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述要

湘里妹子

作者：陈应年
来源：http://www.confuchina.com/07%20xifangzhexue/xixuedongjan%201.htm

一、百年以前西方哲学理论翻译大潮初起　

1.严复——西方哲学翻译的伟大先行者　

      19世纪末，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哲学社会科学翻译家第一次把科学方法论和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推动了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开创了新纪元。　
      翻译家、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几道，又字又陵，自号天演宗哲学家。1866年，他14岁考了福州船政学堂。1876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学习海军。留学期间，他涉猎了亚当•斯密、约翰•穆勒、孟德斯鸠、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经济、法律理论、进化论和逻辑学等新学说新思想，同时关注资产阶级社会情况，参观过议会、法院等制度设施，深入地了解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留学三年后，回国在母校任教一年。后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历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不过，他在该校任教20年，一直没有受到李鸿章的重用。严复是一位有知识、有抱负的人。他认为，中国要改革经济落后、政治腐败的局面，必须维新改革，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强烈刺激了严复。他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论文，即《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和《辟韩》等文，他一面对专制的封建制度提出最深刻、最尖锐的抨击，一面又全面地提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此外，他用犀利的笔，把自己熟读的赫胥黎的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译为中文，加上自己的按语，用《天演论》的书名于1898年由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刻印出版。中译本出版后，受到知识界的狂热欢迎，一时洛阳纸贵，多次售缺，而盗版则不径而走。仅就商务印书馆1905年铅印的版本来说，到1921年便重印了20版。随着《天演论》问世，1898年成为中国哲学理论翻译史上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代。据物理学家、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周昌寿(1893-1948)所著《译印科学书籍考略》的研究，在1600-1900年的三百年间，著名的传教士，约有24人参加了译刻科技图书的活动，如利玛窦就译刻了30多种天文、数学类科技图书，70多位学识渊博的传教士翻译、刻印的图书不下数百种。据传说法国传教士金尼阁(Tirgault,Nicolas 1577-1628)于1618年再次来华时，曾一次带来“西书七千卷，拟一一翻译”。据统计早期译书，共译成300多种，除大部分为宗教、圣经之类外，有关自然科学、技术和逻辑学译著占120种。　
      在《天演论》的带动下，严复决心把翻译活动作为事业，从1901-1909年的10年间相继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即《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穆勒的《穆勒名学》（即《逻辑学》）和耶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名著。这八种西方名著的及时出版，给中国思想界吹进了强烈的新风，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20世纪初的前十年，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已不满足于梁启超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派”的宣传，对于康有为装在“公羊三世”套子里的庸俗进化论，和谭嗣同《仁学》里的人权平等的政治呼号，亦感到不能满足，正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站出来帮助人们从根本上了解西方，想弄清中国向何处去，希望理解中国的发展如何与世界发展的总趋向联系起来。李泽厚指出：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李泽厚《论严复》）　

2.梁启超——致力于观念变法的编译家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在戊戌变法时期叱咤风云，活跃于思想界达30多年。由于变法失败，1898年他被迫流亡日本，先后编印《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02年出版），用编译的方式大力宣传西方哲学思想。1902年梁在《新民丛报》发表介绍西学的论文，代表性的有：《霍布斯学案》、《斯宾诺莎学案》、《卢梭学案》和《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说》、《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泰斗边沁之学说》、《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培根和笛卡儿）之学说》、《论希腊古代学术》、《近世第一大哲康德学说》等等。　
     梁启超早期重点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边沁等人的政治学说，在分析近代西方文明产生的根源时，他重点介绍了霍布斯、斯宾诺莎、培根、笛卡儿、进化论者颉德、达尔文等人关于文明论的观点。例如他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中，评述了培根和笛卡儿的学说，指出培根是经验主义的始祖，笛卡儿是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把他们称为近代西方文明的鼻祖是有道理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西方哲学东渐史》第108页）　
      梁启超在《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一文中，把康德称为近代西方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有时称康德是“百世之师”，是“黑暗时代之救世主”等等。梁启超把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在一定意义上说，超过了他为改良主义思想等方面所作的宣传，对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不过，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初，梁启超对西方哲学还未能深入地学习与研究，因此他的编译介绍有时空洞肤浅，有时不免采用了他自己信仰的佛学观点。譬如，梁启超把康德当作近代第一大哲来介绍，但从他的阐述来看，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了解和把握康德哲学的实质，另一方面还由于他把康德哲学和佛教唯识宗的教义加以附合比拟，因而并没有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康德是近代西方第一大哲学家的形象。不过，由于梁启超文字通俗流畅、“笔端常带感情”，因而他的西方哲学宣传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影响很大，起了不可忽略的巨大历史作用。　

3.蔡元培的早期哲学翻译活动　

      蔡元培(1867-1940)是近代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和著名学者，也是翻译西方哲学的先行者之一。20世纪初，由于蔡元培在上海从事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朝廷的监视，被列为逮捕目标。1903年6月他去青岛避难，这时他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哲学要领》一书，这是作者科培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给学生讲课的教材。内容分为五部分，即，1.绪言，2.哲学之总念，3.哲学之类别，4.哲学之方法，5.哲学之系统。实际上是一册浅显的哲学启蒙读物。　 1906年蔡元培又通过日文翻译了日本佛教哲学家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商务印书馆版）。这里讲的妖怪学是井上圆了在1891年创立“妖怪学研究会”时用西方哲学观点撰写的一部提倡科学、破除迷信的启蒙哲学读物。全书分为八大卷，即总论、理学部门、医学部门、纯正哲学部门、心理学部门、宗教学部门、教育学部门、杂部门八类，使“读之者，不但知妖怪之理，亦得借以窥各学科之大要”。中译本八册由杜亚泉办的亚泉学馆收买，后因失火，原稿被毁，只有总论一册由商务印书馆编印出版。书中研究的是从民间所说的妖怪，直到“天地万物之起源，万有之本体，灵魂之性质、生死之道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第3页）哲学家张东荪认为，蔡元培翻译的井上圆了著《妖怪学讲义录总论》等书，是早期引进的西方哲学的代表。他说：“我个人以为，中国之有西洋哲学，由来已久，然从今天来看，至少可算有三个时期。第一时代是用蔡元培先生所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妖怪学’为代表。井上毕业了以后，把他所领会的西方哲学拿了出来作成这部妖怪学。这足以代表日本人初期接受西洋哲学的态度与反应。而蔡先生把它翻译到中国来却亦足以代表那个时候中国人对于哲学的态度。这乃是西方哲学初到东方来的应有的现象。”（《文哲月刊发刊词》）井上的妖怪学中译本，当时出版过四种。如《妖怪百谈》、《哲学妖怪百谈》、《续哲学妖怪百谈》，1902-1903年出版）蔡元培的中译本出版后，曾重印五次。在此前后，国内还出版过《寻常小学妖怪学教科书》。（屠成立著，新中国图书社1902年版）可见这类妖怪学的启蒙读物在当时影响很不小。哲学家贺麟指出：“从变法运动到五四运动时期，这是一个启蒙介绍时期，特点是宣扬维新，改良政治，反对传统风俗习惯，而且有的人应用佛学和中国哲学来讲西方哲学，也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一般说只是一种文化批评和观察印象。”（贺麟《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载《中国哲学》第2辑344页）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适用于当时翻译的井上圆了的哲学著作。　

4.马君武的初期哲学理论翻译活动　

      翻译家马君武(1881-1939)，原名道凝，字厚山。广西临桂县人，困临桂为桂林府首县，故又称桂林人。他原是唐才常的高足，唐失败被杀后，他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协助梁启超代理编辑《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和译作。在1902-1903年间，他编译过西方哲学如《新派生物学（天演学）家小史》、《斯宾塞女权篇》，译过弥勒的《自由原理》、《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儿（托马斯•莫尔）之华严界（喻指乌托邦）观》、《弥勒约翰之学说》(1903)、《论理学之重要及其效用》(1903)等。　
      马君武传播西方哲学理论，主要在1903年前后。他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唯物论、无神论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联系起来，认为唯物论和无神论有助于法国1789年革命的成功。并且，还联系中国的革命现实，宣称“欲救黄种之厄，非大倡唯物论不可”。〔《唯物论二巨子（狄德罗、拉梅特里）之学说》，《大陆报》1903年11月第二期〕他在《唯心派巨子黑格尔学说》说，“至黑格尔出，而哲学之面目一变，扫除旧说之误，而以规制证明之，以论理法救正谢林之失，脱谢林之范围，而自标新义，以宇宙之实象征真理。呜呼，黑格尔之大名，雷轰于哲学界放大异彩，因自有其真价值在焉，非偶然也。”文章分五节，包括：1.黑格尔之生活；2.黑格尔之学风；3.黑格尔之论理学；4.黑格尔之绝对唯心论；5.黑格尔之历史哲学。　
      马君武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评论者认为“把马君武与梁启超、严复作了对比，认为有别于梁、严，”“主要集中在对科学方法论的吸收”。　

