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虎子

作者：李孝金
（咸宁市广播电视大学  咸安分校，湖北 咸宁  437000）

[摘要]  我国古代优秀讽刺小说之一的《儒林外史》，其讽刺艺术特征是多方面的。我们学习它、欣赏它，对于提高讽刺文学的写作水平，掌握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都有一定的意义。本文旨在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关键词] 讽刺；真实性；喜剧性；悲剧性；夸张性


     提起文学作品的讽刺艺术，最突出的要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了。纵观我国古典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名文艺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谐隐》篇指出：“古之嘲隐，振危释惫。”意为，古代嘲笑文章的诙谐和隐语，具有拯救危亡和释除疲惫的作用。的确，讽刺文学作品早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就先秦寓言而言，《郑人置履》讽刺那些脱离实际、玩固保守者的愚蠢行动；《狐假虎威》指责那些仗势欺人者的丑恶灵魂；《守株待兔》嘲笑刻板守旧、希望坐享其成的寄生虫；《叶公好龙》鞭挞那些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等等。它们通过寓意形象和巧妙艺术构思，虽为只言片语，却揭示了一个深奥的哲理，无疑是那个时代高度文化发展的产物。诚然，寓言作品虽然能指斥时弊的某个侧面，但较之小说、戏曲之类作品，其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便远远不如了。明代拟话和清初的《聊斋志异》中都涉及到一些讽刺性较强的作品，直至吴敬梓《儒林外史》的问世，才真正达到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高峰。
    鲁迅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能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中国小说史略》）。又说：“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
   《儒林外史》写作背景虽为明代中叶发生的故事，然而实际上影射着清政府统治下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以封建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心，揭露封建社会末期的各种丑恶现象。作者以极其严肃的态度、犀利老辣的笔调、含蓄幽默的言辞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科举制度，勾勒出一幅幅姿态各异、畸形发展的士林群丑图。由此看来，《儒林外史》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本文试图对其讽刺艺术的特征进行初步的探析。
     特征之一：真实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鲁迅语）。这个精神在《儒林外史》中得到充分体现。书中的人物多有原型，许多人情世态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将它们加以集中概括，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公开作褒贬，真实地、生动地描绘出儒林中可笑、可恶的情态。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足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第十七回写景兰江、支剑峰、矫揉造作，常在一起讨论的都是一些无聊的事。比如黄么和赵雪斋同年同月同日生，黄么是一个进士，却是孤身一人；赵雪斋没中进士，却子孙满堂。景兰江曾问他们：“中进士，是为名？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
      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其实，景兰江这样吹拜会赵雪斋，一则为了标榜自己；另一方面针对蒲墨卿所说的：“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都好，到底差一个进士。”这里作者写的显然是将当时儒林中极其普遍的事情如实地描绘出来，正好揭示了当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说穿了，在名士的心目中，做名士和中进士都是为了名和利，可以殊途同归。
     作品虽然以描写被否定人物为主要任务，但在讽刺对象中也包含着许多正面因素，所讽刺的对象有的并非一开始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而是科举制度造就了他们的性格，有一个由好而坏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更深的层次上揭露了科举制度对人的灵魂的腐蚀，使人附入罪恶的深渊。
     匡超人就是一个典型。他本是一个善良淳朴的农村青年，因家贫上过几年学便辍学，流落杭州以拆字卖卜为生。幸行马二先生资助才能一面用心读书，一面杀猪、磨豆腐维持生计，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但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训导”之后，逐渐热衷举业。后得到知县李本瑛的提携，入科场、取秀才，竟以“名士”身份参与衙门中的营私舞弊、敲诈勒索的勾当。当了京城教习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停妻再娶，妄恩负义，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作品通过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揭示了科举制度怎样使朴实敦厚的青年人变成了灵魂丑恶、虚伪卑鄙的文痞的。
      畅游西湖，秀丽的湖光山色没能够引起马二先生的兴趣，倒是酒店里的羊网散发出来的气味和盛入盘中的各色美味佳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马二先生蝇然头脑迂腐、热衷功名、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同时他又具有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 品格。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送银两衣物给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是他的义举，是可尊、可敬的一面。然而作品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韪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并嘱咐他：“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为主，小生在世除了此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要匡超人以文临别时还从自己的书架上捡几本八股文塞于匡超人包中。这些真实的细节描写使讽刺对象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手法即辛辣，又深刻，做到了真实性和喜剧性的。
       特征之二：悲剧性和喜剧性相结合
       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作品中的喜剧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具有某些悲剧性特点。悲喜结合是《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
