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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与思考 ——从《神鹿呀,我们的神鹿》谈纪录片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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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6 11:36: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作者:孙曾田
来源: http://www.filmsea.com      
2001-10-22 13:32:32

   

     《神鹿呀,我们的神鹿》(以下简称《神鹿》)制作完成了、播放了,而且还在国际几个电影节和上海电视节获了奖。对制作者来悦,这意味着一个过程结束了,作品凝结为一种形态,放在了那里。作为这部纪录片的导演,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想,惟一能带来的就是制作这部纪录片时的思考和获得的体会与经验。惟有这些能融人身心,随你同行。它出能像录像带一样,可以不时地回放与检视,并得以修正。

    微言大义

    初得以《神鹿》这个题材,边采访,边思考:它有多大的价值?这也是我每次确定一个纪录片选题时首先要问自己的。世界之大,不是何人何事都可以作为纪录片题材的。它必须是有价值的。没有价值,不值得劳神费力;认识不到价值,也不会有投人的激情。我认为这个价值至少体现在“深”与“广”两个方面:它有多深的内涵可开掘?又有多大的普遍意义?

    《神鹿》这个题材,从表面上看,反映的生活远离主流社会,描绘的是遥远的少数民族山林生活;人物经历与感情出十分个别、独特。但是这个看似远离现代文明的题材,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就会发现,它包含着现代文明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即:人类文化的多样性的消失。

    翻拣出当时的导演阐述,可看出根据采访得出的认识与思考:

    导演阐述

    (一)

    东北大兴安岭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中,生活着饲养驯鹿的鄂温克人棗敖鲁古雅鄂温克。他们饲养的驯鹿美丽而奇特棗雌在巴生着犄角。如同他们饲养的驯鹿,鄂温克人的生活、文化、命运也呈现存一种奇异的色彩。

    族中有一个祖孙三代女人织成的家庭:外祖母妞拉棗母亲芭拉杰伊棗女儿柳芭。外祖母94岁,是族中最后一位萨满。代表厂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母亲达拉个伊是从山林中走出来定居的代,她承受了丧夫的痛苦和牛活的艰辛,坚忍地生活着;女儿柳芭,中央民族学院美术系毕业。回心灵受不住都市生活的挤压,返回山林故乡。三代女人构成的命运链条环环相扣,却又各不仰自,充满了奇异的悲剧色彩。她们的命运,是其民族文化命运的缩影,她们的心灵历程,体现着民族的灵魂与感情。

    (二)

    我们要充分关注和理解其民族文化对三代女人命运的影响,它溶在她们一脉相承的血液中,虽在一代代地变化,但无法变色,这种驯鹿文化在人类大文化背景中呈现着奇异的色彩。我们也要充分关注和认识时代的巨变对三代女人生活与命运的影响,它使三代女人命运呈三级跳跃状态。

    民族文化和时代的巨变构成了矛盾冲突的两面。本民族文化的纵向继承和时代巨变的横向冲击,一纵一横构成十字架般产大的阴影,笼罩了三代女人的心灵和命运。这一切,触及广个现代文明的大命题:人类文明在发展中,是中应该保持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三)

    充分注意驯鹿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相似性:原始自然的生命力、善良浪漫的大性、问往自由又离不开山林的宿命……鹿是民族心灵外现的精灵,是他们传统文化的具象,是我们创造意境的意象。

    (四)

    全片风格要严格写实,忠实地记录人物生活、命运的片断。让千人公倾诉她们的心灵?人沉重的激情蕴含在单诚的纪实之中。

    镜头随生活流动,画面自然生动。注意用特写展现人物的神态和心理活动。严格的同期声。

    中国传统文化中,充满了大智慧,几乎你能想到的,古人早已有成语放在了那里。古语中的“微言大义”四个字,我想用它来概括纪录片题材与思想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纪录片要记录的事实,必定是具体的、具象的:某人、某事、某时、某地……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的;但它必须有着深刻而普遍的意义。说一部纪录片,有现实的意义,或有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就是这个意思棗我称为“大义”。试想,一部纪录片所拍事物跟谁都没关系,什么见识也没有,那谁要看它?那它有什么价值呢?

    记录的价值

    《神鹿》拍摄期间,正是纪录片界强调“纪实”、“客观”那段时间。我是个颇不自信的人。边拍摄,边思考,边反问自己:纪录片应不应该思考,有没有纯而又纯的纪实?承担不承担认识事物这个任务?直想到纪录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一路想下去,纪录片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呢?

