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三一语言学导论》中的修辞原则

虎子

作者:郭玉梅  来源：王希杰吧 http://tieba.baidu.com/f?kz=365322849

摘要：修辞原则是《三一语言学导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部分，得体性原则是修辞的最高、唯一原则，它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同时它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三一语言学”中的，而是和其它核心理论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建了“三一语言学”这个理论体系。

关键词：三一语言学  修辞  原则  得体性   

“三一语言学”是一个新兴的语言科学体系，它是“三一修辞学”理论的升华。长期以来，“三一修辞学”的核心理论（四个世界理论、潜显理论、零度偏离理论等）为许多语言研究者所认可和推崇，因为这些理论不仅在修辞学方面，而且在整个语言学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应用价值，所以语言学界将“三一修辞学”也称为“三一语言学”。尽管研究“三一修辞学”的专论非常多，但是语言学界对此一直没有成系统的研究，部分语言研究者还是很难窥视“三一修辞学”（或“三一语言学”）的全貌，2008年3月由聂焱教授主编的《三一语言学导论》出版了，这恰好填补了语言学在这方面的缺憾。

《三一语言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共有十三章内容，紧紧围绕王希杰“三一修辞学”核心思想展开论述，主要包括“三一语言学”的发展进程、语言观、修辞观、方法论等。其中修辞观部分占了相当大的篇幅（第二章至第九章），也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具体给我们阐述了修辞的四个世界论、潜显论 、零度与偏离论、语境论、同义手段论、修辞原则和辞格理论。限于篇幅，作者仅对“三一语言学”中的修辞原则及它和其它核心理论的关系作以简单的述评。

一  修辞原则——得体性原则

修辞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主体性或主体色彩的科学，是一门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科学，修辞主体——修辞人在交际过程中为了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修辞规则或修辞规律，即修辞原则，因此对修辞学来说，修辞原则的确立是非常重要的。《导论》第八章是阐述修辞原则的专题部分，编者通过修辞原则与得体性原则的提出、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得体性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体性原则与比喻构建、得体性原则与修辞批评五个方面内容对得体性原则进行了充实的论述。我们逐一评析：

1、修辞原则与得体性原则的提出。本节的特点在于编者给我们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一个得体性原则发展的整体脉络，得体性原则的确定大概经历了7个阶段：1）我国古代，在《论语》《韩非子》等中就已经非常重视修辞原则的重要性，就有“修辞立其诚”等著名主张；2）20世纪30年代，陈望道鲜明地提出了适应“题旨情境”的原则；3）20世纪80年代，“准确、鲜明、生动”的“三性”修辞原则在较长时期的酝酿和讨论中被学者们提出；4）1983年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提出修辞应该遵循五条原则：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恰当；5）1983年，吕叔湘在王希杰《汉语修辞学》所写的序言中提出了“适度”“恰当”“自然”原则；6）1993年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中提出了修辞的原则有三条：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适量性，对语言环境的得体性；7）1996年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鲜明地提出了得体性原则，并把它界定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因此，得体性原则最终被确定为修辞最高、唯一的原则是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学术探讨过程；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希杰先生在修辞原则的确定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本节特点在于编者指出了得体性原则具有辩证性、主体性、层次性和整体性等非常突出的特征（即得体性原则的本质性特征），同时将其内部系统的层次性进行了详尽、全面的剖析，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得体性原则的理论内涵。王希杰关于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是非常明确的，具体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证：

1）得体性原则的派生性。得体性原则提出后，不少学者对之作了深入的分析，使得体性原则更加细密化、具体化，编者认为学界包括王希杰本人所分化出来的诸多更小更细的原则和条件，实际上表现了得体性原则的派生性特征，而且，这种派生性特征是分层进行的。例如上述的“五条”原则、“三条” 原则、“三性”原则，及李名方提出的“五合”原则和侯友兰提出的“五适”原则，都是得体性原则这个上位概念派生出来的；其实在《修辞学通论》中已经明确了这一点，“修辞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 〔1〕［343］

2）语境适应得体性的有序性。所谓得体性：“就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 〔1〕［345］因此，得体性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语境是多层次的，随之“得体性原则在语境的各个层面都有表现，都有不同的要求和标准，语境不同层次上得体性有着不同的内涵。” 〔2〕［299］

3）言语交际得体性的层级性。言语交际具有层级性，因为人们的言语交际并不是处在同一层面之上的，而是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交际动机和交际心理，各自言语表达追求的目的是不同的，具体表现为日常交际的层面、社会交际层面和艺术交际层面；同时，在不同的层面上又都存在着正常表达和审美表达两个范畴，因此得体性的要求和重要性也是不一样的。

4）得体效果的级差性。《导论》认为“得体性原则当然追求的是得体性修辞效果，但得体性效果并不是唯一的，并不是同一层级上的。”“王希杰的主张非常明确，得体绝不是唯一的，而且既然得体性话语的选择是多维度的，具有多选择性，那么得体性效果也应该是多维度、多级别的，呈现出级差性的。” 〔2〕［305］。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得体性原则是一个复杂的层级系统。

3、得体性原则与中国传统文化。本节特点在于编者能够细心地从王希杰对得体性的概念界定（“得体性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价值评价”〔1〕［342］）中审视出得体性原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得体性从形式上反映了使用汉语的社会群体的审美心理，在内容上则表现为汉民族的价值观念，并且独特地从得体性与中庸观念，得体性与宇宙天文、建筑观 ，得体性与传统的意象组合，得体性与数字的文化底蕴四方面进行了阐述，内容丰富，举例恰当。

4、得体性原则与比喻构建。本节特点在于编者巧妙地将人们在言语表达过程中所坚持的得体性原则和所使用的比喻修辞格联系在一起，认为比喻修辞格式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在建构和运用的过程中自然要遵循得体性原则，论述中主要是以钱钟书比喻建构和运用为例进行分析和说明的。主要观点：1）比喻自身的得体性就是构成比喻的语言或话语本身达到得体性的基本要求，符合了比喻构成的基本条件，遵循了比喻构建的基本规范，侧重的是比喻内部构成规则和构成成分的之间关系，做到了微观得体；2）比喻运用的得体性所侧重的是比喻与外部要素的关系，强调比喻对大语境（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的适应度，也就是要做到宏观得体。另外，编者在对钱钟书创设的比喻建构作出赞誉性评价的同时，也指出了比喻创设和运用的偏误，即比喻不得体。
   
5、得体性原则与修辞批评。本节特点在于编者从得体性原则的个体来审视整个修辞问题。主要观点：1）指出得体性是修辞文本做出评价时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还应该有更加具体的标准，即：语言世界的合格性、物理世界的合理性（真实性）、文化世界的可解释性、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2）指出“对修辞文本得体性的恰切评价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在遵循的提醒原则，坚持四个世界标准，结合具体语境作出综合考虑的总思路下运用比较的方法。” 〔2〕［334］3）指出了修辞批评中存在的问题：多姿多样修辞文本，或为了追求新奇或为了追求语句的陌生化或为了艺术形象的塑造等等，为接受主体评估文本的得体性设置了语言上的障碍；由于接受主体自身的知识系统、语言经验和技能、鉴赏水平与方法、审美观、语言观、生活经历等因素会对修辞文本得体性的科学评估产生影响；由于“得体性原则，归根到底，是交际活动的主体——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价值评价，对语言材料和语言运用方式的一种主观评价，一种集体的有意识的或者无意识的评价。” 〔1〕［345］，该原则的优势在于它不强调唯一性、绝对性；但也有一定程度的不足，接受主体难以用硬性的标准来衡量，从而不能更好地把握该原则，会产生不同的评价结果。

另外，该章节的余论部分还给我们强调了得体性原则是我们评价修辞文本得体性时的方向性原则。就整体章节而言，义理充实，将得体性原则的内部系统分析地非常全面、清晰，特别是编者从得体性与中国传统文化/比喻构建/修辞批评的角度来阐述得体性原则的理论内涵是比较新颖独特的。

二  得体性原则和“三一语言学”中其它核心理论的关系

纵观全书，修辞原则——得体性原则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三一语言学”中的，而是和其它核心理论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建了“三一语言学”这个理论体系。

1、得体性原则和语境的关系。 其实关于二者的关系在阐述得体性原则的层次观时已经涉及到了，另外，在本书十一章介绍“王希杰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时也谈到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得体性就是话语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脱离了特定的语言环境，就没有得体不得体的问题。”〔〔1〕［346］所以，得体性是相对于语言环境而言的。语境是指话语所出现的环境，一切修辞现象都只能发生在特定的语境之中，可以将语境分为小语境（语言内语境、微观语境）即语言世界的语境，和大语境（语言外语境、宏观语境）即物理世界语境、文化世界语境、心理世界语境；并且这两种语境分别又可以有许多更低层次的语境。相应地，得体性分为小语境得体性（微观得体性、静态得体性）和大语境得体性（宏观得体性、动态得体性），微观得体性，就是“在小语境中，在特定上下文中，一个词语、一个句子同其他相关词语和句子的搭配要得当，同整个话语协调一致，和谐统一，形成有机的组合。” 〔1〕［347］  宏观得体性指的是“话语同大语境的关系，也就是对大语境的适应度，即对物理语境、文化语境和心理语境的适应度。” 〔1〕［350］   