二、五四时期西方哲学理论翻译的高潮　

1.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1917年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随即大量地传到了中国。自从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后，1928-1930年间，新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将近40种，如吴亮平译《反杜林论》（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版）、杨贤江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译《资本论》三卷全译本相继出版。三、四十年代，上海生活书店先后以《世界名著译丛》（1938-1947年，14种）、《世界学术名著译丛》（1943-1948年，11种）的名义集中出版了经典著作的中译本，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在中国得到了传播。对于马克思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史，国内已有专人作深入研究，可参阅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2.梁启超、张东荪磋商组织翻译现代西方新哲学著作　
     
      五四运动以来，随着一大批留学生从国外学成回国从事教学研究，西方哲学理论著作翻译在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1920年梁启超、张东荪从欧洲访问归来，曾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元济磋商，希望对他们组织的讲学社邀请欧美名人来华讲演给予资助。张元济在同年致梁启超先生的信中说：“前面谈讲学社延聘欧美名人来华演讲，嘱由敝馆岁助若干，所有演讲稿由敝馆出版各节已由同人商定，均遵照尊意办理。自十年分起，每年岁助讲学社5千元，专为聘员来华讲演之用，三年为限，以后再另作计议。演讲稿既承交敝馆出版，仍照给讲学社版税，此次罗素演讲稿即照此办法办理，另由编译所直接函商。柏格森如可来华，亦统由讲学社聘订，敝馆不另担承，以归画一。”（《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26页）不久，罗素、杜里舒相继访华，演讲稿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西方现代哲学在我国有了较深入的翻译传播。　

3.罗素访华及其著作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出版　

      英国新实在论哲学家罗素(1873-1970)应中国讲学社和北京大学联合邀请，于1920年9月来华访问讲演，直到1921年7月告别中国，在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地作了多次讲演。译者为赵元任、张廷谦、瞿世英（又名瞿菊农，曾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受教于美国新黑格尔主义者霍金等教授）等。内容涉及：1.哲学问题，2.数理逻辑，3.物的分析，4.心的分析，5.社会构造论。讲演受到青年学生热烈欢迎，据罗素回忆：“青年听众的求知欲非常强烈。他们聆听演说时就像饥饿者面对盛宴一样。”（胡作玄：《罗素》，载《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8卷）。讲稿分别由商务印书馆和北大新知书店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学社丛书》里列有“罗素丛书”共有5种，如《哲学中的科学方法》（王星拱译，1921年）、《算理哲学》（傅钟孙等译，1923年）、《政治理想》（程振基译，1921年）、《战时之正义》（郑太朴译，1921年）及《德国社会民主党》（陈与漪译，1922年）等。在此前后出版的有《物的分析》（任鸿隽等译记，1922年），《罗素论文集（上、下）》（杨端六等译，1923年）。1926年又出版了《我的信仰》（何道生译，192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发表了胡愈之译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1920年）、《罗素的相对原理观》（关桐华译，1922年）、《哲学问题》（黄凌霜译，新青年社，1920年）。　

4.杜威访华及实用主义哲学的传播　

      外国哲学家来华讲演，罗素并不是第一人。1919年初，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在日本讲学时，北大校长蔡元培与胡适、陶孟和等人商量，以北京大学、尚志学会和江苏教育会的名义，邀请杜威来华访问讲演。1919年4月，杜威来到上海，前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和广东11省，讲演一百多次，到1920年7月离开中国。讲稿后来由北大新知书店出版，内容涉及“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派别”、“现代的三个哲学家”、“伦理讲演纪略”，合称《杜威五大讲演》（晨报社，1920年8月），开始系统地把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同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孟宪承译）、杜威的《哲学的改造》（胡适、唐钺译，1934年）、《思维术》（刘伯明译，南京高等师范1918年）。　
     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胡适从事了大量活动。1919年他撰写了《实验主义》，1922年写了《五十年来的世界哲学》（上海申报馆，1924年）等书，对宣传杜威的思想学说作了不遗余力的宣传。与此同时，教育家陶行知也大力宣传了杜威的教育思想。　

5.柏格森哲学的翻译介绍　

      有人说《东方杂志》早在1914年10月就发表了商务印书馆的主任编辑钱智修撰写的《布洛逊哲学之批评》一文，1918年刘叔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柏格森之哲学》，对柏格森哲学作了介绍。不过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之一柏格森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主要还是得力于杜威来华讲演的宣传。五四以后，国内对柏格森的翻译和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这时柏格森原著如《创化论》（1919年）、《物质与记忆》（均由张东荪译，1922年）《形而上学序论》（杨正宇译，1923年）、《心力》（胡国钰译，1924年）、《时间与意志自由》（潘梓年译，1926年）及心理学著作《笑之研究》（张闻天译，1923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法国作者约•索洛蒙著《柏格森》1922年由泰东图书局出版。《柏格森变之哲学》（英卡尔著，刘延陵译，商务印书馆1923年）、《柏格森之变易哲学》（张闻天译，民智书店，1924年）及《近代科学与柏格森之迷妄》）〔英〕额略第著，陈正模、刘奇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也先后出版。　
《民铎》杂志于1922年出版“柏格森专号”，作者阵容十分壮观，当时的哲学名流均执笔写稿，内容有：　
1.严既澄：《柏格森传——〈时间与自由意志〉概略》　
2.李石岑：《柏格森哲学之解释与批判》　
3.张东荪：《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　
4.李石岑：《柏格森之著述与关于柏格森研究之参考书》　
5.蔡元培：《柏格森玄学导论》　
6.柯一岑：《柏格森精神能力说》　
7.吕ｃｈéｎｇ＠①：《柏格森哲学与唯识》　
8.梁漱溟：《唯识家与柏格森》　
9.杨正宇：《柏格森哲学与现代之要求》　
10.瞿世英：《柏格森与现代哲学之趋势》　
11.范寿康：《直觉主义之地位》　
      在上述作者中，李石岑(1892-1934)在翻译介绍柏格森和尼采等西方哲学时做过大量工作。他原名邦藩，湖南醴陵人。1912年东渡日本留学，1916年成立丙辰学社（即后来的中华学艺社），1919年起主编该会刊物《民铎》。1921年回国加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后主编《教育杂志》。并在东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兼授哲学课。1928年赴法、德留学，回国后任教暨南大学。编译有《西洋哲学史》、《哲学概论》、《希腊三大哲学家》等。　
     著名作家沈雁冰，年轻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当时他也关心柏格森哲学的介绍工作。1922年1月17日他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对《民铎》的“柏格森专号”的出版，向读者作了热情的推荐。他认为，在这期专号上，“有说明柏氏学说全盘面目的，有说明柏格森哲学与现代哲学之关系的，有专讲柏格森的一部著作的，还有把它和中国哲学进行比较研究的。总之，通过这个专号，相当全面地把柏格森哲学展现在中国读者面前了”。（《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79页）　
      评论者指出：“这个时期在中国传播柏格森哲学的学者中，主要代表要算李石岑、瞿世英、张东荪。他们有的以客观的介绍为主，并辅之以一定的评述；有的以评述为主，辅以一定的介绍；有的则着重纠正读者中对于柏格森的误解，以引导读者正确地领会柏格森哲学的实质。”（同上书，第280页）　
6.杜里舒访华及其哲学的传播　
      杜里舒是唯心主义生机论者（贺麟教授语），他的哲学与罗素、杜威相比，影响较小，但在当时仍有一定意义，故在这里略作介绍。　
哲学家杜里舒应中国讲学会的邀请，于1922年10月来上海访问，开始了他在中国的讲演活动。杜里舒来华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讲学，口译者为瞿世英、张君劢。除宣传康德哲学之外，主要是系统介绍和阐述自己的哲学体系及体系的具体内容。讲稿经整理后以《杜里舒讲演录》的书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3年1月出版。另有江绍原翻译的《实生论大旨》（亚东图书馆，1923年），内容包括：实生论的三大证明，命根与物质及能力的关系，实生论的名理，实生论与一元玄学等五章。又出版了张君劢、瞿世英的研究著作《杜里舒研究及杂文》，书中包括《杜里舒教授学说大略》（张君劢），《杜里舒与现代精神》（瞿世英），并附有杜氏《爱因斯坦相对论之批评》、《人类思想及实在问题》等5篇讲稿。　
      1923年4月，《东方杂志》刊出了“杜里舒专号”，使杜氏在中国的讲学趋向高潮。专号目录为：　
乔峰（周建人）：《生机定义》　
杜里舒：《近代心理学中非自觉及不自觉问题》（张君劢译）　
费鸿年：《杜里舒学说概观》　
瞿世英：《杜里舒学说的研究》　
张君劢：《关于杜里舒与罗素两家心理学之感想》　
秉志：《杜里舒生机哲学论》　
菊农：《杜里舒与现代精神》　
杜里舒（宏严译）：《生机论概念》　
费鸿年：《杜里舒的著作》　
     当时哲学界对杜里舒哲学有一定理解和研究的就是上述三位：费鸿年、瞿世英和张君劢等人。　

