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的情人 ——杜拉斯《情人》解读

梦的轻波

作者：  王   咏   
来源：http://www.xlmz.net/forum/post.php?action=newthread&fid=25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210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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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情人》在“爱情小说”的表层下，上演的只是一场“无爱的性”。它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凸显了人的原欲，并表明了对男权传统强加给女性的桎梏——贞操的颠覆姿态。以女主人公对写作的欲望来打破以性界定女人的窠臼，以雌化的男性来否定男子汉的神话，并以女主人公的双性恋的“表演”来建构她“酷儿”的性身份，显示出后现代男女二分模式的消解趋势。

      [关键词]  《情人》   无爱的性   贞操   写作   男性的雌化   酷儿

      [中图分类号]I 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JS07－005(2001)01－0124－04

      [收稿日期] 2001－01－13

      [作者简介] 王咏，女，1972年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曾有人这样评价过杜拉斯的作品：“她的作品始终都和疯狂、死亡、爱情相关联……无懈可击的完美，往往令人恐慌，仿佛它与死亡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她的作品和她笔下的女主人公一样有着难以辨明的气质：混沌、美丽、神秘，如同黑夜和白昼有两极性，但却纠结成一体，让人无法条分缕析。杜拉斯的《情人》如同一张张印象主义的画片，它们五颜六色，层层叠加，幻变出一个令人无法捉摸的人物——女主人公“我”，也就是“女孩”。

      《情人》乍看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女孩和华人间发生了一场极端的、不合常规的情事，最终因多方的压力劳燕分飞，这场情事的结晶就是回忆。可是在这缠绵的“爱情小说”的表层下，我们看到的情人只是由“无爱的性”操纵的凡人。这个在轮渡上打扮得如同雏妓一样的少女和那个富有的华人并不是一见钟情的情侣，他们的性爱不是建立在所谓高尚的爱情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生理原欲的驱动，让他们投入彼此的怀抱。女孩甚至认为“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2]她是这样对华人解释自己和他发生性关系的原因的：“我说我应该来，我说这好比是我应尽的责任。”[3]她甚至还将原因隐隐暗示为几分卖淫的性质：“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4]这样，钱也成了欲望的发动机了。华人也沮丧地意识到女孩并不爱自己。但这样的情节安排并非是对无爱的性的轻侮，而是对人的原欲的强烈凸显。人类进化赋予性爱一切庄严、神圣的文明封印被轻描淡写地消解了，“基督教在将灵魂赋予男人与女性时，也赋予了肉欲主义一种罪孽与传奇的意味，只要我们给情欲恢复其至高无上的特殊性，爱人的拥抱就不会失去感人的情趣。”[5]文本中的情事不再是先爱情、后情欲的传统模式，而被描绘成另一种倍受作者赞赏的肉体经验的升华。文明涂饰在性爱上的“爱情”这层圣洁的金粉被剥夺殆尽，文本中偶有对陈词滥调的文艺小说的片段模仿，而这似乎又是《情人》的一笔戏讽。“当人们把爱情当作应该进行欺骗的娱乐或游戏时，爱情就不成其为爱情了。……爱情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严肃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当人们不考虑一方或双方的个性时，这种关系是不成立的。”[6]这本没有爱情的爱情小说因此丧失了“情”的依托，性爱也丧失了传统意义上的深度，但这场“无爱的性”并未因爱情的缺席而丧失其意义，它的意义在于强调了纯粹性爱本身的意义，因为“是在他人和它物的关系中，我们才获得自己极端的个性的。……对于男人和女人皆如此。他们真正的个性和鲜明的生命存在于与各自的关系中，这就是性。透过性关系，我们才成为真正的个人，没有它，就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就不成其为实体。”[7]“无爱的性”还昭示了女性天然萌动的性要求，要求性快乐的可能性已无须再从母亲身份获得。作者将这种对性爱的渴慕描写为一种不容蔑视、理直气壮和纯洁的力量。

