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方言与地域文化——《这就是天津话》代前言

霜叶红

作者：谭汝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www.acriticism.com 2009年1月15日

2008年年初，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播出《这就是天津话》的系列谈话节目，每天讲解一个天津话词语，迄今播出了200多集。受到天津地区听众的欢迎。

这个以方言文化为内容的谈话节目，试图从词义解释、词源探索、典型例句、语境语用等角度，对典型的天津话词语进行通俗的解说，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结合，学术与普及兼具，方言与地域文化交融，面向广大听众，雅俗共赏。近一年来，整天琢磨天津方言词语的构词理据和语义语用特点，有一些粗浅的体会。借这个讲座的机会向大家请教。

一、普通话与方言的关系

民族共同语、标准语和一个人的母语方言之间，并不存在着势不两立、水火不融的关系。为什么？标准语和母语都应该有，它们各有不同的生存空间和使用范围，以适应不同的需要。比如，普通话是通用语言，是工作语言，是公务语言，是教学语言，是校园语言；而方言则是家庭语言，二者并不冲突。

我们在普及推广普通话，强调民族共同语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取消方言；而是使公民在说方言的同时，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从而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方言是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基础，比如中国数百种地方戏曲和说唱艺术形式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依托的。方言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甚至是一种情结，具有相当的使用价值和文化价值。

推广普及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并不意味着要消灭方言。目前，中国政府已正式将包括语言在内的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列入了中央财政预算项目，每年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开展此项工作。在中国，语言的多样性将会受到保护，多语言的和谐统一、规范发展将会得到持续的政策支持。

在一些大城市里，很可能在一个家庭之内，老一代说的是方言；第二代在家里说方言，到外面说普通话；第三代就根本不会说或者说不好原来的“家乡话”。尽管方言使用范围逐渐缩小，但还是会长期存在的。普通话是为全民族服务的，方言是为某一个地区的民众服务的，这种情况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在不需要用普通话的场合，没有必要排斥方言，事实上这样做也行不通。

在处理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上，坚持社会语言生活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使公民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一定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另一方面，承认方言在一定场合具有其自身的使用价值。但应看到，使用方言的范围有所缩小，这也是正常的趋势。

二、关于天津方言岛

外地人一到天津，首先体会到的不光是天津城的独特韵味，或是天津小吃的美味，还一下子就会被幽默、直爽、豪放的天津话逗乐了。

天津方言与普通话接近，其差异主要表现在语音方面，其次在词汇方面，而语法与普通话基本相同。天津市各区县的方言，细分可以分为9小片。其中较大的方言片是：

天津市北部地区是蓟宝宁话片（蓟县、宝坻、宁河），与唐山话接近。南部地区津南、大港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沧州话片。譬如南郊小站镇，就说沧州话。

天津市区西北部的武清和北辰，以及东部塘沽部分地区的方言与北京话接近。譬如杨村镇，北郊双街、双口，说武清话。

市区的西南部地区基本属于静海方言区。譬如西青区杨柳青镇、津南区咸水沽镇，说静海话。

从市中心向北，过了北马路、北大关，河北大街，这属于天津话的地界，但一过了旱桥，那就变味了，成了北郊话。北辰区的北仓、宜兴埠、西堤头、市区西沽、丁字沽，明显不同于天津话。其特点具有武清话与天津话之间过度的性质。

天津话片，以旧城区为中心，包括南开、河北、河东、河西、和平5个区，红桥区的大部分街道，西郊中北斜和永红两个乡的东部，大寺乡、王稳庄乡北部的3个村，南郊双港乡的大部分村，东郊西北部的部分村镇。其特点是：四个声调中阴平声的调值低降，齿音字较多。例如：下列阴平声调的词语，天津话读音与普通话读音的差异十分明显：“天津、标兵、沙发、西医、高招、灰堆、飞机、抽烟、西沽、抓瞎、三鲜、清真、阴天、胳膊”等。