7.康德哲学的翻译介绍及研究　

      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活动中，康德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被称为一个热点。贺麟先生回忆说：“自从1923年，张颐(1887-1969)先生回国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时，西方古典哲学才开始真正进入了中国近代大学的哲学系。”（《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368页）张先生回国时，颇有感慨地说：“余自欧洲抵沪上时，所遇友朋，皆侈谈康德，不及黑格尔，竟言认识论，蔑视形而上学。”（张颐：《读克洛那、张君劢、瞿菊农、贺麟诸先生黑格尔逝世百年纪念论文》，《大公报》文学副刊207期，1931年12月25日刊）　
      最早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介绍康德哲学的是宗之ｋｕí＠②。1919年5月他先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和《康德空间唯心论》两文。1920年沈甫霖的《康德的教育意见》和南吕的《哲学的改造和现代的康德哲学》分别在《上海周刊》和《学灯》上刊出。1922年王中君在《康德的认识论和马克思的认识论》、ｒèｎ＠③生的《康德与爱因斯坦》在《今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康德传》作为第一本中译本传记，由北大共产党员学生罗章龙和商章孙合译后于1922年交中华书局出版。值得指出的是，康德的第一本学术随笔《人心能力论：论意志能制病情》一书则是早在1914年便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据考证，其原文是康德在1797年答复医生胡菲兰关于养生之道的一封信。饶有兴味的是，此书系由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同中国教员周暹（即周叔ｔāｏ＠④）合译的。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原为德国传教士，1889年前来青岛传教，同时学习中国文化，深受儒教熏陶。1909年创办德华学校，并积极为欧洲人翻译中国古典著作。1911年任北京大学教授，译有《论语》（1910年）、《老子道德经》（1911年）、《易经》（与劳乃宣合译，1924年）、《吕氏春秋》（1928年）和《礼记》（1930年）等。回国后，在德国莱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创立中国研究所，出版杂志《中国的科学与艺术》。康德著作最早是由中德学者合作译成中文出版的，这是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924年4月22日，康德诞辰200周年，国内报刊为此均刊登康德像，发表纪念文章。《学灯》和《晨报》副刊发表了胡嘉的《康德学说与我们对于康氏生辰纪念之感想》和张东荪的《康德杂谈》。《晨报》还刊出甘蛰仙的《康德纪念与东原纪念》和《康德在唯心论史上之地位》，二文对于康德哲学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同年的《学艺》和1925年的《民铎》杂志，先后出版“康德专号”，发表纪念论文，多达35篇，把纪念康德的活动推向一个小高潮。有的论文赞扬康德的三大批判，认为“实在可以称为万世不朽的著作”，有的认为康德在哲学上进行的变革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进行的变革一样，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的从哲学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具体地阐明了康德哲学的贡献。（《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28页）当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的范寿康(1895-1983)撰写了《康德》（商务印书馆，1926年）、《认识论浅说》（商务印书馆，1927年）等书，介绍了康德的生平思想及其哲学认识论中的几个问题；先验的综合、时间、空间、范畴及先验的自我意识之统一，是当时一位译介康德哲学的先行者。　
      康德哲学专著直到30年代才陆续在我国翻译出版。主要有《纯粹理性批判》（胡仁源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实践理性批判》（张铭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唐钺译，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关琪桐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等。评论著作有苏联德波林著《康德的辩证法》（程始仁译，亚东1929年版）、日本朝永三十郎著《从康德平和主义到思想问题》（任白涛译，启智书局1930年版）、日本桑木严翼著《康德与现代哲学》（余又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英国林稷著《康德哲学》（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等等。　
      贺麟说：张铭鼎是我国20-30年代“最初搞康德哲学的人物”。张先生1924年在《学艺》杂志上发表了《康德学说的渊源与影响》，第二年又在《民铎》“康德专号”上发表了《康德批判哲学之形式说》，对康德哲学作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介绍，他认为康德三大批判的中心思想，“就是康氏所拳拳致意的理性主义。他要根据理性主义，将从前一切学说加以评价，以便从科学道德艺术三大文化领域中，得建设出一个确实的基础而完成其批判的精神”，强调康德的理性主义，代表了中国五四时期要求科学和民主的精神，这是当时讲述康德的时代趋势。（《康德黑格尔哲学东渐记》，第361-362页）。　
      贺麟在论述中指出，瞿世英的《康德的纯粹理论指导》（载《哲学评论》1928年2卷2期）、张东荪的《多元的认识论》（1934年版）关于康德哲学的介绍侧重于康德的认识论和论理学，这表明他们的康德研究均能融会自创体系，对介绍康德是有贡献的。（同上书，第362-363页）　

8.尼采哲学的翻译介绍与影响　

     在西方哲学东渐史上，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这就是尼采哲学最早是通过赴日留学生或在日本逗留流亡的中国学者传入中国的。梁启超1902年第一次把尼采传入中国，是受到日本西方哲学著作的影响。1904年王国维学习、研究德国哲学，从康德开始，经过叔本华、尼采，再回到康德。他涉略的哲学家很多，但他潜心研究和热情传播的却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鲁迅先生留学日本时，1907年撰写《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同样是受到在日本流行的尼采思想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尼采思想受到我国思想界的重视与宣传。陈独秀曾多次援引尼采思想以开导和启发中国青年。新文化运动中，尼采思想受到文学界的大力推崇。郭沫若、田汉、茅盾都曾宣传过尼采的“超人”哲学。1922年《民铎》杂志出版“尼采专号”，广泛地介绍了尼采的学说。特别是1923年郭沫若译《查拉图司屈拉抄》在《创造周报》上连载发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尼采的某些著作在哲学、文学界受到广泛的欢迎。如《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有郭沫若译本（创造社，1928年版）、萧赣译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徐梵澄译本（生活书店，1936年版）、雷白韦译本（中华书局1940年版）、高寒译本（贵阳文通书局，1947年版）；其他译作有：《朝霞》（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快乐的知识》（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看那这人》（高寒译，文通1947年版；刘恩久译，沈阳文化书店1947年版）。评论著作有《超人哲学浅说》（李石岑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尼采哲学与法西斯主义之批判》（苏联勃伦蒂涅尔著，段洛夫译，潮锋出版社，1938年版）、《从叔本华到尼采》（陈铨著，重庆在创出版社，1944年版）。这些原著的翻译表明尼采哲学在中国读者中颇有市场。　
       茅盾1920年写了《尼采的学说》一文，内容涉及尼采传略及著作、尼采的道德论（上、下）、进化论者尼采、社会学者尼采。作者首先指出，“读尼采的著作，应当处处留心，时常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他，切不可被他犀利的骇人的文字所动”。（载于《学生》第2卷1号）。茅盾的批评，特指采取分析的态度。作者既肯定尼采思想中积极向上的因素，也指出他理论上的失误。对于尼采的进化学说，茅盾指出“超人主义者便是尼采的进化论（即指靠超人来克服欧洲社会的弊端）”。作者认为，在尼采那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不仅是“超人”的产婆，而且还是达到真理的方法。它对于唤醒沉睡在谷底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他给予它以充分的肯定。（《尼采的学说》，《学生》第7卷2号）　
      哲学家李石岑在《尼采思想之批判》中指出，1.尼采一生的思想结晶集中表现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而这本书却以箴言的形式问世，难以表现尼采思想的精华；2.尼采思想过于热烈，对于人生的探讨过于直接；3.尼采思想每句话的反面都包含有个人生活的体验，没有生活体验的人难以理解；4.尼采的著作不少句子包含有矛盾的地方。李石岑的这些分析符合尼采著作及其思想特点，对于人们正确理解和接受尼采学说有一定帮助。（《西方哲学东渐史》第246页）　

9.美学理论在我国的翻译传播　

      30-40年代，美学理论在我国有了大量的翻译介绍。首先是由于鲁迅先生的提倡和带动。他自己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1929)，耿济之翻译了托尔斯泰的《艺术论》，它们都是在国内发生过较大影响的艺术理论译著。不过在20年代，国内更出版过一些美学翻译。范寿康编译一册《艺术之本质》(1928)。这是根据日本学者伊势专一郎的原著编译的。主要论述美的经验和美的分类两方面的问题。涉及美的对象及崇高、优美、感觉美、精神美、悲壮、滑稽与谐谑、丑等等。30年代傅东华翻译了克罗齐著《美学原论》(1931)。朱光潜于1947年翻译了克罗齐的《美学原理》。周扬在1948年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读书出版社）。　

10.史学家何炳松翻译美国“新史学”派理论　

     何炳松(1890-1946)是著名的史学家，浙江金华人。1913年赴美留学，进入伯克利加州大学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又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学习政治学。1916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政治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预科讲师。后讲授《西洋文明史》。1919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1921年开始翻译美国新史学派鲁滨孙的代表作《新史学》(1923)，又与他人合译《西洋史学史》(1928)，还根据鲁滨孙与俾尔德的著作编译了《中古欧洲史》(1944)，《近世欧洲史》(1925)讲义，较早地把美国的这一史学派的理论观点介绍到中国。　

