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方言趣谈:闽语

霜叶红

——我同一些特殊方言的最初接触
作者:清风洗耳 来源: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8-1-6/2501804.shtml  

　　我对语言很感兴趣，但却似乎在语言方面又相当缺乏天分。比方说，我曾经学了12年的英语，可至今还认得出的单词不超出300个；参加工作后曾在企业办的夜校里学了3年日语，可至今的日语水平恐怕比英语强不了多少。说到这儿相当令人汗颜。客观的作一番自我评价，我觉得天份的确也差一些，但更主要的还要归咎于自己当年太缺乏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自己当年性情太浮躁，不愿意下苦功背熟那些必须记牢的常用单词，所以学了再长的时间也没有多大长进，最终只落得个水过鸭背——啥也没留下的悲惨结局。
　
　　不过我对语言的兴趣却多年来始终未减。这主要同我自己的成长经历有较大关系。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省会城市，在那里学会了我首次接触到的第一种地方语言。四五岁的时候，我随父母迁居到了相隔几百公里外的一个山区小县城，开始接触与省城有很大差别的另一种地方语言。小学快毕业时，我随母亲回到她离别多年的故乡——湖北宜昌居住，在那里又接触到了别具特色的鄂西方言。几年后我又回到了父亲的身边，而这时候我的高中同学中有不少都是侗家的后代。经常同他们朝夕相处使我逐渐能够比较熟练、纯正地同他们用侗语进行日常对话，这使得不少真正的侗家人对我刮目相看、倍感亲切。　
　
　　更大的变化是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我刚参加工作时所在的单位有八千多人。而这些同事都分别来至全国各地除西藏、台湾外的几乎所有省区。因此每天置身他们中间，始终都有一种置身于火车站的候车大厅之中的感觉。从那个时候起，我才真正开始知道了我们国家各地方言的多种多样、丰富多彩，才知道了西北话同东北话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才知道了除了上海话我们一般人很少能听懂以外，广东话和福建话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同样无异于是来自于另一个星球的“外国”语言……　

　　我们单位当时的那八千多人中，有近三千人是年纪同我相仿的福建人。而其中好像又以闽南人居多，比如厦门人、泉州人、晋江人、漳州人、云霄人、东山人以及少量的莆田、仙游人等。在当时，几乎全都是北方人和四川人的老一辈职工，对这些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生活习性却普遍比较散漫、“另类”、语言又完全格格不入的福建人很不以为然。因此好长时间里这两部分人都始终看不上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相处得很不融洽、亲密。　

　　也许是得益于年纪相仿，或者是因为我来自于一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家庭吧，我参加工作没多久，这些福建同事很快便接纳了我这个本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外来人”。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我很要好的朋友。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第一次知道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汉族，同样使用的是汉语，但有些地方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居然会一句也听不懂！

　　开始同这些福建同事相处的时候，既感到特别的好奇，又觉得特别的别扭。当然，我在场的时候，出于礼貌和便于交流，他们都会用他们那种被人戏称为带“地瓜味”的普通话同我进行交谈。但他们只要一扭头同“自己人”对话，那如同外国话般的闽南方言马上就会一连串地脱口而出，让我总有一种被人强行隔离疏远的感觉。
　
　　所幸的是，我的这种感觉很快就被他们察觉出来了。为了表示对我的真诚和不让我再产生冷落感，他们开始半玩耍半认真地教我说起闽南话来。由于大家相处得比较友好亲密，所以，前后大约经过了一年多的样子，我这个至今未曾踏进福建半步的外地人居然能够逐渐使用闽南话同他们进行简单的日常交谈了。这让周围的很多同事都感到相当的不可思议。

[ 本帖最后由 霜叶红 于 2008-7-25 16:43 编辑 ]

