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冬峰:稳步行走在2004——《人民文学》年度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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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左岸会馆

在列入本论坛的十种文学期刊中，《人民文学》在2004年的表现是令人欣慰的，一年的持续阅读之后，它给人的整体体会是质量稳定，基本每期都有一两篇思想或艺术相对突出的作品。这貌似简单，但在当下的文学环境中已属不易，充分显示出编者的努力。

在刊物的封面设计和栏目设置上，与2003年相比，本年度的《人民文学》没有重大变化。第1—9期的封面依然将那些曾对当代文学史进程和作家创作产生影响的现当代著名作家、理论家如周扬、高晓声、郭小川、臧克家、马烽、穆旦、张天翼、李季、胡风等人的头像印在白色纸面上，第10－12期则以白色为基本色每期改换一种颜色双色印刷，总体上维持了《人民文学》一贯简单素雅的装帧风格。

此外，为了纪念创刊五十五周年，自2004年第1期始，即尝试在彩色插页中开辟“×月史”的“《人民文学》史”栏目，展示由这份刊物体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轨迹和历代作家的成长历程，藉此有效激活读者们的记忆库，共同参与到由《人民文学》提供的文学与历史的记忆空间中来。

《人民文学》的小说类作品多集中在“小说”（每月定期推出）和“新浪潮”（本年度在第3、4、6、8、10、11期不定期推出）这两个栏目里。“小说”栏目刊登的多是已成名作家的作品，“新浪潮”则重在推出新人新作，在作者的年龄层次和写作经历上为不同经验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提供了一展身手的舞台。这两个栏目本年度共刊出65篇小说，中短篇比例以32：33基本持平，在整体风格上，坚持“不薄旧人推新人，既注重经典，又关注前沿”[1]，无论是思想含量还是艺术创新上，都稳中求进，均衡多样。


1、苦难主题的当下书写

苦难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它也许重大到和时代生死与共，也许仅仅只是个体的小小悲欢，却都一样关涉到人类某种共通的心灵痛楚。本年度的《人民文学》对此作出了必要的关注，编发了一批此类作品。

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贫富差距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贫困农民出于对权力和金钱的渴望或被迫或自觉地扭曲人的尊严这类题材曾经在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比如阎连科的“瑶沟人”系列、《黄金洞》等作品中得到过细致深入的描述。但对比当下的社会现实，这类相对有点自闭性的作品之于读者多少有点隔膜，它们忽略了更广阔领域里底层人民的苦难和困境。

在此种意义上，刊物第3期上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中篇）令人振奋。它呈现的不仅仅是对于人性的挑战，更着力于在一个阶级分层重新成为现实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存在于踏勘队和两个挑夫间紧张而血腥的关系，直接指向了对城/乡、贫/富等问题的重新思考。

在一种稍嫌简单的概括中，读者可以从三个角度切入这个小说。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可以被读成一个凶杀案；在文学的意义上，它讲述了一个仇恨和隔膜的故事；在经济学的层面上，它则是一个形象阐述贫富差距的文本。在不同的解读中，文学的叙事方式显然充当了一个中介的作用，在细致深入的叙述中，暴露了更深广更当下的社会困境。

表面看来，仇恨的萌芽、生长和爆发是这篇小说的核心要素。虽然没有直接的压迫和剥削行为，但踏勘队员和临时雇来的挑夫在衣、食、住、劳动强度和待遇方面的差距衬托出挑夫们物质上的极度贫困，而前者有意无意间对后者流露出的颐指气使更是在心理上榨取了挑夫们残存的一点自尊。九财叔的仇恨在这恶劣逼仄的环境里一点点地被激发，小说叙事的力量也在这种文火慢炖的熬煎中挥发出来。在文学史的脉络上，小说中踏勘队对九财叔赖以信仰的乡村鬼神观念的忽略和鄙视似乎证明了“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在这里依然有效，只是这一次这样的概括并不指向对文明的礼赞，而是更多包涵了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关注。

在渐进的叙述过程中，小说细致地为我们展示了给仇恨提供了温床的人与人之间的隔膜。踏勘队愿意来到生存条件恶劣的马嘶岭，当然有着职业上的需要，但也不排除他们为贫困地区谋福利的愿望。但中国当下的现实使得任何一个对农民的许诺都无法具体落实到每一个人头上，在农民的实际生活中，踏勘队勘测到的金矿只能被少数权势者掠去，对农民的生活并无改善，不同阶层收入的不平衡，甚至让农民把踏勘队也划入一个“富人”阶层，天然地形成了一种阶级对立的局面。小说明确而又不生硬地将“金子/金钱”设置成九财叔乃至小说叙事的心理暗流，在情节发展中不失时机地强调着这一点，使得“合理”“对立”的双方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不无惨烈的悲剧当中，为读者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一面。在现实主义写作历史上，阶级差别和对立一直是被反复表现的主题，但自80年代以来，它一直因各种原因被消隐或遮蔽。

第6期王祥夫的《找啊找》（中篇）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询了当下农民工的命运。在石墨窑上打工的顾小波无故不见了，他即将临盆的妻子王淑民因此踏上了寻夫之路，等待她的是或虚伪或冷漠或粗暴的拒绝和欺骗。作者的叙事功力极为老道，顾小波的生命被草菅这一真相在文中若隐若现，被一再延宕，在看似淡漠的描述中，被推上前台的孕妇王淑民举动越是笨拙越是让人心生悲恸，读者自会见证在金钱诱惑下乡情亲情的廉价，而在冷漠人性的背后，小说着重揭示的无疑是在现实的冷酷表象遮盖下对农民工生命的漠视。