迂腐老儒周进，读了几十年书，考了几十年，却屡试屡败，胡子都白了，还是个童生。因未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膝，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因未进学，当中过举人的王惠来学堂避雨时，更是曲意逢迎、低声下气，唯恐怠慢了贵客，给王惠准备丰盛的晚餐，而周进自己却是“一碟老茶叶，一壶热水”下饭。第二天，客人扬长而去，留下的是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使“昏头昏脑”的周进“扫了一早晨。”然而，周进尽管精神上一次次受到创伤，受尽了轻蔑和侮辱，他仍然按捺性子去支撑寻扭曲了的灵魂。以至参观贡院时，见了号板痛器，“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直器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当人们可怜他，要凑银子为他捐个监生时，他爬到地上磕了几个头，说：“劳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何等低下的人格，多么庸俗的嘴脸，这就是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丑恶形象。作者通过“周进撞号板”这个令人哑然失笑的行动，以悲喜结合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科举制度的罪恶。
     范进中举发疯同周进撞号板异曲同工，都是人物思想性格发展的必然产物。范进从二十岁参加考试，直到五十四岁才中个秀才，三十四年失败的辛酸，大半生受尽了人们的奚落，虽然感到前途渺茫，但他对功名的执拗追求却“始终如一”。他万没想到自己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当他看到高中举人的喜报，竟然喜极而“疯”：
     范进三两步走进屋里来，见中间报贴已经升挂起来，上写道：“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之。京报连登黄甲。”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睛，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交跌倒塌，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手大笑道：“噫！好了！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走出大门不多路，一脚踹在塘里，掐起来，头发都跌散了，两手黄泥，淋淋漓漓一身的水众人拉他不住，拍着笑着，一直走到集上去了。众人大眼望小眼，一齐道：“原来新贵人欢喜疯了。”
     从作者颇具匠心设计的“范进中举发疯”的典型情节中，充分展现了封建社会文人醉心举业的心理状态。屡试屡败给儒生们带来自卑感，虽然如此，受尽了社会奚落和生活的煎熬的周进和范进，为什么还对科举发此迷恋而不能自拔？小说作了生动的回答：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登天，升官发财，“荣宗耀祖”、“显亲扬名”。好些“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相与。”深刻揭露了“功名”与“富贵”的关系。此外，诸如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当女儿绝食而死，他不仅没有悲哀，反而“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用全部心血去教四岁的儿子学八股文，以使将来儿子得了功名，讨个“封诰”；马二先生游西湖，不是想喝茶吃东西，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对西湖的秀丽景色一无兴趣。等等，这一切无不是令人拜会腹大笑的喜剧。同时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使我们在大笑之余，认识了封建科举制度的罪恶，认识到科举制度和封建礼教对人的灵魂的腐蚀，如何使人愚昧无知和精神麻木的。它带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
      特征之三：真实性和夸张性相结合。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一个成功人物形象的塑造，一个典型细节的刻画，都必须依靠一定的富有特征的事件体现。否则，作品就会枯燥无味，形象模糊，不可能真实生动地反映生活真实。《儒林外史》很多地方截取了人物富有特征的细节来夸张描写，将典型的细节和合理的夸张结合起来，以揭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
      小说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严监生非常富有，但悭吝成性，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悭吝的性格使得严监生临死前还“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这两个指头是什么意思呢？家里人都围在床前不断发问：有说是两个人的；有说是两笔银子；有说是两位舅爷不在跟前的。严监生听了，直是摇头，“那手只是指着不动了”。作者将情节放大，造成难解的迹，最后由他的妻赵氏将迹底揭开：
     “爷，别人都说不相干，只有我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职了。”说罢，心去挑掉一茎。
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我手垂下，顿时就没了气。……
      这个细节属于夸张，但它异常生动、深刻地揭示了严监生受财如命，辛辣地讽刺了这个悭吝的地主，写出了封建社会的真实面貌。
     胡屠父是一个喜剧性人物，是一个市井之徒，《儒林外史》通过范进中举前后的描写，突出了这个人自我矛盾的特点，收到了强烈的喜剧效果。范进中举而发疯，众人商议要范进平日最怕的人“来打他一嘴巴”，吓一吓，“把痰吐了出来”，才能治好“疯”。最适当的人选当然要算岳父胡屠户了。可他“作难”道：
     “虽然是我女婿，如今如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我听斋公们说：”打了天上的星宿，阎王就要拿去打一百铁棍，发在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我却是不敢做这样的事。“……胡屠户在众人的怂恿下，喝了两碗酒，壮一壮胆，终于打了范进一嘴巴。……胡屠父“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
     胡屠户这个平日里对范进吆五喝六、骂骂咧咧的人，此时因女婿中了举，“当了老爷”，一反昔日常态，瞻前顾后，不敢动手了。拍打人“十八层地狱”，昔日的“现世宝穷鬼”变成了今日的“贤婿老爷”。前后对照，典型细节真实的描写，胡屠户前倨后恭，趋炎附势的面孔跃然纸上。
     《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的情节很多，如胡三公子买鸭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象周进多年应试不中，参观贡院时，用头撞击号板；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用合理的夸张，而取得了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
此外《儒林外史》还恰到好处地掌握讽刺的分寸，针对不同人物，进行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讽刺；并且能随着人物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进行讽刺。如周进和范进，中举前，生活艰难，处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但较多的是境困苦，作者虽然对他们作了一定的讽刺，便较多的是同情他们；中举后，做了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巨变，品质变坏，作者态度也随之改变，采取的是辛辣 嘲讽。总之，《儒林外史》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创造，把我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写出了这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此学术论文发表《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年第三期）

