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土语总关情----方言与文学艺术

霜叶红

作者：

  　　听方言出位。语言是人物讲出来的话。《手机》影片中有河南方言和四川方言，以及普通话的源头北京话。范伟和葛优奶奶讲的是河南话，以这两个人为代表的河南农村指向的是以手机为代表的工业文明社会的反面，隐喻的是文明之后我们最可能失去的最初之心。张国立的四川方言活灵活现，是对整部影片的一种反讽，虽然最后张国立用手机撒谎最终也被拆穿，但是很多揭露主旨的话语还是这些四川话语以一种调笑的口气不经意地露出来的。30年后的葛优早就从河南那个山沟沟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中央电视台著名神聊节目“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他自然要说强势的普通话，他也用这口普通话拿着手机张口就说谎，最后几个女人都离他而去，也因为和几个女人的纠缠，没有见到奶奶的最后一面，悔恨之下在奶奶的火葬场把手机扔掉烧了。可以说，冯小刚是很好地运用了中国方言来为影片造势的，这个势既展示了方言本身的魅力，也着实制造了一些笑料，把他想讲的东西在欢笑中表现了出来，怎一个“贫”字了得，走的是冯氏贺岁片的老路。怎么说方言的运用还可以说是《手机》最大的亮点，但导演的用意显然不在这里，他是想拿手机说事儿，就冲方言和笑料你到电影院里去看看也没有什么损失。

　　览镜头语言。其实电影中也管镜头运用叫电影语言，包括镜头的切换，画面构图这些东西。这个语言乏善可陈，最起彩的是开头和结尾镜头画面的最大速度由远拉近，最快地逼近主人公最隐私的生活空间，让观众在来不及思考的时候接近了剧中人物。不过这个镜头语言在前两年最红的划时代的影片《罗拉快跑》中已经被用到了极致，人家整部影片都充满了节奏感，是西方视听一代登上银幕的开山之作，现在才学，是不是晚了点，也有点小儿科，就跟我们有几部大的武侠片实际上学的是日本韩国的技术是一回事，而且按冯导的岁数应该还是看字长大的一代人，做他这代人的事情就好了。

　　看配角出彩。如上所述，冯导的影片向来是以语言取胜的，可是这种语言很外在，不需要太多的琢磨。作为语言载体的演员的名字你肯定会记得很牢，除了固定男主角葛优，每年的女主角都是有一定影响的两岸三地明星，不过几部电影下来，你肯定也记不下一个人物的名字，只记得演员的名字，《手机》没有例外，而且明眼人会看得出有些人物的影射性，鉴于中国人一向严谨内敛，不会将事情讲得那么明显，大家一笑而过，笑了以后还有些余味就够了。明星是大大地有的，人物是没有的，都是脸谱化的符号，是导演手中的棋子，谁说导演运用得不好呢！大导演就是这样的人，把一堆明星攥在手里，捏成一部影片，有票房就是很大的成功了，可是葛优该反省反省了，好演员每年一个模样简直就是灾荒。让我去选，我觉得范伟扮演的砖头哥和黄素影扮演的奶奶最棒，出场时间不多，不显山不露水的，可是不像在演戏，像生活本身一样自然。

　　破手机寓意。导演讲的是现代社会手机的通话和照相录音功能的发明让人沟通有了更大的可能性，但手机的移动功能却让一些心猿意马的男性有了心口不一的机会。手机连着嘴，嘴巴连着心，但是现代社会人心就是和手机不一致，从而有了种种的欺瞒和纠缠，本来是予人方便，“沟通从心开始”的手机，却让人隔得更远，最终成为了爆破现代社会人心隔膜的手雷。还是丢弃手机吧，但是这个玩意最终是要找上门来的，你“文明”了怎么可能还回到农业社会甚至是史前时代去呢！影片有没有要就此进一步讨论工业文明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劣问题呢！好像没有，我们的电影不承担这个义务。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某些方言的魅力，都不妨结伴去看一看《手机》。

霜叶红

作者：

　　一直以来，不少朋友觉得北京话和普通话是一回事，其实不然。这几年全国普通话大赛上，北京人的名次一直就不怎么好，最差的时候竟然排到了第七名。可见，京腔京韵其实只是一种繁华都会中的方言，自然是既有它底蕴深厚、幽默悦耳的一面，也有它土得掉渣儿的另一面。

　　声发于闲散慵懒之间

　　细品北京话，其实最大的特点在于懒洋洋。地道的北京话总像是在深秋午后的暖阳中，在轻摇的躺椅中，在有一搭无一搭的闲散中悠悠道来的。再大再急的事情也仿佛都变得无所谓了。

　　北京人说话很快，但这“快”却全不似南方人嘴皮子上下翻飞的急急叨叨，也不似其他北方人斩钉截铁的干干脆脆，这“快”也是快在了“懒”上——懒得把音发全，懒得把话说完，懒得让你听明白。一句话本来十个字，北京人能趁你不注意只说了五六个就算把这话说完了（也就是语音学上说的“偷声”），你要是没听懂，他就再把那五六个字飞快得说一遍，你再不懂，对不起，他懒得再说了。

　　最典型的就是北京人数数，从“一”数到“十”，这是谁小时侯都必须学必须数的，偷懒不得，可是北京人就连这也要偷个懒。有机会您找个北京朋友读给您听听，读起来只有“一”和“十”至多再加带而过了。数数再快到是也不误事，可是这样的发音以前还常常会出现在公共汽车上，售票员报站的时候，三个字以上的站名也往往会被“偷”走一个甚至两个音，比如“车公庄站到了”就被说成“车N庄到了”。住在沿线的北京乘客自然觉得无所谓，可能都没注意过其中的区别，但是这对外地乘客来说就简直太头疼了，只好一站一站的数清楚再不厌其烦地多问售票员几遍才能保证顺利地到站下车。还好，现在北京的公共汽车都已经改成电子系统报站了，用的是标准的普通话。

　　有无“儿化音”天壤之别

　　各地人一提到北京话，无不觉得最具代表性的特点就是有大量的“儿化音”。

　　别小看这小小的“儿化音”，它能把任何凝重消磨至轻松。比如普通话说的“做官、赚钱、娶亲”这样的大事正经事，在北京人嘴里就成了似乎可有可无的“当官儿、挣俩钱儿、娶媳妇儿”。

　　"儿化音”的有无，在一些时候尤为重要，说不好还会闹笑话。 比如“前门”是特指北京市中心正阳门南面的一座箭楼及其周围地区，而“前门儿”才是指“前面的那扇门”；还有“肉皮儿”是说人的皮肤，而“肉皮”就专指猪肉的皮了；再有“上眼药”是说眼睛不好点几滴药水，而“上眼药儿”就特指在领导面前说某个同事的坏话了。这里面的差别还真够来京的外地朋友慢慢体会一阵子的。

　　除了有“儿化音”，北京话在语言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在最通俗不过的语言中加上文言古词，从那些目不识丁的老北京开始就这么说，可见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得算是文化遗产的一种了吧。例如，把“到头了”说成“至矣尽矣”、把“说话含糊”说成“含而忽之”把“全是一家的孙子辈的”说成“一爷之孙”、把“遇到复杂事就糊涂”说成“沾事则迷”等等，如果不是经常听到，真是很难相信这些带有“转文”色彩的词汇会经常出现在每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口中。

　　俚语黑话行话一锅烩

　　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用老北京话写老北京人的生活，王朔的《顽主》用新北京话写新北京人的生活，这北京话和北京人一样，既有温文尔雅的，也有粗俗不堪的，这两种话在北京人嘴里十分自然的融合着。

　　北京的俚语，或者直说是骂人话，无非就是国骂、京骂再加上个逢人便用的“丫”。北京人吵架是很少用骂人话的，但是朋友之间却常用的很。比如这个最有京味的“丫”，在北京话里本义是骂人家是丫鬟生的私生子，不知何时这骂法竟传便了全城，吵架时用自不必说，奇怪的是朋友之间往往用的频率更高，成了一种表示极为熟识和亲热的方式。最可笑的是听说有的为人父母的，在管教孩子时一不留神也会骂将出来，真不知是在骂那孩子，还是在骂了自己。

　　说些以前旧社会流传下来的黑话或者一些行业的行话，在北京人看来也挺有意思，谁都会用几个黑话中的词。比如，把“打架”称为“练”、把“撬锁”称为“掰大闸”、把“公安人员”称为“雷子” 等等；还有就是爱说些样板戏或者影片、评书中匪徒的黑话，像“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之类，明知说出来并无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北京人却喜欢念叨念叨。至于行话就更多了，比如，把“出门办事穿的比较正式的服装”戏称为“行头”、把“做辅助工作”称为“跑龙套”等等，这些都本是京剧班子里的行话。

