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的恶谑语言

虎子

作者：李曙豪
来源：文化研究网
2005年05月16日 00:14

  【内容提要】:黑色幽默是美国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常常运用恶谑的艺术手法来制造喜剧效果。受到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出现了恶谑语言，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艺术表征。如刘震云小说中的恶之谑、王小波小说中的恶之美以及王朔小说中的恶之思。    黑色幽默是美国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它常常运用恶谑的艺术手法来制造喜剧效果。受到黑色幽默小说的影响，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出现了恶谑语言，并形成了一些新的艺术表征。如刘震云小说中的恶之谑、王小波小说中的恶之美以及王朔小说中的恶之思。

       荷兰著名文论家杜威•佛克马认为：“后现代主义者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语言，人们必须懂得这一语言，才能理解他们的文本”·［1］。他又说，后现代主义这种特殊的语言，：“或一种特殊的文学代码，它仅仅为一批作家所使用，他们颇（或在某种程度上）为众多的读者所熟悉；因此，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实，一个享有或部分享有知识的事实”·［2］曾几何时，中国当代小说中也具有了这种后现代主义语言。
     
     在80年代后的中国当代小说中，流行着一种幽默化的小说语言。这种幽默化的语言随即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型。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有幽默情调的作家很多，他们的小说常常运用幽默化的语言。如高晓声、邓友梅、谌容、张洁、李国文、陆文夫、贾平凹、蒋子龙、冯骥才等等。他们凭借对生活的直觉、洞察力和悟性对生活作多意义、多层面、多手法的表达，使作家从生活实践中积淀的素材，在一种幽默、讥讽、嘲弄的喜剧气氛中得到审美化表现。这一时期的幽默化小说语言具有以下特点：幽默与讽刺同构、和嘲弄杂糅；幽默方式多样化，其夸张没有脱离生活的真实，其变形也在一定的时空中进行；荒诞折射现实，现实包孕荒诞，通过荒诞把现实提高到更高的层次。另外，他们与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虚无主义无缘，他们传达的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作品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其次，小说家通常把幽默与嘲弄的对象指向某些被历史所扭曲的心灵。这些作品，寓美于丑、悲喜融合。小说叙事主体以一种辨证的、达观的态度进行理智的、哲学的思考。这些作品褒贬分明，在否定丑恶的同时，礼赞真善美。但是，80年代初期所形成的幽默之风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发生了深刻的转型。出现了 “病态的幽默”。以刘索拉为开端，徐星、王朔为后继者，王小波、刘震云是集大成者，其它如莫言、余华、等作家的作品中也多有病态的幽默出现。这种幽默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不和谐的、无秩序的。对世界有一种忧郁、烦躁、无能为力的失望情绪。它对畸变、荒谬、痛苦的反应是漠不关心和麻木的。它反对严肃，作品往往是处于“零价值”状态，因为它认为世界本身是可笑的、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规律。它不但嘲讽客观现实，还进行自嘲。它把悲和喜都推向极端，使之产生极大的不和谐。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这次幽默语言的转型绝不是空穴来风，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 了来自美国黑色幽默派小说的影响。
     
     所谓恶谑就是以喜剧的手法来写悲剧。嘲笑本该值得同情的不幸，或者肯定本来荒诞不经的事物。《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一章描写因装病而躺在医院里无所事事的尤索林的所见所闻，其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那个身着白衣的士兵从头到脚都用石膏和纱布缠住。他有两条无用的腿，两只无用的胳膊。┅┅装上拉链的双唇通过管子被缝进两肘上方的绷带中。管子是从他的腹股沟的胶结材料上竖起来的，并与一根细细的橡木软管相连。橡皮软管负责排出肾脏所排出的废物，并高效率地把这些废物滴进地板上一个清澈、带有塞子的罐子中。而当地板上的塞子满了以后，从肘部给他输液的罐子也空了，这时两个罐子只是简单地、迅速地对调一下，以便罐子中所盛的排泄物能够滴回他的身体中。他们真正所能看到的有关白衣士兵的全部东西只是他嘴唇上方的一个磨损了的黑洞。”托马斯。品钦的短篇《伊色弄到了一个鼻子的差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这样描写：“他们蹒跚的跛行可能意味着在一只腿上布满了由伤疤的结缔组织构成的锦缎和浮雕——有多少女人曾经看见了这些而又躲开了？——他们很想把咽喉上的疤痕象华丽而俗气的战争勋章一样谦逊地隐藏起来；他们的舌头从面颊上的一个洞口伸了出来，由于这张额外的嘴巴，他们将永远不能再讲什么悄悄话”。
     
