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04-1-9 18:48:25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
作者：张渭毅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来源：http://chinese.pku.edu.cn/teacher/zhangwy3.htm
----------------------------------------------------------------------------------------------
20世纪的汉语中古音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客观地回顾和总结近100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确定下一个世纪的研究起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所谓中古音，指汉语语音史上魏晋至唐五代时期的语音。这一时期的语音材料非常丰富，按照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中古音的研究大致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壹 《切韵》系韵书的研究
所谓《切韵》系韵书，指《切韵》及其唐五代宋各种增订本，现存的完整增订本有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和《广韵》。《广韵》虽成书于宋，但其音系是《切韵》音系。《集韵》音系已跟《切韵》有了一些距离，因此不在讨论之列。《切韵》系韵书是中古音研究的重心所在，范围宽，论题广，大致可分为音系的外围研究和音系的研究两部分。
一 音系的外围研究
《切韵》音系的外围研究，包括韵书的搜集和整理、韵书的源流和异同、异读字、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等内容。
（一）韵书的搜集和整理
20世纪初，陆法言《切韵》的唐写本和增订本在敦煌和吐鲁番的发现，是20世纪音韵学的幸事和盛事。我国学者作了很多辑录和整理的工作，王国维、魏建功、周祖谟等用力最勤，创获最多。1921年，王氏最先把斯坦因劫去的三种《切韵》残卷（即切一、切二、切三）抄印，公诸于世。1936年，由刘复、魏建功、罗常培合编的《十韵汇编》出版，辑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十种《切韵》系韵书。1955年，姜亮夫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图书馆摹录的韵书总集《瀛涯敦煌韵辑》出版。1968年，龙宇纯写成第一部全本《王韵》的校本《唐写全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校笺》，参证多种韵书，细校详订。1974年，针对姜亮夫摹录本的错误，潘重规作《瀛涯敦煌韵辑新编》《瀛涯敦煌韵辑别录》，有较大参考价值。1983年，周祖谟出版了《唐五代韵书集存》，汇集了30种唐五代韵书写本、刻本，详加考释，分别异同，辨章源流，无疑代表了《切韵》整理的最高水平。1988年，叶键得完成博士论文《十韵汇编研究》，辨析体例，校正错误。
清代以来，音韵学家一向重视《广韵》的研究，但一直没有一个好的校本。1938年，周祖谟以张士俊泽存堂刻本为底本，全面校勘《广韵》，写成《广韵校勘记》，1951年又出版了《广韵校本》。此后，又发现了全本《王韵》和《钜宋广韵》，为周著所未见，但周著仍然是迄今最有价值的《广韵》校本。葛信益利用《切韵》残卷及其增订本，比勘《广韵》的各种版本，校正《广韵》的误字和夺字，著有《〈广韵〉讹夺举正》（1984年）、《读〈广韵〉札记》（1988年）等。传世的《广韵》版本，有详本、略本之别，历代流布的情况很复杂，朴现圭、朴贞玉《广韵版本考》（1986年）详细考察了《广韵》版本的源流。余廼永撰《泽存堂本<广韵>之版本问题》（1999年），讨论了泽存堂本《广韵》跟相关版本的关系，指出泽存堂本《广韵》之底本实为宁宗本，跟楝亭本有同类的祖本，纠正了前人的错误看法。近年来，深圳大学和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研制开发了《广韵》电子检索系统，可以迅速查询反切和声、韵、调、摄、等、呼的音韵地位，为全面整理《广韵》提供了便利。
（二）韵书的源流和异同
王国维是20世纪最早讨论《切韵》系韵书源流的学者，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其论文收入《观堂集林》卷八。如把唐人韵书分为两系，指出《切韵》《唐韵》为一系，《广韵》为一系，部目次序出自李舟《切韵》，“李舟《切韵》之为宋韵之祖，犹陆法言《切韵》之为唐人韵书之祖也”。丁山、董作宾、方国瑜、陆志韦、唐兰等也发表了考证文章。魏建功发表了《陆法言〈切韵〉以前的几种韵书》（1932年）、《唐宋两系韵书体制之演变》（1932年）、《〈十韵汇编〉魏序》、《故宫完整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续论之甲》（1951年）、《〈切韵〉韵目次第考源》（1957年）、《〈切韵〉韵目四声不一贯的解释》（1958年）等一系列论文，基本搞清了《广韵》和《切韵》的关系和唐宋韵书的源流。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下册考释部分）多发前人所未发。如项跋本《刊谬补缺切韵》，即通常所说的“王二”，不是王仁昫的原著，而是一部唐中宗以后汇合长孙讷言笺注本和《王韵》以及其他家韵书的本子，体现出很多唐代实际语音特点。又如发现蒋斧藏《唐韵》残卷并非孙愐原作，而是孙愐原书的一种增修本。古德夫《中古音新探》（1992年）全面比较了《切韵》、《唐韵》、《王韵》和《广韵》的异同，指出从《切韵》到《广韵》在体例、分韵、反切、释义等方面发生的变化。
（三）异读字
