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的历史地位

孙兰荃

作者：曹先擢   晁继周  (中国辞书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来源：人民网(2004年03月19日19时39分)?2005-8-6
   
      现代汉语词典就是普通话词典。普通话是咱们民族的共同语，是一种规范的语言。规范是合乎标准的意思。普通话在语音上以北京话语音为标准音，在词汇上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在语法上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编纂普通话词典，其本身就包含了规范的要求和内容。要实现这个要求，在学术上，在词典编纂的方法上，都有极大的难度。
　　影响比较大的现代汉语词典有两部：一部是１９３７年开始出版、延续多年陆续出齐的《国语词典》；一部是１９７８年正式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国语词典》在注音上体现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原则，字、词注音按照北京话语音系统，而不是像“老国音”那样有入声、分尖团，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进步。在收词上收现代的，但也有大量近代的和少量古汉语词，比较杂，规范程度不够。注释采用半文言，在词典用语上未完成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过渡。这自然有客观的原因，我们不能苛求先辈。从总体上讲，《国语词典》筚路蓝缕，厥功至伟。   《现代汉语词典》则后出转精，解决了上面讲到的问题。它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为收词对象，与文言词典划清了界线。就拿虚词来说，文言虚词和现代汉语虚词既有联系更有不同，“之、乎、也、者、亦、焉、哉”与“的、了、吗、呢”完全不同。《现代汉语词典》的虚词注释是一个亮点，是词汇问题更是语法问题，最能体现现代汉语的性质。此外，对文言词、方言词、外来词等也都是根据普通话的应用需要来安排取舍，非学贯古今、兼通中西者所难为也。至于语音，《国语词典》只解决了北京语音为标准的问题，而普通话内部的问题，口语及大量书面语中字词的异读分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均第一次比较好地作了解决。当然，这也是贯彻国家政府部门《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结果。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词典。在它之前还没有这样的词典；它以后的同类性质的词典则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在某一些方面加以改进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汉语词典》是汉语辞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上要全面反映现代汉语的词汇面貌。一方面，它要把现代汉语的常用词汇收进词典，不要有太多的遗漏；另一方面，要分清现代汉语词与古代汉语词的界线，普通话词与方言词的界线，不要使文言词（及早期白话词）、方言词与现代汉语普通话词混杂相列。在收词上，《现代汉语词典》是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而《国语辞典》则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以“好”字下面所收的条目为例，把两部词典作个对比。
　　《国语辞典》收而《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的有下面一些词条：
　　好鸟  美丽之鸟，如“好鸟鸣高枝”，见曹植诗。
　　好官  犹美缺，如“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见宋书。
　　好合  谓和好，如“妻子好合”，见诗经。
　　好逑  谓佳偶，本于诗经“君子好逑”语。好不当儿的  犹好不应儿的。
　　好不应儿的  犹云没来由、无缘无故等，如言“好不应儿的生甚么气！”
　　好劲 惊奇之词，如“这天气，好劲，快把耳朵冻掉了。”

　　这７个词条中，前４条是文言词，从所引书证可以看出；后３条是北京方言词（属土语），从所举例句可以看出。这些词由于不是普通话词语，又不是常见的文言词语和方言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没有收录。

　　《现代汉语词典》收而《国语辞典》没有收的词语有２２条：“好多、好感、好话、好家伙、好景、好看、好脸、好评、好气儿、好人、好日子、好声好气、好说歹说、好说话儿、好似、好听、好玩儿、好笑、好性儿、好样儿的、好意思、好自为之”。这２２个词语都是普通话常用词语，现代汉语词典是应当收的。这些词语在《国语辞典》时代已经存在，这么大数量地漏收，说明《国语辞典》在收词上是不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的要求的。

　　《现代汉语词典》对普通话词语根据常用的原则做了比较全面的收录。为查考需要，除普通话词语外，还收录少量常见的文言词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在收词比例上，普通话词语占绝对优势。收入词典的文言词语、早期白话词语和方言词语都加上标志或文字说明，使读者很容易把它们同普通话词语区别开。
　　《国语辞典》的局限是历史造成的。《国语辞典》编写所依据的语料，主要是文言和早期白话，而缺少现代白话文学作品资料。《现代汉语词典》所处的历史条件与《国语辞典》完全不同。全国解放后，白话文在文学创作和应用文写作上都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现代汉语词典》所依据的语料绝大部分是现代白话语料，主要来自现代文学作品和报刊。至开始编写时，已经搜集语料卡片１００余万张。这就使得《现代汉语词典》所记录的语汇与《国语辞典》有很大不同。《现代汉语词典》比较好地反映了现代汉语词汇的面貌，而《国语辞典》却是现代词语与古旧词语的杂糅。

