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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健著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5-12-31 22:52:05
一 红卫兵文艺浪潮的兴起
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1965年，尽管《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人民日报》、《文艺报》点名批判了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广陵散》、《挽歌》，孟超新编《李慧娘》，电影《林家铺子》等作品。整个文学艺术界仍然创作出了一批作品。
当年摄制成的故事片24部，主要有《烈火中永生》、《年青一代》、《苦菜花》、《舞台姐妹》等。还有舞台艺术片《东方红》、《椰林怒火》、《上海之春》等，以及京剧《节振国》、歌剧《红梅岭》、锡剧《农家宝、两垄地》、楚剧《双教子》等。
《戏剧报》资料室介绍《1965年革命现代戏大丰收》，统计了1965年各大区戏剧观摩演出或调演节目。这些剧目以及其它创作剧目总共计327个在这些剧目中包括被江青文革中窃取的京剧现代戏：《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杜鹃山》，以及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
在小说界，梁斌在抓紧修改《红旗谱》的第三卷：《战寇图》。李英儒已完成第三部长篇小说《还我河山》征求意见稿。整个出版界届于《红旗谱》、《野人春风斗古城》两部小说的畅销，电影改编的成功，对这后两部长篇的成功寄以很大期望。
魏巍从：1954年以来就埋头创作反映抗美援朝的多卷长篇小说《东方》，已写出1一4部初稿。姚雪喉在《李自成》第一卷成功后，赶写第二卷。
在上海，以写短篇成名的作家峻青在赶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决战》。此时《决战》初稿已基本完成，他在创作歇息的片断时间，又匆忙草拟酝酿多年的山东抗战题材长篇《海啸》，制订写作提纲。
‘几乎是所有的人，不仅是艺术家，包括中央领导层的政治家，也没有意识到1965年11月份对吴晗《海端罢官》的批判，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互相勾结，密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提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37年党领导文艺所取得一切成果。
同年6月20日江青、张春桥策划炮制出：《文化部为彻底干净搞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而斗争的请示报告》以中央(66号)文件批转全国。提出文艺界有——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要对文艺队伍实行“犁庭扫院”，“彻底清洗”。
报纸点名批判“二家村”(邓拓、吴暗、廖沫沙)的《燕山夜话》。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斗。批田汉的《谢瑶环》、《赛金花》。批“清官戏”，批“形象思维”，批“中间人物论”……全国上下各式各样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人人口诛笔伐。六亿中国人民还有谁在文革中没写过大字报，贴过大字报，看过大字报呢?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嫡怒笑骂，旁敲侧击；或斩钉截铁，或云山雾军，令人叹为观止，望而生畏。
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文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宇报技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由于刘邓司令部被迅速打倒，毛泽东没有再写第二张大字报，所以这张大字报公开发表时定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从题目的删定，仅一字之差，从中显示出这张大字报的威力和当时在十一中全会上的威慑力。
毛泽东用骈体文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文章抑扬顿挫，一气呵成。
毛泽东的大宇报，不仅在政治上产生重大影响，也影响了一代文风。这是文革中影响最大的一张大字报。
随着中共《5．16通知》的下发和8月5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及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狂热的“红卫兵”(即：老红卫兵，他们大多只有15——18岁)砸烂了教室、学校，放火焚烧了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它们被视为毒草)，欧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首都闹市区：王府井在八月份(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不久)，开始“玻璃之夜”，霓虹灯化为浓烟、火光爆裂开来，玻璃片象雨一样喷射到电车、马路上。红卫兵冲入东安市场捣毁商店(罪名：出售资产阶级服饰用品)，用汽枪对化妆品肆意射击。街头穿瘦腿裤、尖皮鞋的人被施以刀剪破除，甚至长发也被强行剪短。成群的红卫兵冲入“黑五类”的民宅，进行抄家、刑讯。一本书、一张唱片都会惹来杀身之祸。
1966年8月30日上午(“破四旧”开始的第五天)人大“二红”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冲进北京西四头条五号茅盾的家中，为首一人手执—把从张治中家中抄来的日本指挥刀，红卫兵们在茅盾家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就在同一天，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其中包括茅盾在内。
茅盾女儿小曼回忆说：“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们家有——只铜质的台灯，灯架是一个裸体女神的塑像，她双手向左右伸出，手上各拿着一个小灯。这本是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带工艺性的台灯，但抄家时被视为四旧。有一次，我回到家里，发现这只台灯上的裸体女神，忽然穿上了—件连衣裙，感到很好笑。我问了妈妈，她说：‘这是四旧，不让用，丢了又可惜。我特地做了这件衣服给穿着，免得麻烦。”