　　庄作谐时自然谐亦庄

　　北京人说话可谓亦庄亦谐，而且往往越是正经事越说得幽默诙谐，越是没谱的事越说的挺像真的。

　　就拿老师批评学生来说吧，挺严肃的事儿，可是大多数在北京上过中小学的人回忆起来，脑子里尽是老师那“骂人不带脏字”却说得学生无地自容的语言技巧。比如有的孩子上课不听讲，凝望窗外，就会有老师叫他一声，然后说“别等了，今儿阴天。”这走神儿的孩子和其他同学都很奇怪“等”什么呀？老师慢条斯理地说了“今儿阴天，七仙女不下凡了，别等了，听课吧！”小男生被说的脸通红，乖乖地听讲了。办公室里就更逗了，经常能听见老师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很认真地说：“不不不，你没错，是老师错了，你就原谅老师一次吧，我再也不罚你抄一百遍了，就这一次，求你了，明天必须教！”老师用学生跟自己软磨硬泡的那套话“还至于其人之身”，学生只好无可奈何的“就范”了。

　　再有就是“上电视”，老百姓在街上遇到记者的随机采访，常常能侃侃而谈，要是赶巧是位街道居委会口直心快的大妈，恨不能从国际大气侯谈到国内小气候最后在结合你的问题深入浅出的说个透彻。您问了，大妈怎么这么能说呀？那是，人家大妈天天早上听广播里的新闻，上午学《人民日报》里的新闻，下午读《北京晚报》里的新闻，晚上看新闻联播里的新闻，再加上把天下事全当自己家的事一样在意，对您问的那一个半个的小问题当然能从容应对了。

　　北京人能把正经事说得诙谐，自然也能把闲事说得正经。总有些年轻人“大事做不来，小事不爱做”就会“说山”，似锦前程都是就着茶说出来的，茶叶根儿一倒，就又蹲院门口吃面条去了。我听一位出租车司机讲，有一天，两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上车就开始聊，一会儿说在证券交易所“大户室”里怎么“翻手为云复手雨”，一会儿又说这几天晚上在哪几个酒楼吃饭吃得特没劲，足足说了一路。可是等到下车的时候，俩人凑半天连35元的打车钱都没凑齐，据说是因为“没带那么多现金，钱都在信用卡里呢”，最后司机师傅也懒得跟他们废话了，收了他们30元走了。北京这样只会说的年轻人一多，也就难怪许许多多的行业都被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垄断了。

　　贫嘴与幽默一步之遥

　　北京人说话给人的好印象往往是幽默，而给人的坏印象往往是爱耍贫嘴，同样是爱说爱逗别人发笑，贫嘴与幽默一步之遥。

　　不少北京人很贫，说起话来口沫横飞、手舞足蹈、云山雾罩再加上荤的素的全有，真能把人侃晕，但是听过之后的感觉只有一个——烦。本来每天就很累了，城市噪音就很多了，还要忍受这样的嘈杂，话不投机半句都多，更何况好几十分钟呢，可是许多车间、办公室里的“侃爷”根本就不考虑听众的感受。或者拿他家附近的家长里短如数家珍般日复一日的和你“清谈”；或者把他个人的苦大仇深如祥林嫂一般地屡次向你“倾诉”；或者无论别人在说什么他马上跑过来大发感慨大发议论；再或者无论你说了句什么他都能立刻联想到一个夫妻笑话并且执意要讲给你和大家听。

　　北京人里幽默的也很多，机敏睿智、天真乐观，谁的朋友里都会有这么几个，大家欢聚一堂的时候说说笑笑的确是可以回肠荡气。他不一定总在说，但是总能恰倒好处的插上一句，往往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典故尤其是朋友圈子里大家心照不宣的典故，众人马上就能会心一笑；他要是处境不好，就能如阿Q般说出些穷欢喜的话，不用你分担他半点忧伤；也有两三个这样的朋友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立刻能像即兴相声表演一样，有逗哏的有捧哏的整整说上一晚，也让你乐上一晚。

　　附：北京方言中的部分土语

　　吃饭——撮饭

　　看看——搂搂

　　突然——抽不冷子

　　鲜艳——花不棱登

　　早晨——大清早儿的

　　跑了——撒丫子颠了

　　很穷——穷的叮当响

　　没办法——没戏了

　　人吝啬——算盘脑袋

　　人虚伪——假么三道

　　三轮摩托——蹦蹦儿车

　　衣衫褴褛——破衣拉撒

　　好吃的酸——酸不唧儿

　　难吃的酸——酸不溜丢

　　说话罗嗦——车轱辘话来回说

　　形容高兴——屁颠儿屁颠儿的

霜叶红

作者：   
  
　　上海话是吴方言中的宁波话、苏州话和苏北话的融合体，已经成为现代吴方言的代表，这得归功于上海繁荣的经济文化和频繁的交往，上海话里的不少典型语词也有其很有趣的来历。有些俚语已经成为普通话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吴方言的特点，也可以看出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色。

　　连裆：两人或多人合伙设骗讲作“连档”，台伙者讲作“连裆码子”。同义来源与中国的服制有关。汉语有“上衣下裳”之说，下衣的“裳”又有裙、裤等区分，裤子的拼缝又讲作“裆”。一些欢喜摆老资格的人常以“我在做工作时侬还在穿开裆裤呢”，现在“开裆裤”就是一种为小孩大小便方便而设计的仅裤腰间相连，而裤裆分开的童裤。古人就把合伙干见不得人的事的团伙讲作“裤子党(裆)”。近代以后，上诲人又把合伙行骗者叫作“连裆”，即不法分子联手作案的意思，合伙者被叫作“连裆码子”。

　　骂山门：无端或无理的漫骂。如“侬平白无故骂啥山门”。山门即庙门，因庙多建于山上而得名：如杜甫《三川观水涨》诗：“乘陵破山门。”＜注＞：“土门山也，山有二土门，故曰‘山门’：”白居易《寄天竺师》诗：“一山门作两山门。”又如＜宋史·真宗纪＞：“法驾临山门，黄云覆荤道。”寺庙是佛教圣地，内居者均为佛教弟子，是洁身自好、与世无争之人，到庙门口骂人者，必定是无端寻衅，也必然会招报应。又作“骂三门”。按＜伽蓝七堂制＞规定，佛寺正门共设三扇门，正大门为“法门”，两侧对称为“相门”，合称为“二门”，故“三门”也成为佛寺之代词。此说亦通。

　　饭泡粥：①即泡饭。将冷饭回炉重新煮成粥：②形容和比喻讲话罗嗦、不断重讲某件事，令人讨厌。在煮泡饭时，煮沸的粥不断发出“笃笃”的响声。沪语形容话多者常讲：“格人闲话多得勿得了．笃笃笃笃讲勿停格”，故以“饭泡粥”喻话多。另一种释法以为，沪语中“饭”与“烦”，“粥”与“捉”(即无理死缠着某件事而纠缠不清之义，又写成“作”)谐音，“饭泡粥“即既烦又捉的意思：如“某人讨厌得很、简直就是一个“饭泡粥”。

　　枪势：义近运气、机会等。是从球类游戏中chance引申出来的词。落弹既是一种高尚游艺，也常被用作赌博，因为chance之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胜负。因此chance也常用以比作某人近日的运气和机会。如“格人现在枪势足来”。即指某人近日抓住了机会，运气不错。如不求进取，而只等上帝给以机会者，也可讲作“混枪势”。


　　小鬼(头) ：鬼音读举。词性较活，视语言的具体环境而定，朋友同辈之间使用多用于表示对对方的不满或愤怒，如“这小鬼竟敢坏我的事，我一定会给他颜色看”；长辈称小辈，则多含亲昵的感情，如“格小鬼死到啥地方去了，吃饭辰光到了还勿晓得回来”；熟人之间称小鬼(头)又多调侃、亲热的口吻，如“侬只小鬼最近是勿是发财了，长久没到我处来了”。