天津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内中的一个分支。天津方言区的东、南、西三面被静海方言区包围着，北部则是武清方言区，这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所谓方言岛，是语言学的一个术语，就是由于历史上大规模移民，使外来的方言势力占据了原来某方言区，形成被原方言区包围着的独立的方言孤岛。譬如承德，它距离北京二百多公里，但居民却操纯粹的北京话，就是由于清朝康熙时兴建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首都的宫廷供奉人员和皇宫卫队的大批官兵移住该地，定居下来，以致压倒原来居民所操方言，使之同化于北京话，因此承德就形成了一个方言岛。——所谓天津方言（或天津话）就是指市内六个区和西青区大部分、东丽区小部分土著居民所使用的方言。

天津方言岛，呈倒了个的等腰三角形，其底边距旧城北约l公里，尖端距旧城南约22公里。方言岛以北的居民，语言接近北京话，东北接近唐山方言，西南和东南接近静海一带方言。据专家考查推测，这个方言岛中的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方言。这与《天津卫志》说的天津“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越吴楚齐梁之民”有关。著名学者李世瑜先生经过调查考证，得出结论：“天津方言的母方言就是来自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江淮平原。”这个论断获得学界一致认同。

天津是一个移民城市。明代实行军屯制度，外地大量移民以军事组织的形式来到天津一带屯垦官田，从而出现了许多冠以姓氏的“官屯”地名。据说“燕王扫北”时，安徽宿州一带有大批军士携带家眷来到天津。这些移民实行军事建制，“家庭承袭，邻里相望”，形成相对牢固的“语音社区”，于是，具有低平调的江淮方言成了天津卫的通用语。天津方言的“母方言”——以宿州为中心的广大的江淮平原，往北到徐州，往南不超过蚌埠。

另外，天津是南北漕运的中心，是中国北方贸易转运、商贾聚集、五方杂处的重镇。明清两代，许多苏皖地区以及晋冀鲁豫地区的移民，或屯垦，或漕运，或逃荒，或经商，陆续迁至天津；随后盐业、金融、实业、商业，乃至政界、军界、文化各色人物都在天津安家落户。这些因素对天津方言的形成自然产生种种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中的一些古老词汇已经消失，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在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而那些方言俚语中准确、生动、形象的部分则会融入普通话之中。

三、天津话的语音特点

天津与北京相距不过一百多公里，与北京音系的武清方言区相距只有十多公里，但二者在语音上的差异，显而易见。尤其，在与普通话相对应时，操天津方言的人只要一张嘴，就使人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与众不同的津派气息。天津方言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语音方面。

（1）普通话zh、ch、sh这些卷舌声母的字，在天津话里有一部分被读成平舌声母的z、c、s，例如“展览”的“展”（zhan），天津话却读为zan ；“招考”的“招”（zhao），天津话却读为zao；“生产”（shengchan），天津话却读为sengcan；“上车”（shangche），天津话却读为sangce；“事由”的“事”（shi），天津话却读为si；“山脉”的“山”（shan），天津话却读为san等等。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天津话“齿音字”多。

（2）普通话带有r声母音节，在天津话里一般读成零声母，把辅音r换成了元音ī，例如“人”（ren）、“热”（re）、“肉”（rou）、“润”（run）等字，天津话却分别读成in、ie 、iou、iun等。再如“用、泳、勇”等字，普通话读为yong，而天津话却读为rong；“让、嚷、壤、”等字，普通话读为rang，而天津话却读为yang。

（3）另外，天津话习惯于在a o e开口呼音节前加声母 n。例如把“安全”的“安”读成nan ，把“超额”的“额”读成ne ，把“熬鱼”的“熬”读成nao，把“可爱”的“爱”读成nai，还有“欧洲”“海鸥”等等。