在1966年8月凡是存有珠宝的家庭，都惶惶不可终日。清洁工经常会从垃圾箱中拣到偷偷丢弃的金银首饰和珠宝。红卫兵们虽然一般并不窃取财物，但是他们却手戴几块洋表，跨着抄来的摩托车在北京城里兜风。在1966年十一游行的天安门上有两个红卫兵代表拾到了被别的红卫兵遗落在城楼上的金条。这件事传遍了北京。
“红色恐怖”弥漫首都，跟着扩散开来。在上海人们推倒了普，希金的铜像，毁灭文化的风暴席卷全国……梁斌在1966年夏天因为《红旗谱》受批判，关进牛棚，《战寇图》原稿被没收，从此下落不明。魏巍在文革一开始，即成为黑线人物，作品《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宣传战争残酷”、“贩卖人性论”的毒草。末完成稿《东方》被作为“黑靶”没收批判。
1968年2月27日下午5时多，峻青挨批斗后，走出上海作家协会大门，在巨鹿路的常热路口，迎面被戴大口罩的人挡住去路……奉吴法宪的命令，这个军人化装成平民，将峻青秘密绑架。经吴法宪审讯后，用三叉戟飞机将峻青送往北京卫戍区关押。在上海，谣言四起，有人说他是苏修特务、现行反革命，有人说他已死了。总之，峻青突然失踪。造反派闯入峻青家，抄走他的长篇小说《决战》初稿和《海啸》创作提纲，包括他几十年积累的创作素材。对其夫人平康进行迫害折磨，逼她交待丈夫罪行。
李英儒于文革开始后18个月被江青下令隔离审查，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家人对其生死不明。并于1970年关进秦城监狱。
姚雪垠得以幸免。毛泽东于1966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姚雪垠要予以保护，他写的《李自成》(指第一卷)写得不错，让他继续写下去。(《六十年文艺大事：1919—— 1979》)有了毛泽东的这一条指示，使姚雪垠在文革中安然渡过，并完了《李自成》第二部。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京剧戏装、书本在燃烧、冒烟，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革命的少年，包括女孩子，还追随汽车赶到公安派出所，不顾所内人员阻拦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
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死前，他曾经过一整天和半个夜晚的沉思。在岸边的地上丢满了烟头。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在1988年召开的第四届文代会上，大会所宣读的《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逝世和身后遭受诬陷的作家、艺术家们致哀》中，列举已故作家、艺术家的姓名有近二百名。在文革中被监禁、刑讯、关押、欧打和下“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的作家、艺术家就更无法统计了，可以说几乎无一人幸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扫荡了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便仅剩下一个旗手和八个样板戏。这就是初澜说的：“工农兵英雄人物扬眉吐气地登上了文艺舞台。”“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在1966——1967年，的确闹腾的很红火，令人们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殷承宗将三角钢琴搬到了天安门广场，弹奏《东方红》。还在闹市区王府井街口演出了钢琴伴唱《红灯记》。《人民日报》报道：—个老工人说“我现在能够听懂钢琴了。”这一举动，被标为文艺与工农兵相结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榜样。
阿尔巴尼亚“一手拿镐、一手拿枪”业余艺术团在1966年春来华演出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吴清华由佐哈卓饰演，当中国观众看到了舞台上金发碧眼的吴清华，不禁大拍其掌，叹未曾有。佐哈卓特受鼓舞，演到解放区见红旗时，特投入，两眼噙泪，非常逼真感人。江青被异乎寻常的掌声所陶醉，演出后加以接见。
《人民日报》载，佐哈卓说：“我现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中国杂技团一扫杂技舞台上封、资、修的“耍、变、练”的纯技术表演，于1967年冬天，排演反映文革现实战斗生活的节目：《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劫夫谱曲的毛主席语录歌，唱遍全中国。连林彪题写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句子长短不一，也被谱上了曲，在广播电台广播。劫夫谱曲的这些“语录歌”，运用独唱、合唱，男女声重唱，大合唱……一遍又一遍的唱，唱得人热血沸腾。
红卫兵们排成长龙，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1968年夏收，北京市通县马甸桥郭村的公社宣传队，为参加夏收的72中学生演出用泥塑《收租院》改编的评剧。将“造型”展现为故事情节，还加旁白解说，演到戏剧高潮，便集体“定格”，重现出泥塑群像的造型。 1967年冬，市业余体校在“什刹海”演出冰上芭蕾《白毛女》。“喜儿”几次“大跳”失败，人跌在冰上，引起笑声。而“穆仁智”的潇洒动作却获得观众掌声。
人们试图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文艺阵地。1967年全国流行“语录操”。其动作仿佛哑语。毛主席语录：“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贪污——双手向胸前收拢。浪费——双手从胸前向外翻掌推出，浪费一一双手向后撅起，呈“喷气式”。当然，这几个动作也能起到治理“中焦”，活动腰背的作用。“语录操”还有转体动作，跳跃动作，共18节，以上仅举其中3节。“语录操”由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学者以百千万计。 1967年5月23日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北京、上海举行了盛大集会。陈伯达发表讲话吹捧江青：“在戏剧、音乐、舞蹈各个方面，做了一系列革命的样板，把牛鬼蛇神赶下了文艺的舞台，树立了工农兵的英雄形像”，“成为文艺革命披荆斩棘的人。”