     冯尼古特在他的《冠军的早餐》中曾经描写过一位科学幻想小说家特鲁特编选的故事：“故事发生在夏威夷岛。岛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属于大约是四十个人所有。在故事中，特鲁特让这些人作出决定，把他们的财产权行使到最充分的程度，在所有的地方都插上‘不准入内'的牌子，这就给岛上的九百万居民造成了可怕的问题。万有引力的法则要求这些人待在地球表面的某地，要不，他们也可以到水里去，漂浮在海岸之外。于是在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制定了一项应急计划，它提供了一批充满氦大气球，把那些没有财产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装在上面，每一个气球都用绳子拴住。由于绳子的帮助，夏威夷人可以继续生活在这座岛上而不必经常碰着别人占有的东西了”。
     
     在存在主义看来，人道主义和传统价值观都是不足取的人生态度。海勒从材料学的角度来观察病人；品钦用观赏浮雕艺术的眼光来描写伤兵的疤痕；冯尼格用万有引力的作用来作为人不能没有地方立足的根据；这些人物和情节显得滑稽可笑。肯·凯西在小说中写到:“丢掉了笑,就丢掉了立足点......必须用笑来对待伤害了你的事情,这正是为了使你保持平衡,正是为了使你不致发疯。”约翰·巴思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对于事实中可怕的专横粗暴,如果我还从未感到绝望,那是由于我还从未认真对待......我幻想把书中第一项事实都看作是一篇童话。”冯尼格特认为:“任何一种死亡都无所谓,所有的死亡都一样。”“一条狗的死亡,一个小说人物的死亡,香槟酒中一个泡沫的消亡都一样。”在他小说《第五号屠宰场》中,每当人们碰见人的死亡,总重复地淡淡地说:“就是这样的嘛”,或“那有什么”。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毕里被描写为一个“时间上的旅行者”,因为“时间是连绵不断的统一体,没有片刻孤立的存在”。因此,他的生和死总是同时共存的,而且将永远共存下去。一般说来,悲剧主要表现悲壮的美,喜剧表现可笑的丑。而黑色幽默文学,却把悲剧的内容加以喜剧化的处理,悲痛和不幸成了开玩笑的对象。在文学史上,这是一种新美学形式,也是幽默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样式。
     