第5期张楚的《长发》（短篇）讲述了一个女性的辛酸故事。生活对手套厂女工王小丽的压榨是小刀割肉式的，每每在她几经辗转忍到最后极限时再施加给她新的压力和屈辱。为了跟阳痿的丈夫离婚她放弃了所有的财产，暂时和生活一样窘迫的父亲、姐姐、外甥女住在一起；坚持上班却已经四个月没领到工资了；可能的再婚对象小孟依然跟前妻暗中苟合；为了收拢小孟，她委曲求全地想把自己心爱的长发卖掉，凑钱为小孟买一辆摩托车，孰料收购头发的南方男人在买长发的同时强奸了她，以此作为“高价”收购长发的补偿。小说结尾，强奸的场面和王小丽卑微的愿望“我只想买辆摩托车，……我要结婚了，在我只是想要个好点的嫁妆……”的恍惚嗫嚅两相对应，将一个普通女性遭遇的凌辱和苦难表达得淋漓尽致。小说的叙事看似从容，却能够在几乎已不可能出彩的地方坚定地将情节步步推进。悲怆的力量在近乎平实自然的环境中一点点积攒，余味悠远地回荡在一个令人压抑憋闷的氛围中，这样的效果多少遮盖了小说用力过重的弊病。

第2期陈世旭的《甜筒》（短篇）试图呈现一种普遍性的生存状态，类似漫画的白描笔法和貌似轻松戏谑的口吻后透露出底层人物的辛酸。作者对世情的透视入木三分，极见功力。只是，如何解决此类写作中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似乎是包括该作品在内的当下小说创作值得考虑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第9期王松的《血疑》（中篇）也好似一部惊悚片，养父母对马乌甲的压榨剥夺几近敲骨汲髓，然而阴森的叙述并不指向人性的开掘，而只是以情节的平面罗列和堆积产生吓唬人的惊悚效果。另外，小说语言过于稀松，一目十行并不影响阅读质量，开头的制造悬念，结尾的有意呼应，也冲淡了控诉的力度。


2、乡土经验与田园记忆

“乡土中国”总是人们心头一个不肯轻易淡去的结，本年度《人民文学》刊出的几个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传达出作家们对此情结的不同演绎。

第5期迟子建的中篇《草地上的云朵》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解读。在丑妞、地龙、天水、青杨这群小孩子那里，小说展示了童稚之眼的洁净无邪；在杨干、宋局长这一层面，读者体会到的是并不十分严重却足以打破小乡镇宁静安谧气氛的腐败场面；而在不停地为自己掘墓的张无影这个人物身上，小说则提供了一个更为超越的视角，尤其是小说结尾丑妞的意外死亡，更是将死亡的阴影悬置在每个人头上，借此，作者可以悲悯地观照人世间的痴妄贪欲。小说张扬的无疑是一种永恒的童心之美，丑妞的死多少虽冲淡了这一童话，但在结尾一幕中，当丑妞曾描述过的白鹤再次呈现在天水和青杨眼前，多少还是暗示了美的延续。小说对乡村风物的描述有着真切自然的一面，温情的忧伤依然是这篇小说的显着特征。

第11期葛水平的《喊山》以“喊山”这一太行山区的风俗开篇，饶有兴味，乡土气息扑面而来，情节推进也很紧凑；后面的讲述却有意放慢了，渐渐透出一种抒情气质，这种气质使小说的语言独具特色，也使小说对人物始终怀有温情，血腥与暴力的成分被推远了。小说失在人物塑造的模式化上：有了一个纯净美好、命运坎坷的哑巴，就一定要有一个泼辣、自私的村妇琴花，未免做得直露了。

第10期的“新浪潮”栏目选登了王新军的两个短篇《旱滩》和《夏天的河》。《旱滩》写出了女人与草原之间的某种同质性，羊群的甘苦中有苍茫的泥土味。《夏天的河》流于一般，没有了风景的铺张，也未能提供新鲜的故事或者讲法。

第2期王方晨的《祭奠清水》（短篇）遥遥应和了《聊斋》的某种传统，试图还原优美的田园梦境。文笔的清新和氛围的营造都有可称道之处，惜乎结构的力量弱了点。

3、校园内外

教育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之一，它的重要毋庸赘言，本年度《人民文学》刊登了三篇与此相关的作品，它们或关注中小学生的成长经验，或书写商品化潮流中的大学体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当下校园内外不同的风光。

第2期李浩的《碎玻璃》（短篇）在多个层面上书写了一个压制和反抗的主题。小说表现了一个有着强烈权力欲的乡村小学老师和一个尚未被当地教育体制异化的学生（徐明）之间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压制和反抗凸现了一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教师权力的可怕性。它虽然揭示的是教育体制中的某种弊端，但不是“问题小说”。作品中小学老师所擅长的权力运作与复制的方式和被压迫者的恐惧、顺应与反抗方式，使得小说提出和试图探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界的范围，成为一个更具统摄性的命题，辐射出广阔时空中极权统治的某种缩影。就此而言，谁打碎了玻璃已不重要，徘徊于权力和反抗之间即将成为批量生产的权力复制品的孩子们才更值得关注。此外，如果考虑到徐明的转学生身份，这篇小说又多少延续了文学史中众多的“闯入者”主题，成为某种文学传统的呼应。

第7期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中篇）中女主人公许朝晖的身上交织了两个成长的主题：教育和自我教育。在前一个主题中，女儿兼学生的许朝晖是父亲兼老师的许校长的施教对象，家庭的困窘、父亲过高的期许和粗暴的教育方式使得聪颖好强的许朝晖在成长之初即遭遇重创。这一点与李浩的《碎玻璃》有着相似的诉求，在《碎玻璃》结束的地方，正是《我们的成长》的开始。在后一个主题中，许朝晖采取了不同于《碎玻璃》中徐明的反抗方式，走上了自我毁灭的生活道路。在结构设置上，小说以“我”作为叙事视角，在提供了一种对照的正常的成长模式的同时，也隐约地引入一个青春恋情的线索。看得出小说灌注了作者真切的情感体验，这大概也是它成为本期头条的理由之一。但有待控制的情感宣泄方式和稍嫌稚拙的叙事方式多少限制了这篇小说向更完美的艺术高峰攀援。

大学校园大概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鱼目混杂的所在之一，第1期里曹征路的《大学诗》关注的问题和叙事笔触也让人想起2001年南翔的那篇《博士点》。小说的结尾很巧妙，不动声色地用大师兄的一个电话和啜泣暗示了马同吾老师悲剧的直接原因。

4、通往艺术探索的路

每个时代有其不同的现实，因此小说题材的开掘并不能成为文学的最大政绩，只有在不脱离现实经验的前提下，潜心致力于文学作为语言和叙事艺术探索的作家和作品，才值得我们给予更高的敬意。本年度《人民文学》在这方面不负众望，几个成名作家的新作几乎各有千秋。