      “无爱的性”还彰显了另一个主题，即对待千年来男人“祟拜女人”的条件(其实是将女性物化的一种表现)，评价女性的价值尺度——贞操的对抗和颠覆态度。贞节是男权中心社会强加给女性的桎梏。为了保证父系血统的纯正，男性权利话语给女性的贞操制定了种种规范，这些强迫性的规范一旦被偏离，越轨者就会招致社会的惩罚和放逐。贞操的“正经途径”是要如同献祭一样奉献给新婚之夜，奉献给法定的“爱情代表”——丈夫的，而且，贞操的奉献往往要羞涩被动地付出，是可以让男性获得快乐和满足的保证。男性却无谓贞操，抑或说男性童贞的丧失意味着一种成人仪式，性经验的丰富是男性成功的有力佐证，成功的男子当然不能是一个性无能者(小说中的华人也不例外)。所以，“性对于女人来说，并不是一种个人和主体的表达，而是一种暴力的社会体制。”[8]《情人》是对上述规范中不合理的文化因素的反对。受欲念牵引的女孩随华人到了那个充满暖昧情调的房间，她将贞操视为等闲，在与华人初次的性接触中，她摆脱一般女性的被动状态，而是作为一个有蓬勃生命力的人，体验性爱的完美境界。在性爱的过程中，作为一个有自觉意志的主体，“她和他一样处在肉欲的狂热中，自愿而主动地奉献自己，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去体验肉体的浑然一体。”[9]“贞洁”在书中不但不是褒义词，反而被视为男权因私欲强加给女性的枷锁，是女子幸福的对立物，女人首先是人，剥夺其自由选择的性的权利，就剥夺了人的基本幸福，而成为一种压迫。《情人》中那些美丽、寂寞的女殖民者，因为没有性爱的滋润，如同秋风中的树叶一样日渐憔悴，“在她们中间，有些女人发了疯。有些被当作不说话的女仆那样抛弃了。被遗弃的女人。人们听到这样的字眼落到她们身上，人们在传布这样的流言，人们在制造这种侮辱性的谣传，有些女人就这样自尽，死了。”[10]悲剧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贞操的压制。“贞节”成了女人幸福的凶手。杜拉斯从女性本位的角度来看性，来考察性爱对女性不可或缺的作用。书中那个由于缺少性爱的畸零人物——母亲带来了寡妇常有的气息：潦倒、麻木。由于这个极为可笑，极为自信的母亲所受的残害，家庭中的成员都互相憎恨。刻板且缺少温情的单身生活将亲情也异化扭曲了，女孩对母亲又爱又恨，她之所以恨母亲，部分是因为母亲那种清心寡欲、了无生趣的心态。对母亲的恨实质是对没有血肉的生活的诅咒。(母亲)“鞋都穿坏了，走起路来歪着两只脚，……头发紧紧梳成一个中国女人的发髻。”[11]，“贞节于她早已习惯成自然了。她曾经是美的。”[12]这样一个神情恍惚、心绪烦闷的母亲，就是女儿从小目睹的在“贞节”压制下换来的“幸福”的例子。“在忧郁的空洞中，出奇准确地揭示出一位没有形象的母亲谜一样的存在，对于这个被母亲剥夺了形象的女孩来说，只剩下通过新的变本加厉的残酷报复去填充这个空荡的形象，原初的漂泊的幻影。”[13]小说中，作者用幻觉这个细节来剥离母亲身上灰色的调子，在女孩和华人的性爱场景中，静静踱出母亲的幻影，“穿着织补过的长线袜的女人形象通过房间。她终于现出孩子样……母亲没有体验过快乐。”[14]”在体验如同大海一样激荡人心的快感的时刻，曾脐带相连的母女又成为一体。“母亲”的幻影是母女一体的诠释，那一刻，母女共同体验了爱的欢娱。所以，杜拉斯临终前说：“我母亲从未爱过我，我热爱她，情人就是她……”[15]   

      杜拉斯通过“无爱的性”这样一个戏剧化情节，表达了和将贞洁看成女性最大美德的男权观念的决裂，强有力地宣告女人属于自己，可以支配自己的一切，包括被男人视为私有物的肉体。《情人》不是一个纯情少女被诱奸的故事模式，男主人公没有办法诱骗她，因为“她行，她知道”。[16]她不是个单纯的被引导者，所以发生的一切都是她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杜拉斯就是这样以女孩这样一个极端放肆而又从容的角色强调女性对自己的自治权力。女孩知道华人是个情场老手，但她毫不介意，她对性行为中宝贵的私人性也不在意，甚至喜欢“混在这些女人中间不分彼此”。[17]女孩欣喜自己遇见这样一个有高超性技巧的情人，她将之比为一种“技艺”。性爱的严肃性、私人性在此也被消解了，沦为工作或游戏性质的东西。性爱、贞操不再是传统文本中女性命运的转折点，女性幸福归属的最后赌注。对女孩而言，这仅仅是人生经验中的一个支流，是她日后生命中的真正的重心——写作的素材之一。她需要他，不仅仅因为生理欲望的驱动，更是将他看作使自己获得完满快感的操作者，帮助她体验生命内涵的合作者。