最能体现天津话特点的就是声调。天津话与普通话都有四个声调，但在调值（每个声调的实际读音）上却有明显的差别。特别表现在阴平（一声）声调上，二者差别很大。普通话的阴平读音呈现出高而平的调值，是四声中最高的声调，读高平调；而天津话的阴平读音呈现出低而略带下降的调值，音程短促，是四声中最低的声调。例如“天”、“七”、“飞”、“边”等字的读音，天津话调值低，普通话调值高，借用音乐术语来说，二者相差了八度音。

四、天津方言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我们研究城市文化，当然应重视地域文化对方言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相当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就拿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分野来说——以西安、咸阳为代表的秦文化，以洛阳、开封为代表的河洛文化，以保定、邯郸为代表的燕赵文化，以济南、临淄、曲阜为代表的齐鲁文化，以南京、苏州、杭州、绍兴为代表的吴越文化，以武汉、长沙、岳阳、荆州为代表的荆楚文化，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巴蜀文化，以福州、泉州、漳州为代表的闽台文化，以广州、雷州、琼山为代表的岭南文化，以梅州、赣州、长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这些地域文化既各不相同，又交相辉映，使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璀璨多彩。

地域文化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其典型的外在特征就是方言。就拿天津的文化来说吧。有人说天津文化可分三类——城厢文化、租界文化和码头文化。其实，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天津的文化特征更侧重于码头文化，码头文化与天津方言更是相辅相成的。请看天津作家林希在《九河下梢说码头》一文中的描写：

天津人讲“精气神儿”，天津人骂人是“死蔫蛆”，全都是码头遗风。天津人连吃饭都带着码头气派，天津人吃煎饼果子，吃大饼卷牛肉，把这种吃法叫“吹喇叭”，就是不能因为吃饭误了潮起潮落的时间。……既要相互适应，又恪守自己的生活方式，“混个热闹”，把钱挣到手是“真格的”。天津人讲最后目的，不注重过程，只要“大面儿”上过得去，没有那么多规矩板眼。光在一个码头上混，天津人说是“栖锅底”算不得是本事，要有本事跑码头，在各个码头间跑来跑去，这，就是《日出》里胡四说的那个名词“吃得开”。……“老牛筋”不行，“老执鬼”不行，先要有“人缘儿”，然后才会有“饭缘儿”。必须八面玲珑，天津人说要会“来事儿”，如此，才能在天津这个大码头上“横趟”。

正如林希先生的剖析，像上文中的“精气神儿”、“死蔫蛆”、“吹喇叭”、“混个热闹”、“真格的”、“大面儿”、“吃得开”、“老牛筋”、“老执鬼”、“人缘儿”、“饭缘儿”、“来事儿”、“横趟”等富于天津地域色彩的方言词语，都是码头文化的产物。研究某一城市的方言，不能忽视对其地域文化的宏观研究和总体把握。割裂了地域文化的滋养、孤立而刻板地研究方言，其后果只能获取一些枯萎褪色的植物标本。不仅遏止了民俗语言蓬勃向上的生机；而且对方言或民俗语言的性质、生成、源流、传承和变异的机制和规律，难以作出科学的解释。

五、别具一格的天津方言语汇

天津话中存在着大量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语汇。这些方言语汇，大都生动形象、质朴俚俗，感情色彩浓郁。例如：

音节词：嘛（什么）、掰（决裂）、扳（纠正）、改（挖苦，戏弄）、海（极大，极多）、贫（油滑）、肉（性情愚笨，动作迟缓）、涮（耍笑，作弄）、哏儿（意思）、倍儿（特别，非常）、抠儿（吝啬）、派儿（派头）、广（争吵，吵架）、搋（打架斗殴）、猴儿（逮捕，关押）、塞（往嘴里填充）、噇（猛吃猛喝）等。
     
双音节词：格涩（行为古怪）、打镲（开玩笑，戏弄人）、崴泥（遇到麻烦）、腻歪（讨厌，不顺心）、不够（不是人）、添堵（引起烦恼）、瞎掰（胡说）、拔闯（为冲突中的一方壮威、出气）、捯饬（修饰，化妆）、栽面儿（丢脸，出丑）、胡吣（瞎说）、邪门儿（反常）、找乐儿（寻开心）、耍单儿（一个人单独行动）等。
     