     随着黑色幽默在国内的译介和接受，中国当代小说明显地借鉴了黑色幽默小说的恶谑化语言。并且结合作家们的创作风格，呈现出风格各异的变体。
     
     恶之谑：写出《一地鸡毛》、《单位》、《头人》、《新兵连》等小说的刘震云是一个很另类的作家，第一，他的小说写得通俗平实，但让人觉得很深刻。他写的无非是些生活中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后面有丰富的意蕴。第二，他的小说技法很传统，但让人觉得他很前卫。地地道道的传统叙事风格，但总让人觉得有独特之处。要解开这个秘密先要读他的小说。从刘震云目前发表过的小说来看，莫不贯穿着一个乡土加批判的主题，就是《一地鸡毛》中的小林虽然来到了城里，仍然是个乡土人物。刘震云对乡土人物和乡土风情十分熟悉，把乡土写得富有传奇色彩，有趣而发人深思。同时，刘震云是带着双重批判的眼光来审视乡土的。首先批判乡土人物所处的环境，其次批判乡土人物。不难看出，《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有懦弱和随污合流的一面，《手机》中的严守一、费墨已经被庸俗化了。就连一直在农村的黑砖头也学会了与澡堂小姐勾搭。但是，这个批判的主题在刘震云的小说中经过了冷处理，小说以谐谑来对抗这种人性和世俗的负面。这是黑色幽默的手法。关于“黑色幽默”，刘震云在一篇访谈录中谈到过。在这篇访谈录中，问者提到：“像许多论者提出的那样，您虽以‘新写实'知名，但一句新写实实在很难囊括您这一批作品中的艺术个性，我从中能体会出您的‘黑色幽默'意味和存在主义色彩，而且，┅┅对小人物无奈、尴尬命运的展示并没有导向果戈理、鲁迅式的阴郁、绝望。这或许是您的独特之处”。刘震云的回答是：“我觉得用知识分子的‘新写实'不恰切，在创作中，我是带有感情的，打开了感情世界同艺术世界的通道，打开了这个通道才有创新能力。几千年来，中国统治者是反对创新的┅┅，语言习惯、生活模式不能动，动了就是大逆不道，使这个民族僵化了，安于模仿”，又说“每个人对历史、乡间人、乡间事件的叙述都加入了他们个人极大的创造，按照他们的经验观念去看世界，自然而然就有了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所谓现代化、黑色幽默”。· ［1］从中中可以看出，刘震云的小说创作一直比较注重创新。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运用黑色幽默手法来写小说。，正是这种黑色幽默的技法使读者对刘震云产生了前卫的印象。
     
     手机里面对恶谑的手法运用得十分普遍。小说对老严的描写充满了恶谑意味：严守一的爹老严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不说话，总吃哑巴亏。严守一“他爹”，一个“不爱说话”的人：“每句话全是单词，┅┅老严赞成是‘弄'，不赞成，是‘弄个球'；另四句是感叹词，不管是高兴或是愤怒，都是‘我靠'”，我们看到在刘震云笔下，怎样把一个一善良的人写成一个萎琐的人。老严的死本是一件有悲剧意味的事，但小说写道：“严守一他爹又中了一次风，嘴开始向右歪，倾斜着流涎水。一直到死，再没有说过一句话”。在恶谑的笔法下，死亡也成了调侃的对象。再看看严守一与于文娟的离婚事件。通常，离婚带给人的是痛苦。可是严守一听到于文娟要离婚，第一反应是“快，真快”，当于文娟离开时，他只说了一句话“保重”。这些话恰像一个幸灾乐祸的人说出来的。小说更没有写于文娟的痛苦感受，而是用了一个崇高的经典故事来比喻于文娟：“从事变说到婚变，‘嗒嗒嗒嗒'，嘴像机关枪似的，扫出半个扇面；脸色倒没变，还笑着，像上个世纪一个叫董存瑞的战士，拉响了炸药包，还面带微笑，意思是：宁肯粉身碎骨，也得让这碉堡炸了”。这样的叙事语言，带有明显的恶谑意味。再如在洗脚屋按摩的时候。“费墨：不叫 ‘良家'还好，一叫‘良家'倒显得有些暧昧。费墨面前的小姑娘已经开始给费墨捏脚，边用力捏边抢过话头，原来她是四川人：‘我们老板不是这意思。我们有四良。'费墨：‘哪四良啊？'小姑娘：‘良家妇女，用善良的心，优良的服务，给顾客留下良好的印象'”。这个天真到带有幽默感的小姑娘的语言，传达出了对勤劳、善良到无知地步的劳动者的恶谑。还有费墨的家庭破裂。当费墨的事情败露以后，严守一仍然和费墨在作戏。费墨抱怨不已的是：“二十多年了，确实有些审美疲劳”。追悔不已的是：“房间是开了，但就在床上拉了拉手，接着改在咖啡厅坐而论道”，“她二十出头，我快五十了，一到床上，我有些发怵”，“它不争气，好几年了”。要问这时的幽默从哪里产生，产生于对败露者的嘲弄。这样的情节比比皆是。小说充满了对无奈的人生失败者的调侃和嘲弄。
     
