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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希杰 聂 焱 来源:http://tieba.baidu.com/f?kw=%CD%F5%CF%A3%BD%DC
摘 要:意义问题对人类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意义”可分为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同义手段也相应地分为语言的和言语的。“同义手段”的有无关涉到修辞和修辞学能否存在;利用“转换”这一方法可探寻到 “形”和“义”的关系,从而也可探询到部分同义手段的成因。王希杰在语言研究中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同义手段”说这块阵地。并对“同义手段的选择”从多方面作了深刻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同义手段理论体系,这是同对语义学的一个新贡献。
关键词:意义 同义 语言同义 言语同义
0 引言
聂 焱:刘焕辉先生在第十九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宣读的论文《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及其他》中指出:“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修辞学的新发展,就是从改变旧的修辞观念开始的。……这可以王希杰和张志公的意见为代表。……两人都把修辞手段归结为同义形式的选择——这在认识上是一大进步。近年来中国修辞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基本属于这种认识的产物。”[1]你也曾说:“同义手段说的出现是80年代中国修辞学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80年代中国修辞学走向发展和大繁荣的重要原因或推动力之一。” [2] 王先生,现在我们谈谈同义手段,好么?
王希杰:好呀,这个题目是值得一谈的。
一 同义手段研究的价值
聂 焱:同义手段是中国修辞学界的热门话题。对同义手段,最关注最重视的是你。你长期关注这个问题。《汉语修辞学》中你举的曹操《赐袁涣家谷教》中的“郎中令”、“曜卿”、“袁涣”等例子,说明文革期间,“评法批儒”时候,你还在思考同手义段问题。关于同义手段,你的成果最多,也最科学;学术影响也最大。
王希杰:是不是最科学,那不是我自己或者某些个人说了算的。说长时间地关注,这倒是事实。我在大学低年级的时候,就接触到苏联语言学界的同义理论,也阅读过高名凯教授关于同义问题的论文,那时候,我们不同意高先生的“言语”的定义,但是在同义手段理论方面,我们同他并没有分歧。那时候,我主要是观察多种多样的同义现象,例如:作家改笔,同一文本(古代经典,外国经典)的不同译文,古代文献的异文,等。文革后我的论著中偶然可以见到一些那时候收集的、文革期间没有毁弃的例子。但是那时候,没有想到理论体系问题。只是一种爱好而已。
聂 焱:你的同义学说影响最大,这不是恭维话,你的同义手段学说被许多人所引用,就是一个证明。你的理论更趋完整、丰富和系统化。你在《修辞学通论》中,从“意义和同义”、“四个世界的同义手段”、“同义词语和同义句式”、“同义手段的选择”等方面展开了对同义手段理论的充分论述,形成了一个既相对独立,而又与语言运用的其他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体系。
王希杰:我自己真的并没有想那么多。我不是一个整天思考如何建立理论体系的人。我只是随意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
聂 焱:同他人相比,你的同义手段理论的覆盖面更广、更具有解释力。你运用同义手段理论解释了许多言语现象和手段,几乎涉及了言语交际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那些过去难以解释的言语事实,如对比喻、双关等修辞格的研究,对显词和潜词问题的研究等,而最终使得同义修辞学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
王希杰:我是有些相信我的说法是有解释力的。这样,我才有信心继续下去。如果我的说法没有解释力,那么我早就丢开了。至于同义修辞学,我一开始就认为是可以建立的,以同义说为纲领来建立一个修辞学新体系,就是说,把所有修辞现象都运用同义手段学说来阐释。
聂 焱:请问,你为什么如此重视同义手段问题?
王希杰:原因是,意义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意义是哲学家、逻辑学家、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美学家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普通人所最关心的问题。我以为,人类其实是一种意义的动物。追求意义是人类的本能。人是为意义而生存的。就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言来说,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的学问。或者说,语言学家的目标就是建立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模式。
聂 焱:是这样的,“意义”问题是诸多学科如哲学、逻辑学、心理学、文艺学、语用学、修辞学等都关心的问题,是人文科学研究的交叉点,更是语言学无法回避而必须研究的重大问题。只要涉及到人类的交际活动尤其是语言交际活动,就非得涉及到意义问题。
王希杰:语言世界的奥妙就在于,形式和意义之间并不是一一对称对应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不对称不对应现象,就给语言学家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是也成就了语言学家,或者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如果说,语言是人的精神家园,那么这个家园就是一个意义和形式的统一体,精神家园当然也就是一个意义的花园。
聂 焱:精神家园是一个意义的花园,我赞同你的观点。
王希杰:人类是一种意义的动物。人是为了意义而生存的。没有意义,人就失去了生活的勇气。没有意义,就是荒谬、焦虑、恐怖、痛苦;意义的发现给人以安定快乐感。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其实就是给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此而言,人类是能赋予世界“意义”的动物。
聂 焱:你的学生李晗蕾博士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她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写的《重读〈汉语修辞学〉》,就是从语义学角度切入的。
王希杰:李晗蕾博士的看法我是赞同的。
聂 焱:“语流义和语流义变”、“情景义和情景义变”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修辞学,也为词汇学和语义学,提供了一种演绎的研究方法,将这种方法与归纳法结合起来,可以更有力地解释词汇系统和语义系统的演化和发展。” [3]我也认为,《汉语修辞学》不仅仅是修辞学著作,在语义学方面也是有所建树的。
王希杰:我只是随意而谈,并没有形成系统的语义理论。多少能够对他人有所启发就很满足了。
二 语言同义和言语同义
聂 焱:你一再论述同义手段,你说:
“所谓同义手段,就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和它的一切偏离形式(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显偏离和潜偏离)的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距阵、关系网络。这个模式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体。” [4]