纪念期间，被江青掠为己有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 个“样板戏”同时在首都舞台上演，盛况空前历时37天，演出218常《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发表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说：“京剧革命的胜利，宣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破产，给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拓了—个崭新的纪元。”
《人民日报》在6月16日报道会演盛况时，号召“把革命样板戏推向全国去。”
一个长期缺乏文学、艺术，甚至没有正常娱乐生活的漫长时代开始了。这是一个中国和世界史上也极其罕见的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时代。
文化大革命既然扫荡了—‘切“旧文化”，开创了“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新纪元，那么就必须贡献出它的新文学。当这种新文学、新语言、新文艺出现时，也有片刻新鲜感，但最终掩盖不了其自身的贫乏和苍白。
当时最新鲜的语言，很快就令人们感到乏味，久而久之，感到缺氧、窒息。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造反歌》“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砸烂×××”，“打狼要用棒，打虎要用枪，对付侵略者，人民要武装！”《谢饭歌》还有一些豪言壮语，它们曾使广大人民为之震颤、落泪。
“小车不倒只管推。“拉革命车永不松套，一直拉到共产主义”(杨水才)“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门合)“北风当电扇，大雪当炒面，天南地北来会战，誓夺头号大油田”(王进喜)这些英雄的豪言壮语，集中了那个时代的思想精华，由于整个社会对典型的宣传和解释是片面性的扭曲的，带有浮夸倾向，为整个文革时代涂上了狂热、空想的色彩。
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代之以极左的公式化、概念化、雷同化的语言，使“文化”“语言”脱离了人民，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充满了砸烂、打倒以及八股文的大字报和两报一刊社论，在人民的生活中开始失去了地位，逐步腐朽、死亡。在民间人民群众开始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的新语言、新文学、新文化。首当其冲的就是“红卫兵文艺”和“红卫兵文学”的发起。
红卫兵文艺的高潮：1967年夏——1968年秋在1967年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红卫兵形成了独立的组织系统，他们占领校园，并掌握了部份资金和物资设备——汽车、广播器材、油印机等，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
从1967年“二月逆流”到1968年“一月风暴”，天下大乱。中央文革小组已不能完全控制红卫兵这股力量。在这一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为文革政治、文化格局所规定的文艺——红卫兵文艺。大批红卫兵文艺作品在短期内涌现出来。
政治运动中红卫兵派系间的斗争和集团间利益冲突，使这些文艺作品具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其中的一些政治纠葛往往是促使某些作品产生的动因。这样的作品不能不带有较浓厚的“派性”色彩。由于1967——1968年文革运动的急剧变化发展，不同派别、集团命运的沉涪变迁，也造成这些作品本身的昙花一现。在1967年夏天，在全国范围（特别是首都北京）红卫兵文艺突然进入了一个高潮阶段。在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长征”和“红旗”两派分别排出三台大戏。清华大学井岗山排出了大型歌舞《井岗山之路》。中学海淀区“四三派”联合排出了大型歌舞史诗《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首先，介绍一下1967年——1968年间首都红卫兵派系之间的情况。在全面内战爆发和局势动荡的1967年夏季，在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势力开始重新组合，形成跨校际体系——天派与地派。天派—一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地派一一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师范大学“井岗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天地两派矛盾尖锐。这是“中央文革”上层政治斗争在大学的曲折反映。
在中学，各红卫兵组织已分裂、组合成三大派：“四三派”、“四四派”、“老红卫兵派”。“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1966年6月最先组建红卫兵的一批红卫兵组织构成，成员家庭出身多为干部和红五类。以高干子弟为核心。文革运动迅速波及老干部，在1966年11月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已成为运动的直接对象，其中部分人便组织成立跨校际的组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喊出“踢开中央文革闹革命”的口号。到处贴出标语“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矛头直指江青、陈伯达等人。打响公开抵抗文革运动的第—枪。江青等人下令捣毁联动据点，逮捕其领导人员，关押在国家公安部。由于老红卫兵派在文革初宣扬“血统论”，执行极左路线，打、砸、枪和迫害大量平民，已丧失人心，所以“镇压”一至，立即受到整个社会的孤立、反对。
“联动”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联动成员当时办有刊物《准备！贰*
红色封皮，上书“准备”两个大字，下方空白无字。准备什么?只有—个大大的惊叹号！仿佛有—只无形的炸弹悬在空中，随时会落下。