    我认为纪录片是人类自审的一面镜子。纪录片像一面镜子,真实的影像投射在里面,人类可以通过这面镜子审视自己,以调整自身,向未来走去。这就要求纪录片提供的生存之影像第一是真实的,不能是假面舞会,第二必须是深刻的,能看到形象之后的灵魂、事物发展的脉络。纪录片制作人,应该是人类生活境况的守望者。他应该具备两个基本的品质:一是真诚,不说谎,不自欺;二是明智,能透视到事物的内部,看到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与影响。

    想通了,我认准在《神鹿》采访、拍摄中不能“傻拍”,要理解着拍。柳芭对自己心灵痛苦和造成曲折经历的深层原因并不清楚,常常自怨自艾。我把我的理解与她交流,她甚至吃惊地说:“你怎么看到我心里去了,我自己都没理清这个头绪。”纪实与思考,是不矛盾的,思考有助于更深刻的纪实。

    《神鹿》采访拍摄与思考同步走。过程中不免要问:这样认识对吗?判断错了怎么加不是白白浪费时光吗?反复想来,忽然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纪录片允许犯错误。”

    影视材料要比文字材料直观、客观。你拍了这部影片,其他人可以通过你的影视素材重新研究剪接使用,可能会得出另外的结论,甚至是相反的。就是说,影视材料具有相对客观与独立的特性。

    纪录片史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二战期间法西斯德国拍了一部《德意志的胜利》,通篇鼓吹希特勒独裁与德国人的狂热,后来苏联的导演罗姆利用此片素材,重新剪辑成一部纪录片,片名是《普通的法西斯》,完全是批判的态度与结论,极其精彩与精辟。也就是说,《德意志的胜利》女导演对现实与历史的认识是错的,但她拍摄的影片素材是有价值的,让后人以此重新审视那段历史。从事纪录片制作,我们的认识、思想可以有局限,甚至可以错误,但我们的工作总有一部分有价值。

   谁的思想没有局限由谁的认识会百分之百正确?回想“文化大革命”中,一些记者、文学家、艺术家身陷其中,高唱赞歌,现在回头看,文字的、美术的、戏剧的……都显得那么荒唐可笑,甚至一文不值,惟有影视记者,他们留下来的影片素材,记录下了那段特殊的历史。虽然他们当时也狂热,也迷幻,但他们那段创作没有被全部浪费。从这点上说,选择纪录片,是一个保险的事业,允许犯错误,因为后面会有“罗姆”为我们修正。生命不会浪费。

    既然这样,我们可以大胆地认识,大胆地思考,大胆地记录。我想,《神鹿》今天让人看到一种独特的生活与文化,同时启发人们对现代化进程的思考;若干年后,这部纪录片的思想会过时,但它记录的那色彩独特的驯鹿生活与文化习俗肯定会有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

    淘金者

    《神鹿》从开拍那天起,我就面对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我常为此提着心。纪录片拍摄,是随事物的发展同步进行的,你不知道它将如何开展,又会有什么结果。这也是纪录片的一个特点。从这一点讲,纪录片又是冒险的,很可能拍了一半,无法拍下去了。因为随事物的发展,这个题材没有价值了。

    纪录片制作者。真像一个淘金者。面对无边的土地,哪里有金矿?矿脉的走向如何2矿的贮量有多大?你有那么好的眼光和心智吗2在西北,我接触过淘金者,其中有被称“金把头”的人,他能看到地下的矿脉,其他淘金者,都跟着他。按他的指点掘矿、淘金,必有所获。一个纪录片制作者,真得有“金把头”那样的眼光和心智,能预测事物发展的走向与结果。

    《神鹿》拍摄的进程,随时检验着我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如果它是合乎发展规律的,那它的走向将在你预料之中。而且,生活比你预想的要精彩得多。当然,还得承认有一份运气。谁能预料“神鹿’会难产死亡呢?不过,如果不是对这个题材有深刻的文化思考,看到神鹿在其文化里的象征意义、符号作用,我们就不会从“神鹿”怀孕到难产,到死去,到风葬,盯着拍下来。最后的片名也是由此所得。

    从选择到提炼

    拍摄中,遇到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拍什么的问题。每天面对24小时的生活内容,哪些该拍,哪些不必拍?