     另外，手机对人物的描写也充满了恶谑意味，看《手机》中怎么写人物：严守一的好朋友张小柱：“头长得像个歪把南瓜，胳膊腿细，像马杆；由于头重，每天像碾盘一样压在肩膀上；右眼玻璃花，看东西先揉左眼”。出版社的老贺：“是个矮子，头上就一绺头发。但他对这绺头发却很心爱，让它从左边伸向右边，从整个光头上爬过去”。一位新潮女作家：“全靠胡编不说，而且老有错别字。她最爱用的一个词是潸然泪下，一页得哭三回。但她强调用身体写作，所以她的作品倒畅销。可她长着一个倭瓜脸，五短身材，本身就没有身体”。“激情三十七”的主持人马勇：“马勇长着一幅猪相，扫帚眉，三角眼，但因为长得丑陋，一说话观众就笑”。这几个人物可以说在小说中都称不上反面人物，但都遭到了嘲笑。由此使人联想到《二十二条军规》和《五号屠场》中对一切人物都无情地予以嘲讽，连尤索林、比利等主人公也不能幸免。而《手机》对严守一、沈雪、费墨不也同样如此吗。
     
     至今，仍有人以传统观念或官方意识形态来批评刘震云。如有人认为《手机》“怀着一种近乎诅咒的恶意嘲弄一切。他通过对他者的嘲弄，体验一种消极的快感。他对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持一种否定的看法，认为人们所讲的大多是‘废话'。像贾平凹、莫言、余华等人一样，刘震云也是一个‘善真美感受贫弱症'患者（即对善良、真实、美好的人情事物缺乏敏感，反应冷淡，而对暴虐、丑恶、病态、阴暗、残缺等消极现象大加渲染、乐此不疲的人。此注为原文中有）。在刘震云的相当一部分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美好、善良的人。在他的笔下，人不仅内心世界残缺、丑恶，而且，也不配有美好的外在形象。他总是乐于把人写成丑陋、可恶的样子”。·［2］这种传统的批评言之偏颇。因为作为文学的功能来说既可以写美好的人性和事物，也可以揭露丑恶的事物。而从新潮小说的创作来看，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刘震云的小说如《一地鸡毛》、《单位》、《手机》在恶谑的语言后面，是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反思。而足以称道的是，刘震云在众多的当代小说家中，没有停留在大多数小说家所停留的“困惑”水平，而是深入生活，大胆写作，在这方面，他的小说比贾平凹、莫言、余华更多一些思辨色彩。
     
     恶之美：王小波在《文明与反讽》一文中阐释了黑色幽默精神：“据说在基督教早期，有位传教士（死后被封为圣徒）被一帮野蛮的异教徒逮住，穿在烤架上用文火烤着，准备把他作一道菜。该圣徒看到自己身体的下半截被烤得吱吱冒泡，上半身还纹丝未动，就说：喂！正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这个例子说明的是：只要你不怕做烤肉，就没有什么阻止你说俏皮话。但那些野蛮人听了多半是不笑的：总得有一定程度的文明，才能理解这种幽默”·［1］
     
     王小波把恶谑看成是一种对苦难的蔑视，并认为这是一种具有较高文明的美感。同时，他将恶谑与他的追求有趣的文学观统一起来。：“在社会伦理的领域里我还想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据我的考察，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优雅，收获到精雕细琢的浪漫；在一个呆板的社会里，人们可以收获到幽默──起码是黑色的幽默”·［2］”在黑色幽默的影响下，在他的小说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恶之美：如在《未来世界》中写老大哥王二挨鞭刑的感受：
     
