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湘里妹子

作者：魏培泉*
*作者系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副研究员.
BIBLID 0254-4466(2000)18:特刊pp. 199-230
汉学研究第18 卷特刊(民国89 年12 月)
来源：http://ccs.ncl.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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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过去的汉语史的分期中,魏晋南北朝的地位很暧昧,有的学者
把它和唐五代甚或宋代合并为中古汉语,有的学者把它归入近代汉
语,有的学者把它归入古代汉语.本文以先秦汉语及近,现代汉语的
语法特徵为参考点来考较不同时段的异同,指出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没
有分属两期的必要,同时也指出在东汉魏晋南北朝时,先秦汉语的重
要语法特徵几乎都已不复存在,而且部分近代汉语的语法特徵在其时
也已出现.总之就语法特徵而言,东汉魏晋南北朝和先秦汉语差距相
当大,但与近代汉语复有出入,可以说差不多位於先秦汉语和近代汉
语间的中点,因此我们认为有理由把东汉魏晋南北朝分离出来独立为
中古一期,而与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而立.

关键词:分期,语法特徵,上古汉语,中古汉语,近代汉语

一,前言

如果把无文字的远古时代及现代排除在外,1过去对汉语史的分期,大
致可分为三派(以下引述并不包含只以语音的演变分期的):1.分作上古,
中古,近代等三期(如王力1958);2.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代等四期
(如太田辰夫1988);3.分为古代和近代两期(如吕叔湘1985).
1在分期时有的学者又立现代汉语或远古汉语时期,在此文中暂时不考虑这个问题.
无论分作三期还是四期,各家上古的时段大致是相当的,即自殷商到汉
代.分歧处是自魏晋以下要怎麼划分众说纷纭.仅以持三分法者为例,对中
古的分界点就有很大的出入.如王力(1958)为4世纪到12世纪;潘允中
(1982)为两晋到隋唐五代,约当3世纪至10世纪;2Peyraube(1995)为2
世纪到13世纪中期.总之,可能的上限约当2世纪到4世纪,而下限约当10
世纪到13世纪.二分法则大约以隋末唐初或晚唐为界来划分古代和近代.3
四分法的太田辰夫以魏晋南北朝为中古(可包括东汉),约当3世纪(或1世
纪)到6世纪;其近古(唐代到明代)和近代(清)则大抵和二分法的近代
相当.在以上的各种分法中我们看到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魏晋南北朝的地
位很暧昧,在四分法中和其他时期是等立的,在三分法中则和唐五代甚?a name=3>了?BR>代合并为一期,在二分法中则又归入古代,结果魏晋南北朝是从古还是就
今,还是该独立出来,便成了颇为令人困扰的问题.
不仅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暧昧,东汉的地位也未必明确.东汉
的归属问题过去受到的注意较少,传统上多归於上古,以笔者浅见,东汉和
魏晋的语法颇难分别,应可合并为一.4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根据语法的标准来推断东汉魏晋南北朝在汉语语法史
上的地位.

二,分期凭准的检讨

在第一节中所述的各种分期法立足点并不一定是平等的,如潘允中以语
法为主,而在王力的分期中语音这个标准就承担了相当大的比重,他的中古
和近代的区别就完全是以语音为据的.王力对各期特点的描述见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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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un(1996)与此相近,为西元200年到1000年.
3吕叔湘的近代汉语和古代汉语以晚唐五代为界.胡明扬(1992)认为近代汉语上限不晚於隋
末唐初(7世纪初),下限在18世纪以前(即曹雪芹以前);蒋绍愚(1994)则认为近代汉
语是从唐初到清初的汉语.
4为便於以下的行文,从第三节起到结论之前,除非有必要指别,就以中古来称呼东汉魏晋南
北朝这个时期.
表一王力()的分期(现代汉语省略不列)
王力的分期特徵有如下的问题:其一是混用语音和语法两类标准.如中
古的变化除了一项「去声字的产生」外,其他都是语法项目,二者混用.又
从中古到近代只有语音的变化(而且还仅限於北方话),好似两个时期间并无
语法上的差别.如果以语法为重,那麼中古和近代就没有分期的必要.其
二,这些特徵也不见得都是从各时期起始就有的,如他的中古从4世纪开
始,但词尾「了」「著」在六朝时尚未产生.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混合语法和语音的标准来为汉语史分期是难度很高
的挑战,因为各特徵间的轻重大小是很难衡量的.本文的目的是想从语法的
角度来衡量东汉魏晋南北朝的地位,因此本文的讨论并不考虑语音这个部
分.只是浅见以为,汉语史分期要兼顾语音和语法,恐怕要等到语音和语法
分别依据各自的标准分好期後,再来看可以达到怎样的归并.
以语法来分期,潘允中(1982)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是根据一
些特徵来分期的,也算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他的分期标准见表二.
潘允中的分期问题如下:其一,前後期的区别有的不一定是演变的关
系,而是文献有无或文体的问题.如文献上语气词到西周以後才逐渐出现,
并不一定能反映语言的实际面貌,而可能和语料的多寡及文体有关.其二,
有的标准有时代错置之嫌.如中古栏下有声调区别词性一项.在我们看来,
这是过於拘泥於文献的记载.中古声调区别词性的例子有限,它应是上古或
更早的构词法的残遗,在中古并不具有能产性.其三,不能如实反映语言的
特殊现象跻身为一项分期的标准.如翻译产生新句法的「如是我闻」这一
201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上古(3世纪以前)
1.不用系词;
2.在疑问句中代词宾语
放在动词前面;
3.入声有两类(其中一
类到後代变去声).
中古(4-12世纪)
1.系词必用;
2.去声字的产生;
3.处置式的产生;
4.完整的「被」字被动
式的普遍使用;
5.词尾「了」「著」的产
生.
近代(13-19世纪)
1.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
的消失;
2.-m尾在北方话里的消
失;
3.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
失.
项.难免会有与当时语法不合的,但这并不代表实际语言中也存在,更何况
这只是中古翻译时的一个套语罢了.其四,有的标准叙述模糊.如上古栏下
有语序成为重要手段一项.我们不免要问:什麼时候汉语的语序不是重要的
手段 又如「著」「了」「地」「底(的)」在中古使用,在近代普遍使用.这是
从有到多,和其他的标准是以有无来判定不同,也不知是否可以量化.又如近
代栏下有复句更繁复精密一项,也不知繁复精密的判定是否有个客观标准.
表二潘允中()的分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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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西元前16世纪到
西元1世纪)
1.词类还没有互相区别的
标志;
2.语气词到西周以後才逐
渐出现;
3.语序成为重要手段(齐师
大败:大败齐师);
4.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
代词宾语放在动词前
面;
5.判断句基本不用系词
(可用准系词,系词在战
国末才萌芽);
6.主被动最初基本上没有
分别(庄公死:子般
弑).
中古(西元3-10世纪)
1.词头「阿」「老」开始出
现;
2.名词词尾「子」「头」
「儿」产生;
3.动词词尾「著」「了」
出现;
4.副词词尾「地」的使用;
5.形容词词尾「底」(「的」)
的使用;
6.声调区别词性;
7.在否定句和疑问句中,
代词宾语到东汉以後不
再放在动词前面;
8.被动式进一步完善,如
「被」字句流行;
9.处置式的产生;
10.产生表示复数的词尾
「们」;
11.翻译产生新句法如「如
是我闻」.
近代
1.动词词尾「著」「了」,副
词词尾「地」,形容词词
尾「底(的)」普遍使
用;
2.句末「麼」「吗」「呢」
「哩」「呀」广泛出现;
3.「连……也」结构产生;
4.复句更繁复精密;
5.「得」字补语产生.