被关在公安部的联动在关押中坚持“狱中地下活动”，设立秘密“通道”进行相互联系。有人还编了歌谣：“想起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真爱我。可怜今天送果人，戴起手拷把牢坐。” 1967年4月22日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会上，周恩来召见了关押在公安部的“联动”头头。向他们宣布毛泽东指示。周总理语重心长地批评了他们，同时指示“联动”可以在民族文化宫挂牌子公开活动。“联动”头头们当场失声痛哭，会后，即将他们释放。至此，“联动”便告瓦解，“老红卫兵”做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在中学占统治地位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两派，“四 三派”、“四四派”。“四三派”以江青4月3日讲话命名，江青在这次讲话中，批评1966年最早的中学红卫兵组织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江青的讲话受到文革初被运动排斥、受到冲击的一些中学生的欢迎。“四三派”的组织成员不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属于文革中的激进派。由于，江青的讲话打击了众多红卫兵组织，反映强烈。在4月4日，北京军区政委李钟班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江青在场），又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以此观点，组织集合了—批中学生，名曰“四四派”。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属于愿意复课的保守派。曾活跃于文革初的红卫兵则形成“老红卫兵派”。“四三派”与“四四派”在中学内形成尖锐对立。
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怒笑骂。在有些学校演变为双方谩骂。如，北京2中“四四派”大字报的下款署名——“543488部队”，谐音—一“吾是三司爸爸”。三司，即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以清华大学井冈山为主体，是中学“四三派”的支持者、后台。老红卫兵在道义上自然支持“四四派”，但其成员大多已饱经政治“沧桑”，对文革若有所悟又无可奈何。许多人成为“逍遥派”，置身于文革运动之外。有少数人开始抽烟、喝酒、拍婆子 (交女朋友)、倒卖绿军装……唱“黄歌”（《外国民歌200首》）。
在此情况下，一些老红卫兵试图有所振作，有所作为，便把主要精力投入相对脱离运动的文艺运动。
红卫兵文艺运动的兴起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小报”活跃起来的。1967年春夏之间，在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
《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
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井岗山)、《东方红》(矿院东方红)、《长征》(石油学院525红卫兵总部；北京公社)等等，加起来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
“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象：“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除此之外，红卫兵小报也为红卫兵文艺提供了不小的活动天地。：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写大宇报的能手，纷纷为小报撰稿。1967一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人京，一时龙蛇混杂，泥抄俱下。当时《新湘江评论》曾引毛泽东未发表诗词，“自信此生多风雨，潮涌漫湘江”(待考证)，还有评论员文章，“指点共产主义灿烂江山，激荡无产阶级血珠文字”这样的文字挥挥洒洒。这些小报为红卫兵诗歌、散文开辟了大量的版面。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逊
“红卫兵诗歌”从文化大革命初见诸大字报、传单、油印小报，长久徘徊于“童谣”和“打油诗”的阶段，随着1967年夏天之后，红卫兵报纸的普遍出现，红卫兵诗歌便随同红卫兵政论文、散文，有了长足的进步。 1968年12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编辑出版了一本红卫兵诗集：《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逊。内收从文革1966至1968年；三年间全国范围内产生出的红卫兵诗98首。诗选的靡页上写有：献给人类历史上第一代红卫兵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在诗选的“序”中，编辑者说明：“收集在这里的诗章，几乎都写自年轻的中国红卫兵战士之手。”编辑者热烈地欢呼：“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前进—一解放全人类，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红卫兵万岁”歌颂毛泽东的诗歌，在文革中可谓浩如烟海，但红卫兵的颂诗，仍具特色。
我手抚天安门红墙，
象孩子呀依偎着亲娘。
——《红太阳颂》北京向日葵
天安门是一艘时代的巨轮
毛主席阔步走在巍巍的甲板上
——《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一纪念毛主席“十一”接见红卫兵一周年》东北鸿耶“莫斯科一饭馆的女工，在街头看见中国留学生红卫兵胸前佩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她跑步上前轻声说……您胸前像章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中国红卫兵，请给我一枚！
灾难深重的俄罗斯啊，
盼望第二次十月革命已望穿秋水。
，．．．．．——《您胸前闪着红太阳的光辉》佚名北去的风儿慢慢地行，你捎几句话儿到北京城。
延安的山头都插红旗，
造反派最想念毛主席。
——《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陕西佚名“红卫兵歌谣”在文革中大多见诸于“大批判专栏”以及小报、刊物的“报屁股”、空白夹缝。能够反映出文革时代的语言特色。