第10期韩少功的《山歌天上来》（中篇）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作者二十余年来创作历程的见证。小说对荒僻之地乡土风物的描写暗承了作者80年代中期文化寻根时期的民间文化背景和脉络，而对别具一格的方言土语浓墨重彩的书写，显然是以规范化和学院派的书面语为潜在“他者”的，延续了自《马桥词典》以来对于“语言” 这一20世纪世界范围内深具文化和哲学内涵的表达形式的思考，此外，小说还糅合了作者在《圣战与游戏》、《性而上的迷失》、《世界》等散文随笔中多次闪现的思想火花。可以用“传奇”二字概括这篇小说。小说前半部分以音乐奇才毛三寅为核心的故事是飞扬的传奇，后半部分围绕过气民歌手芹姐的故事则是沉滞的传奇。对这两个人物的刻画都不乏一种稍嫌夸张甚至泛类型化的倾向，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构成的叙事空间因为有了衔接的可能而引发了远远超出“写实”和“传奇”层面上的思考。这篇小说部分地走出了《爸爸爸》的封闭世界，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融合中逐渐尝试向广阔的世界敞开，毛三寅和芹姐的遭遇因而成为一种隐喻，映射出民间文化和民间精神在当代的某种命运。小说的细部也耐咀嚼，其中有不少令人捧腹的精彩描写，但往往笑过之后，那些荒诞的、无奈的悲凉情绪倒更鲜明了，所谓的“悲喜交织”在小说中得到了圆融而熟稔的表现。

第10期林斤澜的《去不回门》（短篇）也别有新意，是作者本年度最好的作品。“去门”、“不门”、“回门”的情节设计，暗合禅意与道法，依然是林氏小说特有的味道：意境朦胧，空灵玄妙。不过与本年度第10期《山花》上发表的《足谜》相比，这篇小说更显示了作者在创作里程中的又一个新突破。北京方言的“白”与温州方言的“涩”都曾是他一度追求过的语言风格，这篇小说里却少了几分涩味，多了一些文言的古雅。小说用了一套地道的中国笔墨，一方面拒斥着欧化的现代汉语，一方面又努力向民间与古典语言中寻找突破。读这篇小说，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林老先生从他一贯追求的古奥险涩的语言中走了出来，流连在中国古典笔记小说中那一脉古雅的风光里。同时，写意和白描的大胆恣肆，还显示出在小说艺术探索之路上，这位八十余岁高龄的老作家一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

第9期鬼子的《大年夜》（中篇）延续了作者对弱势群体一贯的悲悯情怀，依然在极至的情境中显示了对现实生活的穿透力度。故事是由“小”开始的：父子的对话写出了莫高梁的懒惰和吝啬；市场上向老阿婆收钱写出了他小小的贪婪；把老阿婆叫到所里那场戏揭示了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暂时可以利用小权力整人的窃喜；临时拿捏着小权力的莫高粱贪图小利，在对更弱者老阿婆的掠夺、关押中完成了对权力威严的模仿。在这些“小”的展示中，除了莫高梁可以随意出入权力机构有点和他地位不相称之外，其它部分都写得扎实、有力，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的呈现也惟妙惟肖。生死相隔，当莫高梁刹那间由人变鬼，故事即试图向着“大”的主题升华，从而在两个叙述层面上继续深入：一是活着的人们对莫高粱之死的冷漠淡然；一是死去的莫高粱对老阿婆性命的极度焦虑。显然，后者是使小说深入复杂的关键。然而，意外死亡的情节设置，虽然让莫高粱及时反省权力的暴虐，但人物性格却没能沿着其自身的逻辑水到渠成地发展，故事情节的突变与人物性格的陡转之间的洽接有不够契合圆润之处。结尾温情的宽恕部分，似乎也有意改写了鬼子以往作品（以《被雨淋湿的河》为代表）“冷酷的爱”的主题风格，但小说的震撼力却也随之减弱。也许是作者在“革新”与“守旧”间的游移使小说出现了分裂，在后半部作者本想赋予小说更高深的意义，甚至不惜驱使人物充当隐含作者理念的传声筒，没有循着人物性格逻辑写，反而成了败笔，终使这篇《大年夜》遗憾地成为半部佳作。

莫言的新作总是让人期待，刊登在第10期上的《月光斩》（中篇）刚一发表即获得了2004年度的“人民文学奖”，但盛名之下，并不都是名副其实。《月光斩》的名字起得很漂亮，写法也“很莫言”，开头和结尾还用了“伊妹儿”、“附件”的形式结构，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求新的作品，但细读下来，满眼给人的感觉却是旧。这里的故事是旧的，基本脱胎于《眉间尺》，连作者自己在小说结尾都这么说；“出彩儿”的部分是旧的，那些对色彩和感官本能目眩神迷的渲染，自《透明的红萝卜》起，经电影《红高粱》的推广，不要说文学读者，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经过《檀香刑》、《第四十一炮》的花样翻新，再转回身去玩旧戏法，实在产生不了多少艺术冲击力。这还不仅是读者“审美疲劳”的问题，更由于文本失去了当年的虎虎生气。唯一新的就只剩下了电子邮件的形式，但其运用方式实在像一个换笔太晚作家的乍然求新。所谓的新形式与小说内容之间没有本质联系，把作为开头结尾的“伊妹儿”正文删去，“附件”中的故事主体基本毫发无伤，作为短篇小说，这样的形式探索基本可以说是失败的。再有，如果故事的主体在“附件”里，讲述者应该是发“附件”的侄子，但进入故事，发现讲述者的口气时时又变成莫言，好像莫言把附件的事给忘了。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伊妹儿”的形式是不是莫言随手捡来贴上去的？客观地说，这篇小说的艺术水准并不低，如果是一个新作家写的，其潜力应受文坛重视。但在莫言的序列里，实在算不上好。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名作家每次产下的都是“金蛋”，但这样的作品放在《人民文学》的55周年庆典上，就显得不够分量，获奖更令人不能服气。特别在同期林斤澜老先生那颗永不疲倦的“奔腾心”的映照下，那种名家炫技的潇洒随意，更令人为中国文学的前景担忧。