虎子

作者：董希荣   
来源：http://www.oyue.cn/tjez/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33
2005-4-8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中叶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对封建社会揭露得深刻透彻，它的讽刺手法淋漓尽致，读过此书，使人“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惺园退士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它在继承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加上作者的天才创造，把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度，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儒林外史》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真实性结合起来。作者“秉持公心，指摘时弊”（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客观的态度去处理事物，不以主观偏见去阉割对象的丰富内容。全书虽然以描写被否家人物、被否家现象为主要任务，但并不因为显露描写对象的喜剧性特征、突出它们的可笑的一面，而忽视对象的客观整体内容。在吴敬梓的笔下，讽刺对象的性格中往往包含有某些正面的因素，并不写成无恶不作的坏人；这些人物不少都有一个逐渐变坏的过程，因而使人物既可笑，又真实；使讽刺即辛辣，又深刻。例如马二先生，头脑迂腐，醉心举业，处处显示出可笑的喜剧性格。但他同时又有善良、富于同情心、慷慨仗义、急人之难的品格，他拿出全部积贮为蘧公孙解脱灾祸；他出资埋葬了假仙人洪憨仙；他送钱送衣资助流落他乡的匡超人。这些使人感到这位穷酸的马二先生，还有其可贵的品质。但是作者在写他的义举时，又揭示了他可鄙、可笑的一面。他出题目叫匡超人做八股文，嘱咐匡超人以文章举业为重，以争取功名富贵来荣宗耀祖，显亲扬名，临别又从自己书架上检了几部八股文，塞在匡超人的被包里。作者就是通过这种真实、客观地描写十分平常的事件、场景，来塑造喜剧性形象，做到了喜剧性与真实性的结合。