     “在X架上，最能感觉到自己是个造型艺术家，有丰富的想像力。比方说，有一鞭是斜着下来的，你马上变成两块硬面锅盔，或者是cheese cake，对接在一起。假如有一鞭横着抽在腰眼上，就会觉得上半身冲天而起，自己有四米多高。假如鞭子是竖直地抽下来，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含露的芙蓉，冉冉开放。”恶意地调侃受鞭刑的痛苦。同时又把受鞭刑的感受写得富有美感。受鞭刑成了灵魂升华的过程，简直有点飘飘欲仙。
     
     《黄金时代》中写挨批斗：“ 那时她表演给女儿看，当年怎么挨斗。人是撅着的，有时还得抬脸给人家看，就和跳巴西桑巴舞一样。那孩子问道：我爸呢？陈清扬说：你爸爸坐飞机。那孩子就格格笑，觉得非常有趣。”
     
     “有关斗争差的事是这样的：当地有一种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破鞋。到了农忙时大家都很累。队长说，今晚上娱乐一下，斗斗破鞋。但是他们怎么娱乐的，我可没见过。他们斗破鞋时，总把没结婚的人都撵走。再说，那些破鞋面黑如锅底，奶袋低垂，我不爱看。后来来了一大批军队干部，接管了农场，就下令不准斗破鞋。理由是不讲政策。但是到了军民共建时期，又下令说可以斗破鞋，团里下了命令，叫我们到宣传队报到，准备参加斗争。马上我就要逃进山去，可是陈清扬不肯跟我走。她还说，她无疑是当地斗过的破鞋里最漂亮的一个。斗她的时候，周围好几个队的人都去看，这让她觉得无比自豪”。这里是恶意的自嘲，但是这种自嘲简直等同于自我陶醉！
     
     又如《寻找无双》写鱼玄机受绞刑：“在三绞毕命之前，鱼玄机走上台子，用手向后撩起头发，让刽子手往她脖子上系绞索。那时候她还笑着对刽子手说：呆会儿可别太使劲了。我的脖子是很细的哟”。（《怀疑三部曲》19页）
     
     “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她死时穿了缎子，皮肤又滑腻，所以肩膀不好抓。虽然预先在掌心里涂了松香，还是抓不住。事情办完后，双手抽筋，请了好几天假，少杀了好几个人。这是不小的损失，因为刽子手拿的是计件工资”。（27页）这是对死亡的嘲笑，对鱼玄机描写极富造型之美。
     
     王小波承认自己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手法，他在《与人交流》一文中说：“《未来世界》这篇小说，写了一个虚拟的时空，其中却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我觉得它不属于科幻小说，而是含有很多黑色幽默的成分。”·［1］恶谑的手法在王小波的小说中运用得相当普遍。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于黑色幽默，我认为无须刻意为之，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把它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 ［2］。其实对于一般的作家来说，并不能做到看到什么、感觉到什么，写下来就是黑色幽默。只有创作主体在这方面有足够的审美感受，才能做到。
     
     王小波的小说曾被认为是颓废的。确实，他的小说很有19世纪产生于英、法以波德莱尔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风格。在对死亡、伤病、受刑等持一种近于欣赏陶醉的描写上，黑色幽默与唯美主义也是相通的。从王小波的作品可以看出，从他个人的气质来讲，王小波是一位多血质的人，擅长感官描写，想像力非凡，所以他小说中的恶谑，带有幽默的味道，又不止于幽默，而是升华到带有恶意的美感。王小波又被称为“浪漫骑士”、“精神斗士”，他小说中的“恶之美”不但是其对恶的普遍性的漠视，而且是对人生无意义的反讽。
     
     恶之思：受黑色幽默影响较大的另一位中国当代作家是王朔。有人认为“王朔的作品表现了主人公们内心的空虚无聊和一种荒谬的情绪，但这一切都是以喜剧的形式出现的，调侃，逗乐、诙谐，风趣反讽幽默，然而喜中含悲，乐中带苦，是一种‘含泪的笑'，‘喜剧化的悲剧'。正如欧战摧毁了西方人的传统观念，才导致了 ‘黑色幽默'等文学思潮一样，王朔的小说就是在一个传统传统的道德观念土崩瓦解的时代里产生的，那种妙趣横生，充满生机的语言风格使他的‘黑色幽默'颇具中国特色”·［1］。
     