　　毛毛雨：即如牛毛那样细小的雨。俗指微不足道，小意思。

　　七搭八搭：义同“胡搅蛮缠”。多指不明真相而胡说八道。也可称“黑七八搭”。

　　触霉头：指碰到不顺心的事而倒运，义同倒霉。

　　翘辫子：意同畜生或死人。本世纪初上海出现电车，有轨电车上有一电辫（无轨电车为两根）与电线相通，用来接通电源。电车行驶时，如偏离行驶路线或紧急刹车等原因，辫子可能脱落电线而上翘。这样，电车因电源中断而不能行驶，需重新拉好辫子才能行驶，故有是语。

　　捏鼻头做梦：义同“白日做梦”。因为鼻子被捏是无法呼吸的，也就没法睡觉，做梦也就是不可能了，故沪语就有“捏鼻头做梦-想也不要想的”之说。

　　衰惰：音近“筛惰”，疲乏、劳累、吃力。衰原义为弱、小，古文中又读杀。《川沙县志》：“疲乏谓之衰惰。”《嘉定县续志》：“俗言劳顿或慰劳人俱曰衰颓。”今沪语口语中仍有该词读音，而文字一般以谐音词代替。

　　扎台型：争面子，出风头，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台型原指表演艺术中的舞台形象或造型，是戏剧表演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台型的好坏最终是以观众对戏以及演员的表演的评价而决定的。旧时艺人为突出和抬高自己的形象，设法压低他人来提高自己称之为“扎台型”。更有甚者，个别演员还出资收买观众为自己捧场，又怂恿观众对其对手喝倒彩，也讲作“扎台型”。

　　煞根：俗语从“煞渴”派生而来，喻极度的满足。近几十年该词多用于比喻到极点，如市场上商品标价极度的最低价讲作“煞根价”。牌类游戏中5张相连的牌色讲作“顺子”，“顺子”中以“10JQKA”最大，于是讲作“煞根顺子”。

　　毛估估：初步的、粗略的估计或估算。该俗语盛传于1987年至1992年间，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俗语之一。沪语中“毛”含有初级的、初步的、粗略的之义，如半成品称之为“毛胚”，未扣除全部成本的盈利为“毛利”，非净重称之“毛重”等，“毛估估”即初步的、粗略的估算。

　　上腔：又作“上枪”、“上腔势”等。现代上海方言中喻故意对他人进行挑斗、挑衅的行为，意同“找茬”。

　　活络：指非固定铆接而可以折卸重新组合或可以随意调节。如固定口径的扳螺帽的扳头讲作“呆扳头”，而可以调节口径的扳头讲作“活络扳头”指人机敏灵活，能随机应变。

　　笃定：喻牢靠而有把握，也讲作“笃定泰山”。相传，吴县造桥名将徐明怀在筑一石拱桥时，恰知县路过，知县认为该桥筑得不好，可能会倒塌。三个月后，知县派人实地察看，察看者看见许多人在桥上休息，就问：“这桥有危险吗？”人们回答讲：“徐明怀是造桥大匠，他造的桥墩笃直，石拱定位牢靠，叫做‘笃定’。”从此“笃定”成为江南俗语，为加强语气，也讲作笃笃定定。

　　革履：对年轻而又带新派者的称谓。盛行于民国初至50年代，在解放前拍摄的描写上海生活的电影中经常可听到此词，一般前置姓。中国有以服饰作称谓的习惯。近代以后，外国的西服、皮鞋逐渐流传入上海，影响了中国传统服饰的变化。尤其到了清末，留学生回国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常着西装、皮鞋，于是被人们叫做“佯装革履”。约民国后，“革履”成为称谓的代词，指新潮的青年。解放后提倡简朴生活，“革履”一词的使用减少，现在仍有少量使用，常带有亲热和开玩笑的意思。

　　抖豁：胆小经不起大场面的样子，多用以形容既想买某东西，又舍不得花钱而犹豫不决。在旧沪语中，将过去谨慎而显得胆小怕事的样子讲作“抖抖豁豁”。80年到后，由于物价上涨速度很快，有些商品在较段时期内发生变化，购物者无法理解和适应物价的变化，购物时常出现犹豫不决而抖抖豁豁的样子，他人就会催问：“侬抖抖豁豁的啥，要买快买。”后“抖抖豁豁”被省为“抖豁”。

　　一枪头：落弹、康乐球等游戏术语。指球艺高超可以不轮换击球而一次连续将球全部击入洞中。根据这类球的游戏规则，击球者在击进一球后可以继续击球，反之，则须由对方击球。击球用的棒称之“枪棒”，也省称为“枪”。故有是语。有时也讲作“一枪光”。俗语指艺高者可以一下子完成某动作或任务。赌博俗语指一掷定胜负。参加赌博者将所有赌资集中起来，以一次性赌博决定输赢。

　　轧三胡：又作“轧讪”、“轧讪胡”。闲聊。词义来源释法不一。据王韬《瀛儒杂志》中说，清同光年间，胡镛（雪岩）是上海最出名的买办，胡公寿是上海最出名的画家，胡宝玉是上海最出名的妓女。同时，这三人是上海最有钱的名人，遂被合称“海上三胡”。“三胡”也是当时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的对象，于是沪人称议论，闲聊为“轧三胡”也有人认为沪语称“拉琴”为“轧琴”，传统乐器中有二胡、单弦、四弦，而没有“三弦”（北方乐器中有三弦），于是人们把不入调门的闲聊讲作“轧三沪”。还有一说认为，“三”是“讪”之讹。沪语中把搭腔讲作“搭讪”，如《海上花列传》：“一顿搭讪，直搭讪到搬上晚餐始罢。”而“胡”又有“胡调”之义，于是讲作“轧三胡”。

　　卖相：商品、物件等的外观。如“这种东西卖相好来兮，里向是一太糊涂”。指人的外貌。如“你的女儿卖相介好，人又端庄，还怕寻勿到好人家”。词义直接来源文字。就是妓女的相貌是供出卖的，于是像商品一样被叫做“卖相”。就是“卖相”用于指人的外貌时多指非正派的女子，现已广泛用以指任何人的外貌。

　　来三：能干、精明、可行，词义出处无定说，一说以为写作“来山”。旧时许多庙宇建在山上，来到山上敬香的人越多，则菩萨越灵，同时也意味着庙中僧人有本事。而据清人住《吴下谚联》中讲：明末有一位考官在江南主持考试，派人四处放风说，考生只要交付白银三百两，就保证能录取秀才，并说不另开具收据，进考场就知真假。交付三百两的考生进考场后被安排到“来字三号”的考棚里，凡在“来字三号”靠栅的考生也全部考中了秀才。该事传出后，吴语即以“来三”喻可行。但封建社会的考试制度是十分严格的，像这样的公开舞弊似乎不可能。故“来三”可能是“襕衫”之讹。襕衫是一种上衣下裙相连的服装，古代规定为士大夫以上者的常服。到了明清时期，又规定襕衫为秀才、举人的公服，同时又规定需用蓝布制作，于是也被叫做“蓝衫”。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考试是走上仕途的最基本方法，小地方的秀才已是有名望的人，举人的地位就更高了。襕山或蓝衫是读书人穿的服装，于是“襕衫”也成为精明、能干者的代词，并沿用至今。后人不知“襕衫”出典而讹作“来三”。

　　刮讪：多用于指犯罪团伙案情暴露、个人阴私被人察觉等。《辞源》、《次还》等权威性工具书中把“讪”释为讥笑、勉强装笑等，又释“搭讪”为“因不好意思而找话谈”，“藉机交谈”等。而实际上沪语中“搭讪”除了含有上述意义外，还有应酬、闲聊的意义。那些面孔长相难看，一看就像作了亏心事的人也被讲作“刮讪面孔”。由于“刮讪”一词使用面太广，后来又派生出“惯讪”等词，词义与“刮讪”同。

　　吃生活：指家长对小孩，长者对小辈，强者对弱者施以暴力。在沪语中“生活”多指工作，劳作、活计，而干活一般需有工具（沪语讲作“家私”），“吃生活”就是用工具敲打对方，故该俗语有常讲作“吃家私”。如“侬再不听话，当心吃生活”。也指工作中不小心，被工具砸痛或打伤。如“我自己不当心吃了记生活”。

　　吃香：受欢迎，意与“吃价”同。据《宋朝事实类苑》记：北宋中期后，宫廷编制庞大，冗员激增，那些在京城中候补待放的官员有一个叫“三班院”的机构负责安排和分配。候补官员为争取早日放官，就以“香钱”的名义向三班院官员贿赂（今沪语也把以送礼之法求人帮忙讲作“烧香”），于是，三班院官吏“香钱”之收入远超过年俸的收入。另外供听众有一个叫“牧司”的机构专门负责宫廷的生活垃圾处理，宫廷中人食不厌精，他们的排泄物是上佳的农肥，也能卖好价钱。当时社会上有“众牧司吃粪，三班院吃香”的传言，于是“吃香”被借喻令人羡慕的职业。以后词义扩大，喻令人羡慕的职业及受人欢迎的商品等。