在王力与潘允中的分期中,各时期并不根据相同的一组特徵来评量,各
项特徵并不对所有的时期一体适用.固然各项特徵可由是否新产生来判定以
前是否存在,但总不如在各时期中都列出醒目.分期不根据一组相同的特徵
来评量,在比较上就比较散漫,因此比较好的做法是每个时期都根据相同的
一组特徵来评量.表三是个可以参考的例子.这个表是合并Norman(1988:
11)和梅祖麟(1997)而成的.5
表三
单音节有声调无复声母少形态量词必用
修饰语在
SVO
中心语前
现代汉语+++++++
上古汉语+ -+-++
远古汉语+--±---
固然Norman 和梅祖麟是用这七项特徵来比较汉语不同时期的类型差异
的,并非用来分期的,但是我们却也可以利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期.他们的方
法有三项优点:1.每一项特徵都具有相当重要的类型意义;2.每个时期都根据
一组相同的特徵来评量;3.以正负值为参数,有无立判.
虽然使用这七项特徵的目的并非用来分期,但其中部分特徵用於分期也
还有其价值.其中第一项因自古至今不变,因此在汉语的分期上不具意义.
至於其他六项在区别现代汉语和远古汉语上固然很有用,但对上古以後以至
现代的分期所能贡献的就相对有限,因为在这六项特徵中上古汉语和现代汉
语间只有两项是确定有别的.若仅采用这两项特徵,上古以降的汉语史顶多
也只能分为两期.我们认为,从上古到现代,汉语语法是经历过一些重大变
动的,因此应该还可以更深入的探求有哪些特徵可以用来分期.
当然,决定分期的关键并不一定在於特徵项目的多寡,更重要的是这些
特徵在分期上是否都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本文即据此精神,选择一组特徵来
比较各个时段的异同.至於我们怎样选择特徵,则是本文的旨趣所在,稍後
再加以说明.
203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5Norman(1988:11)以七个类型特徵来比较上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异同,梅祖麟(1997)又
加入远古汉语来比较.
三,本文的材料与参考特徵的选取
如上述,要决定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目前较可行的办法
恐怕还是选定一组具有分期意义的语法特徵,并依其有无多寡来断定各时期
在语法史上的地位(即视各时期在这些特徵上的异同来决定其归属).根据我
们的标准,考察的结果大概如表四和表五所示.表四是以先秦汉语的特徵来
比较各阶段的异同,表五是以现代汉语的特徵来比较各阶段的异同.由於看
了表四和表五後,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因此有必要对表四和表五编制的过
程或理由做个交代.
首先说明何以分出表四和表五而不合为一表.其因和我们的特徵来源有
关.我们是把先秦汉语和现代汉语作为分期的参考点的,因此表中所列的特
徵基本上就是从先秦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选取的.为什麼以这两个时期作为参
考点呢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们可算是汉语史的两个端点,彼此语法
又有颇大的差异,过去对语法的分期可说都是有意无意的根据它的差异来决
定的.事实上这两表本来并不是不能合为一表的,但我们以为分为两表会让
人把事实看得更清楚一点.
其次说明为何不采用正负值来评量.我们认为语法的发展,往往并不是
指出现象之有无就可以说清楚的.语法的演变常常会有一个过程,有时前後
阶段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若仅以正负值来标示一种语法现象的有无,就难免
会将这个过程遮盖住.因此我们这里的评量是采用0到3等四个数值而不采
用正负值.这些数值大致依据我们现在对语法史上各项特徵的认识决定的,
将来或可随著新证据而有所改易.
对於表四和表五的编制,还有以下两个更重要的问题要说明:1.用以比
较的时段与材料怎麼选取 2.用以比较的特徵根据什麼原则来决定
(一)参考时段与语料
我们在表四和表五中并没有列出所有的时段,只列了先秦,东汉魏晋
(这里的晋只限於西晋),东晋南北朝,唐五代,宋,明清,现代等几个时
段.东汉魏晋南北朝是本研究的对象,自然必须列入.我们又把它分为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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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表四
先东东唐宋明现
分期秦汉晋五清代
魏南代
特徵晋北
朝
名词用为谓语3000000
代词有格的对比3000000
使用代词「之」3110000
关系代词「所」「者」3220000
否定句代词宾语在动词前3000000
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或介词前3000000
代词兼可表事物及处所3000000
名词表处所不以加方位词为条件3000000
使动式(致动,意动)3110000
副词「或」「莫」3000000
表工具的介词组可放在动词後3000000
表所自的介词组可放在动词後3000000
表所在的介词组一般在动词後3000000
「V而V」3000000
助断的「也」3110000
「主-之-谓」3000000
符号说明:3常用而规则化或具能产性0消失或固化(如成为复合词的一
2虽尚常见而显著衰降部分)
1见频大幅降低(低於原先 有无不明
之三分之一)
魏晋和东晋南北朝两阶段,理由如下:东汉常被归入上古,因此必须把它列
为评量的对象;又从文献上看,从东汉到西晋,语法既看不出有显著的变
化,较口语化的语料也远不如东晋南北朝多,因此在制表时就把东汉魏晋和
东晋南北朝分开来,而其分合自可视比较的结果来决定.先秦汉语和现代汉
语是我们用来衡量中古汉语的两个主要参考点,因此必须列入.表中又列了
唐五代和宋代两个阶段,主要的理由是中古的下限有主张是五代的,也有主
张是宋代的.明清是近代汉语的典型,因此也是一个重要的参考点.
各时段实际的时距和主要材料如下:「先秦」指秦以前,但所根据的事
实上是以春秋战国之际到秦代的材料为主,主要是《论语》以下到秦代的典
籍;「东汉魏晋」时间为西元1世纪到西晋,但1世纪材料少,可根据的材料
主要在2世纪以後,魏晋骈俪之风甚盛,即使是佛经口语化也不如东汉,因
魏培泉206
表五
先东东唐宋明现
分期秦汉晋五清代
魏南代
特徵晋北
朝
词尾「子」0223333
表示复数或集体的依附词 333333
专用的第三身代词00 3333
「数+量+名」结构0233333
动量词0333333
使成式1223333
系词「是」1333333
动词词尾「了」0001333
全量指量词修饰名词 333333
反身的「自」不限於用为副词0333333
介词组的位置按时间序列排列0333333
助词「底(的)」0003333
趋向助词「来」「去」0 23333
「被AV」式被动式0123333
以二元动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00 3333
平比式的标准项在动词前0233333
「V得S」0003333
符号说明:3常用而规则化或具能产性0无
2虽非少见而尚未普遍化 有无不明
1萌芽
此这个时段的材料主要为东汉的注解和译经;「东晋南北朝」涵盖的时间为
东晋到6世纪终,这个时期佛经骈俪色彩稍淡,相对的口语化程度较高,因
此材料较大部分是来自佛经;「唐五代」涵盖的时间为7世纪到10世纪上半
叶,但因唐代前半段的材料较缺乏,因此实际上材料主要根据的是晚唐五代
的变文和《祖堂集》;「宋」大约是以金立国以前的材料为主;「明清」的
材料则限於明代到18世纪.
有些时段不列作参考点,多半是因为材料上的问题.如西汉文献的文字
有不少是先秦的承袭,材料的成立时间往往不明,把这些材料去掉後能用的
就所剩无几了.因此尽管我们看到西汉的语法在某些方面异於先秦而同於中
古,但因材料往往不足,所以表中只好从阙.《诗经》《书经》及甲金文因为
有材料有限及解读不易的问题,而且语言现象也颇有些与《论语》以下的先
秦材料不一致之处,因此我们暂不考虑.
材料的问题是本研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以下略举两个问题:
有时分期的困扰是来自材料的不足.如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
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但这个时期的两个端点与其相邻时段如东西汉之际
(约当西元前後1世纪)以及唐代初中期(约当西元7-8世纪)的材料能反映
当时语法的十分有限,连要描绘一个粗略的轮廓也不容易,这就难怪在定位
上容易产生龃龉.因此像Peyraube(1995)把西元前後1世纪列为过渡期以
及学者对近代汉语是始於初唐还是晚唐见解多有不同便很容易理解了.