　　二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应该是典范的现代白话文。２０世纪前半叶的汉语词典，释义用语大多是文言或半文言。《国语辞典》就是用半文言作注的，释文中“谓、貌、犹、之、者”等带有文言色彩的词随处可见。用文言或半文言解释现代词语，不但犯了以易释难的忌，而且很难做到准确，也很难避免互训和递训。比如“很”，《国语辞典》释为“甚”，“甚”释为“极”，“极”释为“最甚”，这样绕来绕去，读者还是弄不明白“很”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弄不清楚它的用法。《国语辞典》释义用语采用半文言也是受历史条件的局限所至。《国语辞典》编写的时候，白话文在文学创作中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而在应用文领域，如新闻、书信等，浅近文言还占有一定优势。词典释义基本上属于应用文范畴，使用半文言就是很自然的了。

　　《现代汉语词典》是第一部成功地用白话解释词语的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用准确、精练的普通话书面语解释词语，而且尽量多地采用定义说明式的释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同义词互训、递训的毛病。如“大”，《国语辞典》注为“小之反”，“小”又注为“大之反”，这样作注，除了表明“大”、“小”互为反义词外，对它们的意义没有作任何解释。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大”、“小”的释义：
　　大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比较的对象（跟‘小’相对）。
　　小 在体积、面积、数量、力量、强度等方面不及一般或不及比较的对象（跟‘大’相对）。
　　这样解释，既清楚说明了“大”、“小”两个词的意义，也指明了它们之间的反义关系。
　　同以前的词典相比，《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更加准确，在解释词的词汇意义的同时，注意反映词汇的语法和语用特征，并注意用例句显示词的意义和用法。特别是虚词，例句对于说明其意义、用法是必不可少的。还以“很”为例。《国语辞典》只用一个“甚”字作注，没有例句。《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是：
　　很  副词，表示程度相当高：～快｜～不坏｜～喜欢｜～能办事｜好得～｜大家的意见～接近｜我～知道他的脾气。
　　《现代汉语词典》用精心选择的7个例句说明“很”的主要用法：修饰形容词，修饰形容词的否定式，修饰动词，修饰动宾短语，做补语等。
　　从总体上说，《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水平在现有的语文词典中是最高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它开创的释义体例也多为以后的词典所借鉴。

　　三
　　２０世纪的前半个世纪，推广国语做得最多也最有成效的方面是统一读音。汉语方言的分歧，最突出的是在语音方面，因而规定国语的标准，首先关注的自然是语音。１９１９年在《国音字典》上公布了第一个国音标准。这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 的“标准音”。在这套“标准音” 中，北京语音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又保留入声，并且分尖团。赵元任先生在讲解这个读音标准时，举“荤油炒菜吃，偷尝两块肉”分别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５个声调。这套“标准音”后来被称为“老国音”。赵元任先生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由于全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可以自然地说出标准的“国音”，无论在官话区还是在其他方言区，推行中都遇到困难和阻力。１９３２年，《国音字典》修订成《国音常用字汇》，确定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个标准后来被称为“新国音”。

　　确立以北京话语音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是汉语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我国辽、金、元、明、清各朝相继建都北京，大约有一千年的时间，北京长期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有历史依据和群众基础的。从“老国音”到“新国音”也说明一个语言学原理，那就是确定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要依托一种具有影响力的具体方言，即某种自然语言；而不能采取杂糅的方法，从不同方言的语音中吸收成分，形成“人造语言”。   在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方面，《国语辞典》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语辞典》之前，《国音常用字汇》也是推广北京语音为标准的国音的，但由于只收单字，作用受到很大局限。《国语辞典》着眼于词，除为单字注音外，凡立为条目的词或短语都标注读音，轻声、儿化都按北京话的实际读音注出，这在以前的词典中是没有过的。

　　但是，在推广标准音方面，《国语辞典》同样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许多语音问题解决得不完善，如异读词问题、轻声和儿化问题、古今音演变问题等等。全面解决现代汉语语音问题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以北京语音为标准是就北京音系而言，许多具体问题的解决还要经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对实际读音情况的调查。差不多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的同时，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对异读词读音进行审订。审订读音的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字的读音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而不合北京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的，这个音还是可以采用，但是同时也要考虑到这个音在北方方言里应用得是否广泛。例如在北京话里，“危”念wēi，“期”念qī，“帆”念fān，这些音不合一般发展规律，但是采用了，因为在北京话里非常通行，北方方言也大致通行。而在《国语辞典》里，这几个音还是读作wéi、ｑí、ｆán的。如果一个字的读音只在北京话里通行（甚至只在北京的部分地区或部分人群中使用），既不合语音的一般发展规律，也不在广大北方方言地区通行，这个音就不应该采用。《国语辞典》在这方面又过于迁就北京话，如连词“和”不读ｈé，而读ｈàｎ。《现代汉语词典》在异读词注音上严格贯彻《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的规定，并采取研究的态度，该从传统的则从传统，如“载一车土”的“载”读zài不读zǎi；该从习惯的则从习惯，如“倒戈”的“倒”读ｄǎo不读ｄàｏ。《国语辞典》处理文白异读时多偏于传统，而对人民群众的实际语言重视不够。比如“百般、百姓、百褶裙、百叶箱、百发百中、百依百顺、百闻不如一见”等词语中的“百”，《国语辞典》注音为bó，完全脱离了语言实际。对轻声和儿化的处理，《国语辞典》不加分析，全从北京话，使得轻声词、儿化词过多，不利于国语的普及。《现代汉语词典》对轻声和儿化现象经过调查研究做出选择，把轻声词和儿化词限定在一定范围；并采取一定的灵活性做法，把一些词处理为可读轻声也可不读轻声，可读儿化也可不读儿化。《现代汉语词典》的做法减少了学习普通话的难度，有利于普通话的推广。