霜叶红

作者：  

　　东北语言是最具亲和力的语言，它从来都是直白和直通人心的，有如那一望无尽的大草原，质朴而纯真，不矫揉造作，不留余地，就像东北方言所常用的那句话——“可着劲儿造”，充满了张力和情趣，它能神奇般地把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缩近，让你永远都感到不用设防的亲切和真诚。

　　如果你是东北人，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一听到那熟悉的乡音，就会不自觉地走入那样一个人群之中，而这人群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把你当作兄弟一般地接纳下来，那种铿锵的语言撞击着人们彼此亲近的欲望，让你感到：我们本是一家。

　　所以，东北语言，只有在东北，才有其生存的基因和土壤，如果把它拿到另外的地方，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上大学时，同学小民利用假期来东北旅游，在通往沈阳的列车上，她与一位小伙子和一个老妇人邻座。她看到小伙子一直很殷勤地照顾着这位老年妇女，便深受感动，不由自主地问：请问这位是您的什么人？小伙子说，这位吧，是咱妈！咱妈身体不好，这是刚从北京看病回咱沈阳。一席话说得小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咱妈！这一“咱”不要紧，不把她自己也给“咱”进去了？小民是学中文的，在语言上就爱叫个真儿，她就大讲特讲“咱”字的准确用法，和在“你”与“我”之间这个“咱”字的不可随便用的特性，结果把那个沈阳小伙子惹得不高兴了，还弄得老妇人老大不乐意。

　　回到北京，小民见到东北的同学就说起没完：“我又不是他们家的媳妇，凭什么说她是我妈？”东北同学说：“人家并没有说是你妈。”“可是他说是咱……”咳，其实小民也明白，人家并没有据她为己有的意思，可她就是觉得别扭。

　　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东北语言，听着就是那么热乎乎的亲切，但是在外地人那里，又是不可思议的难解。

　　在中国，可能在任何一个省份都听不到这样的感情色彩极浓的语言。

　　这样的语言无疑具有感情的魅力，象征着“我”与“你”之间的亲密和真诚。

　　在东北，经常有“哥们儿”、“姐们儿”称彼此的父母为“咱爸”、“咱妈”，只要有一个说：咱妈如何如何了，那么就会浩浩荡荡的一大群人去这一个家里帮这帮那，那情形，真是叫人打心眼里往外感动。

　　东北语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人们常说的“大子”味，当然，也有更细微一些的区别，如大连的“海蛎子”味等等。但总之，它们不像南方的方言那么艰涩难懂，所以也就让全中国的人民都可以模仿并用它调侃。

　　自从赵本山、黄宏、宋丹丹等人的小品出现以来，东北的方言就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流传开来，那种把生活原型夸大的语言给人们带来了欢乐，也使东北语言特有的张力得到人们的认同。

　　东北语言大都是像东北人的性格一般直白和昂扬，就像人常说东北人的大嗓门，没遮没拦。比如，把“干啥”说成是“干哈”（ｇàｈá），这与大众嘲笑的“旮旯”和“那疙瘩”等词汇一样，都是靠舌根部发音的，换句话说，东北人的语言发音方式是非常地具有其根源的—他们的朴实、原始、直白，还有他们的不拘小节。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别的地方的方言都不会引起人们的如此兴趣？比如说上海话、广东话，这些地方方言不但不惹人笑，反而还有不少的人愿意模仿和冒充？想来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话比较地傻气和土气，说到底，这是东北人的没有心机和阴谋的表现，这和他们什么都摆在桌面上的性格有关，却与他们的思想、信念等内在的精神因素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曾经做过一个比较，比较的是东北人、西北人，上海人和北京人，比较他们说话的发音方式，我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城市或地区的男人说话发音的部位都不一样，比如上海人，他们是用舌尖部发声，所以发出的声音比较细柔和省力，这很像上海人的性格——文静、节俭，还有人们常常认为的那种精打细算。而北京的男人说话大都鼻音很重，很有些傲慢和不屑一顾的语气，这也很符合北京身处天子脚下的那种优越感，他们见多识广，眼界开阔，不可一世。而西北人，则代表了典型的憨厚和诚恳的西部特点——他们用胸腔的共鸣来表达自己，每句话的前面都要加一个“啊”，或者在后面缀一个“嘛”字，“是嘛”、“对嘛”等等。而东北人则如我们前面所说的，是用舌的根部发声，也就是说几乎用了所有的力气来说话，没有保留地无私奉献。所以在东北，走在大街上，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扯着嗓门说话的人。

　　除了这些在原有的基础上语音语调的不同外，就是东北人经常有一些出其不意的让人吃惊的词汇。例如：表示什么东西到了极致的情形，不论是褒还是贬，一概用一个“贼”字。“贼好”，“贼次”最差的意思，“贼腻歪”、“贼带劲儿”等等，还有东北人把“人”读成“ｙíｎ”，“让”读成“ｙàｎｇ”，把北京话里的“侃大山”说成是“瞎白乎”。这样的方言是与别处不同的，极具特色的，任何文字都无法解释的，魅力无穷，因而其精彩程度也是超乎想象的。

　　如果你与一个东北人成了朋友，那么他同你说话时就会把他的亲人与你紧密地联在一起，说起他的妻子，如果你比他年长，他会说你弟妹如何如何，如果你比他年纪轻，他会说你嫂子如何如何，以此类推，上到你姨你叔，下到你小弟你大侄子你小外甥，诸如此类的称呼一旦成立，你就仿佛是他们家的人了，等你再见到这些人时，他们已经都成了你所熟知的人，而你，一定对他们也不会陌生。

　　这就是东北人的滚烫的语言本质，只要在东北，你就走不出这样亲热的话语的围栏。

　　东北人是曾经驰骋在大森林和大草原上的人们，所以他们的语言也与他们的性格一样，具有奔腾的张力和辽阔的豪性，更具有使你走在大平原般的荡气回肠和回家般的怦然心动。

东北方言土语


　起根、乍根、的根：原来、原先、开始。　　 　得（dè）色：轻佻。
　夜个儿：昨天。 　　　　　　　　　　　　　　　 　 　横：厉害。 　　　　　　　　
　多暂：啥时候。 　　　　　　　　　　　　　　 　 搁这儿：在这儿。
　圪土达：地方。 　　　　　　　　　　 　 干(gá)哈（há）：干什么、做什么。
　这圪土达　：这地方。 　　　　　　　　　　　　　唱蹦蹦：指唱二人转（地方戏）。
　打腰：指有钱有势阔气。 　　　　　　　　　　　扎古扎古：指给病人治疗；又指梳妆打扮。
　隔路：性格古怪。　　　　　　　　　　　　　　　　 贴晌：一近下午三时。
　小嘎儿：小男孩。 　　 　　　　　　　　　　　　 老板子：赶马车的人。
　掌包的：跟马车管事的人。　　　　　　　　　　　 跑腿子：超过结婚年龄的男人但又无配偶。　　
　出门子：姑娘出嫁。 　　　　　　　　　　　　 　 打八刀：离婚。
　老赶：外行。 　　　　　　　　　　　　　　　　 　 撅子：指人脾气倔。
　小抠儿：为人小气。 　　　　　　　　　　　　　　　蝎虎：厉害。 　　
　日头爷儿：指太阳。　　　　　　　　　　　　　 脖立盖儿：指膝盖。 　　
　笆篱子：监狱。　　 　　　　　　　　　　　　　　张三儿：指狼。 　　
　麻溜儿的：快点。 　　　　　　　　　　　　　　　　煞楞：办事利落快。 　　
　毛楞：办事粗心不稳当。 　　　　　　　　　　　　　赶趟：来得及。
　膈应人：使人觉得烦恼不快活。 　　　　　　　　　体登人：指坑害人。 　　
　粘帘子：指出事惹祸的意思。 　　　　　　　　　老鼻子啦：很多。 　　
　丁钯：总是。 　　　　　　　　　　　　　　　　　　嗯哪：是、行。 　　
　可劲造：不加限制地吃和用。 　　　　　　　　大拉乎吃的：不循规矩和礼节，盲目作大。
　白话：能说（贬意）。说的话和办
　的事与本人的身份不相称。 外屋地：厨房。
　喂大罗：水桶（俄语）。 　　　　　　　　　　　　利亮儿：办事干净利索。
　乌了巴突的：指水没烧开，温度不凉不热。 　　艮不溜丢的：指人不开通，办事不 干脆。
　　　　　　　　　　　　　　　　　　　　　　　　　　　 　也指食物坚韧而不脆。 　
　可劲造：不加限制地吃和用。　　　　　　　　　　　 拉倒：作罢。 　　
　急眼：急了。　　　　　　　　　　　　　　　　 匹儿片儿：不利落。 　　
　横是：八成是。 　　　　　　　　　　　　　　　　　海了：多的意思。 　　
　有老主腰子：有主意、固执。　　　　　　　　　　　 嘎牛：出奇、美丽。 　　
　死乞白列：纠缠不放。 　　　　　　　　　　　　　　岔纰：两差，误会。 　　
　划魂儿：猜疑不定。 　　　　　　　　　　　　鬼头蛤蟆眼：奸诈。 　　
　小店儿：小气、吝啬。 　　　　　　　　　　　　　界壁儿：隔着一堵墙的邻居。
　秃撸反涨：说话、办事反反复复。 　　　　　　　　　贼：特别。