材料的文体也是语法史研究上应当注意的,材料别择的不同往往会影响
结果的不同.有的材料接近口语,有的则不然.如果所根据的材料离口语不
近,则判断难免就会背离实际.如下文所述,要研究两汉量词的发展,出土
简帛看来是较好的材料.
(二)语法特徵的选取原则
如上文,本文的语法特徵是自先秦汉语和现代汉语中选取.如果有某项
特徵只见於中古而不见於近代或先秦,则自然被排除在外.6此外,南方方言
207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6我们在现代汉语中选取特徵时也相当参考了明清的特徵,在明清不够普遍的特徵原则上也不
采用,因为明清的语言足可代表近代汉语,而本文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以上古和近代的特徵来
考较中古的地位.
也排除在外,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文献大抵较偏於北方话系统(包括南方官
话),一方面也是因为加入南方方言会使复杂度增加以及对系统性有所妨碍.
在选取特徵时,我们同时也考虑一项特徵在参考时段中的普遍性.例如先秦
的「唯」字虽曾有提前焦点的作用,但在战国时代已衰微,就不列为先秦的
特徵;现代则以普遍见於北方话者为选取对象.
那麼各项特徵的选取是依据什麼原则呢 我们选取的原则如下:
如果一个特徵的有无和语言的结构或规则的变异相关,就列为我们选取
的对象.7其次,就箇别的功能词而言,则以其变异是否造成功能之新生或重
整作为选取的依据.如果大抵只是词汇的替换则不列入考虑.例如上古的
「彼」「此」和近代以後的「这」「那」可说是词汇的替换关系,虽然在区别文
献古今上的用途很大,我们也不予考虑.
我们所选取的这些特徵个别来看都很重要,但彼此之间的轻重大小,可
以进行怎样的分合,都不是容易回答的.这个问题且留待最後再说.
四,各项特徵的说明
本节说明表四和表五中各项特徵的重要性及其历史.至於这些特徵彼此
的关系以及其在整个语言结构具有怎样的意义当另文讨论.
(一)构词
构新词的方式古今有明显的差异.上古原本以同形词或单音节词的衍生
为构新词的主要手段(包括声母,元音和韵尾的变化),中古以後就以复合词
为主要手段,这些复合词的语素可说多来自上古.复合词的增加有很长的历
史,到中古时在总词数中的比例显然比起上古还要高很多.复合词的变化自
是可以对上古和中古的区辨有所贡献,不过复合词的量化问题并不小,而且
即使有了数据,要怎麼和表四和表五中的各项凭准整合在一起也难免会涉及
主观因素,因此在构词这一方面我们暂时不把复合词考虑在内.
上古汉语以音素的变化来构新词,有些手段可以同时区别词性,如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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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果变异具有类型学上的重要意义当然更好.
复声母中的一个音缀或声母清浊的交替或四声的变化.8这种构词手段在上古
或远古时期可能很活跃,但我们仅能从中古的文献或汉藏语比较来推知.在
中古文献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部分的遗存,但已不再具有能产性了.由於
上古这种构新词的手段能产性如何还不是很清楚,因此也不用作一项参考特
徵.
使用如「阿」「老」的词头或如「子」「儿」的词尾来构新词确是不见於
上古的文献的,9它代表复音节化的一个极致,因此确可作为分期的凭准之
一.但本文的凭准只列「子」而不列「阿」「老」「儿」,因为我们认为这几个
词缀用作凭准有其限制.词头「老」仅限於有限的情况(动物,排行,姓
名),「阿」在北方方言中不普遍.10词尾「儿」虽偏为北方方言,但在近代
文献及北方方言中也不是很普遍的.因为这几个词缀在比较上的功用较有限
制,所以我们只取中古以後使用较普遍的「子」作为参考特徵.
1. 词尾「子」
作为词尾的「子」可能有两种来源:(1)尊称(如「男子」「女子」);
(2)儿子或种子.「子」用为小称可能是由後者来的,更进一步发展就不限
於小称了.上古「子」作为词尾的例子罕见而且往往可疑,但是「子」作为
词尾到中古时不但已经确立而且文献上已非少见.中古「儿」只限於有生,
而且主要是狎暱轻贱之称.11中古「子」则不限於有生;如果是有生,也未
必为狎暱轻贱之称.此时以「子」为词尾的名词已遍及动植物以及各种生活
用品.如「蚊子」「虿子」「蚁子」「蝁子」「果子」「枣子」「韭子」「子」
「豆子」「茄子」「麦子」「棘子」「葵子」「蒜子」「麻子」「稗子」「谷子」「刀
子」「石子」「捥子」「怨子」「盆子」「瓶子」「甕子」「袋子」「杷子」「杓子」
209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8声调也是一个构词的手段,有时也具有区别词性的作用(所谓的「四声别义」主要就是指这
种现象),如有不少去声字和平声字的词性不同.但声调可能源自词缀,如去声可能来自-s词
尾(演变为声调的确切时间仍不清楚).
9「阿」的使用在上古文献中虽难以证实,但从现有语言的比较,这种构词方式在上古时有可
能存在於与汉语邻近的语言中,而且部分的汉语方言或许已受其影响.
10「阿」是冠於代词,亲属称谓还是名字上当有所分别.冠於名字上的在北方方言中应不普
遍,在语言较偏北方方言的近代小说中也是如此.赵元任(1980)认为「阿」在口语或文章
中都少见,是借自南方的.
11中古也可见附加於动物之後的「儿」,如「白鸽儿」「猕猴儿」.这里的「儿」可能是词尾,
是否有贱视的意涵则无法确定.
「锯子」「珠子」「块子」「磑子」「基子」「局子」「算子」「屋子」等.12因此可
以说在这个时候「子」的词汇意义已经丧失,只是作为构新词时填补音节之
用.
2. 表复数和集体的依附词13
现代汉语可以把「们」附加在代词之後表示复数或附加在名词之後表示
集体.在上古汉语中表复数或集体并没有这样的手段,因此可以说这是汉语
後来新生的语法手段.中古时「们」用来表示复数先见於南方,如北齐王郡
《齐志》有「渠们底箇,江左彼此之辞」的记载.因为中古文献「们」罕见,
因此难以判断「们」实际上的使用状况.虽然如此,中古还有一个功能和
「们」大略相当的「等」.「等」这种用法比较确定的最早时间是在西汉.14
如:
(1)吾恐其伤汝等.(《淮南子》〈氾论训〉)
(2)贯高 赵午等十馀人皆相谓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长者,不倍德.且吾等义
不辱,……」(《史记》〈张耳陈馀列传〉)《汉书》〈张耳陈馀传〉两「吾等」
同.
「等」在西汉还不算常见,而且「等」虽可附加在代词之後表示复数,附加在
名词之後却比较有限制,通常只限於专名而非通名,可以说当时「等」还没
有指类的作用.到了中古才扩及通名,这时「等」才真正是表集体的记号.
表复数和集体的用法中古相当常见.如:
(3)佛告放牛人:「亦非释梵诸神王等来听法也,乃是汝等所道恶牛,以见我故,
命终生天,来供养我,是其光耳.」(吴支谦《撰集百缘经》232)
(二)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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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子」作为动物名词的词尾往往很难确定只是词尾还是动物的子辈.如无足够的上下文,如
「豚子」「羊子」「牛子」「狗子」「猕猴子」到底是否非关子辈是难以断言的.
13「依附词」(clitic)指的是连用但附缀於词组的功能词,可视为助词.「们」「等」有时具依
附词特徵,但因一般都视「们」为词尾,姑且就放在这里处理.
14由通名转来的称呼是否该视如人称代词颇成疑问.如果可视如人称代词,则「等」表复数或
许可推得再早一些.如下例中的「臣等:
唐且见春申君曰:「……今君相万乘之楚,御中国之难,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
臣等少也.夫枭几之所以能为者,以散其佐之也.夫一枭之不如不胜五散,亦明矣.
今君何不为天下枭,而令臣等为散乎 」(《战国策》〈楚策三〉)
. .
