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规范和文化阻力

孙兰荃

作者：谭学纯
来源：《光明网》
2005年6月30日   

     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5—2006年特别开设“文改五十年：回顾与反思”专栏，对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以来50年间内地语文建设的重大变化进行了再思考和深度透视。
　　该刊2005年3月号发表教育部费锦昌、华中师范大学徐莉莉先生的文章：《汉字规范的换位思考》，探讨如何对“规范汉字”的职责和功能做科学定位，提出在“社会通用”和“社会特用”领域进行分层面规范，这是一种新思路。
　　如果说，在“社会特用”层面，汉字规范一般不会遇到太大的麻烦，那么，在“社会通用”层面，麻烦的消除可能会遭遇较大的文化阻力。
　　费锦昌、徐莉莉先生的文章中提到，1986年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把通用已久的“象”与“像”再行分开，造成书面语交际不小的混乱。《语文建设通讯》2002年5月号也曾发表内地学者王晖先生的文章：《关于“像”的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兼及调整文字规范应注意的问题》，作者通过抽样调查发现，CCTV 2、CETV 1、等电视频道的字幕，时有“象”与“像”误用的错误。专业化的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也没有能够杜绝错例。此外，电脑汉字输入软件，如4.0版智能ABC输入法、全拼输入法、双拼输入法的词库中，都为使用者准备着不规范词语“好象”，而且按通行的高频先见原则，排序在规范词“好像”之前。至于传播面甚广的电视剧字幕、网络信息，大多不把“像”旁边站着的“亻”放在眼里。一些硕士生、博士生学位论文，也时或忘却了“像”旁边站立着的守护神。联想到过去阅读的一本诗集《心的疯狂》，有一首短诗，印象特别深，诗题是《愧对语言学家的一个字》，诗后有诗人自注：“在我创作的各种小说文本和这本诗集里，我一概忘却了‘像’旁边的‘亻’，我的从古代遗传过来的脑细胞进了当代，永远记不住石象旁边那个站着的人，我也不知道他站在那里干什么。在此我怒对中国的语言学家和异族的汉语言学家！”（刘以林《心的疯狂》，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
　　诗人跟语言学家叫板，大概因为语言学家常使诗人戴着镣铐跳舞。不过，诗人“永远记不住石象旁边那个站着的人”而怒对语言学家，只是一句情绪化的语言，并不是有心要跌语言学家的眼镜，我所了解的诗人刘以林其实是敬重语言学家的。事实上，语言学家也并不都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是语言警察。尊重语言事实的语言学家，也有对“象”与“像”之辨不以为然的。2002年6月，我参加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的简化字问题学术研讨会，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王宁先生作大会总结报告时就坦言：在我们的典籍中，“象”和“像”，从来没有分清楚过。
　　从诗人“愧对语言学家的一个字”，到语言学家的实话实说，再到香港语言学刊物刊载的“像”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在多声道对话的意义上，合成了“象”与“像”不辨、也难辨的语言事实。“像”旁边站着的冷面人，是汉字规范“没商量”的象形符号。它出自1986年《简化字总表》的相关规定：“像”不再用作“象”的繁体字，而作为与“象”不同的汉字单位，承担原先由“象”负载的部分语义内容。作为理论区分，“象”与“像”之辨是明确的，但是在汉字使用实践中，像诗人刘以林那样愧对语言学家的汉字使用者还真的不少。可见，让社会接受一种理论和完成一种实践，并不是一回事。二者之间的不和谐，便构成“象”与“像”规范的文化阻力。
　　规范“象”与“像”用法的初衷，当然不是添乱，但是实际使用中的混乱，实在让人慨叹文化阻力的隐形抵抗如此强大。我之所以说这种文化抵抗是隐形的，那是因为我们很难说汉字使用者真的抗拒书写符号“像”。但是，既然历史上“象”与“像”就从来没有分清过，它作为一种文化基因的能量，就是一种客观存在。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的整合，弱化“象”与“像”之辨的话语权力。由此想到，制定语言文字规范，在政府行为和专家行为结合的基础上，是不是也需要一个参照坐标？以使最终的政策性文本的生成至少能在一定范围内倾听不同的声音。因为语言文字规范，毕竟不具有政策和法规上的强制性，它只是一种柔性法规，这就给使用者留下了自由空间，柔性法规的可行性越小，使用者的自由空间越大，后者对前者的文化阻力也越大。
　　在《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象”与“像”之辨是明确的，但是在相当多的汉字使用者的语言经验中，“象”与“像”使用范围差不多是一种虚设的存在。纠缠着诗人刘以林的“象”与“像”之辨，也纠缠着庞大的汉字使用群体。当刘以林在他的诗集中声称“像在我的字典里半已死亡”的时候，我们再来看近几十年“象”与“像”使用规范的戏剧性变化：1964年发布《简化字总表》，是对“象”与“像”语义承担功能在语言实践中自然分化的人工干预，“象”与“像”的语义承担功能由分而合。1986年重新发布《简化字总表》，又使“象”与“像”语义承担功能由合而分。香港《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第2期发表邹玉华先生文章，《从“象”“像”规范的历史沿革看规范过度》，认为汉字“象”与“像”语义承担功能从分到合，再从合到分，是对规范过度的一种矫正。前述王晖先生的文章则表示怀疑，也许不远的将来，我们的词典中，会不会又出现“象”和“像”可以通用的说明？“象”与“像”之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历史会认证“象”与“像”之合，还是“象”与“像”之分？

