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浪潮下民族传统文化的惨淡景观

柴禾妞

作 者：郑征予
来源: http://www.tvnet.com.cn
日 期：2000年5月12日 09:55


一、一种引发人们思考的纪录片类别

在我国电视纪录片家族中， 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类纪录我国民间传统文化题材的片子。它引起了人们别样的关注。 这类片子数量并不太多，纪录的内容涉及我国民间传统文化的许多领域、 许多品种。 纪录的地域则主要集中在某些方面的民间传统文化特色相对浓郁、保存相对完整的一些省区，例如山西、陕西、 四川、福建、河南、河北、云南、海南、江西、西藏、内蒙古等等。 仅从１９９６－１９９８三年间， 由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和全国多家电视台合办的《中国纪录片》栏目播出过的片子看， 这类片子纪录的对象就包括福建木偶戏（福建台《戏班》、 厦门台《木偶两代人》）、 陕西秦腔（陕西台《孙存蝶──一位秦腔丑角的故事》）、陕西剪纸（北京台《流年》）、 四川绵竹年画（成都有线台《门神》）、陕西皮影戏（陕西台《影人儿》）、 河北秧歌（河北台《宋文川和秧歌戏》）、江西跳傩（江西台、 中央台《乡傩》）、江西古村落（江西台《依旧好流坑》）、山西根艺、布艺、年画、漆画、葫芦刻画（山西台《民间艺术之家》、 《虎票》）、山西、海南舞狮（太原台、海南台《南狮北狮》）、 蒙古族长调（内蒙古台《金色圣山》）、 云南纳西族古典洞经音乐（昆明有线台《乐土古乐》）、 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绝技（云南台《招生》），等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这类题材片子数量虽然不太多，但在专家奖评奖中获奖率却很高。 以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组织的第２、第３届中国纪录片学术奖评奖为例， 其中《木偶两代人》、《戏班》、《流年》、《影人儿》、 《乐土古乐》等片子就都获得了高档次的学术奖。 一方面是部份纪录片作者不约而同地共同选中这样一个类别的题材， 通过纪录表达出共同或者互相接近的思想； 另一方面是专家评委们对这类题材纪录片以及它们所表达思想的共鸣与赞赏。 这种共识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呢？ 其实我们只需认真浏览一下前面所列片子的片名和题材，再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 这类片子所纪录的民间传统文化题材，从木偶戏、皮影戏、剪纸、秧歌、 跳傩、戏曲、舞狮、古乐、古建筑， 到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绝技等等，实际上大部份都是在当今全球文化一体化大潮下， 正在迅速被冷落、逐渐走向消亡、甚至已经濒临灭绝的民族传统文化题材。 因此我以为，这类题材纪录片， 它包含着一个共同而深刻的思想，即当今世界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严峻的生存灾难和严重后果。 或许正是这一思想引发了评委们对民族文化生存现状与前景的深切忧虑和关怀，以及保护民族文化、 保护人类文化生态的殷切心理期盼，由此也提高了对这类片子的评价值。
当今世界来势汹涌的全球文化一体化、同质化过程，其实质就是向现代西方高科技文化趋同、 被西方高科技文化同化的过程。人类文化越是走向现代化， 就越明显地呈现出现代科学技术化（无论是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在意识形态层面）。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现代高科技明显占据高位并且发展日益迅猛、 与发展中国家差距还日见扩大的当今世界， 现代西方高科技文化吞并、同化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异质文化，自然也就成了难以阻挡的潮流。“如果说文化正在被因特网吞噬掉，那主要是被它的‘简便可行’吃掉的。文化是一种最容易被电脑消灭掉的人类活动之一。 ”（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文章）①而在此之前， 文化领域差不多早已经成了影视的一统天下。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看， 这总是一种历史的脚步。 而现代科技含量低的异质传统文化因为其自身缺陷，在一体化浪潮面前就显得那样苍白软弱，没有还手之力， 只能一败再败，有的甚至在短时间内灭迹。 