同时，这两大语境得体性也可以分为更低层次的语境得体性。所以，得体性原则和语境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2、得体性原则和同义手段的关系。同义手段是指“表达相同意义内容的语言材料”〔3〕（76）汉语的同义手段是丰富而复杂的，除了有同义词，还有同义短语、同义句等。在言语交际过程中任何一个表达者都是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话题、交际目的、语言环境等因素的需要从同义手段中选择出合适的语言材料。我们认为表达者这种选择语言材料的行为过程就是对同义手段选择的过程；同时，表达者为了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也是自觉不自觉地遵守着一个对语言材料选择的原则，这就是得体性原则。《导论》第六章专题阐述“同义手段选择论”时明确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得体性以同义手段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得体性既是评价同义手段选择的标准，又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高原则。另外，王希杰先生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得体性原则和美质原则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也有区别。对实用修辞学来说，美质原则从属于、服从于得体性原则。对文学艺术作品来说，尤其是诗歌，得体性原则可以说是就表现为美质原则，两者几乎合二为一。” 〔1〕（305）“修辞的选择活动中，同义手段本身的美丑好坏固然也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它同语境之间的关系，只有符合得体性原则才是美的，才能取得最佳表达效果。” 〔3〕（80）因此我们可以说，语境是选择同义手段的框架，一切修辞现象都只能够发生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得体性原则、同义手段的选择和语境这三者存在于同一个层面，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分析语言现象时应当将这三者联系起来一同考察，才是全面的科学的。

3、得体性原则和四个世界的关系。“四个世界”是人在实践活动中形成对“世界”的认知范畴，是根本的语言观问题，具体指：语言世界、文化世界、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该理论是从人性主体的角度提出的。从三点来说：1）《导论》第三章谈到了“四个世界论与得体性原则” 的关系问题，“从交际效果的角度来看，决定效果的因素主要不在于语言世界，而在于其他三个世界，准确地说，交际效果取决于四个世界是否和谐统一。” 〔2〕（106）那么评价四个世界之间是否和谐统一的标准是什么呢？随后编者指出了王希杰关于对交际活动本质的认识：“他认为言语交际活动就是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人运用语言进行一种双向的信息和情感传递的社会文化心理行为，也是一种修辞行为。他将修辞学定位于关于四个世界关系模式的学问，那么四个世界的和谐一致，即得体性就必然是修辞的最高原则。”
〔2〕（107）2）语境有四个世界的语境， 得体性是对语言环境的适应度，所以它也相应地分为四个世界的语境得体性。得体性具有多层次性,各层次处于矛盾统一的状态之中, 低层次上的得体性总是受到高层次上的得体性的制约，这个高低层次之分总要回到四个世界的关系模式里，在不同的场合，四个世界的影响、制约的因素所处的层次是不同的，故而四个世界语境的得体性层次也随之发生变化。3）《导论》第八章谈“修辞原则与修辞批评”问题时指出得体性是修辞文本做出评价时遵循的一个总的原则，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还应该有更加具体的标准，即：语言世界的合格性、物理世界的合理性（真实性）、文化世界的可解释性、心理世界的可接受性，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得体性这些具体标准从四个世界的角度来分析修辞文本的。综上说明，得体性原则和四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四个世界是具体分析语言现象的方法论原则，具有指导意义。

4、得体性原则和零度—偏离的关系。“零度—偏离”是三一语言学的三大理论支柱之一，是一组重要的修辞概念。《导论》第八章分析“得体效果的级差性”问题时就应用了零度偏离理论，“按照偏离理论，如果我们设定语言运用中修辞的得体性效果域为［-1，+1］，那么处在中间状态的效果应该是0。零度效果发生偏离，便会产生负效果和正效果。” 〔2〕（305）第十一章也谈到了 “得体性的突破和偏离”问题，指出：在交际中，话语本身的微观的得体性并不一定就能够得到好的交际效果；相反，那些本身不一定得体的话语，只要和宏观语境和谐一致，有时也能取得令人惊喜的表达效果，这就是对得体性原则的正偏离；低层次的突破和偏离是受到高层次得体性的支持，如果突破和偏离了得体性的高层控制，就会产生得体性的负偏离，这种偏离必然会导致语言交际的失败。因此，得体性原则和零度—偏离两者存在着联系的，分析或评价修辞文本时需要参照理这一个方法论原则。

在《三一语言学导论》中关于修辞原则——得体性原则的阐述应该是目前最为全面、深刻的了；同时我们认为，该书也是一本可读、有价值的好书，其本身具有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和覆盖力，它全面系统地给我们阐述了“三一语言学”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都能够很好地、更深层次地掌握其中的理论内涵，那将对我们具体研究语言、研究修辞是非常有帮助的，借本书徐思益先生所作序言中的话来概括本书的价值：“《导论》是一部有系统的理论专著，是真正的修辞学学著作。”“把‘三一修辞学’的核心范畴概括提升为语言应用理论，把应用和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有规律、成系统的新兴的语言科学体系——‘三一语言学’,这是一大创举。”〔2〕［5］

参考文献：
〔1〕 王希杰.修辞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 聂焱.三一语言学导论〔M〕.宁夏：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3〕 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李名方.钟玖英.王希杰与三一语言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作者简介：郭玉梅（1981— ），女（回族），陕西合阳人，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语言与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修辞学研究。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联系电话：13895686217，email—guoyumei521@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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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语言学派及其形成的基本条件
作者：孟建（肇庆学院中文系教授，广东肇庆526061）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6867fc01008m8y.html

摘  要：经过四十余年的潜心研究，由先行者王希杰的学术论著引发的、以王希杰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所创立的“三一”语言学派已经具备作为一种流派所应该具有的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这个学派已经形成，这个学派已经诞生，这个学派已经挂牌。这个学派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渊源、全新的语言观念、科学的理论体系、优化的方法论体系、开放的探索精神、健全的科研梯队、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广泛的学术影响等特质，为其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注入了新鲜的学术内涵。

关键词：“三一”语言学派；王希杰；形成条件

在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语言学流派可以说形形色色，多种多样。比如有自然主义语言学派、个人心理主义语言学派、青年语法学派、心理社会学语言学派、社会学语言学派、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文化语言学派、功能语言学派等等。这些学派同属于语言学科而皆因学说、观点等的不同而形成。学界关于语言学派形成的基本条件已经有学者提出自己的看法。比如陈炯就认为，形成语言学派的标志由三。[1]徐思益认为：“一个学派首先是由少数先行者的学术著作引发的，其学术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底蕴，能够吸引同行者自觉地追求探索；先行者具有博大的学术胸怀，能够团结吸引同行者沿着他的学术轨迹，开发共建，向前推进。”并认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德·索绪尔和当代形式语言之宗诺姆·乔姆斯基开创的语言学派似乎都可以这样来认定”。 [2]据此，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三一”语言学派的诞生。

所谓“三一”语言学派，就是由王希杰的语言学（含修辞学）著作引发的，由众多自觉追寻王希杰语言思想的同道者积极参与探索，以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为出发点，把以辩证法为总纲兼用古今中外研究方法集合而成的方法论原则作为统帅，把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性与显性三组概念范畴和一条得体性原则作为核心理论体系，并创造了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从而所形成的具有广泛学术影响的语言学思想群体。几十年来，王希杰语言学思想发展的现实已经促成了这个语言学派的必然诞生，所以徐思益在给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的《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作的《序》中就明确地指出：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已经挂牌，“三一”语言学派已经宣告成立，把以王希杰为代表的语言学思想群体称之为学派是名正言顺的了。[3]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王希杰为核心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已经正式产生。这不仅仅是因为出版了由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的《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这本被学界认为是“三一”语言学派诞生标志的鸿篇巨著，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本鸿篇巨著的背后蕴含着“三一”语言学派作为一种流派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和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

一、深远的学术渊源

任何一个语言学派的形成都会基于一定的学术背景，都会有自己的学术根基，而并非是空中楼阁。“三一”语言学派的形成也自然要遵循这一规律，也具有相当深厚的学术渊源。这种学术营养可以说来自于古今中外。有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诸如索绪尔、叶尔姆列斯夫、雅克不逊、布龙菲尔德、乔姆斯基等学者语言学思想的引入；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诸如传统哲学、古代修辞思想的汲取；有对前人和时贤，如王易、陈望道、方光焘、钱钟书、高名凯、张弓等学者学术思想的借鉴；有对周边相关学科，包括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等学科核心理论的纳入，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文化精神、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王希杰语言学思想、“三一”语言学理论的形成。虽然王希杰从未说过自己要创立语言学派或者已经创立了“三一”语言学派，但实际上“三一”语言学派就首先是由王希杰的学术论著引发的，他的语言学思想实际上就代表了“三一”语言学派的思想，所以理清王希杰语言学思想形成、发展的来龙去脉就等于廓清了“三一”语言学派形成的学术渊源。

在笔者看来，对王希杰语言学思想影响至深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索绪尔一脉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哲学和文化精神。

（一）对索绪尔一脉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吸收、改造与发展

王希杰在大学一年级读书期间就对语言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涉足于语言学的研究和语言学论著的写作。王希杰在语言学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非常清醒的意识，并在注重语言实践的基础上又把较为科学的语言学理论作为学理支撑，这是他进行语言学研究的最优化的方法论选择。在学期间，他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方光焘先生，专攻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美国描写语言学，汲取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精髓。与此同时，又从方光焘身上学习了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并传承了方光焘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坚持认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从而为自己的语言学研究和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打下了坚实的语言理论功底，也为“三一”语言学派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相当丰厚的学术土壤。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王希杰认为：“从语言本身来看，它是一个体系。就体系的职能来看，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从体系对客观事物的关系来看，它是一个以声音为物质外壳的记号体系。”[4]那就是从属性、功能和语言本体三个方面来理解语言的本质的，即：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音义结合的符号体系。这种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20世纪初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给语言所下的定义基本一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索绪尔语言观的进一步解释，这也与当时包括方光焘在内的语言学者所持的语言学主张完全一致，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语言学界语言观的主流，这种语言观实际上就是索绪尔加斯大林式的语言观。具体来说：

