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风雅乐事

梦的轻波

2009年11月22日 10:03:32 　来源：人民日报  

    我十分钦佩杨绛先生关于读书的观点：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请高明，和他对质。

    把读书看成了拜师访友，是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的读书，优雅而闲适。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杨绛那样去看待读书，把读书当做是去拜访高人名流，那读书就纯粹是一件风雅乐事了。      

    苏格拉底对于读书另有高论。他声称，一册好书，能够引诱他走遍全世界。他是为求知而读书的，读一本书就了解了世界的一个方面。可以想象，苏格拉底不是像杨绛那样优雅地读书的，可以想象出他的挑剔，他的如饥似渴，他的求知的贪婪，还有他的目光的锐利。而金圣叹那句“雪夜闭户读禁书”的情景就更大相径庭了。他是一个探险家，是一个猎奇者，那种神秘的氛围和意味，那种不为外人道的秘密，或许只有这位伟大的批注家才能享受的了。

    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读书却没有这份风雅的。读书是为了寻找黄金屋、千钟粟和颜如玉的，因而就要头悬梁、锥刺股。这里，读书是为了入仕博名的，读书的快乐当然就荡然无存了，反而让人生出几分胆怯和畏惧。今天我们中的许多人，读书更是全然没有风雅境界和心境了，多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读书不过是一种装潢而已。家里大大的房子，宽阔的书架，上面像垒积木一样垒满了精装的经典书籍，但不是为了读，而是为了显示学问的。其实，这实在是对书的亵渎。书是用来读的，现在做了装潢用品，岂不是书籍的悲哀？

    林语堂认为读书的主旨在于摆脱俗气。黄山谷说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说的有些过头了。淳朴的乡村农夫目不识丁，并未见其面目可憎，但是说读书摆脱俗气，使人优雅，倒是确切的。

    读书的目的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读书会使人生充实，读书会让我们了解我们不知道的过去的世界，也能够让我们了解我们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地方。譬如我们都知道历史中很多的故事，熟悉几千年前的著名人物，我们还知道冰封的南极，知道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知道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这些毫无疑问都因为我们读书的缘故。因此说，读书会丰富我们的学识，读书会使我们的认识深刻，读书还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

    读书是有功用的，这毫无疑问。当然，如果能够达到像杨绛先生那样犹如串门访友的达观，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了。(鲁先圣)

梦的轻波

郝明义：阅读是身体的饮食
2009年12月02日 09:07:18 　来源：中国青年报

    我是出生在韩国釜山的华侨，在韩国时最迷恋武侠小说。也许因为年少时的武侠情结吧，后来促使我和郑问先生合作漫画《阿鼻剑》，我是只管讲故事的编剧。

    我回台湾读大学时，兴奋地发现：台湾有这么丰厚的文化资源，有那么多的书可以看！历史、文学、生活、社科等等，应有尽有。这是我在韩国时无法想象的。从那时开始，我的阅读开始“越界”，通吃天文、地理、历史、科学等各个类别。虽然因小儿麻痹症而残疾的双腿让我无法自如地去图书馆，但那时的我想方设法找书读，像饿了许久的孩子一样，见到什么食物都想放到嘴里尝一尝。

    我不自觉地养成了这样的读书习惯，一以贯之。其实读书好比吃饭，你什么都吃，才不会偏食，才会营养全面。在我看来，阅读是身体的饮食，共分成主食、美食、蔬菜水果、零食甜点四种。

    主食是那些教你如何充实地过好大学四年、如何做一个职场新人、如何投资的实用类书籍。它会满足你学习、工作或者生活上的基本需要。我们必须阅读许多主食类书籍，了解各种知识，才不会落伍。当然了，光吃主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适时地品尝下美食啦。

    我的“美食”是哲学、历史、文化类的书。这些书人们大都听过但没几个人会去看。比如苏格拉底，我们都知道他的书，但很少有人去读。读“美食”类的书需要细嚼慢咽，要腾出专门的时间来品尝。