《广韵》的异读字，能反映字音的演变轨迹和古今方音的差异，说明音系的性质、构词规律和上古音音类关系。黄侃《广韵校录》（1985年）举出《广韵》“字有又音而不见于本韵及他韵者”的字300多个。余廼永《互注校正宋本广韵》（1974年初版，1980年修订）以周祖谟校本为底本，注出《广韵》的互见又切，便于检索异读字。对于此书，葛信益著有评论文章。余氏1993年又出版了《新校互注宋本广韵》。从《广韵》的体例出发研究异读字，又发明《广韵》异读字的体例，葛信益用力最勤，著有《张氏泽存堂〈广韵〉异读字形讹举例》（1984年）、《〈广韵〉异读字释例》（1985年）、《〈广韵〉异读字有两体皆声者》（1985年）等，有关论文汇集在其专著《广韵丛考》（1993年）里。昌厚《隋代诗文用韵与〈广韵〉的又音》（1962年）说明隋代诗文用韵表现的又音绝大多数跟《广韵》一致。赵振铎《〈广韵〉的又读字》（1984年）讨论了又读字的古今分歧、方音差异、构词规律和特殊读音。汪寿明《从〈广韵〉的同义异读字谈〈广韵〉音系》（1980年）从异读角度论证《广韵》是综合音系。其他论文有赵锐《〈广韵〉又读字的研究》（1987年）、金庆淑《〈广韵〉又音字与上古方音之研究》（博士论文，1993年）、黄典诚《〈切韵〉的异读》（1994年）等。
（四）韵书跟现代方言和普通话的对应关系及其应用
运用历史比较法重建起来的《切韵》音系，既要能解释《切韵》本身和《切韵》系的各种韵书、韵图以及同时期域外对音所表现的音类的区别，又要能说明从《切韵》到现代汉语方音的历史演变。一方面，要以《切韵》为参照，建立方音跟《切韵》的对应关系。从高本汉以来，汉语方言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把方音跟《广韵》音系作历时的比较，赵元任、罗常培、白涤洲、王力、董同和、袁家骅、张琨、李荣、丁邦新、王福堂、郑张尚芳、张盛裕、张振兴、李如龙、刘勋宁、张光宇、何大安等都有重要论著发表。另一方面，要利用方言透视《切韵》，为音系的构拟提供证据。高本汉认为《切韵》音系无法解释闽方言的差异，因此，利用闽方言透视《切韵》所取得的成绩格外引人注目。如张光宇著有《〈切韵〉纯四等韵的主要元音及相关问题》（1984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三四等韵的对立》（1986年）、《梗摄三四等字在汉语南方方言的发展》（1987年）、《从闽方言看切韵一二等韵的分合》（1989年）等。20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针对高本汉的现代汉语方音来自《切韵》母语的观点，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中国语言学计划”的几位学者提出“普林斯顿假说”，主张先从现代各大方言的历史比较中拟测出原始北方话、原始吴语、原始湘语、原始闽语和原始粤语，然后跟《切韵》比较，进而拟测原始汉语，代表人物有罗杰瑞(Jerry L.Norman)、桥本万太郎、余霭芹、司徒修(Hugh M.Stimson)、杨福绵、梅祖麟、威廉?贝乐得（William L.Ballard）、欧克诺(Kevin.A.O.Connor)等，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在国外影响很大。关于《广韵》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代表作有丁声树、李荣的《汉语音韵讲义》（1981年）、李荣的《四声答问》（1955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声母》（1962年）、《怎样根据北京音辨别古音的韵母》（1963年）、《〈广韵〉的反切和今音》（1964年）、方孝岳的《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1959年）、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第三章，1987年）等。为了调查方言，推广古音知识，还编写了古今音对照的工具书，有丁声树、李荣的《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81年）、林涛的《广韵四用手册》（1993年）和李葆嘉的《<广韵>反切今音手册》（1997年）等。华中理工大学近年研制出《古今字音对照手册》的计算机分析系统。
二 《切韵》音系的研究
《切韵》音系的研究分两步走：考求音类，构拟音值。
陈澧的《切韵考》创造性的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证出40个声类、311个韵类。本世纪在考求音类的方法上，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改进了方法，修正了陈澧的结论。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1927年）运用审音法，考订出51声类。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1931年）采用统计法，得47声类、290韵类。陆志韦《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年）用数理法得出51声类，印证了曾运乾的结论。全面运用西方历史比较法，系统地、成功的构拟《切韵》的音值，始于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著，1940年汉译本）。《中国音韵学研究》吸取了商克《古代汉语语音学》（Ancient Chinese Phonetics,1900）、马伯乐《唐代长安方音》（1920年）等西方学者研究《切韵》的成果，是《切韵》音系的奠基作，也是音韵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后来的《切韵》研究都是它的延续、补苴和发展。1923年，林语堂作《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隋读表》，首先批判高本汉的构拟学说。从此，围绕这部书所涉及的问题，音韵学界展开了长期而深入的讨论，《切韵》研究的材料丰富了，方法多样了，视野开阔了。主要涉及7个问题。
（一）[j]化问题
高本汉根据《切韵》一二四等反切上字与三等的不同，主张一二四等的声母是纯粹的，