11.精神分析派心理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　

       最早在我国翻译介绍精神分析派心理学或变态心理学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如胡愈之译的“梦中心灵之交通”（1918年1月），张东荪撰写的“论精神分析”（《民铎》1921年2卷5期）、吴颂皋写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1923年6月）等。　
较早的中文译本是赵演译《弗洛伊特心理分析》（〔英〕B.勒著，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英国的布拉文著《心理学与精神疗法》（华超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4月初版；当时张东荪也撰写了《精神分析学ABC》，（ABC丛书社1929年5月）。不过最早从原著翻译介绍费洛伊特《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30年10月）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的还是心理学家高觉敷先生。高觉敷先生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哲学心理学部编辑，当时他在唐钺先生的指导下，一边学习心理学新理论，一边做翻译介绍，还常在《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撰文介绍新的心理学派。如他译过德国勒温著《形势心理学原理》（正中书局，1945年）。德国苛勒和美国考夫卡合著的《格式心理学之片面观》（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　
      行为心理学的翻译介绍者是郭任远先生。商务印书馆在20、30年代出版的行为心理学的译著大都是由他编译的，共六种。如《人类的行为（上下）》（商务印书馆，1923年11月）；《行为主义心理学讲义》（商务印书馆，1928年）；行为性的基础（商务印书馆1929年10月）；《行为主义》（商务印书馆1933年12月版）；《行为的基本原理》（商务印书馆1935年8月版）；《行为学的领域》（世界书局1935年8月）等。　

三、三、四十年代西方哲学在我国的翻译传播　

1.西方哲学史的翻译传播　

     本世纪30年代是我国大规模地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的重要时期。哲学界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由近代西方文明发展而来的，不了解近代西方文明的兴起及其在观念形态上的变化，要真正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及其在哲学上提出的种种学说，是难以做到的。在这种历史要求的推动下，翻译介绍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哲学，被提上议事日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6页）　
     二、三十年代，我国相继翻译出版了一批哲学史著作，书目如下：　
《近代西洋哲学史大纲》刘伯明著，中华书局1921年版。　
《近代西洋哲学史纲要》张东荪、姚璋著，中华书局1925年版。　
《西洋近世哲学史》〔丹麦〕霍甫丁著，彭建华译，民智书局1923年版。　
《现实主义哲学的研究》〔日〕金子筑水著，蒋经三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

《近代唯物论》〔日〕森宏一著，冠松如译，进化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的发展》瞿世英著，福州国光社1930年版。　
《西洋哲学史》（上下），张东荪著，1930年版。　
《西洋哲学史》（第一卷），李石岑著，民智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小史》全增嘏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西洋哲学史纲》黄忏华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欧洲哲学史》〔美〕马尔文著，傅子东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　
《欧洲哲学史》〔德〕韦柏著，徐炳昶译，北京报社1927年版。　
《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英〕木尔兹著，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西洋哲学史》〔美〕洛挈斯著，詹文浒译，中华书局1933年版。　
《西洋哲学史》〔德〕韦柏著，詹文浒译，世界书局1934年版。　
《欧洲思想史》〔日〕金子马治著，胡雪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朗格唯物论史》〔德〕朗格著，李石岑译，中华书局1936年版。　
《哲学思想之史的考察》〔美〕恩德曼著，征农译，读书社1936年版。　
      二、三十年代，国内大学陆续建立了哲学系，开设了西洋哲学史课程，随着国内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介绍的扩大与深入，这时期出版了一大批西洋哲学史和近代哲学史译著。据粗略的统计，哲学史著作有9种，翻译的西洋哲学思想史有10种。近代哲学史有7种。这些哲学史著作体系不同，观点各异，有苏联德波林的唯物主义观的哲学史，也有欧美资产阶级的哲学史，不过，它们对普及哲学史的知识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27年张东荪、瞿菊农、黄子通等创刊《哲学评论》后，中国开始有专门性质的哲学刊物；自从1935年4月中国哲学会成立，举行第一届年会起，中国哲学界才开始有组织地从事哲学理论和中西哲学史的研究。到1941年，中国哲学会西洋名著编译委员会成立后，出版阵地扩大了，国内对西方哲学的翻译有了更多的出版机会。　

2.关于古希腊哲学的翻译与研究　

      古希腊哲学在新文化运动及以前有过零星介绍，到了30年代，在部分哲学家努力下，在翻译传播希腊哲学原著和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改进。　
这个时期翻译的希腊哲学史类书籍有三部，即杜威著《哲学史》（希腊部分），刘伯明译（泰东图书局1920年版）；《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美〕斯塔斯著、庆泽彭译（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狄更生著《希腊的生活观》〔英〕，彭基相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古希腊哲学原著有杨伯恺翻译的三种，即《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集》，辛垦书店1933年版，收有赫氏著作残篇135条，以及历史上有关他的生平、思想和评价的文献；《德谟克利特哲学道德集》（辛垦书店1934年版），辑译了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有关德谟克利特的介绍和评论，其中格言224条是研究德氏哲学的第一手材料；梭罗文的序言和导言，反映了历代西方学者对德谟克利特哲学的理解和评价。《学说与格言》一书收有伊壁鸠鲁致希罗多德、比多克勒斯和墨勒色的三封信，及两组格言，共121条。上述古希腊哲学家原著在中国首次出版，尽管原文是断篇残文，翻译和表述也颇多疵点，但对于中国读者接受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意义的。（《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68-369页）　
在西希腊哲学中，翻译、介绍较多的还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①《理想国》，吴献书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②《柏拉图对话六种》，张师竹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尚志学会丛书）。　
③《柏拉图五大对话》郭斌和、景昌极译，吴宓校，南京国立编译馆1934年版。　
④《柏拉图》，严群编著（世界书局1934年版），这是一本介绍柏拉图哲学的通俗读物。　
⑤《柏拉图》〔英〕杜伦著，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　
⑥《柏拉图政治教育学说今解》〔德〕斯登堡著，俞颂华译，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亚里士多德的翻译介绍有：　
①〔英〕铁聂尔著《亚里士多德》，刘衡如译，中华书局1920年版。　
②〔美〕杜兰著《亚里斯多德》，詹文浒译，青年协会书局1929年版。　
③《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英〕华莱士著，汤用彤译，附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书后。　
④《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向达、夏崇璞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⑤《政治学》吴颂皋、吴旭初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⑥《亚里士多德之伦理思想》严群著，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⑦《亚里士多德》范寿康著，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在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中，《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两部比较重要的原著。它是为了纪念“西洋大哲之学传入中土，及中国西学先进逝世三百年”而由清华大学吴宓教授推荐有关学者向达等翻译的。向达的译本有吴宓教授的“校者识”，提纲挈领地概括和论述了亚氏伦理学的主旨和内容，是一本译笔流畅、内容充实的译本。　
       到了40年代，古希腊哲学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多。但严群的《希腊思想》（上海华夏图书出版公司，1948年）和陈康教授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不能不提。严群是专门研究古希腊哲学和对话集的专家。他的《希腊思想》与一般哲学史不同，它追溯了近代西方文明的根源，集中论述古希腊的自然哲学与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自然科学能够宰制自然，便利人事，而收富强的效果，所以自然科学史是今日西方文明的最大要素”。著名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者中，陈康(1902-1992)可说是独树一帜。他年青时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1921年赴英国伦敦深造；1930年留学德国，从斯田采尔学习希腊哲学、希腊文及拉丁文。1940年陈康以论文《亚里士多德的分离问题》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等校教授。陈康早在30年代曾发表《柏拉图〈诺曼篇〉中的认识论》和《柏拉图认识论中的主体与对象》等论文。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开设了《希腊哲学史》、《知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等课程。与此同时，他翻译了柏拉图的《巴曼尼德斯篇》及写作有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论文。　
      评论者认为，陈康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值得重视”。陈教授认为，在哲学史研究中，主要的是方法。陈康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时说：这本小册子（指台北版《陈康哲学论文集》里的每一结论，无论肯定与否定，皆从论证推来。论证皆循步骤，不作跳跃式的进行。分析务求其精详，以免混淆和遗漏。“研究前人的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圣经贤训。”（《陈康哲学论文集》作者序）　
      他为什么要翻译《巴曼尼德斯篇》呢？欲使后之业者辨别柏拉图哲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以资研究问题时的借鉴，因此译《巴曼尼德斯篇》。通过自己的研究，加上他具有独特风格的注释，对过去留下的疑难问题，译注者均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和观点，这样，陈康的译注本把对这篇对话的研究提高到了新的水平。要探讨陈康《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的译著特点和理论贡献的读者可以查阅《西方哲学东渐史》一书第542-552页。　

3.17、18世纪西方哲学的翻译研究　

      关于近代西方哲学，即17、18世纪西欧哲学的翻译介绍，在30年代前后的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这里先讲讲近代哲学史的翻译出版情况：　
《近代哲学史》〔苏〕德波林著，林一新译，黎明书局，1934年版。　
《法国哲学史》〔法〕雷维不鲁尔著，彭基相译，1934年版。　
《近代唯物论史》〔俄〕普列汉诺夫著，王若水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版。　
这个时期，20年代初，几位中国学者编著了《近代西洋哲学史》。因为处于开始接受西方哲学的初期，这些著作大都是参考国外的著作编写的。彭基相译的《法国哲学史》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有关法国哲学史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一种。（《西方哲学东渐史》第377页）　
      值得提出的是德波林的著作是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的，但它主要论述和分析了近代经验论哲学从培根到休谟的发展过程，不包括唯理论部分。普列汉诺夫的《近代唯物论史》则是一部已有定评的名著。　