和现实的一体化大潮的震天涛声相比，“保护民族文化、 保护文化生态平衡”的呼声听起来是那样贫弱乏力。 这是否就是历史前行时必定要出现的代价补偿现象？这是否就意味着“现代化”必定要牺牲传统？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问题还有至少是同等重要的另外一方面。 人类文化毕竟是在千百年的历史岁月里，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 不同地域、不同历史的多样性人群创造、交流、激扬、 融合而成的多层面、多异质的人类群体智慧综合体。它代代相传， 在传接中进一步创新、丰富，滋养、 培育着一代代文化基因各不相同的人类多样性群体。对于这各不相同的多样性群体来说， 任何一种形质的文化，都已溶入他们的血液，渗透他们的骨髓， 与他们浑同一体，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发展自己的新智慧、新文化， 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 人类智慧才在千百年的岁月里获得了更广阔、更自由、更丰富、也更有激情、 更有成效的驰骋创造余地。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说到底也就是人类精神、 意识的多样性、丰富性，就是人性的多样性、丰富性。 而现在文化一体化以牺牲传统的多样性文化为代价， 以牺牲文化生态平衡为代价，实际上也就是以牺牲人类精神的多样性、 人性的多样性为代价。“现在，人们把我们的财富、美貌、思想、意识、 声音等都交给了那些丝毫不懂艺术的暴富起来的亿万富翁了”。 （法国《星期四事件》周刊）②， 这样的一体化对于人类将带来怎样的结果？世界著名软件创新专家、 一个为今天的技术基础设施创造了重要组成部份的人关于“不断加速的技术变革可能会在两代人的时间内带来‘某种类似于人类灭绝’后果”的预言（爱德华、 赫尔莫《对未来的极度忧虑》，载英国《观察家报》３． １９日）③，在文化一体化问题上同样有它的警世作用。 而文化一体化与维护文化多样性、 维护文化生态丰富性（其重要性应该不亚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自然生态丰富性）之间到底应该怎样去处理？ 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民间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作为一种缩影，引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命运的深刻忧虑。 先撇开这些片子的制作水平不说， 仅仅看片中纪录的那些传统文化品种今日面临的凄凉衰败状况、 那些民间艺人们无力回天时那份透骨的忧伤、苍凉与悲壮，就已具有足够的悲剧美的力量， 它深深地感染着人，打动着人，震撼着人， 让人久久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沉甸甸的。历史的脚步与道德的善恶评判、 与文明进程的完美程度难道就一定不能兼顾？看着这些片子， 房龙说的“理解历史更要感觉历史”，倒可以得到切切实实的感受。 下面让我们回到具体片子里去，去感受一下民间传统文化今日那令人百般压抑、百般无奈的命运，和让人回肠荡气的感慨。

二、民族传统文化的惨淡景观之一：传统文化生存的艰难

《戏班》，纪录闽南木偶戏的衰亡。 木偶戏是我国民间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品种，源远流长。传说木偶戏源于汉代， 唐宋时已很发达，有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偶、铁线木偶之分，互相各有艺术千秋。魏敢相， 这位福建漳洲南靖县梅林乡长教璞下村的村民，７岁就迷上了木偶，如今已５２岁。 ８０年村里成立木偶戏班时，一生痴情于木偶戏的魏敢相， 终于成了戏班的门面。可是好景不长。这些年来农村迅速普及了电视、录相等， 木偶戏越来越没人看了，戏班只得在三年前解散了。 魏敢相既不甘心、也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祖宗留下来的戏， 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在自己手里灭绝了。 他用１０００元钱将木偶剧团所有家当吃了进来，希望农闲时能组织到几个人进山演出， 希望山里人还能喜欢木偶戏，借助他们能把木偶戏的香火延续下去。 可是如今农村里的娱乐活动实在已经很多了，除了看电视、录相，还有西乐队、锣鼓队、农民卡拉ＯＫ队等等，花样丰富。 