    “蔬菜水果类”是那些工具书，像字典、百科全书、年表、地图，有助于我们的消化。至于“零食甜点类”书籍，就是那些轻松阅读的漫画、写真集、消遣的类型小说。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包括《金刚经》和《韩非子》。每次讲座、接受采访时我都会提到它们。《金刚经》是1989年开始读的，开始它是我的“美食”，但读了20年，早已变成我的主食。可以说，它是这20年来影响我最大的一本书。最奇妙的是去年，那天我忽然发现，近12年我漏读了《金刚经》里的四个字“应云何住”——应该如何安其心——我再读这四个字，发现它可以帮我解开近些年我人生的很多迷惑、很多混沌不清。

    好书就应该如此啦：能为你的人生释疑解惑，能在微妙的阅读时间后，使你的生命产生新的化学变化。你对人生的想象会完全不同于读它之前，你对人生、世界的看法也会大不同的。

    《韩非子》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化学变化。第一次遇到《韩非子》，是1995年11月的一个早上，台北有点冷，我坐在书架旁，随手抽出一本书看。这下不得了！我一气读完，兴奋地发现，两千多年以前的战国，已经有人在讲管理方面的事情。那时身为总经理的我正为管理发愁，《韩非子》正讲了我想了解、探索的事情。我之前所有好奇、不明白等迷惑的地方都在《韩非子》里可以找到。这让我很感动，原来困扰我许久的管理问题在战国时就有人想过了，更可贵的是，里面有答案，而且答案很清楚。

    我觉得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最好多去触碰自己未知领域的书籍。我1999年提出“跨界阅读”的理念，从内容上讲，就是我们什么书都要看，主食、美食、蔬菜水果甚至零食甜点都要看，不要偏食；从形式上讲的话，就是看传统纸质书籍，同时也可以尝试读电子书，诸如此类。

    但是，我知道，一个人不知不觉间很容易形成“局限阅读”，就是局限在自己喜欢的领域的书籍里、专业范围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要努力超越局限。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在《越读者》的扉页上写“我们犹如原始人，身处丰饶之中，却逐渐饥饿至死”的原因。（郝明义）

梦的轻波

书生写照：死读书，读死书和读书死
2009年11月19日 08:18:38 　来源：吉林日报

    读书人读书成瘾，爱书成癖，日久天长，气场往往与众不同。文雅些说，是书生气；直白点讲，是呆傻气。称泛“书生”，臧否未定；直呼“书呆子”，褒贬自明。好在书呆子不以为忤，反倒乐用张岱语来解嘲：“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话虽这么说，书呆子心里也明白，那些与己有交情者，大多仍属同一类人，毕竟同声方可相应，同气才好相求。

    读书人与书，不说前世有因，只见今生有缘，被书启蒙，由书陪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一辈子，不离书。死读书，“死”是态度；读死书，“死”是内容；读书死，“死”是写照。

    漫画家丁聪生前一大爱好，就是爱书成癖。其书房名叫“山海居”。“山”指书堆得像山一样乱，“海”指找一本书像海里捞针一样难。尽管如此，丁聪还是明确表态：“明天我要死了，今天我还要买书。”是否如愿，另当别论，书生呆气，已见一斑。更有一位书呆子，暮年买书不断不说，居然与书店老板约定，打算预留一笔钱在书店，委托老板待其死后，隔些日子就焚点新书给他，以便他在阴间也照读不误。耽书若此，虽是笑谈，闻之却不能不陡生敬意。

    有一位外国妇女，姓名、国籍、种族未详，只知她到瑞士苏黎世，是为寻找“有尊严地活着，有尊严地死去”那家尊严协会，请求实施安乐死而来。大限将至，她要求协会工作人员给她一些时间，来读完手头一本书。3个小时后，她读完书上最后一行字，按响电铃，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必探究那本书是什么书，也不论那书对她本人有无特殊意义，单是这人生最后细节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叹。