4.关琪桐的西方哲学原著翻译　

      关琪桐(1904-1973)（又署关文运），是一位专门从事哲学原著翻译的多产翻译家。193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后来长期在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编委会和中德学会救济总署从事翻译。新中国成立后调国家出版署任编审，后转到山西大学外语系任教，曾兼任《哲学译丛》编委。译作有：　
《新工具》〔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崇学论》〔英〕培根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巴克莱哲学对话三篇》〔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4年。　
《视觉新论》〔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人类知识原理》〔英〕巴克莱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人类理解论》〔英〕洛克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　
《人类理解研究》〔英〕休谟著，商务印书馆1936年。　
《方法论》〔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原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沉思集》〔法〕笛卡儿著，商务印书馆1935年。　
《优美感觉与崇高感觉》〔德〕康德著，商务印书馆1940年。　
关琪桐翻译了十多册哲学原著，总的来说态度认真，忠于原著，其中有的译本曾得到当时学术界的肯定。如张申府认为笛卡儿《方法论》“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译本”。　

5.张颐、贺麟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翻译与郑昕关于康德哲学的研究　

      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比在西方国家及日本要晚得多。即使与康德哲学的传播相比，也要晚一些、慢一些。20世纪初，梁启超、马君武虽然作过零星介绍，但黑格尔原著一直未见中译本。五四运动以来，直到1921年我国报刊上才首次见到瞿世英执笔的《黑格尔》。《东方杂志》在1923年发表《黑格尔学说概要》，哲学界前辈张颐在《学艺》上执笔了《黑格尔论理学》（这是张颐留学时期用英文写作的）一文，高一涵于1926年在《中大季刊》上撰写了《黑格尔的政治思想》等几篇文章。但关于黑格尔原著的翻译和深入的研究著作在20年代尚未出版。到了30年代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1931年黑格尔逝世一百年，出现了部分纪念文章。1933年《哲学评论》出版了“黑格尔专号”，瞿世英、张君劢、贺麟、朱光潜和姚宝贤均发表了文章。不久，黑格尔中译本开始出版了。　
《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王灵皋译，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张铭鼎译，民智书局1933年版。　
《黑格尔逻辑大纲》，周谷城译，正理报社1934年。　
《论理学》，张铭鼎译，世界书局1935年。　
《历史哲学》，王造时、谢诒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与此同时，又出版了一些评介著作，如：　
〔美〕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英〕凯尔德《黑格尔》，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德〕费尔巴哈《黑格尔哲学批判》，柳若水译，辛垦书店1935年。　
〔苏〕德波林《黑格尔的辩证法》，任白戈译，北平民友书局1935年。　
〔日〕甘粕石介《黑格尔哲学入门》，沈因明译，辛垦书店1936年版。　
这个时期，中国哲学家自己的专著也开始出版：　
朱谦之《黑格尔与孔德主义》，民智书局1933年。　
朱谦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36年。　
郭本道《黑格尔》，世界书局1934年版。　
任卓宣《黑格尔》辛垦书店。　
沈志远《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局1932年版。　
      值得指出的是，张颐和驾麟先生都是翻译传播黑格尔哲学的先行者，张颐先生更是首屈一指的代表。张先生是四川叙永人，1913年赴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文学、教育和哲学。1919年获文学士和教育硕士学位。不久写成《黑格尔论理学》一书，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后在牛津大学师事开尔德、约阿欧等教授。1924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哲学系主任，主讲《西方哲学史》。　
      他撰写的《黑格尔论理学》是中国学者早期研究黑格尔的重要成果。此稿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出版后国外学者写了书评，拉松博士在柏林《康德研究》上评价了张颐的这部著作，认为他对黑格尔的研究和评价，要比许多德国人中肯和公允。（《西方哲学东渐史》，第412-413页）　
      贺麟(1902-1992)，四川金堂县人。1919年秋，入清华学堂学习；1926年出国留学，在美期间，先后在奥柏林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西方哲学。1930年赴法，进一步研究黑格尔哲学。193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清华大学教授。贺先生重视翻译工作，他青年时期写过《论严复的翻译》在《东方杂志》上刊出。在《黑格尔学述》序中提出处理译名的四条注意事项。1936年贺麟撰写的《康德名词的解释和学说的重点》一文，具体地反映了他对哲学译名和翻译工作的重视，他一方面自己深入地探讨，同时在学术讨论中注意收集改进意见。他对康德、黑格尔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原著的翻译介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贺先生在北京大学执教，开过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哲学、黑格尔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等课程。他译过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和凯尔德的《黑格尔》。关于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翻译和研究的贡献和特点，《西方哲学东渐史》已有深入介绍，此处不赘。有关我国学者朱谦之、郭本道、沈志远、周谷城等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观点，因本文篇幅所限，只好割爱。　
       郑昕(1905-1974)，安徽庐江人。1924年进入南开大学读哲学。1927年赴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和耶拿大学深造。他在新康德主义大师鲍赫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康德哲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执教近40年，为在中国传播康德哲学贡献了毕生精力。（《西方哲学东渐史》559页）。他把长期积累的讲稿“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笔之于书，剪裁成文”（《康德学述》弁言），先发表于《学术季刊》，后于1946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作者曾说过，“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就人类的文化思想发展来说，总是承先启后的，承先，不是将过去的学问成绩，积累起来，而是按着一定的原则，将以往的成绩，加以改造和再创，成为一种崭新的学问；惟如此方能启发后昆，表示他在历史上划时代的意义。康德便是这样的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康德学述》第9页）评论者认为“这可以视为《康德学述》全书的基点和在书中反复加以演奏的主旋律”。（《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61页）　

6.现代西方哲学的翻译和研究　

       30年代以后，我国的现代西方哲学翻译进入了全面吸收原理的时期。从整个趋势来看，西方哲学东渐已不再具有五四时期那样的力度。不过，总的来说，罗素、杜威的著作翻译仍然很多，罗素的有8种，杜威有5种，尼采有5种：　
《我的人生观》罗素，丘瑾璋译，正中书局1936年。　
《怀疑论集》罗素，严既澄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快乐的心理》罗素，于照伦译，商务印书馆1932年。　
《科学观》罗素，王光煦等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　
《哲学大纲》罗素，高名凯译，正中书局1937年。　
《赞闲》罗素，柯硕亭译，正中书局1937年。　
《婚姻革命》罗素，野庐译，世界学会1930年。　
《婚姻与道德》罗素，李惟运译，中华书局1935年。　
《心理学简编》詹姆士，伍况甫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　
《论人生理想》詹姆士，唐擘黄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思想方法》杜威，丘瑾璋译，世界书局1935年。　
《道德学》杜威，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之改造》杜威，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　
《哲学的改造》杜威，胡适等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　
《思惟与教学》杜威，孟宪承等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到了40年代，维也纳学派的学说由洪谦全面地传播到中国。洪谦(1909-1992)安徽歙县人。曾在德国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耶拿大学和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读哲学。他在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M.石里克教授的指导下，于1934年撰写了题为《现代物理学的因果问题》的博士论文。留学归来，40年代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执教，并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做研究员，担任教学和研究。回国后，最初他写作了《逻辑实证论的基本思想》，《维也纳学派与现代科学》等八篇论文，并于1945年5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题名为《维也纳学派哲学》的著作。　
       洪谦“具极大的热忱，几以宣扬石里克的哲学为终身职志”。贺麟教授指出：《维也纳学派哲学》可以“算是比较亲切而有条理地介绍此派思想的书”。（《西方哲学东渐史》第585页）评论者认为它不愧为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洪谦先生为把这个学派所主张的科学精神输入到中国来作出的努力是应该肯定的。（同上书，585-586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徵去彳）　
　　＠②原字木加魁　
　　＠③原字讠加刃　
　　＠④原字弓右加（屮下加又）

湘里妹子

陈应年/陈兆福

一、建国初期的西方哲学翻译（1949年10月—1955年）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与西方世界处于尖锐的政治对立之中。在外国哲学研究领域，唯心主义和被视为美国官方哲学的实用主义受到了严厉批判。在此背景下，外国哲学翻译与解放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全国总书目》的资料，50年代前期外国哲学翻译出版有以下两个特点：1、翻译、宣传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占绝对多数；2、译自苏联的哲学读物居主流地位。具体情况见下表：
年份　　　　　　　　　　语种　　　　马克思主义　　　哲学
1949年10月—1955年　　俄文翻译　　　　　362　　　　　126
　　　　　　　　　　　其它文字翻译　　　 43　　　　　 15　