“所谓同义手段,就是某一个零度形式同它的一切偏离形式(包括正偏离和负偏离、显偏离和潜偏离)的总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关系矩阵、关系网络。这个模式是交际活动中的四个世界的统一体。” [5]
“修辞学研究同义手段,主要是研究它的运用,即在特定的语言环境里如何选择才能够达到最佳的表达效果。这个选择的原则就是得体性原则。” [6]
这些定义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同义现象的本质特征。
王希杰:我以为,同一个概念是可以下多个定义,我并不认为我的某一个定义是唯一的。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任务,可以下不同的定义。
聂 焱:1981年,你发表了《修辞的对象及其他》(《语文研究》1981年第2期),该文不仅明确指出:“修辞学的对象是同义手段的选择问题”,而且对同义手段进行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你认为:“修辞学上的同义手段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语言体系中的同义手段,二是言语表达中的同义手段。”在以后的1981年4月写成、1983年发表的《论同义手段》[7]中,你又一次阐明了这样的观点。你指出:
“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是区分语言和言语,区分语言体系中的意义和言语表达中的意义”。在修辞研究中,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必然会推动修辞学向科学化、精密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意义’和‘同义’这些问题上,只有区别语言和言语,才能够向科学性方面迈进一步。”
索绪尔提出区别语言和言语促进了现代语言学在科学化精密化的大道上飞速发展,是对现代语言的重大贡献,你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引进修辞学,然后进一步区分了语言的词语和言语的词语、语言的句子和言语的句子、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等等,我认为,这是对现代语言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王希杰:“贡献”之类词语还是少用的好。既然我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当作一种方法论原则,又长期在高等学校里讲授语言学,那么这样的一些想法就是很自然的,没有什么值得多说的。如果说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论原则,那么语言的意义和言语的意义、语言的同义和言语的同义的区分,也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在我看来。
3 对同义手段的再认识
聂 焱: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义手段理论进入成熟期。这一时期在同义手段理论研究上最有成就最重要的一位人物就是你。除了在一系列的文章中论及同义手段问题之外,你还相继出版了四部力作:《修辞学新论》(1993 年)、《修辞学通论》(1996 年)、《修辞学导论》(2000年)和《汉语修辞学》(修订本2004年),在这些著作中其中都贯穿着同义手段理论。这一时期你的同义手段理论研究的特点是:革新了研究的角度和方法。你从语言、物理、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平面、潜和显、零度和偏离等角度来综合考察同义手段现象,运用最新的语言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理论及思想,分析同义手段选择的规则和规律。从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看,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
王希杰:语言和言语的确是现代语言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三 同义手段与修辞学
聂 焱:你对同义手段的本质、同义手段选择的本质和意义也曾作过精辟的阐述。你说:
修辞学首先应当认识同义手段的本质。所谓同义手段的本质就是同义手段在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索绪尔在语言中区分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聚合关系是属于系统的,组合关系是属于过程的。同义手段就是存在于系统之中的,它是一种聚合关系。而对同义手段的选择,则是在过程中实现的,它表现为组合关系。[8]
就任何一种语言系统而言,它的语言单位的全部关系就体现为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包括语义的和语法的。你把同义手段归结为聚合关系,把对同义手段的选择归结为组合关系,进而用索绪尔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这一对著名的语言学范畴来解释同义手段的本质和同义手段选择的本质,同时也就确定了同义手段和同义手段选择在语言系统中的地位和意义。这不单是用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解释同义手段,还同时是对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解释力的一次新开掘。
王希杰:我是把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当作一种方法论原则来看待的。
聂 焱:你还把同义手段和同义手段选择的有无提升到了修辞活动和修辞学能否存在的高度来认识。你说:“如果没有同义手段,任何交际者在任何交际场合对任何一个话题,只能用同样的语言材料,那么就没有选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不存在什么修辞活动,也就不可能产生出修辞学来。” [9]而实际情况是:任何一个交际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希望提高表达的效果,都自觉不自觉地根据话题、交际目的和语言环境的需要来选择可以达到最佳表达效果的语言材料。正因为语言中有大量的同义手段,于是同一个事物、思想、观念、感情就有了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给人们适应不同的交际场景和不同的交际目的进行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这样就产生了修辞活动——为了提高表达效果而根据交际环境的需要对同义语言手段进行选择的一种活动。这个活动就蕴藏着修辞——适应语言环境的、有助于提高表达效果的那种同义手段的选择规律规则。据此,你认为:“修辞活动就是同义手段的选择活动,修辞,是同义手段选择规律规则的总和。修辞学就是一门选择同义手段的学问。” [10]因此,在你看来,同义手段的有无是修辞学有无的必要条件。这就又从修辞学的角度揭示了同义手段的重要意义。
王希杰:我一向认为,可以以同义手段为纲,构建一个修辞学新体系。在同义手段的框架之内,描写全部修辞现象,阐释所有修辞学问题。
聂 焱:这是你的一贯主张,其实,你也是这么做的,在你的《汉语修辞学》中,在《修辞学通论》、《修辞学导论》中,同义手段都是贯穿始终的,只不过是草蛇灰线式的,时隐时现,或者说像血脉似的,在深层涌动,在表层没有十分明显的迹象、看起来若有若无罢了。你说,我说得对吗?
王希杰:对!是这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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