　　四
　　《现代汉语词典》在收词、释义、注音几个方面都超越了它以前的词典，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这绝不是说它可以止步不前了。恰恰相反，《现代汉语词典》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宗旨，《现代汉语词典》的科学精神，都要求它与时俱进，不断攀登新的高峰。《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不断的修订，完善自己，跟上时代的发展。《现代汉语词典》要向两个方面提高：一是及时反映语言的发展，一是及时吸收语言研究的成果。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词汇更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新词的产生，旧词的消亡，词义的转移，词的用法的改变，这些情况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现代汉语词典》要通过一次次修订，及时反映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首先是调整收词，把那些已经普遍使用并稳定下来的新词语（包括新意义）收进词典，把一部分陈旧过时、不再使用、查考价值也不高的旧词语删除。某些词的释义，也要根据词的意义、用法的变化或词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加以修改。比如“倾斜”，《现代汉语词典》原注“歪斜”（倾斜度｜屋子年久失修，有些倾斜）。后来又产生了“政策倾斜”的用法，《现代汉语词典》于是在修订时补上了“比喻偏向于某一方” 的意义。修改例句也是词典修订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例句除了要能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外，内容也要跟上时代的发展。21 世纪的《现代汉语词典》，用“咱穷人都翻了身”作“咱”的例句就太过时了；“车、犁、耙、套、鞭等农具，随牲口合理搭配”（“搭配” 的例句），不仅农具落后，还带有农业合作化的痕迹；“在山区安家落户，当一辈子农民”（“安家落户”的例句），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提倡的，今天并不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例句修改的要求应该是：正确体现词的意义和用法，语言自然精练，思想内容积极健康而又贴近生活，有时代感。每一次修订，如果都能够在收词、释义、例句等方面下一番功夫，《现代汉语词典》就会常修常新，永远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现代汉语词典》在修订中还要注意吸收语言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提高学术品位。这里我们要说到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现代汉语词典》初编时是准备给词（或义项）标注词性的，后来没有做下去。上世纪５０年代，关于汉语有无词类的问题还在讨论，词类划分标准研究得还不深入，这时词典上标注词性确实有困难。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现代汉语词典》还是为全部虚词和实词中的代词、数词、量词注明了词性（不是用符号，而是把词类名称作为释义的一部分）。名词、动词、形容词虽未注明词性，但在释义行文和例句配合上大都有鲜明的特点，词性实际上是呼之欲出的。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吕叔湘先生重新提出词典标注词性的问题。吕先生在为一本词典写的序言中谈到标注词性问题时说“做总比不做好”，并说：“万事起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１９９２年，吕先生在为另一本词典作的序中写道：“我想到的是三十多年前我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的时候曾经试着做而没有做成的两件事。一件事是区别单字能不能单用，也就是分别词和非词…… 另一件事是在一个词或者一个词的一个义项之后标明词类。”吕先生肯定这部词典做成了这两件事，赞扬词典编纂者表现出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

　　从吕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初稿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汉语研究、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以及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工作都迫切需要词典标注词性。随着语言研究的深入，词典标注词性也已经存在现实可能性。一些词典（包括语言所词典室编写的《现代汉语小词典》）在标注词性上作了有益的尝试。现在应该把标注词性的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这实际上是在做《现代汉语词典》编写者们要做而没有来得及做成的事。标注词性对于汉语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第一次在《现代汉语词典》上加进这项内容，不可能一下子做到尽善尽美。我们只希望《现代汉语词典》下次修订能在标注词性上开一个好头，打下一个好的基础，经过后人的不断努力，使汉语词典标注词性的工作像吕先生所期望的那样逐步完备起来。

参考文献
　　ｌ．吕叔湘：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见：语文近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吕叔湘：《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序.见：孙全洲. 现代汉语学习词典.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
　　３．赵元任：什么是正确的汉语. 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２．
　　４．刘庆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工作二十年．辞书研究，１９８１（３）．
　　５．于根元：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太原：书海出版社，１９９６．
　　６．董琨：试谈《现代汉语词典》成功的历史经验. 见：《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
　　７．潘雪莲：汉语规范型词典的世纪回顾. 辞书研究，２０００（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