人：有个哲学家说过，我们生存的意义就是可以不断地追问生存的意义是什么。
何子平：知识分子能在社会中自主吗？或者说能不能在思想中自主？尤其是不被政治因素干扰？
观礼人：不可能，至少是在中国不可能。
刘克敌：现在很难，因为我们缺少创造性，而老祖宗给我们的资源太少。学习西方又学不好，连陈寅恪也对此悲观，认为我们19世纪来基本上等于白学。基本上如此。
观礼人：没错，没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西方最重要的理性一点也没学到。
何子平：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
老屋：怎么能埋怨老祖宗啊，一切不是靠我们创造吗？

观礼人：能不能谈谈老舍？
刘克敌：老舍是悲剧人物，也很复杂。可惜我们认识他还很不够。他有多面性，本来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这个问题以后再谈。

观礼人：为什么，我以为老舍是最容易认识的。
老屋：老舍的死是赤裸裸来，赤裸裸去。
刘克敌：说到自杀，虽然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还要活下去，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习惯。加缪以为，如果一个人自愿地去死，则说明这个人认识到——即使是下意识的——习惯不是一成不变的，认识到人活着的任何深刻理由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认识到日常行为是无意义的，遭受痛苦也是无用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生活充满了荒谬的时候，活着就已经没有了意义，于是对虚无的渴望就会占上风并促使主体付诸实施。总之，看到生活的意义被剥夺，看到生存的理由消失，这是不能忍受的，人不能无意义地生活。于是自杀就应该成为一种选择——最后的选择。

刘克敌：我崇敬那些完全出于精神绝望而自杀的人。也对那些因政治压力和迫害而自杀的人同情。但对仅仅因经济原因而自杀的人在同情的同时也有一些微辞。他们其实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

何子平：我想，从根本上说生存是无稽的，是没有原因的，是无意义的，如同一张白纸，但正是因为是一张白纸，所以可以书写一些东西，尽管这些东西在死后没有意义，但它对生存本身是有意义的。当我活着，我有了意义就足够了。死亡并不能否定生存的意义。
刘克敌：同意，呵呵！

老屋：知识分子的自杀更多的是精神绝望，死对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灵魂栖息。
刘克敌：只有从王国维开始我们才有了真正精神意义上的自杀。至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自杀变少，大概是因为都变得现实了，也包括本人，呵呵。你会感觉到时时有些无形的东西在压制着我们，而且有时是以正义和伟大的名义！
12345：主要是现代人的价值观倾斜。不太看得上耕种收获，所以心情浮躁也很自然。

davidzha：今天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能独立于工、商、农者，即士！
观礼人：用自杀的方式解决一切其实根本什么都没有解决，因为没有消除那令他们精神崩溃的根源。而且，用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东西，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虚无。其实我们讨论自杀问题的对与错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其实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如果是别人压迫着知识分子，那他们就自杀，是否太软弱？
sadasas：基督教反对自杀，而中国人整体倾向于“活着就好”，我觉得这二者差别很大。

何子平：我想，自杀是自愿的，否则不是自杀。
刘克敌：是的。看看余秋雨先生，你能指望他自杀么？
老屋：他春风得意。
ss：自杀需要境界。

刘克敌：其实今天中国知识分子最难处理的就是和官方的关系。最终，如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还是无法回避与权威和权利的关系，也即他应该如何向权威发言：是要做专业的恳求着，还是作不受奖赏甚至不受欢迎的、业余的良心？至于是否自杀，当因人而定。

何子平：我们可以以生命作微薄的努力甚或抵抗，客观上说自杀并不是无言的抵抗。
ss：自杀不意味着绝望，而是把什么都看透！
刘克敌：不是都没有，有些反而是看破。呵呵，你认为尼采的思想有意义！
Ss：对，知识分子的自杀就是看破。

观礼人：我还是觉得自杀是极端的表现。
何子平：有的自杀我是不反对的，但不鼓吹自杀。
爱卿：自杀是自家的事情，非要讨论个明白？

刘克敌：在这个社会，所谓的强者和弱者是很难区分的。我认为自己在现实中可能是弱者，但在思想领域我是强者，至少我有我的思想——无论它怎样幼稚和无知。
Ss：谁敢说自己不是弱者，嘿嘿！
刘克敌：其实，说到，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确实很微妙，因为有时候你的批判其实也是维护。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即使是对社会制度发出最严厉的反对声音，实际上也为这种制度提供了隐秘的帮助，因为通过他们的反对，他们暗示了这种制度是民主的——它还可以容忍反对的声音。而且，几乎所有的政权和权利，其获得，都没有多少合法性和正义的理由，更不用说手段。
我也说过，知识分子就象那些不得志的才女、怨女，大家可以看《柳如是别传》，一本很有意思的书，陈寅恪对文人与才女的比较很发人深省。

何子平：价值是一叶舟，承载了许多的意义，如同装载着各色食物，给我们饥饿的人们任意选择。
卵石：什么是知识分子？体制内的算不算知识分子。如果不算的话，知识分子少的可怜，只有那些民间的。如果算的话，知识分子的含义改变了，类似于，北大还叫北大，但是，走在原来北大的反面。
布衣：我乱说一句啊，建国后知识分子自杀的一个大原因是退路的消失，以前上可进天子堂，若不能如此，退而求其次，还会有个民间的渠道和生存的社会。而建国后，民间的渠道也给堵了，不能为政府所用，又没有地方寄情山水，一时无路可走就这么着了。
卵石：如今自杀的很少了吧，体制内的经济待遇还是很客观的，知识分子给养起来了。至少，还可以出国。

刘克敌：我看就先结束吧！谢谢各位的质疑和捧场，很多人的发言让我受益匪浅。只是由于网络太慢，我打字又太慢，对很多提问我来不及回应或者无法展开，抱歉！最后，也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和大家交流的机会！
陈勇：感谢嘉宾，感谢网友的参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时光，愿我们生活幸福、平安！各位晚安！

梦的轻波

陈家坪：为什么说“一个人只要落到既无所恋又无所事的地步，自杀——并不需要太大的勇气”？

周伦佐：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既不牵挂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牵挂，同时又没有任何包含着责任和义务的事情可做，那么这种活着就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和意义，活着与死去并没有太大区别。自杀——便可能成为某种解脱方式。

湘里妹子

@中国经贸出版社总编辑 ： 【人间惨剧：人民大学39岁化学系主任自杀身亡】16日人大化学系主任曹廷炳教授从高楼跳下后身亡。曹是1973年生，属于青年才俊，北大博士毕业后去哈佛做了3年博士后，2005年被人大引进。据说，曹自杀原因在于压力过大，而且化学系人际关系紧张。跳楼后留下了遗书，妻子无工作，孩子很小很小。

【专心做学问的人哪有闲心搞人际关系！】如果曹不做系主任也许会好一点. 不管肿么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自私的男人！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