      其次，《儒林外史》还善于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与悲剧性结合起来，使这部书不仅成为一部儒林丑史，而且成为一部儒林痛史。吴敬梓善于“从悲剧中发现喜剧”，“从喜剧，而且是从生活的绝对庸俗里发现悲剧”（《别林斯基论文学》）。他笔下的喜剧性人物都有某种悲剧性；周进走进贡院，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范进多年不中举，一中举反而发疯；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女儿死了，他大叫“死得好”，马二先生游西湖，除了吃六次茶，吃五次东西外，就是读墨卷，看请仙，拜御书，西湖的湖光山色，一点儿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这些都是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剧。但是，在大笑之余，我们却看到了罪恶的科举制度和吃人的礼教，是怎样把人的灵魂腐蚀毒化的。所以它又是人性被毁灭的社会大悲剧，它给我们的是流着眼泪的笑。就是作者肯定的正面人物如杜少卿、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他们一本正经用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迂腐行为，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这种以古礼乐助一助政教的幻想，也终归破灭，所以这也是他们的辛酸的悲剧。《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这两个特征，使它区别于历史上任何讽刺作品而独树一帜。

     再次，对照法和夸张法的运用。

（1）它让人物用自己的行动去否定自己的谎言，使冠冕堂皇的言辞与卑鄙龌龊的行为，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将深藏于人物心灵深处的卑污揭示出来，造成强烈的讽刺效果。
范进与张静斋到高腰县打秋风，汤知县不在，只得暂住关帝庙。严贡生来拉关系，送来九个盘子，并且自夸说：“小弟只是一个为人率真，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正说着，他家的小厮来请他回去，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严贡生强圈别人猪的行动，否定了他自己“从不晓得占人寸丝半粟的便宜”的谎言，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不禁使人哑然失笑。
（2）作者往往让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同一对象采取不同的甚至完全矛盾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从而产生喜剧效果。

      周进到薛家集任塾师，因为连秀才也不是的，所以请来陪客的秀才梅玖也不出迎，等周进进了堂屋，“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待到周进中了进士，当了官，他就朝周进的长生禄位牌叩头。前后两种迥然不同的态度，揭示了梅玖崇拜功名富贵的卑劣灵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骂范进是“尖嘴猴腮”。中了举以后，范进的外貌并未发生变化，而胡屠户却夸他的女婿是“方面大耳。”这种前后矛盾的态度，揭示胡屠户的市侩心理，揭露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世俗习气。
（3）作者善于对人物的最富特征的细节进行夸张的描写，即把某种需要否家的东西延伸放大，以揭示出这个人物的真实面目。第五回写严监生之死，就是著名的例子。作者把严监生“伸着两个指头”的细节，通过否定大侄子、二侄子、奶奶的解释加以放大，造成难解的谜，最后由他的妾赵氏把谜底揭出，从而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这个守财奴的形象跃然纸上。此外象胡三公子买鸭子前先拔下耳挖子戳戳脯上的肉，看肥不肥；胡屠户打了范进后手隐隐作疼，“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这种种典型细节的夸大描写，都突出了人物本质的某些方面。
《儒林外史》的语言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准确有力，简洁洗炼，含蓄风趣而富于形象性，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人物语言也各有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晚清学者蒋瑞藻指出：“长篇小说中，其完全白话之小说，予平生实未之见。其俗语、官话、文言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为首屈一指”（《小说考证拾遗》）。钱玄同也说它是“国语的文学”，可作“中等学校模范国语读本”。说明其语言之纯净，为人称道。