. . . .
. . . . . . . .
. .
. .
1. 名词用为谓语
先秦常见名词用为谓语,15但在东汉以後这样的用法只能算是特殊的用
法了.这多少可从东汉的注解看出来.如:
(4)有恶寒之疾,不可以见风.(《孟子》〈公孙丑下〉「有寒疾,不可以风」赵歧注)
(5)义无所处而餽之,是以货财取我.(《孟子》〈公孙丑下〉「无处而餽之,是货之」
赵歧注)
(三)代词
先秦的代词在语法上有一些与名词不同的特徵.在代词的表现上现代汉
语和先秦汉语有如下明显的对比,而中古多数近於现代汉语.
1. 代词有格的对比
在上古汉语中,人称代词,指示代词,疑问代词都有一套形式的对比,
有人认为是格对比,有人认为这种对比有其他的语音或语法因素(不过「之」
与「其」的对比可确定为格的对比).无论如何,这种对比确是上古汉语区别
於近,现代汉语的重要特徵.魏培泉(1990)指出,这种对比在东汉已经消
失.
2. 代词「之」的使用
「之」是先秦极常见的代词,其功能主要为承指.魏培泉(1990:56-67)
指出,自东汉以後,「之」的使用率呈现大幅的衰减.「之」的衰微除了使
得零代词的使用相对增长,以及导致「之」和「其」之间的对立关系(即领
格和非领格)逐渐消失,也还连带的引起其他方面的语法变化.16
3. 关系代词「所」「者」
「所」「者」在上古汉语中是关系代词.据魏培泉(1990:328-345)的考
察,从东汉以後,「所」「者」的关系代词功能已逐渐褪色,可以说上古汉语
的关系代词已开始走向衰颓.
4. 否定句代词宾语在动词前
在先秦,否定句的定指代词宾语位在动词前是普遍的现象(这里所说的
代词包括人称代词及指示代词),虽然这条规则在当时已开始松动,但代词在
211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15这里所指只限於无论用作谓语还是用作名语都是保持同形的,也就是语音不变的.
16如使动式的衰微,另参魏培泉(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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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後的例子仍然不多.魏培泉(1990)考察否定句的代词宾语的位置,发
现置於动词後的例子在西汉时已颇有增长,到东汉则成为常律.
先秦指代词宾语移前其实并不限於否定句,早期连肯定句也常这麼用.
不过肯定句的代词宾语移前并不是先秦普遍的现象,因此虽可以用来给先秦
汉语分期,却不必作为判定中古地位的一个准据.此外,先秦有的否定词在
搭配动词时有一种共生限制,如「弗」「勿」常搭配不带宾语的动词,而「不」
「毋」所搭配的大抵就与此是互补的.「弗」「勿」可说是「不」「毋」和移前
的代词「之」拼合的结果.这种否定词的对比固然是先秦的一个重要语法现
象,但我们认为这只是否定句代词宾语移前的诸面相之一,如果作为分期的
凭准,实有婢作主人之嫌.
5. 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或介词前
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或介词前是先秦的通例.据魏培泉(1990:226-
236),疑问代词宾语改置於动词或介词之後在西汉可能已经开始,而这种语
序固定下来至晚当不超过东汉.
魏培泉(1999)指出,疑问代词宾语移位後的落点和否定句代词宾语不
同,因此当视为不同的规则.在现代汉语中,疑问代词宾语如同名词一般,
并不移位,因此疑问代词宾语移位的取消即意谓著汉语疑问句的移位开始转
由逻辑形式来决定.
如果仅从其共性看,否定句代词宾语及疑问代词宾语移到动词後,所代
表的意义是汉语的代词在位置上和名词趋於一同.
6. 代词兼可表事物及处所
先秦代词兼可表事物及处所.如疑问代词「何」,关系代词「所」和指示
代词「此」都兼表事物和处所.据李崇兴(1992),这种兼用的现象到中古还
有所保留.但我们认为,中古文献的这种现象多半是书写的保守所致.中古
常见的「何N」「此N」大量的取代了上古的「何」「此」,这种复合结构其实
才是比较能反映当时语言的,在这种形式中事物和处所的分际就比较清楚
了,17因此我们认为中古是否还存在这种混用是很可疑的.
7. 专用的第三身代词「他」
魏培泉212
17这里说的是代词中较普遍的现象.中古的「何所」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也可兼表事物及处
所,但这只是个别词的现象.
上古汉语本无专用的第三身代词,第三身的指称是借用指示词的.第三
身代词的产生即意谓著汉语由二身对立转为三身对立,且不再用指示词来兼
代第三身代词.
据魏培泉(1990:26-29),中古时「他」是否已真正用作第三身代词仍
然难以确定,唐以後「他」用为第三身代词则可无疑.中古另有「伊」「渠」
可确定为第三身代词,但因属南方方言,依据本文特徵的选取原则,我们可
以不考虑拿它用作分期的准据.
(四)量词
在语言类型的区别上,量词是一个重要的项目.从上古到中古,名量词
从没有到普遍(除非另加说明,本文的名量词都只指个体量词),由只用名量
词到也使用动量词.量词的使用既是汉语的一项新生事物,因此它的发展不
但是汉语演变史的重要课题,同时也可作为分期的准据之一.
1.「数+量+名」结构
本文的名量词并不包括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而只限於个
体量词.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的使用是普遍的语言现象,因为
它是语义表达上所必要的,因此这些量词的发展在语法史上可说是无关紧要
的.个体量词则不同,它的使用是由於语法上的需要,而非语义上的必要.
在书面上,个体量词的呈现往往和实际语言脱节,换句话说就是在表现
上落後口语的发展很多.就书面表达而言,个体量词是非必要的,因为它可
能因经济性及节律的因素而省略.所谓的经济性是说,在书面表达上,个体
量词的有无往往不影响意义,因此除非是在十分口语化的材料中,个体量词
是很容易省说的;所谓的节律是说,汉语偶数音节的节奏对书写影响很大
(因此单音节名词直接搭配数词是很自然的,双音节以上的名词则就比较容易
看出和个体量词的搭配情况).因此不能以个体量词在一个时代的材料中的见
频来直接断定该时代的使用实况,必须选择口语化程度较高的材料,同时也
要对压抑其出现的可能因素多方考量,最後综合研判各项证据,才能断言其
实际为何.
学者对个体量词的起源以及何时成为必用有不同的意见.根据刘世儒
(1965)的考察,魏晋南北朝个体量词已十分普遍,因此可以说其时个体量词
213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已是必用的.此外,根据黄盛璋(1961),张丽君(1998),两汉的个体量词
已是常见而尚非必用.不过考量到个体量词的呈现往往落後口语的发展很多
这一点,我们大可以再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在西汉的个体量词中,有些量词会让人怀疑其词义可能还有相当的作
用.如「两」和「乘」的分别可能是依车子的实际状况而定(如「两」一般
用来称量两轮的牛车,「乘」则以称量轺车为主),「匹」字用於称量马匹或
许和马的配备有关,「头」用来称量牛羊可能和计数时实际指示的部位有关
(有时用来称量奴仆可能是其地位如牛羊的缘故),「口」可能从其消耗的口
粮上来著眼,「领」可能只限於称量有衣领的衣物.因此要确定个体量词什
麼时候成立及什麼时候成为必用最好从通用量词著手,通用量词的普遍使用
即代表量词这个新成分成为名词计数上的必要.最早的通用量词是「枚」还
是「箇」目前尚难断言,不过在中古以前「箇」实际上罕见,因此我们把考
察的对象限制在「枚」这个量词上.
