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语概说

苏鸣

作者:李苏鸣

      古代军语是与古代军事活动相随而生、相伴而衍的。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氏族制度下血亲复仇性质的战争。随着私有制的萌芽和氏族制度的衰落，又出现了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进入奴隶社会前，虽然还没有属于国家的军队，但是，史前战争无疑是一种集团性的武力对抗活动。当时的武装集团内部也需要统一的军事用语，用以指挥和协调军事行动。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从这些官名中可以看出，夏朝以前的武装集团就有了约定的军事用语。
      ——殷商时期：出现有文字记载的古代军语
      我国从商代开始出现青铜兵器，发生了商汤伐桀等战争，还出现了骑兵和舟兵的雏形。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古代军语出现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中。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将殷商甲骨文分为7项，第6项即为“征伐”。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将殷商甲骨文分为8项，第5、6项分别为“田猎”、“征伐”。据专家考释，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兵”、“矢”、“弩”等表述古代兵器的军事用语；有“右、中、左师”、“族”等表述古代军队组织编制的军事用语；有“立”（布阵）、“陷”（伏击）、“启”（开辟通道）、“步伐”（以步卒作战）、“逆伐”（正面迎击）等表述兵力部署和战术手段的军事用语；有“师惠律用”等表达军队律令的军事用语；有“王教”、“王其教卒”，“教戍”、“庠射”（教射的学宫）、“庠三百射”等表达军队训练的军事用语。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古代军语逐渐系统化
      随着冶铁技术的成熟，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兵器制作水平得以显著提高，铁铸兵器和强弓劲弩开始装备军队，推动了军队体系的完善、战争方式的变化以军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西周晚期已出现专门论述军事问题的书籍，如《军志》、《军政》等。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军事思想家及其兵法著作，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公孙鞅》等等。这些兵法著作中使用了大量新的军事概念和约定俗成的军事用语。以《孙子兵法》为例，傅朝在其《〈孙子兵法〉军语研究》（原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文中指出：“《孙子兵法》作为一种成熟的军事学说，具有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的构建当然离不开军语。”比如，关于作战态势的“奇正、攻守、勇却、虚实、进退、常势、恒形、劳佚、治乱、势险、节短”等；关于兵制的“军、旅、卒、伍、师、吏、车、徒、上将、上军、选峰”等；关于野战行军的“趋、处、倍道、兼行、乡导、营军、委军、汲役、伏奸”等；关于军需供给的“奉、籍、辎重、委积”等；关于地形地物的“天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中原、平陆、斥泽、丘陵、深溪、潢井、葭苇、山林、翳荟、沮泽、高陵、隘形、亡地、险阻、高阳”等；关于心理战的“治气、治心、治力、治变、五危、六败、必死、必生、岔速、夺气、夺心、朝气、暮气、锐气、惰归”等；关于闪击战的“夷关、折符、开阖、亟入”等；关于攻城战的“踞堙、蚁附、并气、积力、武进、料敌、取人、易敌”等；关于火攻战的“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行火、发火、起火”等；关于相敌和用间的“策、作、形、角、索、验、敌情、间事”等；关于治军的“法、令、赏罚、分数、治兵”等；关于兵器装备的“车、驷、甲、胄、弓、矢、驽、戟、盾、矛、橹、革车、轻车、大车、蔽橹、悬陲、旌旗、金鼓”等。傅朝认为：“《孙子兵法》中的军语影响深远。这些军语规范了东方古典兵学的基本概念体系。《孙子兵法》第一次使古典兵学从感性上升到理性，使古典军事学真正上升到高层次理论思维的层面”。可以说，以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和战国时代独树一帜的兵家著作为标志，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军事概念开始成熟和军事用语开始系统化。
      ——秦汉时期：出现包括训释军语的字书词典
      进入秦汉时期，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全面确立并有了较大发展。“在军事领域，表现为封建生产力的发展导致武器装备的进一步改进；专制中央集权的确立促成军队领导体制的高度集中；封建生产关系的完善和郡县制的普遍推行促进兵役制度的健全；战争方式的多样，武器装备的进步推动车、步、骑、舟、各大兵种的独立和发展；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决定各种类型战争的频繁和成熟；军事斗争的广泛和深入促进军事理论探索的继续开展。”（《中国军事史略·上》，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3月第1版第209页）。虽然秦汉时期的军事学术不如战国时期的兵学兴盛，但仍有一批反映新的军事思想的著作问世，如《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典籍的有关章节和兵书《三略》、《握奇经》、《潜夫论》、《言兵事疏》等。这些著作大量沿用了先秦军语，并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系列军语。以反映当时军制的军语为例：秦朝实行普遍征兵制，适龄男性兵役登记称为“傅籍”，两年服役期内统称“正卒”，每年临时服军事性劳役称为“更卒”。在京师服役称为“卫士”，在边疆服役称为“戍卒”。