三等声母是[j]化的。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年）指出“三四等之分别断不在乎辅音之真正化为腭音与否”，“喻化”说掩盖了三四等对立的实质，即主元音的不同。赵元任《中古汉语的语音区别》（1941年）用介音和谐说代替[j]化说，认为反切上下字有的介音有求同的趋势。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指出“[j]化说在方言里头没有根据”。至此，[j]化说应该取消。
（二）全浊声母不送气的问题
陆志韦《汉语的浊声母》（1940年）发现，隋唐以前佛经的译音全都用《切韵》的浊音对译梵文的不送气浊音。从《切韵》的异读字（陆氏叫一字重读）看，不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远多于送气清音跟浊音构成的异读数。形声字声母跟声符声母的清浊、送气不送气的关系，与异读字的情形一致。由此得出《切韵》全浊声母不送气的结论。李荣（1956年）也论证了这个问题。
（三）修订高本汉的拟音
声母的构拟，如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年）把知组声母拟为舌间后塞音。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年）把照二组声母拟为舌叶音，船禅地位颠倒，船母是擦音，禅母是塞擦音。喻世长《〈切韵〉声母拟音的新尝试》（1984年）主张照三组声母读舌叶音。韵母的构拟，如罗常培《〈切韵〉鱼虞的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1年）拟鱼为io，拟虞为iu。龙果夫《对于中国古音重订的贡献》（1928年）、李方桂《切韵a的来源》（1932年）认为重韵咍（灰）皆覃咸山耕主元音是 a类，泰佳谈衔删庚主元音是?类。介音没有强弱、辅音性和元音性的区别。马伯乐（1920年）、陆志韦《古音说略》（1947年）、李荣（1956年）等指出，纯四等韵无i介音。
（四）重纽问题
高本汉忽略了重纽问题，但这个问题自陈澧发现后，确实是有待解决的难题，众说纷纭。总的看法是，重纽代表两种音节的对立，大致可分为四派意见：〈1〉主要元音区别说，代表作有陆志韦《三四等及所谓“喻化”》（1939年）、董同和《广韵重纽试释》（1945年）、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5年）等；〈2〉介音区别说，代表作有有坂秀世《批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年）、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年）、王静如《论古汉语之腭介音》（1948年）、李荣《切韵音系》（1956年）、邵荣芬《切韵研究》（1982年）、龙宇纯《论重纽等韵及其相关问题》（1986年）等；〈3〉声母区别说，代表作有三根谷彻《关于韵镜的三四等》（1953年）、李新魁《重纽研究》（1984年）、周法高《隋唐五代宋初重纽反切研究》（1989年）、平山久雄《关于中古汉语重纽韵介音的音值》（1991年）、竺家宁《试论重纽的语音》（1995年）等；〈4〉韵尾区别说，有薛凤生的《试论〈切韵〉音系的元音音位与重纽、重韵等现象》（1995年）。此外，重纽跟声调也有瓜葛，平山久雄作有《中古重纽的语音表现与声调的关系》（1977年）。1995年在台湾省召开了第四届国际暨第十三届声韵学研讨会，中心议题是重纽问题。总的看来，介音区别说得到较多学者的支持。
（五）唇音字没有开合的对立
赵元任（1941年）、纳盖勒（Paul Nagel）《论陈澧〈切韵考〉所见〈切韵〉字音的构拟》（1943年）、董同和《汉语音韵学》（1968年）、李荣（1956年）、邵荣芬（1982年）等主此说。
（六）元音的数量有减少的趋势
如王力《中国音韵学》（1935年）有18个，邵荣芬（1982年）有13个，李荣（1956年）有12个，陆志韦《古音说略》（1948年）、王力《汉语音韵》（1963年）、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年）、喻世长《〈切韵〉韵母拟音的新尝试》（1989年）有10个，马丁（Samuel Matin）《古汉语音位》（1953年）有8个，薛凤生（1995年）只有7个。
（七）关于《切韵》的性质
有单一音系说和综合音系说，至今也没有达成一致。单一音系论者，邵荣芬《切韵音系的性质和它在汉语语音史上的地位》（1961年）、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1962年）和《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1962年）认为《切韵》音系是以洛阳方音为基础的、同时也吸收其他一些方音特点（主要是金陵方音）的活音系。黄典诚（1994年）则看作由文读系统和白读系统交相为用的河洛官音。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年）从标准语方言基础转移的角度，论证《切韵》音是齐梁以来以洛阳皇室旧音为基础、浸染金陵的某些语音而形成的雅音系统，这个标准音有以洛下为代表的北方话和以金陵为代表的南方话两种主要的地域变体。王力《汉语史稿》（1957年）、周祖谟《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1962年）、周法高《论切韵音》（1968年）都认为《切韵》音系是六世纪南北通用的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何九盈《切韵音系的性质及其他》（1961年）、黄粹伯《关于切韵音系基础的问题》（1962年）、张琨《论中古音与切韵之关系》（1975年）、《切韵的综合性质》（1979年）则主张《切韵》音系《切韵》是包容古今南北音韵区别的综合体。看来，这些问题今后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除了音系的专门研究外，还出版了一些概论性专著和工具书。张世禄的《广韵研究》（1933年）着重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截至本世纪30年代以前的《广韵》学作了较全面的总结。此后，方孝岳、罗伟豪著有《广韵研究》（1988年）、严学宭著有《广韵导读》（1990年），是很有见地的《广韵》研究概论。工具书有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1945年）、周祖谟的《广韵四声韵字今音表》（1980年）、陈新雄的《声类新编》（1982年）、方孝岳的《广韵韵图》（1988年）和周祖庠的《切韵韵图》（1994年）等。
