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简介

大宝·韦

陈望道（1890～1977）

      修辞学家、语言学家。原名参一、融，笔名雪帆、张华、晓风、南山等。浙江省义乌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1920年应陈独秀邀请回国编辑《新青年》，后任教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委，中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和第三、第四届常委，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语文学会会长，《辞海》修订第一任总主编等。陈望道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语文改革、修辞学研究和语法学研究方面。他是最早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自1918年起就开始发表《标点之革新》（《学艺》第1卷第3期）等论文，积极推动新式标点的使用与普及。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一书中。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分为38格），首先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说法。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他在语法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于30年代末期发起的一场文法革新讨论运动当中以及他的《文法简论》一书中。在这场文法革新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十多篇论文，结合汉语特点，首次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1977年完成的《文法简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是他几十年对汉语语法研究的系统总结。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目前，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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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韦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者----陈望道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者。1952—1977年为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

      陈望道于1891年出生与浙江义乌。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完成了法律、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等许多专业的学习，最后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投身新文化运动。是年秋，受聘于浙江一师任语文教员，由于积极提倡新文化，改革国文教学而受到浙江封建势力的迫害，从而酿成了闻名全国的浙江一师流血事件。

      1920年，他来到上海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年5月至8月参与组织上海马列主义研究会----即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又发起组织共产党，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他回到故乡，潜心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1921年，党的“一大”后，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第一任书记。后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脱离党组织。

      陈望道在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于1920年秋，应聘到复旦大学任教，9月，在复旦国文部开设了文法、修辞课程，1923年他发表了《修辞学发凡》、《作文法讲义》、《美学概论》等著作。

      1922年受党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

      1932年他出版了著作《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该书的出版为我国修辞学的研究开拓了新境界。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查封，陈望道开始任复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因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1939年重回迁校于重庆的复旦中文系任教，开设逻辑学和修辞学等课程。1941年9月，他出任复旦大学训导长，尽力保护进步学生。后任进步学生较多的新闻系任主任，长达8年之久，为我国新闻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55年他参加了全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学术会议，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为确定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贡献；1956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下，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成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亲自主持这个研究室的工作。1961年他接替去世的舒新城出任《辞海》主编，在主持这一工作期间，努力排除“左”的思想在辞书编撰工作中的干扰，实行了分科主编责任制，使《辞海》(未定稿)在1965年出版，他还为《辞海》题写了书名。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由上海市委报请中央批准，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重新回到党内。实现了他的长期愿望。

      “文革”中，陈望道与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被隔离审查，后由于有关方面的及时制止，“四人帮”才停止了对他的迫害。1973年陈望道抱病出席了党的“十大”，1975年又出席了四届全国人大，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陈望道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这是他继《修辞学发凡》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一个语文革新体系。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


转自http://www.archives.sh.cn/hsrw/xsqw/cwd.htm

梦的轻波

作者： 馮沛齡
来源：http://202.130.245.40/chinese/archive/239039.htm                                                   


　　　　　　　　　　　　　　　　　　　　



       中學求學時期，曾讀過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當時只知道他是語言文學大家。後來漸漸知曉他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新青年》雜誌編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本的譯者，1934年始主編《太白》半月刊。解放後曾任華東文化部部長，復旦大學校長，《辭海》編輯委員會主編，社會影響甚大。上海作協要舉辦《上海作家手稿展》，如有他的手稿參展，必將為展覽增光添彩。奈何他去世較早，有些社會關係一時不易找到，尋找手稿事一時尚無頭緒。正在尋尋覓覓之際，一日，不想轉機來了。

