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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里妹子学术论坛-www.xlmz.net-2003
作者： 广西医科大学设备科 吕观雄
从利玛窦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算起，拉丁化运动在中国已370多年历史了，40多年前，“北拉”获得法定文字地位，在陕北根据地与汉字并用５８年，《汉语拼音方案》获得了国家的法定地位后，国家用它来推广普通话，为汉字注音，不少热心文改的同志更是用它作基础来研制和试验拼音文字。算起来，许多同志为汉语拼音文字出了不少力了，现在，全国认识拉丁字母的人已不少，会讲普通话的人在城里也比比皆是，看来拉丁化汉语纯拼音文字也该瓜熟蒂落了吧。可是遗憾得很，赞成拼音文字拉丁化的人还是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国内并没有花很大力气，简化字却很快就在全国推行开来了。二十多年来，主张拼音形声字的方案和论文并没有因为没有发表的机会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呢？还是让我们从拉丁化、纯拼音化的内部去找原因吧。
一、文字的发展规律
１．没有纯粹表音的拼音文字
主张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化、纯拼音化的人都信奉一个文字发展规律的公式：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按照这个公式，他们认为：汉字是原始落后的文字；日本平假名较先进；拉丁化音素化纯拼音文字则是最先进的文字。
这个公式是从考察西方文字发展史得来的。这种撇开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人口最多的汉字，来总结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做法，难免没有片面性。
其实纯粹表音的文字是没有的，如果有，这种“文字”纯粹是乐谱。以使用人口最多拼音文字英文为例，英文的Ｉ读[ai]，意思是“我”，而不是“眼睛”（“eye”,也读作[ai]）可见“Ｉ”和“eye”这两个词也是各表示一定的音意的；英文单词有形态变化，如：名词转化成动词时，可以从词尾变化看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英文许多单词一词多义的缺陷，因而形态变化也表意作用；英文还存在大量表意的构词词辍，其作用近似于汉字的意符或词素，所不同的是，词辍发音，意符不发音；近年来各国文字都在大量使用首字母缩略语，而这些缩略语很多本身是不拼音的，基本上是每个字母读成一个音节，这反映了一种反拼音的趋势，可见拼音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为了简便易学的手段，当这种手段用到尽头时，人们就会想到用另一种更简便的补充办法。（这方面郭致平先生有精辟的论述，请翻阅“楚台文集”网页）
２．西方语文和汉语有各自发展的特殊规律性
西方语言和汉语是两种根本不同的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语言不同，与之相适应的文字也就不同，其发展规律就必然有各自的特殊规律性，生硬的把西方文字发展规律来套汉字，是错误的。
西方文字走上拼音化，是由于西方语言的以下特点造成的：
（１）西方语言词汇的概括性不高。古人同自然作斗争，首先接触的是动物、植物，研究动植物的名称，可以间接了解古代语言的情况。分析一下英文动、植物的名称，可以了解，古代英语词汇的概括性是不高的。请看下例单词：
cock(公鸡 ) hen(母鸡 ) chicken(小鸡 ) bull(公牛 ) cow(母牛) bullock(小牛)
从这些单词可以看出，古欧洲人还没有能概括出表示所有鸡的“鸡”字和概括出表示所有牛的“牛”字；也没有概括出表示共同特性的“公”、“母”、“小”等词素并用于构造新词。由于语言的概括性不高，如果用象形文字来表示，就得画很多符号。例如以上六个词，就分别得画六个象形符号来分别表示。世界上的事物成千上万，如果不进行高度的概括和归纳，要想都画符号来表示是不可能的。
从以上单词还可看出，如果这些单词都用象形符号来表示，将与英语语音不相适应，有的符号表示一个音节、有的符号表示二、三个音节,显然,这种文字与语言没有一定的联系,不利于阅读和学习.