      从这个意义来看《情人》，女孩的生活重心从婚姻、爱情的传统领域中偏移了。弗洛伊德曾断言，人都是被自然属性操纵着的，女性尤甚。文本中的女孩超越了这个论断，她和华人在性爱中体验到的愉悦，及此种和谐关系的被歧视、被拆散都未使她失去控制，她是酒神型的人物，自然不羁的女儿，她不是感伤和幻灭了的浪漫的载体。她体验一切，感受一切，并打破以性欲来界定女人的窠臼。在她眼中，一切都以完美的理想形象出现在殖民地上：一泻千里的湄公河，是一生中不遇的奇景；有一个暮气沉沉的母亲成了女孩最大的福气；荏弱的情人带给她无上的快乐。女孩从灵与肉两方面进行体验，她拥抱真实的感性世界，和外界进行了彻底的交流，她从可感知的万物中探求真谛，让世界成为激发自我的实验场所，将世界(包括他人、自我）转变成观念贮藏起来。尽管女孩在肉体上纵身跳入性爱的烈火，在精神上却有另一个“她”冷静地旁观，和华人交往的女孩与有写作雄心的女孩不再靠贴为一体，自我分裂为文本中的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她”，二者有“看”和“被看”的区别：“我”饶有兴趣地“看”渡轮上那个双辫垂胸的“她”，“看”“她”和华人的相见相交。是的，在女孩眼中，这一切都是为写作这个真正体现她自主性的大容器准备的，写作不是受阻的欲望的升华，写作本身成了欲望。“我睁着眼睛看，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18]“女孩挣脱了女性被看，被创造的命运，她以一种内倾的清明看一切故事，目的就是“我想写作”，“我想做的就是这个，写文章，写作。”[19]女孩是个创造者，而非角色，“要创作就要向人们揭示这个世界；因此一个人必须能够观察这个世界，而要观察这个世界，就必须和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你完全卷入某种事件，你就无法描述它。”[20]女孩和情人肉体的交流及愉悦并没有让女孩从不幸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事实证明，男主人公不可能带给她解放的命运：他自己最终也回到父权、金钱统治的生活中去了，女孩从未将自己的幸福系在情人柔弱的肩上，在精神上，她是独立超然的。因为她有创造力，在她的宇宙和视野中，有更重要更永恒的东西：写作。要想摆脱女性纯客体的地位成为主动想象和思索的人，只能依靠需要创造力的事业，这就是写作的作用。“妇女永远没有她的讲话机会。……写作恰恰正是改变的可能，正是可以用来作反叛思想之跳板……”，“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接近其原本力量：这行为还将归还她的能力与资格，她的欢乐，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21]

      《情人》中与不羁的女孩，忍耐的母亲相比，男性人物显得平面、苍白、病态：常常无端狂吠好斗的大哥，怯懦无用的小哥和情人。情爱小说中伟岸坚强的男子汉形象让位给了多愁善感的文弱男子。这种对“男子汉的否定……就是勇于彻底推翻自身依附的精神支柱，从而使自身面临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行更加自由地生存选择。”[22]在女孩眼中，她的情人是这样一个人：“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取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的英雄气概，那就是我，他的奴性，那就是他的父亲的金钱。”[23]可是他终究是个奴性大于英雄气概的人，一面哭泣，一面又不得不受制于金钱。男人——女人的保护神，生活的强者，这个神话已然破灭。男性的雌化还表现在性爱领域中引导权的丧失。在传统的性观念中，女性总是被动的角色，然而，在杜拉斯的笔下，“总是女孩在领舞……总是女孩决定故事的开端”，“(女孩)光滑的身体，带着香气，投入爱的游戏里。男人是女性化的……为女性的欲望所吸引。”[24]轮渡上的情人，幽室中的情人，只是华美服饰和异国情调拼凑起来的装饰性人物。他是女孩人生经历中显示个性的“试金石”。“几千年来，妇女都好象用来作镜子的，以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将男人照成原来的两倍大，……这镜子绝对重要，因为它推动生命力，刺激神经系统，把它取消，男人也许会死，就象把鸦片烟鬼的烟拿走一样。”[25]在男权的压制渗透下，女子一直处于，并且心甘情愿地处于附庸和非主体的地位。《情人》则试图从性爱角度给女子一个恢复被剥夺的地位的机会，文本从女性角度来安排叙事布局，“叙事视角，叙事的语态……属于那个女人的……所以情人(华人)根本不是主角，他是中介，‘过渡’。他是反映‘我’转换变化的一面镜子，而且以一种最为复杂的方式：自己看‘我’转化为情人眼中的‘他者’。情人在此成了所谓的‘生息’，为搭档产生出新价值和新意义的生产者。”[26]镜子和主体的位置令人惊讶地颠倒了，在情爱的舞台上，女孩以其脆弱昭示了女性更有韧性的力量。