其中象西乐队为乡下人红白喜事吹吹打打，年轻人还可以和着节拍跳舞，场面、 声响都很热闹，有气势，很受欢迎，生意兴隆。 一个队员一晚上收入差不多顶木偶演员一个月，吃得又好。 当年村木偶戏班的１０个人，如今就有６个“移情”到了西乐队。 魏敢相的木偶戏班只能到更偏僻的山村去演出，一场戏一般要从下午演到深夜， 每人顶多分到２０来元钱。木偶演员再也无人愿去。 原来戏班农闲时还可以进三趟山，现在到第２趟就“黄”了。 “过年的银钱元宵的戏。”延续了多年的元宵唱大戏，就这样凄凉地划上了句号。 魏敢相只能伤心、憋气。他想把木偶手艺传给儿子， 但儿子考上厦门一个中专，走了（木偶天命该绝）。 他又想趁暑假女儿放假教女儿，但女儿肯学吗？他只能满腹心思，调上二胡， 孤零零自拉自唱一段当地芗剧，来排遣愁绪：“十年寒窗苦读书， 指望金榜题功名。但愿今科能高中，荣宗耀祖振家门。”这段唱词， 片中安排他反复唱了三次。那高亢、激越的旋律，苍老的嗓音， 再加上那已成历史的剧词内容，一字字、一声声， 仿佛从很遥远的历史深处传来，充满着历史的沧桑感，深深地打动人心。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早已经寿终正寝。此处反复选用这一段唱， 让人感到那是一种木偶艺术也已走到尽头、同样将寿终正寝、 木偶艺人无力回天、只能仰天长叹、英雄末路式的悲怆。 闽南木偶戏的命运并不是个别的，河北定县秧歌，就面临着和它一样凄凉的前景。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地区、 耪地浇园都好唱的“庄稼戏”秧歌，在定县历史久远，据说１１世纪时就已在定县流行开来。 本世纪３０年代，世界平民教育家、 美籍华人晏阳初编了本《定县秧歌选》，使定县秧歌一时轰动国外。如今７１岁的宋文川④， 就是定县秧歌的传人。宋文川出身秧歌世家， 他从小练就的拿手好戏是《安安送米》。正是这出戏， 奠定了他在定县秧歌中的地位，他成了定县秧歌剧团主演。宋文川一生唱了上百出戏， 唯独最喜《安安送米》，至今唱起“布西牙多本是一个女花衣， 终朝每日在家里，又不东，又不西，这个本是好运哉，下好雨， 好谷子捻好米，好苇子织好席，好模子割好皮，好娘我那个脚， 脚底怪好的闺女呀......”这段秧歌词时，依然情动于中，老泪纵横。 这泪水也许是有双重意义的， 其中不乏为秧歌前景而伤感的成份。回想当年， 定县秧歌剧团上演过包括《安安送米》在内的１５０个剧目。剧团走出了河北， 在山西创造了连续１５天场场爆满的辉煌纪录。这一辉煌持续了２０来年。 但是这些年秧歌越来越不行了，满头白发的宋文川只能面对满头白发的观众。 年轻人不喜欢。秧歌剧团也解散了。秧歌服装店在定州只剩下一家， 还被挤到县城一个不被注意的偏僻胡同，不知哪天就关门了。 唯一让宋文川感到安慰的，是三儿子宋俊强已被他培养成演员。 但其实宋俊强的心思并不在秧歌。他在县城卖的缸子鸡， 名声比唱秧歌要大得多。宋文川没办法，这把年纪了，一有演出，仍只好演主角。可他还能再演多久呢？
与河北秧歌、闽南木偶戏的衰败景况相比， 漳州木偶戏和绵竹年画的情景仿佛要好一些， 至少看起来还没有陷入马上就要绝迹的地步，而且还仿佛正在做抢救、继承和振兴的工作。 但也正因如此， 才更让人进一步感受到继承者和振兴者那份近乎殉道的勇敢、艰难和悲壮，进一步感受到一体化过程的无情、 不善与惨烈。《木偶两代人》──福建漳州木偶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庄阵华，从事木偶艺术已经３８年， 经历了木偶戏的辉煌时期和如今的衰落。传统娱乐文化在式微， 木偶艺人们经历着巨大的人生变迁。庄阵华现在除了不多的几场木偶戏演出， 一家人只好依靠手工制作工艺精致的戏服出卖，来增加点经济收入，维持生计。 庄阵华有个女儿庄晏红，２０多岁，模样水灵，气质优雅。 也许受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庄晏红曾是位小有名气的歌星， 获得过全国歌手电视大奖赛荧屏奖、华东６省一市青年歌手赛铜奖、 福建省青年歌手赛一等奖，还出版过《铁打的心肝》、 《真情真爱》两个专辑。这样一个艺术之家，父亲从事的是古老的传统木偶戏艺术，如今景况凄凉；女儿走红的却是充满现代社会气息、 足够诱惑年轻人的通俗歌曲领域，“星”光灿烂，前景迷人。 这一新一旧，一正一反，一红火一冷清，互相比照， 照说庄晏红今后的发展道路应当一目了然。然而令人非常奇怪的是， 庄晏红却偏偏放弃了追星捧月的舞台歌唱生活， 选择寂寞冷清的木偶戏作为自己追求的事业。莫非她已知绚烂求清淡？莫非她迫于父命不可违？ 大概都不可能是。她说一来自己喜欢木偶戏， 二来自己有些这方面天份，三来木偶戏需要她。她觉得木偶戏是一门古老的真正的艺术，艺人没有１０年磨炼，不可能成为好演员。 而一个好艺人越老越会得到别人承认，艺术可以伴随她的一生。 看着正处于春风得意年华、浑身散发着勃勃青春气息的庄晏红，听着她的这一番陈述，让人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年轻而优秀的生命， 在对一种古老而寂寞的艺术所作出的最自觉、最勇敢、最艰难的献身承诺。 