林白近年的写作似乎有意返璞归真，发表在刊物第3期的《狐狸十三段》（短篇）没有了她以往代表作特有的那种阴郁和焦虑，仅是一个笔触恬淡、有点神秘色彩的“鬼故事”。

第5期荆歌的《西红柿》（短篇）可以用两个比喻来形容。一方面，它饶有兴致地想努力讲一个好玩的故事，却屡屡发现在自己觉得精彩的段落应者寥寥；另一方面，它像一个跟自己玩的孩子，玩着玩着忽然觉得意兴阑珊，就丢下满地不成布局的道具，转身退场。用比较学术的话说，《西红柿》缺少必要的经营，虽偶有点小俏皮小幽默，但并不足以弥补小说整体上致命的散漫。

第10期映川的《不能掉头》（中篇）努力展示个体的荒谬遭遇。主人公黄羊因为一个杀人梦境“被迫”以“杀人犯”的身份亡命天涯，并在这样的自我定位中不知不觉地“长大成人”。黄羊对“杀人犯”身份的自我认同和想象及由此而来对幸福生活的一再放弃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但情节设置的人为痕迹和急于真相大白的结尾却弱化了小说应有的效果。

第12期潘军的《枪，或中国盒子》(短篇)在文字的节制和叙述的不枝不蔓方面维持了潘军小说一个为人称道的特点。男性从文的生活本乏善可陈，一把朋友寄存在他这里的手枪却大大开阔了他的想像空间，原本被平庸生活压抑着的雄性气质因此得以张扬。小说步步为营，走得沉稳踏实。所有的人物都退居二线，只有那把漂亮的六四制式手枪在时间的流程中不断被凸显出来。小说的结构很像那只中国盒子，一层又一层地，把人的阅读期待集中在 “怎样打响这支枪”上。可惜在结尾处，这一枪却打得并不漂亮，仓促、牵强，令人顿感遗憾。

5、 小市民的悲喜剧

作为都市景观的一个方面，小市民们的生活总是充斥着柴米油盐式的喜怒哀乐，它们看似杯水风波、无关大局，有时候却也能牵肠扯肺、伤筋动骨，惹出点事端来。

第12期方方的《出门寻死》（中篇）和她之前的作品《风景》、《落日》是有着某种内在联系的。但在《风景》、《落日》对历史、现实和人性透视的逐步深入趋势中，《出门寻死》却呈现了一个稍稍偏离的姿态，着重于探讨“好死”与“赖活”的辩证逻辑。



    在《出门寻死》里的下岗女工、家庭主妇何汉晴这个人物身上，依稀交织了印家厚（池莉《烦恼人生》）的现实困窘、福贵（余华《活着》）的“活着”哲学、张大民（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乐天知命，这几可令何汉晴成为新一代底层小市民的形象代言人。她为家庭尽心尽力地奔波操持，但公婆和丈夫等人不但不领情，反而对她极尽冷嘲热讽。“出门寻死”因而成为她挽回自尊、向家人的冷漠示威的一种方式。但小人物想发脾气，动静都是有限的。经历了一番极富戏剧化的“寻死”之途后，何汉晴发现“寻死”不过是她小小的一次奢侈，最终她还是得回到那个遍地都是“芝麻”的生活现场。小说写得饱满鲜活不说教。“憋大便”和“捡芝麻”的隐喻内涵精粹鲜明，贴切传达出何汉晴的日常处境；大量武汉方言的运用不仅原生态地呈现了武汉的底层生活风貌，也与近年文坛的方言写作潮流合拍。

平心而论，这是篇好小说，写尽了小人物“活着不容易，死却也难”的徒劳挣扎。如若它出现在80年代“新写实”小说勃兴之际，或是出自当下其他作家之手，也许都会令人欣喜，但作为方方的新作，这种欣喜多少要打点折扣。众所周知，80年代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广为人知的方方，曾经由于在写作中始终坚持知识精英立场、和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观照，从而得以和同为武汉女作家的池莉区别开来。而《出门寻死》却在对人物遭遇和处境给以极大同情和理解的同时，不断地说服人物也说服隐含作者完全认同于现实逻辑，将社会现实层面的苦难和困窘有效置换到宿命的、伦理的、个体责任的承担这个层面上来。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其文本呈现出来的客观效果太像是对“分享艰难”式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某种呼应。而以宿命和家庭伦理的方式让何汉晴苦度永无尽头的“烦”和“累”的日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多少像是批评界对池莉的某种指责——对小市民的“温柔的话语抚摸”。[2]

第7期温亚军的《手心手背》（中篇）可以视为对小市民行为方式的一种呈现。生命垂危的岳岚岚出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想法，准备把好丈夫吴一晗留给自己离婚的姐姐，而被岳岚岚弟弟抛弃的弟媳苗苗对吴一晗也不是没有结婚的打算。利益和伦理、义务和情感的冲突明枪暗箭地上演，任何客套在此反倒显出虚伪。作者用一副洞明世事的眼光刻画了各怀心思的女人们不同的言行做派，充分尊重了人物本身的复杂性，当下生活的烟火气也就出来了。小说的叙事亦不乏老到之处，只是拘泥于生活平面的写作方式妨碍了小说进一步走向深入。

第3期中潘能军的《风筝》（短篇）也旨在描述小人物的生存状态，只是人物细节都流于琐碎和散漫。

6、  切肤的“漂泊”之感

城市与乡村、大都市与小城镇的经济和文化差异造就了大量的异乡人群体，“漂泊”也许可以成为某种华丽的、形而上的哲学命题，但在具体的个体经验中，“漂泊”仅仅是一种切肤之痛。最近，这一题材的创作有上升趋势，正在与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等海外文学构成对应的“国内漂泊”序列，并且，在艺术上更有潜力。