1．王希杰接受了“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言和言语二分”理论。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他参加了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大讨论，在1964年及其之后所发表的一系列相关论著中，王希杰不止一次地论述到语言和言语区分的问题。例如在《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1964）、《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1982）、《汉语修辞学》（1983）等这些著名的篇章里，王希杰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探索。这种讨论不仅支持了方光焘的语言观，而且也为自己语言观的形成与确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或者可以说，王希杰一直以来所坚持的语言和言语二分主张的直接理论来源就是在索绪尔和方光焘的语言二分观。我们知道，索绪尔把语言分为语言和言语，并认为语言是一个音义结合的严密的符号系统，而且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索绪尔语言思想中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方光焘这里得到了进一步强化。王希杰秉承了这种观点，并进一步论证和充实完善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重大成果，具有方法论意义，推动了语言学各个学科的进步。正是在这种对语言二分观的赞赏和继承之中，王希杰倾注了相当多的心血来研究并弘扬语言二分观。在他看来，广义的语言包括狭义的语言和言语；区分之后的言语是语言的投射和体现，是对语言运用的结果，语言是语言世界中相对稳定的部分；语言是一般，言语是具体；语言建立在言语基础之上，言语是对语言的具体运用。

2．王希杰认为语言还是思维的工具。基于这种观点，王希杰在不同的论著中就语言与思维和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讨论。在他看来，语言离不开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思维的过程中要有语言的参加，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的形成离不开语言。思维的结果要用语言记录，语言可刺激思维，激发人们的思维活动。思维的结果是思想，思想是大脑借助于语言思维的结果。交际的目的就是表达思想，而要使言语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完整，就离不开思维的作用；作为接受者，理解别人的思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思维的过程，思维在起着作用。言语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思想是言语所表达的内容，二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思想的表达离不开言语，思想要靠言语来组织。[5]这种观点与索绪尔和方光焘的语言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3．王希杰还从交际层面把语言当作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里就不再赘言。

4．王希杰坚持认为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王希杰的这种观点主要体现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一视同仁的语言》（1977）、《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1978）等论著中。这些文章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经过王先生深思熟虑之后写出的。他坚定地认为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没有阶级性的，很显然王希杰从方光焘那里接受了“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而且，一直以来王希杰不止一次地在一些场合和论著中宣示自己的这一主张。

显然，王希杰是按照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和方光焘对语言本质的理解来诠释语言的本质的。正如于根元所说，王希杰的语言观“集中反映了他和我们许多人长期以来到的索绪尔语言观的影响”，“王希杰受到影响的索绪尔的语言观经过了方老师的改造，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语言和言语都没有阶级性。”[6]这个阶段的语言观不仅是王希杰第二个阶段语言观的基点，同时也是“三一”语言派语言思想的重要内涵。难怪语言学家徐思益先生在谈到“四个世界”理论的学术渊源时说，“四个世界”理论在索绪尔学说中可以找到时隐时现的印迹。他说：“索绪尔认为，言语活动是多样异质的，它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心理、个人、社会诸多领域，不是一个统一体，无法确立语言学的真正对象。”[7] 由此可见，“三一”语言学理论中的四个世界，以及潜性与显性、零度与偏离等都和索绪尔一脉的语言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把索绪尔一脉的语言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汲取与贯通

进入80年代，尤其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王希杰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又有了新的飞跃。他不再满足于接受和继承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而是在坚持了这种语言观的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地充实、深化和完善了这种语言观，广泛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从而形成并确立了“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的改造过了的索绪尔的语言观”。

对传统文化精髓的吸纳是多层次全方位的，这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1．王希杰高度重视古代的思想者和智者所留下的“修辞立其诚”思想。王希杰认为，“诚”是和合文化的核心和重要内容，也是修辞学的核心内涵；其特色就是善言，也就是以“善”为统帅的真善美的统一；其基础就是讲究适度，讲究中庸与和谐；其外在的表现形式就是得体，坚持得体性原则。“修辞立其诚”是一种态度，是修辞的出发点、立足点。通常情况下，只有做到了“诚”，话语才能够做到得体；但是“诚”只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诚”还不能够保证所有的话语在任何时候就一定得体。日常生活中，有人，有时，是的确“诚”的，但是并不得体。这里有一个会说话不会说话的问题，就是会修辞不会修辞的问题。[8]在王希杰看来，修辞立其诚的原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传统修辞学的特色和精髓所在。从《周易》以来，修辞立其诚的原则就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其中尤其是儒家更是特别的高度重视修辞立其诚的原则。这是中国修辞学悠久而优秀的传统。因此，现代修辞学应该抓住这个“诚”，把它作为修辞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最重要的出发点。[9] 这是“三一”语言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2．王希杰学习并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方法。公开宣示，他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大大得益于直观法和顿悟法。王希杰对传统哲学中“二元对立”和辩证法思想更是情有独钟，广泛而又深入地借鉴与吸纳了《周易》和《老子》“二元对立”的观点，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从而构建自己的语言学理论和修辞学理论大厦。在《周易》中，以阴阳作为一对基本概念，并由此阴阳二殳而衍生为四象，再由四象而衍生为八卦、六十四卦。而八卦之取象是两相对待的，正好形成“乾（天）为三连而坤（地）为六段等”四组两相对待之关系，已呈现出简单的“二元对待”之逻辑结构。由八卦推演出的六十四卦也存在这种 “二元对待”的关系。《老子》以“一生二”作为“万物”（多）之源，从“现象”（万物）中抽离出了“二元对待”的基本哲学范畴。这些深邃的哲学思想对王希杰的语言学理论的兴起到了关键性影响。他的四个世界理论、零度与偏离理论、语言潜显理论、修辞漏洞理论等都是在传统研究方法和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导引之下提出并得以阐发的，这奠定了“三一”语言学思想的又一个基础。所以，王希杰非常明确地指出：“为了汉语修辞学的科学化和科学的品位，我们应该向《周易》学习：在汉语修辞学中，追求最简单化的原则，力求寻找到最少的概念、术语和范畴，并且在这些少量的概念术语和范畴之间寻找到它们之间的内部的逻辑联系，再像《周易》一样，逐步地逐层地推导出二级三级四级的概念术语和范畴来，最后在此基础上来建立我们的汉语修辞学体系。”[10]

二、全新的语言观念[11]

    正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经过多年连续不断的探索和众多志同道合者的共同参与，最终确立了王希杰或者说就是“三一”语言学派的语言观念。这种语言观念包括语言观和修辞观。

在《修辞学新论》和《修辞学通论》中，王希杰对语言的本质作了大致相同的完整的解释与认定：语言是作为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交际工具、文化载体的、一种复杂的开放的、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非系统性特征的、处在不断从无序向有序运动过程之中的、动态平衡的多层次的音义相结合的符号体系。[12]关于“修辞学”的本质，王希杰《修辞学新论》（1993）中定义为：“修辞学是从表达效果出发研究口语和书面语在交际活动中的言语常规、变形和正负偏离现象，建立已然的和可能的修辞规范及超规范、反规范的模式的一门语言科学。王先生是从表达的角度来揭示修辞学的内涵的。”[13]这显然是一种全新的具有王氏特色的语言观和修辞观。这种语言观和修辞观的确立实际上就是立足于汉语的实际，是在继承、改造和发展索绪尔语言观并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前提下所形成的。所以，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可以进一步诠释为：

（一）语言是多层次的相互制约的符号系统

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是一个音义相结合的符号系统。这个符号系统不是符号的简单相加构成的，而是由不同的符号按照一定的关系、规则和规约组合而成的关系网络。其一，语音和语义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紧密相连而不可分离。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就是由众多的音和义结合而构成的。其二，语音和语义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反比例的关系。其三，语言是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系统。语言首先是一个大系统，语言这个大系统的每个子系统内部又有众多不同的小的子系统，小的子系统下还有不同的更小的子系统，依此层层套叠，组合形成了语言大系统。

（二）语言是具有非系统性特征的系统

王希杰说，索绪尔把语言看作为一个严密的符号系统，这推动了现代语言学在科学化、精密化、公式化的大道上大踏步地前进。但是，要想使语言学抽象出具有普遍品格的简明的关系模式是理想化的设计。这到头来只能让人失望。他认为，这个符号结合的系统并不那么严密，它还具有非系统性特征。为什么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还具有非系统性特征呢？王希杰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论述。其一，语言产生的机制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其二，语言的动态开放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其三，语言作为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等级系统，其下位系统之间及其内部存在着矛盾的非系统的现象。这也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其四，人类社会自身的非系统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特征。其五，交际活动的复杂多变性决定了语言的非系统性。

（三）语言具有自我调节能力

王希杰在《修辞学新论》、《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论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等论著中专门提出并论证了语言所具有的自我调节能力。他把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看作是语言自身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看作是语言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制。所谓语言的自我调节，其实就是语言对平衡状态的一种追求，也就是语言对混乱状态的重新组合能力和保持自身的相对的动态平衡的一种活动。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永远处在从无序到有序的不断演进的进程中，自我调节是语言这个开放的大系统的最重要的特征。他认为，语言的奥妙就在于在变化和不变化之间保持着某种相对的平衡，这种平衡就是通过它自身的自我调节机制实现的。正因为具有调节功能，语言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发挥其交际工具的职能。

（四）语言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的符号系统

在王希杰看来，语言是开放的动态平衡的符号系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语言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的无限的潜能。语言世界中语言材料的有限性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的无限性之间不断的矛盾冲突，是语言永远维持开放的动态平衡性的巨大动力。这种开放的动态平衡性首先是表现在语言的潜显二元性特征。由此，王希杰提出了“潜性”和“显性”这一组概念，并使之成为“三一”语言学理论的重要内涵。

（五）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

王希杰认为，语言就是语言，并不那么神秘，语言依然存在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作为语言学家只有承认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这种现实，才能真正地把握住语言的本质。他在《修辞和漏洞》《修辞学通论》等论著中就此问题作过较为详细的阐述。王希杰认为，修辞学不能一味地追求精确，时时处处同漏洞作斗争是不妥当的。其实绝对完善而没有任何漏洞的话语是不存在的。修辞学所说的漏洞应加以限制：坚持交际活动中的诚信原则，交际双方合作友好，努力向着对方靠拢，才可以避开许多漏洞。因此，修辞学不教人同漏洞对着干，而是教人在诚信的原则下双方合作避开许多不可避免的漏洞。这些漏洞是交际所允许的漏洞，即在诚信的原则下不会也不可能产生误解的漏洞。修辞学要注意两种漏洞，一是损害交际效果的漏洞，即消极漏洞；一是积极的漏洞。消极漏洞是指在诚信的基础上也不可能得到正确解码的漏洞，如病句。积极的漏洞则是指在低层次上的漏洞，在高层次上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并获得了更大价值的漏洞。在这里，王希杰运用辩证的观点来对待语言的漏洞和不自足性问题。这是一种科学的语言观，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语言作为一种制度文化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它是整个社会集团所共同具有的。王希杰认为，语言在本质上不同于文化，但语言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方面，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14]所以说，语言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物理世界要通过文化世界作为中介，语言和文化之间具有共变关系。这在王希杰《修辞学新论》《修辞学通论》《汉语修辞学》（修订本）等相关论著中都有详细而又深入的阐释。