诗选中收入的“歌谣”，—部分曾在当时社会上、口头、大字报广泛流传、另—部分则是“文人”仿造“歌谣”手法充塞报章夹缝的“打油”。现选其有时代特色的歌谣，转录如下：刘少奇算老几／老于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剥你的皮／把你的脑壳当球踢!／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主席!(湖北)毒打、围攻领教过／最多不过砍脑壳／要想老子不革命／石头开花马生角。(四川)面包馒头算老几／老子饿死不要你／雄文四卷快拿来／革命小将要真理。(湖北)铁气节，英雄胆／提着脑袋来造反／方向一明不回头／敢闯火海上刀山。(江苏)恕不再举例。这些歌谣当然没有什么艺术性。但是，它们却能折射出文革时代的“审美”标准，典雅和温文是丑，横蛮、粗野是美。仿佛童稚气末脱，而又霸气十足，是文革时代特有的一 种“艺术特色”这类歌谣中最常用的词汇是：老子，还有：杀砸、攻。奇异的是，当年的红卫兵却能从中获取到“美感”。
“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一编，收入了在当时颇负盛名的诗作《放开我，妈妈!》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子担惊受怕。
到处都是我们的战友，
暴徒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8徘徊在屋檐下；
要作搏击长空的雄鹰，
去迎接疾风暴雨的冲刷！
诗中提到“英雄的爸爸”，“二十年前／他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而今天／在两个阶级生死决战的关键时刻／哥哥又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在殷红的血泊中冲杀／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年轻的生命，迸发出万丈光华！
诗人说：“想一想吧，妈妈！／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造反派从来不会向阶级敌人低头／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镇压和屠杀!”诗人最后说：“再见了，妈妈！／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命令我立即出发!”“等着我们的胜利的捷报吧，妈妈!总有一天，我们会欢聚在红旗下。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儿誓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放开我，妈妈!》作者：吴克强。武汉人。此诗作于1967年 6月，武汉“720事件”的前夕。1967年1月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两股风卷入湖北省，2月初军内“造反派”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日报社，2月8日换了主人的《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武汉军区又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即《二．二八声明》)派军队重新“接管”红旗大楼。
3、4月份，“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派组织的冲突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最后导致震动全国的反对“中央代表团”事件——“720事件”。王力被定名为保守派的“百万雄师”群众包围，武汉军民一起涌上街头，数千辆大卡车载着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工人、农民，以及驻汉部队指战员排成四路纵队，举行示威游行，“打倒王力！”的口号响彻武汉三镇上空。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再道。同日，撤销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武汉军区所辖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徐向前元帅等人被诬为“黑后台”。湖北全省在“720事件”后被打伤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达184090余人。就在“720事件”的两天后，江青对河南省群众组织讲话时，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
吴克强的诗作反映出了当时武汉、湖北省激烈、残酷的武斗流血冲突。此诗中所述“哥哥”死亡一事，是否是吴克强家中的真事，还不清楚。但在文革中，一般读者都把这首诗当成生活的真实记录来读，这也是此诗传播甚广的一个重要因素。
《放开我，妈妈!》高度概括、浓缩了武汉以至全国，在运动冲击、武斗流血氛围中，众多人民群众、青年人的生活境况。无论是自我投入，还是被迫卷入，文革运动已经无情地进入了每一 个家庭、个人的生活，把宁静的和平生活击得粉碎。《放开我，妈妈!》整首诗发生悲怆、激亢的声音，同时也可以嗅出其间散发出的硝烟昧和血腥气。
反映同期武汉大规模流血冲突的诗歌，还有《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我在武汉大街上行走》(武汉小战)、《红旗大楼颂》(武汉李长生)、《在那天快亮的时候》(武汉朝辉)等。这些诗从全身心“投入”的角度，在一 个侧面反映出了这—冲突的激烈程度，他们都声称为毛泽东而战!请松松手，松一松手啊／亲爱的战友!／交给我吧／你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着滴血的伤口／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你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已经摆满了你躺下的街头。／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她咬着不屈的嘴唇／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迎着朝霞，走在最前头……——《请松一松手一一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让革命的暴雨把我们淋个够!／纵然是火烧雷劈，／也要杀出一条血路!／……胸中自有雄文四卷，／横眉冷对大刀和匕首!——《挺起腰杆昂起头一…—献给我们的战友》(武汉吕凉)在文革的疾风暴雨中，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兵把全部热情颂词献给了他们的战旗。战旗是文革斗争、青春理想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神圣象征。