    50年代前期，外国哲学翻译出版物趋于减少。当时翻译的西方哲学原著有以下几种：　
    《黑格尔小逻辑》，〔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11月。　
    《黑格尔的逻辑大纲》（哈里斯英译），周谷城重译，商务印书馆，1951年6月重印。　
    《小逻辑》，〔德〕黑格尔著，贺麟译，三联书店，1951年重印。　
    《未来哲学原理》，〔德〕费尔巴哈著，洪谦译，三联书店，1955。　
    《宗教的本质》，〔德〕费尔巴哈著，王太庆译，三联书店，1953。　
    《培根论说文集》，〔英〕培根著，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50年10月。　
    《辩证法的逻辑》，〔德〕狄慈根著，柯柏年译，人民出版社，1955。　
    上列几种书大多是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小逻辑》的译者贺麟在“译者引言”提到：“我开始着手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是在1941年的春天，但因外务纷扰、工作不集中，直至北平解放时止，我仅译了全书的一半，约十一、二万字。解放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参加北京哲学界人士的哲学交流会和批判旧哲学的座谈会（经常每两星期举行一次），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和鼓舞，使得我很兴奋地在半年之内完成全部译稿。”周谷城的翻译则是旧译的重印本。　
    50年代，又出版了几种苏联哲学家评价西方古典哲学的通俗读物：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苏〕奥依则尔曼著，马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苏〕叶辛著，蔡华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无神论》，〔苏〕采边科著，郭力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50年代前后翻译的苏联哲学家写作的有关西方哲学史的译著有：　
    《伟大的英国唯物主义者托马斯•霍布斯》，〔苏〕威茨曼著，伯显译，商务印书馆。　
    《洛克的哲学》，〔苏〕查伊欧科著，汪裕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斯宾诺莎的世界观》，〔苏〕索考罗夫著，彭建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　
    《伏尔泰（哲学与政治观点）》，〔苏〕索柯洛夫著，众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爱尔维修的哲学》，〔苏〕蒙让著，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　
    60年代前后，苏联哲学著作的翻译包括：　
    《论十六世纪末一十八世纪初西欧哲学（苏联学者论著汇编）》，三联书店，1961。　
    《论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苏联哲学家论著汇编）》，三联书店，1960。　
    《康德的哲学》，〔苏〕阿斯穆斯著，蔡华五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论黑格尔哲学》，〔苏〕奥依则尔曼著，宋家修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苏〕加巴拉耶夫著，涂纪亮等译，科学出版社，1959。　
    这些西方哲学译著的出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宣传部门对西方哲学的评价。1955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讲演的通知》和《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示》。配合对西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1954年—1955年，一些译自俄文的西方哲学批判译著问世：　
    《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苏〕舍尔森科著，周亮勋译，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语义哲学？它为谁服务？》，〔苏〕布鲁强著，李金声译，人民出版社。　
    《论现代资产阶级的实证哲学》，〔苏〕巴希托夫著，袁文德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的人格主义是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哲学》，〔苏〕梅尔维著，任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天主教哲学》，〔苏〕奥依则尔曼著，陈兆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语义哲学批判》，〔苏〕特洛菲莫夫著，孙经灏译，科学出版社。　
    在1952年出版的《新建设》上发表了题为《罗素——新世界战争哲学化的挑拨者》（〔苏〕波莫葛耶娃著）的批判文章。反映出当时国内追随苏联哲学界对于西方哲学的所谓战斗性的党性原则。与此同时，其它国家批判西方哲学流派的著作也相继在中国翻译出版。其中有：　
    《科学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英〕康福斯著，陈修斋等译，三联书店，1954。　
    《保卫哲学——反对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英〕康福斯著，瞿菊农等译，三联书店，1954。　
    《实用主义——帝国主义哲学》，〔美〕威尔斯著，葛力等译，三联书店，1955。　
    《反对哲学科学文艺中的世界主义》，〔美〕哈利•雷斯著，杜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什么是自由？》，〔法〕加罗蒂著，凌其翰译，三联书店，1954。　
    《美国的实用主义》，〔捷〕林哈尔特著，郑启温等译，人民出版社。　
    在上述著作中，不仅实用主义，而且新实在论、逻辑实证论、现象学、语义学、人格主义等哲学派别中的哲学家，都被说成“最公开、最直接地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同美帝国主义的反人民政策联系起来”（舍尔森科：《美国资产阶级的哲学是战争和侵略的哲学》）。苏联1985年出版的《苏联哲学史》对此作了公开的自我批评：“50年代对（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批判……往往变成给受到批判的哲学家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把现代资产阶级的所有思想都总的评价为反动和没落的哲学……没能对资产阶级哲学观点的全部体系做出充分说理的驳斥。批判的重点不是放在充分说理上，而是放在调子的尖锐性上。”（《苏联哲学史》，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84页）。　

    二、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十年（1956年—1966年）　

    1956年，人民出版社在学术界和翻译界的配合下，主持拟订了一份《外国名著选译20年规划总目录》(1956-1968)，选列了1614种书目作为选题计划。最初主要由三联书店等有关出版社承担此项出书计划。　
    1958年商务印书馆恢复挂牌。因此，上述翻译出版工作移交商务印书馆负责。经调查研究，到1963年，该馆又广泛征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和各综合大学教师、研究人员的建议，经修订和调整，拟订了一份《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当时承担这项翻译出版任务的主要是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法律出版社及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商务印书馆决定把16-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学术著作，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即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的著作作为重点，力争提前译好出齐。这项翻译出版规划的制定依据的是当时流行的“补课论”：即认为由于在民主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和文化上的落后，在吸收人类历史上的文化遗产，特别是翻译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方面，做得很不够，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在中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便责无旁贷地要完成这项前人未能完成的任务。鉴于当时的条件，规划选列了外国学术著作1378种，包括哲学类439种，社会主义流派98种，经济类218种，政法类174种，社会学23种，历史类288种，地理学87种，语言学27种等等。　
    1956-1966年间是在长期规划的指导下踏踏实实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的十年。这中间遭遇了种种政治运动，规划的执行受到冲击（1963年以后，许多资产阶级学术译著采取了内部发行方式），但总的来说，几家出版社都认真执行了规划，翻译成果十分显著。十年间，西方哲学原著的翻译已达129种。其中，德国古典哲学数量最多。康德的三大批判《线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1960）、《实践理性批判》（关文运译，1960）、《判断力批判》（宗白华、韦卓民译，1964）已经出版；《道德形而上学探本》由唐钺重译，于1957年出版。60年代，还出版了三种讲解康德著作的译作。这就是华中师范大学韦卓民翻译的《康德哲学著作选译》（〔加拿大〕华特生编选，1963）、《康德哲学讲解》（华特生著，1963）和《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英〕斯密著，1964）。韦卓民(1888-1976)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和翻译家。1907年进入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在武汉创办的文华书院大学部，1911年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1918年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获学士学位。后到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大学研究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文华大学教授、华中大学校长等职。并曾应邀赴耶鲁大学讲学。他也是我国著名的哲学翻译家，在我国翻译介绍康德哲学方面贡献颇大。　
    黑格尔著作的翻译，由于贺麟教授的带动，继《小逻辑》之后，贺麟、王玖兴合译《精神现象学》（上，1962）、杨一之译《逻辑学》（上，1966）、范扬、张企泰译《法哲学原理》（法律出版社1959）、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9）、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1-3，三联书店）、朱光潜译《美学》（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和贺麟译《康德哲学论述》(1962)相继出版。应当承认，黑格尔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内容最丰富。　
    西欧各国哲学中，斯宾诺莎译作有三种，即贺麟译的《伦理学》(1958)、《知性改进论》(1960)和温锡增译的《神学政治论》(1963)。值得指出的是，在16-18世纪西欧哲学的翻译工作中，有一位多产的翻译家，就是关文运(1904-1973)。他在解放前翻译了十多种重要译作，经过校订，有的又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这些译作是：笛卡尔著《哲学原理》(1958)；洛克著《人类理解论》(1959)；贝克莱著《视觉新论》(1957)；贝克莱著《人类知识原理》(1958)；贝克莱著《哲学对话三篇》(1957)；休谟著《人性论》；休谟著《人类理解研究》；康德著《实践理性批判》。　
    关先生在翻译西方哲学原著方面的贡献，后人是不能忽略的。法国哲学翻译有：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的顾寿观译的拉梅特利著《人是机器》(1959)、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的《狄德罗哲学选集》(1959)、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上，管士滨译，1964）和《健全的思想》（王荫庭译，1966）。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50-60年代，国内哲学界对于翻译介绍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确是比较重视的。　
    古希腊罗马哲学方面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吴献书译，1957）；《泰阿泰德智术之师》（严群译，1963）；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以上吴寿彭译，1959,1965）、《范畴篇解释篇》（方书春译，1959）及《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1959）。古罗马著作有：卢克莱修著《物性论》（方书春译，1959）；奥古斯丁著《忏悔录》（周士良译，1963）等。　
    近现代哲学方面，柏格森的有两种：《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1958）、《形而上学导言》（刘放桐译，1963）；罗素的两种重译本《哲学问题》（何明译，1959）、《心的分析》（李季译，1964）。杜威的著作有三种：《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1958）、《经验与自然》和《自由与文化》（均为傅统先译，1960,1964）。傅统先的译作还有：〔美〕培里著《现代哲学倾向》（评自然主义、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和实在论，兼论詹姆士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傅统先(1910-1985)是一位老翻译家，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主修哲学，兼学教育。1935年到暨南大学实验学校任教。后在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法学院和圣约翰大学讲授逻辑和哲学课程。不久，被聘为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主任兼哲学教授。1948的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进该校研究生院专攻哲学，1950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1952年在山东师范学院任教授，有关哲学和教育的译作颇丰。　
    哲学所杜任之所译美国怀特编著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商务印书馆，1964）是比较重要的一部西方现代哲学选集。美国拉蒙特所著《作为哲学的人道主义》（商务印书馆，1963）由吉洪译出，受到哲学界的重视。关于存在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有：〔法〕萨特著《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第一分册（徐懋庸译，1963）；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的著作《青年黑格尔》（王玖兴译，1963）和《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阎静先等译，1962）。　
    为了给大学哲学系提供教学资料，商务印书馆在60年代出版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五种，《中世纪哲学》未出）：即《古希腊罗马哲学》(1961)、《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1961)、《十八世纪法国哲学》(1963)、《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1960)。这些原著的翻译大都是北京大学王太庆(1922-1999)承担的。王教授态度热情，工作认真。《选辑》分别在1975-1979年和1982年经过他增补修订，重印时印数很大，对学术界影响颇多。同时期出版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组编《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两种）：《存在主义哲学》（收有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四位哲学家的原著12篇，1963）；《现代美国哲学》(1963)以及《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洪谦主编，选收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直觉主义、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九个流派的原著，1964）。值得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在文革前夕请北京大学两位教授编选了两部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资料选集，前者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政治思想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周辅成主编），1966年出版；后者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北京大学西语系资料组，实即朱光潜编），拖到1971年才出版（内部发行）。　

