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文学的权力和等级

资料员

湘里妹子学术网站-www.xlmz.net-2003
大约十年前，所谓“先锋小说”正在中国大陆兴起，并且很快从一种“优势”变成一种时髦，按照当时流行的看法，好象凡不是“先锋”的也就不是好小说不是好文学，起码是陈旧、落后、过时的货色。先锋小说家和先锋批评家，在当时的中国和所有的进口货一样，代表着“先进”“高级”“时尚”和不容置疑的优越。(当然，进口货如今已经没有这么风光了。)那时候能被列入“先锋小说家”的行列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于是，在某些批评家的笔下就出一批很风光的“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博尔赫斯”“中国的罗伯格理耶”。似乎在每个中国先锋小说家的前面，都必须有一个外国的大师做比照做招牌，才够档次，才够先锋。(成一先生有个精彩的比喻，他把这叫做“副本效应”)当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实在是有点奇怪，本来先锋或前卫就意味着和潮流的对抗，与社会主流的疏离，被大多数人拒绝：而绝无可能成为同风光的时髦。想想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这事情就更奇怪。(在我的认识中，中国真正的先锋小说绝不只是这种流行的东西，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叙述形式的突破，对于文学观念的创新，对于现代汉语文体的丰富都是有相当贡献的。尤其是当流行的观点把先锋小说简化成“中国的某某某”的时候，除了他们浅薄的臣服心态而外，更忽略了中国先锋小说对中国人精神处境和中国文化传统，深刻的内省与表达。而且我相信，有些先锋小说的作者，恐怕也很难接受那个流行的标签。)很凑巧，我就是在上面那样的流行气氛中离开中国，去了美国，沿密西西比河南下，来到福克纳的家乡。与我同行的美国朋友是我的翻译，是南方人，很为南方出了福克纳这样的大作家而自豪。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所以一路上免不了小说的话题，也就提到了中国先锋小说。也许是因为来以了福克纳的家乡吧，他也谈论起他对先锋小说的理解。一天的午饭之后，我们两人走进一家书店。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叽喱咕噜地念一阵英语，然后问我“这本书读过吗？”，他知道我不懂英语，即便他大致翻译的书名，也无法和我读过的译作对上号，我只好摇头。他又抽出一本书，又叽喱咕噜地念一阵，然后又问“这本书读过吗?”，我只好再摇头。就这样重复了四五次。他忽然很决断地说，“这么多都没有读过，写什么先锋小说?”我立刻明白眼前这位美国人说的不是小说，也不是什么先锋小说，他在说一种权力，他在表达这种权力分出的等级。我也立刻就明白，一路上所有关于文学的话都算是对牛弹琴。为了让他能明白他自己说了什么，我只好又提起他深感自豪的福克纳。我说，福克纳当年也是一位先锋小说家，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先锋小说家。他很自豪，也很赞同。他说，是，当然是。我说，可惜，福克纳当的在美国文学艺术界根本得不到认可。他当时在美国默默无闻，他的一些书在美国甚至都已经绝版。

福克纳是在欧洲轰动、出名以后，美国人才明白自己家里原来有个大师。我这样说的时候，那位美国朋友的脸忽然很红，不过他很诚实，他说，是……是这样。我们关于先锋小说的话题也就到此为止。我知道我们当时所讲的都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似乎更像是一个权力和等级的问题。可是，关于文学的权力和等级，却从来都无法从文学欣赏和文学评价中排除，甚至无法从文学创作中排除。文学的权力和等级，从来都是一个文学必须面对的非常尖锐的问题。本来是超功利的审美，却常常被权力和等级的阴影遮蔽了眼光。我自己虽然在中国无幸列入“先锋”的“光荣”行列，但却如此强烈地感受了一次中国先锋小说在国外的等级和地位，或者也可以说感受了一次中国当代文学在国外的等级和地位。?记得汪曾祺先生在世的时候，曾经也给我讲过一次类似的“文学经历”。他在美国参加一个文学研讨会，发言的时候曾经提到鲁迅，等他讲完了话回到座位上，身边的一位美国作家问他“Who is Lu xun?”(谁是鲁迅?)汪先生说他只有哭笑不得。这就好比问这位美国作家：美国在哪儿?正是在这种近乎无意识的忽视、无知当中，你可以看到等级的闸门是如何断绝了任何沟通交流的可能。?现在世界上有个时髦的话题，叫做“全球一体化”。撇开政治、经济等等复杂的问题姑且不提，如果文学的“一体化”是按照上边的这样的语言权力和等级来进行，这个地球上真不知要淹没多少最宝贵的文学。更可悲的是，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在所谓的弱势文化中，对于这种强势文化所确立的权力和等级的臣服，竟然也常常最为时髦的潮流。当这种外在的权力和等级的划分，演变成为不言自明的内在尺度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创造性的枯萎，也就意味着一种文化、一种语言自我消亡的开始。我之所以在这个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国际会义上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了权力和等级的世界上，权力和等级不仅常常成为别人不平等地看待中国文学的尺度；它也常常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丧失自我的弊病。这两方面的谬误交叉混杂在一起的时候，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一句空话。我在这里提出的实在只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我在这里呼吁的不过是一种艺术审美的平等，一种语言表达的平等。但是，没有这个前提，也就没有任何深刻探讨的可能性。我必须指出的是，在这种双重的谬误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留下了，也发出了清醒深刻的声音和文字。在对别人也对自己的追问之中，在这能以言说的双向煎熬中，这些清醒深刻的表达，尤其显示了语言的丰富性，尤其显示了文学艺术的价值，尤其显示了人的尊严和创造性。这也是我们今天可以来讨论的应有前提。在我看来，在抛弃了那些权力和等级的偏见之后，鲁迅、沈从文、老舍们，是和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加缪们一样伟大的作家；而史铁生、韩少功、莫言、张承志们的代表作，和现在世界上所有杰出作家们的作品一样震撼人心。尽管我知道，已经做到已经达到的境界，和能够被人理解被人认识的境界有时会相差很远很远，这样的落差不知曾经埋没过，又最终突现了多少辉煌和短见。事实上，中国人在一百五十多年来的失败、挫折、绝望、希望和不息的奋斗之中，在别人的侵略、压迫、屠杀、歧视和自己的灭绝、窒息、虚妄、再生之中，所体验、所经历的生命的历程，所获得、所经历的人的历史，是那些所有的世俗荣誉，所有的权力和等级都无法理解也无法衡量的。?想当初，法国的拉伯雷、巴尔扎克们用不着担心可口可乐广告和好莱坞的淹没；中国的李白和曹雪芹们，也用不着为了自救而发动一场“白话文运动”，以便让世界和别人听懂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上，反倒是有了无数文学理论，有了无数文学流派，也有了无数次研讨会的我们，摆弄文学艺术竟然成了一件最困难最复杂的事情。甚至连分辨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也成了众说纷云的疑案。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拥挤的地球上，我们不得不在一个越来越拥挤的语言空间中反复遭遇别人，也反复遭遇自己。