正是这种全新的语言观决定了“三一”语言学派的核心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从而也使“三一”语言学派的语言学主张和语言学思想有别于其他语言学派。

三、科学的理论体系

宗守云把王希杰的学术研究分为5个阶段，并认为这5个阶段对“三一”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同的作用。这5个阶段分别是：一、个别研究——“三一”语言学的积累期；二、体系建立——“三一”语言学的探索期；三、思想深化——“三一”语言学的形成期；四、学说完善——“三一”语言学的成熟期；五、人文关怀——“三一”语言学的伸延期。[15]由此可以说，王希杰语言学思想由零珠碎玉到逐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轨迹实际上就反映“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同时也印证了“三一”语言学派的形成过程。上文已经说过，“三一”语言学是以三组概念范畴和一条最高原则为核心而形成的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体系真正体现了“三一”语言学派的核心学术思想。

关于“三一”语言学理论，王希杰在其《修辞学通论》等论著中中作了详细而又系统的论述。

（一）基本概念范畴

    “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范畴就是四个世界、零度与偏离、潜性与显性这三组八个概念。

    1．四个世界

王希杰在其《修辞学通论》等一系列论著中，不仅明确地提出了“四个世界”这一组概念范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它们之间存在着的共变关系。王希杰认为，在交际活动中存在着“四个世界”，那就是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在后来的“对话”中，王希杰又认为这四个世界并非是处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而是有层次性的。那就首先是语言世界与非语言世界的对立，非语言世界包括了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在王希杰看来，语言世界注重的是语言材料的合格性与规范性，物理世界强调的是语义的逻辑性与真实性，文化世界探索的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对话语内涵的解释程度，心理世界讨论的是表达主体和接受对象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四个世界的理论关键不在于研究四个世界本身是什么，而在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所以他认为，只是从语言世界来考察修辞现象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研究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影响和制约着运用语言的活动。因此，所谓的修辞，“其实就是为了提高交际效果、充分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而对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关系模式的一种有意识的、积极的开发和利用。真正科学的修辞学就是从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之间的关系模式中考察语言的表达效果而得到的规律规则的理论体系。”[16]

在王希杰看来，在四个世界中，语言世界是基础，语言是物理世界的反映，是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具有同构性关系，也有示差性关系。在交际活动中话语应当尽量同物理世界保持一致的关系，这是修辞的一个最基本原则。文化是语言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中介。语言不但记载文化，而且传播文化、创造文化。交际活动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交际活动中，文化是选择语言材料和评价话语表达效果的依据。王希杰还认为，交际活动是一种心理活动。人类的心理机能和交际双方的心理状态是交际活动的基础，是决定交际效果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人类的心理机能是修辞技巧产生的基础。[17]

2．零度与偏离

“零度”和“偏离”理论是“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的最重要概念。在王希杰看来，如果零度是用来描写“正常的”“规范的”“中性的”话语修辞状态，那么偏离则是用来描写对零度的违反状态的。这种违反只是局部性、非系统性的，否则就会导致新的规范形式的出现。偏离会使读者产生惊讶的感受，而令人惊讶的效果正是修辞学的目的。简单地说，零度就是规范与常规，偏离就是变异与突破。

（1）“零度”又有理论零度和操作零度之分。理论零度是绝对零度，即一般的，具有高度抽象的品格，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语言世界的规律，像音位系统、语义系统、语法系统等。修辞研究应当从理论零度开始。修辞学的理论大厦就是建立在理论零度之上的。但是，修辞学的任务不是直接研究修辞的四个世界的理论零度，他们分别有不同的学科或分支学科，如语法学、物理学、逻辑学等去研究。操作零度就是最一般的常规的规范的不带任何修辞色彩的形式。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便于学习和把握。它是相对稳定的，是整个语言社会所公认的。王希杰认为：四个世界都存在着零度，语言世界有零度，物理世界有零度，文化世界有零度，心理世界也有零度。

（2）王希杰认为偏离是无处不在的，偏离可以有不同形式的偏离。第一，从哲学角度看，可以把偏离分为理论偏离和操作偏离。第二，从功效角度来划分，偏离可以区分为正偏离和负偏离。好的积极的正面值的偏离叫做正偏离；坏的不好的反面的负面值的偏离叫做负偏离。第三，从偏离程度的角度划分，可以区分为小偏离和大偏离。同小偏离相比修辞学更加重视大偏离的研究。第四，从四个世界的关系角度看，还可以分为语言世界的偏离、物理世界的偏离、文化世界的偏离和心理世界的偏离。

（3）在王希杰看来，零度、正偏离、负偏离并非是恒定不变的，只要提供一定的社会语用条件，它们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3．潜性与显性

在汉语研究的历史上，王希杰较早地提出了“潜性”和“显性”这一组概念，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深刻的阐释与讨论，形成了一套体系。这个体系在其《修辞学通论》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修辞学通论》第六章“显性”和“潜性”专门系统地论述了与“显性”“潜性”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既是王希杰对其“显”“潜”语言理论10余年研究成果的总结性描述，同时也标志着王希杰“潜”“显”语言理论的真正成熟。王希杰“潜”“显”观的核心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语言是“潜”“显”的二元对立。王希杰有一个著名的公式，那就是 “语言=显语言+潜语言”。[18]这个计算式告诉我们，王希杰是把语言看作是潜性语言和显性语言的总和的，是把语言看作是由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构成的有机整体的。他认为，所谓的潜性语言就是在此之前没有出现的语言现象，所谓的显性语言就是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的语言现象。在语言的任何一个层面上都存在着“潜”与“显”的二元对立和互补。潜性语言现象也是有无限可能的，而显性语言现象则是有限的。

其二，潜”“显”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王希杰不仅发现了语言的“潜”“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认为“潜”“显”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王希杰认为，语言世界内部的潜、显语言现象并非固定不变永远是二元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种认识也是与语言世界的自身发展规律相吻合的。如果潜语言不向显语言转化，语言便不能健康地发展；而显语言如果不向潜语言转化，这也有违于语言自身发展的规律性。王希杰尤其注重潜性语言的显性化。王希杰认为，这种转化不具有任意性，一定要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文化语用条件。二是，语言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王希杰说：“潜语言的显性化，也受到了语言系统内部规律、规则的制约。”[19]

其三，“潜”“显”语言理论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笔者以为，王希杰的这一理论的产生除了受方光焘语言理论的影响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来源是他对四个世界的细致的观察和严密的思考，以及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独特感受。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提出了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这一组概念，并认真地观察、严密地审视了这四个世界。他认为，四个世界中都存在着“潜”与“显”的对立，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这是其潜性和显性理论得以存在的客观基础。

（二）得体性原则

在《修辞学通论》中，王希杰提出了“得体性”原则并把它确定为修辞的最高原则。他说：“得体性指的是语言材料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是“一种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的价值评价”，“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其他的原则。”[20]王希杰在明确提出幷把它提升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过程中，就赋予其相当丰富的内涵。这些内涵主要表现为辩证性、层次性、主体性、人文性等，它们是得体性原则的本质性特征。实际上，这些本质性特征正是从不同的侧面深入而细致地诠释了王希杰关于得体性原则的独到的修辞思想。而且，在王希杰看来，得体性原则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幷不是一个孤立的由单个元素构成的修辞标准，而是由众多要素有机组配，幷受到各种不同的显性的或潜性的语言内因素和语言外因素的相互影响所形成的修辞法则。在“三一”语言学理论体系中，王希杰把得体性原则与修辞立其诚、语言环境、同义手段等作为同一个层面上的重要内容来看待。那就是在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坚持把“修辞立其诚”作为出发点，以得体性为目标，以语言环境为参照，以同义手段的选择为手段，来表情达意，传递信息，表现思想的。这就是使得王希杰的语言理论体系充满了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文主义传统。

四、优化的方法论体系

王希杰具有非常浓重的方法论意识。在语言学和修辞学研究的过程中，王希杰长期以来不但非常注重研究方法的优化选择，而且在《汉语修辞学》《修辞学新论》《关于修辞学研究方法的通信》等论著中还不止一次地讨论、强调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可以说建构了一个完整而又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王希杰在《科学方法和修辞学的繁荣》（1994）等论著中呼吁要重视科学方法和方法论，要突破传统的方法进行更新创造，主张“在第一手语料上创造新方法，把新的方法用于语料分析，用语言事实来检验、验证新的方法，把‘新的方法——新的语料——新的体系’结合起来”，来丰富发展修辞学乃至语言学的方法和方法论体系。在他的方法论体系中，坚持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对古今中外法作出多元选择。

（一）以辩证法为统领的方法论原则

在王希杰的方法论意识中，辩证法是其方法论原则的根基，是其他所有方法的统帅。在其语言学、修辞学研究中，正是在唯物辩证法的统观之下优选演绎法兼用归纳法等作为其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的。王希杰看到了语言的相对性和辩证性，认识到了交际活动中的矛盾性和矛盾双方的相互转换关系。比如语言与言语、能指与所指、共时与历时、组合与聚合、形式与意义等都是二元对立的，是辩证的统一。他提出的三组概念范畴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方法论选择。比如零度与偏离（包括正偏离与负偏离）、显性与潜性等就是对立的双方，但它们之间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王希杰主张语言学的研究应该多一些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他说：“为了汉语修辞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应当大力提倡辩证法，克服形而上学，从全局出发，从多方面的联系之中，来观察各种修辞现象。”[21]