    三、八年空白时期（1966年—1974年）　

    这个时期，有关西方哲学的翻译基本是空白。据我们了解，到1971年后，只有六种出版。这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康德著《宇宙发展史概论》（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1972）；伽利略著《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1971)；《牛顿自然哲学著作选》(1974)；海克尔《宇宙之谜》(1974)；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即严复译《天演论》的白话译本，1971）和《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1971)。　

    四、80-90年代西方哲学翻译的新的繁荣时期　

    1978年12月，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在此背景下，西方哲学翻译进入繁荣期。

    1.各类译丛，欣欣向荣　

    80年代翻译出版界出现了各类丛书争相竞赛的局面。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商务印书馆在长期规划、大量积累的基础上，1981年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50种），到1997年先后出版了七辑，共300种，包括哲学方面104种。其中，柏拉图2种；亚里士多德6种，加上单行本2种，主要著作接近出齐；文艺复兴时期1种；康德5种；黑格尔7种；费希特2种；莱布尼茨2种。西欧哲学16种；法国哲学6种；近现代哲学24种；自然哲学10种；心理学7种。　
    这套丛书的及时出版，引起海内外读书界的重视。贺麟教授曾谈到这套丛书时说：“享有盛名的世界各国历代学术著作，不管成于什么时代，出自哪个地域，形于何种文字，都是今天人类拥有的共同精神财富。”商务印书馆原总经理兼总编辑陈原指出：“通过这些著作，人们有可能接触到一个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的精神世界。这许多作者（多半是西方的，也有东方的）都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种思潮的先驱者、归纳者、宣传者和创造者，他们踏着前人的脚印，开拓着他那个时代和未来的道路；他们积累了时代文明的精华（当然有时亦不免带有偏见和渣滓），包括那个时代社会实践的理论概括，留给后人去涉略，去检验，去审查，去吸取营养——如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那样做。”　
    此外，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印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数十种）；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西方学术译丛》；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现代西方思想文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外国著名思想家译丛》（67种）；三联书店上海分店的《世界贤哲名著选译》等，都为翻译介绍西方哲学作出了贡献。　

    2.西方哲学史的大量出版　

    对西方哲学的移译，为我国西方哲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准备了卓越人才。1967年以前，国内只出版了一本中国人写的哲学史，即《哲学史简编》（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朱伯昆编著，人民出版社1957）。70年代初，第二本《欧洲哲学史简编》（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编，1972）问世。到了197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西欧近代哲学史》（安徽劳动大学编写组编）和《欧洲哲学史》（北京大学编写组编，1977）。与此同时，美国梯利所著《西方哲学史》（上下，商务印书馆，1975-1979）也出版了。到了80年代，十几部“西方哲学史”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有：　
    《简明欧洲哲学史》，朱德生等编，人民出版社，1979。　
    《欧洲哲学史纲》，高清海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欧洲哲学史》，李志逵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　
    《西方哲学史》（上下），〔英〕罗素著，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1。　
    《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　
    《西方哲学史》（上下），全增嘏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985。　
    《西欧哲学史稿》，13所师范学校，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欧洲哲学发展史》，文秉模等著，重庆出版社，1984。　
    《欧洲哲学史》（上下），冒从虎等著，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苏〕特拉赫坦贝尔著，于汤山译，中国对外翻译公司，1985。　
    《哲学史教程》（上、下），〔德〕文德尔班著，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1997。　
    《欧洲西方哲学史》，郜庭台等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欧洲哲学史再编》，李志逵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欧洲哲学发展史》，钱广华等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　
    《西欧哲学史》，〔苏联〕亚力山大洛夫著，王永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　
    《西方哲学史新编》，苗力田等著，人民出版社，1990。　
    《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美〕梯利著，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　
    从以上书目可以看出，通过二、三十年的翻译、教学、研究和积累，国内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已培养了许多人才，研究达到一定的水平。　

    3.在翻译出版中形成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三个热点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许多新出版社，特别是一批大学出版社纷纷问世，各类哲学专业外文人才脱颖而出，为翻译出版外国学术著作增加了生力军。　
     80年代初国内出版了几种评介现代西方哲学的著作：　
    《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杜任之主编，三联书店，1980。　
    《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编，商务印书馆，1982。　
    《现代西方哲学》，刘放桐等编著，人民出版社，1981。　
    《现代西方哲学概论》，王守昌、车铭洲著，商务印书馆，1985。　
    此后，《外国哲学》丛刊（商务印书馆）、《现代外国哲学》丛刊（人民出版社）、《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从此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50-60年代以后出现的西方哲学新流派，在国内的介绍日渐增多。近几十年来，哲学社会科学翻译作品不仅品种多，而且出书范围广泛，各种流派的译著竞相问世。加上青年学生的思想比较活跃，1987年前后在大学生中一时出现了萨特、弗洛伊德和尼采三个热点。　    

      萨特热：最初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剧本《呕吐》在上海上演，出版社又翻译了他的作品《厌恶及其它》（上海译文出版社，郑永慧译，1986）、《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陈宣良等译，1987）等，因此存在主义思潮受到青年人的关注。哲学家李泽厚曾就萨特其人发表过见解，他说：“萨特热所表现的不是说对萨特有多少真正的了解，而是由萨特传来的那点信息所造成的。……四人帮倒台以后，一些人又像回到‘五四’时一样，萨特强调的一些问题，大家发生兴趣。很清楚，特别是经过十年苦难，人们要强调自己选择，强调我自己决定。……至于萨特哲学本身，我喜欢萨特这个人，他的哲学我并不太喜欢。我不喜欢海德格尔这个人，但对他的哲学更喜欢一些。”（原载《探寻语碎》，上海文艺出版社，67-68页）　
    到90年代末，除上述《厌恶及其他》和《存在与虚无》外，还出版了20多种中译本：　
    《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徐懋庸译，商务印书馆，1964。　
    《萨特戏剧集》（两册），袁树仁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理智之年》，亚丁译，作家出版社，1986。　
    《魔鬼与上帝》，罗嘉美等译，漓江出版社，1986。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萨特自述》，苏斌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七十述怀》，施康强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我的自传：文字的诱惑》，张放译，漓江出版社，1990。　
    《萨特文论选》，施康强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墙》，郑永慧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词语》，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89。　
    《文字生涯》，沈志明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辩证理性批判》（两册）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萨特哲学论文集》，潘培庆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不惑之年》（《自由之路》第一部），丁世中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缓期执行》（《自由之路》第二部），丁世中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痛心疾首》（《自由之路》第三部），沈志民译，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　

     弗洛伊德热：心理学家高觉敷(1896-1992)青年时代曾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过编辑，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1980年他把自己根据作者修订本重译的波林著《实验心理学史》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陈应年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偶尔与高觉敷先生谈起他过去翻译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有人建议重印出版。高先生很痛快地答应重译。这就是后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译本《精神分析引论》(1984)和《新编》(1987)。该书出版后，销路很好，受到青年读者的重视。有关弗洛伊德的译作在80-90年代出版了十几种：　
    《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4。　
    《精神分析引论新编》，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7。　
    《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爱情心理学》，林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86。　
    《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凯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美］霍尔著，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85。
    《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法］克莱芒等著，金初高译，商务印书馆，1985。　
    《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申荷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弗洛伊德自传》，张霁明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弗洛伊德著作选》，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　
     作家鲍昌在《爱情心理学》序中指出：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研究毕竟冲击了传统的、陈旧的性观念，使人们不再把性的问题视为神秘，促进了性科学的发展”。他又强调，我们不必把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视为“洪水猛兽”，相反地，应把它作为心理学、哲学、生理学甚至医学的一个特殊对象来研究。　

