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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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查常平 来源： http://www.frchina.net/data/detail.php?id=15098
  
内容提要：人文现象的发生场域，是人作为个体生命的文化心理，因此，人文学首先需要对人的文化心理与文化精神加以言说。不过，在展开这样的言说之前，有必要系统反思什么是人文学这一关键问题。本文通过对人文学与人文科学在文化背景、历史以及词源上的区别，建议用英文的造词法形成humanitology这一术语，来指称人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对人的全部存在的言说，并且以培养人的整全的人性为目的。通过人的存在，指人文学者需要对自己的存在有独特的体验；言说人的全部存在，指人文学的对象包括人的全部存在本身，在客体化存在本源中内含人的生命理智、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的意识活动，在主体化存在本源中内含我思、我爱、我为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一方面在主观上形成人作为文化心理存在的意识生命体，一方面在客观上见证人作为文化精神共在的形上、艺术、宗教之精神样式。这三种精神样式本身，又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人文学必须首先考查人的意识怎样在人的心理中发生的过程，然后具体言说三种精神样式的可能样态。因此，本文在从和自然科学的对照中，审视了人文学的根据、对象、语言、使命和分类。

关键词：人文学 人文科学 自然科学

    人文学，乃是和汉语思想语境下的人文科学（the human sciences，liberal sciences）相区别的一种学问形态。就目前的汉语思想语境而言，一种以经典物理学为原型的自然科学的学术范式，正在大学、社科院的学术体制中假借学术规范化的写作要求得到强有力的推广，并且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中成为学术话语的标准表达。 其终极的依据，在于科学对于其他学问形态（伦理、美学）与精神样式（形上、艺术、宗教）的神化，在于科学把自己当成了人的全部活动中唯一的学问形态活动，在于把人仅仅看成是生命理智向着物质自然体、自然生命体、肉体生命体而去的存在，在于把人的世界仅仅看成是由物质性的在者（包括植物、动物）和人的肉体生命构成的世界，在于对人的生命情感、生命意志所作用的对象的忽视。其结果，导致在人的存在领域生命情感的感知能力的贫困、生命意志的决断能力的脆弱，导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科学主义的神话化与万能化，仿佛人生、社会、自然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于是，人们以科学为迷信，反而丧失了现代物理学在其发展中显现出的在根本上的怀疑、批判精神。于是，科学沦为在传统意义上的神学。由此推演出的人文科学在体制内的表现形态，就是按照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型设计出的所谓课题申请、项目攻关、论文写作、定量考评的学术生产与评价体制。大学沦为知识的生产商、传播商，而不再是现代人的思想、意义的提供者，更不是真理的大本营，并遭到资本的践踏。学者不再有良知而是沉沦为官员、利益的奴仆。一些学者，一方面强调在汉语人文科学研究中要保持研究者的客观立场、学术规范，另一方面他们在学术成果的评奖、职称晋升的评定、科研基金的分配、论文发表的传播、攻关项目的招标中，主要依据的还是自己的主观立场、同当事人的个人感情。本来，形形色色的学术委员会的设立，是为了让学术公正、思想真理得到捍卫，但是，它在今天的汉语思想界却依循现实生活中以人际关系为准则的日常伦理。汉语人文科学中所谓的客观性立场，不过是玩弄学术权力被边缘化的学者们的烟幕弹。谁为真理而写作，谁就会遭遇现实的戏弄。为了反抗这种科学在学术、社会、人生中的神化思潮和人文科学的上述污名，我们决定采用“人文学”这个术语，旨在表明人文科学在根本上就不同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学，更不是可以按照自然科学的范式类比来定义的人文科学。当人们采用人文科学的说法时，汉语思想潜在的语境使人不得不联想到“自然科学”中的所谓“科学”一词的含义，即以经验实证与逻辑实证为依据的科学化的意指。