      《情人》一书表现的感情是违反传统，不合常规的，可是，它又显得那么自然和迷人。轮渡上、幽室中、宿舍里的女孩时而左顾右盼，卖弄风情，时而无邪如同孩童，时悲时喜，仿佛一个百变精灵，散发出蛊惑人的魅力。她的真正“身份”是什么呢?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的社会面貌的模糊：她，白人，却有着亚洲少女细腻的肌肤和浓密的长发。她，法国人，却出生在越南。她，殖民者，却一贫如洗，根本没资本作威作福。她是个具有亚欧混合气质的人物。‘身份’不是某种深藏在内心的东西，而在于个人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之间。因此，身份总是处于过程之中，是个人加在社会地位上面的名字和标签。它们是人们作为客体的自我所赋予的意义，它们预期某种和其相符的某种特殊的行为。”[27]女孩的身份是局部的，弥散的，具有表演的性质。她的行为依其“表演”而闪烁不定。女孩的出场就带着一种放肆而无邪的悖论的风格：十五岁的“我”穿着成年女子穿的茶褐色半透明的连衣裙，套着一双廉价的镶金条的高跟鞋。连衣裙、高跟鞋是女性气质的外化。然而她腰间却扎着一条男人皮带，她强调和偏爱的是一顶玫瑰木色的，有黑色宽饰边的平顶男帽，在她看来，这顶男帽不但没有让她显得不伦不类，反而是一个最能表现自我的道具，“在男人戴的帽子下，形体上的那种讨厌的纤细柔弱，……就象换了一个模样……我戴了这顶帽予以后，就和它分不开了，我有了帽子，这顶帽子将我整个归属于它，我再也和它分不开了。”[28]帽子这个意象深蕴了一种象征内涵。视觉上的意象“暗示了某种不可见的东西，某种‘内在’的东西……意象可作为一种描述存在，或者也可以作为一种隐喻存在。”(韦勒克《意象批评》)这顶男帽隐喻了一种男性气质。戴着男人帽子的我“突然之间，我看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29]女孩的角色已不成为一个固定的类型，而成为一个转化不定的过程。固定单一的，永久的和连续性的“自我”被另一种表演的，可变的，过程性的和不连贯的“自我”取代了。女孩的易装倾向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对男女性别的两分模式的质疑和挑战。易装行为里的性别渗透暗示了“双性同体”性，“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最适意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30]伍尔芙还认为“只有在这种融洽的时候，脑子才变得非常肥沃，而能充分运用所有的官能。”[31]二分模式意味着冲突，“性别差异……也是主体权力，语言和意义之间的差异。”[32]如果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完美状态，就不必将异性看成“他者”。“双性同体”昭示了两性分野的弥合和消解。“一个新的为所有的人类所做的个人和主体的定义，必须超越性别的分类，而个人主体的出现要求我们首先必须摧毁性别的分类……”[33]