    渐渐地,我也从中悟出纪录片制作的一个特点。过去一些影视理论,总结的多是故事片的创作特点,很少注意到在制作过程中,纪录片与故事片是有极大区别的。电影因为创造了“蒙太奇”才独立成为一门艺术。“蒙太奇”是影视创作最基本的特征与手段。在“创作”这一点上,纪录片与故事片有着阶段性的差异。

    我认为,故事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前;纪录片的“创作”在拍摄之后。具体说来,故事片是在剧本基础上做分镜头处理,并进行蒙太奇设计,即电影创作的;而纪录片是拍摄完成之后,将素材拿上剪辑台,才进人蒙太奇创作的。纪录片无法在拍摄之前进行分镜头设计,也不能在生活之中考虑蒙太奇组接,而是要真诚地面对生活与事实,把有价值的生活片断、事件拍摄下来。我体会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收集素材的过程。既不能见什么拍什么,有事必录,萝卜、白菜一筐装;也要对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进行从全面到细节的收录。素材要有较大的生活容量。《神鹿》素材与成片比是20:1。因为是用胶片拍摄,所以使用时格外珍惜。

    拍摄阶段,关键是选择棗选择带有本质意义的生活片断与事实。

    拍摄《神鹿》,一直围绕着三代女人既一脉相承,又各不相同的生活与命运进行的。拍摄姥姥选择了她作为其民族的山林驯鹿文化的代表,和与自然相合一的观念与行为,突出了神秘的特色。拍摄母亲,重在她承上启下,支撑了一家人生活的片断;拍摄柳芭,更多地注意了她命运的变迁以及心灵感情与现实的冲突。

    现实生活大多是极平凡的。拍摄中,需要一种敏锐的感觉,能看到生活中的深意。《神鹿》拍了柳芭刷牙、化妆;汉族村落的牛、猪、鸡。这些都是极平常的生活景象。但前者透露出柳芭曾在城市生活过的背景经历;后者表现了柳芭进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山林故乡的汉族生活文化圈。

    如果说拍摄阶段在于选择,那么剪辑阶段,就在于提炼。素材到手,如同挖回了矿石,还要提炼出其中有价值的成分。删剪镜头,排列先后结构,这才进入了影视意义上的“创作”。《神鹿》剪辑,从全片结构到细节处理,加加减减,移前挪后,都做了多次调整。人常说拍摄辛苦,其实剪辑才叫辛苦,是“心苦”,是一种煎熬。从头到尾,画面与音乐、音响。解说在心中不断地“混录”着,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最好的表现方式。直到最后,才确定自述可能是最佳形式。于是,把主人公从遥远的大兴安岭请到北京的录音棚。如果拍摄时采用现场录音,用现在时态,应该更好。

    与生命同在

    几次获奖之后,有朋友认为我的纪录片拍得不错了,提醒我应该向故事片发展。好像是升级:纪录片是一年级,故事片是二年级,故事片比纪录片“高级”。如果不细想,大多数人都会认同这种感觉。

    真是这样吗?这关系到怎样看纪录片的价值,还真得好好想一想。我把故事片和纪录片作了一个比较。电影诞生,以纪实特性区别于其他艺术形式,获得生存的权力。从这一点比较,纪录片和故事片最大的差别就在于:纪录片记录的是真实物象,故事片则是人造物象。即:纪录片拍的是真人。真事;故事片拍的是演员和虚拟的故事。从这一点衡量,最大限度地发挥电影特性的恰恰是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神鹿》中的人物命运曲折,心理冲突强烈巨环境独特。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片题材。我认为,如果拍成故事片,肯定会很好看、很感人,但不会像纪录片这样有力量、有价值。柳芭这个人不管离你多么遥远,但她和你一样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上。纪录片所记录的是活着或曾经活过的人,正在发生或发生过的事。我称为:纪录片与生命同在。

     回忆一下,故事片放映完的那一刻,灯一亮,我们就有一种梦醒了的感觉;而纪录片不会有这种虚幻感。纪录片中的人和事是世界上某处的一个真实的存在。

    青年鲁迅在日本学医,从一部纪录片里看到同胞被杀,而国民在充当看客。他毅然弃医从文以疗救中国人的精神。影片上溅开的人血和看客麻木的表情,激励鲁迅呐喊了一生!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

    纪录片也与制作者的生命同在。你所拍的都是你生命中的亲历。纪录片制作者永远都不会像故事片导演那么风光,但它使你生命有丰富的经历。

    上海电视节期间,见到上海影视资料馆陈湘云馆长,她谈到她也有被纪录片震撼的经历,遂决定大量收藏纪录片。

    是啊,收藏纪录片,就是收藏有生命的历史。



:P:P:P
 楼主| 发表于 2003-10-6 11:40:54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就应该丰富多样

作者:银海网
来源:光明日报      
2001-10-22 13:11:14


  
       编者按:在1998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有一部叫《神鹿呀,我们的神鹿》的纪录片获得特别奖。片中的主人公叫柳芭,由于她感到不适应城市生活,回到了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作为纪录片,如何记录和展示这一历程,展示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差异,展示他们以怎样的方式生活。中央电视台《精品赏析》栏目最近邀请有关专家探讨了柳芭一家三代人的奇异的生活经历。
  