    和平年代，读书死多属静态；动乱时期，读书死也可呈动态。梁文道文章《笑话》开头云：“读到一个故事。从前匈牙利有位贵族叫查洛斯特公爵，酷爱读书，生性幽默。革命期间，他也被推上了断头台。押解途中，他仍一边走路一边看书，镇定如常。等到脖子被架在台上，用不着看着路面了，于是他就从容地掏出一支笔来，趁刀子还没落下来前，在刚刚读到的精句下面划线作记号。”脖子都被架上断头台了，眼瞅着人头就要落地，公爵大人还没忘记给书中精彩句子划线，可见在他心目中，生死可以置之度外，好句子却万万怠慢不得。

    公爵往日种种行径姑且不论，仅凭划线这个动作，就可以断定他不光是个书呆子，而且呆到了极致。“天鹅之歌”，知音何在？痴迷如此，谁人能解？书呆子之呆，呆就呆在既不在意外人评价，也不苛求他人理解，自得其乐，其乐融融。

    聂震宁在一次图书捐赠仪式上说：我曾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流传着老社长、现代著名作家楼适夷讲的一个关于读书的故事。在上个世纪 20年代末，楼适夷参加革命后，曾坐过监狱。在监狱里难友们经常传阅一些图书，一方面打发寂寞的时光，一方面抓紧时间学习，为了以后更好地参加革命斗争。与他关在同一个牢房里的一位难友，已经被判了死刑。当一本书传到这位难友手上时，已经是一天的黎明时分，而那天是他被执行死刑的日子，可这位难友在拿到书后却依然抓紧时间读了起来。

    楼适夷当时还很年轻，心想，等一会儿他就结束生命了，为什么还要读书呢？这个时候读书还有什么用呢？那位难友一直在认真地读，直到狱警叫他的名字把他带走时，才把书放下。多年以后，楼适夷理解了，读书就是人生活的一部分，是生命的需要。

    石在，火种不会绝；书在，书呆子也不会绝。读书既是生活构成部分，又是生命需求所在，读书人生命不息，读书不止，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环环相扣，其实并不难理解。（常琳）

梦的轻波

陈晓明：我的80年代阅读记忆
2009年11月18日 08:57:35 　来源：中华读书报  

    中国的80年代是一个知识急剧传播、文化剧烈碰撞的时期。文革后，中国社会突然从思想封闭的状态中走向开放，虽然也历经诸多曲折，但向外，向更广大的天地走去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改变狭窄的精神生活的渴望要远远大于改变物质贫困生活的冲动；因此，对书籍的狂热阅读构成了这代人的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

    我的阅读当然不会从80年代开始，倒是在70年代中期，就有了不俗的阅读经历。我作为50年代末生人，搭上了知青末班车，在插队期间居然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这是让比我略晚些的60年代或70年代的同行们所难以置信的。我是福建人，80年代初我已经在福建一所高校教书，福建出了个朦胧诗人舒婷，自然是我们热衷阅读的对象。舒婷几乎是那个时期想象中的诗歌女神，不过我似乎更喜欢北岛，他的那种冷峻中透示出信念和理性。我个人在80年代初的阅读却是抛离了文学，更沉迷于哲学及当时的思想论争。

    我个人的阅读十分孤独另类，阅读期刊，因为并没有参与创作，当然只是作为一个读者的局外人的阅读，似乎无法像写作者那样身处于那样的潮流中。因为过分热爱理论，我的阅读还是与现实有明显距离。70年代末上学时，我在读毕达可夫的《文艺学引论》、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因为那时的理论资源还只有前苏联的旧货，没有新的东西可以阅读。卢新华的《伤痕》之类，我一开始就觉得概念化，只有张抗抗的《夏》，才让我与当时的文学潮流贴紧了一阵子。让我感动的作品，反倒是几篇并不那么主流的小说，如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名叫红唇儿》（1981），那时觉得有一种情感的华美，青春的渴望流宕于其中。80年代初，邓丽君的歌声从东南沿海向北方扩散，随之而来还有三毛的作品，港台文化是内地思想解放在情感维度开放的导引。但给我留下记忆的是于梨华的《又见棕梠，又见棕梠》，书中主人公牟天磊倒是与我那时自以为孤寂的心灵相契合，而佳丽之无私的爱，也给那个年代青春年少的我提示了某种天真的向往。相比较伤痕的生硬，我更喜欢于梨华的婉约，可见我在那时的阅读很不主流。当然，柯云路的《新星》（1984）已经是后话了，那是我很投入的一次阅读，因为四处开讲座，我的阅读这才重新与“集体”在一起。