霜叶红

五花八门的方言趣谈　　
——闽南话听起来好像不是汉语

　　就在这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我对我国方言的芜杂和奇特开始有了一个比较清晰地认识，同时也对福建方言、对闽南话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具体而初步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在我们国家，除了少数民族种类众多的云南以外，作为汉族聚居地的福建恐怕应该算是唯一一个方言数量最多、相互间区别最大的省份。据我的这些福建同事介绍，他们那儿有的地方甚至是一个县跟一个县的方言都完全不同，走出自己的县，说话便没有人听得懂了。最典型的例子是：福州话同闽南话互不相通；同属闽南地区的莆田、仙游话同厦门、漳州话又互不相通。此外，受浙江话影响极大的闽北方言、受客家话影响极大的闽西方言等都是既不同于福州话、又不同于闽南话的另外的自成体系的特殊方言。在一个省的地域范围内，并存着种类如此之多、差别如此之大的地方方言，实在是令人惊叹！
　　
　　还是说说我比较熟悉的闽南话吧。
　　
　　如果说长江以北加上西南三省的绝大多数地区的汉族方言尽管存在一些这样那样的差异，但本质上它们都同属于跟普通话比较接近的北京语系。这些地方的人说话时的声母和韵母都基本相同或者相近，只要多交谈几次，或者交谈时精神稍微集中一点，彼此都能听懂对方想要表达的主要意思。比如“吃饭”两个字，黄河流域已北的几乎所有省份地区（赵本山、潘长江的老家辽宁铁岭也许除外）的人基本上都说成是“chi fan”，西南三省多数说成是“ci fan”，湖北等地说成是“qi fan”。很明显，“饭”字的发音是完全相同的，差别只表现在音调上。至于“吃”字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中的差别恐怕还远不至于达到让别人一点儿也听不懂、猜不出的地步。
　　
　　现在来看看闽南话“吃饭”两个字的发音吧：“jia bong”（近似于“家崩”）。瞧，怎么听也没法同“chi fan”或者“qi fan”联系在一起。这就是闽南话的特别之处。
　　
　　再看几个闽南话的例子：
　　
　　衣：闽南话说出来是“sa”(近似于“仨”)；
　　猪：闽南话说出来是“di”(近似于“低”)；
　　雨：闽南话说出来是“huo”(近似于“豁”)；
　　黄：闽南话说出来是“eng”(近似于“嗯”)；
　　事情：闽南话说出来是“dai ji”(近似于“歹几”)；
　　问题：闽南话说出来是“men dui”(近似于“门堆”)；
　　狡猾：闽南话说出来是“gao guh”(近似于“高估”)。其中的“猾”字在普通话里发平声，而闽南话却保留了它原来的入声字读法，将它同“滑”和“骨”一齐读成气息比较短促的“guh”。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同是汉语的闽南话跟其他地方的方言区别有多大了吧？所以说，外地人若是第一次到厦门等闽南地区去，如果谁也不讲普通话，你是一点儿也没办法同当地人沟通的。
　　
　　天哪，这还能叫作汉语吗？

霜叶红

五花八门的方言趣谈
         ——闽南话——古汉语的“活化石”　