      谢晓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一个民族有他自己所最习惯的生存方式,这里包含了他们自己的精神、信仰、情感,包含了很多东,这种东西是不能被打破的。为什么柳芭到了北京,包括到了大城市之后,是那么的不习惯,她那么希望回故乡,我觉得这跟北京人到上海,上海人到广州还不太一样,她是另外一种民族,另外一种血脉,另外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她的这种感受,她所熟悉的和她们所信奉的一切,跟城市人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

  纳日碧力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

  我想这个鄂温克族,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信奉一种万物有灵,所以人和神之间是沟通的。人和物之间也是沟通的,没有截然的界限。因此神鹿死的时候,人为它掉眼泪,天为它下雪,没有分季节,为什
么?他们的灵魂是沟通的。而片中的姥姥,她坐那儿,眼睛很忧伤,看着远方,看远方是期待着未来。我个人的理解,她期待她的灵魂有一天会投到某一个物体上面,或者是物体,或者是人。

  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我们从一个汉民族的角度去看其他民族的一些现象,我们非要用自己的东西去解释,往往是解释不通的。当然从纪录片角度看,我相信导演孙曾田绝不会给大家编一个故事,一定在当时,神鹿死亡的时候,真的下起雪了,那么至于怎么来解释这些东西,我感觉我们没法解释的时候就不要去解释。但是从它所说的这些东西里头,至少反映出一种民族心态,我通过它来了解一个民族的心态,它的一种理想的追求。

  孙曾田:(《神鹿呀,我们的神鹿》导演)

  这部片子,从题材上讲,是比较边远的地区的一个题材,这个主人公的命运也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是这个题材如果用现代眼光来审视,实际上它应该是一个现代题材,就是说它涉及到一个文化多样性的问题。

  整个世界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都在趋同,但是我觉得也应该有不同,就是说像大自然似的,有不同的色彩,这个世界才是丰富的。如果将来整个世界都是高楼大厦,都是开汽车,都是打电脑,都是吃快餐,你到哪儿旅游,可能都差不多了,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比较单调了。我们要保护自然生态,不要等自然界都破坏得够呛的时候才想起来保护自然生态。现在我们应该提早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各个民族、各个地域不同的文化,让它们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发展,所以我就拍了这么一个片子。这个片子就是说在这种变化中造成了它们本民族的心灵痛苦,实际柳芭本身,本来有她自己的生活文化圈,然而她到了另外一个文化圈里感到不适应,于是她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她回去以后,因为她受了现代文化的影响,又对她原来的生活不适应了,这样她就成了一个边缘状态的人。这个边缘状态,实际表现了一种更具有广泛意义的东西,并不是简单地说鄂温克一个人的边缘状态,而是作为整个现代文明进程中,各个民族、各个不同历史进程都会有这种状态。

  朱羽君:(北京广播学院教授)

  我觉得这个片子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它非常富有文化的思考,文化的品位。柳芭这样一个人非常富有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各种文化相互的碰撞、交汇、融合的时代。那么对柳芭来说,她就非常有典型意义,她是那样一个美丽的森林部落的人,但是她有一个机会走出那个森林,面对新的现代文化,她既向往现代文明,但是她又留恋她原来的生活,因此她一下子处于两种文化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态,我认为是一种现代人类的非常广泛的一种形态。因为各种文化的交汇,新的数字化时代,很多新的东西到来以后,每个人都有新的旧的、传统的和现代的东西的一种碰撞。所以柳芭就非常的典型。我觉得孙曾田不是拿着摄像机在外面拍一个民族,我觉得他是拿着摄像机在他的民族里头,用他的视角在看自己的一种文化那样。


  徐舫州:(北京广播学院副教授)

  非常感谢编导给我们讲了一个生动、优美,甚至有几分悲凉和苦涩的故事。使我们暂时远离于城市的喧嚣、紧张、忙碌,甚至是浮躁的心态,把我们的目光投向一个更为遥远的陌生的世界,感受鄂温克族这样一个妇女生活的经历。我觉得这个片子。真实地反映了现代文明和原始自然文明、城市生活和山林生活、以及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和那种传统生活方式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现在我们很多编导比较浮躁,而这个片子体现了编导以非常冷静的头脑来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创作心态。

  徐舫州:我觉得新的生活方式的诞生和旧的生活方式的消亡同样不可避免。我们现在从人类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文明,甚至多少民族都消亡了。它不可能永远保持下来,我觉得这种进程是不可阻挡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来看待这种进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数字化生存,虚拟化生存方式。在网络上谈情说爱,拿一个电子宠物,作为小狗、小猫养起来,实际它就是脱离人的这种正常的感情表达,真正心里的表达。我觉得关键不在于这种生活方式是否消亡,而在于我们怎么来对待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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