汉语思想语境下人文学的这种涵义，在英语里没有现成的词汇表达。我用拉丁语中的阴性名词humanitas的词根humanit-和作为构词用语的o+logy，组成它的英文humanitology。在希腊语里面，后者即“学（logy）”的意思，源于表达言说、话语的阳性名词logos（动词logō）。如此造词，依据类似于etymology（字源学或语源学，希腊语为etymologikē）、biology（生物学，词根bio指生命）。由于希腊语表示“人”的词根anthropo-在英文里已经有anthropology （人类学）一词，所以，只好借用拉丁词humanitas。该词具有人性（human nature）、人类（humanity），人情（human feeling）、仁慈、同情，殷勤，文化、文明、文雅（refinement）的涵义。 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学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对人的全部存在的言说，并且以培养人的整全的人性为目的。通过人的存在，指人文学者需要对自己的存在有独特的体验；言说人的全部存在，指人文学的对象包括人的全部存在本身，在客体化存在本源中内含人的生命理智、生命情感、生命意志的意识活动，在主体化存在本源中内含我思、我爱、我为的心理活动。这种活动的结果，一方面在主观上形成人作为文化心理存在的意识生命体，一方面在客观上见证人作为文化精神共在的形上、艺术、宗教之精神样式。这三种精神样式本身，又构成人类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人文学必须首先考查人的意识怎样在人的心理中发生的过程，然后具体言说三种精神样式的可能样态。

在起源上，人文学是和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相关联的一种学问形态。英文中的humanities，源自拉丁词humanitatem，既指希腊、拉丁的语言文学，也指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相对应的人文科学， 还指关系到某种文化的特征通常包括语言、文学、哲学、美术、历史、数学等具体的人文学科， 最后指关于人的学问、人学。  我们正是在humanities 的后两种涵义上来确定人文学的所指。“人文学科（humanities），或者litterae humaniores（拉丁文：‘人文研究 ’），在中世纪教育中包括经典、哲学和当时的文学。在这种上下文关系中，‘Humane ’指‘关于人的学问 ’。研习经典，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最大限度的展示了人类尘世的知识；研究哲学的原因是它能显示人怎样思考，及其思考的最高限度是什么；研究当时的文学则是为了表明当时最‘伟大 ’的头脑在想什么。人们认为：这些研究能使人们准备好去生活，或者如果他们要选择职业，这将使他们适合到军队，外交部或政府（这些都不需要进一步深造），也可以适应诸如教会、法律之类需要研究生的特殊职业。……人文学科在绝大多数的欧洲大学中，从中世纪末建校起直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极受重视的一门课程。” 简而言之，古典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内含经典研究、哲学、文学，由此延伸出现代意义上的下列学科范围：“现代语言和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法学、哲学、考古学、艺术史、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以及含有人道主义内容并运用人道主义（这里或许应当翻译为“人文主义”——引者注）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 其实，这个出自《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五版的“人文学科”范围的定义，可以缩减为“语言学、艺术、哲学、法学、历史学”，所谓“用人道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指社会科学中内含人文精神的那部分内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才被纳入人文学科的范围。在人文学科的古典意义上，宗教属于经典研究的范畴，宗教经典是人类早期文化经典最核心的组成部分。这种共识，在近代人文主义兴起时乃是不言自明的；在现代意义上将宗教从人文学科排斥出去，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科学的神化和启蒙运动片面利用人的生命理智否定人的生命意志的结果。

    在欧洲，人文学的发展，始终和“人文主义”的思潮相关。“人文主义（源于拉丁语humanus，指‘以人为中心的 ’），是从14世纪开始于欧洲的一场理智运动，并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点。人文主义者通过强调人的理智与文化成就而不是诸如神的干预、生命的短促悲惨以及逃避的需要，来反击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这场运动，最早兴起于意大利，着重强调对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的经典著作的研究，代表人物有14世纪的诗人彼特拉克，15世纪的思想家瓦拉、菲奇诺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菲奇诺和米兰多拉，设法将世俗的哲学与基督教统一起来，1458年，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学者艾伊尼阿斯•西尔维乌•比科罗米尼当选教皇（庇护二世），人文主义运动的胜利才得以确立。