      例如第五回写吝啬鬼严监生对着他的妻舅王德、王仁批评他的大哥贡生：便是我也不好说，不瞒二位老舅，象我家还有几亩薄田，日逐夫妻四口在家里度日，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每常小儿子要吃肘，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家兄寸土也无，人口又多，过不得三天，一买就是五斤，还要白煮得稀烂；上顿吃完了，下顿又在门口赊鱼。当初分家，也是一样的田地，白白都吃穷了，而今端了家里花梨椅子，悄悄开了后门，换肉心包子吃，你说这事如何是好？这一大段话，侃侃而，如怨似诉，除了严监生自我暴露了守财奴性格外，同时也表现了严贡生的好吃懒做、只顾眼前的破落财主的本性。这种形象、简洁、个性化、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人物“现身纸上，声态并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运用对比映衬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在不经意中强化讽刺效果。例如，在描写胡屠户这个人物形象时，作品主要是通过他两次“贺喜”的对比，勾画出他的形象特征。第一次“贺喜”：当范进考中秀才时他来了，“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坐下便挖苦范进“现世宝”“穷鬼”，说范进中相公，是靠他“积了甚么德”，然后居高临下地教训范进，虽中了相公，不可在他这样“正经有脸面的人”面前“装大”，要立起“规矩”，不能有失“体统”。吃、喝加教训到日西时分才离去。临走的神态是“横披了衣服，腆着肚子”，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第二次“贺喜”，是在范进中举发疯的时刻。听说女婿中举，立即带着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当众人要他打醒范进以治其疯病时，这个平日百般辱骂、讽刺女婿的他今日却犯难惶恐了：女婿中了举人，“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否则阎王要让下“十八层地狱，永不得翻身”。经过众人怂恿、劝说，他连喝两碗酒壮胆，才颤着手“打”了范进一下，却不敢再打第二下。范进醒来，胡屠户更怕了，“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而且“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他很懊悔打了“文曲星”。回家途中，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到了家门”，又高叫：“老爷回府了”。二次“贺喜”，态度前倨后恭，这样，通过鲜明的对比，就轻松地、活灵活现地勾画出了胡屠户庸俗势利的市侩小人嘴脸。

       对篇中主要人物范进，文中通过他中举前后境遇和心态的变化，也进行了对比描写。中举前，范进是饥寒交迫，受尽人间白眼和嘲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去参加乡试，回来“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出榜那日，家里已经断炊。他不得不去集上卖鸡换米，邻居找来报喜，他却怎么也不信。而当确认“中了”后，终于喜极而疯。然而毕竟中举了，马上一切都变了。醒来后的范进对平日惧怕的岳父胡屠户也不怕了，由先前称其“岳父”改呼为“老爹”；时常嘲弄他的众邻居、素不相识的张乡绅也都来套近乎了。范进“洗了脸”，开始接受众人的朝贺。立即，房子、田产、金钱、奴仆，不招自来。这样，通过前后生活境遇和心态的强烈对比，把范进醉心功名、灵魂卑劣的腐儒形象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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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ttp://www.ilf.cn/wxsl/gudai/qingdai/008.htm

吴敬梓的生平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县人，他出身的那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际有过五十年光景的“家门鼎盛”时期(注：见《文木山房集·移家赋》。)。曾祖吴国对是顺治年间的探花。“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辈也多显达。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微。吴霖起是康熙年间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对吴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响。吴敬梓年幼聪颖，才识过人，少时曾随父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霍无度，被族人看作败家子。三十三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这种“失计辞乡土，论文乐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进步的思想家，颜李学派的首领之一李塨的传人。)。吴敬梓早年也熟中科举，曾考取秀才，但后来由于科举的不得意，同时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春兴》)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疑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注，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也不再应科举考试。

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过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名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他四十岁时，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吴敬梓怀着愤世嫉俗心情创作的《儒林外史》大约完成于五十岁以前(注：程晋芳《怀人诗》(作于1748-1750年)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据此可知书大概成于1750年前。)