霜叶红

作者：
  
　　王国维有种文学理论是说：人的感受要入乎其内，而又要出乎其外！我想对于语言也应该是这样才会体会得透彻的吧！我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除了上课都用成都话，所以是一直在入乎其内的。但是正因为这样透彻的入乎其内，在我成年以前的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感觉出成都话的魅力来，反而喜欢上了普通话。那时候觉得普通话很清脆，说起来感觉舌头的转动都有黄莺出谷的味道，最能体现出女孩子的娇媚，所以就拼了命地想说好普通话，在语言间摇曳出女子的水灵来。还曾经冥想过要是今天晚上之后，明天白天街上连卖菜的老太太都说普通话那多好，那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说普通话了。那时候对于普通话是向往的，而对于成都话只觉出了无味和可笑，尤其是看方言剧的时候，或是听见一女人在街上曲径通幽般骂街的时候，以及听见一个男人谈起生意来都缠绵悱恻的时候，更是如此！

　　而对于成都话的看法有所改观是在我两次的“出乎其外”之后。第一次是因为爱的人在北方，一路便走去，石家庄、北京、哈尔滨、开始真正地出乎其外了。北方男人干脆的嗓音，北方女人脆生的话语，这些美丽干净的嗓音是我的向往，它们划过我耳际的时候，我在享受的同时，却忽然地就觉察出了些许寂寞与单调来。因为听见北方人骂人的时候，我想起成都骂街的女人，觉得成都话骂街的时候都有一种天生的生动与内容上的丰富：拐弯抹角、婉曲迂回，极尽各种姿态，感情淋漓尽致，即使一种意思，也用多种形式。

　　见着男友，他用普通话说“我爱你！”，即使语调很低沉，声音在我耳际划过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有些轻浮的因子在飘荡。用普通话说“我爱你！”原来是有一种演戏的味道，不够醇厚的。然后他问我爱不爱他，却坚持要我用成都话回答，我忽然难以说出话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用成都话去表达这样的感情，似乎也没有听见成都话里有这样直接轻率的表达。成都话是如此的含蓄而羞涩，即使说“我爱你”的时候都是怕羞一般地表达着其他意思，比如说把爱字加重拖长，把这个句子的语调升高。（呵呵，不知道什么意思的话，尽管可以用成都话试试。）后来在心底练习了好多次，也还是说不出口，因为觉得这样缠绵暧昧的语音是承载厚重而芳醇的感情的，不是轻易能够说出口的。于是第一次在异乡的这段日子，因为远离，我看见了成都话的容颜，怀念着它的缠绵与婉转。

　　后来因为某些南北不协调的原因，爱情无疾而终，我还是回到了故乡。但是两年后，我终于还是因为嫁人再次有了出入其外的机会。这次去了厦门，我耳听着的是如潮水般潮湿暧昧的东南沿海语音，怀念着的是我的成都，可是不说成都话。在高层办公楼里工作的时候，在我的小屋子里的时候，我都讲普通话，尽管丈夫说想听我说成都话，但是我只是固执地在心底怀念，只在跟成都的朋友通电话的时候说。

　　一次，生病高烧，醒来后，他说：“你用成都话说胡话了！很好听的语音！不脆，不浑浊，不突兀，不直接，不潮湿，像春风般温婉，像水般柔和，像你给我带来的桂花酒般醇厚。”我直接就笑：“你娃厉害口山，文学水平都到这份儿上了哇！”

　　现在我们在成都，我再次入乎其内地体味，更加认同他的看法！

成都方言小辞典

　　方脑壳：听到成都人对你说方脑壳不要对他笑，这是在说你傻，脑壳不够用叫呢。

　　理抹：从字面来看，梳理和抹干净的意思。引申为管教某人某事。

　　打望：指那种在街上偷偷摸摸看美女的行为。注意，绝不是正大光明的看。

　　理扯火：说某某人理扯火，是指某人办事不认真，态度不踏实，只是嘴上说得好听罢了。

　　鲜得安逸：字面意思是吃东西吃得舒服，引申为某人想当然地要干某事某事，简直是开玩笑，不可能。

　　有盐有味：听起来味道不错哦。引申为某人或某事十分有趣或有意思，引人入胜。

　　弯弯：泛指乡下进城的民工。因长时间弯腰劳动故得此名。此称因有损成都市民形象之嫌，列入公共场合从业人员禁此使用之列。

　　黄辣丁：成都街头的交通协管，因主要为老年人且统一着黄色工作装故得此名。

　　贾素芬：女性名字，和理扯火意思相近，特指言行不一至的年轻女性。

　　巴适：最家常的成都方言，指舒服得不得了的意思。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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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发祥土这一。相传汉字为“文字初补祖”仓颉所创造。仓颉是陕西宝鸡人，出生于五帝时代，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了。所以陕西方言得天独厚，博大精深，从这些方言中我们既可以窥视到古老的华夏文化的发展轨迹，又可领略到今天溢于言表的真情实感。由于陕西地理特点是东西狭、南北长，各地方言土语大不相同，甚至同一句话，因咬音轻重语速缓急不同而内容涵义不同。下面介绍的主要是关中、陕南一带方言的用法。

　　形容类：

　　用人的某一器官形容：“眼”：好看叫顺眼，讨厌叫训眼，麻烦叫麻眼，难看叫伤眼，不讨人爱叫白眼，勾心斗角叫玩心眼，脾气暴躁叫毛眼，死不认帐叫瞪白眼，束手无策叫干瞪眼，事情乱叫没眉眼，另眼看叫翻白眼，盼人究叫害红眼，向上看叫势利眼，有点子有办法叫有板眼，心胸窄气量小叫小心眼。“手”：系陕南一带多用，熟练叫老物，帮忙叫搭手，紧俏叫抢手，出售叫脱物，小偷小摸叫三只手，谨慎肯干叫挖抓手。“脚”：上坡叫爬脚，下坡叫力脚。走路叫拐脚，岔路叫撇脚，不穿鞋袜叫精脚，能干重活叫力脚。“气”：关中一带常把发怒叫着气，遇到坏事叫晦气，自大叫傲气，痴呆叫二气，排场叫阔气，刻薄叫贪气，挨整叫受气，胡搅叫邪气，扭捏叫妖气，努力向上叫争气，老人康健叫福气，小孩聪明叫志气，心灵手巧叫灵气，痴头笨脑叫木气，办事漂亮叫美气，遇到好事叫运气，死人叫断气，慷慨大方叫爽气，穿戴时髦叫洋气，正直无私叫硬气。

　　用十二属相形容人：奸得跟老鼠一样，犟得跟牛犊一样，凶得跟老虎一样，跑得跟兔子一样，大得跟飞龙一样，毒得跟蛇蝎一样，欢得跟马驹一样，绵得跟羊娃一样，灵得跟猴子一样，红得跟鸡冠一样，笨得跟猪脑一样，轻得跟狗尾一样。

　　用地理名词形容：“山”：骄傲自满叫张山，耍半吊子叫争山，爱吹大话叫撂山，行动轻浮叫飘山。“水”：掏腰包出钱叫出水，谋取非法所得叫捞油水，太罗嗦叫浆水，找不见叫落水。