贰 诗文韵系的研究
根据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各代诗文押韵的归纳和分析，研究各个时期的韵部分合，是中古音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 魏晋南北朝诗文用韵研究
于海晏《汉魏六朝韵谱》（1936年）收集两汉至六朝诗文押韵材料，讨论韵部分合状况。王力《南北朝诗文用韵考》（1936年）考察南北朝49家用韵，分为三个时期，归纳为54个韵部，特别注意不同时期、不同籍贯的诗人的方音差异。周祖谟《魏晋音与齐梁音》（1982年）、《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的分类》（1982年）和《魏晋宋时期诗文韵部的演变》（1983年）论述了魏晋宋时期齐梁陈隋两个时期的韵部、声母、声调演变的格局，指出前期音韵格局的最大变化在于阳声韵与入声韵相承，已不能按照谐声关系确定韵部的字类；后期跟刘宋的分韵不同而跟《切韵》接近，证明《切韵》音系有实际语音基础。丁邦新《魏晋音研究》（1976年）是魏晋音研究的后出转精之作，重视方法论，得出公允的结论，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何大安著有《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1981年，博士论文）。其他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古层冰的《汉赋韵笺》（1933年）、王越的《魏晋南北朝“支”“脂”“之”三部及“东”“中”二部之演变》（1934年）、王力的《范晔刘勰用韵考》（1982年）、李荣的《庾信诗文用韵研究》（1982年）、李露蕾《南北朝韵部研究方法论略》（1991年）等。
此外，美国学者朱荷尔（Robert A.Juhl）著有《从魏至初唐的诗人叶韵系统鸟瞰》（1972年，博士论文）和《从魏到梁汉语韵类的音韵演变》（1974年），运用王士元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透视魏晋至唐的诗人用韵，在北美汉学界有较大影响。
二 隋唐诗文用韵研究
隋唐诗文的个人用韵的研究，有张世禄《杜甫诗的用韵》（1944年）、鲍明炜的《李白诗的韵系》（1957年）和《白居易、元稹诗的韵系》（1981年）、若凡的《寒山子诗韵》（1963年）、赵锐的《白居易的诗歌用韵》（1980年）、荀春荣的《韩愈的诗歌用韵》（1982年）、《韩愈的韵文用韵》（1988年）和《柳宗元诗文用韵》（1992年）、李维一等的《初唐四杰诗韵》（1982年）、刘丽川的《王梵志白话诗的用韵》（1984年）、李无未的《韦应物诗韵系》（1994年）、熊江平、宋秉儒分别著有《杜牧诗韵考》（1995年，1996年）冯志白的《刘禹锡诗文用韵考》（1996年）、郭力的《孟郊诗韵考》（1996年）等。杜甫、王梵志、白居易诗用韵引起众多学者的兴趣，有多篇论文发表。对于一个或几个时期的诗文用韵作宏观的总体考察，李荣、唐作藩、鲍明炜、耿志坚等创获最多。李荣的《隋韵谱》（1961－1962）排比讨论《全隋诗》、《全隋文》用韵情况。麦耘的《隋代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1999年）取材李荣的《隋韵谱》，尝试采用数理统计法，编成电脑软件，对辙和辙、韵和韵之间的分合和疏密关系作了较精确的统计和验证，指出隋代韵文28辙的共通现象。唐作藩连续二十多年指导北大学生研究唐诗用韵，基本上把《全唐诗》作品较多的诗人用韵清理了一遍，以此为基础，把中古韵部分为前期（六朝至初唐）43部和后期（中晚唐）29部，拟测韵母系统，并著有《唐宋间止蟹二摄的分合》（1991年）、《晚唐尤韵唇音字转入虞韵补证》（1991年）等。鲍明炜的《唐代诗文韵部研究》列出初唐、盛唐作家的诗文韵谱，整理出初唐韵系。耿志坚著有《唐代近体诗用韵之研究》（1983年，博士论文）、《初唐诗人用韵考》（1987年）、《中唐诗人用韵考》（1991年）、《晚唐及唐末五代近体诗用韵考》（1991年）等。关于敦煌变文诗文用韵，周祖谟著有《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1989年），考订唐五代北方话的韵母为23摄，并加以拟测，指出现代北方话的韵母系统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研究普通话的历史，须以此为起点。此外，周大璞著有《敦煌变文用韵考》（1979年）、张金泉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1981年）等。
九十年代以来，华中理工大学研制了“反切系联整理系统”和“诗文用韵系统整理程序”。其中，“诗文用韵系统整理程序”是国家“九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隋唐五代汉语语音史”研究的一部分，能自动处理隋唐五代数百年间几万首诗歌的韵字，整理用韵情况。项目负责人尉迟治平领导课题组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语料数据库、编制应用程序系联韵字，并利用几率统计法计算韵部相押的概率来归纳韵部，全面整理隋唐五代诗歌的用韵情况，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有陈海波、尉迟治平的《五代诗韵系略说》（1998年）、胡杰、尉迟治平的《诗文用韵的计算机处理》（1998年）、刘根辉、尉迟治平的《中唐诗韵系略说》（1999年）和赵蓉、尉迟治平的《晚唐诗韵系略说》（1999年）等。运用计算机技术整理中古时期的押韵材料，是今后的发展方向。
叁 音注材料的研究
运用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从众多的字书、音义书音切中整理出注音者的音系，
构成中古音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几个研究热点。
一 《经典释文》音的研究
