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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27 13: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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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束语
季羡林(2000:455)先生说:“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同外来文化的撞击,大大小小,为数颇多。但是,其中最大的仅有两次:一次是佛教输入,一次是西学东渐。这两次撞击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贯穿在自佛教传入以后一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我认为,对中国历史产生最根本的影响的,是导致夏文明产生的、可能由吐火罗人所传播的外来文化。
对于夏文明,夏鼐先生(2000:676~681)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文中,极客观地指出:“至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夏朝和商朝的关系……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连接起来。”因而明确否定了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二里头文化是夏文明的观点。但是,夏先生依然认为:“我以为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由于本身的发展,但这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影响。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外国的。……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
这里,我认为有两点需要讨论:
第一:夏先生的观点无疑是说,在中国文化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青铜、文字、马车等等只是次要因素,但我认为它们是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即使是传统观点所认为属于中国文化范畴的因素,事实上也有外来的。比如最著名的仰韶文化中最著名的小口尖底瓶,据说是汲水器具。我为此写有专文(未发表),用考古学家苏秉琦、语言学家包拟古、郑张尚芳的论点证明小口尖底瓶其实是酿酒的器具,而且说明(而不是证明)小口尖底瓶其实也并不是中国的国粹,是东亚和西亚北非共同拥有的器皿,而它应该是由中亚草原游牧民族的革囊演变而来。夏先生亲自在埃及做过考古发掘工作,他绝对知道在埃及也有小口尖底瓶,但从《考古学论文集》看,他一直回避谈论此事,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显然,他是迫于压力,避免被扣上臭名昭著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的帽子。
胡乔木先生说“学术无禁区”。实际上,“中华文明西来说”就是个禁区。我不懂考古学和历史学,也无意突破这个禁区,可是,对语言学问题的探索使我误入了这个禁区。
我相信,由于吐火罗人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与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一定对华夏文明的形成有过重大影响。我不懂吐火罗语,无法对它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但假如有学者从这个方向深入探索,一定会在夏文明起源的研究上有崭新的发现。如果有研究结论支持我的观点,我当然感谢。但如果有更加科学系统的研究结果能够推翻我的观点,我将更加感谢,因为这对我的民族自尊心是一个安慰。
参考文献:
A•洛纳塔什(1982),《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的系属问题》,《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合编,内部资料。
《安多藏语口语词典》,华侃、龙博甲编,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3。
安志敏(2000),《中亚东部的青铜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一卷,A.H.丹尼、V.M.马松(2000)主编,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包拟古(Nicholas C.Bodman,1995),《原始汉语与汉藏语》,北京:中华书局。
陈乃雄(1995),《陈乃雄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韩康信(1992)《西域丝绸之路上古代人种的成分》,《文物天地》1992年第5期。
胡增益(2001),《鄂伦春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季羡林(2000),《季羡林自选集》,重庆:重庆出版社。
金启孮(1984),《女真文词典》,北京:文物出版社。
潘悟云(1998),《汉、藏语历史比较中的几个声母问题》,《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潘悟云(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潘振宇(1991),《汉语和维吾尔语数词的比较》,《中国突厥语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劳费尔(Berthold Laufer2001),《中国伊朗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炳泽(2001),《“稻子”一词从华东向四周传播的痕迹》,《民族语文》,2001年第5期。
李树兰(1999),《满汉合壁文献中的北京土语词》,《中国语言学报》第十一期。
李学勤(1998),《缀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列维(Sylvain Lévi2004:79)《所谓乙种吐火罗语即龟兹语考》,《中国西部考古记 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
林梅村(2000),《吐火罗神祇考》,《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的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三联书店。
鲁国尧(2003),《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著作与元代语言》,《鲁国尧语言论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罗常培(1989),《语言与文化》,北京:语文出版社。
罗世芳(1996),《梵汉小字典》,《梵语课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毛宗武(2004),《瑶族勉方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梅祖麟(1983),《跟见系谐声的照三系字》,《中国语言学报》,北京:商务印书馆。
梅祖麟(2000),《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缅汉词典》,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缅甸语教研室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女真译语》,《<蒙古译语><女真译语>合编》,贾敬颜、朱风合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饶宗颐(2000),《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苏秉琦(1999),《中国文明起源探索》,北京:三联书店。
王弘力(1986),《契丹小字墓志研究》,《民族语文》1986第4期。
夏鼐(2000),《中国文明的起源》,《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岩田礼、苏晓青(1999),《江苏省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语言地理学研究概要》,《汉语现状与历史的研究——首届汉语语言学国际研讨会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俞敏(1999),《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藏汉大词典》,张怡荪编,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黄布凡主编,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
张公瑾(2002),《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张光直(1999),《考古人类学随笔》,北京:三联书店。
张琨,张谢蓓蒂(1998),《汉语*s-鼻音声母》,《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郑张尚芳(1998),《上古汉语的S-头》,《古汉语复声母论文集》,赵秉璇、竺家宁编,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朱学渊(2002),《古代中原汉语中的北方诸族语言成分》,《中 国北方诸族的源流》,北京:中华书局。
各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北京:民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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