    说起来，我们这代人可能都是在商务印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给那个时期的学子们的知识底蕴提供了及时的资源，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要说这么深奥的德国古典哲学吸引我们，这要得力于马克思在中国的思想传统和李泽厚在80年代引领风骚所致。

    当时在南方一所高校教书，1981年的某天，我是无意中在并不宽畅的图书馆里发现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当时并不全，但数一数也有十几二十本之多。那时，那排书就放在书架最下面一层，蒙满了灰尘，我半天大气都没有出，想想这一大摞书，可以让我去到怎样的一个知识天地？抱了一摞书回到房间，门上贴着一张纸条：闲谈请勿超过10分钟。

    确实，那时读书有点贪大，21岁就啃黑格尔、康德、费希特等等，不求甚解，若有所悟就可。80年代初也正值思想解放运动，关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讨论，在文学界和哲学界论战正酣，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那本小册子突然间就成为重解马克思的经典，我那时自然也是沉迷于其中。80年代初，关于人道主义问题、关于异化、关于美学热、关于主体论，都可以从马克思的这本小册子中找到最为有力的理论依据。而所有这些问题，最为权威的阐释者则非李泽厚莫属，至少在我们这辈人来说是如此。李泽厚关于中国古代、近代、现代的思想史论的著作，可以说成为我们必读的书籍。岁月如流，出生于1930年的李泽厚先生也年近80了，与他一起隐退的是一个时代的氛围和思想气质。有人说，以77、78级大学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此说当不为过。

    80年代中期，其实有很多热，但社会开始分化分层了，读书不再会是一代人一拨人的共同阅读。这个时期有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福科和德里达则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的事。在文学方面，袁可嘉先生主编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陆续出到第五卷，这套书在那个时期的影响甚大，印数超过五万册。现代派是这个时期的热点，陈焜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首印13000册，迅速告罄，这本书无疑是那个时期西方现代派在中国的启蒙读物。

    如果要说到我个人的阅读，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不能借出，每天我都到教师阅览室去读这本厚厚的书，当年还是商务印书馆的老版本，只供内部发行用的。一边读一边写笔记，半年时间竟然摘抄了两大本笔记本。

    80年代初其实还有一个反传统的潮流，我本人倒是深深地浸淫于此，也写了文章，这也说明，80年代的阅读，是有追逐西学的鲜明倾向。

    再到后来的阅读就是更加专业的阅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直至1987年才出版，这时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的流行已近尾声，只限于学术圈子，但《存在与虚无》首印37,000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首版51,000册，那时谁会认识到哲学史家说的，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法文版的通俗写本呢？那时我在北京东北部的“西八间房”（中国社会科学科学院研究生院）一间屋子里读《存在与时间》，思想完全被它俘获了。存在主义在那个时期最能吸引我们这代人，关于“自我”的学说就能引人入胜。记得那时汪晖说过，也是80年代上半期，他做硕士论文时，跑到北京图书馆里读施蒂纳，读得极其投入。一度还有人把施蒂纳看成后马克思主义的始祖，不知他对“同一论”的破解，在如今汪晖的思想还有多少残余？“西八间房”在80年代后期还是有很好的读书氛围，陈燕谷以苦读著称，他主要读英文原著，罗曼·茵加登之类，以此来恐吓那些高谈阔论的人；靳大成则开口闭口人类学；许明还是在蔡仪和非马克思主义边缘徘徊；我那时开始读点德里达，但从西八间房老远跑到北图却常常遭遇闭馆。那时有限的关于德里达的读物还是让我思想豁然开朗，在我看来，解构主义有一种积极的进取姿态，而存在主义则偏安于“栖居”。

    80年代是知识汇集而迅速传播的时期，西方近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突然都涌进来，一代人蜂拥而至去争抢那些思想文化的读物。那是一代人怀着渴望和憧憬的阅读，那样一个阅读的时代不会再有了——那是一个时代在阅读。（陈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