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知道份子”对知识份子的“圈地运动” -——漫谈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关系

湘里妹子

作者：博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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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从何时起，搞大众传媒的人发明了一个词：“知道分子”。最出众的“知道分子”，据说是既有导演才华又要教书的美女偶像徐静蕾。何以被称为“知道分子”呢？因为按照一般的常识，只有前面冠着院士、教授、研究员头衔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不大看得起大众传媒，例如电视的。于是搞大众传媒、有点学院派背景的，为了表示谦虚，或者某种揶揄，便作贱自己的发明了这么个词儿。

      大学教授除了新闻，不看电视，家里甚至不备电视，这种完全有悖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活法，至迟到1999年还有，而且说起的时候丝毫没有惭愧之感，反而有一种潜在的傲气，让当时刚从学术界当逃兵到电视台的我背脊一丝丝发冷。
四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位大学教授是否改变了活法，添置了背投电视之类。反正知识分子与电视传媒的关系，早就热乎得可以。电视媒体里的知道分子们，正在实施一项对知识分子的“圈地运动”。明显的事实是，走在前面的人，哪个手里没有一个各界精英豪杰的名单？哪个出色的策划、叫得响的节目没有各路专家的出没？这场“圈地运动”，实际上是一场知识资源争夺战，一场人才资源的原始积累。靠电视人做电视的时代正在过去。电视正在成为一个掌握话语权的人发言的公共平台。
   
      上海的商界一直是一个新闻辈出的地方。但这几年，上海的传媒平静得多了些。美女躺在床上播天气、娱乐节目里嘉宾现场割腕之类的“猛料”，闭上眼睛也知道不会发生在上海。然而，和传媒最“热乎”的几个著名知识分子，却纷纷出自上海—— 余秋雨、葛剑雄、顾晓鸣。他们的确发挥了上海人骨子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气质，而且不避讳这种先锋行为中明显的商业意味。“我要改变没有商业的文化研究”，尽管我一直对这是否是顾晓鸣教授的原话抱着疑虑，但作为IBM公司最新的广告代言人，顾晓鸣确实成了为世界顶级品牌代言的内地学者第一人。相比之下，余秋雨、葛剑雄的千禧之旅、走进非洲这类媒体制造出来的“事件”，不论它的最终目的是否在于商业上的轰动效应，毕竟还是携带文化而行，可以让余派、葛派弟子们视自己导师的“触媒 ”行动为文化学者“田野调查”的实践聊以自慰。
  
      然而，在电视业竞争激烈的态势下，令上海电视人说来气短的是，这几位给电视传媒带来诸多利益的“学者明星”，无一是在与上海传媒合作中走红的，连那句马上就要联想起来的古训“墙内开花墙外香”，恐怕也要改成“墙内的花墙外香”，因为除了偶尔的露脸，他们什么时候在上海的传媒上真正“开”过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回到这场圈地运动的初始。想当年，尽管“东方之子”的编导到上海采访学界老前辈，因为着装随便被当成“送水的”拦在门外，但却没有挡住他们开风气之先，将知识分子引入电视，开辟电视访谈节目的先河。他们是这场知识界“圈地运动”的发起者。十年过去，跟进者无数，于是就像杨澜讲的那样，“国内就那么些人了”。除了钱钟书，学界里能排得上的，没有“接受采访”经历的，倒还难找了。这场圈地运动，首先催生了电视访谈类节目的兴起，提高了电视文化的知识品位，功不可没。
   
      知识分子自己直接走到镜头前，在另一个类型的电视节目中运用得更为广泛，这就是在大量的电视专题片中以“专家”角色出现，代表知识拥有者或“意见领袖”的角色。同“东方之子”类型的节目强调对象除知识之外的个人魅力、传奇经历不同，“专家”的角色是非个人化的，事实上就是某类知识的人格化载体。这种角色的需求量大，近年来深度新闻报道、甚至某些娱乐节目也纷纷采取这种手段，让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的学者有了广阔的言论发布通道。这又是这场“圈地运动”日渐激烈的例子。与某些身价不菲的知识份子以签约形式来进行项目合作，把责权利写在纸上，来替代原来那种随意请几个人来开开会、策划策划，发点小钱，个中的改变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观念上的。