啊，战旗！我们是如此深切地怀念你——怀着烈火般真挚的感情，蓝天般崇高的敬意!战旗啊，有谁能比我们更熟悉你的容颜————血液般纯洁，火焰般鲜艳，彩虹般明丽!——《火红的战旗》(河南红烂漫)大旗，你在我们心中飘扬了多久多久!苦涩的汗把旗上每一根纤维浸透，鲜红的血染红你每一寸纹路!走资派的黑手曾撕毁这鲜艳的红旗，挑灯含泪，我们一针一针把你补就。
忘不了那红旗大楼前的日日夜夜，
大旗和革命小将的红旗并肩战斗；
大旗，你是我们红彤彤的革命宣言书……——《大旗颂歌》武汉丁烯安息吧，亲爱的战友，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火红的战旗!——《请松一松手——献给抗暴斗争中英勇牺牲的战友》武汉吕凉《写在火红的战旗上——红卫兵诗逊从1968年7月份开始编选，历时5个月于1968年底编选完毕付印出版。在“后记”中，《红卫兵文艺》编辑部特别指出，此诗选得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等首都大专院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并提供“不少便利”。
从“诗驯的作品风格、思想倾向上看，是典型文革运动的产物。创作手法比较单一，内容极左，而词句却比较“驯雅”，其中找不到当时的“碍语”。1968年底的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本身已受中央文革小组操纵控制，这本诗选能受到各大学工宣队、军宣队的“帮助”，也说明曾获得“官方”默许。
在这本诗选中还收入了一篇散文诗，《献给披荆斩棘的人》 (佚名)。全诗长约2000字，是把江青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一首散文诗。此诗也成为中国文坛——历史“奇文”。
“你是无产阶级永远出鞘的宝剑，你是二十世纪划破云空的闪电，你是啊，文化大革命红色暴风雨中矫健的海燕……敬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无产阶级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女政治家、女英雄，一 个普遍的共产党员!”《献给披荆斩棘的人》评价这本诗选必须考虑到它编集时的政治背景。在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在7月26日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传达了毛泽东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当时风云人物——北京大专院校的五 大学生领袖：北京大学聂元梓、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师范大学谭厚兰、地质学院王大宾、清华大学蒯大富，在7月28日凌晨被毛泽东召人中南海，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蒯当场放声大哭。召见后，五大领袖返校，各自动员下属放下武器，拆除工事。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由此，“红卫兵运动”在1968年7月突然中断，造反的学生由“红卫兵小将”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在8一12月份66、67、 68届大中学毕业生即踏上了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征途”，被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考验。
考虑到这本“红卫兵诗驯结集时的历史背景，虽然诗选具有“奉迎”色彩，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毕竟为保留一批历史的文学的材料作了一些工作。其中搜集的—些诗作，虽然通过筛选，剔除、打磨，但毕竟存留下不少有个性的作品和诗作的“原始”风貌。诗选是自办出版、发行(发行：30000册)。实际上它是一个折衷的走钢丝的结果。基本上可以说是对红卫兵运动1966——1968诗歌创作的—次总结集。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各地群众组织部被解散，社会秩序在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集团领导下得到全面恢复，文革便进入了新阶段。“九大”之前的文革历史被有意“遗忘”和重新改写、解释。《写在火红的战旗上》这本曾被默许的红卫兵诗选，也忌讳提起，受到封禁。
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和大型舞剧《井冈山之路》1967年夏秋季，是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开始文艺活动的黄金季节。各大学的几派组织都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大型节目，在学校、机关、工厂及街头演出。如：中央戏剧学院的“长征”战斗队、“红旗”战斗队两派先后排演了三部多幕话剧：《敢把皇帝拉下马》、《海港》和《五洲风雷》，曾南下杭州、广州演出。清华大学井岗山在8—9月份排练大型歌舞剧《井岗山之路》，于10月1日公演。此剧模仿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并受到中学生所排《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启发。全剧历述清华井岗山的战斗历程，具有鲜明的“地派”色彩。参加此剧演出的有部分中学生，包括主要演员。还有中央民族学院、地质学院、北航学院（地派组织）、清华附中等校参加。全剧演员有 200—300人。舞美设计及灯光布景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如：幻灯投影已能表现毛主席头像放光等。其中有这样一段舞蹈：一个被“血统论”诬为“狗崽子”的学生，不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老红卫兵”的欺压、凌辱，坚决要佩戴毛主席像章，头一次佩戴在外衣上，被“老红卫兵”揪下，第二次戴在内衣里，同样被发现夺走，并加以欧打，第三次，他毅然把像章别在自己胸脯的皮肉上，鲜血流淌，震慑了执行“资反路线”的“老红卫兵”。此剧当时在北京各大学演出。
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1967年s一6月，北京中学红卫兵“四三派”联合排演和公演了大型歌舞史诗剧《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简称：《路线》)。
’此剧是为了纪念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发表一周年而编创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史诗。
