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伤害多元？是什么保护了方言教学

湘里妹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4年04月28日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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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过学堂，肚里有了学问，嘴上还说得一番“官话”，在传统农村可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因为这些都是出人头地的资本。今天的教育没有这么势利，但形式上仍需将孩子们培养成有表达欲望、也有表达能力的人。而在表达能力上，普通话已经成为越来越不可或缺的工具。因此，当“广东农村地区尚有过半数中小学校用方言上课”这一信息近日在相关研讨会上被披露时，立刻引起了省内媒体的关注。

　　关于方言与普通话，曾经引起过众多的争论，因为方言往往也是本土文化的载体，于是规范是否伤害多元的质疑屡屡被提及。但在学校教育上，这一切都不足为惧，因为抛开推广普通话的政治考虑与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不谈，培养方言地区、尤其方言农村地区学生的普通话表达能力，正是一个国家必尽的义务。

　　在今日中国的现实中，能够接受中学教育的人，必然是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利益代言人。这个利益代言，包括向内的信息传达与向外的诉求表达，前者也许单靠方言就能打成一片，而在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农村，如果没有一种跨越“方言割据区”的语言工具，便只能是鸡犬可以相闻，人却老死不相往来。因此，普通话表达能力的获得，在农耕社会终结之后，在一体化联系加速之中，实质上关乎南方农村利益的表达、关注与实现。

　　当然，问题也不必如此悲观，中小学未能成功掌握普通话的学生，或许还有机会在大学期间“补课”。但是，这些步入大学殿堂的学子，究竟还有多大可能回归农村代言利益？而且并不缺乏调查统计显示：来自南方农村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普遍表现内向和不善表达，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普通话说得不好”，其间透露出来的自卑情绪必然导致演讲、辩论等公共机会的丧失减少，都表明大学补习的成本，对于个人而言，只高不低。

　　因此，保护方言文化，维护多元空间，可以多方着手，却独独不能在方言地区农村的学校大行其道。中小学成为推广普通话的主战场，也责无旁贷。事实上自1982年在全国推广使用普通话”写入宪法之后，教育领域也深知责任重大，教育部门也早将普通话水平测试作为教师录用、职称评定的一项硬性规定。那么，这样的努力之下，粤东粤西地区尤其突出的方言教学现象，又究竟是怎么一番名堂呢？

　　就事论事，首先应该揪住教学的主动方——教师。中小学教师不用普通话教学，倘若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使用普通话，那依照示范学校的毕业标准与教师的录用标准，他们显然没有达到教学的水平；倘若他们能够使用普通话教学，却因为其他原因——例如在方言区入乡随俗或者发现用方言更利于同学生沟通，那他们却又离弃了这一职业当为的义务。

　　不过在这个时候一味指责教育“培训部门”与“进口部门”把关不严，或者抱怨相关方言地区教师的素质不高，都是偏颇而且无补于事的。因为只要现实没有衍生出一套压迫农村学校往方言教学方向靠拢的机制，相信哪怕只能说一口生硬“塑料普通话”的教师也会不惮于“积跬步至千里”。

　　问题就在于现实中正有这样一套压迫机制。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是，广东广大的农村地区，是方言的“重灾区”，粤语、潮汕话、客家话等方言仍然牢牢占据人们日常交流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生日常的思维习惯仍然囿于方言，因此他们对于普通话教学的理解能力显然不如习惯语言，几乎所有课程的教学效率，除了语文之外，都在普通话教学面前要大打折扣。农村中小学，既没有城市那样充足的普通话模仿空间，也没有类似素质教育的压力，农村子弟出路的狭窄，更天然地决定了千里华山一条道，考出成绩，考出农村，就是胜利。这样的教育诉求，自然就要压迫教学语言优先择用当地方言。

　　因此，方言教学的问题，也必须远远跳出方言势力的着眼点来看待才有价值，而方言教学的恶性循环困境，也显然不是单单靠大力推广普通话就能够迎刃而解的。

　　

不动明王

我倒觉得，拼音教读方式损害了汉语发音的丰富性，许多发音随着拼音教读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