      尼采热：尼采是德国的唯意志主义哲学家。早在“五四”时期他的代表作《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看这个人！》就被介绍到我国来。80年代我国又出现翻译介绍尼采著作的热潮：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梦图南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偶像的黄昏》（又名，怎样用铁锤作哲学思考），周国平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尹溟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上帝死了（尼采文选）》，威仁译，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　
    《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1。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译，商务印书馆，1991。　
    《论道德的谱系》，周红译，三联书店，1992。　
    《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重估一切价值：尼采如是说》，赵修义选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　
    《悲剧的诞生》，缪朗山等译，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　
    《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姚可昆译，商务印书馆，1998。　
    《善恶之彼岸：未来的一个哲学序曲》，程志民译，华夏出版社，2000。　
    《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树心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有人认为，尼采热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萨特热的延伸。周国平说：尼采热是“一些在人生意义探求中感到迷惘痛苦的青年学者和青年艺术家在某种‘精神危机’的觉悟及由此引起的焦虑中产生的共鸣”。（《尼采与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中国青年》1988年第7期）哲学家汝信指出：“人们对他毁誉不一，依据不同的观点对他的思想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尼采也常常遭到误解，有一位研究尼采的西方学者说：‘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的曲解的现象’。德国纳粹分子曾经别有用心地利用他，把他奉为法西斯哲学的先驱；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某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的批评者和反法西斯主义人士，则把他尊为20世纪新时代的‘预言者’。不管评价如何分歧，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尼采思想对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以及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越来越大，有人甚至认为，如果不读尼采的著作，就无法真正理解20世纪西欧大陆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这就需要对尼采进行认真研究和重新认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出客观的评价。”（《尼采的美学和文艺思想》，载《红旗》1988年第3期）　

  4.西方哲学史原著的翻译介绍　

    80年代，许多出版社都上马了西方哲学原著翻译工程。中国社科出版社组译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了《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皮浪主义文集》、《塞涅卡道德书集》及《西塞罗文集》四种译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匡武译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是古典译作中的新收获。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志》、《动物四篇》（均吴寿彭译，1979,1985）、《琉善哲学文选》（罗念生等译，1984）。莱布尼茨的《人类理解新论》、《莱布尼茨与克拉克论战书信集》及《关于实体的本性和交通的新系统及其说明》（均陈修斋译，1982,1983,1999）相继出版。　
     陈修斋先生(1921-1993)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哲学翻译家。他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外文系。曾追随贺麟先生在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从事哲学翻译工作。后赴武汉大学执教，1980年任教授。译有《历史中的耶苏》（〔法〕戴业芳著，卷一至卷五，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51）、《狄德罗哲学选集》（与王太庆、江天骥合译，三联书店1957）、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与曹棉之合译，1962）、〔法〕罗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65）等十几种译作，并参加了北大哲学系编《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的编译工作。在西方哲学翻译方面贡献颇多。　
     此外，康德哲学原著翻译方面又取得了新进展，出版了《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1978）、《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1990）两种。邓晓芒所译康德著作《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三联书店，1988）和《实用人类学》（重庆出版社，1987），韩永法所译《实践理性批判》（90年代）也陆续问世。　
     在黑格尔哲学翻译方面，《美学》（三卷四册，朱光潜译，1979-1981）和《哲学史讲演录》（四卷，贺麟、王太庆译，1981）的出版受到读者的重视。值得指出的是，张世英教授主编的《黑格尔辞典》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苗力田所译《黑格尔通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李秋零所译《康德书信百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也陆续出版。　
     费希特哲学的翻译应主要归功于梁志学先生。梁志学，又名梁存秀(1931-)，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后入哲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翻译过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费希特的《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与沈真合译，商务印书馆，1984）、《现时代的根本特点》（与沈真合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等。他主编的《费希特著作选集》（一至四卷）分别于1990年、1994年、1997年和200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先生目前主要研究费希特哲学。　

    5.《世界哲学年鉴》问世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主编的《世界哲学年鉴》（1986-1987年、1988-1990年、1991年）三辑先后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外国哲学年鉴。北京大学教授洪谦致贺词说：“我认为一部较好的《世界哲学年鉴》不仅仅是一本工具书，同时也是一种尺度，一面镜子：我们可以用这种尺度衡量我国和国际的哲学情况，作出鉴别；用这面镜子来映照国内和国际的现实面貌，作出判断。”　

    6.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介绍　

      80年代前期，通过《哲学译丛》大量刊载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性论文，国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较多的是马尔库塞、弗罗姆和卢卡奇等人的著作，如：　
    《工业社会与新左派》，〔德〕马尔库塞著，任立编译，商务印书馆，1982。　
    《爱欲与文明》，〔德〕马尔库塞著，英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单向度的人》，〔德〕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德〕马尔库塞著，李晓兵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　
    《单面人》，〔德〕马尔库塞著，左晓斯译，湖南人民出版社。　
    《理性与革命》，〔德〕马尔库塞著，程志民译，重庆出版社，1993。　
    《人的呼唤》，〔美〕弗罗姆著，王泽应等译，三联书店。　
    《马克思论人》，〔美〕弗罗姆著，陈世夫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弗罗姆著作精选：人性、社会、拯救》，黄颂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爱的艺术》，〔美〕弗罗姆著，李建鸣译，商务印书馆，1995。　
    《人心》，〔美〕弗罗姆著，孙月才、张燕译，商务印书馆，1989。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关于卢卡奇著作的翻译十分引人注目：　
    《青年黑格尔（选译）》，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3。　
    《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韩润棠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卢卡奇文学论文集(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关于卢卡奇哲学、美学思想论文选译》，张伯霖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卢卡奇文学论文选》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卢卡奇自传》，杜章智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理性的毁灭》，王玖兴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毛怡红译，华夏出版社，1989。　
    《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王伟光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卢卡奇谈话录》，〔匈〕伊斯特万编，郑积耀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下），〔德〕本泽勒编，白锡坤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　

    7.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翻译介绍　

      80-90年代，现象学的代表人物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在我国大量传入，出现了一些成果颇多的中青年翻译家，如倪梁康、邓晓芒等。　
   
      关于胡塞尔现象学著作的翻译有：　
     
      《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吕祥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纯粹现象学通论（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　
    《现象学的方法》，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逻辑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观念：纯粹现象学的一般性导论》，张再林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胡塞尔思想的发展》，〔德〕布尔著，李河译，三联书店，1995。　
    《胡塞尔选集》，倪梁康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1-2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1999。　
    《逻辑研究》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1999。　
    《经验与判断：逻辑谱系学研究》，邓晓芒、张廷国译，三联书店，1999。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杨富斌译，华夏出版社，2000。　    

     关于海德格尔哲学著作的翻译有：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
    《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　
    《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1996。　
    《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　
    《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7。　
    《海德格尔》，〔英〕斯坦纳著，李河、刘继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海德格尔传》，〔德〕比梅尔著，刘鑫、刘英译，商务印书馆，1996。　
    关于雅斯贝尔斯著作的译作有：　
    《悲剧的超越》，亦春译，工人出版社，1988。　
    《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余灵灵、信华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李瑜青、胡学东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1。　
    《现时代的人》，周晓亮、宋祖良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8.科学哲学的翻译介绍　

      科学哲学的代表人物波普尔和库恩的哲学著作近十几年间，在中国有了较多的翻译介绍。　
    《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英〕波普尔著，邱仁宗、段鹃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英〕波普尔著，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87。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英〕波普尔著，邱仁宗译，华夏出版社，1987。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波普尔关于哲学历史与艺术的讲演和论文集》，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院出版社，1996。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库恩著，李宝恒、纪树立译，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　
    《必要的张力：科学的传统和变革论文集》，〔美〕库恩著，纪树立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9.《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1997年出齐　

    这是90年代我国哲学翻译界的一件大事。中译本《亚里士多德全集》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苗力田主编，编译组成员有：苗力田、徐开来、秦典华、余纪元、颜一、喻阳、申明、崔延强、李秋零等九人。历时15年完成。这是我国迄今第一部西方哲学家全集。中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所依据的是国际公认的标准本，即由德国柏林科学院授命、历经40余年收集整理完成的希腊文本《亚里士多德全集》。中文本除包含了标准本的47种亚氏著作外，还收入了后来发现的《雅典政制》及其他残篇。《出版年鉴》1998年版载文认为它标志着我国翻译出版外国学术名著达到一个新水平。　
    2000年上海复旦大学发表了《中国1999哲学发展报告》。文中对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评价说：“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波三折。尽管‘萨特热’、‘尼采热’也曾一度传遍神州大地，但进入90年代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却又使得该研究领域的学术队伍急剧萎缩。”同样地，在西方哲学翻译方面，前景也不乐观。受市场经济，特别是经济效益的驱使，学术翻译领域也在萎缩。北京某出版社，原有四个编辑室出版翻译书，前几年因为受外文版权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一下子压缩为一个编辑室，出书数量自然减少。尽管如此，在一些热心的翻译家和出版社的努力下，“在经历了90年代初的低迷期后”，中国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翻译已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大家有理由对于中国的西方哲学翻译和研究的明天抱有相当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