这种承诺因双方反差的巨大，又显得近乎悲壮！庄晏红明白， 她的这种承诺需要作出什么样的牺牲。 可是木偶艺术会给她什么样的报答？她的努力能帮助木偶艺术摆脱困境吗？庄阵华有３个徒弟， ２个走了。他希望女儿也别再干木偶戏了，去干别的行当， 却想不到庄晏红如此执着！ 她不但担当起了木偶剧团青年队队长的重任，想办法利用以前当歌星时的知名度，来帮助联系木偶戏演出任务，而且抓住一切机会向外国木偶艺术学习、借鉴， 希望能加强木偶戏的现代意识。她努力开拓小学生、幼儿市场，培养小观众， 决心在抢救、继承木偶艺术的路上艰难地走下去。 如果说庄宴红的行为因其带有强烈的个人意志色彩， 而愈益显示出这种抢救活动的艰难、悲壮的话， 那么四川绵竹年画博物馆对绵竹传统年画的抢救，则从另一个更深的方面，说明了这种抢救的艰难（《门神》）。绵竹年画艺人陈兴财，７７岁，绵竹清道乡射箭台村人。 陈兴财画了６０多年年画，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是绵竹年画南路流派仅存的继承人。５０年代， 他的作品《双扬鞭》曾获文化部颁发证书。９０年代，一位美国学者曾慕名而来，买过他的一些画。每当他回忆起昔日的荣耀， 每当他妻子回忆起以前陈家手绘《孙悟空》、《猪八戒》、《太极八卦图》等门神画走俏的情形， 他们就觉得十分自豪、欣慰。绵竹年画起源难以考证， 鼎盛期则在清代乾隆年间，当时仅射水河畔就有年画作坊２００多户。 绵竹年画也因此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 山东潍县年画等同被列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绵竹年画品种繁多， 但主要是门画，当地人俗称门神。门神画在唐代就已很兴盛， 陈兴财最爱画的门神就是唐代武将秦琼和尉迟恭。 但是近年来传统门画市场越来越萧条了。腊月二十七，陈兴财背着年画到绵竹城里卖画。 昔日繁荣的门画市场已不复存在。他的门神已不再是人们的抢手货。眼见彩印门神正在取代手绘门神地位，陈兴财感到困惑不解。 他二儿子陈云禄从小跟父亲学画， 在当地也是画年画的一把好手，但近来已改行当了村里电工。夕阳西沉，暮色黄昏。 看着陈兴财劳累了一天，收拾起卖不出去的地摊门神、一怀愁绪、 神情黯然回家的情景，心中不觉升起一种很沉重、很悲凉的感觉， 一种传统文化正在迅速消亡、西风紧刮、万木萧条落叶尽的感觉。 大势如此，补天有石、擎天有柱吗？１９９７年是全国旅游年， 又是香港回归年。绵竹年画博物馆馆长江绪奎准备利用这一时机， 组织一批年画到港、台及全国各地展览。他组织了一批画稿， 让陈兴财刻成版，并请陈兴财也赶画一批年画。组织来的画稿中， 有花草、山水、仕女、童子，与以前的门神画已很不一样。 江绪奎认为，传统年画从形式到内容都已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 必须加以改造，推陈出新。他这次组织的年画， 就采用名家画稿和绵竹年画技法相结合。 比如张大千用白描线条画的《仕女图》、敦煌壁画等，现在再用绵竹年画技法加以再创作。 而刻版印制年画，是绵竹年画南路流派的特色，陈兴财尤其精通此道。 可是从根本上来说，传统年画市场的萧条， 仅仅是个审美情趣问题吗？解决了审美情趣问题，绵竹年画就能重振旗鼓了吗？ 当今世界文化的高技术化或文化与高技术的紧密一体化趋势， 正在抛弃一切不适合于它的传统文化品种。面对如此剧烈、 如此让人困惑不解又紧张不安、忧心忡忡的文化重整局面， 其实象陈兴财担心的绵竹年画南路流派正宗门神是否还会有买主、 还能不能从他手里传下去一类问题，已只是情感层面、道德层面的问题。 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传统文化品种的衰竭和灭亡， 实际上就是孕含在其中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精神、人性断面的衰竭和灭亡， 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的衰竭和灭亡， 其后果与一个物种的衰竭和灭亡同样严重和可怕。 而这才是文化一体化已带来并将继续带来的真正的文化危机，也才是让艺人们灵魂颤栗与绝望的深层原因。

三、民族传统文化的惨淡景观之二：民间艺人心灵的颤栗与绝望