吴敬梓晚年爱好治经，著有《诗说》七卷(已佚)。五十一岁时，乾隆南巡，别人夹道拜迎，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表示了一种鄙薄的态度。五十四岁时，在扬州结束了他穷愁潦倒的一生。作品还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吴敬梓生活在清政权已趋稳固的时代，随着王朝在军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统制的毒害也愈来愈深。文士们醉心举业，八股文之外，百不经意。吴敬梓十分憎恶当时土子的热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会风气，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怀着这种心情，他写出了这部卓绝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现存最早的卧闲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伪作(见金和《儒林外史跋》)。书中人物，大都有当时真人真事做影子，为避免清代统治阶级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说成明代。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说：

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

这段话说明了小说的主题。作品正是以反对科举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并旁及当时官僚制度、人伦关系以至整个社会风尚的。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作品一开始就通过周进、范进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科举制度是怎样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以及士子们热中科举的原因。六十多岁的周进，因未曾进学，不得不卑躬屈节，忍受着新进学的梅三相公的嘲笑；还替前科新中的王举人扫了一早晨“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后来连教馆之职也失去了，只得给商人记帐。当他一见贡院号板，就禁不住万感俱发，一头撞去，哭得死去活来。而当商人们答应替他捐个监生时，他竟爬到地上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驴变马，也要报效!”范进也是个连考二十馀次不取的老童生，发榜那天，家里没有早饭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鸡到集上去卖。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从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许多人来奉承他，不到两三个月，田产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见，士子们的热中科举，不过是为了爬上统治阶级地位，升官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臧蓼斋说他为什么要拚命花钱补个禀生时道：“禀生，一来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几年贡了，朝廷试过，就是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也清楚表明了这一点。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另一个人物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下，女儿鲁小姐也在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泪眼，怨他误了自己终身。匡超人出身贫困，原也还纯洁朴实，用自己的劳动养活父母。自从听了马二先生的“劝导”后，逐渐热中举业，后来得到李知县的赏识，追求功名富贵之心更热切了。为了府考，竟丢下重病的父亲。当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与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选文章、骗饭吃。还跟潘三一起，假刻图章，短截公文，设计代考。。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结贵，抛弃原妻，并恬不知耻地说：“戏文上说的蔡状元招赘牛相府，传为佳话，这又何妨!”就这样，作者通过一连串人物活动，揭示了八股文、科举制度怎样使一些朴实的年轻人，逐渐堕落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变成了忘恩负义的无赖!

作品还写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读书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居乡则为土豪劣绅，从而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窳败。王惠当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问：“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梦里也是怕的”。高要的汤知县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贿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师父，引起回民鸣锣罢市。彭泽县大姑塘附近两只盐船被抢，告到县里，反而挨了知县的二十大板。这些官吏就凭藉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们也能以贡生、举人的特权，通过同年或师生关系，勾结官府，鱼肉人民。退仕的张静斋就是本乡的恶棍。严贡生横行乡里，他强圈别人的猪，没有借给别人钱却向人要利息，讹诈船家，霸占二房产业，是个典型的劣绅。

在讽刺举业中人物的同时，作品还用了大量篇幅刻划那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人物。他们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读书人，以风流名士自居，过着无卿的寄生生活。娄三、娄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回到家乡，自命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侠客尊为上宾，结果落了一场没趣。无数斗方名士靠胡诌几句诗，沽名钓誉。连医生赵雪斋，开头巾店的景兰江，盐务巡商支剑峰也假托名士，趋炎附势。作品通过他们的所谓诗酒风流的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径，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们的生活真实，指责了科举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

除了儒林群丑外，小说还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现实。官府衙门从上到下令污成风。“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有了钱就是官”，万青山由假中书变成了真中书。像潘三这类的差役，也处处为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揽诉讼。而真正做些好事，较为清廉的官吏，却往往没有好结果。肖云仙罚款，汤镇台被贬。至于广大淳朴善良的人民生活更是痛苦。小说中出现了投水自杀的农民，无法安葬母亲的杨裁缝，卖了儿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径的木耐人妇，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绘了他们活不下去的惨境。