      性爱，是《情人》的主题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的性话语，无论是宗教的，精神病学的，大众文化的，还是政治的，总是将人类性能力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划分为神圣的、安全的、健康的、成熟的、合法的或政治上是正确的。”[34]“性在被证明无罪之前总被假定为有罪。结果是所有的性行为，都被认为是坏的，除非可以提出使它免罪的特殊理由。最可接受的理由是婚姻、生殖和爱情。”[35]也就是说被授予“天然合法性”的性爱，必然只能是在婚内的异性间进行。《情人》里的女孩却津津乐道于人的一切本能，除了异性爱(也是违背由爱生欲的原则的)外，她还坦陈了自己的同性恋意识和被视为大忌的乱伦冲动。华人和女孩是一场异性恋，但在学校的宿舍里，她也被海伦完美的肉体吸引，乃至神魂颠倒。她以男角同性恋者的眼光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海伦熠熠生辉的女性美，她通过注视得到了性的欢愉，而且女主人公从未被社会主流摒弃的性模式有过丝毫的负罪感，主人公的性模式是对社会常态——异性恋的霸权的冲击。异性恋霸权的理论基础是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间存在着一致。而“我”的性表达方式却打破了“社会性别是天生的性身份的表现”的神话。巴特勒的“性身份表演说”就强调：人们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的行为都不是来自某种固定的性身份，而是像演员一样是一种不断变化的“表演”。女孩就是这样一个“跟着感觉走”的随心所欲的“酷儿”版本。她无法被归于哪一类，只能称之为“酷儿”。“酷儿，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36]“从生理角度看，女孩是女性，但她的心理性别却在男女两性间变化不定：她是华人的小姑娘，海伦的男朋友。她的身份因此获得了“表演性质”。个人性行为和生理性别间出现了断裂。她的身份在华人和海伦之间的互动中被建构出来：一个“意味着越轨或永恒的反叛”的酷儿，她是不系之舟，永远自由地飘泊在湄公河上。

  

      注释：

     [1]《杜拉斯主义》，(比利时)梅尔唐斯著，俞佳乐泽，《世界文学》2000第2期， p.264－268。

      [2]、[3]、[4]、[10]、[11]、[12]、[14]、[16]、[17][18]、[19]、[23]、[28]、[29]见《情人》，上海译文出版社。玛格丽特·杜拉斯著，王道乾 译，p.31、p.35、p.35、p.18、p.21、p.71、p.34、p.33、p.37、p.19－20、p.20、p.43、p.13、p.13。

      [5]《第二性》，（法）西蒙娜·伏波娃  著。见《西蒙娜·波伏娃研究》p.314，李清安、金德全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

      [6]《小说美学》p.16， （美）万梅特尔·阿米斯著，傅志强 译，北京燕山出版社。

      [7]《劳伦斯散文随笔集》p．471—472，(英)劳伦斯著，黑马选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

      [8]、[33]《女人个是天生的》p．361、p．361，莫尼卡·威蒂格著，李银河译，见《酷儿理论》，时事出版社2000。

      [9]《第二性》p.311。

      [13]《杜拉斯：一个异类》，朱莉娅·克里斯蒂娃著，见《视觉21》湖南新闻出版社。

      [15]《白鹭》，(法)帕·格兰维尔著，全志钢译，见《世界文学》2000第2期p．262。

      [20]《妇女与造力》，西蒙娜著，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154，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1]《美杜莎的笑声》，(法)埃蒙娜·西苏著，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192—194。

      [22]《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刘慧英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5。

      [24]《Duras传》p．83(法)劳拉。阿德莱尔著袁筱一译2000年。

      [25]、[30]、[31]《一间自己的屋子》(英)维吉利亚·伍尔夫著，王还译199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p．42—43、p．120、p．121。

      [26]《人们为什么不怕杜拉斯了》，(法)米雷尔·卡勒·格鲁贝尔著乾译见《情人》p．211—212。

      [27]《身份理论——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重要性》，克里斯汀·艾斯特伯格著，见《酷儿理论》p．233。

      [32]《妇女的时间》，(法)朱莉娅·克里斯多娃著，见《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p．355。

      [34]、[35]《关宇性的思考：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  (美)葛尔．罗宾著，见《酷儿理论》。p.33、p．29。

      [36]《酷儿理论》p．1。

  

                               The Lovers without Love

——Expounding 《the Lover》

By   Wang Yong

[Abstract]  《the love》 is only a performance of“Sexuality without love" under the surface of a “love story".It stresses the People's desire in a radical way, and adopts the subvers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virtue which is the shackle forced upou woman by androcentric tradition. Through the desire for writting, the heroine breaks the set pattern that woman should be defined by sexuality. Through the womanly man, the novel denies the myth of real man and through the“androgynous performance",the heroine constructs  sexidentity of “the Queer" which manifests the tendency that, in the post—modernism, the dualistic model of sex is fading away.

[Key words]  《the Lover》    Sexuality without Love    Virtue    Writting    The Womanization of Man   Tthe Que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