第4期的“新浪潮”栏目推出了文学新人徐则臣的中篇力作《啊，北京》。小说以深切的激情描绘了“外地人在北京”的生活，在目前反映“京漂儿”生活的作品中是一篇难得的佳作。苏北小镇的中学语文教师、“绝对的民间诗人”、“搞假证的二道贩子”边红旗在妻子和情人之间无奈地辗转，这跟他对北京的热爱和惶惶无着的生活纠缠在一起，使得小说有了个像样的架子；稍有些低沉的叙事调子和其它一些小细节小场景（比如诗歌朗诵会，假证制造的一些内幕，非典时期骑自行车回苏北，水煮鱼中的豆芽菜等）一起让整部作品丰满起来。小说写得骨肉停匀，故事是好故事，但更让人心动的是小说对“京漂儿”心态细致入微的描摹，从某种层面上，妻子和情人象征了家乡和北京，边红旗在她们之间的难以取舍和欲罢不能隐喻了他对家乡和北京的复杂态度。配合边红旗不年轻的身份，年轻的作者没有以一种“愤青”式的笔调叙述故事，而是在痴情不改中饱含了苍凉无奈，使得人物与丘华栋笔下那些咋咋呼呼不得志的“拉斯蒂涅”们拉开了距离。

与《啊，北京》一样，第10期魏微的《异乡》书写的也是来自“小地方”的“外地人”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的漂泊感受。魏微的小说里有一种“迷人的真切”。“异乡”隐喻“家园”的迷失：几经挣扎、洁身自好的许子慧在异乡大都市里有一种委屈遍尝的茫然，然而“家乡”小城却用其粗暴龌龊的“丰富”想象拒绝了她身心的回归。小说对异乡体验之真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散文化的叙述语调，细节和动作上的斤斤计较又使小说避免了单纯的情感独白，显得饱满有力。不过，在魏微的“小城 ”系列里，此篇仍不算上佳。挑剔地说，母亲的形象作为一种对位的设计，代表跳出来的“小城”，是个扁平但有力度的角色，可惜这部分构思表达得过于直露，倒使这个人物带上了几分漫画的色彩。

7、  边缘女性的痛与爱

在生存重压的极限之下，女性所承担的苦痛也许不像男性那样一览无遗，由于经济原因而出卖自己的身体，对于女性而言总是有着诸多难以启齿的隐痛，对这一女性经历的书写尤其需要作者的倍加体贴与关爱。

“妓女从良而不得”本是个老套的故事，但第7期中畀愚的《煲汤》（中篇）却别有动人之处。小桥是个有幻想没野心的“小姐”，遇到了肯诚心待她的已婚男人丁原，便只想一心一意守住一份普通的家居生活。她是那样地明白自己的身份，小心规矩地想坐稳“二奶”的位置，恨不得像那只京叭狗一样不惹事，让人都禁不住替她捏把汗。但即使这样卑微的愿望到头来仍不可避免地在现实中破碎，不愿不甘的“小姐”身份，还是成为小桥无奈的自我认同；曾经可能的幸福伴随她内心的那声叹息、那点苍凉之感，如汤锅中丝丝的热气般聚集，然后散开。作者如煲汤一般，将这种努力、这种“明白”写得入细入微。在情节安排上也避开了此类题材常见的噱头，构成故事转折点的高潮看似戏剧化，却是“不得不”发生的。题目、基调与人物性格之间的鱼水相谐成就了这篇浓酽的《煲汤》。

同样关注“妓女从良”，第7期乔叶的《紫蔷薇影楼》（中篇）和《煲汤》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有着某种内在的延续性，但两个同样小心谨慎的女人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理念：《煲汤》里的主人公面对旧日烟花生活的侵扰以守为攻，《紫》中的小丫虽多少有些螺狮壳里做道场的意味，却处处先行一步，将从良的生活安排得紧密周详；二者的着力点也不尽相同，《煲汤》更在意从良前的种种风波；《紫》则将重心移到了从良后的生活中，叙写了从良女小丫在婚后面对内心欲望与理智冲突时的困惑。从容、淡定的小丫本抱着从良到底的决心把自己护得密不透风，但在被迫与“老客人”的旧梦重温中，她不乏真切的身体记忆也再次被激活，她发现自己不过是“荷叶上的一滴露珠”，在亲切“疲乏”的婚姻生活和内心欲望的胶着间脆弱地“滚过来，滚过去”。平素的冷静和回首的迷茫、收敛的生活与放纵的记忆在时空中不断交叉、错位，真实而丰满地复现出一个“新式”从良小姐的形象。

第12期裘山山的《叫我如何不想他》（短篇）讲述一个工作婚姻“双下岗”、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身体以维持自己和儿子生计的女性，在物质和情感生活的双重匮缺下和一个民工“客人”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

8、  同性和异性之间

身为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一个族类，同性和异性关系成为人类关系的一个基本模式。对这一关系的书写和挖掘也成为文学近乎本能的一种反应，成为占据当下文学期刊大量篇幅的一个题材领域，但“好写”并不意味着能“写好”。

“婚姻如围城”的比喻或许暗示的是拥有合法婚姻的男女间有些无奈的感喟，第5期姚鄂梅的《无墙之城》（中篇）则提供了关于婚姻的另一种尝试和思考。有妇之夫李直和有夫之妇常勇在瞬间的相遇导致各自家庭的破裂和不和。这里，婚姻似乎并没有成为作品中的男女追求自由爱情的桎梏，但“无墙之城”却未必能够维持一种永恒的潇洒。当丈夫李直试图回到原来的家时，妻子刘红和情人常勇却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李直，男人变得如一块破抹布一样被两个女人推来搡去，妻子与情人从情敌变成了惺惺相惜的姐妹——女性在负心男性面前难得一次扬眉吐气，小说里的一些精彩妙语也势必让大多数女性读者大为解气。但是，当所有的可能——“围城”或“无墙之城”都走向绝境，婚姻和爱情还有多大的空间可以想像？小说没有陷入简单的男女二元对立逻辑圈套，构思不无独到，个别场面和细节也相当真切，但不同程度的概念化依然隐约可见，成为它无法回避的障碍。

第2期北北的《坐上吉普》（中篇）在城/乡、男/女的对比中，力图呈现山里姑娘马兰花被人忽视的个人体验。同期梁静秋的《和你在一起》（中篇）以两个人物为叙述对象，交叉组织全篇，每节多以时间作为切入点，简洁利落地避免了过多的枝杈，看得出作者在结构上的刻意努力。小说叙述平缓，语调给人郁结之感，情节犹如时有画外音的电影，男人对女人的理解和尊重，使得生活在男人群中的女人避免了情感上可能的伤害，没有落入同类小说自闭式的氛围中，无疑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男性的某种想象。遗憾的是，这几篇小说虽时有某种经验的逼真性，但在同类题材泛滥成灾的情况下，并没有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