《经典释文》罗列汉魏晋南北朝经师异读，陆德明的注音标作首音。以《切韵》音系为
参照，根据各个朝代的经师音切可透视各朝的语音特点，甚至建立音系。从陆德明音切可
以离析出六朝标准音系。黄侃、吴承仕、罗常培、陆志韦、王力、林焘、黄焯、邵荣芬、
坂井健一、蒋希文、黄坤尧等作出了突出的成绩。罗常培著有《经典释文和原本玉篇反切
中的匣于两纽》（1937年）、《经典释文中徐邈音辨》（1984年，遗著）等多篇论文。闻
宥著有《经典释文反语与广韵切语异同考》（1931年）。吴承仕著有《经典释文序录疏证》
（1984年）。陆志韦、林焘著有《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年），林焘有《陆德明的
〈经典释文〉》（1963年）。黄焯的《经典释文汇校》（1980年）对《经典释文》作了全
面的校勘，资料价值高。日本学者坂井健一著有《魏晋南北朝字音研究》（1975年），按
照李荣《切韵音系》的拟音构拟《经典释文》反切的音值。王力《经典释文反切考》（1982
年）考证出语音系统，他的《汉语语音史》（1985年）以此作为建立隋中唐音系的主要依
据。蒋希文有《经典释文音切的性质》（1989年）。邵荣芬《经典释文音系》（1995年）
是音系方面的集大成的著作，从首音考证出陆德明的音系，主张陆氏音系是以金陵音为基
础的南方地区的标准语音系，具有跟《切韵》对等的地位，本书列出陆德明同音反切字表，
展示陆氏音系格局。黄坤尧编纂《新校索引经典释文》（1988年），著有《经典释文动词
异读新探》（1992年），首次系统考察了动词随着声调、声母清浊和韵母阴入的变化而显
示出的不同的语法功能。
关于经师音系，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蒋希文的《徐邈音切研究》（1999年）。此书
提出适用于整理经籍中零散反切的归纳法，即在采用反切系联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传
统逻辑所说的枚举归纳推理，从现存的1400多条徐邈切语中得出声类35类，韵部78部，揭
示了两汉以后齐梁以前汉语读书音的特点。此外，黄坤尧还著有《东晋徐邈徐广兄弟读音
比较》（1991年）。关于李轨、刘昌宗的音切，也有专文探讨，简启贤著有《李轨音注考》
（1993年），范新干著有《刘昌宗音切的声母系统》（1998年），盘晓愚著有《〈经典释
文〉刘昌宗反切韵类考》（1998年）等。
二 顾野王《玉篇》音系的研究
顾野王原本《玉篇》残卷存2100余字，仅占原书的八分之一。周祖谟《万象名义中之原本玉篇音系》（1936年）依据日本沙门空海所作《篆隶万象名义》的反切考订拟测出《玉篇》完整的音系，得36个声母，52部178韵。周祖庠《原本玉篇零卷音系》（1995年）使用类比法和统计法，把《玉篇》残字反切跟《切韵》比较，推论出音系，主张《玉篇》代表六世纪的金陵读书音。此外，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著有《〈玉篇〉反切中的梗摄字》（1981年）等。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刘尚慈整理的《篆隶万象名义》，刘尚慈还著有《<篆隶万象名义>考辨》（1997年），为进一步研究《玉篇》音系提供了便利。
三 曹宪《博雅音》的研究
黄典诚的《曹宪〈博雅音〉研究》（1986年）运用反切比较法，把曹宪音切打入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中，得出“《博雅音》大体和《切韵》一样，都是契合金陵洛下两地的官音所凝成的较古的东京洛阳音的反映”的结论。丁锋《〈博雅音〉音系研究》（1995年）注意到曹宪音的语言层次问题，在整理出声、韵、调系统的基础上，指出《博雅音》记录了梁陈隋之际含有书音和口音的扬州音系。
四 玄应《一切经音义》的研究
周法高著有《玄应反切考》（1948年）、《从玄应音义考察唐初的语音》（1948年）和《玄应反切再论》（1984年）采用反切系联法全面整理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的声韵系统，主张玄应音代表活的长安方音。王力《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80年）也有相同的看法，运用反切比较法考证唐初长安音系，指出声母重唇、轻唇不分，舌头、舌上不分，有44个韵部。在他的《汉语语音史》（1983年）中以此作为建立隋中唐音系的主要依据。周著和王著的最大不同在于，周著有重纽，除非反切下字系联成一类，不合并《切韵》本有区别的韵类；王著不承认有重纽，除了把个别反切下字混切看作例外，只要有一部分反切下字混切，就合并《切韵》相关的的韵部。此外，周祖谟著有《校读玄应一切经音义后记》（1966年）、石塚晴通著有《玄应〈一切经音义〉的西域写本》（1992年）、庄淑慧有《〈玄应音义〉所录〈大涅槃经〉中梵文字母译音之探讨》（1993年）等。
五 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研究
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1931年）采用反切系联法考订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反切，得67个声类（归纳为37个声母），173个韵类，认为反切取自元廷坚的《韵英》，反映了跟《切韵》音系不同的唐代关中方言的语音系统，并参考日汉对音加以构拟。黄氏后来又对此书加以补充修订，写成《唐代关中方言音系》（1998年出版）。谢美龄《慧琳〈一切经音义〉声类新考》（1990）分40声类，讨论重纽问题，主张慧琳反切音是以当时首都长安为主的士大夫阶级的读书音。
六 颜师古的《汉书音义》音切的研究
研究颜师古音切的学者，计有七八家，结论共同点多。代表作有钟兆华的《颜师古反
切考略》（1982年）、谢纪锋的《〈汉书〉颜氏直音释例》（1991年）、《〈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兼论切韵音系的综合性》（1992年）、《〈<汉书〉音切校议》（1992年）和董忠司的《颜师古所作音切研究》（1978年，博士论文）、《七世纪中叶汉语之读书音与方俗音──初唐颜师古音系及其他》（1986年）、《董钟两家颜师古音系的比较》（1992年）等。钟著认为，颜师古声韵系统和《切韵》大同而小异，代表了以长安话为中心的关中方音。此外，日本学者大岛正二著有《颜师古<汉书>音系研究》(1971年),发现颜氏音跟慧琳音接近,而玄应音与《切韵》音近似。