三音节词语：没眼眉（不会察言观色）、白话蛋（口若悬河、夸夸其谈的人）、罗罗缸（难以了断的纠葛）、吃挂落（受牵连）、咕棒槌（在上司面前说别人的坏话）、斗闷子（斗气）、念山音（话中带刺儿，甩闲话）、屁屁蛋（云山雾罩、撒谎吹牛的人）等。

六、有音无字的天津方言词语

活跃在口头上的天津方言词语，俚俗而生动。但其中有一部分词儿，有音无字，难以书写。例如：
“shún鸟外国鸡”“嫌shún”“添shún”的shún；“谁愿意dán（搭理）他”的dán；“对孩子太shèng（溺爱）”的shèng等，这些单音节的词儿，都找不到确切的汉字来书写。说这类词儿“有音无字”，是统而言之，确切地说应是“没有确定的字”。再如：冻得直打dēidei（哆嗦）；真huòhuo（糟蹋）人；小孩吃gège（奶）；纯粹一个傻béirbeir等。这些叠音方言词儿，你可以写成“得得、祸祸、个个、贝贝”，至于写得对不对，为什么这样写，究竟该如何写，见仁见智，令人犯难。
方言口语词一旦写成文字，就会出现若干个不同的词形，例如京津地区把游手好闲的人称为“wulaiyou”，但在各种方言词典里，这个词却有多种写法——“无赖尤、无赖油、无赖游、巫来由、无里悠、无来由、无来悠”等。另如口语词“显摆”，在作家笔下先后被写成“显白、显陪、显配、显派、显排”等。这类词语，口头有定音，书写没定字；说时挺溜乎，写时却犯难。这种现象很值得语言学界同仁进一步探研。

口耳相传的方言词语，很难登上一般词典的殿堂，但它却不时迈进书面语领地。“我手写我口”，看似颇寻常，写来却难办。因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人们只好因声觅字，各行其是，形成一词多形的状况，确实是不得已的事。但必须指出：异形词的大量出现，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其后果只能给汉语词汇规范工作增添麻烦。天津口音、土语是由于历史上地区隔绝、封闭造成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开放，文化教育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广播影视的传送，天津话的语音、声调已在明显地向普通话靠拢，而那些方言俚语中表意准确、生动的一部分，则会被有选择地汇入普通话之中。

天津方言是我国语言文化花园中的一只奇葩，在语言文化传播和融合中，具有顽强生命力和竞争力。在词汇方面，天津话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十分丰富，它生动形象、含蓄质朴、感情深厚、贴近生活、幽默诙谐，成为天津人民生产和生活中的有力工具。在构筑天津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中，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天津方言也受到国内人民的青睐，在文学、影视、话剧、曲艺、小品等文艺作品中常被使用。今天，天津方言正以较高的文化品位，伴随着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跨入新世纪。

附注：《这就是天津话》将于2009年在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霜叶红

李世瑜：《这就是天津话》序言

作者：李世瑜（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9年1月15日

1945到1948年，我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导师之一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教授，比国神父。语言学是人类学中重要的一门课，我跟他学了不到一年，还跟他两次赴万金、宣化去做田野调查（利用暑假，共四个月）。当我掌握了他的全部方法论之后，我造反了，我认为他那套办法只能是一个外国人研究另一个外国方言的办法，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方言用不上。我们为此争吵，以致面红耳赤，最后我刷了他的课。

我在1946年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天津方言的文章，是在北京《民语报》的《民俗园地》上，分八期连载，内容是我搜集的天津方言土语400多条。我拿给贺登崧看，他说我写的也是语言学。我说研究中国方言只能用这种方法。以后我们就各行各是了。