「枚」字在《说文》的解释是「干也,可为杖」,干可能是原义,因此作
为量词原先只限於称量长条形的木器,进一步则用来称量长条形的物品,最
後才成为通用量词.郑玄注《仪礼》〈特牲馈食礼〉「俎释三箇」,说:「箇犹
枚也,今俗言物件云若干箇者,此读然.」从郑玄注中可以看到一个事实,
那就是在东汉时,「枚」在通语中用为名量词已是很普遍的,而且至少在某
些方言中已常用「箇」作通用量词.至於《仪礼》原文的「箇」是否即名量
词就不好断言.假如《墨子》的〈备城门〉以下诸篇确为先秦作品,那麼以
其「枚」的用法看来,可能在先秦的部分方言中「枚」已用作通用量词.
如:
(6)石重千钧以上者五百枚.(《墨子》〈备城门〉)
(7)五步积狗屍五百枚.(《墨子》〈备城门〉)
到西汉时,「枚」用作名量词已非罕见.如:
(8)乾骚(瘙)方一,以般服零,最(撮)取大者一枚,寿(擣).寿(擣)之以坯
(舂),……(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
西汉「枚」也可用来称量生物.如:
(9)入狗一枚.(《居延汉简甲乙编》5.12)
(10)入小畜鸡一,鸡子五枚.(《居延汉简甲乙编》10.12)
魏培泉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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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例都因其简中的注记而可确定为元康4年(西元前62年,元康是西汉宣
帝的年号)所作,因此可以说「枚」在西汉已用作通用量词.18「枚」用为通
用量词,应该就代表了在计数时名量词的不可或缺.19「枚」到了中古就很普
遍了,东汉魏晋南北朝通用量词「枚」并不乏其例.如:
(11)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设罗,得鸇数十枚,责让以击鸠之罪.(《论衡》〈书虚〉)
(12)到颇那山上,取四方石一枚,六方石一枚.(东汉昙果共康孟详《中本起经》
151)
根据这样的事实,我们认为中古的名量词在计数时也是必用的.
上文说名量词在西汉就已经是必用的,但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名+数
+量」结构,不能证明「数+量+名」结构的发展也是平行的.汉语在量词
尚未发展以前,称数有「名+数」和「数+名」两种结构.在一般的散文中
使用的是「数+名」结构,「名+数」结构多为清单列举之用,因此可以说
「名+数」结构的数词是谓语,「名+数」并不是名词组,「数+名」才是名
词组中数词和名词的正常语序.既然「数+名」和「名+数」可以同时并存
而适用於不同的语境中,那有什麼理由说「名+数+量」和「数+量+名」
不会同时存在呢 表面上看,这是合理的推论,不过实际上问题并不是这麼
单纯.的确在先秦就已有「数+量+名」的例子,但其中的量词并无可确定
是个体量词的.在汉语中以集体量词,容器量词,度量衡量词为量词的「数
+量+名」结构中,「数+量」和名词间可以插入「之」或「的」,因此我们
认为在「名+数+量」和「数+量+名」之间只是「数+量」作为谓语和作
为定语之不同.但在以个体量词为量词的「数+量+名」结构中,「数+量」
和名词间通常并不能插入「之」或「的」,因此我们认为个体量词移到名词前
并不只是从谓语转为定语那麼简单.再从历史上看,中古以前的「名+数+
量」结构中的量词应该还维持著名词的特徵,数词则是这个名词的定语.
「数+量」移到名词前的过程也就代表量词由单词转为一个黏著性较强的语素
的过程,因此当常见「名+数+量」结构之时,只能说数词作谓语时必须有
量词陪伴,还不足以断定「数+量+名」结构在其时也已成立.而这个事实
215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18我们虽然说「枚」在汉代是通用量词,但其实也是有搭配上的限制的,如同现代汉语的通用
量词.如牛,羊,马,车辆或者衣服是搭配其他的量词,并不用「枚」.
19但西汉以前的通用量词其实仍有语法地位的限制(罕见於「数+量+名」结构中),说详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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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语料中也如实的表现出来.
量词为个体量词的「数+量+名」结构在西汉已有而罕见.到了中古,
虽就文献上看比例也不怎麼高,但在检视各项证据之後,我们认为这样的语
序在中古当已固定,至晚也不会晚过东晋.中古的「数+量」用於修饰名词
而不是用作谓语时(即非清单),通常是在名词之前,如「枚」在这个位置的
比例已高.例如:
(13)顷王家女过,厥名瞿夷,挟水瓶持七枚青莲华.……贪其银宝,与五茎华,
自留二枚.……菩萨得见佛,散五茎华,皆止空中,当佛上如根生,无堕地
者.後散二华,又挟住佛两肩上.(吴支谦《瑞应本起经》472)
此例量词「枚」「茎」交替使用,而且量词的使用与否看来和音节调配有关.
其中的「二枚」「二华」都是「七枚青莲华」中的两 ,前者略去中心名词,
後者略去量词;後者承袭文言,连「枚」「茎」都不用.
(14)时四天王於颇那山上,得四枚青石之,欲於中食.(西晋竺法护《普曜经》
526)
(15)时达腻伽即便往诣作所求诸材木,见有五枚飞梯材,即便取二枚持归作屋.
(东晋佛陀跋陀罗《摩诃僧祇律》238)
(16)居士言:「我闻释子比丘能著弊纳衣,我欲试故,持大价毡裹八枚钱,是毡中
有八枚钱,若不信我可数看.」数看已实有八枚钱.(後秦弗若多罗共罗什
《十诵律》429)
(17)园人言:「从今日给比丘尼人各五枚蒜.」(後秦佛佗耶舍共竺佛念《四分律》
429)
(18)譬如有人,因其饥故,食七枚煎饼,食六枚半已,便得饱满.(萧齐求那毘
地《百喻经》549)
在某些方言中,「箇」也用在「数+量+名」结构中.
(19)顶礼於彼菩萨之足,见其四箇所爱之女,各举两手,大声号哭.(隋闍那崛
多《佛本行集经》775)
当这种不能增加实义的量词使用增多,也就意谓著「数+量+名」结构
在语言中正式成立了.「数+量+名」的成立有一个重要意义:「名+数+
量」的「数+量」具谓语性,因此其出现并不代表名词组内部结构的变动.
「数+量+名」结构的出现才代表名词组内部结构的变动(名词组出现「共谐」
(agreement)的需求).
2. 动量词
魏培泉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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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汉语,表示动词的量就是直接在动词前或後加一个数词,因此当
动量词出现时,无论「数+量」在动词前还是在动词後(中古这两种语序都
常见),都代表一个新成分的产生.刘世儒(1965:261)指出,「下」虽在
汉代中叶已萌芽,但真正形成一种范畴则是南北朝时代之事.我们认为,动
量词的初起时间应还可上推到东汉.例如佛经的动量词常用「反(返)」,也
常用「过」,20而这都已见於东汉.如:
(20)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当昼夜各当三过稽首.(东汉安世高《佛说舍利弗悔过经》
1091)
(21)於是迦叶如来便出广长舌相,以覆其面上及肉髻,并覆两耳,七过舐头,缩
舌入口.(东汉康孟详《佛说兴起行经》173)
(22)菩萨得是真本无如来名,地为六反震动.(东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
453)
(23)目连受教,飞升虚空,出没七反,(东汉昙果共康孟详《中本起经》155)
(五)方位词
1. 名词表处所不以加方位词为条件
现代汉语的名词除了处所词以外,通常要加方位词来表示处所.李崇兴
(1992)指出:先秦汉语的名词表处所不以加方位词为条件.如:
(24)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
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孟子》〈万章上〉)
到了《史记》时代,虽然还常见用名词表示处所,但人名和表人名词在这个
时侯已不大能直接表处所.如:
(25)汉王乃西过梁地,至虞,使谒者随何之九江王布所,(《史记》〈高祖本纪〉)
先秦汉语的方位词用在名词後头都有实在的方位意义,因此方位词的使用并
非出於语法上的要求.在《史记》时代,名词後的方位词有了语法上的作
用,後世用得最泛的「上」当时已有所虚化.到了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一批
泛向意义的方位词,尤其是「上」,已虚化到了极端.如:
(26)至江,江上有一渔父乘船.(《史记》〈伍子胥列传〉)
(27)魏明帝於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世说新语》〈雅量〉)
217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20「反」常搭配动作有来回的动词,而「过」则搭配有周遍义的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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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名词要加方位词来表示处所最早当不晚於东汉.以东汉的注
解为例,原文没有方位词的往往要加上方位词,即使对文义的理解也没有多
少帮助.