（２）印欧语言一般都有性、数、格的变化，如果用象形文字来记录，是很麻烦的。吴玉章曾引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古埃及文字是怎样走上拼音化的。据说，有人在埃及发现一些很奇怪的画，人们不知道这些画表示什么意思，后来有个法国人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吴老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串画的排列次序是：人头、蜜蜂、叶子、锯子、长颈鹿。这种排列表示什么意思呢？原来“人头”表示“Ｉ”（我）,“蜜蜂”，英文的读音跟动词to be的“be”同音,“叶子”，英文读“lieve”，所以“蜜蜂”和“叶子”合起来表“believe”（相信）；“锯子”，英文读作“saw”，正好和“see”（看见）的过去时“saw”同音，所以这里画个锯子表示“see”的过去时“saw”，意思是“看见了”。这句话的意思连起来是“我相信我看见了一只长颈鹿”。(注1)
我们且不考究这件事是否真实，不过这个故事倒是给我们以启示：“see”这个词，英文就有“seeing”、“saw”、“seen”和“see”四个时态，这些词如果都要画符号来表示，就得画四个符号，这多么麻烦！
从印欧语言的这些特点来看，它是不适于用象形文字来表示的。另一方面，印欧语言的音节也比较多，有发达的复辅音，这在客观上也适用于拼音文字来记录。可见，西方文字走上拼音化是有其内在规律的。
汉语则与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汉语的词有很高的概括性。我们的祖先很早就知道对事物进行归纳、概括。他们在几千年前就知道把人的心理活动及各种活动进行归纳。这种对事物的概括必然反映到语言文字中来。例如：我们的祖先很早就能概括出具有共同特性的“公”、“母”、“大”、“小”等字；能概括出包括一切鸟类的“鸟”字；他们还能把很抽象的心理活动“思、想、感、情、悲、怒”等归纳为心理活动，用“心”字旁表示，知道把“提、拿、抓、推”归纳为用手来做的动作，用“提手旁”来表示。这些事实表明，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具有很高的抽象思维的能力，他们的思维很早就完成了从低级走向高级的阶段。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在低级阶段，人类的思维主要以形象思维为主，这时他们比较容易理解形象具体的东西（个人的思维发展过程也是如此，幼儿的思维特点也是以形象思维为主），这从各国文字发展史就可以看出。例如，人类最早的文字都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是很容易记住的，实践表明，越象形的文字，儿童越容易记住，在纸上画一匹马，不用教，他也知道是马，只要他见过真马就行。但是象形文字太难画了，后来我们的祖先发现，画几条简单的显示事物轮廓的线条，人们也能够理解和记住。所以象形文字发展到现在，大多数已不象形了。现在汉字还保留有“不象形的象形字”，是否可以说，汉字还是停留在原始落后阶段的文字呢？这要做具体分析。古人在使用象形文字的过程中发现，在一个小方格里是不能画尽世间一切事物的。例如：树木有许多种，同一种的动植物又有品种、性别、大小、颜色的不同，这么多貌似相似又实各有别的事物是不能用简单的线条分别画出来而又彼此不相混淆的。怎么办？聪明的祖先便想出对事物进行分类归纳的办法，他们用简单的象形符号来表示类属，用另一个简单的独体字表示声旁的方法来造字，这就是形声字。形声字的出现，是文字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变革。实践表明，形声字非常便于逻辑识记。人类与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人类具有逻辑思维能力，他们能够从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推理一些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例如：我们看见一壶水冒出大量水蒸气，就知道水开了。这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水开了总是要冒出大量水蒸气的规律；同样，我们看到一个“铬”字，尽管老师没有教过这个字，我们也知道这个字是表示一种金属，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所有表示金属的字都有“金”字旁的构字规律。我国的优秀教师正是抓住了汉字构造有规律，适合人们逻辑识记的特点，采用集中识字的方法来教学生识字，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由于古人受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们不可能正确地分类和概括一切事物，在造字上表现为有些意符用得不当，分类也比较繁杂，但这在整个汉字体系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有些人以此来否定意符的优越性，这是不对的。