步兵称为“材官”，车兵和骑兵称为“骑士”，水军称为“楼船士”。这一时期军语的发展比较集中地体现于包括训释军语的字书词典。例如，西汉史游的《急就篇》列有“兵器”专章，集中训释古代兵器名称，列有矛、铤、镶、盾、刃、刀、钩、戟、铍、鎔、剑、镡、鍭、弓、弩、箭、矢、铠、兜、鉾、锤、杖、柲等兵器称谓。《尔雅·释天》列有“讲武”篇，训释了苗、狩、獠、宜、治兵、振旅等军语。东汉刘熙的《释名·释兵》也列有弓、弩、矢、佩刀、车戟、仇矛、步盾、金鼓等数十条军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军语相互交流融汇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战乱频仍。正是由于军事活动在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促进了军事制度的发展和革新。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也是各民族的大融合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军制保留了各自民族的特点。反映在军语上，就是各民族部分军语的交流和融汇。
      ——隋唐五代时期：军制用语更加系统化
      隋唐五代时期，爆发过许多著名的战争，如隋灭陈之战、隋末农民战争、唐的统一战争、平定安史之乱战争、削藩战争、黄巢农民战争、后唐灭后梁战争。这一时期武器装备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铠甲被普遍采用，用于攻城掠地的攻坚和防守装备相继发明。频繁的军事活动推进了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的发展。反映在这一时期军语的发展上，比较突出的是表达隋唐军政制度的军语更加系统化。比如，隋文帝在全国设十二卫府，大将军上隶皇帝，下辖骠骑、车骑府。军将的官号、品级称谓虽承袭西魏和北周，但更加规范。607年，炀帝又改革了十二府制，对一些军队官职称谓作了变更，如：左右卫改为左右翊卫，左右备身改为左右骑卫，左右武卫名称如旧，左右领军改为左右屯卫，增设左右御，左右武侯改为左右侯卫。同时，对十二卫军士还冠誉称：左右卫军士称“骁骑”，左右骁卫军士称“豹骑”，左右武卫军士称“熊渠”，左右屯卫军士称“羽林”，左右御卫军士称“射声”，左右侯卫军士称“佽飞”。唐朝基本承袭隋朝的府兵制，但通过贞观十年（636年）的改革，府兵制更加完备、成熟，军制用语也更加系统。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军事著作《李卫公问对》、《大白阴经》，以及《旧唐书·经籍志》45部、289卷兵书类著作，《新唐书·艺文志》23家、60部、319卷兵书类著作，记录了当时的主要军语。并对一些军语所反映的军事思想、军事概念作了充实和完善。比如，《李卫公问对》对“奇”、“正”这一对军语的内涵作了比较全面的解释，认为“奇”、“正”的范畴是相当广泛的，对敌人的政治声讨是“正”，对其军事打击是“奇”；公开出兵是“正”，奇袭是“奇”；主攻方向或主要防御方向是“正”，助攻方向或次要防御方向是“奇”；前进为“正”，后退为“奇”等等。                                                                                                                 ——宋辽夏金元时期：与火器相关的军语大量出现
      宋辽夏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有合有分，走向重新统一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军事实践十分丰富，民族战争、农民战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战争、统一战争接踵而来，军事思想也有很大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北宋开始，火器的出现和使用，标志着中国武器装备的历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反映在军语上，就是关于火药应用于军事装备的用语大量出现。据宋路振《九国志》卷二《郑王番传》记载，唐哀宗天祐初（904年）吴国左先锋都尉郑王番攻豫章，“以所部发机飞火”。所谓“飞火”就是当时的火炮。到仁宗时（1023-1063），曾公亮等所著《武经总要》中，综述当时的火器时，出现了火箭、火球、火药鞭箭、引火球、蒺藜火球、铁嘴火鹞、竹火鹞、霹雳火球、烟球、毒药烟球等10余种新火器的名称。熙宁六（1073年）六月，军器监设立，将各种兵器制作的样式、规格及质量要求统一绘图，颁发诸路都作院制作，当时撰修的关于兵器制作的专著有《熙宁法式》、《弓式》、《军器什物法制》等，这些专著对各类兵器的名称也作了规范。在我国古代官修的第一部兼有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的综合兵书，其中的军语分别涉及选将科兵、教育训练、步骑应用、城邑攻防、水战火攻、武器装备和治军基本理论，比较全面、系统。南宋陈傅良编著的《历代兵制》，则几乎涉及先秦至唐代以来的所有关于兵制的用语。与元朝的军制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军语中有许多源自蒙古语。元朝的中央宿卫队由蒙古政权原有的怯薛组织和新建的侍卫亲军组织构成，其卫军机构名称大多为蒙语，如唐兀、贵赤、阿儿浑、阿速、斡罗思等等。
      ——明代：军制用语的统一和热兵器用语的大量涌现
      明代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时期。朱元璋渡江后，随着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编制不一，将校称呼极为混乱。后来朱元璋下令整顿，立部伍法，规定“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建立元朝后，刘基在这一基础上，奏立军卫法，统一编制，统一官职称谓。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热兵器的名称更多。火器在军队武器装备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其中以“佛郎机铳”（炮）、“鸟铳”（枪）和红夷炮的影响最大。“佛郎机”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人的称呼，后亦称其火炮为“佛郎机”。