第3期“新浪潮”栏目中推出了8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舟卉的《蝴蝶花》（中篇），作品所讲述的情恋故事在大量通俗读物流行的今天显得平淡了点，飞车赴死的结尾也让人想起北北的《坐上吉普》。

不知从何时起，面对男女间永远无法达到的平等和谐，女作家们倾向于变得咬牙切齿，不是咒骂就是自虐，以此报复来自“丑陋”男性的伤害。第4期戴来的《给我手纸》（短篇）或许没有如许激烈，它不乏精细的笔触，但总有些粗暴的东西羼杂进来，或者，这也是作者力图达到的效果，因为男女之间的相互伤害永远像《给我手纸》这样毫无温情可言？同期中戈悟觉的《别墅女人》（短篇）可与广州作家张梅的某些小说对比着看。虽然作者力图有所突破，但整体看来，情节、人物、叙事手法都平淡了点。同期“新浪潮”栏目中强雯的《青涩》（短篇）书写了一段不成熟的恋情，但整个小说处理得如题目所言：有点“青涩”了。好在作者尚年轻，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写出不“青涩”的作品。

第6期朱文颖的《龙华的桃花》（中篇）书写了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日常生活悲喜剧。生性纯朴的程实生曾极力维持和前妻俞小梅已有漏洞的婚姻，却弄巧成拙地陷入与情人夏玲玲的情欲放纵，与再婚妻子艾圆的新婚之夜他“连梦都没有再做一个”地立刻睡去，或许，新的婚姻也只是另一段看不到“桃花”的乏味旅程？小说着力于平凡人生中某些常态的东西。与之相似的是同期“新浪潮”栏目中的两篇小说《我困了，我醒了》（映川，中篇）、《勾肩搭背》（黄咏梅，短篇）。《我困了，我醒了》中的男主人公每每在需要为爱付出的时候生理反应般昏昏睡去，《勾肩搭背》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爱情到来之际自我遁逃。一个人爱自己可以到什么程度？或者这种貌似自私的爱只是另一种对真爱的渴望？这几篇小说共同体现了女性作家对当代爱情婚姻题材新的开掘角度。

第8期鲁敏的《男人是水,女人是油》（中篇）想要探讨知识分子怎样向物质生活屈服，但作为当期头条却显得分量不足。此前，阎真的《沧浪之水》已经令人信服地叙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膝盖不得不弯的过程。与之相比，本文显得轻飘乏力。虽然小说并不缺乏营构生活气息的能力，遗憾的是时常陷入图解作者创作意图的状态。脸谱化的人物，毫无悬念的情节推进，都使小说徒然地端着一个陈旧的大架子，束手束脚的，迈不开步子。

第12期戴斌的《零售爱情》（中篇）写了一个“打工”男人与一个“穿制服”的女人之间一段来去匆匆的性爱生活，文字、情节都不甚考究，但其中涉及的性别角色和阶层身份的倒错问题，值得寻味。

与以上女性作家不同的是第1期董立勃的《兄弟》（短篇），小说描写了兄弟情谊的两种状态。当战火中的两个生死之交在和平年代面对同一个女人，兄弟情谊演变成男人之间并不平等的背叛与阴谋；当兄弟情谊成为一方的负担，还债的渴望成为冒险的动机——或者也未尝不是另一个以兄弟的名义进行的阴谋。小说笔法老道，故事讲得驾熟就轻，只是对男人之间各种“兄弟”关系的演绎和想像在《三国演义》等作品中已屡见不鲜。在写作技巧上，小说中叙述者的现身也多少有点多余。

9、 另类书写与雅俗之辩

本年度《人民文学》分别刊登过同一作者两篇作品的共有7位作家：须一瓜、晓航、潘军、戴来、映川、黄咏梅、王新军。其中，晓航和须一瓜的作品值得注意。

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阅读中，晓航的作品是容易引发较大争议的，通常会遭遇两方面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3期《师兄的透镜》（中篇）在一些读者看来，它写得不朴素，不朴素的小说可以精致可以聪明，但作品一味地把光环集中在一个并不丰满的科技工作者朴一凡身上，他貌似高深和神秘地训练接班人的那些举止，简单地说，不止是做作，简直是侮辱读者的智力。《师兄的透镜》有着一个益智游戏般的外衣，但又塞入科学和人生的哲理，以达到展示睿智的目的，把要说的说完后，结尾就比较马虎了，只剩了大事年表式的列举。这篇小说可能弥补了当下创作中科技题材的匮乏，却又没有坚实可信的细节传达出一线的经验，不免有点像鸡肋。

而在另一些读者那里，阅读《师兄的透镜》会带来一种久违的美妙的感受，那是小说作为一种虚构艺术的智能的美妙。作者在小说中显露的那种文字和智力的修养，对人世关系洞明的通脱和善意的戏剧化处理，这样优雅的修养在当代作家中真是太难得。对于这样的小说，不能完全按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标准评论，它的重点不在于塑造形象。这篇小说的真正主角是思维的方式，其目的是展现睿智。小说的叙述结构像一篇侦探小说，但又不是一般的侦探小说，而是爱因斯坦式的科学探索的玄妙。读者的思维跟随“我”的脚步，穿过一条条隧道，一层层地打开，直到看到无边的星空，追寻宇宙最初的星光，这个过程，是阅读中感到最美妙的部分。要领略这份美妙，必须接受小说的叙述方式，就像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有作者与读者间默契的规则。而认识世界奥妙的方式，本来就与现实世界的方式是一体的，这也是《相对论》的美妙之处。小说对人世关系的处理是以一种喜剧方式进行的，但本质上通透，并与思维探索的方式吻合。

第8期的《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大概是晓航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作品，它延续了《师兄的透镜》聪明、睿智的风格，却显得用力均匀，避开了前者将所有“营养品”往一个人身上堆砌的毛病。作者凭借他丰盈的想象力为当下已趋封闭的现实主义叙事模式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人物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超越时空的聪慧目光，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不为凡俗生活所见的另一重境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经验。