　　用数字形容：“二”对懒汉无赖通常用：二溜子、二混子、二痞子、二赖子、二毛子等；对一些精神或思维不正常的人通常用：二蛋子、二楞子、二杆子、二糊子、二不拉子、二货子、二荐子、二尚子、二八卦子等。

　　用定语“的”形容：活泼好动的人猴的，心眼很多的人鬼的，穿戴时兴的人飘的，思想迟钝的人闷的，干活偷懒的人奸的，甩膀大干的人实的，逢迎献媚的人轻的，不听忠告的人瓷的，意气风发的人兴的，风面卖乖的人滑的，有本事的人能的，汉有耐的人肉的，爱逞能的人奔的，长的太聪明的人蛮的。

　　用名词形容：“太”或“太太”，称心如意叫谄得太，不讲道理叫蛮得太，穿戴时髦叫洋得在，做事狂妄叫张得太，官运享通叫红得太，巴结献媚叫轻得太，多才多艺叫能得太，聪明令俐叫精得太，调皮捣蛋叫瞎得太，寡言无语叫瓷得太。还有重叠加重语气用法：“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得太太”、“我这蒜苗嫩得太”。

　　在“人”字前加形容词：跟人能合得来的人“燎人”，偷摸拐骗的人“瞎人”，八面玲珑四方讨好的人“滑人”，待人冷冰脑子迟钝的人“痴人”，脾气古怪忽冷忽热的人“怪人”，明知死胡同偏要硬闯的人“犟人”，一学就会干啥像哈的人“能人”。

　　同义不同字类

　　关中一带常可听到：不和叫不卯，干扰叫打搅，发痒叫害咬，适合叫刚好，断绝叫拉倒，马虎叫毛草，矮人叫矬子，体胖人叫“圆伟”，瘦人叫“干猴”，不行叫失气，笛子叫篾管，胡琴叫弦弦，小锣叫当当，梆子叫咣咣，铙钹叫镲镲，锁呐叫喇叭，烧饼叫托托，干面叫粘面，糊糊叫搅团，馒头叫蒸馍，饺子叫煮馍，棉鞋叫窝窝，巴结人叫舔尻子，出外散步叫转转，向别人表功叫摆亏欠，嫌弃讨厌叫走远，无关紧要叫挂不上串，左顾右看叫卖脸，挑剔毛病叫弹嫌，办事周密叫严攒，脾气暴躁叫脏板，不多不少叫刚谄，歪曲事实叫胡粘，调皮淘气叫捣蛋，大声哭嚎叫叫唤，骂人隐私叫揭短，背后告人叫干板，梆子红叫莲花落，木鱼叫龟脑壳。

　　奇特的称呼：

　　商州柞水一带，因山大沟深，人群分散，因地域不同而称呼不同，县南部把父亲叫“爷”，把祖父叫“爹”或“家”；县中部一部分人把父亲叫“爹”，把祖父叫爷；县北部则把父亲叫“爸”或“大”，把母亲叫“妈”，把伯父叫“伯”（音贝）；其他地方把祖父叫“祖”、“先人”，把父亲叫“叔”、“伯”、“父”或“大老汉”，把母亲叫“娘”、“妲”、“婺”（音务）、“姨”、“勒”、“婶”、“细老汉”，有的地方把儿童叫“仔”或叫“囝崽”、“娃”，把睡觉叫“困醒”、“晦醒”、“眯”，把吃饭叫“嘬饭”、“薅饭”、“咦饭”。媒人叫红爷，客气叫讲礼，文明叫斯文，回答叫言传，留客叫立下，操菜叫捻菜，烧火叫添水。

《关中方言趣谈》

　　乡党方言来历　

　　这得从古代的民户编制说起。“乡”和“党”，都是我国古代有民户编制。据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记载，“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换句话来说，五百户为党，一万二千五百户为乡。“乡”“党”二字连用，指乡里，也就是同乡人。随着时代的推移，乡、党这样和农村行政区域单位不再使用，但“乡党”这一称呼却延用了下来。

　　“屋里人”趣说　

　　关中人，常把已婚妇人叫“屋里人”。如“你屋里人这几天咋没见？”“俺屋里人这几天去娘家咧！”
把妇人叫“屋里人”，其渊源虽无从考证，但在很大程度上与劳动分工、“男耕女织”的出现的关。过去的农家，男的在田间劳作，女的在家便出现纺线织布，内外分明，各行其事。久而久之，关中大地上便出现了把男人叫做“外头人”、把女的叫“屋里人”的称谓。

　　“屋里人”一词，早已进入大雅之作。《红楼梦》为例，其九十回有：薛蝌想：“．．．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第一百二十回有：袭人想：“．．．其实我究竟没有在老爷太太跟前回明就算了你的屋里人”。以上引例中的“屋里人”，含义与关中方言里指的已婚妇女的含义大致相近。

　　“二百五”趣谈

　　在关中农村，人们把那些蛮干胡扑的人讽刺为“二百五”。“二百五”是个数字，怎么能形容人呢？它的由来说法比较多，下边介绍两种：一是来自赌具牌九。牌九上有“二板”（四个点）和“么五”（六个点）两张牌。这两张牌配在一起是10个点为，在玩牌九时称“毙十”。这毙十在牌九里是最小的点，什么牌都能管住它。所以，人们就用二板和么五简称“二板五”来形容那些莽撞、傻气、做事不考虑后果的人。“二百五”是“二板五”的转音。

　　二是来源于一则历史故事。传说战中时期，身挂六国相印的苏秦被人杀人犯，于是便想出条妙计：在城门上张榜说苏秦是内奸，杀掉他是为了国除了大害，应当赏黄金千两，请除奸者速来瓴赏。榜文贴出损，有四个人声称杀了苏秦。齐王笑着说：“黄金千两，昌充者杀，你们可不能昌充呀！”四人一口咬定是自己干的。齐王说：“那一千两黄金你们四个人人分多少？”四人同声说：“一人二百五”。齐王勃然大怒，拍案大叫：“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斩了！”“二百五”由此而来。

　　“尻子”与“沟子”的释谈

　　人、猪、牛等的屁股，关中土话叫沟子。这个指屁股的字，有人写成“尻”，也有人写作“沟”。
“尻”（KAO），意思指的是臀部，也就是屁股。章炳麟《新方言．释形体》：“今山西平阳、薄绎之间谓臀曰尻子，四川亦谓臀曰尻子，音俏侈（念耻）如钩，九声之转也。”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尻”字的考音念重了，就变成了钩子音了。其实，尻是个多义字，当肛门讲，还指男子对女子的性行为。关中人爱说“尻子蹲”，意跌倒了。“尻子客”意阳奉阴违的人。“尖尻子”意坐为住爱动的人。

　　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说得明白：“尻，今俗云沟子是也，今俗云屁股是也。拆言是二，统言是一”。说是说，尻、沟子、臀、屁股都讲的是一回事。清代在北京，接生婆给新生儿“洗三天”的口歌中有“洗洗蛋，作知县；洗洗沟，作知州”。可见。沟子指屁股不是新造出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屁股讲时，写成屁子、沟子都对，不过念起来，沟子更顺当一些。

　　“嫽”字谈

　　“嫽”，关中一带，称道啥好，常说“嫽”，“嫽得太”。嫽是古字，最早甲骨文就的，后引用为美好、畅快。说女孩美貌、聪明，加女字旁。 说火光大加火字旁。“嫽”状人美是很早的，《诗经．阵风．月出》：佼人嫽兮，即美人多漂亮啊。后来这个字意有了转化，就是“美好”的意思。西汉时杨雄写《方言》中说嫽，就是好。我国青海一带也把好叫嫽，可见说“嫽”的不限于陕西。今天垢山东、江苏一些地区当时也这样说。

　　“倭也”趣谈

　　倭也，这是关中，特别是渭北富平一带人日常爱说的一个 方言词语。细究起来，它的含义很多，现举例几个，同大家一起研究。

　　1.指人漂亮，娇美。如：“你看伢小伙娶的媳妇多倭也！”
　　2.指事情办停当，令人满意。如：“那人心细，活做和倭也，没啥弹嫌的”！
　　3.指屋舍整洁入眼。如“你呀娃把屋拾掇得倭也！”

　　外地人对这个似乎土气的词语多不理解，但考其渊源，也较悠久。宋代人编有《文韵》中解释道：“倭，顺貌”，即是“平顺的样子”，其意思关中方言的“也”大致相同，只是关中人在方谈里因所指对象不一样，而出现了多义现象。实际上仍是《广韵》所说“顺貌”的引申或扩展。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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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人说话很有色彩，天津人性格上的爽朗、乐观、满不在乎通过天津话体现得淋漓尽致，特色词汇比较多，说起来也特别热闹。有天津人在场聊天，场面一定会很热闹。

