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传略

大宝·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http://www.cass.net.cn/y_09/y_09_01/y_09_01_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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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先生（1911- ）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

　　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１９５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０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１９３４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１９３５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１９４１年获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４６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东文语言文学系教授、主任，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语言学会会长。１９７８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１９９３年３月当选为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对印度中进语言形态学、原始佛教语言、吐火罗语的语义、梵文文学等研究均作出重要贡献。在印度中世语言形态学方面，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小乘佛教大众部说出世部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特征，著《〈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１９４１）一文。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方面，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它所使用的语言是中世印度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主要译著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罗摩衍那初探》、《天竺心影》、《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等，翻译了：《沙恭达罗》、《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散文集有：《赋得永久的悔》。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北京大学季羡林海外基会”成立。

夫人：彭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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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宝·韦

北京大学李铮编
来源：http://www.bwsk.com/js/j/jixianlin/npzj/000.htm

1911年8月6日
　　生于山东省清平县（今并入临清市）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六岁）
　　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读过《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七岁）
　　进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
1920年（九岁）
　　进济南新育小学读高小三年，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十二岁）
　　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十五岁）
　　初中毕业；
　　在正谊中学读过半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1929年（十七岁至十八岁）
　　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十八岁）
　　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十九岁）
　　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同时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二十三岁）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The Early Poems of Hoelderlin．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二十四岁）
　　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 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二十六岁）
　　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三十岁）
　　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Die Konjugation desfinitenVerbums in den Gat has des Mahavastu.
　　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1946年（三十五岁）
　　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1951年（四十岁）
　　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
　　译自德文的卡尔·马克思著《论印度》出版。
1953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4年（四十二岁）
　　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四十四岁）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
　　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
　　译自德文的德国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短篇小说集出版。
1956年（四十五岁）
　　当选为“中国亚洲团结委员会”委员；
　　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Kalidasa）的著名剧本《沙恭达罗》(Abhijnansakuntala)中译本出版。
1957年（四十六岁）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出版。
1958年（四十七岁）
　　《1857—59年印度民族起义》出版；
　　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在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
1959年（四十八岁）
　　当选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应邀参加“缅甸研究会（Bunna Research Society）五十周年纪念大会”；
　　译自梵文的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Pancatantra）中译本出版。
1960年（四十九岁）
　　为北京大学东语系第一批梵文巴利文专业学生授课。
1962年（五十一岁）
　　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800周年纪念大会”；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译自梵文的印度迦梨陀婆的剧本《优哩婆湿》（Vikramorvasiya）中译本出版。
1964年（五十三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参观访问。
1965年（五十四岁）
　　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1966—1976年（五十五岁至六十五岁）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1973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Ramayana），至1977年，终将这部18755颂的宏篇巨制基本译完。
1978年（六十七岁）
　　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大学复课，原担任的东语系系主任同时恢复；
　　作为对外友协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访问；
　　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5年，北大与社科院分别办所后，继续担任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至1989年底。
　　12月中国外国文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1979年（六十八岁）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任南亚编写组主编；
　　中国南亚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专著《罗摩衍那初探》出版。
1980年（六十九岁）
　　散文集《天生心影》出版；
　　被推选为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率领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赴联邦德国参观访问；
