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Ostrich

来源：《读者》

! I. |. `% I  Z* S% d0 P何兆武先生以《上学记》为书名，书写他的口述自传。其中最让读者心向往之的一点是，那时的大学校园，和校门外的社会相比，真的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 y# ~+ A% F8 Z$ E* w# {有哪些不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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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很小的时候，就常常跟着大学生到天安门集会，经历的学生运动很多，包括一二·九运动。当时，他二姐在北大化学系读书，是地下党，一二·九游行中被抓。过了两天，他父亲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人就放回来了。蒋梦麟当时身兼北大校长与教育部部长两职，属政府官员，公然出面保释学生。在当年，却属传统。此前的五四运动期间，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就是这样，学生被捕以后，他向政府提出赶快把学生放了，然后又带着教师和学生欢迎他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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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6 t. v) j0 e) |% O( n读蒋梦麟的《西潮》，我们知道，就个人观点来看，他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不赞成是一回事，学生出事了要出面营救是另一回事。他身兼二职，比别人更明白，大学里的事情与大学外的事情是不一样的。这时，他政府官员的身份淡出，大学校长的身份亮出，保护学生才是他最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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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b% u( I9 T7 z1 M5 j( E; X同样，蔡元培也是不赞成学生运动的。但是，这并不等于学生因运动而被抓，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不理不管。

9 A" M# e7 @" l: L8 i校长们之所以能够让大学与外面不一样，不是这些校长天生具有一手遮天的英雄情结，而是因为，比校长更大的角色，也能认可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大学是个不一样的地方，老师教书也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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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i# W8 a+ G在西南联大，教师在课堂上是自由的。讲什么，怎么讲，完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没有什么统一的规定要他们去遵循，甚至于削足以适履。于是，自成一家的课堂气氛就出现了：陈寅恪夹着一包书进课堂，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如数家珍地信口讲，一包书并不打开；雷海宗教学没底稿，上课连一个纸片也不带，可他记忆力惊人，学识渊博也惊人，一提起某个历史人物哪年生哪年死，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全都脱口而出；陈福田讲授《西洋小说史》，只从17世纪《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讲起，似乎挺没章法，可也没人干涉；向达教的是《印度史》，两个学期下来，只讲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完全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汤用彤好比哲学系里的历史学家；雷海宗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每个教师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活、看家本领，不受羁绊，尽情发挥，真有点诸子百家的味道。

即便讲授在今天看来有些敏感的政治，教师们也没有忌讳，还是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决不违背良知与学理。

讲授《政治思想史》的张奚若先生，从当时的政治倾向上看，他多少还是拥护国民党政权的，但他却把马克思著作当成一门学术来研究，在给学生开出的必读书中，就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宜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针对有人喊“蒋委员长万岁”，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大发感慨：“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而这也不犯禁，更不能证明他在替谁说话，立场有什么问题，有无政党背景。这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教师、学生都明白，政治学和政治是两码事，学校里的学术与校门外的政治是不一样的，没人会把两者混淆成一个东西，蛮不讲理地给你上纲上线。

4 d+ m; \  t$ X5 e教师能在课堂上自由发挥，受益的自然是学生。学生从老师的自由发挥中，不仅能获得书本以外的知识，更能获得思想的启迪与精神的陶冶。因此，那时的学生也与今天的学生不一样。何先生顺手拈来几件小事，读来颇耐人寻味。

" j- {' [" h8 J; m) O# W有一次，他看到物理系的两位大才子，杨振宁与黄昆在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说看了。黄又问，你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一个物理系的在校学生，评价当代物理学界大宗师的文章，就像评价一位同行的文章，感到不好就直接说出来，一点不带仰视的成分，今天的物理系学生恐怕不仅做不到，也难以想象那时学生的胸怀竟是如此雄阔。杨振宁以后成为世界级物理学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此也可看出端倪。理学院有位姓熊的同学，上周培源的《力学》课，每次下课就跟周先生站在院子里辩论，周先生说他根本就没有听懂，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辩下去，引来很多同学驻足观看，都成了校园一景。还有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在一次考试中，用了一种新方法解题，老师认为他做错了，他就在学校里贴了一张小字报，证明自己没有错，真是特立独行，戛戛独造，决不放弃独立的内心世界而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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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0 \3 R$ @0 D' W7 a8 ~这些事，只可能发生在大学生身上，也只能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当然，这也都是自由学术空气熏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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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不断有人写文章，怀念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北大、清华，怀念物质条件那么差的西南联大。人们怀念的是什么呢?怀念的是大学和外面的不一样。对今天的大学来说，从办学条件上，从政府对学校的关心上，都是那时的大学所不能比的，但人们对今天的大学，总有那么多的不满意。不满意在哪里呢?我以为，不满意在现今的大学在某些该不一样的地方和外面太一样了。

附：何兆武，原籍湖南，1921年出生，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系。1956年到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1986年以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著作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论集》、《中西文化交流史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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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兆武”这三个字，似乎远不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译著的名字叫得响亮。今年已经86岁高龄的他，去年“成他人之美”口述出“畅销书”《上学记》，被誉为2006必读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