　　天津是移民城市。相传移民者大多明代朱洪武的江淮兵，加之天津在清代又是淮军的大本营，所以天津话的发音及词汇，受苏北江淮一带的方言影响较大。

　　天津话的齿音字较多。例如，上网叫做“桑（四声）网”；手机叫“叟机”等等。还有许多发音特点就不多说了。

　　许多人说天津话很俗，小市民味特重。可是哪种方言又没有小市民味呢？语言本身就是大众的。过去天津卫的老腔调是有些粗俗，包括许多天津特有的“津腔”——“你介寺敢骂”（你这是干什么）；“咱介不寺没银耐吗”（咱这不是没人爱吗）；”油泥嘛丝儿，你管凿吗”（有你什么事，你管得着吗）等等。成了外地人挖苦天津人的笑料。现如今这种纯正的“津腔”，在四十岁以下的人群中，已经很难听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基本上说一口稍有津味的普通话。

　　老天津话受江淮影响的同时，也受着老北京方言的影响。至今有许多天津方言与北京方言是通用的，尤其是口语。过去就听说过“说卫（天津卫）话，带京腔”的说法。

　　答勾------答话，沟通，说说，问问听听，前街有个换房会咱们去答嘎答嘎，答勾。

　　打哈吸-----困倦的表示，这孩子老打哈吸，该睡觉了。

　　摆式-----人家里的摆式可讲究啦，指家具和陈列比较好。

　　挨个-----买东西排队，一个挨着一个顺序。

　　摘菜-----选择菜，择发音为宅，卖苹果的说一元一斤不卖摘。

　　挠心----恶心，要呕吐状态。

　　嗝吱嗝吱----手点掖下使之痒笑，说嗝吱嗝吱。

　　掰拉---原来是好朋友，因意见不同不想在一起了，分开。

　　乐道帮子----指玩乐帮会里的人，吃喝玩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

　　沙锅捣蒜------形容做买卖或做事情就一次性的，常说沙锅捣蒜一锤子买卖。

　　喝西北风------形容做买卖亏了，白干了吃嘛？喝西北风吧，受冷受冻没饭吃

　　绝呼----做事情特极端，做绝了一家人没有后代(绝户)。

　　卖撇戏----东屋的大哥又在院里卖撇戏了，夸耀，显赫自己，夸口卖弄自己能干，说大话。

　　没搞子-------问大娘您要搬新楼房拉？没搞子还没定下来，没准儿。

　　别找罪受-----不是找犯罪，是别找负担，找累赘。

　　轱糗----小的柔动，几个人挤在一辆小卧车里其中一个人坐的不合适，总是动弹，想换个姿式，另一个人说别轱糗啦快到站了。

　　憋拗-----事情难办，棘手，心里不愉快，真叫人憋拗不顺气，和朋友吵嘴，闹憋拗啦。

　　捏咕-----暗地里办事，俩个人捏咕捏咕造假。

　　糟改-----这样事情办成那样，没办好，这不糟改吗。

　　倒潲-----过去的脏水泔水装在木桶里，每天要挑担去外面倒掉，说倒泔潲(臊)

　　杂大垛-----把东西物件没有码放整齐，叫杂大垛，砸大垛，垛起来。

　　扎猛子-----扎猛子，游泳时头往下猛扎，潜水，叫做扎猛子。

　　襦红包-----给红包，把红包暗暗的塞在对方手里，事情就好办，襦红包也叫襦钱捅钱。

　　糗啦-------饺子面条从热锅捞出盛到碟中，有人说快吃吧别糗啦，粘在一起了。几个人在一起工作，想跳槽，因制度所限走不了，算了咱们就在这糗着吧。

　　捣霉鬼----有人运气不好总把事情办砸了，办坏了这个捣霉鬼。

霜叶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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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言写作”不成立，“乡土精神”是张皮

　　如今，方言成为蔚然大观的文化潮流。2004年1月份出版的长篇小说《受活》，在其内容简介上就赫然标榜其“在语言上对地域方言的大胆开掘与驾驭”。在一位批评者的笔下，阎连科的这一尝试具有着可以上升到文学史的重大意义：“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全篇小说的语言形式，对民间语文的采写和方言的再造过程构成了一种奇特的写作经验，相对于《马桥词典》和《檀香刑》，阎连科对地方方言的运用和开掘更为大胆泼辣，但又不流于苦涩和生硬，而给小说的意义输出造成障碍，这是阎连科对现代汉语写作的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

　　嫁接而生的四不像

　　文学并不因为新而具价值，文学作品并不因为“新尝试、新注解和新发现”而具价值。从大面积来说，虽然中国的“普九”和“扫盲”已经开展得有年头，中国的作家，依旧没有过得了文字关。在基本功不扎实的基础上，要体现一个作家的存在，大概只有两种选择：多写自己熟悉的事情，多在文学表面玩花。前者可以保证创作资源的稳定，这就是中国作家擅长农村题材的原因；后者可以博得标新立异的名头，比如“方言写作”。

　　严格地说，“方言写作”在中国文学中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吴方言、粤方言在小说写作上的成就虽然被人忽略，却无法抹掉。因为这两种方言有着其独特的造句、构词、表意、造字方式，因而其方言写作的概念能够成立。然而，《受活》中的“河南方言”，却是一个嫁接而生的四不像。为了保证作品的受众，也因为作者受限于自己的现代汉语语法教育，这本小说抛弃了传统的口语中州话，而代之以文字表述的河南普通话——在以北方方言为主体的普通话句式中加入“哩了嘛呢”等语助词，将部分通用词汇替换为形似而碍嗦的方言词，比如用“起原先”代替“原先”。从阅读上来说，整部小说用普通话读不顺溜，用河南话读也不顺溜——借用上述引论者所言，障碍是造成了，意义却没有多少。

　　把方言生拉硬拽进来

　　作家都是追求意义的，这部号称“狂想现实主义”的作品，在某些论者嘴里具有了《百年孤独》般的意义。这一“定义”的得出，除了得益于小说描述的时间跨度够长之外，还在于小说的语言。《百年孤独》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和美洲土语的混合体，其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呈现，部分得益于这一混合造成的阅读上的奇崛瑰丽。西班牙文是表音文字，而汉字则是表意文字。在部分方言系统里，汉语和汉字相对来说是脱离的，说和写是两码事，说话可以用方言，落实到纸上只能用全国通行的汉字。能够例外的作品存在于南方方言里，比如以《海上花》为代表的吴方言文学，因为作者根本没有让其他地方的人看的意思。阎连科所“创新”的这一河南方言文学，从根本上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因为河南话并没有自己成熟、独立的语法、构词造字系统。更何况，阎连科的文字基本功能够打多少分还值得探讨。

　　他也是无可奈何啊！乡土精神、地域色彩是如今文学上的“显学”，作家们都在“土得掉渣”方面下功夫。韩少功把方言词条写进《马桥词典》，莫言把地区戏文写进《檀香刑》，都很成功。到阎连科，没有其他包袱可抖，只有把方言生拉硬拽进来，在标准的汉语句式中加上语助词，把顺溜的普通话词汇改成不顺溜的地方话词汇。所谓的乡土精神，在这里变成了方言这张皮，皮干瘪，血肉也不见得丰满，骨骼更是谈不上，至于其中的精神，恐怕只能到小说之外的地方去实地考察了。

霜叶红

作者：姜小玲

　　一个闺中密友一直很喜欢哈代所著的《德伯家的苔丝》，新近购得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名著名译插图本《德伯家的苔丝》，迫不急待地看了几页就看不懂了：“俺爹到底上哪儿去了哪？”她又问。

　　……“没有的话，”她母亲露出容易发火的脾气来说，“俺多咱由着他来着？俺这不是正等你回来看家，俺好去找他吗？”

　　“我去吧。”

　　“别价，苔丝，你可别去。你知道你去是不中用的。”