特别是在北欧（法国的弗兰西斯一世与英国的亨利八世，都鼓励传播新的学问），把福音派的敬虔同古典学术相结合的努力，带有回归圣经与信仰本源的目的，产生了‘基督教人文主义 ’。在这项工作中，伊拉斯谟（此人编辑出神父们的著作和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是最重要的人物。人文主义运动对新教改革的影响，也很大。许多宗教改革家，包括加尔文、梅兰西顿和茨温利，都有人文主义的背景。他们的思想，明显带有人文主义的痕迹，像罗马天主教会内部许多影响这场改革运动的人那样。所有这一切思想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无不得益于新的印刷术的发明。罗伯特•埃蒂安纳、弗罗本之类人文主义者，出版了几千册书籍与小册子。

古典著作的重新发现（尤其是希腊哲学家及科学家们的著作），知识的检查制度（这种制度带有太多中世纪教会的特征）的放松，导致了在哲学、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的巨大进步。这与其说是将上帝边缘化了，不如说是现在让研究人及自然现象成为可能，而无需屈从于对圣经的教条解释。人文主义活动的高潮，与欧洲科学研究第一个伟大时期以及同诸如培根、哥白尼、伽利略、哈维、帕拉切尔苏斯之类观察家、思想家的工作相吻合，这并非属于偶然的现象。
在艺术里，古典的（即异教徒的）文学的重新发现，激起了人们对普通人的思想、热情及成见的迷恋。普通人，正好和比喻中的人物、贵族或宗教的知识分子相反。这种倾向，特别在戏剧中引人注目。经过遭受教会压制1000年后，现在再次允许上演戏剧。人文主义时代，是卡尔德隆、维加、最重要的是莎士比亚的职业喜剧盛行的时代。
其次，欧洲知识分子生活中的伟大人文主义时期，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促成这场运动的思想，还是旨在摆脱宗教的桎梏尊重理智的活动，不用上帝怜悯的保证而用知识照耀人的生活。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20世纪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时代。达尔文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量子力学等等，仅仅是这条连续前进道路上的几座高峰。其变化，经历了从理智的等级制到多元论，从确定性到怀疑（常常为理想破灭），从浸透罪恶的艺术写实主义（如陀斯妥也夫斯基、左拉的小说所显明的那样）到纪实的写实主义（以作家德莱塞和威尔斯的小说为代表）的过程。在此意义上，‘人文主义 ’一词，首先开始指一种公开反宗教的态度，即人不只是‘万物的尺度 ’，而且是惟一的尺度。19世纪的孔德，在他的‘人文主义的宗教 ’的用法中，恢复了这个术语。人文主义的宗教，结果成为与科学家联合捍卫达尔文主义的东西，李普曼在他的《道德序言》（1929年）一书里，引入了‘科学人文主义 ’的概念。科学人文主义，是一种基于科学和道德而非宗教的哲学。今天，世俗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及人权。它的无神论主张，和宗教的基要主义一样是教条的、不宽容的。而正是基要主义，最初导致了世俗人文主义的兴起。” ?
不过，从这段关于人文主义600年的历史回顾中，需要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诞生的背景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在教会以及学者中间从最初合一地加以注释逐渐开始分离，成为专职的神职人员和神学家乃至圣经学者关注的对象。另一方面，人文主义的世俗化倾向，乃是以西方社会近代以前1000年的基督教化为背景。它成为西方思想家们思考问题的基本上下文。近代以来的大思想家，从马丁•路德到洛克、休谟，从康德到黑格尔、费尔巴哈，从马克思到克尔凯郭尔、尼采，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南希，无不在自己的著作中严肃讨论过宗教问题。基本上可以断言：如果一位思想家没有对宗教现象的思考，他的思想深度值得怀疑。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更深原因，还在于宗教属于“人的终极关切”。思想者没有对宗教的终极关切，他就不可能有对思想的终极关切。难怪现象学到了汉语学界，只有沦为方法论的命运。
和人文学相关的，还有大学文科（Liberal arts）这个语词。“文科”（出自拉丁文中liber，意为“自由人”和拉丁文ars，意为“技艺”）和专业的、职业的、技术的教育相对照，指传授一般知识和发展人的普遍智能的学院或大学课程。 其称谓开始于14世纪的欧洲，代表贵族的工作和技艺，对应下层人士学习的“机械技工”。中世纪大学里，把文科分为七种，共两大类。第一类叫“三艺”（trivium），包括语法、逻辑和修辞；第二类叫“四艺”（quadrivium），包括算术、天文学、几何学和音乐。一个年轻人学完它们后，就成为“文科硕士”，获得攻读“博士”（意为博学）的资格，开始专攻某一科如法律、医学或者最高级的神学。人文科学是15世纪在欧洲被提出来的，与上面所说的“文科”不同，它曾被当时的“比较老牌的”大学认为是一种新的越轨。它指艺术和科学有关的基础教学课程；专为贵族教育设立，跟一般劳动者所需的技艺无关。它是法国学士教育的基础，正如文科曾是其他种类的教育体系的基础一样。人文科学的内容，包括天文、素描、语法、绘画和物理学。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大学文科还是人文科学，从一开始就带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天文学、几何学之类的痕迹。这也许是人文科学后来自然科学化的历史原因。