如果说前面描述的主要是民间传统文化本身的衰落景象， 那么下面再看看作为民间传统文化之魂──民间艺人们灵魂深处的颤栗与绝望。《孙存蝶── 一位秦腔丑角的故事》，纪录了孙存蝶内心对自己从事了几十年的秦腔艺术的绝望。秦腔， 是我国绚丽多彩的地方戏曲艺术奇葩中的一朵， 是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剧种，流行于陕、甘、青各省，至今已有３００多年历史。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秦腔逐渐流入北京，风靡京师， 直接影响到了我国国剧京剧的形成。和我国其他戏剧剧种一样， 秦腔以它自己的文化精神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西北子弟。 农村出身的孙存蝶，就是从小受到秦腔熏陶而喜爱上了秦腔， 小学时就考过专业剧团。他嗓音条件好，只是因为人“长得丑”，前后考了４次，直到１９岁时才终于考进了专业剧团大门，可谓情有独钟， 铁杵成针。此后多年的苦练，练就了他一身精湛的丑角功夫， 在舞台上塑造了２０多个不同的丑角形象，成了“丑角彗星”（绰号）、“难得人才”。１０年间，他获得了陕、 甘两省和西北五省６个表演一等奖和文化部颁发的优秀表演奖。孙存蝶妻子刘文卿,也是秦腔演员出身，后来离开舞台，专门在家料理家务。 就是这样一个秦腔艺术之家,就是这样一对曾经十分热爱秦腔艺术的夫妻，却因如今戏曲的萧条，戏曲演员家境的清贫，生存的艰难辛酸， 职业的劳累难以顾家而失去了信心。 刘文卿对丈夫的演艺职业表现出非常的消极与无奈。她说丈夫在家呆的都是后半夜， 作为一个女人，根本体验不到男的关心女的是啥滋味先不说， 连孩子也根本管不上。孩子政治考不及格，语文考６２分， 以后如何是好！孙存蝶本人则更是满腹苦水无处诉。 有一次他劝不起赌气睡在床上的妻子，只好一个人跑到排练厅，边练压腿功， 边擦眼泪唱：“我／一辈子一首歌／一家子一台戏／那戏可不是好演的／我／苦的能变成甜／甜的能变成蜜／那蜜可是苦泡的。 ”孙存蝶性格沉默寡言，与许多人想像中丑角开朗的性格不一样。 他说自己在舞台上是一个喜剧演员，生活中却是一个悲剧人物。 这悲剧原因跟他自身性格有关，更与如今戏曲的萧条有关。 他儿子孙晓羽虽然也受父亲影响，无人时也会偷偷学几招戏剧表演， 但他明确认定秦腔已经不行了，父亲还在兢兢业业演戏，实在让他无法理解。孙存蝶对儿子的期望则很复杂：他一方面对儿子的看法表示遗憾，希望儿子一代多少能喜欢秦腔艺术， 能记住自己为秦腔付出的一切，另一方面却又担心儿子有一天重走自己的老路。“这太苦了”，他说。“就这一个娃，艺术学校想让孩子去，都舍不得。 ”是的。这苦，不仅是戏曲演员物质生活的清苦， 更包含亲身体验自己热爱的戏曲艺术日益衰落时精神上极大的痛苦。孙存蝶说， 如果人生再做一次选择，他再也不会选择演戏这一行了， 绝对不会了。这真是一种彻底的绝望。当年孙存蝶父亲不让他学演戏， 让他上学念书，那也许是因为父亲受旧社会影响， 对戏曲演员的演艺生涯存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 可如今孙存蝶不希望儿子学演戏，却是因为他太了解秦腔艺术了， 太清晰地看到戏曲事业走到衰竭的地步了，不值得再让子弟去为它吃苦流汗， 尽管他一生热爱秦腔，与秦腔朝夕相伴。世事沧桑。近代以来， 民族传统戏曲走过的历程真是步履艰难。 是什么深层的原因老让中国传统文化文脉难继，香火难续，让传统文化的传人心灵滴血、相期无望？
如果说孙存蝶对自己毕生从事的秦腔艺术的绝望是正面的绝望，那么陕西民间剪纸艺人库淑兰， 她对自己一生痴迷的剪纸艺术的绝望，则又是通过另一种方式，通过梦幻世界的成功， 来折射她对现实生活中剪纸艺术的绝望。
陕西民间剪纸艺术源远流长， 其艺术根基深深地扎在黄土高原那几千年的灿烂文明之中。据说黄河流经的秦陕地域， 原来也是水清如镜、林木繁茂、空气清新、一片生机的好地方。唐、 汉而上，多少代帝王的都城，就都兴建在这里。 但是文明的地域性或许注定有一个盛极而衰、泰极否来、互相转移的过程。 繁华的帝王都城是用大量砍伐林木、破坏植被换来的， 超级的中华汉、唐文明毁灭了秦陕地域整个的生态环境， 只留下一个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以及那些年代一些鲜明的时代印迹。传统的剪纸， 就是从那个年代民间剪裁官服演化而来的。 民间利用做官服的边角下料剪成图案，装饰在衣服上，剪纸就这样诞生了。 公元９０７年，唐王朝覆灭，文明南迁， 传统剪纸就这样在西北窑洞中滞留了１０００多年。１０００多年中，它以自己的文化营养， 滋养着秦陕民间许许多多的剪纸艺人， 也维系着黄土地上一代代的后人与先前那段文明无法割舍的联系。1０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在黄土高原腹地，人们对于剪纸， 依然有着其他地域人们所没有的眷恋。那其实就是对那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 已经逝去了的文明的眷恋。陕西安塞县延河镇茶坊村剪纸艺人白凤兰， 剪纸作品以酷似汉石画像著称，作品赴法国参加过独立沙龙展。她在弥留之际，坚持让女儿把她所有的剪纸作品铺在上。 她是躺在自己的剪纸作品上故去的。那些剪纸也作为她生前仅有的财产被殉葬了。 她的后辈上坟祭奠，是用红的剪纸。她女儿说， 通常陕北人是不用红纸上坟的，因为不合老辈规矩。她之所以这样祭奠母亲， 是因为老人去世前的遗愿。她决定实在应该年年给母亲送些剪纸， 这样老人在地下才能睡得安稳。在这块黄土地上， 剪纸就有着这般维系历史、文化与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效能。 假如有一天剪纸被冷落了，剪纸艺术衰竭了， 黄土地的女儿们将会面临灵魂怎样的颤栗与绝望！