　　……

　　她告诉我，不知为什么，这个“俺”字让她无法进入最佳的阅读状态，总觉得眼前是一对北方母女的对话，而不是生活在英格兰西南部的那个美丽的农家姑娘苔丝和她的母亲在说话。

　　为什么要让苔丝和她的父母开口说：“俺”？

　　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部主任孙顺林在电话里向记者介绍说，这次推出的名著名译插图本是把出版社曾经出过的名著名译本整合后重新出版，很多译本都是一些大师级的译者穷其毕生精力译出来的经典之作。这套书在注重选用经典本的基础上，还专门请一些健在的译者在保持原译文风格的前提下重新校订，努力把错误率降到最低点。“俺”的问题其实当时编辑已经注意到了，《德伯家的苔丝》译者张谷若先生已经去世，编辑多次和张先生的女儿探讨过这个问题，但他的女儿从保持父亲翻译风格考虑坚持不改，书就这样出版了。

　　著名翻译家草婴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文学翻译不同于其他翻译，它是一种再创造的艺术。同一个原文版本可以有不同的译本。任何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的，50年前使用的语言和今天肯定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不十分大，不会影响这些译文的价值。译者也有地方性的差异，张谷若先生的译文北方化色彩是比较浓一些，但他的译文老练精到，我们对老一辈翻译家还是应该充分尊重，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他们。当然，时代在发展，组织译者重新翻译是可以的，也应该允许有不同的译者和译文，但不论是过去的译者还是今天的译者都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叶路认为，译文当然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一些大社老社一般都有二、三十年代，甚至更老的版本。这些译文有其自身的价值，有的已成经典之作。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说，每个时代的译本有它的保存价值；而从大众阅读角度来看，译本还是要跟上时代的需求，要符合时代语言的新特点。

　　在译文中最好还是别用方言，毕竟方言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外国文学是世界性的，你不能让一个西班牙人说山东话，或者让一个法国人说河南话。不仅读者不能接受，与我们推广普通话的要求也是不符的。我们社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比如译文中人物的名字与如今约定俗成的译法不一致，有的译者家属也不愿意改。我们在面向小众出版时，尽量忠实于译者的风格；但在出版面向大众的普及本时，还是推出新译本，体现与时俱进。

霜叶红

文/巫唐

　　“红学”是显学，将一部小说变成一门大学问，如此情形可以说不但空前，恐怕也将绝后。关于《红楼梦》作者的讨论，虽不及有关《金瓶梅》作者的讨论那样蔚为大观，也很不少。8月6日《中华读书报》整版刊出的邓牛顿文章《〈红楼梦〉植根湘土湘音》，又提出新说，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并非曹雪芹，而是一位出自湖南的人士，这部原作“是用湘语写成的”，而曹雪芹只是“在原始之作的基础上，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的艺术加工”。

　　果真如此吗？细读其文，感到不论是所使用的论据，还是其论证方法，都明显缺乏说服力。邓文最重要的论据，是说《红楼梦》中有大量湖南方言词汇。邓文所据的1998年版《长沙方言词典》能否代表《红楼梦》写作时代的湖南方言呢？应该说不能。这部《词典》乃是《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的分卷。众所周知，方言并非一成不变，是有历史的发展变化的，古代的方言词，现在可能成了通用语，而今天的方言，在古代也可能是通用语。以今例古，将现代方言与古代方言混为一谈，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即便如此，我们仍不妨来看一看，邓文列举的19个词汇究竟是不是湖南方言所独有的？

　　在这19个词汇中，有一些邓文举出的对应长沙方言竟与《红楼梦》不合，比如“磁瓦子”对应的是“瓷瓦碴子”，“娘母子”对应的是“娘老子”，“渍湿”对应的是“价湿的”，“挨村”对应的是“挨谩”。类似的还有“撮”和“弃嫌”。这些词都不足为据。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金瓶梅》中倒是屡次用到“娘母子”和“娘老子”。

　　而其他的10来个词汇，大部分在元明清时期的《水浒传》、《金瓶梅》、“三言”、《儒林外史》、《儿女英雄传》等小说和戏曲中屡见不鲜。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其中引用的小说、戏曲，其作者并没有被认为是湖湘人士，这些作品也不曾被认为是用湘语写成的。

　　样范。《水浒传》第61回：“后头一个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渗濑，走又走的没样范。”《金瓶梅》第45回：“你看这两座架，做的这工夫，石朱红彩漆，都照依官司里的样范。”《西游记》第33回：“你这葫芦长大，有样范，好看，却只是不中用。”《儒林外史》第54回：“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都是古老样范的。”据《鄞县通志·文献志·方言》等载，江浙部分地区方言中也有此词。

　　益发。《金瓶梅》第16回：“李瓶儿因过门日子近了，比常时益发欢喜。”《儒林外史》第16回：“自从我病倒，日用益发艰难。”《喻世明言·滕大尹鬼断家私》：“众人看见，无不惊讶，继善益发信真了。”《醒世姻缘传》第4回：“想起公公梦中言语，益发害怕起来。”这个词也作“一发”、“亦发”，在《水浒传》、《金瓶梅》等小说里频频出现。

　　至于“好生”、“偏生”、“打尖”、“解手”、“弃嫌”、“讨嫌”等，更是当时许多地方习用的词汇，甚至今天许多方言中还在用，就不一一详说了。“赌狠”和“氵伏上水”这两个词汇较不常见，但也没有理由说它们就是湖南特有的，比如武汉话中也说“赌狠”。

　　邓文另一个重要的论据，是说《红楼梦》“透露出分明的湖南方言语境”，并且引用语言学家对湖南方言的相关论述与《红楼梦》作对照。可是，所谓的语言学家的论述又是来自一本200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方言概论》！邓文在此同样犯了古今不分、以今例古的毛病。

　　即便《红楼梦》时代的湖南方言与现在一致，文中所提出的几个特点，也并不是湖南方言所独有的。比如称“子”为“崽”，以“子”收尾的词语很多（如心眼子、嘴巴子、闹一场子等），在单音节形容词前面再加一个单音节语素以示程度的加深（如稀破的、稀嫩的等）。语言学家说湖南方言有这样的特点，却并没有说别的方言中就没有这样的特点，或者有这样特点的就独属湖南方言。邓文如此理解和应用，基本逻辑就有问题。

　　邓文还谈到：“湘语在语法上的另一特点是，把作状语的‘净’、‘光’之类的副词移到动词后面。”可是下面作为例证的一段《红楼梦》第41回的引文，却压根儿看不到这种用法。既然例证缺席，我们自然也体会不到其中“菜肴，好浓的湖南味。语言，好浓的长沙腔。”从方言入手考辨《红楼梦》的作者，手法并不新鲜。早在20多年前，戴不凡就写过一篇四万言的长文《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载《北方论丛》1979年第1期），举出20个“道地”的吴语词汇和《红楼梦》中“大量地应用苏州话的谐音字”的6条论据，作为重要“内证”，来证明原作者是说吴侬软语的“石兄”，可是不幸这20个词多数在元明清杂剧、小说中大量使用，并非吴语独有，而那6种谐音现象，或并不是吴语独有，或出于戴氏理解有误。“石兄”终于不能抢走著作权。

　　前些年还有持曹雪芹祖籍丰润说的人士提出，书中有“烧糊了卷子”之语，而“卷子”为丰润特有的面食，但马上有人反驳说，《金瓶梅》里也有“烧糊了卷子”，难道就能证明它也是丰润人所写么？

　　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方言词汇看成特有的，或是以今天的语言现象去打量几百年前的作品，其不准确、不可靠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就算《红楼梦》中有某地方言词汇或方言现象，是否就能推导出原作者出自吴语区、湖南或丰润或其他什么地方呢？不要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红楼梦》的语言基本上是典范的北京话。书中吸收和使用了一些其他方言语汇，也是事实，但如果据此就推导出原作者是什么方言地区的人，显然就是见木忘林了。

　　用方言写小说，比如像《海上花列传》纯粹使用吴语写作，是较晚起的事情。在一部主要用北京话写的作品中吸收和使用一些其他方言词汇，是正常的现象，而想要证明此书原本是用其他方言写成，还需要小说史、版本学等方面的过硬证据，万不可“大胆地假设，更大胆地求证”。

　　邓文还有一个观点，认为《红楼梦》中“寄托着作者对芙蓉国的深挚爱恋”，所举论据包括史湘云、柳湘莲、潇湘妃子、宝玉为晴雯作的《芙蓉女儿诔》等。不过，这种手法已近于索隐，兹不具论。

　　在此种情况下，对邓先生吁请“历史学家对《红楼梦》原始作者的身世及其相关材料作广泛的搜寻”、“红学专门家将目光和才智更多地投注到对原始作者及其原作风貌的相关研究”的倡议，我们自然也不必急着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