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为表扬家？文学批评还有多少力量？

柴禾妞

作者：梅 缘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4-2-3 20:1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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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里尔克的“挺住就是一切”曾经被许多人提及，人们在千变万化的生活当中期盼能够葆有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能力，文学在此发挥着相当的作用。作家铁凝说：文学应当有捍卫人类精神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那么，文学批评呢？

      寻找文学批评的线路图

      钟晓毅

      批评不是创作的附庸

       毋庸讳言，很长时间以来，传统的见解还程度不同地把文学批评的旨归等同于文学创作的旨归，这无疑对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生长发育有很大的阻碍。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其历史并不短于创作。文学批评的欲望、动机虽然可能因创作而激起，但在精神实质上则远远不限于此，它背后有人类整个文明史支撑着。它不是只能围绕着创作所开辟的话题说出一些貌似新鲜的见解来，或者替创作作理论注脚。凡是作品所提供的一望即知的那些，并不再需要批评家来指手画脚，说三道四。批评的真正使命是提供为常规鉴赏所没有发现的东西。它的最高显现不是隐喻，不是象征，不是下意识的梦魇，而是和创作一起，即使不承担审判人类的义务，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却始终要承载理解世界和人类的责任，对人类精神的深层关怀，有勇气和具魅力地去不断地表达对世界的看法和对生命新的追求，有能力有觉悟去反省内心以获得灵魂的提升、精神的安顿……因此再不能按老眼光把批评看成是创作的附庸或创作的指导。

       只是，我们做到了多少？

       学科完成的三个客观条件

       在广东文坛，批评的自觉自主意识是有的。但我们也清楚地明白，有了概念的提出还不是学科的完成，作为同创作思维方式相颉颃的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滋养着批评的不单单是创作，也不再仅仅是艺术家的传记、轶事、风流典故、真诚的或故作姿态的自白，而更重要的是要受科学思维和新世纪学术思潮的滋养，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做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这样，它才有充分的条件和实力耸立于学科之林。它所需要的客观条件大约有以下三个：

第一是研究对象，即我们这个地区，这个环境有没有独立的颇具研究价值的作品；

第二是我们作为批评家所能把握的理论和方法，即能否建构具有与这些作品的对象特征相洽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是批评的空间，包括机构、刊物、研讨会议等等，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进行多元对话的批评空间。

广东批评中的“水性”特质

广东文化的穿堂风现象已让学界深思，广东批评中的“水性”特质也该让我们沉吟。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择去处。但说到为文，积淀、传承却是非常重要的，广东批评界缺的就是这个。我们往往走了第一步，却没有耐心和恒心去走第二步、第三步，于是很多话题便被其他省份的有心人“中途拦截”。

如此一来，批评的平台就显出了逼仄，在逼仄的平台上，我们缺少富于启发性、具有自身研究特征并能激发理论研究深入和再生的学术话题，缺少话题的困窘，连带着对话机制也难以确立。

没有话题，也就没有话说，不能对话，便只有自言自语。缺少呼应，便显出自己的狭隘和无力，又如何让研究深入理论升华？

批评家集体转型为表扬家

媚俗的呼应当然有，作品研讨会此起彼伏，但不少的作品讨论会基本上都是一场“胜利的大会”，现在的批评家几乎集体转型为表扬家———批评就是请客吃饭，只是表扬家的颂歌迟早会变成葬歌。这不是危言耸听。由于缺乏对话题的开拓与对话机制的建立完善，无疑会使我们的批评变成其他学科和理论的消费者和打工者，在当代人文学术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场域中将始终处于边缘状态，丧失了阅读期待和影响力，所谓“批评”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当下文学批评中的“三文治”现象

吴爱萍

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英国人发明的“三文治”可以是“用两块面包夹起来的东西”的统称，即使中间没有任何调料而只有两片面包夹着空气。

忽然想起，“三文治”这东西，跟当下文学批评似乎颇有关联。

如今，文坛流行着三种说法，即“批评的失语”、“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商业化”。或者说，批评已经成为批评家们所钟爱的“三文治”，一种仅仅用于承载他们自言自语和智力游戏的简便的、可以随心所欲运用的文体工具。

广东文学批评的三个聚集地

而当下，广东文学批评的三个聚集地，也散发着各种“三文治”的香味。

在大学院校的高墙内，以大学教师、研究生为主导的批评者群体是批评的重镇。繁重的教研、学习任务，使他们难以广泛阅读作品。学院生活方式使他们始终与现实社会存在隔离，但在“全球化”语境下，他们又可很方便地接触到世界性的丰富批评理论资源。因而，缺乏大量的期刊阅读，欠缺个案的细读，专注于批评的思想深度，便构成学院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他们的实践中，批评成为了理论的自我诠释和佐证，理论轻而易举地取代文学创作进而成为批评的本身。