人文学的思考，始终和人相关，和思者作为什么样的人来思考相关，和回答“人是谁”的难题相关。“对‘人是谁’这个问题的思考同对某个事物的思考不同。我们思考一个物，是思考关于某个事物的知识，而思考人，则是思考‘我是什么’；不同于我是根据我学到的知识去识别事物，我则是根据自己存在的形象去观察人。因此，在认识一个物时，我碰到的是‘异’，而在同人相遇时，我碰到的是‘同’。我是什么，我就看到什么。”  反而言之，我所看到的经验，又会影响我的存在，乃至成为我的存在的有机部分。人文学和源自自然科学的人文科学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的出发点是研究者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生命，并以对自身的体验为前提反思人本身，以及由人的共在构成的社会、人的同在生成的历史。为了使自身成人，这是研究者的首要目标；汉语思想语境下的人文科学研究，其问题意识不是来自于研究者的存在体验，其研究目的在所谓学术客观性的名义下让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自动泯灭了，至于自己所言说的内容更不是为了指导自己的现实生活。一个民族中的学者阶层都越来越丧失了自律，还有什么理由希望普通的公民能够自律？既然研究者所说的思想、观念对其本身都没有自律的效应，那么，它们怎么可能对他人产生生命存在的导向功能？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在人文科学中每年增加投入后反而学术更加腐败、更无创造力的根本原因。
人文学在汉语现代学术语境中的出现，源于对于人的存在的完整理解。人的这种存在，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有生命理智、生命情感、生命意志，在人的主体化存在本源中有我思、我爱、我为，在人类文化的类型中有理性文化、感性文化、意性文化三种。据此，我们在分析了文化一词心理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含义后，着重讨论形上、艺术、宗教三种典型的人文经验，同时将美学这种最接近人的精神样式的学问形态并置其中，组成人文学的核心逻辑。


和一般对形上、艺术、宗教的分别研究不同，我们将其纳入价值逻辑论的宏观框架中言说。换言之，作为人的精神样式的形上、艺术、宗教，唯有从人的心理价值逻辑主体——意识生命体的生成入手加以探讨。而人的心理价值逻辑，又属于物理的、生命的、生理的、社会的、历史的个别价值逻辑相中的生成性价值逻辑相。因此，有必要从和自然科学的对照中，来审视人文学。