    7月的一天，我們如約前往著名作家葉永烈先生寓所去取他捐贈給上海作協的手稿和作品。葉永烈自1951年11歲小學五年級時發表第一首詩迄今已著有作品2000萬字，50卷《葉永烈文集》即將出齊。目前他正在創作一部25萬字的長篇小說，他認為寫長篇小說比寫紀實文學作品相對要輕鬆得多，近日得知，該長篇業已殺青，僅花了一個多月。他家有六台電腦，兩台影印機，一台傳真機，除外出採訪外，差不多每天有十小時是在書房裏寫作度過的，家裏儼然就是一爿有聲有色的寫作工場。他熱情地邀請我們參觀他的書房，只見書架上各類資料一應俱全，井然有序。他的作品和有關評論都按時間先後排列整齊。手稿也由夫人裝訂成冊，編有目錄，甚至從小學一年級到大學畢業的成績報告單，均保存完好。目睹此情此景，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連聲稱好。我憶起數年前急需一份資料應用，但遍覓無著，即向他請教求援，他迅即查出傳真過來，為我解決了困難。他還保存著名人、作家、科學家給他的十餘冊書信集珍，他打開一冊，第一封信竟是陳望道先生1962年12月9日給時在北京大學求學的葉永烈的回信！葉永烈說，在19歲讀大學二年級時，已寫出科普讀物《碳的一家》，對科學普及甚是熱衷，他向望道先生去函請教當年《太白》半月刊提出的“科學小品”是誰首倡的，望道先生回函一一作了回答。葉永烈激動地說：“當時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大學生，而望道先生是大名鼎鼎的復旦大學校長，親自復函給我這樣一個小人物，令我十分感動，至今仍心存感激，此信我一直視為珍寶保存。“文革”浩劫中被抄走，後終於發還，更感珍貴”。

    乍見這封信時，我眼睛一亮，聽了葉永烈的一番敘述，我迫不及待地說：“我正到處在找望道先生的手稿，苦於求覓無門，這封信能否借用參展？”他慨然應允，我喜不自勝。這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有了望道先生的手跡，還有巴金等眾多名家的手稿，我想，不日將在上海作協展出的《上海作家手稿展》，必定是異彩閃爍。

    新民晚報2002年11月28日

梦的轻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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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美底理想，在各民族各时代虽然不是完全没有统一的处所，却也不免有分歧的现象，
概括地指出，自然有点为难。
    但研究低级社会性美底理想，却也还容易，我们只须看那些人为的装饰，便可了然。

    许多土人们已经将他们身体上的造作，显出他们性美底理想了。北亚美利加印度人往
往用人工把颜面压平；太平洋诸岛也有压平儿童鼻梁的惯习；这完全同中国人缠足一样。
我们看见缠足便晓得中国人们性美底理想，看了这些，我们也便学得他们底性的美感了。

    那些低级的人们并将他们性美底理想，在抹粉一桩事情里显示我们了。亚美利加印度
人身上往往涂着赭石或污泥；亚非利亚达拿河畔古铜色的土人往往染着浓厚的黑色；戛胡
人盛装时，多将黄粉抹在身上；日本老年女人，齿上也还染着黑色。这又同中国人们抹粉
涂脂底性美的理想，几乎可以嵌入同一的模型。
    现在有位论者反对湖南女人恢复人权底宣言，说“‘涂脂’‘抹粉’者，人类应有之
修饰也”，又说“‘涂脂’‘抹粉’者，完全一美术上之问题……深愿我敬爱之女同胞，
培植吾国之美术，更谋发挥而光大之”。但是可惜这位热心的论者并不曾举出别处的模范，
“发挥”“光大”似乎没有把握。我现在略略指出低级人们底惯习给他们看，他们从此也
许更有希望了！
                                        发表于１９２１年４月《新青年》８卷６号


　

梦的轻波

梁实秋在《文艺批评论》一书的《自序》里，说编这书的经过道：当时手边参考书可
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简略阙漏之病，自知甚多。然而，手边若是有充
分的参考书，这一本小册子也许根本写不成了。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若是知道得较多些，
这一本小册子也许又根本写不成了。像文艺批评论这样性质的书，大概只能在自己学识尚
浅和手边缺乏参考书的时候才会写得成的罢。
    两个“若是”，一个“大概……的罢”，真勾人迷离恍惚了。可是虽然是“大概……
的罢”的句法，但“罢”字的底下，没有用疑问号，就用句号，想来是肯定的而非假定的
了。
    依此类推，“大概”也可说是“大概只能在自己没有学识和手边没有参考书的时候才
会不写而成的罢”“的罢”。那么，就是这一本《文艺批评论》，也是多写的了。
    “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故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可知还有“稍有一部分”，
是凭什么写的呢？
    “手边若是有充分的参考书”，这话是“手边有不充分的参考书”的反面语，怎么
“手边参考书可说等于零”呢？
    “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若是知道得较多些”，这话是“我对于批评这一门学问知道
得较少些”的反面语，怎么又“很有一部分是凭记忆写的”呢？
    不要看《文艺批评论》的本文，只须看这一篇短短的《自序》，已经可得文艺批评的
“三昧”了。《自序》的微意在这里。
                         发表于《太白》１卷８期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署名不齐）