王希杰对演绎法情有独钟，在其显性与潜性理论中对演绎法的运用达到了至极。王希杰对“潜”“显”的研究就是以辩证法为指导的。王希杰优选演绎法来构筑“潜”“显”语言理论大厦是有其独特的思考的。他深深地体会到，语言的研究是不能完全依赖于归纳法的，仅仅利用归纳法研究语言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也有弊端。在语言的研究中应该有假设，从假设出发推导出可能存在的语言现象，然后再加以论证。由假设出发，就是由一般出发，就是由抽象出发。当然，这种假设、一般、抽象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王希杰的“潜”“显”语言研究的演绎法就是建立在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在对大量的具体的语言现象研究之后去演绎的，由现行的语言现象演绎出潜性的语言现象。因此，可以说没有演绎法，也就很难发现一些尚未出现的潜性语言现象，也更难解释潜在的语言现象存在的可能性。王希杰以演绎法为其方法论的基本骨架，但决不排斥归纳法，这种方法是他“潜”“显”语言理论的必然选择。他认为，在修辞学研究中，归纳法和比较法是最重要最基本而且是必不可少的方法，只有首先对语料进行归纳和比较，才能够抽象概括出规则、法则、原理来。而这些法则、规则、原理正是构建修辞学理论大厦的基本板块。但是仅仅运用归纳和比较，真正科学的修辞学理论体系还不可能诞生。因为经验的事实是无可比拟的多，这是任何一个研究者所无法穷尽的，即使我们看一万只一亿只乌鸦都是黑色的，但不能保证一万零一只、一亿零一只乌鸦不是白色的，还不能保证“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普天下都适用的真理。为了建造修辞学理论大厦，我们必须同时运用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论选择就为潜性和显性理论的成熟和完善创造了条件。

（二）对古今中外法的多元选择

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专门对古今中外法进行了阐释。他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应该推崇现代精密的科学方法，但也要给予直观法和顿悟法以一定的地位，要看到这些方法所具有的价值，而不能就说它们是不科学的方法。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应该是多种方法并用，在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中作出优化的选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希杰语言学思想或者说就是“三一”语言学思想中在方法论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辩证法指导下广采古今中外众法，兼收并蓄，只要有助于语言学研究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诸如归纳法、演绎法、比较法、对比法、分析法、综合法、定性法、定量法、描写法、阐释法、假设法、实证法、系统论、控制论、义素分析、二元互补等方法，以及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等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语言学科内以及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在王希杰的选择范围之内。[22]

正是由于注重了古今中外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并坚持结合具体的语言现象来优化选择研究方法，才使得王希杰的语言研究在方法论方面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从而使“三一”语言学具有多元辩证的方法论意识。

五、开放的探索精神

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在学术研究上具有开放的探索精神。这种精神为“三一”语言学的研究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三一”语言学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环境，为“三一”语言学派的最终形成营造了宽松和谐的学术氛围。这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

王希杰一再强调，科学研究一定要求真务实，要具有高度负责的态度，要满腔热忱，心中充满对科学对真理的执著追求的精神、意志和毅力。王希杰说：“科学精神是科学性的保证。科学精神就是对科学的追求和负责的态度。我以为，所谓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个字：真！”“科学家最求的是真。真是学者的最高追求。求真是做学问的最基本原则。‘求真务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态度。”“科学精神就是：凭事实说话，摆事实，讲道理。”“尊重事实是科学精神的必要条件。”[23]那么，在语言学的研究中，科学精神最重要的体现就是语言材料的真实性，语言知识的内在联系性，语言理论的客观依据性，语言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语言学研究态度的严谨性。要一切从语言事实出发，让语言事实说话，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开发语言资源，利用语言资源，丰富语言知识，创新语言理论，建构语言学体系。

（二）敢于超越的大无畏精神

  王希杰的学术探索精神中充溢着敢于超越前人和自我的大无畏精神，具有开展学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平时与人为善，但在真理面前敢于做到寸步不让，面红耳赤，不畏权威，不畏权势。这种大无畏精神突出地表现在对前人的超越和对自我的突破上。

1．对前人的超越

王希杰自己就说，他的语言学思想之“宗”就是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方光焘。但是，他从不迷信，对这个“宗”从来就没有盲目崇拜过，而是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个“宗”。所以，王希杰的语言观、修辞观、语言思想、语言理论、语言学体系和修辞学体系等等，虽然直接的理论渊源是索绪尔、叶尔姆斯列夫和方光焘，但是这种继承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在继承中有改造、有发展，渗透了自己的思考与探索，蕴含了自己对语言学的真知灼见。正如上文所说，其语言观就是王希杰化的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这显然是对其宗师的超越，是对语言学权威的超越，是对全世界都公认的语言学理论的超越。

2．对自我的突破

在学术研究上超越前人和时贤是不容易做到的，而突破自我则需要更大的胆识和气魄。王希杰曾说：“一个搞学问的人，要敢于大胆地否定自己。所谓发展，所谓进步，就是不断地自我否定。如果一个人一点儿也不愿意否定自我，那么就只好永远地抱残守缺了。”[24]王希杰在学术研究上不仅敢于超越前人，更为难得的是又善于突破自我，这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大优势之一。王希杰具有不断进取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和思想境界，对自己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从不袒护，从不包庇，从不固步自封，从不孤芳自赏。只要有新的思考，只要有新的思想火花，只要有新的观点，只要有新的建议和批评，他都会在认真斟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努力革新、完善、健全、充实自己的语言学思想体系。他总是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不拘泥于现成的观点和看法，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不甘寂寞又重新开始思考语言的本质问题。这种思考当然是建立在自己20年语言学的研究实践和业已获得的对语言本质的更为深切的感受基础之上的。王希杰对自己语言观的超越，按照高万云的说法，王希杰语言观经历了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阶段和王希杰化了的方光焘改造过的索绪尔的语言观阶段。[25]这第二阶段的语言观其实就是对第一阶段语言观的超越。当他的“四个世界”范畴提出之后，尤其是最近，有人提出应该把“四个世界”二分为语言世界与非语言世界的时候，[26]王希杰更是积极做出回应。在他和钟敏的对话中又把“四个世界”划分为三个层次：最高层次就是“语言世界和非语言世界”。王希杰一贯坚持二元互补的观点，把“四个世界”概括为“二个世界”（即二元对立），这就同他的一贯主张一致了，这就进一步完善了他的“三一”语言学理论。对修辞原则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超越自我。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1983）中认为，修辞的原则有五条，那就是把我交际对象、保持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修辞学新论》（1993）中，王希杰把修辞原则确定为三条：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适量性；对语言环境的得体。《修辞学通论》（1996）中则进一步简化，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的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原则的派生物。这个原则制约着和控制这一切其他原则。王希杰关于修辞原则的明确提出和最终定性经历了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将近15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漫长的学术探讨过程，也是王希杰关于修辞原则的自我反思、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过程。

（三）先行者博大的学术胸怀

在学术研究方面，王希杰历来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牢固树立了学术开放意识，兼容并包，接纳百川。对相同的观点乐见其成，但不盲目推崇；对不同的意见则静心反思，追问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就自己的观点和语言学思想而言，对持异见者和不同的意见，采取宽容的学术心态。允许别人“说三道四”，鼓励异音的存在，赞同别人发表不同的见解，甚至是进行严肃的批评，从不搞一言堂，也不搞学术霸权，不抢夺学术话语权。对别人的体系、理论、思想、观点，不排斥，不打击，力求和平共处，构建和谐学术环境。他常常告诫年轻学者：“我一贯反对的是认为只有自己的修辞学或语法学体系是唯一科学的，而把他人的修辞学或与法学体系全部说成是不科学的，低级的，荒谬的，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27]更令人敬佩的是，王希杰还非常热情地鼓励、支持年轻学者的学术研究，肯定他们对语言学的热爱之情，想尽一切办法帮助他们。不怕年轻学者超越自己，不怕年轻学者对自己提出挑战，不怕年轻学者对自己构成威胁，从而为年轻学者的健康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帮助，也为“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机理不断注入了新生力量和学术包容性内涵。

六、健全的科研梯队

正是基于“三一”语言学的学术魅力，吸引了众多不同层次的语言学研究者毫不犹豫地自觉地加入到“三一”语言学研究群体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健全的学术研究梯队。这就印证了了徐思益所说的话：“‘三一语言学派’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拥戴并沿着他的学术思想轨迹不断探索的一批学者共同创建的。”[28]

这个学术团队是庞大的，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它以先行者王希杰为核心代表，以一批教授、副教授、博士为中坚和骨干，以大量的具有满腔热情的年轻学者为辅佐和多翼。比如：徐思益、何伟棠、加滕阿幸（日本）、李名方、徐丹晖、周洪波、高万云、聂焱、郑庆君、郑荣馨、钟玖英、孟建安、胡习之、宗守云、江南、李颔蕾、钱进、王德福、李子荣、施发笔、王天星、周春林、程培元、滕慧群、朱少红、李玄玉（韩国）、王化鹏、刘春卉、王晓娜、欧阳骏鹏等学者和语言学研究者都是这学术群体中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年龄分布结构、职称层次结构、学历梯次结构、区域布局结构、影响程度结构等各方面都具有较大的优势，从而建构了一支健全的“三一”语言学学术研究梯队。
这支队伍实际上就是以王希杰为带头人，由王希杰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访问学者，以及对“三一”语言学思想具有浓厚兴趣的不同年龄段的学者组建而成的。这个团队由以王希杰为代表的老一辈语言学家一手培育铸造而成，并在他们的精心经营与呵护之下逐渐发展壮大，并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这种战斗力和生命力涵盖了合理的科研梯队、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雄厚的研究实力，以及丰富的研究经验、洞烛幽微的研究能力和宽松向上的研究氛围。多少年来，这支队伍肩负着“三一”语言学研究的时代重任，或进行“三一”语言学教学，或开展学术演讲，或召开（参加）学术会议，或培养科研新人，或著书立说。不仅努力汲取前学和同仁的语言学研究成果，而且从语言学教学到语言学研究、从语言现象的分析到语言学理论的梳理，从语言实践的讨论到语言规律的析取，从语言观的树立到语言学方法论的把握，从论题的选择到课题的立项，从研究方向的确立到语言学论著的撰制，都做了有益的探索，努力去开拓语言学研究的新天地。他们驰骋于语言学研究的广阔天地，尤其是在汉语修辞学领域滚爬跌打，全面把握，重点出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支队伍经过多年的历练与洗礼，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战斗力，科研能力在不断得以提高，学术研究的水平正在不断跨向新的台阶。这是“三一”语言学派能够得以形成并逐步壮大的求之难得的人力资源保证。