这出剧的创作源起，是根据京工附中的一个“四三派”女生吴清华的典型事迹。“老红卫兵”让她上吊，她说“我还要和毛主席干革命呢!”以此为创作契机，构成了整部大歌舞。在排练中,吴清华曾到排练场讲述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自己的反抗斗争，激励大家要拍好这出戏。(后来，吴成为中学红代会主要负责人之一)在剧组中不少演员受过迫害。杨艾芸(清华附中)在文革前学习成绩很好，是班干部。文革初，被打成“修正主义黑苗子”，关押在学校，不许回家。由于，不堪凌辱，他跑到铁路上去自杀。
迎着火车跑去，并高呼“毛主席万岁！”一个清华大学大学生一把将他拉出铁轨，列车掠过撞掉杨艾芸两个手指，脸被刮得稀烂。后用大腿上的皮移植整容。蔡×在剧中饰“者红卫兵”打手，他曾因为不赞同血统论“对联”被打得头破血流。
正因为这种共同经历，演员们排练都特别投入。打吴清华—场，蔡X作效果，为了真实，就真用皮带往自己胳膊上抽。胡莲有被推搡在地上的动作，为了像，就在水泥地上真摔。有些同学胳膀、腿硬，跳不好，想打退堂鼓。便有人声泪俱下地讲演：“我们不是在轻歌曼舞，是在战斗！”演员们二十多人睡在—间教室的大通铺上，自己找服装，制道具，帮厨作饭。
参加这一剧目演出、组创的杨君介绍了这个大型舞剧的排练过程。杨君在第—次演出中饰“红卫兵想念毛主席”一场中“七 人舞”的领舞。全剧由开始策划、开排到正式演出不到一个月，约 20天左右。全部人员集中在化工学校，分场同时排练，边导边创，然后组合起来。在排练过程中化工学校“四四派”集合了外校“四 四派”几十人，全都是膀大腰园，来冲击化工学校，双方打了一场架，连消防水龙头都用上了。于是整个剧组便迁到建工学校继续排练。
杨君和胡莲是剧组唯一的几名曾学过舞蹈的人之一。杨君是市景山少年宫舞蹈组组员，中学舞蹈队队长。胡莲也有“童子功”的基矗他们便成了大家的教师。整个排演日程十分紧张，500人不分日夜排练。到5月29日，距离公演不到一周时间了，“八—八接见”—场还没排出来，组创人员们集合在食堂前台阶上讨论，最后决定用—道红色追光，由舞台后摇至台前，再从台右侧摇至台左侧。红光象征毛主席，所有红卫兵追随光线欢呼跳跃，高呼：“毛主席万岁！”整整—大段戏，由“红卫兵”自己临场发挥(演员大都受过毛主席检阅)，再配上当时广场录音及东方红乐曲，取得感人的理想效果。
在建工学校大食堂进行彩排那—天，整个食堂被“四三 派红卫兵都站满了。序幕一场因为人太多，便在台下演出，独舞则在台上。乐队合唱队占了半个食堂的面积。当胡莲演到将“老红卫兵”送过来的“上吊绳子”丢到地上，说：“呸!想让我死办不到!我还要跟毛主席干革命!”时，全场一片掌声。幕间的朗诵由钟××(清华附中)和陈×(女，101中)担任，被人称为男声像夏青(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女声像余丽娟(《东方红》女报幕员)，观众报之以热烈掌声。演出气氛非常热烈、融洽。 6月2日《路线》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公演，500—600演员化妆后集体由建工学院步行赴北展剧场演出(两地相距1 .5华里)。
仅有—个舞台总监督，各场由每个单位负责，一边上台，一边下台，几万人调度一丝不乱。剧场气氛热烈，台上台下呼声响成一 片，掌声响成一片，哭声响成一片。
《路线》一炮走红，先后在首都剧尝劳动人民文化馆、北京军区、首都钢铁公司等处演出达101场以上。(当时演员们都说，演到101中这个数了。)《路线》也受到了首都文艺界专家重视好评。中央芭蕾舞团钟××在座谈时评价说：演出感人，场次编排和舞蹈语汇丰富，有独创性。‘看后令人吃惊意外。对于剧中主要舞蹈演员胡莲，许多专业人员特别予以赞许。在海政文工团后来编排的大型歌舞剧《大海航行军舵手》中，其中“毛主席来到我们军舰上”—场，即模仿《路线》毛主席“八一八”接见的“追光”表现方法，表现水兵见毛主席的场景。
《路线》公演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曾观看演出，并提出修改意见。有的意见剧组没听，有的听了(如：加了“复课闹革命”—场)。“中央文革”下令派解放军进驻剧组，从此该剧组成为：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直属《路线》宣传队。
1967年7月1日《路线》进入“广播剧潮，由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转播。“我们和中央文革心连心”一曲，被中央广播电台多次转播。《路线》一剧一直演到1967年底才告结束。
大联唱：《红卫兵组歌》
1967年4月3日，江青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表讲话，把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及组织说成是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江青的讲话立即在北京老红卫兵中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江青的讲话是对红卫兵创业期全部历史功绩的否定，包括毛泽东八．一 八对红卫兵的支持。在强烈的反抗情绪下，北京老红卫兵派开始策划在红卫兵诞生一周年之际：5月2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纪念演出。北京101中学的老红卫兵开始组创、排演《红卫兵组歌》。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仓促上马，紧急排练。
《组歌》作者：郭从军(101中高二10班学生)。在学校中是公认的才子。他执笔写词，曲子完全套用《长征组歌》。郭从军在 1969年入伍，仍然有诗歌创作。他在西藏军中，曾写有旧体诗词，并通过校友内部渠道在东北兵团、贵州三线工厂等地流传。
在此之前，101中也曾有过大型合唱的经验。文革前，学校组织过“校史联唱”(101中是1949年由解放区张家口迁入北京的干部子弟学校，有一段革命的校史)。并有一个管乐队。
这次演出，所有参予者都非常投入。红卫兵们怀着神圣的情感走入排练常参加过当年组歌演出，并担任女领唱的林仲说：“当时排练场的气氛，就同我后来去加拿大的大教堂看到的唱诗班、作弥撒一样，所有人都怀着一种庄严、圣洁的感情，全身心的奉献给每一次排练。”
《红卫兵组歌》一公演，立即在各中学引起轰动。各校宣传队纷纷索取歌本、唱词，手抄、油印本纷纷出现，在北京各校也排演此节目的同时，《红卫兵组歌》迅速传到上海等大城市，并被搬上舞台，在全国范围造成了不大不小的影响。