(28)出门而待我於巷中.(《诗》〈郑风.丰〉「俟我乎巷兮」郑笺)
(29)聊出行於国中.(《诗》〈魏风.园有桃〉「聊以行国」郑笺)
(30)使死於林薄之中.(《楚辞》〈九章〉「死林薄兮」王逸注)
(31)浴乎沂水之上,风凉於舞雩之下.(《论语》〈先进〉「浴乎沂,风乎舞雩」何
晏集解引包咸说)
先秦还曾经有以「中谷」来表达「谷中」的历史,但这并非先秦的普遍
现象,它主要见於像《诗经》这种较早期的作品中.据前述的特徵选择原
则,这项特徵暂可不予考虑.
(六)动词
1. 使动式与使成式
先秦常用使动式,後来使成式才逐渐发达起来.前者如例(32),後者如
例(33).(借用潘允中(1982)的例子)
(32)宁不亦淫从其欲,以怒叔父.(《左传》〈成公二年〉)
(33)乃激怒张仪,入之於秦.(《史记》〈苏秦列传〉)
当使成式相当发达时,使动式就式微了.虽说使动式的式微未必就是使成式
发展之因,但是由於功能相当,因此使成式的发达就难免会压缩使动式的空
间.使成式取代使动式,可说代表了一个句法规则的改变.21如果不管使成
式中心语何在的问题,不管使成式的第二个动词是否由不及物动词担任,22
而以语义关系来加以判断(这难免受制於现代的语感),使成式当然在先秦就
已经有了.使成式萌芽於先秦,西汉也不太多,到中古则较为常见.
魏培泉218
21即使在现代汉语中也还有一些动词有使动的用法,但情况和先秦不同.先秦许多状态动词可
以用作使动式,因此应算是一种句法规则,但在现代汉语中使动用法只成为个别动词的特
点,当记在词汇中.
22魏培泉(1998)对使成式中心语何在的问题有所讨论,该文认为先秦使成式是状述结构
(Huang1995已指出这一点),而由状述结构转为述补结构(使成动词的第二个动词由及物动
词转为不及物动词)的时间当不晚於唐代,但这种转变在中古就已经有迹象了.如果使成式
是由状述结构转为述补结构的假说为是,那麼这也代表汉语的一个重要发展.不过一方面这
个观点的接受度怎样还不能确定,另一方面要断言这个转变什麼时候完成,也不是容易办到
的,所以在本文中就不把它列为重要的发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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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词「是」
在我们所熟知的先秦文献中,判断句的结构通常是「NP,NP也」,是不
用系词的.23系词「是」的使用代表判断句在句法上与叙事句趋於一同.
「是」从什麼时候成为语法上的必然尚无定论.
系词「是」最早见於马王堆三号墓帛书彗星图.如:
(34)是是帚彗,有内兵,年大孰(熟).
在此之後一直到中古之前,系词「是」的出现是寥寥可数的,即使在中古文
献中也还常见上古的判断句型,因此对於「是」的流行时间看法常因人而
异.如潘允中(1982:199)就单凭帛书彗星图的证据说系词「是」完成而普
遍於西汉,这似乎推得太快了些.但我们固然不能以寡概全,恐怕也不能完
全以书面上的频率为据,尤其是长久以来我们的书写习惯常常摆脱不了文言
的传统.系词「是」是否常用或必用,应该可以从系词「是」和副词的搭配
上看出来.如果副词後的系词「是」仅具音节填补之效,就应可证明使用系
词「是」已为常态.「非是」即是个显证,24先秦的「非」本就相当「不
是」,因此「非」後加「是」大概主要是节律的作用.「非是」在东汉就不乏
其例.如:
(35)及见他鬼,非是所素知者,……(《论衡》〈订鬼〉)
(36)须菩提白佛言:「泥洹是限,非是诸法.」(东汉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
456)
(37)祇域善能分别一切音声,即言语使回还:「此非死人.」……示其父母诸亲
语言:「此是轮上嬉戏,使肠结如是,食饮不消,非是死也.」(东汉安世高
《佛说倷女祇域因缘经》898)
「不是」取代「非是」更是系词「是」的语法地位等同於其他动词的明证.上
古原本一个「非」就可以表达否定判断,後来在「非」後加个「是」,再後来
因为系词被分析为动词的成员,没有必要另外搭配不同的否定词,因此「不」
就取代了「非」.可能因书写因袭旧贯使然,「不是」的产生虽未必晚於「非
219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23在先秦较早期的时候,「惟」可能也用作系词.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有些情况不用系词
来解释又很难说得通.这个「惟」和「是」的关系如何尚无定论.除了系词之外,先秦文献
内部间是否还有其他的语法差异目前还不够明白,如果先秦汉语内部的不一致是相当明显的
话,那麼先秦汉语恐怕就不只是一个上古可以涵盖的,整个先秦的架构可能就得重新评估.
24唐钰明(1992)即认为东汉「是」可以加上否定副词来构成否定判断句是当时「是」字句走
向成熟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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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久,在东汉已见其例,但在中古文献中并不常见.例如:
(38)为如佛教,不是愚痴食人施.……为如佛教,非是愚痴食人施.(东汉安世
高《佛说禅行三十七品经》181)
3. 动词词尾「了」
动词词尾的产生代表了汉语的体貌改由一个专用的成分来表达,这个新
成分且占据了汉语句子中的一个新地位.由於词尾「著」在文献中的出现频
率远不如「了」,而且在历史文献中所出现的「著」的功能如何到现在还未见
有清楚的描述,所以我们只把焦点放在「了」上.「了」作为体貌标记曾有
放在句末的历史,因此要判断「了」是否词尾,当看它是在宾语之前还是之
後.在宾语之前的「了」最早见於唐五代.如:
(39)寻时缚了彩楼,集得千万室女.(《敦煌变文集新书》〈悉达太子修道因缘〉)
但是例子很少,到了宋代「了」才普遍多见於这个地位.例如:
(40)读书须是件件读,理会了一件,方可换一件.(《朱子语类》〈训门人六〉)
(七)副词
1. 全量指量词修饰名词
魏培泉(1990:300-317)指出,上古汉语表全量的「指量词」(quantifi-
er)通常是位於状语位置的.因此如「每」「各」作为定语以及「一切」兼作
定语和名语,都是较晚的事.其中「各」作定语最早之例见於西汉,「一切」
作定语或名语最早见於东汉.虽然先秦已有「每N」,但N 以时间名词为主,
而且「每N」一般限於在状语位置.与时无关的「每N」目前可信据的最早
例子是在西汉.25指量词普遍用在状语以外的位置是在东汉以後,在指量词
是否修饰名词上东汉与先秦形成明显的对比.指量词修饰名词既代表名词组
内部结构的变动,同时也代表状语地位量化势力的削弱.
2. 副词「或」「莫」
先秦「或」「莫」只处於状语位置,语义上却是范围主语的,魏培泉
(1999:278-281)把它归为指量词.魏培泉(1990:317-321,323-325)指
魏培泉220
25《周礼》有一个例外(如下例),但此书是否成立於先秦多少仍有疑问.
教官之属:……乡大夫每乡卿一人,州长每州中大夫一人,党正每党下大夫一人,
族师每族上士一人,闾胥每闾中士一人.(《周礼》〈地官司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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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或」作为定语可能始於西汉而流行於东汉;此外,到了东汉,原先的
「NP+或+VP」式已为「有+NP+VP」所取代而且「或」也逐渐转用为选
择连词.「莫」也在东汉以後失去原有的指量作用而转用为表禁诫的副词.