库淑兰，陕西旬邑县赤道乡富村人，１９２０年出生。 她的剪纸作品曾获中国民间艺术展大奖、金奖， 在台湾举办过艺术研讨会，代表作品被法国、美国、德国、东南亚等国家收藏。 １９９６年， 她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杰出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称号。一顶顶的桂冠，一项项的荣誉， 仿佛这都是传统剪纸的重新恢复的灿烂与辉煌。 但是其实这一切丝毫也没有改变剪纸继续走向衰亡的命运。在生子种地、一年推着一年走的陕北农民当中，剪纸确实曾经是件很高雅、很艺术而且很有意思的事情。 可如今不行了，传统剪纸被冷落了，很难再吸引人们的目光了。 对于这一点，库淑兰就怎么也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面对生人， 她随口编一套词就唱开了：“剪花大娘在外面，北京、 上海都去遍，有我这剪花子大娘，有我这剪花子姑娘现。 一把小剪子散出去，童子我剪花现。童子剪花实好看，剪下凤凰戏牡丹， 剪下了鱼儿闹莲现，琴棋书画、八宝如意现。库淑兰这大娘现， 剪花子实心实意剪现。”“剪花娘子是谁吗，剪花娘子是我。 没有剪花娘子，没有这么大识事（场面）。今天花子剪好些， 十分就是高兴些。今天花子剪不好，气得三天两天不吃饭。花子剪好些， 吃了馍，喝凉水，心里都是高兴些。黑了这花子就剪不好， 黑了就睡她床边现。总是起来几探现，趴着窗户往外看，月亮落了心就烦。我问这剪花大娘说，看她明天到底剪啥花现。剪花大娘说， 我把我的人物让给你库淑兰，你的名誉太了。 ”看着这当年风光不再、人也衰老了的库淑兰， 如此这般沉浸在自编自造的剪纸神话里难以自拔，听着她那梦呓似的念词， 让人不得不为传统剪纸艺术的衰落而辛酸，而感慨万千。库淑兰反复提到、 念念不忘的那个所谓“剪花娘子”， 实际上是她为自己建立的一个虚幻的神话偶像。１９３７年一个春意融融的日子， 黄土高原上广袤而死寂的黄色里正长出几点绿意，库淑兰嫁到了富村。 黄土地上的富村其实并不富裕，贫困就象影子一样跟着她。为打发时日， 库淑兰开始学剪纸。几十年间，她和村上其他姑娘婆姨一样， 纸剪了几大车，就是少为人知。十年前的一天，他不慎失足， 掉在十几米深的崖下昏了过去，几天几夜不省人事。家人开始为她准备后事。不想她一日醒来，精神蠼烁，口称自己就是“剪花娘子”。 从那以后，库淑兰的剪纸有如神助，一改过去风格，用光、 用色精彩绝伦，剪花娘子的造型也屡屡出现在她的文案中。 库淑兰的名声也很快大噪起来。这段神话般的往事近乎荒诞， 但却几乎被所有认识库淑兰的人证实了。这荒诞故事的合理内核， 只能理解为库淑兰已把剪纸当作自己灵魂深处的神灵，当年因神灵有助而成功，如今也因神灵受世人冷落而伤心。这一年初夏， 库淑兰剪纸在台湾出版了。看着自己的作品， 库淑兰又梦呓般地唱开了：“青枝绿叶配牡丹，家里我就这么实可干。拾下金莲子叫喳喳， 青枝绿叶红，姑娘爱我石榴情。姑娘把我叫到小房中，她一下脸红了。”她说出了书，自己心里喜得就象鸡毛翎子扫的一样。的确， 和剪纸相比，出本印有剪纸的书在这村子里才像件大事情。库淑兰说，来看书的人，有不少是曾经数落过她剪纸的人，但出了书， 她自然就什么过错也不会有了。看着书， 库淑兰又想起了自己住过的窑洞，窑洞里贴满了剪纸，贴满了剪花娘子， 贴满了她自己心中的神。她回到了十几年前住过的窑洞，一种昔日神明已去、 今日剪纸无望、情伤于中、神伤于中的感觉充满心头。 《流年》片尾响起了黄土地那古老、苍凉、粗放、原始的歌声， 让人仿佛置身黄土高原，眼前莽莽苍苍，眼空无物，气荡肠回、思绪凝沉； 又仿佛陡然回到了历史的深处，感受到一种苍凉，一种感伤， 一种看着传统文化从弥留到死去时的那种揪心的感伤。

四、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生态的深切呼唤