人文学的根据 人文学，探究由人生成的一切人文现象。人文现象在历史中的承传，是人文学得以成立的条件。但人的生成性或创造性的规定性来于何处呢？为什么在物质界、生命界和动物界中我们未发现人所具有的那种生成性本质呢？

    按照价值逻辑论，人是介于物性和神性的中间性存在者。这种中间性，如果从在场方式看，包括人作为生物的生长性、作为动物的生存性、作为共在者的共在性和作为同在者的同在性。它们共同融汇成个体生命的存在性。从人性的内容看，人是在物性中的神性存在者和在神性中的物性存在者。这样，从学科的问世条件方面，我们可以说：专门以展开神性为使命的神学，构成人文学的根据。因为，恰好是神学所要开启的神性为人的人性的获得给出了必要的可能性。离开神性之维，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将向动物性沉沦、最终以物性为单一的维度。神学把人置入和上帝的相关性中，或者说把潜在的人与上帝的相关现象当作显在的现象来加以研究，这从学科上为人文学所关注的对象提供了保证。在根本上，是神学给出了人文学以人文性，它是关于历史逻辑的普遍信仰体系。这种体系的核心，即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任何哲学都是神学，即使以否定上帝存在为内容的哲学体系，也摆脱不了作为人文学一部分的哲学对于神学的依赖性，因为当研究者开始否定上帝时，他已经承认了上帝的存在，否则他否定什么呢？如果研究者否定的仅仅是一个观念，那么，为什么人类会反复出现关于上帝的观念呢？神学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同在者全体建立起普遍的信仰，以此开出历史逻辑的普遍性。但这所有一切，都指向个人对其存在丰富性的占有。

    人文学的对象 人文学，以生成性价值逻辑主体即人的意识生命体、精神生命体和文化生命体为对象。人文学家，并不像自然科学家那样有现成性的对象供其研究，他的意识生命决定着他所意识的对象和边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自然科学引申出来的人文科学方法论失去了依据。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是现成性的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动物世界。个体生命的绝对差别性，是人达成人文学的结论的丰富性的原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个体生命的绝对相关性的否定。甚至可以说，人文学的全部使命，就在于为个体生命的共在给出理性的证据。人文学关注的，尽管是人这个被创造者，但它还要在这种关注中创造他，在意识、精神、文化上充实它的研究者，从而为人类生命给出个别的图景，并使研究者本身成为人文学的对象的见证。

    一般情况下，自然科学家只能选择既定的方式进入他的对象，除了他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外。即使如此，他所选择的方式始终有限。相反，人文学家必须用自己的经验方式对他的同行所设定的问题域加以重审，以至于重新提出自己的对象的内容。其中，他本人的意识生命以及他对待人类文化传统的方式，在铸成他的对象的过程中起着根本作用。

    人文学的语言 和人文学的对象相呼应，它也有差别于自然科学的语言。人文学的语言，从形上这种精神样式的感应性符号语言扩展而来。在我们关于形上之外的艺术和宗教两种精神样式及其他学问形态的言说中，在我们展开价值逻辑论的全部内容中，我们采用的都是感应性符号语言。从前，构成人文学的各门学科都带有感应性符号语言的特点，这和人文学所呈现出的哲学语言相关。

    为什么人文学以感应性符号语言为自己的语言呢？人文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它的建立必须以人的生命理智的我思为条件，而借助于观念的感应性符号语言，正好构成我思的内在方式。当然，在现代人文学中，纯思也利用了象征性语言的丰富性和指使性语言的有力性，来帮助人文学向一种学术形态的成长。但人文学家内在的自我感应力和他对其外在的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感应力，迫使他更多地选定观念而非感觉、感受、直觉、顿悟为自己的言说方式。人文学所呈现出的差别性，恰恰是其研究者作为个体生命的见证。丧失独特的感应能力，人文学家的研究就成为一种重复性而非创造性的劳动。这种劳动，最终剥夺的是人文学家的人文身份。