七、丰硕的研究成果

“三一”语言学派的形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那就是具有相当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些成果质高量大，自成系列。或是专著，或是专题论文集，或是系列丛书，或是单篇论文，或是立项课题，等等。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成果，都集中反映了“三一”语言学的语言观、语言思想、语言理论和语言学体系。这些学术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一）核心性成果

这一类最能体现“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思想，具有学术上的原创性、拓荒性和再生性。其研究者以王希杰为代表。王希杰从事语言学研究40年，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学术研究的突出成就集中地体现在对“三一”语言学派形成的贡献上。其著名的篇章主要有：
《列举和分承》（1960）
《鲁迅作品中的一种修辞手法——反复》（1960）
《略论语言和言语及其相互关系》（1964）
《阶级对立的社会，一视同仁的语言》（1977）
《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1978）
《语言的语法分析和言语的语法分析》（1982）
《汉语修辞学》（1983）
《语言的空符号》（1989）
《潜义与修辞》（1989）
《潜词与潜义》（1990）
《论潜语法现象》（1991）
《修辞和漏洞》（1991）
《语法系统的非系统性》（1991）
《潜词和修辞》（1992）
《说的学问和情趣》（1992）
《“博导”和“汽配”》（1992）
《这就是汉语》（1992）
《谈语法的研究对象》（1992）
《修辞学新论》（1993）
《论语言的词汇和言语的词汇》（1993）
《抽象的词和句与具体的词和句》（1993）
《深化对语言的认识，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1994）
《语言本质的再认识》（1994）
《语言和言语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1994）
《语言本质的再认识》（1994）
《语言是什么？》（1995）
《汉语的规范化问题和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1995）
《论显句和潜句》（1996）
《修辞学通论》（1996）
《语言的规范性和言语的得体性》（1998）
《汉语修辞学发展中的几个问题》（1999）
《王希杰修辞论集》（2000）
《修辞学导论》（2000）
《论语言的自我调节能力》（2002）
《语言发展的内因和外因》（2003）
《词汇演变发展的内因和外因》（2003）
《显性语言和潜性语言》（2003）
《汉语修辞论》（2003）
《汉语修辞学》（修订本，2004）等等。
这些系列性论著打造了“三一”语言学派的核心理论体系，反映了“三一”语言学派的基本语言学主张。

（二）标识性成果

这类成果标志着“三一”语言学派正式宣布成立之前的大动作酝酿和揭碑仪式。如果说聂焱主编的《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2004）、《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集》（2005）是“三一”语言学派挂牌前的筹划之作、预演之作，是“三一”语言学派宣告成立的第一声预警的话，那么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的《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这本论文集，则宣示了“三一”语言学派的正式诞生，是“三一”语言学派宣告成立时的雷鸣般誓言。正如徐思益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这本书名叫《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也可以说，这是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挂出旗帜，正式宣告‘三一语言学派’的成立。”这就是学界给这本论文集的定性、定位。十分中肯到位，而又切合实际。

（三）旁证性成果

所谓旁证性成果，就是运用王希杰“三一”语言学的理论对语言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所撰制出的学术论著。这一类成果更多，难以穷尽，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三一”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试图对“三一”语言学思想作出更进一步的注解和诠释，从而论证了“三一”语言学思想的科学性、有理性和难以替代性。比如：李名方主编的《得体修辞学研究》（1999）、《跨世纪的中国修辞学》（1999）中就有不少这类著述；郑荣馨的《言语得体艺术》（2001），更是充分利用“三一”语言学派的得体性原则来讨论言语表达和理解的专著；李颔蕾的《零度偏离论》（2002）是对“三一”语言学零度偏离理论的专门性探索；孟建安的《汉语病句修辞》（2000）、《常规句、病句、佳句及其相互转化》（2001）、《病句的显与潜及其他》（2001）、《论病句资源的开发和利用》（2001）等系列论著，以及“汉语病句研究”（2001年河南省教育厅课题）、“病句修辞研究”（2000年平顶山市科委立项课题”）等都是运用“三一”语言学理论来分析相关语言现象的。另外还有，王天星主编的三卷本“三一”丛书，等等。

    （四）述评性成果

这一类主要是对王希杰“三一”语言学思想及相关论著作出学术评介，指出其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和资料价值，以宣传“三一”语言学派的语言学主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希杰的每一部专著的出版甚至是某些论文的发表都会给语言学界带来不小骚动，引来众多学者的关注。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其研究成果的评介上。可以这样说，王希杰的“三一”语言学系列论著常常是好评如潮，在修辞批评的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对“三一”语言学作了广泛而又深入的介绍、宣传和阐释。根据聂焱的不完全统计，这类述评性成果200篇有余，平均每年就有10篇左右，其数量之庞大可见一斑。其作者既有老一代语言学者，诸如吕叔湘、胡裕树、倪宝元、徐思益、武占坤、吴士文、宗廷虎、袁晖、陈满铭、于根元、林万菁、黎运汉、李维奇、秦旭卿、何伟棠、李名方等，又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诸如夏中华、吴礼权、童山东、周洪波、刘凤玲、徐丹晖、聂焱、郑荣馨、郑庆君、钟玖英、孟建安、胡习之、李颔蕾、仇小屏、李子荣、施发笔诸君。他们的述评性成果集中地反映在聂焱主编的《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和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的《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等专题性论文集中。

八、广泛的学术影响

一个流派的形成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那就是对学界所产生的影响。这是衡量一个学派是否具有活力、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很重要的参考因子。“三一”语言学派自它的积累期开始直到最终的形成时期，始终颇具魅力，一直在学界产生着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好评如潮暂且不论，其影响时间之久远、地域之宽广、引用量之巨、手段之多样化令人瞩目佩服。

（一）时间之久远

至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一学术思想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王希杰的专著《汉语修辞学》一出版立刻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时至今日，20多年过去了，但由于“三一”语言学派不断推出丰硕成果，所以这种影响力依然不减当年，相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趋势。

（二）地域之宽广

如果说“三一”语言学派的初创时期，其影响主要在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国大陆的话，那么十多年来，随着“三一”语言学派语言思想的深入研究，其影响已经延伸到两岸四地，并以强大的势头蔓延到了新加坡、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三）引用量之巨

“三一”语言学派的学术论著被广泛引用、转载、摘录、索引等，受到了语言学界乃至非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学界把它作为普适性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语言学研究，发现、分析并解决相当多的语言问题。

（四）手段之多样化

学界自发地采取了多样化的手段来传播“三一”语言学思想。有的高校设置了专门课程对“三一”语言学思想进行阐释；有的高校在修辞学课中对“三一”语言学进行专题性讲授，传播“三一”语言学的学术主张；有的高校学报，如《北方民族大学学报》、《池州师专学报》等期刊设置了“王希杰语言学思想研究专栏”；有的杂志，如《语文教学与研究》、《语文月刊》等不间断地约请王希杰等撰写“三一”语言学论文；有的学者在高校或者语言学会（修辞学会）召开的不同层次的学术会议，如江苏修辞学会每二年一次的学术年会、2006年北方民族大学举办的“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会议”等上，宣读自己关于“三一”语言学思想的论文；有的学者以学术报告（讲座）的形式来宣传“三一”语言学思想；有的学者把用“三一”语言学理论作指导的研究项目作为科研课题来申报，并获准不同级别的政府科研立项；有的学者以通信、对话或通讯形式来传扬“三一”语言学思想；有的学者把“三一”语言学的相关论著翻译到国外或翻印到港台地区，比如日本的学者加藤阿幸把《这就是汉语——王希杰语言文化随笔集》（2003）翻译到日本，仇小屏、钟玖英把王希杰的作品结集为《灵活的语言——王希杰语言随笔集》（2004）在台湾隆重推出等；有的学者优选了王希杰的小品文结集出版，如秦旭卿主编的《会说话就是财富——王希杰语言随笔集》（2006），等等。

综上所述，经过几十年的潜心研究，由先行者王希杰的学术论著引发的、以王希杰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所创立的“三一”语言学派已经具备作为一种流派所应该具有的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这个学派已经形成，这个学派已经诞生，这个学派已经挂牌。这个学派所具有的深厚的学术渊源、全新的语言观念、科学的理论体系、优化的方法论体系、开放的探索精神、健全的科研梯队、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广泛的学术影响等特质，为其作为一种学术流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学术内涵。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众多学者用心打造的“三一”语言学派将会具有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在语言学派之林将永葆青春的活力。

参考文献：
[1]陈炯著《修辞学界的江苏学派》，见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382页。
[2]徐思益著《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序》，见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3]徐思益著《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序》，见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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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希杰、孟建安著《关于得体性原则相关问题的讨论》，见《淮阴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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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希杰著《略论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见《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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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3]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
[14]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15]宗守云著《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待发）
[16]王希杰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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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王希杰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20]王希杰著《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42-343页。
[21]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
[22]聂焱著《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序言》，见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3] 聂焱著《王希杰、聂焱网络对话》，见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24]胡裕树《修辞学新论·序言》，见王希杰著《修辞学新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25]高万云著《王希杰语言学研究的整体评价》，见何伟棠主编《王希杰修辞学论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26] 徐思益著《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序》，见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27] 聂焱著《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序言》，见聂焱主编《王希杰修辞思想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8] 徐思益著《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序》，见李名方、钟玖英主编《王希杰和三一语言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霜叶红