与此同时，近年来高校普遍采用的学术论文规范、学术量化考评，则是此类批评陷入困境的另一致命因素。按现行学术论文的规范，开首得有“论文摘要”、“关键词”，然后是“概念的明确”、“问题的提出、论证”之类，到达“结论”则必跟一大堆注解。批评者们为了学位、职称，臣服于所谓的“学术”模式，文章起承流转、语言趣识逐趋枯燥无味，离审美远甚，成为一堆只有少数几个同行阅读、然后束之高阁的“斋三文治”。

各式各样的评奖首发式或研讨会，是文学批评的另一块催产地。相对于前一种批评“曲高和寡”的生涩，这类批评常有“贴近世俗”的甜蜜。这常常表现为：各种主办部门联手炒作，众声喧哗，收买评委……研讨会上，与作者相识或不相识的评论家的任务往往是“拿一个红包，说一堆好话”……在这里，面子问题和“请评”利益使评论者对作家的具体作品（特别是刚出版的作品）进行评论时，大都众口一词，“好评如潮”中，对不足便只言片语。

甜蜜的批评还常常表现为：故作惊人之语，停留在玩味一些似是而非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干系的玄思妙想上，对一些抽象的问题高谈阔论、旁征博引、才华横溢，但唯独没有和文本发生任何关系；或者热衷于三二成群的“圈子”内的对话、讨论、争鸣、商榷，表面看起来非常热烈，实际却做作、虚假，把批评引向一种狭隘的“沙龙”事务，批评因而染上空谈、闲谈、清谈的贵族风气和闲适情调，不再承担对文学、社会和人生的承诺，不再承担判断、阐释和交流、沟通的义务，批评渐渐退化成为一种以“话语”为本体的趣味式文字，一种体现文人、学者、批评家身份的语言行为。

广东“媒体批评”的兴起

生涩与甜蜜的间隙中，“媒体批评”的兴起是现今广东批评力量中颇引人注目之处。

在这个大众化媒体日渐兴盛的时代，文学批评正扮演着越来越复杂的角色。文学批评要借助传媒得到大众有效传播，大众传媒要倚靠文学批评提升自我品位。于是乎，媒体编辑记者不时地客串批评主角，左右着批评的导向，充当了批评家的角色……媒体批评不具有专业批评那样严谨的学术性，却具有从众性，极具对大众的捕获力和煽惑力。

在消费主义时代，有利于调整作家、创作与读者、阅读之间的关系，但也可能导致某些媒体和作者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味迎合读者口味，甚至和出版发行部门携手，不负责任地进行商业化炒作，如前段时期的“木子美现象”正是明证。此风日盛，文学批评便不可避免地参与“捧杀”、“棒杀”，助长批评的庸俗化倾向，削弱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和批判力度。———这些速生的概念化“三文治”，使文学批评承受了更多的商业化指控。

坚守批评家的独立品格

许翼心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作为消费品的大众文化大肆泛滥，严肃的文学艺术日益边缘化，文艺批评就更成为边缘的边缘了。

然而，文艺批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文学艺术创作的提高和发展离不开文艺批评的推动，广大读者和受众也需要文艺批评的指引；另一方面，企望获取名利的出版发行商和某些创作人员，也希望文艺批评能成为廉价的广告宣传。

近年来研讨会盛行。由作者拉赞助，或者出版商出资，开个新书首发式或者作品座谈会，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和深入探讨，也称研讨会；而且规格越来越高，上大酒店，甚而进人民大会堂。还一定要请领导、名家出席捧场，目的当然是说好话。这时候，批评家和记者编辑便成了香饽饽，盛宴入口、红包入袋之前，能否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是对批评家的一大考验。有的名家还没有阅读文本，或者只翻看了一下内容简介、序言编后，便侃侃而谈，言不及文；有的单挑其中一个小节，发挥一通，算是交差；有的则昧着学术良心，瞎吹一气，把三流捧成一流；而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观点和客观的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者，却往往处于不受欢迎的尴尬境地。

一个真正的文艺批评家，应当具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人情财物的影响，不出卖自己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良心。当然，批评家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外星人，依我看，酒菜照吃，就名正言顺地当它是工作午餐，红包照拿，就当它是阅稿费，知识有价嘛。但是，作为批评家，还是要尽自己的责任，实事求是，有话照说，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当然，语气可以婉转些，使作者易于接受）。

其实批评家和作家不是冤家对头，而应当成为朋友、知己、诤友。我与港台海外作家接触不少，他们对于祖国内地一些评论家的廉价吹捧十分反感，认为无助于创作的提高，因而对这样的评论家表面上感谢，内心中都很是鄙视。而对于那些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有的虽然一时接受不了，过后却十分感谢。

总之，只有坚守批评家的独立品格，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的文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