七 朱翱反切的研究
朱翱反切不同于《唐韵》反切，反映了晚唐五代的时音。张世禄《朱翱反切考》（1944
年）采用反切系联法、王力《朱翱反切考》（1982年）采用反切比较法分别考证朱翱反切的音系，结论颇有不同。王力《汉语语音史》（1985年）以朱翱反切作为构建晚唐五代音系的依据，分声母36个，韵部40个。张慧美《朱翱反切新考》（1988年）评论张、王两家得失，着重讨论了重纽问题，主张重纽Ａ类声母腭化，Ｂ类不腭化，推测朱翱反切音系很可能代表当时吴方言。张渭毅《朱翱反切的开合系统》（1994年）揭示了朱翱反切在开口、合口韵类的分布和归字上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切韵》的特点。
八 其他音注材料的研究
严学宭《大徐本说文反切的音系》（1936年）揭示了大徐反切跟今传本《唐韵》残卷和《广韵》不同的语音特点。邵荣芬的《〈五经文字〉的直音和反切》（1964年）首先正式使用反切比较法，得出跟《切韵》音系大致相同的结论。他的《〈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1981年）也旨在证明《晋书音义》和《切韵》有共同的语音基础。邵荣芬的《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根据敦煌俗文学抄本的别字、异文的同音关系探讨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特点，对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的结论进行补充和修订。日本学者大岛正二著有《唐代南方方言的若干音韵特征--关于李善<文选音注>所反映的江都字音》(1971年)。美国学者柯蔚南（W.South Coblin）著有《郭璞注中的魏晋声母系统》（1974-1975年），推测郭璞时代存在一套不见于后代的舌面前音声母k、kh、g。陈亚川的《〈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上字》（1981年）和《〈方言〉郭璞注的反切下字》（1983年）归纳了郭璞音的特点。李义活《〈续一切经音义〉反切研究》（1991年，博士论文）比较诸本反切异同，考求声类韵类，指出希麟反切并非来自某一部韵书，而反映了时音。此外，张永言著有《〈水经注〉中语音史料点滴》（1983年），彭辉球的《〈尔雅〉郭注的反切》（1993年），孙玉文著有《李贤〈后汉书音注〉的音系研究》（1994年），龙异腾有《〈史记正义〉反切考》（1994年），黄坤尧著有《〈史记〉三家注之开合现象》（1994年），张洁著有《〈文选〉李善注的直音和反切》（1998年）等。
肆 对音的研究
对音是中古音研究材料的重要来源，包括汉字在外语中的译音和外语在汉字中的译
音。最早利用对音研究中古音的学者是欧洲的汉学家马士曼、武尔披齐利、商克、马伯乐、钢和泰、高本汉等。马士曼著有《汉语的文字和声音专论》（1809年），武尔披齐利著有《中国音韵学》（1896年），商克著有《古代汉语语音学》（1900年），都或多或少地利用高丽、日本、安南译音构拟中古音某些音类的音值。钢和泰的《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1923年）指出对音是研究各时代汉字音的重要材料来源。马伯乐的《安南语音史研究》（1912年）构拟隋唐音系，研究越南语中的汉字音，他的《唐代长安方音》（1920年）大量利用越汉对音、日汉对音、藏汉对音系统地构拟《切韵》音值，讨论唐代语音的历史变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利用33种汉语方言，更系统地参照日本、越南、高丽语中的汉字读音，成功拟测了《切韵》的音值。
中古音对音研究成就最大的中国学者是罗常培和王力。罗常培的代表作有《知彻澄娘音值考》（1931年）、《切韵鱼虞之音值及其所据方音考》（1931年）、《梵文颚音五母之藏汉对音研究》（1931年）、《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等。《知彻澄娘音值考》从梵文字母的译音、佛典译名的华梵对音、藏译梵音对译中古舌上音声母知彻澄娘的大量材料、这四个声母在现代方音的读音以及韵图的排列等方面入手，证明知彻澄娘四个声母应当读舌尖后音[?][?][?][?]，与照二组声母相配，引起了广泛的争鸣。《唐五代西北方音》利用敦煌发现的六种汉藏对音、藏汉译音和注音资料，考订唐五代敦煌一带的方音系统，得出6组29类声母、23摄55个韵母，然后跟《切韵》音系比较，再用现代六种西北方音（甘肃兰州、平凉，陕西西安、三水，山西兴县、文水）作旁证，拟测唐五代西北方音音值，并推求从《切韵》到现代西北方音演变的历史。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利用对音完整地重建古代方言音系的著作，说明用译音对勘的方法研究中古音已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王力的《汉越语研究》（1948年）全面研究了越语中的汉语借词，同时讨论了古汉越语和字喃，分析了汉越语的来源和音系，至今仍是研究汉越语的最权威的文献。
利用对音，陆志韦（1939年，1947年）、王静如（1948年）论证了重纽问题；陆志韦（1940年）、李荣（1956年）解决了全浊声母不送气问题；张世禄的《从日本译音研究入声韵尾的变化》（1929年）讨论了入声韵尾的构拟问题等等。
此外，在海外备受瞩目的论著还有：北美学者米勒(R.A.Miller)的《敦煌写卷中藏汉译音中的几个问题》（1967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中古汉语音韵》（1965年，博士论文），三根谷彻的《越南汉字音研究》（1972年），河野六郎的《朝鲜汉字音研究》（1968年）和《关于日本吴音》（1976年）；匈牙利学者马尔登菲（F.Martonfi）的《论朝鲜汉字音的韵母》（1971年）和《义净梵语千字文研究》（1974-1975年）等。对音材料的范围拓宽了，研究成果也比前人深入了。