论“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修辞观
—--兼评王希杰的修辞学思想
作者:殷相印 （江苏警官学院管理系，南京210006）来源: http://tieba.baidu.com/f?kz=515545587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07SJD740008）研究成果之一

摘 要：本文阐释了“三一语言学”的修辞观和人文主义的关系，具体分析了“四个世界”和“得体性原则”所包含的丰富的人文主义精神。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袭，又是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的推进，它揭示了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民族精神、语言和人格、语言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语言结构与非理性思维有同构关系。
关键词：三一语言学；当代修辞学；人文主义；王希杰   

序

“三一语言学”，即以王希杰为代表的“三一语言学派”，根据王希杰修辞学理论体系框架的三组核心范畴和一个得体性原则所确立的语言学体系。遵循科学要简洁化的原则，王希杰把他的语言学理论概括为“三一语言学”，它包括四个核心范畴：四个世界、零度和偏离、显性和潜性、得体性。“三一语言学”理论是从“三一修辞学”升华而来，这是王希杰修辞学理论深化和提升的结果。当代语言学家徐思益先生说：“当前我们见到的语言学分科名目不下几十种，惟独‘三一语言学’是创新首建，这是中国跨入新世纪以来，语言学界同仁向世界奉献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财富。”[1]1这一原创理论，是王希杰吸收中国传统修辞学“修辞立其诚”的合理内核而形成的，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在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具体表现。探讨人文主义修辞思想在四个核心范畴中的表现，有利于揭示“三一语言学”理论的精神实质，认清其在中国语言学研究、修辞学研究中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
人文主义语言学认为，只有从文化的角度、从尊重人的价值观念的角度，才能对民族语言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才能把握汉语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本质上讲，“三一语言学”的语言观是：站在语言与思维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揭示语言和文化、语言和民族精神、语言和人格、语言和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发现语言结构中所积淀的人文传统、人文精神。下面拟就“三一语言学”的“四个世界”和“得体性原则”的人文主义表现作具体阐释。
一  “四个世界”与人文主义精神

“三一语言学”理论中的四个世界，即语言世界、物理世界、文化世界和心理世界，源于王希杰的《修辞和心理》一文，后又在《修辞学通论》予以详尽阐释。胡裕树先生给予高度认可：“修辞学不仅不应当只是局限于辞格，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本身，同样也不可以局限于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的关系，还应当寻求同文化世界和心理是的对应关系，他（王希杰）追求的是一种多层次的修辞关系网络中常量和变量之间的对应模式。”[2]1在王希杰看来，语言不是一个僵死的形式上的符号系统，更重要的是一个动态的、从无序向有序运动的文化系统。四个世界是从人性、人文性出发看待语言交际的，交际场应该由说写者、听读者、话语和语言、语境组成，作为交际场中人的因素一定处于完整的四个世界里。这种对交际主体的人的自我价值的认可和尊重，闪耀着人文主义精神的光辉。
“三一语言学”四个世界理论中，对语言世界的认识是它的本质内涵，是基于语言本位的思想提出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具有缺漏性和不自足性的观点。语言自身所具备的非系统性、符号性、和物理世界的不对称性以及交际个体的文化、心理的差异，决定了这种缺漏性和不自足性；语言学家要承认这种缺漏性和不自足性，只有如此，才能把握语言的真正本质。著名的人类学家洛克说：“我们的语言有很大的缺陷，而且文章的性质本身就会使许多字的意义含混而不确定。”[3]462“任何文字在听者心中所刺激起的观念同说者心中所有的观念如果不一样，文字都不能尽其功用。”[3]463戴维森说：“一个是，自然语言的一般特性导致矛盾（语义悖论）；另一个是，自然语言太混乱、太无定形以致于不允许直接应用形式方法。”[4]311正因语言的这种缺漏和不足，文学家门感到了运用语言的痛苦。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应该对缺漏和不足加以限制和补足，语言交际的双方也必须坚持交际的诚信原则，本着对人的尊重完成思想的传达和接受。王希杰从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语言的缺漏性和不足性提出了自己的人文关怀：针对语言系统中的“空档”和“缺位”，人们如何克服？语言的非系统性、多义性、模糊性、不对称性给人们的交际带来哪些困难？怎样克服话语不利于提高表达效果的一面？如何创造语言的艺术美？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充分表现了“三一语言学”理论对人的重视、尊重、关心和爱护，是典型的人文关怀，是人文主义精神在语言学中的具体体现。

“三一语言学”的物理世界，也表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语言是物理世界的反映，语言世界与物理世界之间的“同构性”是人类思维活动的结果；语言是认识物理世界的模式和手段；语言符号和物理世界之间有协调一致的关系，也有相互背离、彼此矛盾的现象。社会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了交际的“适量准则”和“质真准则”，王希杰据此提出了修辞的“交际合格原则”和“信息真实适量原则”：修辞活动必须保持语言世界同物理世界的一致性，要言之有物，真实可信。他批评了谎言、谣言和流言等反人文精神的消极言语表现，“玩弄语言文字游戏来欺骗他人，是对修辞的背叛，是‘反修辞’，‘伪修辞’，也违背了做人的准则”[5]85。他再三强调：“修辞学不能助纣为虐，帮助那些不道德的人提高制造谣言、谎言和流言的本事和技巧。”[5]85中国古代一直非常重视言语对君子的重要性，《周易》认为“君子以言之有物而有恒”（《周易•家人》），孔子强调“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礼记•缁衣》）、“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礼记》要求君子“耻其有辞而无其德”（《礼记•表记》）老子更是把言语修辞的真诚看作人格完善、智慧聪颖的重要标志：“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八十一章）宋代王应麟认为：“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巧言。”（王应麟《困学纪闻》）因此，“三一语言学”强调的物理世界，同我国古代传统语言学的观点一脉相传：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和应用价值，强调修辞对人品修养的正确引导。从这个意义上说，物理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同构，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人文主义传统在当代修辞学研究中的再次确认和具体表现。
“三一语言学”的文化世界，最能说明它的人文主义精神内涵。王希杰认为，语言反映物理世界要通过文化世界作为中介，语言和文化之间有共变关系。语言尽管本质上不同于文化，但是语言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彼此互相影响和制约。一方面，文化影响制约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语言也影响着文化的产生、发展和传播。语言是人类文化的活化石，语言和文化关系密切。一个民族的语言框架、表达形式与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和精神生活相辅相成，语言负载并传播文化。许多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研究者都认识到了二者的关系，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说：“语言的形式反映了一种极为独特的追求（Drang），一个民族正是通过这种追求，才能够在语言中实现其思维和感知活动。”[6]58萨丕尔把语言看作一种世界观，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文化模型，而这种模型的纲目是在这种文化的语言中编织的。
“三一语言学”认为，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任意符号系统，一味地强调语言符号的任意性，是无法揭示人类语言之谜的；话语要同文化背景相一致，交际要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协调。这种人文主义的语言观符合汉语语言研究的传统。汉语语言的研究，一直结合汉民族的文化来认知的，如汉语的词汇、语义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汉民族精神内涵。“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是语言学研究特别是中国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语言中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7]2“汉语的‘偏重心理，略于形式’，也就是他的独特的人文性。”[8]修辞学研究中，王希杰强一直强调“合作精神”“礼貌态度”，即是在文化的、人本的平面上对交际双方进行道德规范和约束。他说:“现代修辞学的发展不能一味追求形式化精密化，也应该带有更多的人情味、伦理色彩。”[5]121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把语言、修辞当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手段的话，王希杰则把语言和修辞当作和谐人际关系、净化社会空气、提高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语言学研究和修辞学研究，充分体现了对社会、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体现了学术研究对社会和民族精神的人文关怀。

“三一语言学”的心理世界也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三一语言学”认为：言语交际活动也是一种心理活动，交际过程中的心理极大地影响着人类语言的编码和解码；修辞技巧都是建立在心理联想能力的基础上的，要重视人类的潜意识的交际心理，良好的交际效果标必须建立在充分考虑对方可接受心理的基础上。王希杰提出了话语与心理世界相一致的两原则：一是话语的生成和运用应该符合人类的心理活动规则；二是话语应该同特定交际对象的具体心理相适应。他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强调了言语交际的心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新奇求异性原则、趋吉求同性原则、首位原则和时效原则。这些原则，都是以特定的交际主体作为研究对象，充分体现了对主体自我价值的理解和尊重。重视修辞要合乎人们共同的心理趋向，就是合乎人文精神的表现，这是修辞学人文主义的重要表现方式。中国传统修辞学一直强调言语修辞对人价值的尊重，从语言本位上说，修辞即要求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言语的发出和接受都要给人以恰切、适当、和谐、舒适的感觉，说写要符合特定的人的心理背景；“言语既然是心灵的体现，就和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9]29当然，也和一定的社会心理、民族心理密切相关，“民族心理和民族语言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因素构成了民族的基础。……民族心理制约着语言行为的表现形式。”[10]27--28荀子认为“言而当，知也。”（《荀子•非十二子》）“当”即言语得体，符合交际心理。交际活动中的各种言语失误，比喻、拟人、双关等辞格的运用，都可以从说写者的联想和想象等心理状态方面找到原因。这些观点都强调，言说者应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而采取相应的修辞策略，要尊重社会大众的可接受心理和交际主体的个人心理特征，这是对人的价值尊重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人文主义精神在语言运用中的具体体现。