胡吉成

影達

我自小写繁体，对某些字的分辨本来是相当清楚的。这几年来，看简化字看得多了，有时也糊涂起来。

有怀疑的时候，我一定查台湾的《国语辞典》，因为台湾没有简化字，更没有经过分分合合的变动。

不过这不尽是简繁的问题。我写了几十年“身份”和别的“X份”，近两三年才写“身分”，也不知是否规范过度！

孙兰荃

我觉得，方言书面语的规范人为的成分较少，但到了国家标准语层次的规范，人为而不讲道理的现象就明显了。因为标准语是政府行为与专家的结合，规范的结果是由政府的有关部门发布的。例如在中国大陆，以前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和现在的“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其规范标准语的职能犹如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简化以后，是有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但同时也有许多是习惯问题。象您说的对繁体字的感觉，现在的大陆中青年人士就有可能不理解，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压根儿不会写繁体（有的中文专业的能认不能写）。
     现在大陆有一些语言学家如傅永和、苏培成、范可育等先生已在着手研究繁简转化的文化等问题，也有几部繁简转化字典问世。

[ 本贴由 孙兰荃 于 2005-11-6  23:14 最后编辑 ]

尔默

为什么要搞清楚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从来不需要加什么注解，比如“啊，我在这里用的是人字旁的像。”为什么写的时候就那么麻烦呢？
还有三个de，也是分分合合，外国人一学汉语听到de就犯糊涂，这些本来倒是要搞搞清楚的，唉，无聊太无聊。

孙兰荃

尔默 于 2005-8-24 08:20 写道:
为什么要搞清楚呢？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我们说话的时候似乎从来不需要加什么注解，比如“啊，我在这里用的是人字旁的像。”为什么写的时候就那么麻烦呢？
还有三个de，也是分分合合，外国人一学汉语听到de就犯 ...

——语言文字本来就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社会一旦约定，个人是无法很快改变的，所以，必要的规则是少不了的。这位朋友，希望多讨论啊。

mengqing

的，地，得。

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小时候，我也不明白。但长大了，明白了他们各自的职能，也就清楚怎么用了。

如果是我教的外国学生，这三个字，一定不会弄混！
（上面说的，应该是这三个字吧？）

尔默

mengqinghao 于 2005-8-24 15:10 写道:
的，地，得。
其实，很容易搞清楚的。小时候，我也不明白。但长大了，明白了他们各自的职能，也就清楚怎么用了。
如果是我教的外国学生，这三个字，一定不会弄混！
（上面说的，应该是这三个字吧？）

嗯，非常欣赏“才子”的自信，只是不知道您教过没教过。

mengqing

尔默 于 2005-8-27 20:19 写道:
嗯，非常欣赏“才子”的自信，只是不知道您教过没教过。

我说错话了吗？
说实话，没教过。
（你有什么经验吗？多谢赐教:sad:）

尔默

mengqinghao 于 2005-8-27 20:42 写道:
我说错话了吗？
说实话，没教过。
（你有什么经验吗？多谢赐教:sad:）

我也没什么经验，所以阁下不必sad，毕竟才子的本色乃是风流，呵呵……
不过既然您能搞得清三个“de”,先请教一下，为何“好的”要用“的”，而不用其他两个尼？:tong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