《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让晓航的拥趸者们再享了小说作为“虚构文本”独特的美妙。作者想必是武侠小说和侦探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并且深通其精髓，将学术泰斗与民间学者的科学论争写得如南北武林高手的对决。“十年赌局”的迷雾，加之师兄的神秘气、师母的女巫气、师姐的谪仙气，在师弟的懒散气和“我”的世俗气的明朗视域中，既扑朔迷离又有路可通。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一旦开篇，欲罢不能，一路峰回路转，风光旖旎。在通俗小说的叙述框架下，蕴涵着青春逝去的怅惘和真理不可企及的困惑，让人在享受阅读快感之余，亦忧伤不已，难以释怀。在吸收通俗小说流行要素的基础上，小说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其一是语言风格成熟一贯。小说语言极聪明，有不少是网络流行语，作者能融会贯通，即使炒烂了的网络俗套，植入本文中也如恰生在此，化腐朽为神奇。其二是浓郁的学院贵族气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行为自成体系，学院派、科学家的傲气充塞其间。情如父子的师生关系，非同寻常的同门情谊，更非“名门正派”出身者不可解。叙述者也不做解释通融。这份目中无人的固执张扬会使小说拒绝不少读者，却让少数会心者欣喜无限。这样的贵族气估计来自作者80年代校园生活的亲身体验，对这段魅力独具却已风情不再的校园生活的怀恋，是这篇小说的主题基调。另外，作为男性作者，晓航对女性的书写也令人拍掌。樊伊花、小万艳可惊世，行可骇俗，特别是二人舞场相会一场，传神到位，境界不俗。在我的当代文学阅读经验中，晓航的风景独一无二，也难归类属，当今文坛太需要这样个性鲜明的作家。在几年前“纯文学”讨论中，有学者提出“纯文学”的发展不妨吸收一些传统和通俗文学的叙述技巧，在这方面，晓航的探索也或许有益。

在持不同意见者那里，虽然承认《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写得确实很聪明，但是在时下的网络小说中，灵巧机智的作品不在少数。类似于一般的网络小说，晓航有点依赖这聪明，甚至有点炫耀。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小说的深层开拓，从而滑向通俗文学的游戏化？单就聪明来说，小说也有漏洞。比如，开头作为引子的“鱼水落花定理”架子拉得很足，后面的故事却走向了另一方向，并且再也圆不回来了。严格说来，这叫“脱靶”。飘逸的语言和恣肆的想象力，虽使小说妙趣横生，但也有随意和力软之处，顺着作者的思路阅读则罢，否则就会看出破绽，这不免让人有“漏气”之感。“鱼水落花”一词负载着作者的青春理想记忆，是全文的经脉之所在。但结构上的“漏洞”和文气上的“漏气”却使读者的情绪总是积攒不起来，难以抵达聪明故事背后的深层忧伤——这恐怕正应了那句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吧。

同一文本在不同读者那里引发不同争论，在文学的接受和阅读中本属常见。但对晓航作品的这些不同意见，却不仅仅是见仁见智的不同观点相遇而已，它在根本上涉及的是雅俗之别的问题。

模式化是通俗小说的显著特征之一，而晓航小说的模式化已经初露端倪，这里指的是以下几篇：《当情人已成往事》、《师兄的透镜》、《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送你一棵凤凰树》等。他常常在小说中放置一些超绝凡俗的人物，他们不是神仙就是超人，龙丽、朴一凡、樊伊华等人的惊世骇俗是需要整合许多类似现实人物的典型动作并大加渲染勾勒才能成立的。当然，更“超人”的还不是这些作品中的人物，而是写作者本人，他彷佛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让情节朝着任何一个不可能的方向发展。

无论我们是否能够且愿意接受晓航小说“非”现实主义的叙事前提，都要追问的一句话是：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接受、又在什么层面上反对叙事者的叙事逻辑？仅仅为了晓航就可以网开一面，容忍他成为超人，把一切不合现实逻辑的东西灌输给我们吗？“纯文学”的界限当然可以拓宽，但是，即使放在拓宽了的“纯文学”的脉络里，我们又如何命名晓航的作品，非现实？超现实？玄疑？还是益智小说？换言之，晓航的写作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现实主义叙事成规？又在多大程度上依然借重这种成规？他的这种超越有多大意义？无论是否把它放在既有的“纯文学”范畴内考虑，它的成败会在哪些方面丰富/削弱了“纯文学”的内涵？这或许是我们在谈喜欢或不喜欢一部或一类小说的必要前提之一。

此外，无论多么强调晓航的“非”/“反”现实主义写作姿态，他的这种“非”或“反”跟其对立面遵循的都是同一思维逻辑，没有这个对立着的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整体性存在，他的小说也就丧失了诞生和存在的理由，就像我们说起雅俗之别，未必不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表述一样。

雅俗之别当然是相对的，文学雅俗观的变化需要时间，它既来自读者也来自作者。回顾文学史，原来很多当时被视为“俚俗”的文学后来都成为“纯文学”的经典，比如词、杂剧、白话小说等。八九十年代的王朔可能是另一个例子，他的小说刚刚出来时，很多人注意到的是他的游戏性和娱乐性，但一旦王朔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坛坐稳了位子，他就逐渐把自己往“正统”的序列里靠了，写出了《看上去很美》这样的作品，原来仅属于自己的那点特色荡然无存，徒然剩了个空架子支在那儿。

也许晓航的作品日后会成为文学经典，但在当下的文学规范中，即使他有《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这样比较精粹的作品，大概也依然只能在通俗文学的范畴内确立其价值和意义，就像很多人喜欢金庸的小说，但到目前为止，金庸也只是通俗文学的经典一样。

相形于晓航作品的旗帜鲜明，须一瓜的小说却有个渐进的变化过程。自《淡绿色的月亮》以来，作为“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获得者的须一瓜，继续关注现代都市女性的内心体验。