     王朔的小说曾被认为是对一切崇高和价值的恶意的嘲弄和颠覆。他用恶意的带玩笑的小说话语把一切固有价值：人性、道德、伦理、操守、都进行了无情的颠覆。另一方面，王朔的小说又被认为是“文化小说”，他在颠覆固有价值的同时，也在反思传统文化，甚至试图重构文化体系。因此，他从黑色幽默那里借鉴来的恶谑手法，经过他的创化，变异为他的略带调侃意味的文化否定与文化反思。且看他小说中如何对诸如秩序、伦理、等进行恶意的调侃。
     
     “庞大的公共汽车结队而来，像一列列重载火车。马林生如同插在架上的书，被紧紧贴挤在两扇脊背之间，透过薄薄的衣衫，他甚至能数清对方身上有多少块骨头脊柱排列是否垂直。如同正月十五的摇元宵，裸露着脚体的人们随着汽车行进的节奏把自己肌肤上分泌出的汗液沾染的尘埃毫无保留地蹭到其他人的肢体上，公共汽车尚未开出一站，全车男女老少已经脏得不分彼此，当以体麝香和屁味儿袭来时，很多无辜的人受到了猜疑，大家只好皱紧眉头以示清白”。（《我是你爸爸》）这是对现代世俗生活的恶谑，也是对现代生活的反思。
     
     “自个转身进了屋。如果不算那些人工流产弄掉的，马锐就是马林生唯珠亲生儿子。马锐不属于优生，就是说他的孕育是在马林生和他当时的妻子的意料之外的，缘于一次小小纰漏，纯粹是因为他们的心慈手软一拖再拖终成既事实，他完全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当了这个孩子的爸爸，就像过去被旧军队拉了夫的良民。小时候总觉得给别的小孩当爸爸是顶体面顶光荣占便宜的事，真当了爸爸倒留恋起做儿子的时光了”。（《我是你爸爸》）这是对人性伦理的恶谑，也是对人性伦理的反思。
     
     《我是你爸爸》中的马氏父子的生活是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马林生和儿子马锐都努力按照传统观念中的好父亲和好儿子来塑造自己，同时又以这种价值观念去约束对方。使两人都背上沉重的精神枷锁。从王朔的文化态度来看，他对这种人物是持讽刺态度的。于是他对人物的调侃是建立在人物的悲剧性处境下的调侃。是一种恶谑式的调侃。同时他对传统文化使人处于尴尬境地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再看他在《玩主》中的恶谑语言：
     
     “天色很亮，纹风没有，街上无声地下着瓢泼大雨，街树冠盖修剪得象最简陋的儿童画，笔直不动地成排伫立雨中。马青屁股离座儿地卖块儿蹬着一辆蒙着塑料布的平板车落汤鸡似地张望着前面雨幕中有着巍峨廊柱的剧场。于观、杨重都背头管裤，神态庄重地站在剧场镶着沉重的铜饰的玻璃门前迎接着沿宽大花岗岩台阶拾级而上的来宾，鸡捣米似地文雅地点着头”。
     
     “于观站到条幕边，脚往台上一迈，立刻作出满面春风的样子，就坡下驴地轻轻鼓着掌迎着满场哄声亮了相。随着他身后，丁小鲁、林蓓、杨重和其他不三不四的人也硬着头皮登了场，最后一个扭捏地不肯上场的人几乎是被马青推出来的”。
     
     “你别不承认，其实我也不是要责怪你，我只是觉得象你这样天资这么好的女孩子要能够把握自己。你很漂亮、单纯，很多人都会围着你转，很容易就滑下去了。真的，我是一片诚意才对你说这番话的。我不忍你到头来落得象有的女孩子的地步：满身疮痍，无其归所。”
     