此外，火器与车辆结合的车营—战车部队也开始出现于战场，明代的战车有正箱车、偏箱车、独轮小车、双轮车、四轮车、雷火车、钢轮车、小冲车、全胜车、虎车、巷战车、枪车、屏风车、冲虏藏轮车、火柜攻敌车、塞门藏器车、盛油引火车等等。火器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影响到战术的创新。比如，嘉靖年间，面对倭寇优势的火器，戚继光创造了“鸳鸯阵”、“两仪阵”、“小三才阵”等新型的战斗队形，这些新的战术用语也开始在军中使用。考察明代军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茅元仪编纂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这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全书共240卷，约200万字，共分为兵决评、战略考、陈练制、军资乘、占度载5个部分。这部军事类书收录的军事概念甚为详尽，几乎记载了西周至明代的主要军事用语。比如，其中的陈练制部分共有41卷，分阵和练两部分。阵，记载了西周至明代的各种阵法；练，记载了选士练卒的各种方法。军资乘部分共有55卷，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8类，下设65项细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攻守城池、火器制造、火药配制、军事运输、粮饷供应等，还收录了各种兵器600多种。占度载部分共有93卷，占的内容主要是天文气象，度的内容主要是兵要地志。
      ——清朝：满语军制用语的使用和西方军语的引入
      清朝的军事思想没有明显的创新。军语的变化首先体现于一些新的军制用语。清朝实行八旗和绿营兵制。八旗是满族社会特有的制度，因此，与这一制度和满语相应的军制用语大量出现。比如，八旗制初定以300丁为4达旦，4达旦为1牛录，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固山在汉语中即为旗，八固山就是八旗。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编练新军，操练章程及火器等项，均照西法办理。光绪三十一年，北洋陆军第一至六镇编成，标志着北洋军阀势力的形成。这一时期，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西方军事著作被大量翻译介绍进来，尤以反映德日两国军事思想的各类操典、专著、教科书为多。因此，一批国外的军事术语也随之涌进中国。
      古代军语逐渐形成体系的基本标志，是军语分类的科学化。军语的分类实际上体现了军事科学或军事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从我国古代兵书的分类沿革中，可以看到军语分类的发展轨迹。我国古代兵书的分类始于西汉。西汉初，汉宫所藏兵书竹简堆积如山，汉高祖刘邦命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即将根据兵书性质、内容将其按一定顺序编排，列出类目并一一作出序录。汉武帝时，刘彻又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成帝也曾命令“步兵校尉任宏论次兵书四种”。任宏在张良、韩信序次兵书和杨仆《兵录》的基础上，将军事典籍分为4类：（1）兵权谋，收《孙子兵法》等13家259篇，图13卷；（2）兵形势，收《尉缭子》等11家92篇，图21卷；（3）兵阴阳，收《太乙兵法》、《风后十三篇》等16家249篇，图10卷；（4）兵技巧，收《伍子胥十篇》等13家199篇，图3卷。这一兵书分类法很有创意，对古代军语的分类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代目录学家郑樵对此评价说：“兵书一略，任宏所校，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书。又有图四十三卷，与书参焉。观其列类，亦可知兵，况见其书乎？”当然，从今人的视角看，上述4类还是过于宽泛，不足于据此对古代诸多军事概念作系统的分类。宋以后，兵书的种类又有所增加，我国古代兵书的分类更为细致。宋代郑樵的《通志·艺文略》，将兵书分为“兵书、军律、营阵、兵阴阳和边策”5类，明代祁承业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将略、兵政、兵制”等类目。到了清代，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和《述古堂书目》，子部下分“兵家”、“军占”两类。当代一些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和古代军语的学者，大都在上述分类的基础上，对古代军事概念体系进行分类。例如，吴光裕、王春芳将古代兵书的类别概括为8类：（1）权谋类、（2）阴阳类、（3）技巧类、（4）兵制军律类、（5）营阵类，（6）边策类、（7）练兵类、（8）兵史类（吴瑕主编《中国古代军事三百题》，中国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49页）。以上这些古代兵书的分类，对于研究古代军语的类别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古代军语的分类也是当代学者关注的一个课题。傅朝在其《〈孙子兵法〉军语研究》（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文中，把《孙子兵法》中的军语分为10类：（1）兵略(包括庙算、谋攻、形势、兵书)、（2）战道、（3）兵技(包括战术、火攻、心理)、（4）行军、（5）供给、（6）地形、（7）兵制、（8）治军、（9）用间、（10）兵器。据傅朝统计，《孙子兵法》中的军语门类比较全面，但多集中于兵略和战道。其中反映兵略的军语119条，约占24%，短语89条，约29%；反映战道的军语约为62条，约占12%，短语102条，约占33%。这一统计间接映证了《孙子兵法》的研究重点是对战争实践和战争规律的认识和探讨。褚良才在其《敦煌变文中的古代军语汇释》（褚良才《中国古代军语研究导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11页）一文中，把《敦煌变文集》中的古代军语分为5类：（1）兵器、（2）兵制、（3）兵略、（4）兵技、（5）兵阵。

孙兰荃

这是从军史学角度研究古代军事术语的好文。

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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