第1期的《04：22，谁打出了电话》（中篇）可以被视为一个好看的故事。一个凌晨4：22分打出的电话，一个十天前上吊自杀的女孩儿——是人是鬼？每一个看似嫌疑的人物涉及的可能是不同的故事版本，叙事中的叙事，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元小说的排列组合功能，更是借此彰显在各种压力下生存的都市人群的某种内心焦虑，以此实现了鬼蜮想象和现代都市经验的糅合。像作者其它的小说一样，这里依然有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叙事者，这一极富个性的设置，使这个原本具备了情节剧要素的小说变得具体可感，在避免了恐怖小说的纯粹感官体悟之后，象征性意象“红蜘蛛”的介入恍惚了曾经明晰的新闻和侦探故事，直接将小说逼向女性不乏惨烈的生活场景。

第9期的《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中篇）再次以亦真亦幻的笔法陈述了一桩凶杀案。不过，大概作者怎么也想不到，小说中主人公章利璇对自己杀人行为的执拗想像其实很像须一瓜自己对特定叙述方式的重复性迷恋——至少作为读者会有这样的阅读感受。如何跳出新闻背后的演绎、走出影视想象和类型化的结尾，对于作者近期的小说创作而言也许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10、其他

在难以归入前面几种分类的作品中，也不乏一些可看之作，列举如下：

第1期头条孙惠芬的《岸边的蜻蜓》（中篇）中，为了遵循伦理秩序，一直痴恋老姨父的梅花在其他地方不得不一再犯规，以爱的名义冲击着寄生于传统秩序内的家族和家族式企业，故事的力量恰在这种“为了遵守的侵犯”中彰显出来。作为一个中篇，小说多从人物的追述和回忆中展开情节，缺乏必要的层次感，对人物刻画和阅读来说不能不是个缺憾。同期铁凝的《阿拉伯树胶》（短篇）和《岸边的蜻蜓》一样都是笔法细腻的成熟之作，只是相对于作家自己而言属于“正常发挥”的水平，并非突破性的力作，故不做更多评述。

第2期头条陈希我的《又见小芳》（中篇）和他2003年的作品《我们的骨》一样，书写了又一个时代和人心的错位，代表了一种对过去的追忆和感伤。怀旧主题以一种如此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表达了依靠网络和器械生存的现代都市某种人群内心的迷惘。而文中叙事者短短的一个辩解，也昭示了小说的性别逻辑所在。

警匪和反腐题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会是大众文化的一个热点，第4期的头条是潘军的《犯罪嫌疑人》（中篇）。这个作品也许并不低于潘军小说的平均水准，但在他总体的创作中，尚算不上出色之作，一些影视因素的介入，甚至削弱了潘军曾经在叙事上葆有的那种锐利之气。能否在作品高产的同时保持较高的水准，是当下许多成名作家面临的问题。同期刘庆邦的《刷牙》（短篇）陈述的是大跃进年代的荒唐故事：给牲口刷牙。在作者一向为人称道的短篇小说中，《刷牙》尚无新的突破。

第5期杨少衡的《亚健康》（中篇）书写了处处警觉的副市长唐中和绞尽脑汁应对官场中极可能是莫须有的明枪暗箭的过程，直接指向的则是官场中某种内耗性的弊端。小说将笔墨集中于唐中和一个人的内心曲折，有了这样沉着细致的铺垫，结尾就不免有些轻飘。

第7期的短篇小说中，《草暖》（黄咏梅）的细节设置、《耳环》（荆永鸣）的结构安排，各有可取之处；萨娜的《你看见了什么》也努力为我们提供了某种形而上的思考。但读这几个短篇，都有“石在崖上，只欠一推”的感觉，尤其是《草暖》，满足于那么不痛不痒的叙述，人物本身的感觉都轻浅了，小说也就失于平淡的散乱，可惜了那么精心的细节。

第8期陈昌平的《大闸蟹》（短篇）中的人物通过“启事”进行“沟通”的方式，虽略显荒唐倒也有点意思。东紫的《珍珠树上》（中篇）采取了呓语与写实参差的叙述笔调，只能视为一种练笔。而孙春平的《为烂杏买单》（短篇）则试图呈现男人的坚守，却像只是把类似故事中的“贞女”置换成了“贞男”，缺乏创新性。

第9期的短篇有赖妙宽的《右肋下》、津子围的《阿雪的房租》和耕夫的《第一枪》。其中，《右肋下》摹写了不少人都曾有过的怀疑自己患上绝症的“瞎担心”，结构设置和语言张弛都能颇贴住人物心理的变化。

第10期金仁顺的《霰雪》则像一个长篇故事的片断，留给我们的是淡淡的情调与细节。

第11期的头条是榛子的《南方 北方》（中篇）。知青上山下乡和返城的故事原本有诸多背景和资源可以调用，但站在此前众多优秀作品的肩膀上，《南方 北方》给人的感觉笼统地说却单是一个“急”字。小说仿佛没有耐心将故事一一道来，几条并行的线索只得到大致的描述，就被仓促推进了；有情节没细节使小说流于干枯。同期叶舟的《鲜花夜》（短篇）和戴来的《关系》（短篇）虽都在意象上下功夫，但都太依赖于偶然性。

就2004年度《人民文学》的整体实绩看来，作者队伍构成上的名家与新锐，作品题材领域开掘的广与深，艺术探索的新与稳，多样作品风格的对峙与融合，都充分体现了刊物“关注现实、关注人的当下生存”的编辑方针，在当下日渐恶劣的文学环境里，不失一条为文学求生存的可行之道。


《人民文学》2004年推荐篇目

第1期：须一瓜《04：22，谁打出了电话》（中篇）

第2期：李浩《碎玻璃》（短篇）

第3期：陈应松《马嘶岭血案》（中篇）

第4期：徐则臣《啊，北京》（中篇）

第5期：张楚《长发》（短篇）

迟子建《草地上的花朵》（中篇）

第6期：王祥夫《找啊找》（中篇）

第7期：畀愚《煲汤》（中篇）

第8期：晓航《当鱼水落花已成往事》（中篇）

第9期：空缺

第10期： 韩少功《山歌天上来》（中篇）

林斤澜《去不回门》（短篇）

魏  微《异乡》（短篇）

第11期：乔叶《紫蔷薇影楼》（中篇）

第12期：方方 《出门寻死》（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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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网络链接http://www.eduww.com/bbs/dispbbs.asp?boardID=31&ID=13335&star=2&page=1中邵风华的留言

[2]李建军：《一锅热气腾腾的烂粥——评〈看麦娘〉》，，《南方文坛》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