关于中古汉语四声的性质，古代文献中的描述很模糊。王力《汉语诗律学》（1958年）和周祖谟《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1958年）已经推测了四声大致的念法。如果借助对音材料，就能够获得较为明确的感性认识，进而构拟中古四声的大致调值。周法高《说平仄》（1948年）根据唐初梵汉对音中平声字对译梵文长音、仄声字对译短音的事实，推测平声长、仄声短。梅祖麟《中古汉语的声调和超音质音位以及上声的起源》（1970年）主张平声是长而低的平调，上声是短而高的平调，去声是稍长引的声调，入声是短促的声调。平声最长，其次是去声，再次为上声和入声。丁邦新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古代汉语声调的论文，如《平仄新考》（1975年）、《汉语声调源于韵尾说之检讨》（1981年）、《汉语声调的演变》（1989年）等。其中《平仄新考》遍考《悉昙藏》中对译长短音的所有材料，指出中古平仄的区别在于平调和非平调的对立，平调即平声，非平调有上、去、入三声，上声为高升调，去声可能是中降调，入声是短促调。此文论证周密，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施向东著有《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年），利用玄奘译著的梵汉译音，认为初唐中原方音的平声是高平调，去声是低平调，上声、入声介于两者之间，上声是升调，入声是降调。去声最长，其次是平声，再次是上声和入声。
八十年代以来，对音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徐通锵、叶蜚声的《译音对勘和汉语音韵的研究》（1980年）评价对音材料在构拟译音时代的语音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指出译音对勘的方法是汉语音韵研究方法的转折。通过初唐中唐的对音考察当时长安、洛阳一带的方音，成为热门的话题。刘广和的《〈大孔雀明王经〉咒语义净跟不空译音的比较研究》（1994年）通过唐僧义净与不空译音的差异，论证唐代北方地区有两个势力很大的方言，一个是洛阳为中心的东部方言，另一个是以长安为中心的西部方言。尉迟治平著有《周隋长安方音初探》（1982年）、《周隋长安方音再探》（1984年）和《论隋唐长安音和洛阳音的声母系统》（1985年），施向东著有《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1983年），刘广和还著有《唐代八世纪长安音声纽》和《唐代八世纪长安音的韵系和声调》（1991年），王吉尧著有《从日语汉音看八世纪长安方音》（1987年），金德平著有《唐代长安话日母读音考》（1988年）和《从日语汉音试论唐长安话明母的音值》（1994年），聂鸿音著有《慧琳译音研究》（1985年）等等。
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发表后，一些学者利用新发现的一批敦煌资料对罗著进行了修正和补充。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根据敦煌资料所作的汉语史研究》（1988年）最具代表性，把敦煌对音资料分作近乎标准音的和远离标准音的两类，论证和修订了罗著的结论，价值较高。
关于汉越对音，潘悟云、朱晓农有《汉越语和〈切韵〉唇音字》（1982年），探讨了唇音声母的开合、重纽、轻唇化等相关问题。
关于日汉对音，史存直著有《日译汉音、吴音的还原问题》（1986年）针对日语、汉语语音体系的差异和历史上日本人转写汉语语音的困难，提出还原日译汉音的原则和方法。姚彝铭著有《日语吴音汉音和中古汉语语音》（1984年），尉迟治平著有《日本悉昙家所传古汉语调值》（1986年），王吉尧、石定果著有《汉语中古音系与日语吴音汉音音系对照》（1986年），阿部享士著有《唐代西北方音与日本汉音比较研究》（1993年）等。
关于朝汉对音，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研究》（1968年），已经把朝鲜汉字音划分为不同的音系层次，主要音系层次与慧琳《一切经音义》相同，反映了唐代长安音，部分音系层次来源较早，反映了江东音。朴炳采的《古代国语的研究》（1986年）指出韩国汉字音主要反映隋唐时代《切韵》音系的北方中原音。郑仁甲的《朝鲜语汉字词考》（1998年）则认为朝鲜语汉字音以《切韵》音系为主，声调与上古晚期对应，声母与上古到中古中期相应，韵母与上古到近代中期相应。朴庆松的《韩国汉字音和汉语音韵史的研究》（1998年，博士论文）系统研究了韩国汉字音跟《切韵》音系的对应关系，即韩语的元音和谐律系统对应《切韵》的四个等，并修正了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在朝鲜汉字音的认识和《切韵》拟音上的错误。
此外，关于重纽的讨论，又有新的进展。刘广和有《试论唐代长安音重纽──不空译音的讨论》（1987年），吴钟林有《从五种方言和译音论重纽的音值》（1990年），卢顺点有《论晚唐汉藏对音资料中汉字腭化情形》（1990年），王吉尧有《汉字域外音对古汉语重纽现象的反映》（1994年），吴圣雄有《日本汉字音能为重纽的解释提供什么线索》（1995年）等。
研究唐以前的对音主要在于东晋译音的考察，刘广和著有《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声母系统》（1991年）和《东晋译经对音的晋语韵母系统》（1996年），储泰松有《鸠摹罗什译音研究》（1996年，1998年）等。
中古汉语语音材料相当广泛，不同时期的不同材料所体现的语音性质不同，可以按照不同的时间和地域进行排比分析，分期整理出音系。黄笑山《<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1995年）把中古音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齐梁陈隋至初唐是一个阶段，以《切韵》音系为标准音；中唐-五代是一个阶段，盛唐是过渡阶段，长安的雅音（“唐京雅音”）成为新的标准音，发生了不同于《切韵》音系的许多变化。较系统地论述了由《切韵》音系到中唐五代音系的发展趋势和演变规律。
此外，20世纪汉语中古音研究有关等韵学研究的内容，我们另有专文讨论。
附记：
拙文1999年6月18日在韩国全南大学校召开的第18回中国人文学会学术发表大会上宣读，得到多位学者的指教，谨在此表示由衷的谢意。今年3月回国后，又补充了一些材料。