　　应聘为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顾问。
　　12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散文集《季羡林选集》由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
1981年（七十岁）
　　散文集《朗润集》、《罗摩衍那》（二）分别出版。
　　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2年（七十一岁）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罗摩衍那》（三）、（四）分别出版。
1983年（七十二岁）
　　获北京市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
　　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被选为六届人大常委；
　　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
　　参加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组工作。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罗摩衍那》（五）出版。
1984年（七十四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当选为副会长；
　　《罗摩衍那》（六）、（七）出版。
1985年（七十四岁）
　　主持的《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
　　参加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印度与世界文学国际讨论会”和“蚁蛭国际诗歌节”，被大会指定为印度和亚洲文学（中国和日本）分会主席；
　　组织翻译并亲自校译的《〈大唐西域记〉今译》出版。
　　作为第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代表团顾问，随团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斯图加特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史学家大会”；
　　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译自英文的印度作家梅特丽耶·黛维（Maitraye Devi）的《家庭中的泰戈尔》（Tagore by firside） 中译本出版。
1986年（七十五岁）
　　当选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应聘为中国书院导师；
　　北京大学东语系举行“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
　　《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和论文《新博本吐火罗语Ａ（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剧本〉１．３１／２ １．３１／１ １．９１／１ １．９１／２四页译释》，同时获1986年度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率领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访日赠书代表团回访日本。
1987年（七十六岁）
　　应邀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
　　主编的《东方文学作品选》（上、下）获1986年中国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及《大唐西域记今译》获陆文星—韩素音中印友谊奖；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奖。
1988年（七十七岁）
　　论文《佛教开创时期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获北京大学科学研究成果奖；
　　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
　　受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文学翻译奖”评委会委员；
　　受聘为江西人民出版社《东方文化》丛书主编。
　　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
1989年（七十八岁）
　　获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从事民间文艺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国家语言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七十九岁）
　　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论文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出版；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中国比较文学会与《读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受聘为《神州文化集成》丛书主编；
　　受聘为河北美术出版社大型知识画卷《画说世界五千年》十套丛书编委会顾问；
　　当选为中国亚非学会第三届会长；
　　受聘为香港佛教法住学会《法言》双月刊编辑顾问。
1991年（八十岁）
　　受聘为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
1992年（八十一岁）
　　被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3年（八十二岁）
　　在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文化委员会副主任；
　　获北京大学505“中国文化奖”；
　　受聘为泰国东方文化书院国际学者顾问。
1994年（八十三岁）
　　主持校注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译作《罗摩衍那》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赴曼谷参加泰国华侨崇圣大学揭幕庆典，被聘为该校顾问；
　　获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颁发的“彩虹翻译奖”；
　　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主编纂。先后担任《传世藏书》、《百卷本中国历史》等书主编；
　　应聘为宝山钢铁（集团）公司宝钢教育基金理事会顾问。
1995年（八十四岁）
　　《简明东方文学史》获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首届优秀著作奖。
1996年（八十五岁）
　　《人生絮语》、《怀旧集》、《季羡林自传》、《人格的魅力》、《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季羡林学术文化随笔》分别出版。
1997年（八十六岁）
　　《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上）、《朗润琐话》、《精品文库·季羡林卷》、《中国二十世纪散文精品·季羡林卷》、《东方赤子》分别出版；
　　主编的《东方文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赋得永久的悔》获鲁迅文学奖；
　　被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大学、柳城师范学院分别授予名誉学术委员会主任、名誉校长、名誉院长。
　　至1997年底《季羡林全集》总32册已出版16册。

大宝·韦

季羡林先生著作目录

季羡林文集（1-24）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年12月第一版
季羡林散文全编（1-4）   邓九平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年2月第一版
季羡林传        蔡德贵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8年1月第一版

Ostrich

来源：http://news.163.com/07/0107/06/347C3EKI00011229.html

• 　核心提示：季羡林在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
  
                     季羡林先生在医院中
  
  编者按：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本周已正式上市。这本书收录了季先生自2001年以来、特别是自2003年住院至今撰写的90多篇文章，计20多万字。书中有他的人生各阶段回忆，也有回忆父母、老师和亲友的文章。本版特选摘关于季羡林先生住院治疗的一段文字，他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医院的所思所想，让人对九十高龄的季先生有了更深入和全面的了解。
  
  廓清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廓清与我有关的几个问题。
  
  辞“国学大师”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人民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 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辞学界(术)泰斗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 泰山也；斗者，[url=]北斗[/url]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十年，在国内五十七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辞“国宝”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 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url=]北京[/url]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