中国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自改革开放以来，再一次从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无可回避地走进了剧烈变化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学也无可回避地走进了一张充满权力和等级的世界文学地图。然而，我们创作文学，我们坚守各自的语言叙述，不是为了满足权力和等级，而是为了刻骨铭心地表达生命，而是为了人永远不被权力和等级所限制，所奴役。不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只针对中国文学的特殊标准。中国人没有特权也没可能为了自己的发展，为了自己的文学，而要求一间躲避风雨严寒的温室。这个地球上也没有一间这么大的温室，可以容下十二亿五千万人的命运。?今天，我们能从世界各地来到巴黎，参加这样一个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这是一个好兆头。

当然，我们不会天真到以为开了这么一次会议，或开上几次会议，出了几本书，我们就可以来到理想美好的平等世界。为了免受失望的痛苦，为了不至于陷入虚妄的自欺，我们不妨把那个叫做“理想”的东西远远地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然后，再开始我们的努力。中国有一句格言，叫做“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或许平等和自由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努力的艰苦过程，而不是一个可以抵达的美好彼岸。?在一次仅仅二十分钟的发言中，我不可能再说得更多。在权力和等级之外，关于语言、关于文学自身可以说的话题还有很多很多。我愿意用自己以前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自己的发言：

“我们这些用象形的方块字写小说的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写作首先是给说汉语的人看的。

——这个‘首先’很重要，因为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不言自明的‘首先’，给了我们一个难以违拗的出发点：在我们之前，这种从公元前221年就统一了的文字，已经被祖先们从未间断地使用过两千多年了；这两千多年的叙述和使用，无论把它当做光辉的传统还是当做沉重包，那都是一个命定的赋予；就好比父亲母亲的选择是一件由不得自己的事情。当然，这个命定的赋予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划地为牢，更不意味着我们的作品仅仅被拿来充当“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等等这种分门归类的标本。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写出来的肯定不是好作品不是好文学。现成的例子就在眼前摆着：用法文写出来的《巴黎圣母院》和《弗兰德公路》，用英文写出来的《哈姆莱特》和《喧哗与骚动》，用西班牙文写出来的《堂吉诃德》和《百年孤独》，都不被我们看成是一种“地方文学”，或者仅仅看成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区、某一种语种的文学，我们宁愿把他们统称为文学。就像我们把《诗经》、《楚辞》或是《红楼梦》也都不言自明地统称为文学一样。?近一个世纪以来，以象形的方块字写作的华语作家们前赴后继，从未停止过自己的叙述，从未停止过对那个文学之峰的艰险的攀登。只是这条迂回曲折的攀登之路，时常不免过于的艰难。我们的叙述有时在别人的偏见之中变成一种“方言”的独白；有时又在自己的迷失中变成一种对他人的转述和重复；而且转述重复得天花乱坠、忘乎所以。这两方面的误会不免叫人常常感到透骨的悲哀，和这悲哀的无用。

如果我们不想被别人的偏见和自己的迷失所淹没，我们就不能停止自己的叙述。在一个古老文明一百五十多年分崩离析、生死交替的悲壮历程中，我们应当留下自己的叙述。在这叙述中，我们会刻骨铭心地看见自己无数的喜怒哀乐，无数的生离死别。

——这叙述既属于我们自己，也理所当然地属于这颗星球上的人类。”
（摘自《北京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