1954年我在天津教师学院任教时，曾利用一年内所有的节假日到天津四郊调查方言，结果发现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确立了“天津方言岛”学说。在此期间，我越发觉得什么地方的方言非要本地人才有资格去研究这个道理。比如我是天津人，静海是我们的比邻，我就没有资格去研究静海方言。我号称是有学方言天才的人，我自以为静海话说得不错了，但叫本地人听来却发现我的静海话不是杨柳青、独流、静海城里的话，而是辛口、木厂一带的静海话。果然我是跟木厂的人学的。

1956年我发表了一篇《说天津话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在《中国语文》上，得到了当代语言学名家丁声树先生的赏识，说我开创了由方言学习普通话的文章体例。以后该刊又连续发表了许多篇文章，都是按照我的体例。丁先生又告诉我，说我应该再掌握一些古音韵学的知识就更好了。对于这番启示，我未便遵循，因为唐宋元时天津话还没形成，天津地区只有星星点点的少数几个说静海话的村庄。

1984年到1986年我在美国，听说中国语言学的泰斗级人物赵元任、李方桂也在美国，我很想把我的成绩向他们展示一下，但未能如愿。只是见到了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女士，是为了在美国成立昆曲研究会的事。见到李方桂的公子李林德先生，是为了约请我到路提格大学讲中国民间宗教的事。赵先生已于年前过世，李先生远在西部，我无缘谋面。

我讲这些不只是为了说明我自己研究天津方言的历程，还在于说明谭汝为教授的《这就是天津话》的方法是对头的，研究天津方言就应该是这样。汝为的父母虽然是广东人，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娃娃。他从小就说天津话，对天津话不但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有精到的研究。他把天津话的方言俚语都吃透了，找出一些天津独具的词来进行词义的解释，探索其词源，然后举出典型的例句，再由这个词引申到其他相近词汇的或有关系的词，丰富多彩。加上汝为的文笔生动、通俗，有大家风范，可读性很高。

汝为的研究方法深获我心，他不是动不动就是国际音标，要不就是什么“纽”呀“纽”的古音韵，把人弄得不明不白，如在五里雾中。这类文章、书籍我看过一些，白耽误时间，如《钟祥方言》一书，读来像“天书”，写的人头头是道，条分缕析，作者自己很明白，可却不管看书的人明白不明白。汝为的书则不然，关心天津方言的人保管都爱读它，而且是一看题目就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汝为的研究方法比我强多了，我没那么仔细认真地追究每一个词。我读他的书稿时，时常发生惊讶，他居然把这个词和那个词联系在一起，有道理吗？！细一琢磨，有道理，它们是应该这样联系的——汝为真把天津话研究到家了！莫怪他的《这就是天津话》栏目在天津电视台连续播出200多集了！

2008年11月18日

（李世瑜：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2年2月出生于天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人类学部毕业，1948年获硕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并终身“路斯学者”称号。曾在辅仁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教学杂志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单位任职，兼任美国宾州大学 、日本学习院大学客座教授。曾应邀至美国、日本、加拿大、英、法、俄、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讲学。1940年开始，李先生以田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后又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 、方志学 、文献学等。著有《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

霜叶红

马庆株：《这就是天津话》序言

作者：马庆株（南开大学教授） 来源:学术批评网 2009年1月15日

天津电视台公共频道2008年初起播出雅俗共赏的系列谈话节目《这就是天津话》。天津师范大学谭汝为教授每天讲一个典型的天津方言词语，至今播出200期，涉及天津方言词语300多个。解释词义清楚明白，探索词源和构词理据娓娓道来，举例说明生动活泼。听众听得饶有兴味。

方言词汇的分析整理考释具有重要意义。方言有很高的语言学价值和文化价值。方言对了解汉语史意义重大。我的家乡静海话对汉语音韵学学习就很有帮助，帮我掌握了庄组字。静海话“知彻澄”和“章昌船书禅”声母翘舌，“庄初崇生”声母平舌，可以确定普通话是翘舌音而静海话是平舌音的“争助叉查豺锄雏楚疮床创山史士仕疏数”等字的声母属于庄组。传统京剧唱腔和念白讲究区分尖音、团音（如荐≠见，精≠经，清≠轻，心≠欣），不分尖团音的地区的演员可以参考石家庄、邯郸、郑州、青岛、南京等地的方音学习正确区分尖团音。

