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先生访谈录：（十二） 您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湘里妹子

问：您认为中国的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才能使语言学更上一层楼？您的方言研究既注重实践，又注重理论，有微观研究，也有宏观论述。您能不能谈谈自己的体会和经验？

答：这些年来特别是招收博士生之后，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危机，博士是最后的学历，最后的一段学习的路，给他们什么呢？怎么引导他们走好这段路？我想最重要的是在理论上、方法上的引导，而不是给他多少资料，帮他作好一篇文章，所以，老师自身在理论上、方法上要有一套想法。最近十几年来，我确实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但不能说已形成了什么体系。我自己也在不断地摄取新东西，读一些经典的著作、当代人的新成果。以前碰到的一些问题，也经常要提高到宏观的理论和方法的高度去思考。关于这方面有几点体会可以谈谈。

第一，语言学研究必须注重鲜活的现代口语，这是个老问题，古典语文学和现代语言学的根本的分水岭就在这里。古典语文学是就书面语来研究书面语，用索绪尔的话来说，他们太拘泥于书面语言，忘却了活的语言。从现代语言学开始，我们才能够针对鲜活的现代口语开展语言研究。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是不是所有的语言学工作者都认识到这一点了，恐怕还很难说，一辈子作一本书的研究的还大有人在。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道路来说，你几十年只研究一本书当然也是可以的，也可能就此作出贡献，但是从整体来说，这并不是大家共同的方向。鲜活的口语是语言的源泉，这里有最复杂的关系，古今的关系、南北的关系、书语跟口语的关系、语言跟言语的关系、变与不变的关系，都是在鲜活的口语中反映出来的。一个是源泉无限，一个是关系复杂，还有一个是变化非常快。现代语言学反古典语文学之道，至今已走了一百年了，至今为止，鲜活的口语的重要性，恐怕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

第二，系统的观念。要把语言当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索绪尔说过，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每一个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它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就是说，每一个要素都是相互依赖、制约的，研究语言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而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联系。研究语音的人不管词汇、意义，研究语法的人不管语音，研究古汉语的人不管现代汉语，研究方言的不管通语，研究通语的人不管方言，研究民族语言的人不管汉语，研究汉语的不了解民族语言，这是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们走过的弯路，学科的分工太细，很不利于对语言的完整的认识，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完整的结构去研究。近一二十年间有了很大的变化，今后还要继续努力。在这一点上，调查方言的人特别占了便宜，就是说，方言现象本身就可以牵连出许多相关课题，就象李荣先生经常说的，从事方言的研究，可以获得语言学的全方位的训练。它跟哪个部门都有关系，你必须了解充实各方面知识。

第三，比较的方法。古今的比较、南北的比较，把纵横两轴作为研究的中心、作为方法论普遍推行。这实际上是从上面的方法中推出来的，古今语言就是系统的演变，南北语言也是系统的分歧。这又派生出一条，从古到今、从南到北，语料如此丰富，数以亿计，还必须努力经常收集口语材料，还有民族语言材料，所以要开展比较，唯一的出路就必须使处理语料的手段现代化，要借助计算机，不能再用作卡片的办法了。

一个系统观念、一个比较方法，加起来势必就要提出多学科的交叉，不要守住一块自留地、十年磨一剑，精神虽然可嘉，但成绩总是有限的。所以我认为同门学者之间，不同门的同道之间，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应该互相交流, 谋求协作，这样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第四，着力于理论提升。要经常考虑到，我们的学科怎样为建设汉语语言学. 汉藏语言学乃至普通语言学尽一份力量。过去的普通语言学大量的都是用印欧语言作资料总结出来的，如果用汉藏系语言作资料，恐怕有很多结论都得重新考虑。所以，从终极目的来讲，一个是理论提升，一个是应用研究，理论与应用并重。应用中可以发现很多问题，许多理论也要拿到应用中检验，头脑中要始终装着理论和应用这两根弦。我常说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如果我们的语言学一不重视理论，二不重视实际应用，那就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了。这个名声就不大好了，你既不能上天，也不能落地，人家也当你可有可无。要么你“上天揽月”，吉星高照，可以给人家以理论上的指导和启发。像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火得很，成为很多学科的指导思想。要么你就“立地成佛”，种子落地，你就能开花长庄稼。两者兼顾，语言学才能有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