《儒林外史》不仅有揭露、讽刺，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个贵公子，在他身上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银子来帮助他，钱花完了，就变卖产业。他轻视功名富贵的科举制度，在辞却征聘以后，“乡试也就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骂那些学里的秀才作奴才，骂那热中功名的臧蓼斋作匪类。他反对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琼枝，称赞她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士芥，这就可做的极了。”他说：“《溱洧》之诗，也只是夫妇同游，并非淫乱。”并不顾他人的讪笑，与妻子携手同游清凉山，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个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琼枝，敢于反抗封建社会的压迫，以刺绣卖文为生，自食其力，是个新的女性形象。

此外如讲究文行出处而轻视举业的虞育德、庄绍光和迟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们企图以祭泰伯祠的迂阔举动，来挽回世道人心，实际表现了吴敬梓思想中的落后一面。

作品中置身功名富贵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劳动者也是儒林群丑的明显对照。牛老爹、卜老爹和鲍文卿等都是忠厚诚笃的下层人物。作者借向鼎的口赞鲍文卿说：“而今的人，可谓江河日下。这些中进士、做翰林的，和他说到传道穷经，他便说迂而无当；和他说到通今博古，他便说杂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这鲍朋友，他虽生意是贱业，倒颇多君子之行”。鲍文卿爱惜人才，凭自己本领吃饭，认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而拒绝纳贿，鲜明地反衬出那些读书人的丧尽廉耻。小说结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现奇人。贫苦的季遐年，字写得最好，却不贪钱，不慕势。卖火纸筒的王太以下棋为快事。开茶馆的盖宽，无事就在柜台里看书、画画。裁缝荆元则敢于把他的“贱行”提到和读书、识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尽了后，面对这些自食其力，不图富贵、不伺候人颜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无限倾慕的心情。

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

我国讽刺文学来源悠久，先秦诸子寓言中，已有讽刺作品。从小说来说，在《西游记》里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后来的《西游补》、《钟馗斩鬼传》等也是讽刺意味较多的长篇小说，但后者词意浅露，艺术上比较粗疏。明代拟话本和清初《聊斋志异》中都有讽刺科举的短篇小说，特别是《聊斋志异》中有不少成功的讽刺作品。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吴敬梓以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生活体验和鲜明的爱憎，写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所谓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正是体现了这个精神。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马纯上取材于冯粹中，迟衡山取材于樊南促，庄征君取材于程绵庄等。许多人情世态也都是当时社会上司空见惯的。作者抓住了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观的说明，使读者从客观事物本身得到启发。正如鲁迅在《什么是“讽刺”》中所说的，“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例如小说十七回写“斗方名士”的一段对话：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个疑难在此，诸公大家参一参。比如黄公同赵爷一般的年月日时生的，一个中了进士，却是孤身一人；一个却是子孙满堂，不中进士。这两个人，还是那一个好?我们还是愿做那一个?”……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见，还是做赵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赵爷各样好了，倒底差一个进士。不但我们说，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着一个进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进士，不要全福；只做黄公，不做赵爷。可是么?”支剑峰道：“不是这样说。赵爷虽差着一个进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经高进了，将来名登两榜，少不得封诰乃尊。难道儿子的进士，当不得自己进士不成?”浦墨卿笑道：“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临监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掼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样看来，儿子的倒底当不得自己的。”……景兰江道：“众位先生所讲中进士，是为名?是为利?”众人道：“是为名。”景兰江道：“可知道赵爷虽不曾中进士，外边诗选上刻着他的诗几十处，行遍天下，那个不晓得有个赵雪斋先生?只怕比进士享名多着哩!”