参考文献：
唐作藩、杨耐思：《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第5期，1989年。
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研究》第4期，1991年。
唐作藩：《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回顾》，《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
杨耐思、张渭毅：《1992年的汉语音韵学》，《语文建设》第11期，1993年。
唐作藩、张渭毅：《1993年的汉语音韵研究》，《语文建设》第11期，1994年。
唐作藩、耿振生：《20世纪的汉语音韵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
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喻世长：《汉语音韵学的回顾与前瞻》，《语言研究》1982年2期。
陈新雄：《六十年来之声韵学》，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年。
11. 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重印本附录部分，商务印书馆1981年。
12. 邵荣芬：《欣欣向荣的汉语音韵学》，《中国语文研究四十年纪念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
年。
13. 李新魁：《四十年来的汉语音韵研究》，《中国语文》1期，1993年。
14. 竺家宁：《台湾四十年来的音韵学研究》，《中国语文》1期，1993年。
15. 冯蒸：《近十年中国汉语音韵研究述评》（上、下），北京师院研究生学刊1987年1期、2期。
16. 杨剑桥：《汉语现代音韵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
17. 李葆嘉：《当代中国音韵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18．黄笑山：《中古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4期，1998年。
19．陆俭明：《新中国语言学50年》，《当代语言学》1999年第4期。
20．《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
21．《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商务印书馆1983年。
22．《语言学论文索引》，1991年--1994年，董树人主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23．《1978-1999年音韵学论文目录》，张渭毅编，大部分刊登在《音韵学通讯》上。
ENGLISH ABSTRACT
A Review of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20th Century
By Zhang Weiyi
In the 20th century, remarkable achivement has been made in studying the phonology of the Middle Chinese. In this paper,I narrate and sum up objectively the achivement gained in the phonology of the Middle Chinese in the four aspects as outlined below:1.The study of the phonological system in the Qie Yun(《切韵》) and that of the Qie Yun(《切韵》) systematic rhyming books in the Middle Chinese.2.The study of the rhyming systems of the rhyming literary compositions and poems from the Wei Jin Dynasty to the end of the Tang Dynasty.3.The study of the phonetic notation materials in the Middle Chinese period, and 4.The study of the transliteration of phonetic materials in the Middle Chinese period.In order to predict the research direction in the coming new century,I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attainment successes of the past.
此文修订本原载于《南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又见于韩国中国学会刊物《中国学报》第四十一辑，2000年8月出版。谨向这两家刊物致谢。
--------------------------------------------------------------------------------------------------------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邮政编码：100871
Email Address: zhweiyi@pku.edu.cn ） |
|
IP卡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9 08:41:07
提升卡
置顶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显身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