      闽南话作为我国汉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丝毫也毋庸置疑的。
　　
　　通过后来的学习和阅读，我从一些有关的资料上逐渐了解到，闽南话同我国绝大多数地区通行的汉语言之间之所以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异，原因就在于我国历史上曾经因战乱出现过的若干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其中，发生在公元308年，即晋代永嘉二年的“五胡乱华”大动乱中，原来生活在中原地区黄河、洛水流域的林、陈、黄、郑、詹、邱、何、胡等八姓仕族举族南渡到今福建沿海一带，并将当时流行于黄河、洛水流域的语言——“河洛话”也一同带到了福建，从而形成了最早的闽南方言。三百多年后，又发生了两起大事，进一步促成了闽南话的最终成型。
　　
　　一起是唐高宗总章二年（公元669年），福建南部被称作蛮獠的土著人因土地与徭赋问题发生动乱。时任朝议大夫兼岭南行军总管的今河南固始县人陈政奉命先后率领好几千中原将士进入福建平息动乱。平乱期间，由于陈政在其聪慧的母亲的协助下实行了以安抚为主的政策，使得他的将士同当地居民很快便化敌为友，相处和睦。陈政死后，其子陈元光继承父志，继续领兵镇守福建，并上疏朝廷在闽南设漳州获准，有力地促进了闽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陈政父子及其手下几千名中原将士的到来，使刚刚形成不太长时间的早期闽南话得以增加最新的中原语言元素。
　　
　　另一起是发生在五代后梁开平年间前后、同是固始人的王审知建立“闽国”的事件。
　　
　　唐光启元年，固始人王审知与其兄王潮一起奉母董氏随军入漳州。时为其上司的王绪责怪王潮兄弟携母随军违犯军纪，命斩其母。王潮兄弟遂联合诸将密谋擒杀王绪。后王潮任泉州刺史，景福二年攻入福州后又自称留后，据有泉汀五州之地，乾宁三年为威武军节度使。乾宁四年王潮死后，其弟王审知继任其职。王审知素有军事才能，很快统一了八闽。后梁开平三年，王审知被封为闽王，在位29年。闽地亦自此称为“闽国”。其间，王审知重视农耕，鼓励垦殖，保境安民，薄赋轻徭，使闽中一带社会大治。审知死后，其次子王延钧仍被封为闽王。王氏兄弟、父子先后经营福建50多年，在闽地社会生活全面汉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闽南话也就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它最后的成型过程。
　　
　　由此可见，闽南话不仅是汉语，而且还是当年最正宗的中原汉语。只是由于一千多年前交通很不发达，再加上一些政治上的原因，使得当时定居到了福建的这些中原人长期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原地区的语言在他们离开后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演变，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变化成了后来我们大家都普遍使用的主流汉语。与此同时，闽南方言却基本上还保留着汉唐时期的老样子，顶多在自己流行的范围内沿着一条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的道路缓慢地发生了一些自己特有的细小变化罢了。这就是闽南话之所以来源于中原汉语，后来却变得与中原汉语完全面目全非的主要原因。
　　
　　由于闽南话基本上保留了一千多年前我国汉唐时期中原地区的语言特征，所以语言学者们把它成为我国古汉语的“活化石”是非常恰如其分的。

霜叶红

五花八门的方言趣谈
     ——闽南话特殊的语言习惯

    每一种方言在使用过程中都会因地域差别等原因形成一些跟其他方言不太相同的语言习惯。
　　
　　比方说，两个人见面，人们普遍都会用简单的几个字表示对对方的友好与问候。有的人喜欢用“你好”、“早上好”，有的人喜欢用“干啥去”、“都忙什么呢”。如果见面的时间恰好就是三顿饭的用餐时间的话，那么很多人便会将问候语改为“你吃了吗？”特别是早上上班的时候，也就是大多数人刚吃过早餐的时候，所以这时候你在工厂、公司、机关门口能够听到最多的词语恐怕就是这句：“你吃了吗?”
　　
　　闽南话里的问候语情况也基本相似，不同的地方就在“你吃了吗”这句问候语上。在同样的情况下，闽南人绝对会问“你吃饱了吗？”而不会问你吃了没有。一个是“你吃了吗”，一个是“你吃饱了吗”，表面上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但他却折射出闽南人对相熟的人的关注度远比我们这些内地人更体贴、更细微。他们不只关心事情过程的有无，更关心的是事情结果的数量与质量。这句话的潜台词是：饱了吗？饱了我就放心了；不饱？不饱再到我家吃点？这反映了一种多么纯朴友善的民风啊！
　　
　　我们对周围熟识的同事、同学、邻居，为了表示关系密切友好，很少直呼其名，多数都是在他们的姓的前面加上一个“小”字或“老”字，如“小张”、“老张”之类。此外，也有在对方姓的后面加上他的职务、职称或者干脆就统一叫做“师傅”的，如“张科长”、“张工程师”、“张师傅”等。在关系密切的集体当中，还有一种称呼方式也比较流行，即不称呼姓只称呼其名。这在姓名普遍都是三个字的情况下使用起来比较方便而且亲切。单名较多的场合，这种方式恐怕就有点暂时行不通了。
　　
　　在这种称呼方式上，闽南人也有很多与内地人完全不同的地方。
　　
　　姓加职务的称呼方式就不用多说了。姓前面加“小”和“老”的称呼方式好像在闽南话中也不太多见。我的印象是闽南人在称呼别人时似乎不太在意姓或者名之间究竟区别有多大。只要叫起来方便、幽默、亲昵，想怎么叫就怎么叫。
　　
　　比如，我以前有个同事名叫“陈江来”，熟悉的闽南老乡都叫他“陈江”，把最后一个字去掉了；
　　
　　我还有个同事叫“许天来”，闽南老乡都叫他“许来”，把中间一个字去掉了。
　　
　　有不少时候，他们也喜欢只称呼对方姓名中的一个字而已，但在这个字的前面，一定得加上一两个最能表现其外貌特点的字眼才行。至于这个字是姓还是名，在他们看来都并不怎么重要。
　　
　　比如，对于身材高大魁梧的人，他们便会叫他“大个Ｘ”；对于带着一副眼镜的人，他们便会叫他“眼镜Ｘ”；对于皮肤黑的，他们叫他“黑Ｘ”；对于身体肥胖的，他们叫他“肥Ｘ”；如果某个人既黑又胖，那么它们就会干脆叫他“黑胖”，连他的姓或名都一齐省了……
　　
　　想不到由于方言不同，连语言习惯也会发生这么大的差别！语言世界里让人惊叹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霜叶红