这里作者写的是当时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显然只是如实地反映出来，却把那时文士们内心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马二先生游西湖时，西湖的秀丽景色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酒店里挂着的透味的羊肉，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等却使他羡慕得喉咙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书又使他马上磕头一拜。他见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头不敢仰视。在书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选本就打听它的销路。在这些看来似乎漫不经心的描写里，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虚，已相当生动地表现出来了。

当然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在真实基础上的夸张，是讽刺所必要的。周进撞号板；范进中举发疯；范母一喜而死；严监生临死因点了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严贡生发病闹船家等精彩描写，都因合理的夸张，而取得强烈的讽刺艺术效果，从而更真实地暴露了问题的本质，起着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于作者态度的严肃和爱憎的分明，他还能针对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讽刺。他对王惠、汤知县、严氏兄弟这批贪官劣绅，是无情地揭露和严厉地鞭挞；他对具有诚笃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难，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举的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讽刺。王玉辉是受封建礼教毒害很深的人，为了“青史留名”，他鼓励女儿殉节，在女儿死后，还“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儿入烈女祠公祭的时候，他却“转为心伤，辞了不肯来”。后来在苏州见到船上一个少年穿白的妇人，他却又想起了他的女儿，“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作者通过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复杂的性格，同时又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礼教。作者的讽刺有时还随着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品质的变化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如范进未中举以前，境遇相当可怜，作者虽对他有一定讽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来他中了举，做了官，变得很恶劣，作者的态度也随这改变，就对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风。总之，吴敬梓的讽刺艺术不仅分寸掌握恰当，而且能将矛头直接指向罪恶的社会制度，而不是人身攻击。它体现了现实主义讽刺艺术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这是《儒林外史》经常运用的讽刺手法。小说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去汤知县处打秋风时的情况：

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就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碗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动。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看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一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里通过范进行动的前后矛盾，把他居丧“尽礼”的虚伪性揭露无馀。又如严贡生正在吹嘘自己“为了率真，在乡里之间，从来不晓得占人寸丝米粟的便宜”时，小厮就来说：“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了。在家里吵哩。”再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说他“尖嘴猴腮”，骂得狗血喷头；中举后就说他是“天上的星宿”，开口“贤婿”、闭口“老爷”，就活画出这个市侩小人的丑恶嘴脸。

明清明代其他长篇小说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对黑暗现实的揭露虽然也很深刻，但体现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却写得更光辉、更动人。《儒林外史》写得最多、也最吸引人的无疑是儒林中的各种丑恶现象，表现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说中毕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么动人。从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说是我国小说史上比较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

《儒林外史》语言的特点是准确、洗炼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经常能三言两语，使人物“穷形尽相”。如第二回中写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这里一个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现在我们面前。有时由于一个字用得很恰当，使人物“情伪毕露”。如严监生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间侍奉汤药，极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时，甚至祈求菩萨宁愿替她死。但当王氏死前到赵氏说了“何不向你老爷说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后，作者紧接着就写“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这一个“忙”字，就把赵氏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吴敬梓学习运用人民群众的口语相当成功，对话中有时引用谚语、歇后语，也能恰切自然。

小说的艺术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别是三十八回以后远不如前面描写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寻亲、青枫城大战、野羊塘大战等片段，不但思想内容差，艺术上也是败笔。

《儒林外史》的结构“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没有连贯全书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时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事与其来俱起，事与其去俱迄”。这种独特形式虽然是受到了《水浒传》等书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出于作者的艺术构思。全书以反对科举制度为主干，通过这一点，运用自如地安排各类人物和故事，从而达到较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的目的。因此，尽管这种结构形式不免有些松懈，但对它所反映的特定内容来说是和谐的。

《儒林外史》所达到的高度的思想艺术成就，使它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惺园退士序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见作品反映现实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说史的发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国古典讽刺小说的基础，为以后讽刺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晚清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等显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影响，并在结构上也有所模仿。我国新文学的伟大作家鲁迅，极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战斗的文学传统特别在讽刺手法的运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关系。

虎子

作者：余 杰
http://www.cnread.net/cnread1/wxpl/1/zjsp/015.htm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