梦的轻波

有人统计，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约有四百多种，——即新增了十倍左右：于是所
谓“杂志年”，当真名不虚传。
    然而“杂志年”尚未过完——还差一个月方始“功行圆满”的当儿，就听得纷纷传说，
明年将见大批杂志停刊。似乎“杂志年”这一名儿本身上就不大吉利似的，先就“预言”
了杂志的兴旺不过一“年”。如果传言而成事实，无论如何是出版界的不幸罢？
    将要停刊的，是些什么性质的“杂志”呢？虽则人言薄藉，有凭有据似的，此时倒也
不好“有闻必录”。只知道其中有文艺性的，也有一般的读物。为什么要停刊呢？据说是
“不景气”，“难办”。本来在“杂志年”这一名儿刚刚出现的当儿，就有人以为“杂志”
之所以风行，倒并不是为的读者骤然加多，而是要办杂志的人骤然加多，这又有许多“原
因”，而其中之一是书店老板见得出书难，只好将资本运用到定期刊物方面。为什么“出
书难”呢？当然“原因”又很多的，其中之一据说是读者的钱袋不像从前那样饱满了；—
—这一句话，应当加以补充，就是读者的钱袋不饱满，读者的求知欲却比前发达，读者对
于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种种方面的疑问也比从前多得多了，因而读者想以少许
的代价换取多量的各方面的知识，希望他脑袋中的无量数的问号在一本刊物里就得到若干
答案，于是觉得“杂志”是较合于他们的条件。
    这一个解释如果还算对，那么，“杂志年”之所以造成，无论由出版家方面看，或者
由读者方面看，都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而这中间的原因现在可得而说的，就是“不景
气”。这是出版界——或者“杂志年”的一个矛盾。因有这矛盾，也许“杂志年”终于只
能成为“一年的热度”了。但看最近新出版的努力想以“低级趣味”吸收一些读者，我们
不妨说“杂志年”已到了“强弩之末”，大有撕破了“发扬文化”那冠冕堂皇的招牌的神
气了。
    其实今年一年的出版界也可以说是“古书翻印年”或“预约年”。我们看：《古今图
书集成》，《二十五史》，《二十六 史》，各省《通志》，《佩文韵府》，《十通》，洋装
《四部备要》，——莫非同时是古书而又预约。预约书最多的书店，一 家就有七八种。翻
印古书，未有像今年之盛者，所以然的“原因”照例是不少的；归根一句话，“出书难”，
而不出书又开什么书店，于是只好逃到古书里混一下。仍旧是为的市场“不景气”罢了。
这句话说出来是要叫提倡“复古”的先生们扫兴的，但实际情形却如此。
    “不景气”是因为多数读者的钱袋瘦瘪了，并不是穷了就不想读书；反之，因为愈穷
愈加感到问题多，愈加要求解答。
    古书不能给他们答案，“杂志”也不能。精神上饥渴的人们需要新鲜活泼的食粮。出
版家何尝见不及此，何尝不想做这一 票生意，可是出书难的现在，生意难做极了。没有把
握的生意，谁也不敢轻于尝试，此所以今年又是“古书年”，又是“预约年”。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没有人能够预言。所可预言者，知识饥荒的人们还是不能得到他
们所需要的，而出版家还是觉得无法打开“不景气”，——那么明年也不妨说是“尴尬年”！

原载《太白》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２０日第１卷第７期

大宝·韦

除了感激还能说什么呢，有仁兄这样的身手，我都乐不可支了。

梦的轻波

湘里妹子论坛有您这位学者型版主，
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哟！
俺跟您帖都沾光不少呢！

魏袖鼎

标准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