二 “得体性原则”与人文主义精神

“得体性原则”是“三一语言学”一个重要的范畴，也是当代语修辞学的一个重要概念。1983年，王希杰在《汉语修辞学》中认为，修辞原则有五：把握交际对象，保持自我本色，同语言环境相一致，明确前提，视点适当；在1983年的《修辞学新论》中，他将其简化为三条：语言材料的规范性和变异的适度性，信息的真实、切题和适量性，语言环境的得体性；1996年的《修辞学通论》，王希杰又将其高度概括为“得体性原则”，并把它界定为修辞学的最高原则：“我们认为，修辞的最高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得体性原则。一切其他原则都从属于这个原则，都是这个最高原则的派生物，这个最高原则制约着和控制着一切的其他原则。”[5]343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是社会的人、文化的人和心理的人的一种双向交流，交际结果也是文化的、心理的价值评判；因此，修辞学的得体性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的价值评价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得体性原则”是对言语主体的人文主义评判，其中包孕着浓厚的人文情结和人文关注。
“得体性原则”的人文主义精神，表现在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上。它的精神内涵就是中正、和谐，是与传统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特征一脉相传的；它所追求的言语修辞的恰切和适度，正是追求美学意义上的均衡、含蓄、中庸之美。中庸是中国儒家道德智慧之精髓，在儒家思想中，中庸就是恪守中正之道、不偏不倚、恰切适度。孔子反对“过”和“不及”的行为，“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论语 雍也》）王夫之则说：“中道者，即尧舜以来相传之极致，《大学》所谓至善。”（王夫之《张子正蒙注•中正》）中庸是最完美的道德，是一种最高的德性。“中和”之德使万物各得其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下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中庸•章句》）朱熹则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常行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朱熹《中庸•章句》）喜怒哀乐的情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就是“中”，“中”不是一分为二，“中”是相对于“过”与“不及”而言的尺度适当。在中庸思想中，“过”已经超过了事物发展时度量的界限，“过”必然会引起质的变化。“不及”是低于事物发展度量的界限而导致相反方向的变化。因而，只有“中庸”才能够保证事物稳定的发展和变化；叩其两端而折中的方法，是最为合理的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它体现了在儒家眼中所应具有的最佳生存和生活目标。儒家对“中和”哲学的推崇，根本上是要培养中和人格，进而实现中和社会理想，“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御纂朱子全书》卷四）

对语言的运用而言，中庸思想要求人的任何思想言行都要随时处要中和、适度。只有随时把握适度的智慧，思想言行才不至于落偏，才能符合“中”的思想。
“得体性原则”充分发扬了这一中庸、中和思想，极力追求语言表达的和谐之美、中和之美。和谐、得体本是美学上最高法则，王希杰认为，语言运用的美学境界也应该向这个最高原则靠拢，言语交际应达于有序、适度，修辞主体对语言材料要善于协调和调配。这种协调和调配是有层级系统的，表现在微观语境和宏观语境的得体性上。微观语境要注意特定的上下文、词语的相互搭配，强调声韵之美、节律之美、韵律之美；宏观语境强调交际双方话语的协调一致、和谐统一。为了做到宏观的得体性，说些者必须注意言说的场景、自我和对象、话题和前提，话语要委婉，要符合民族闭会和禁忌心理。这些观点，充分表现了“三一语言学”对修辞美质的追求；得体性原则，也是善恶的道德评判标准，必然传达出语言“真善美”的人文主义内涵。
“得体性原则”的合乎宏观语境，是“三一语言学”的人文主义修辞观的重要表现。修辞应该符合题旨情趣，符合人们表达和接受的社会心理场景，也即要求合乎社会的人文情景。中国传统修辞学一直强调言语修辞对社会和人的价值的尊重，要求人们在进行言语交际时，说写要符合特定的社会人文背景。宋代的理学家说：“言不贵多，贵于当而已矣。”（《二程集•畅潜道录》）荀子也认为“言必当理”（《荀子•儒效》），“当”即言语适切，符合道德规范。孔子更是强调修辞要看交际对象，要尊重人的价值，“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也。”（《论语•卫灵公》）“伺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因此，所谓得体性，就是话语对语言环境的适应程度，“得体性原则，归根到底，是交际活动的主体——社会的人、文化的人——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价值评价，对语言材料和语言运用方式的一种主观评价，一种集体的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评价。”[5]15王希杰再三强调，言说者应根据不同的交际需要而采取相应的修辞策略，要尊重当时当世的社会人文大语境。
“得体性原则”的合乎宏观语境的重要人文价值还在于：强调并重视修辞的社会道德评判功能。孔子就曾以“兴观群怨”来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荀子》和《乐记》认为诗乐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而《毛诗大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诗歌的道德教化功能：“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大序》）这里尽管强调的是诗文与社会的关系，但也都说明了言语修辞与社会道德、社会风气的关系。“三一语言学”继承了这种“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大序》）的优良传统，强调言语修辞的社会功能，认为言语得体性是关乎全民族的大事，是社会文化风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的重要表现。王希杰以人文关怀的态度，指出了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民族语言得体性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民族在言语得体性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的，有一些问题还比较严重。”[11]61并针对性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表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感、道德感等人文主义的精神。这种社会责任意识和我国古代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一脉相传，是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再现。
“得体性原则”的人文主义精神还表现在它的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内涵上。中庸的传统观念反映在语言上，即是追求语言表达的含蓄、委婉、含而不漏。刘勰在《文心雕龙》里说：“情在词外曰隐”“隐篇所以照文苑，秀句所以侈翰林”《文心雕龙•隐秀》，这里的“隐”“秀”即要求言语的的含蓄蕴藉；北宋的景淳认为：“夫缘情蓄意，诗之要旨也。一曰高不言高，意中含其高；二曰远不言远，意中含其远；三曰闲不言闲，意中含其闲；四曰静不言静，意中含其静。”（景淳《诗评》）这是对唐代皎然《诗式》中的“意中之静”“意中之远”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南宋的杨万里非常重视言语的委婉曲折、含蓄有味，他说，诗歌应该“句中无其辞，而句外有其意。”“《春秋》之称，微而显，忠而晦，婉而成章。”（杨万里《诚斋诗话》）“三一语言学”的“得体性”，符合中国传统含蓄蕴藉、温柔敦厚的艺术审美要求，是美质原则的具体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得体性原则”与“美质原则”相一致，它们共同表现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和人文主义精神特质。

“温柔敦厚”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同源，情感和语言的表达应有“度”，这个“度”即一切人文艺术追求的目标，也是言语追求的最佳效果。“得体性原则”则是“温柔敦厚”的美学标准在修辞上的具体表现。情感和语言要饱满，但不能肆意张扬；要委婉含蓄，但不能艰深晦涩。“温柔敦厚”符合中庸之道对待情感的态度。儒家思想主张以“礼仪”来节制情感，情感不能尽情宣泄，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毛诗大序》）。从根本上说，“温柔敦厚”和“谲谏”有密切关系。封建臣民的犯言直谏，不仅无益于事，且往往会招徕杀身之祸，委婉规谏的“谲谏”便显示了巨大能量。”《文心雕龙》认为，委婉的言语应该是“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对事物不直言曰“谲”；《毛诗大序》也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说：“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毛诗大序》提出“主文而谲谏”的言语方法，《礼记•经解》将其概括为“温柔敦厚”的诗教，清张学诚以“谲谏”来诠释温柔敦厚：“夫诗人之旨，温柔敦厚，主文而谲谏。”（《文史通义 言公上》）所以，温柔敦厚和“谲谏”一脉相传，它不仅仅是文艺批评的尺度，更是言语交际的重要风格。从修辞学的角度看，“三一语言学”的“得体性”，体现了语言修辞的深郁厚笃、蕴藉含蓄、微宛委曲；内容上既不叫嚣乖张，又不浅显直露。这些具有丰富内涵的人文主义精神，在“得体性”原则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三 结语

从本质上讲，结构主义语言观和修辞学观是以理性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它认为语言是人类理性思维的工具，语言结构与理性思维有同构关系。人文主义语言观是以非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它认为语言是人类文化的反映，语言结构与非理性思维有同构关系，“人本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是以非理性主义代表理性主义，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形而上学”[12]21。从这个角度看，“三一语言学”的语言观和修辞观强调的是语言的诗性和主体性，强调的是整个民族和文化在言语交际过程中的主体意识。这种人文主义因素已超越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论范畴，不以揭示语言静态上的形式规则为目的。在“三一语言学”这里，语言和思维、语言和文化之间即使不存在等值关系，但语言在形成思维模式和文化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语言记录了人类的某种思维范畴和意义内容；这种思维范畴和意义内容表现为独特的语法结构、语义结构和修辞模式等“内在语言形式”；从这点来说，“三一语言学”人文主义语言观和修辞观，又是对洪堡特的语言民族精神论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等人文主义语言观的继承。  

Discuss the Humanism  Rhetoric View of“三一Linguisticses”
--  And Comment on Wang Xijie’s the Rhetoric Riew   
  
YIN Xiang yin
（Jiangsu Police College，Jiangsu，Nanking 210012）

Abstract: This text explained the relation  rhetoric view of"三一 Linguisticses"s and the of the humanism，analyze concretely the abundant humanism spirit in "four worlds" and "Suitable Principle". The humanism  spirit inheritt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t pushed forward the contemporary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s and rhetoric. It explained the rela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language and ethos,language and personality,language and value. The language structure has a consistent  relation with the non- reasonableness thinking.
Keyword: "三一 Linguisticses"；Contemporary rhetoric；Humanism；Wang Xijie  

注释：  
[1]聂  炎．《三一语言学导轮》〔C〕．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
[2]王希杰．《修辞学新论》（序）〔Ｍ〕．北京：不久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3]洛  克．《人类理解论》〔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Ｍ〕．北京：三联书店，1988．
[5]王希杰．《修辞学通论》〔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邢福义．《文化语言学》〔Ｍ〕．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1．
[8]申小龙．《历史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J]．《学习与探索》,87，（3）
[9]戴昭明．《文化语言学导论》〔Ｍ〕．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10]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Ｍ〕．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11]李名方．《得体修辞学研究》〔Ｍ〕．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
[12]郑杭生．《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作者简介：
殷相印（1964—），男，山东微山人，江苏警官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语法学、汉语修辞学。

毕业于浙江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人选。在《南京社会科学》《华中科技大学学报》《扬州大学学报》《修辞学习》《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 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博士论文）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