林仲在回忆《红卫兵组歌》的演出时说：“每次演出，观众的情绪是热烈的，很快有不少学校去清我们演出。当时合唱队团结得象一个人，集体行动，纪律严明，记得—次去矿业学院附中演出，集体步行返校，仿佛军队—样。“指挥”—声令下，全体便齐唱起来：‘战鼓响，旌旗奋，红卫兵，向前进……”纪念红卫兵诞生一周年的“5．29演出”，原来准备在首都体育场进行万人规模的观演。推出几台大型节目。可是“中央文革”不批准，所以这次纪念演出改在了天安门广常在这次天安门演出的有101中的《红卫兵组歌》，还有其它一 些学校的节目。如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有一个女声独唱、合唱的歌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曲子借用样板戏《沙家滨》中“智斗”一场刁德一茶馆中的一段唱腔：“新四军久在沙家滨，这棵大树有荫凉。”换上新词便成为：“红卫兵生来就造反，得罪多少王八旦……”《红卫兵组歌》在天安门广场出演人数约二三百人，还有一个几十人的乐队。5月29日下午是个阴天。广场上围满了人群，演出现场没有扩音设备，女领唱林仲和×××、男领唱×××，必须拼力使声音传得更远一些。整个演出全体精神饱满，获得了预期的成功。
《红卫兵组歌》是红卫兵文艺中老红卫兵派的代表作。全部联唱曲套用《长征组歌》，将肖华原词改写，句式不变。组歌共14首：诞生、造反、反工作组、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反刘邓、望未来。
(一)诞生朗诵：战鼓响，
烈火熊，
杀声起，
军旗红。
冲天霹震泣鬼神，
杀出英雄红卫兵。
砸烂八股旧学制，
横扫黑帮立奇功。
党给一身造反骨，’
唇枪舌剑杀气腾。
主席亲手授战旗，‘
小将高唱东方红。
齐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杀!杀!杀!嘿!!这首“组歌”唱本，在许多学校“老红卫兵”系统传抄、油印，并组织演唱，人数往往多达一二百人。这种歌咏活动，实际构成了校际之间各组织松散的圈子。当时，老红卫兵在各城区都组织了合唱团，如东城区合唱团(前身：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中国红卫兵合唱团)演唱了《长征组歌》。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1967年夏，以外语学校附中为主，以其它一些中学老红卫兵为附，一起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排演的同时，老红卫兵派还．有一部同类题材的话剧《历史的一页》也在排演。《历史的一页》编剧：卢伟、李平分。该剧把红卫兵运动放在一个大背景中去写．风格类似“政治活报剧”，由灯光进行化入化出。后来两剧几乎同时上演。
话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一剧，是在1967年—1968年影响最大的一部老红卫兵话剧。
《希望》组创人员主要是三个人：徐雅雅(北京戏剧专科学校，话剧表演系)、申小珂(北京外语学校附中)、胡滨(北京外语学校附中)。
徐雅雅是这出戏创作的核心。在文革前，上学期间她就已经开始学习写戏，学习焦裕禄等节目曾在农村、工厂演出。文革中，她编了不少红卫兵文艺节目，在老红卫兵中颇享声名。
徐雅雅属于被超前的共产主义理想喂养起来的一代人。张春桥曾把老红卫兵比成是“十二月党人”。徐雅雅说：如果我1825年在彼得堡，我也会参加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没有能洒上这滴血令人遗憾。”
文革中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徐雅雅有七次在常她是一 个历史的见证人。1969年9月15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她被指定为会场主持人。她距离毛泽东不过几尺之遥，可是却未上前与毛泽东握手。(“八．一八”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把手握肿了，从此规定，不许与毛泽东主动握手。)虽然，她可以为自己找到充足理由。
往常在天安门喊口号，是由两名解放军一男一女，这次是由徐雅雅一人主持会场，从天亮喊到天黑。她的嗓子一点没哑，一 片响亮。徐雅雅说：“我不为我能喊口号感到得意，我得意我的金嗓子，它体现出我对毛泽东的全部崇拜。”
天安门广场上是百万人的红海洋，红旗、红语录、红袖章。面对红海洋，每当徐雅雅的喊声落下来后，红海洋便回响起一片海啸似的回声，震荡在蔚蓝色的天穹。徐雅雅是女中音，嗓音不很高，却很脆，她把声音提到顶，然后缓缓滑落下来，尾音拖得很长很长；“毛——主席万万岁——！”
广场上接受检阅的弟弟、妹妹一下听出姐姐的声音，兴奋地对别的红卫兵说：“这是我姐姐！这是我姐姐！ 1966年国庆，由徐雅雅所在的戏剧专科学校红卫兵组织与戏曲学院联合赶排了《红灯记》。戏专二年级一个同学主持修改剧本，他在剧中添了一句台词。当李铁梅从李奶奶手中接过红灯时，说道：“红灯呀，红灯，我现在明白了，这就叫老子革命儿接班!”每当演到这里，全场便热烈喝彩鼓掌。
演出中还采用跨时空手法。当李玉和牺牲后，铁梅接过红灯，台上便出现了红卫兵，响起了“造反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在一阵紧锣密鼓打击乐伴奏下，一名红卫兵扛一 面红旗上场作“龙摆尾”的“急急风”，在台上旋风似地耍大旗，只听锣鼓点猛停，红卫兵把大旗一甩，走到高台上。在李玉和就义处，铁梅把红灯交给红卫兵。出于对鸠山的仇恨，在磨刀人指引下，用铁梅作诱饵引出鸠山。最后，红卫兵刀劈鸠山。
这出戏第一次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二层楼小礼堂。请首都红卫兵代表及中央首长审查。到场的除了江青、康生等人之外，还有陈毅元帅。在演出前，徐雅雅还作了即兴发言。 1966年12月26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集会的日子。当初，江青称赞的“我们的小太阳，中国的希望”的那群娃娃们，开始向中央文革反戈。这是老红卫兵谢幕的日子，红卫兵运动悲壮的尾声。在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73岁诞辰日，他们献上了他们最后的礼品。
这一天，徐雅雅等二人摆脱了监视，来到北京展览馆。她一 下看到那么多老红卫兵，仿佛是吴清华在解放区见到了洪常青，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老红卫兵们在剧场宣布联合行动，并高呼；“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整个展览馆天棚都要被震塌了。这是老红卫兵决一死战的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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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13 08: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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