     《顽主》中的顽主们，表面上玩世不恭，倨傲不羁，实际上却有难言的痛苦和辛酸。尽管小说是在一片笑声中进行的，但那是苦笑，是“绞刑架下的笑”。王朔在这里表达是对所谓“流氓文化”的反思。其它作品如《过把瘾就死》、《千万别把我当人》、《一点正经没有》、《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等小说中都运用了这种恶谑语言。
     
     如果以上三位作家对恶谑语言的运用还不足以说明黑色幽默小说中的恶谑语言之于当代小说的影响。那么再看看其它的例子。莫言的小说中有着明显的恶谑意味：
     
     “孙五把罗汉大爷那只肥硕敦厚的耳朵放在瓷盆里。孙五又割掉罗汉大爷另一只耳朵放进瓷盘。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红高粱）
     
     “......他的胳膊触地时发出一声脆响，一根尖锐的、不整齐的骨头从衣袖里剥出来。那只耷拉着的手成了一个独立的生命在无规律地痉挛着。骨头刺出衣袖的一瞬间没有血，骨刺白疹疹的，散发阴森森的坟墓气息，但很快就有一股股的艳红的血从伤口流出来，血流得不均匀，时粗时细，时缓时急，基本上像一连串连续出现又连续消失的红樱桃”（《狗道》）
     
     例子中对于惨烈的杀人场面的近于“欣赏”的态度和“工笔重彩”的描写是典型的恶谑手法。第二例中的最后一句与《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对跳楼者血淋淋的尸体的描写：“像只装满草莓冰淇淋的毛呢口袋”·［1］十分神似。但是，如果单从对恶谑这一语言的运用来说，莫言的小说明显缺乏创化，只能说是对黑色幽默小说的机械模仿，可以称之为“恶俗”。
     
     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也明显地带有黑色幽默的色彩。许三观为了多卖点钱，卖血之前拼命地喝河水，以致喝得太多走不动路，涨坏了尿泡子的描写和卖了血以后虚脱得说不出话来，却依然要神气地要一碟炒猪肝和一碗温黄酒的描写是典型的“黑色幽默”手法。另外在他的《现实一种》和《古典爱情》里，也多处运用了“恶谑”语言。余华被称为“先锋作家”。先锋二字不负虚名，他擅长不露声色地融受西方后现代派小说技法。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后现代主义语言的成因很多，绝不仅仅是黑色幽默的影响。同时它的外在表征也是丰富多彩的，恶谑语言只是其中一种。后现代主义虽然80年代末在西方已经处于式微的趋势，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语言的角度仅能窥其一斑。
     
     Summary : The black humour is a school of literature of modernism after one in U.S.A., it often uses the artistic tactics teased malicously to make comedy result. Influenced by black humour novel, has teased languages malicously too in China's contemporary novel, have formed some new arts to signify. If teasing fiercely in Liu Zhenyun's novel , fierce beautiful and fierce thought in Wang Shuo's novel in Wang Xiaobo's novel.
     
     Keyword: Black humour; Contemporary novel; Tease maliciously
     
     ·［1］ 杜威•佛克马，前言，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页。
     ·［2］杜威•佛克马，前言，走向后现代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页。
     ·［1］ 刘震云访谈，小说评论，2002年第3期，33页，
     ·［2］李建军，尴尬的跟班与小说的末路——刘震云及其小说批判，小说评论，2004年2期
    ·［1］ 王小波，文明与反讽，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352页
     ·［2］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序言，《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3页
     
     ·［1］ 与人交流，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320页
     ·［2］与人交流，沉默的大多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320页
     
     ·［1］ 吴其尧，中国新时期小说中的黑色幽默意识，中国比较文学，1994，2期，197
     ·［1］ 第二十二条军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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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曙豪，男，34岁，湖南洞口人，广东韶关学院讲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外比较文学研究。联系地址：512023，广东韶关市韩家山韶大宿舍25栋602.电话：051267164873或13622458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