    人文学家是否意识到人文学在语言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标志着他对以概念性符号语言为语言的自然科学的意识。把现代人文学术理解为以知识学为原则和方法的人文—社会科学，这不但背离了以人文学为内涵的人文学术的精神，而且是科学主义神化在当代学者心中统治的结果。何况，人文学赖以存在的观念，永远不可能在知识学的意义上得到实证。价值逻辑论把物理的、生命的、生理的三相价值逻辑当作个别价值相来加以展开，正好表明自然科学在原则和方法上对于人文学的有限性。因为，人文学所具有的价值逻辑主体——意识生命体、精神生命体、文化生命体，背靠着自己的原则和方法。

人文学的使命 人文学不仅在对象、语言两方面显示出自己与自然科学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还表现在它的特有使命上。建立关于自然现象的普遍知识体系，不再构成人文学的目标。因为，人文学所成就的，是关于人文现象的普遍价值体系。它为人类生命贡献出既相差别又相关联的人文图景，为之提供栖居的处所。除了对意识、精神、文化三种现象加以反思外，再也没有其他对象能构成人文学的问题域。事实上，价值逻辑论正是依循从意识反思心理、从精神审视社会和从文化观照历史的策略，自觉献身于人文学的重建工作。对此，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对象的科学和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为对象的神学，都不可能代替人文学在人类生命成长历程中的特殊功能。人文学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使我们得到多少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这种要求出自科学主义的人文科学观），而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人的心理、精神和文化的丰富性。在此意义上，人文学是关于人与自我、人与人（生者与死者）如何相关的学术形态。我们后面对形上、艺术、宗教、美学的探讨，就是在回答人与自我的关系；至于人与生者的关系，我们在“社会学”里分别以社会伦理学、社会政治学、社会经济学、社会法学的学术形态做出了讨论 ；而人与死者的关系，事实上就是人与历史的关系，属于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

此外，即使价值逻辑论在言说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时也考察过它们和神学的关系，但这种考察，并不能代替以承诺历史逻辑的普遍信仰体系为内容的神学研究本身。相反，人文学在学科上的终极根据是神学，正如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终极依据一样。因为，“个体、社会及历史，没有自身存在的根据和总体意义，换句话说，它们是偶在的。个体、社会及历史，不能自封为绝对者；它们并不是它们本身。当然，基督徒将按照其对上帝创世的信仰来解释这个事实，认为在永生的上帝中，个体、社会及历史获得了其存在的根据和总体意义。上帝引导他们走向自治。”

人文学的分类 根据人文现象发生的领域，价值逻辑论把人文学分为人文心理学、人文社会学和人文历史学。我们把独立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也纳入人文社会学的范畴，原因在于：“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是人的社会，研究的是各种种族的人的社会。如果要忠实于自己的使命，他就永远也不能忘记，他是在研究人的事物，研究人。他必须把人当作人来反思。并且，对这一事实他必须有足够的意识——他自己就是人，而且社会科学始终都是一种关于自我的知识。社会科学，作为对人的事物之人的知识的探求，涵盖着这一作为其基础的知识——构建人性的知识，或毋宁说，使人变得完整、整全，使他成为真正的人的知识。”

由于价值逻辑论是在基于对人性的中间性的理解前提下阐明心理的、社会的、历史的价值逻辑，所以，它本身就构成人文学的一部分。不过，这种阐明，更多地带有共时性的而非历时性的特点，它直接关涉到个体生命的人文现象。至于从历时性方面展示各门学科的人文性生成历程，那属于逻辑历史学的一项任务。

(作者简介：查常平（1966－），男，博士，《人文艺术》论丛主编，主要从事历史逻辑、圣经神学、艺术评论研究。现供职于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基督教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