方言是语言的历时发展在共时平面上的投影，是宝贵的语言资源，它滋养普通话，支撑普通话的生存和发展。普通话则引导方言的发展方向。方言是根，它输送营养给树干和枝叶。这树干和枝叶就是普通话。有方言的滋养，普通话才能枝繁叶茂。不少近代甚至古代的词语仍然活跃在现代方言中。

在语言生活中，我们主张主体化与多样化的和谐统一。语言共同化是主体化的意思，就是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作为中国人应该会说普通话，从而消除方言隔阂。普通话是我国国家通用语言，用于工作、公务、教学；而方言则用于家庭，二者并行不悖。没有多彩的方言，普通话怎么丰富和发展？从新加坡的教训来看，不要方言，推广华语（即普通话）和英语，导致了新加坡华语的衰亡。现在新加坡越来越多的华人学生在家不说汉语，而说英语，99.3%进英文学校，只有0.3%进华文学校。华语沦为了第二语言（≈外国语），眼睁睁地被强势的英语吞没。这个教训是十分沉重的，我们应该避免重蹈覆辙。在普及普通话的时候，一方面要保护方言，一方面要强调外国语语种多样化，即按照第61届联合国大会2007-05-16的决议，采取措施，消除英语和联合国其他官方语言在使用程度上的差异，而绝不应该继续扩大这种差异。任何外国语都不应该是必修课，必修造成语言不平等。独尊英语妨碍方言和普通话的发展，威胁方言乃至普通话的生存。

渤海之滨中央直辖市——天津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北方经济中心。不仅近代中国看天津，未来渤海经济圈也要看天津。天津话很值得研究。天津话方言岛属于官话方言，天津东、南、西三面被属于冀鲁官话的静海话包围，北部则是北京官话中的武清话。天津地处九河下梢，河海交通要道，是漕运中心，金朝时是直沽寨，元朝是静海县的海津镇，意思是海河渡口。明成祖朱棣永乐初年把“海津”的“海”改为“天”，天津是天子渡口。天津话来源于江苏和安徽北部的中原官话方言。

老辈学者李世瑜先生对天津话研究有开创之功，王嘉龄先生、李行健先生、刘思训先生、韩根东先生、杨自翔先生、国赫同先生、张旭先生、石锋先生、崔建新先生等各有建树。刚过花甲的谭汝为先生、年富力强的马秋武先生可以说是研究天津话的佼佼者。如果说马秋武教授以优选论对天津方言变调作了精彩的音系学研究，那么谭汝为教授则从文化视角对天津方言词汇作了令人叹服的出色讲解。
谭汝为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大师的同乡。但他生在天津，长在天津，在天津已生活了63年，彻底天津化了。谭先生曾在著名语言学家刘叔新教授指导下在南开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研究词汇学、语义学。他特别善于结合文化研究词汇，把地域文化对方言的影响看作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谭先生的著述甚丰，已经在天津古籍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词语修辞与文化》（1998）、《天津地名文化》（2005）、《民俗文化语汇通论》（2004）。此外还有论文集《古典诗歌的修辞和语言问题》、校注的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等。有这样深厚的基础，联系地域文化研究天津话就得心应手了。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广博的学识，谭汝为教授被天津师范大学遴选为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当选为天津市语言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现为天津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委员、天津市语言学会顾问、中国修辞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阅读与鉴赏研究会会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秘书长。

谭先生讲课生动易懂，很叫座。这部根据讲稿整理而成的雅俗共赏的著作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看着这部书稿，不由得想起“洛阳纸贵”这个成语。这本书一定会有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我想这不仅是祝愿，而必将是事实。

是为序。

2008-11-5于忧乐斋

（马庆株：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语言学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