在纪录民间传统文化惨淡景观的同时,纪录抢救民族文化、保护文化生态，是这类题材纪录片的另一重要内容， 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在陕西华县， ７０岁的皮影戏“签手”艺人郝丙历，就整天在为成立华县皮影协会、 抢救华县皮影戏而费尽心思、辛苦奔波。皮影戏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光影艺术。所谓皮影，就是用上等牛皮或驴皮压磨透明后经过精心雕刻， 刻成各种人、物形状。演出时艺人牵动皮影，经过灯光投射，影人儿栩栩如生，再配上唱词唱腔，民间俗称“傀儡戏”。早在电影、 电视发明前１０００多年， 中国的皮影戏已经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欢娱、梦想和希冀。华县皮影特别有名。可如今华县皮影戏不行了，观众越来越少，艺人年龄也日趋老化， 大多数已进入古稀之年。皮影流失严重，光是一个华县，就流失十七、八套箱子。 据说上海博物馆藏了一套，就是华县皮影。郝丙历认为， 华县皮影已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再不抢救，就要消失了。 他想趁现在全县皮影爱好者还有一、二十名，赶快成立一个协会。 （《影人儿》）在云南安宁市郊，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创作过《爱的足迹》、 《云南风情》、《红河歌舞》、 《杨丽萍音乐舞蹈》等的中央乐团作曲家田丰， 带着西藏某水利工程兵部队捐赠的１０万元人民币，离开北京，专程前来开办“云南民族文化传习馆”。 田丰觉得，“云南的民族文化太丰富了， 它的智慧远远超过了我们每一个个人。如果这些动态的、活着的传统文化不进行保存，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对下一代人犯罪。因为到了下一代的候， 这些文化就消亡了。”传习馆的老艺人和学员， 都是田丰到云南边远农村招收来的纯正当地农民。老艺人都已五、六十岁，六、七十岁。 学员有彝族、哈尼族、纳西族、佤族等７０余人。 他们由传习馆提供吃、住、行，老艺人则向学员口传心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绝技。这一抢救活动得到了全国许多人士的关心和帮助。在招生过程中，田丰也遇到过当地文化官员的不理解， 他们认为抢救传统文化就是在恢复旧事物。传习馆办了四年多，步履艰难，几起几落。 到１９９８年春节过后，传习馆已靠贷款维持馆员生活。（《招生》）在江西抚州乐安县，中国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 在考察了一个叫流坑村的村庄后，提笔写下了“千古第一村”的评价， 人们正在为保护这个巨大的两宋、明清文化活化石而努力。 流坑村远离乐安县城３８公里，地处偏僻，现有８００多户、 ４０００余人。也许正因为这里交通闭塞，经济落后， 这块古村落集聚的巨型传统文化化石才得以保存至今。村中古宅深弄，高墙灰瓦， 大小宗祠５０多处，还有神庙、敌楼。 族人按房派支系分区居住。民宅为皖南建筑风格，其中明代建筑１９处， 清代建筑２５０多处。在古色斑驳的民宅祠堂中，满目皆是精美的匾额、楹联、 砖雕、木雕、壁雕、绘画，富丽堂皇。村人姓董。 据说唐末战乱，从安徽迁来一支董姓人家，看中此地风水，在此安家，垦田植谷，蕃衍生息，人丁兴旺，科甲连发。据董氏族谱记载， 董氏第３代董文广考取宋明法科，此后致力培育子弟，集全族财力大兴教育。时值北宋初年，朝廷大开科举。 宋真宗大中祥符８年（公元１０１５年），董文广侄子董纯首先进士及第。 此后两宋３００年，流坑董氏登进士者２６人，中秀才、举人的更不计其数。 官阶最高者董德元，状元出身，官至参知政事。小小一个流坑村， 历史上共出进士３２个半，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这半个即最后一个叫董光乾。同治１３年，他以９９岁高龄进京会试时， 同治皇帝念其年迈志坚，钦赐同进士出身， 并赐他一个翰林院编修官名。明清时代，流坑科举虽已成颓势， 但学问有成者仍不乏其人。董燧，２２代孙，２８岁中举，会试不中，从此弃考，专门研究阳明理学、知行合一。他在流坑村大兴书院，聚众讲学， 当时许多著名状元、哲学家如罗洪先、曾同亨、邹守益、 聂豹等，都曾会聚流坑村。流坑成了中国宋代以来科举文化、 思想文化、伦理文化、建筑文化、文物典章、风水舆地、 民俗文化等的活化石，给今人提供了大量鲜活的研究资料，弥足珍贵。 （《依旧好流坑》）
抢救一个传统文化品种， 不仅是在抢救一种独特的人类文化基因，而且是在抢救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人性底蕴。 云南丽江是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 丽江纳西古乐现在已受到举世尊崇，那宛如天籁般的神秘之音， 被誉为“中国国宝级活化石乐种”。 据说纳西古乐就并非属于丽江自生自长的民间音乐，而是中华传统音乐的一种典型模式， 是一种洞经音乐。它流传至今的一些古曲，不仅年代久远， 而且往往出自唐代宫中著名乐师之手。象《浪淘沙》， 据说创调于晚唐吕洞宾（公元７９８年─？）（中国音乐学院教授何昌林）； 《紫微八卦曲》，据说作者即唐玄宗李隆基（公元７４１年）。 纳西古乐的演奏方式也很有来历：演奏前， 先由笛子吹出一曲让整个乐队调弦定调的“调音曲”。 这种调音方法在如今我国民族器乐演奏中可说是绝无仅有，完全保留了１０００多年前唐朝乐队的遗风。 