五花八门的方言趣谈　　  
      ——闽南话保留了大量的“入声”字

　　　很多内地人，特别是很多在新中国长大的中青年内地人，恐怕都不太清楚“入声”字指的是什么。因为在从小就开始接受的普通话和语文课的教学中，明明告诉我们汉语音调共分“四声”，即第一声（阴平）、第二声（阳平）、第三声（上声）、第四声（去声）。如此而已。但是，当你一旦涉猎到古典文学或古汉语的学习与研究的时候，你马上就会发现，我们古人的发音虽然也叫“四声”，可此“四声”绝非彼“四声”。古汉语的“四声”指的是平声、上声、去声、入声。

　　怎么不一样了？古汉语中多出来的一个“入声”跑到哪里去了？

　　原来，经过漫长的社会历史变迁，古汉语中大量的“入声”字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原有的声调，分别归属到平、上、去这三个声调中。所以我们今天听到的以普通话为代表的大多数地方流行的现代汉语，当然就找不到“入声”字的身影了。

　　至于究竟什么是“入声”字呢？目前专家们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古汉语中以辅音结尾，发音比较短促的汉字就是“入声”字。
　　说了半天，还是让人弄不明白到底什么样的字才是入声字？是的，由于我们现行的语言里已经没有了这些元素，所以要把什么是入声字真正弄明白，对于绝大多数内地人来说，还真的要费上一番大力气才行。

　　闽南人却不用费这个劲。因为在这个问题上，闽南人比内地人占据了一个先天的优势：闽南话本身就包含着大量古汉语才会有的入声字。例如下面这些字，用普通话念一点儿“入声”的特点都显不出来，但改用闽南话来念，“入声”的特点一下子就可以马上辨别出来：

　　北：bah 国：goh 出：cuk 入：lim 滑：guh
　　饮：lim 拍：pah 一：jig 六：lah 十：zam

　　这些入声字在闽南话中发音都比较短促，每个字结尾的声母：g、h、k、m等都只保留口型，并不发声。重要的是，这些入声字并不是出现频率很低的个别现象，相反，它们在字数上几乎可同其他几个声调（平声、上声、去声）旗鼓相当，平分秋色。

　　类似的情况其他方言，如吴越方言、粤语、客家话、湘赣方言、甚至北方方言中的山西方言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恰好证明了入声字在古汉语中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存在，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现代汉语的变化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