3. 反身的「自」不限於用为副词
先秦「自」有表示自主和反身两种用法,都只在状语位置,因此可归作
副词.魏培泉(1990:154-184)指出,「自」在中古已可用为定语或名语.
除了以上几项之外,在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副词的用法也不是没有
其他的差异,但本文基於某些因素而没有采用为参考特徵.如上古汉语表全
量的副词可量化动词後的宾语(如「皆」),但现代汉语并无此用法.我们所
以不考虑把这一项列作参考特徵,是因为在近代汉语中还存在一些副词量化
动词後宾语的例子(是否反映当时的语言还有待研究),因此这项特徵在近代
汉语内部的分期上或许有些用处,但未必可用来评量中古汉语的地位.
(八)介词
1. 介词组的位置
先秦汉语的介词组常在动词後.如表示处所的「於」词组几乎总在动词
後,其他如「自」「以」等虽常在动词前,但在动词後的例子也不少.26魏培
泉(1993)指出:到了中古,介词组的位置已演变到大抵如同现代汉语(可
以说是遵守著时间序列的);与此相应的,留在动词後的名语变成只能是动
词最小V'的一个宾补语了.
(九)连词
从上古到现代,连词固然有很多变化,但大皆为词汇的替换,还不能算
是语法上的重要变化.目前我们想到的重要变化,就是上古「V而V」由有
到无的这个演变.27
1.「V而V」
221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26这几个词的功能大致如下:「於」所引介的处所可以是所在,所自或所至(视动词而定),
「自」引介动作的起点,「以」引介的是动作的工具.
27具有连词作用的句末助词的产生也是一个重要变化.这种句末助词如中古的「已」和近代的
「时」「的话」等.前者不见於现代汉语,後者在近代汉语中也不是很普遍的,因此可以不
谈.
先秦存在一种「V而V」的句式,这代表当时连结动词和连结名词的连
词是有所区隔的,这种区隔就不见於现代汉语.
我们目前还难断言西汉的「V而V」是否有趋衰之势,不过在中古时
「而」连结动词的功能可能已经失去.「而」在中古佛经虽还常见,但在词语
的连结上往往逸出先秦的规范.「而」这种异於先秦的使用,可以说是基於
节律或修辞的需要,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当时的人已不大能了解「V而V」
的「而」的作用了.
(十)助词
先秦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助词诚然有许多不同,如先秦常见的「乎」「邪」
「与」「也」「矣」等都不见於现代汉语,而现代汉语的「麼(吗)」「呢」「哩」
「呀」等也都不见於先秦汉语,不过其中除了「也」之外,先秦汉语的这些助
词的功能几乎可说都由现代汉语的助词所承接了.如「矣」的功能大致和现
代汉语的句末助词「了」相当;「乎」「邪」「与」虽不是与「麼(吗)」「呢」
一一对应,但大抵也是在疑问句的类型间出入而已,功能也没有根本的差
异.现代汉语的依附词「地」虽是一个新生的词,但功能及句法和先秦汉语
的「然」也大抵相当,因此它在语法演变上的重要性没有表面上看来那麼
大.据我们的观察,先秦汉语到现代汉语语法的重要变化有如下数项:
1. 助断的「也」
对於先秦助词「也」的功能究竟为何,诸家的看法出入很大.有的人认
为它是判断句的记号,更甚的就说是系词;有的人认为它不只用於判断句,
因此不能等同於系词的功能.无论何说为是,我们都得承认它的功用有相当
部分和现代汉语判断句的「是」相当,因此由「NP是NP」取代「NP,NP
也」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显著的演变(不论二者在演变上是否有直接
的因果关系).
在西汉时,「也」之为用还看不出与先秦有什麼明显的差异.到了中
古,「也」虽然也还常见,但见频显然远不如先秦,使用上也颇受局限.如
上文,我们认为「NP是NP」判断句到中古已经成熟,再结合「也」比较常
见於较文言的文体来推断,我们怀疑「NP,NP也」在文献上的出现只是书
写上的承袭.
魏培泉222
2.「主-之-谓」
先秦偏句中的主语和谓语间可插入助词「之」,这个「之」可以将句子降
为句子的一个成分,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名语化记号.无论观点如何,功能与
「之」有相当重叠的现代汉语「的」几乎已不大能这麼使用,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也是汉语语法史上的一个重要演变.
王洪君(1987)认为先秦这个「之」在南北朝初期已从口语中消失,且
在西汉初期已大大衰落.魏培泉(1990:33;82-3)又进一步指出,在东汉
末年时这个「之」已失去能产性.大西克也(1994)和魏培泉(2000)又都
指出:在西汉之时,至少在宾句中这个「之」的比例已相当低,且颇受限於
文体.
3. 助词「底(的)」
现代汉语有名语化功能的助词「的」在近代汉语的前身是「底」.「底」
的产生代表一个附加於词组来标示名语化的依附词的新生,因为过去的历史
中并无功能相当的词.28「底」的产生也同时宣告上古关系句的表现方式正式
走入历史(上古的关系代词「所」至此已呈固化,而「者」成为少数词的词
尾).
无疑的,近代汉语的助词「底」到唐代才产生.29
4. 趋向助词「来」「去」
汉语的趋向助词「来」「去」有一个重要的类型学上的意义,30可以用来
和表「时」(tense)的语言相区别.31它的功能是标示事件与说话者的地位有
所关连.这种趋向助词应为先秦汉语所无,32「来」「去」的产生以及流行的
时间往往因文献中的「来」「去」不易判断是否仍具词义而难作论断.如「出
去」西汉就有,中古常见,但我们颇难断定「出去」是否具有「出了某地以
後离去」的意思.例如:
223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28上古的助词「之」虽如同「底」可以作为名词组内的连结词,但不能用於词组末.
29可参考吕叔湘(1984),曹广顺(1986),梅祖麟(1988).
30这里暂时称作助词.句末的「来」「去」有时有动词性,因此有时也被分析为补语.
31这个意见大抵是根据梅广师一个尚未正式发表的观点.
32先秦「来」也有附加於句末的,如:
子其有以语我来!(《庄子》〈人间世〉)
我们认为这里的「来」是祈使句助词,和这里的讨论无关.
.
(41)大子妻儿稽首拜退,宫内巨细靡不哽噎,出与百揆吏民哀诀,俱出城去.
(吴康僧会《六度集经》8)
这个例子的「去」要用「离去」解也不是不可能的.33照我们看来,此例的
「去」很可能就是趋向助词.下面这个例子可以用来对照:
(42)见有比丘乞食还欲出城,妇人即问言:「阿闍梨欲何处去 」答言:「欲出
城去.」(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摩诃僧祇律》381)
但对这种例子的判断多少有些涉及主观,所以如果有人不接受,却也很难反
驳回去.因此趋向助词什麼时候产生便难有定论.但我们认为趋向助词「来」
「去」至少在中古就已成立.在中古的小乘律典中这种对句义没有影响的「来」
「去」已非少见.例如:
(43)便闭肆户还家去.比丘念言:「是估客见我,便闭户还家去,知我来乞不欲
与」(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摩诃僧祇律》276)
(44)行伴先至,语其家言:「入龙宫去.」父母谓儿已死,眷属宗亲聚在一处悲
啼哭.(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摩诃僧祇律》489)
(45)诸比丘尼报言:「我等受具足已,离和上去,不被教授故耳.」(後秦佛佗耶
舍共竺佛念《四分律》760)
(46)若比丘与比丘衣,後瞋恚不喜,若自夺若使人夺,作是言:「比丘还我衣
来,不与汝.」得者尼萨耆波夜提.(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摩诃僧祇律》
319)
(47)尔时诸女裸形住,六群比丘往语言:「此食香美,过与我来!此食复胜,亦
与我来!」(後秦弗若多罗共罗什《十诵律》132)
(十一)句式
1.「被AV」式被动式
汉语被动式的句法与使用环境颇有异於西方语言,或者因为如此,汉语
被动式的表达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
在汉语历史上,被动式的不同句式间曾经历一场激烈的竞逐,有些由微
而盛,有些则被取代.先秦汉语流行的被动式有「V 於A 」「见V」「见V 於
A 」「为AV」等,34在秦汉之交又兴起「为A 所V」.「被」字被动式取代以
上诸式,代表一个结构有异的新句式取代旧句式的过程.「被V」在先秦虽
魏培泉224
33因为与例41约当同时的文献还有「出城而去」的例子.