而在纳西族，能够参加古乐队的活动，在不少人眼中是一件很体面、 很高雅的事，是一种地位、身份的标志。 有的老人志愿一生追随古乐队，无偿为乐队做饭。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古乐来历不凡。 这种古乐之所以在别的地方失传而在丽江保留下来， 据纳西族的云南文史馆馆员周善甫看法，那是因为丽江一方面是汉、藏、白、彝、纳西五族杂处之地，各族文化容易交流过来； 另一方面丽江又交通不便，各地交流过来的文化容易被保留下来。如此说来， 这一神圣乐种能保留至今，真是“礼失求诸野”了。 它如果在今人手里失传，那意味着什么？不仅如此。据周善甫的研究， “‘乐犹药也’，能活人也能杀人，奏、聆之者不可不慎。 根据现代科学测知，真正能够活人、让人身体得到舒适、平静，对人身、 心有抚慰、安祥作用的，就是宗教音乐。纳西音乐是洞经音乐， 也就是宗教音乐。现代那些为了寻找官能刺激而搞的音乐， 巴不得把炮声都装到里面去，那是杀人之物。 ”这就不仅仅是单纯保留了一个古乐种，而是为人类保护了一种非常神圣、 非常高尚的音乐精神、音乐人性了。周善甫这话是有现实依据的。 例如他把宋人张炎的《水龙吟》词填在古乐调子里，丝丝入扣，高雅蕴藉， 美不胜收，让人身心俱适。在丽江， 神圣的古乐早已成了纳西人生命的神圣支撑。和国伟，８６岁，前白华乡古乐队队长， １９２４年开始演奏古乐，每一个乐章都印在了他脑子里。 后来他患了脑血管痉挛病，说话迟钝，神志不清， 但一拉起乐器或打起打击乐，居然紊丝不乱。他家人认为， 老人这条命是全靠古乐养活下来的。杨键，８２岁，大研古乐会会员。 １９９６年２月３日丽江发生７级地震时，老人跑出屋后的第一个要求， 就是让孙子进屋把他用了一辈子的笛子刨出来，他用吹笛来抗拒恐惧。赵印山，８３岁，大研古乐会会员，白发银须，仙风道骨。 他认为自己活到这个年纪还很健康，就是因为爱古乐。 而丽江县文化局长黄乃镇，亲眼见父亲弥留之际，嘴唇颤动，仔细听在哼古乐， 手抬起半天没有放下来。周围人都说，四爷又在打古乐拍子了。 古乐已与老人生命一起存灭。黄乃镇至今一听到古乐， 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父亲弥留时的那个动作， 心灵深处对古乐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震撼力。如今在纳西族，一方面古乐传人正在消失。 如《中华音乐大辞典》里载有其名的白华古乐队， 恢复１９年内就去世了２１位乐师，后人想学的东西都没学到多少， 他们就去世了。另一个载有其名的大研古乐队， ８８年恢复以来就去世了９位老乐师，目前健在、８０岁以上的只剩６位。 被称为“活字典”的８６岁的张默君就认为，现在乐队奏的古乐调子已变掉了， 死板板的，声音之外那种难以言传的美的感受没有了。 而奏古乐许多地方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学者要用耳朵去听， 经过漫长时间，才能掌握那么一点点。他认为，如今奏得好的、 可起示范作用的那些老乐师都去世了， 他们奏的古乐现在的演奏者听都没有听到过。另一方面，纳西人也正在全力抢救、 弘扬这一中华音乐瑰宝。如今，丽江各地自发组织的古乐队遍及每个乡镇， 队员绝大多数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白天干各自的活， 晚上或规定时间集合在一起演奏古乐。象大研古乐队， 恢复以来演出场次已达１７００余场，中外观众达８万余人，先后到过昆明、 北京、天津、广州、香港以及英国伦敦、曼彻斯特、赫尔、 牛津大学等地演出。 ６９岁的大研古乐会会长宣科就自豪地宣称：古乐抢救工作“伟大到我们在保护一个世界上最难保护的东西， 使之不要泯灭，使这个音乐的韵味还要响下去。 ”“我是把历史的声音拉住的一个人”，宣科说， 日本人已把他列入“地球人”的行列。“地球人”有１００个，包括贝多芬、秦始皇、毛泽东、 爱因斯坦等，他宣科也名列其中。他为此特别高兴， 随口就合着古乐曲子唱出一段词来：“看山爱白雪，看雪爱白云，高歌白雪曲， 相赠云中君。云中君，不我顾，歌声破空云飞去，抬来明月挂高树。”
综上所述， 民间传统文化题材纪录片向人们提出了全球文化一体化大潮下文化重整的许多急切课题，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注：
①②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4.5 《因特网时代的文化特征》。
③转引自《参考消息》2000.3.22《比尔 . 乔伊预言引起轩然大波》。
④本文作者写作过程中传来消息，宋文川先生已经过世。

(作者单位:浙江金华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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