      知识分子对电视的态度正在改变，而且改变得彻底起来。与其常常做受制于人的被采访者，不如自己来干点什么。于是，有了坚守策划阵地和撰稿岗位的“后台型”传媒知识分子群落。强大的策划班子，几乎成了有影响力的品牌栏目赚取收视率的重要砝码。大凡投资甚巨的大型专题片、纪录片，在“撰稿人”一栏中也都不是无名小辈。知识分子很了解电视的影响力，他们很能找准自己的位置，为此不惜做出自身的改变，用电视的眼光来看世界。

      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媒体，优势常在于视野开阔，高屋建瓴，对超越日常生活层面的深度节目有擅长控制的能力。劣势也明显，缺乏影像思维方式。常听说，某些学者撰写的电视片剧本根本无法化为影像语言。所以，迄今，知识分子与电视的合作多以谈话类节目为多，毕竟，要熟练的运用影像语言，非一日之功。所以便出现了知识分子与电视老手搭档而成的团队组合。用你的创意、思路甚至关系，操作还是拍电视的来。这种分工协作的流水线式作业，正适合了电视节目批量生产的需要，也正成为电视界与知识界合作的趋势。

     如何巧妙地运用知识分子的脑子而且不留痕迹，做得“特像电视”，在这方面，一些电视圈中颇有远见的“知道份子”们是谙熟个中奥妙的。谈话节目姑且不论，就拿纪录片来说，本来与知识看似没有什么关系，有在那儿发生的事，把它记录下来，就是纪录片了，简单。但是，看过梁碧波的《婚事》，便不会相信他的后面不曾站着一位民俗学者为他“撑腰”；看过郝跃骏的《最后的马帮》、《山洞里的村庄》，就不会惊讶编导本人便有多年人类学的研究积累。


      至于去年被《新周刊》评为“最有创意的纪录片”的《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更是从策划班子到采访对象，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群落——作家。在收视率的紧箍咒面前，邀十余位既非美男也非美女的作家坐在那里讲述自己对城市的“感受”，玄虚了点吧，而且开口就来“罗兰·巴特曾经写到，我没有传记。按照这个将写作视为欢娱擦痕的作家的观点，从我写第一行字开始我就不再看见我自己了……”，真应了那个表示惊讶和感叹的词儿：“也敢！” 不论是开骂的还是喝彩的，这场电视史上作家最大规模的集体“触电”，留下了一个创意独特的电视影像—语言文本， 随之也带来这样的启示：知识与娱乐、大众与精英，界限一定就那么分明吗？知识分子有无可能作为电视节目创意的“魂”而存在呢？换句话说，电视人在这场对知识分子的圈地运动中，到底是什么在吸引他们？

     电视正在走出低层次的较量，就是那种低成本、低水准、自产自销的“作坊式”运作方式。电视需要知识、需要创意，于是需要这么一群能圈起一块知识分子云集的地好好耕耘的“知道分子”电视人，需要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们精诚合作。
   
      回头看看现实，远非理想的状态。科学教育频道还只是央视一枝独秀，人文频道更还是一个概念。央视《读书时间》被“末位淘汰”制警告了，文化专题类节目是否需要“保护”引发的争议，已经从一个纯属学术的探讨改头换面成对某项电视管理体制改革的态度问题。凤凰卫视董事会主席刘长乐曾说过，要让大众在自己家里就能获得世界著名学者的面授，聆听真正的思想的声音，于是有了《世纪讲坛》的开播。但是，在一个电视台全靠广告商的青睐维持的时代，这场知识的盛宴是不是有点奢华？
   

      中国的电视，一直在商业电视模式和公共电视模式之间游弋。我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呢？这似乎超出了一群每天在编辑机前操作的“知道分子”们的想象力和思考权限。正是因为这个大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知识界如何利用电视这个影响巨大的传播平台，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途。随之而来的是，电视媒体的“知道分子”们对知识分子的“圈地运动”，仍然没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那份果敢——我们知道他们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依然不明白，我们“圈”了他们，然后拿他们来做什么。就像《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制片人所说的那样：这样的事，就做一回，就做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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