34这里的A 为指涉施事者的名词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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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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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有而罕见,且其中的V 可分析为已名语化.魏培泉(1994)指出:「被
V」和「被AV」并不是平行发展的,後者的发展比前者还要落後.在两汉之
时,「见V」和「为A 所V」并行而进.到东晋时,其中的「见V」才完全
为「被V」所取代.「被AV」虽在东汉已经萌芽,但在六朝时这个句式并不
发达.进入隋唐,其势才压倒「为A 所V」.也只有在「被AV」兴盛之时,
「被」字被动式的发展才算基本完全.
2. 以二元动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
处置式是汉语语法学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不论是共时的描写或历时
的研究都不乏其人,因为它牵涉到汉语的语序问题.由於只有主要动词为二
元动词的处置式才和类型学上的SOV语序密切相关,因此我们以为要考察处
置式的历史,当把主要动词为三元动词的和二元动词的分开来.35以三元动
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可分作梅祖麟(1990)所谓的「处置给」「处置到」
「处置作」.据魏培泉(1997)的考察,从上古到隋以前,几乎只存在以三元
动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且其间还经历了次动词「以」「用」「持」「将」「把」
相继而起的过程.36次动词「将」「把」初出现,并没有立刻造成以二元动词
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的盛行,不过也就因为有了次动词「将」「把」的出现,
才促成以二元动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正式成立,而这个时间是在隋唐.37
3.平比式的标准项在动词前
在比较句方面,汉语史上的差比句也经历过标准项移前的过程.如上古
用「大於NP」,现代汉语用「比NP大」.但是本文并未把差比句列为分期的
一项特徵.最主要是因为尽管「比NP大」的句式在东汉注解中已出现,但
不只是中古缺乏後继者,连在近代汉语的文献中也都不普遍.38
汉语的平比句也有一段标准项移前的历史.如西汉以前用「大如NP」,
中古後用「如NP大」.例如:
(48)一,以月晦日日下哺时,取届(块)大如鸡卵者,男子七,女子二七.(《五
十二病方》)
225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35这里的「元」指「论元」(argument),和传统的「向」或「值」大抵相当.
36唐以前「把」字式罕见,「将」字式也要到隋代才大量成长.
37在隋代之前,以二元动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目前只见「将」字式寥寥数例,且不能保证没
有问题.参魏培泉(1997:574).
38近代汉语更常见用「大如(似)NP」的差比句.
. . . .
(49)以雄黄大蒜等分合擣,带一丸如鸡子大者亦善.(《抱朴子》〈登涉〉)
魏培泉(1990:116)认为「如NP大」可能起於六朝,因为尚未发现两汉以
前的例子.不过现在正视东汉张机的《金匮要略》及《伤寒论》,发现其中的
「如NP大」比「大如NP」多.此二书如无改窜的问题,则「如NP大」的历
史可以更往前推一些.39
4.「V 得S」40
「V 得S 」式的「得」具有紧缩复句的作用,功能和「而」有些相似但又
有所不同.据王力(1958),杨平(1990),「V得S 」式当自唐代开始.如:
(50)男女病来声喘喘,父娘啼得泪汪汪.(《敦煌变文集新书》〈故圆鉴大师二十
四孝押座文〉)
五,结论
根据表四和表五的数据,东汉魏晋和东晋南北朝两阶段差距极小,可以
合并为一期.此期和先秦间的语法差距非常大,远大於此期和唐宋明清间的
差距.因此如果要取消中古,而把东汉魏晋南北朝归并到其他时期,则与其
归入上古,不如归入近代,作为与唐以後的时期(可包括现代)相对立的一
个次期.
如果保留一个中古时期,那麼宋代自不宜归入中古,因为这个时段的特
徵与明清以後完全相同.唐五代也以归入近代为宜,因为这个时段的特徵与
宋代以後差异极小.如此下来,由於东汉魏晋南北朝的语法特徵和先秦差异
极大,且和唐以後也有不算小的差距,就成为中古汉语的唯一候选者.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决定是要三分还是二分 这些特徵之间的轻重大小
如何区分 我们觉得前者的答案多少决定於後者.
在表四中,有关介词组的那三项特徵其实也可归并为「介词组可放在动
魏培泉226
39医书因其实用性,难免会使人怀疑其多少是有所增删改订的,所以我们过去的研究并不把它
视为主要的语料.不过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较早的《内经》《难经》多少经过改窜,但其书如
同《五十二病方》一样,也还是只有「大如NP」式.此外,《齐民要术》也有「如NP大」
式,该书多蒐集前代的材料,我们不能断定该式是否没有较早的来源.
40这里的S 包括主语省言的VP.
. . . .
. . . . .
词後」一项,而这一项又可视为表五中的「介词组的位置按时间序列排列」
这一项的负值.我们没有合并这三项特徵,一方面是这三项的发展未必完全
平行,另一方面是因为现代汉语介词组也有可放在动词後的.不过我们觉得
表中诸特徵可以这样归并的并不多,真正的问题恐怕是在这些特徵间是否有
轻重大小之别.
我们或许可以用较宏观或类型学的角度来权衡这些特徵的轻重,即把表
三和表四能合并的特徵尽可能合并起来,并尝试在其中挑选意义较重大的几
项.例如我们或许可以用「代词的语法行为等同於名词」一项来取代表四中
的代词有格的对比,否定句代词宾语在动词前,疑问代词宾语在动词或介词
前等几项,把它列为重要的一项.此外,表四的「主-之-谓」以及表五中
的词尾「子」(这是著眼在它在复音节化上是个重大里程碑),专用的第三身
代词,「数+量+名」结构,系词「是」,动词词尾「了」,使成式,介词组
的位置按时间序列排列,助词「底(的)」,趋向助词「来」「去」,以二元动
词为主要动词的处置式等诸项可能较具有类型学上的意义.若仅以这数项特
徵为准,东汉魏晋南北朝所处的地位大概近於先秦汉语和近代汉语间的中点
(可能稍微偏近代汉语一点),有理由可以独立为一期.41
我们宁可把东汉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的汉语称为中古汉语,也不愿把它
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间的过渡阶段,因为它历时有五百多年,而且维持
一套独特的语法特徵时间也是相当长的.根据上文所述,西汉视为过渡阶段
还有道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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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41上文指出唐代前半段的口语语料较缺乏,因此如果把东汉魏晋南北朝独立为中古期,唐代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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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东汉魏晋南北朝在语法史上的地位
魏培泉230
The Position of the Eastern Han and Six Dynasti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Pei-chuan Wei
Abstract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eriod extending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Six Dynasties with respect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grammar has been
quite controversial. Some have included this period in Middle Chinese, which
extends throughthe Tang Dynasty t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possibly also the
Song Dynasty. Others have classified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ix Dynasties
period as Early Mandarin, and others yet as Old Chinese.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languages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Chinese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 series of grammatical features. He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no need to
divide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ix Dynasties into two independent peri-
ods.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the Pre-Qin period had nearly disappeared by
this time and some of the grammatical features of Early Mandarin had already
emerged. In view of the most important grammatical features mentioned in this
paper, the language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Six Dynasties is quite dif-
ferent from that of Old Chinese but is also distinct from that of Early
Mandarin. We can therefore conclude that the position of the language is
approximately midway between Old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Therefore,
we have sufficient reason to separate the language of this period from Old
Chinese and Early Mandarin and classify it as Middle Chinese on its own.
Key Words:periodization, grammatical features, Old Chinese, Middle
Chinese, Early Mandar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