汉语的复音词也是用概括性很高的基本词组成，例如，“牛”这个象形字就概括了所有的牛：黄牛、水牛、公牛、母牛、小牛，等等；“公”、“母”、“小”等词也是概括性很高的词，用来修饰“牛”等词，就可以组成各种词。这种构词也是可以“望文生义”的，因为这些词也是有规律的。
形声字的大量出现，象形字是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呢？恰恰相反，少量的象形字和形声字混合使用，才能提高汉字的学习效率，初入学的儿童，容易学会简单的象形字、指事字，学会了这些字，实际上就掌握了部分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以后学习形声字就容易多了。另外，汉字词素化后，象形字更是脱胎换骨，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时的象形字不仅是形声字的“字素”，也成了“词素”，词素化的象形字实际上已经是意音文字了，硬把现在的象形字和原始的象形字扯在一起是错误的。汉字词素化后，需要的大量新词只需用两个以上的汉字组合成复合词，不需另造新字，这样可大大减少常用汉字的数量。
汉语的另一个特点是词汇没有性、数、格的繁琐变化，例如“我爱他”、“他爱我”两句话只要三个字表达,而英语却要写“I love him”和“He loves me”，需要六个不同的字形。汉语的这些特点，可以大大减少文字符号。
汉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一个字一个音节，而且大部分字是一字一音。这就使得我们只要学会3000多个常用汉字，就可以念得出几万甚至几十万个由这些汉字组成的词。这与日本人使用汉字的情况不同，由于日语中汉字多音字的情况较多，同一个汉字在不同的词有不同的发音，使他们学汉字较我们要困难些。（想想中国人往往把姓氏用字“仇”、“阳”念错，就可以想象日本人学习汉字要比中国人难）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于汉语的词汇具有高度概括性以及汉语语法没有性、数、格的变化的特点，我们的祖先只用画很少符号，就可以组成各种便于逻辑识记的词汇，用来表达各种思想，这就是汉字至今没有走上拼音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３、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
以上分析了汉字和西方文字发展的特殊规律，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两种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
汉语和西方语言虽然有很大区别，两种语言文字在发展规律方面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也有共性。这是由于人类对语言文字的共同要求所决定的。文字首先必须适应人的心理和生理特点，因而理想的文字必须是易看、易读、易学、易记、不易弄错的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就必须具有表意明确、构词逻辑性强、表音性强、笔画简单易写，字形分辨率高等特点。事实上，文字正是向这几个方面发展的。
表意方面：文字都是表意的，不表意的文字是没有的。然而只有概括性高的文字才是理想的文字。文字正是由概括性不高往概括性高的方向发展。最初的图画文字只表示意群，表达意思不明确，很不理想；后来发展成为象形文字，一个字表示一个词了，但这种文字的概括性还不高。如前所述，英国人的祖先还未能概括出表示共同特性“公”、“母”、“小”等词，也没有概括出表示某个种属的“鸡”、“牛”等词；古汉语也有类似现象，如“公牛”写作“ 牯 ”，“小牛”写作“犊”，“纯黑色的马”写作“ 骊”等等。在现汉语，“ 牯 ”已为“公牛”所最代；“ 犊”则多称为“小牛”或“牛犊”。
近代印欧语言出现了大量表示一定意义的词缀，词缀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印欧语言的“意符”。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欧洲出现的人做语“Esperanto”（世界语），这个语言的创始者柴门霍夫在印欧语言的基础上创造了大量概括性很高的基本词汇，他还分别按照不同的词性给予这些词不同的词尾：名词词尾加字母ｏ；形容词词尾加字母ａ；副词词尾加字母ｅ等等。柴门霍夫还创造了许多词缀：mall-表示与词根相反的意思；in-表示阴性名词；-ej-表示场所等等。从印欧语言的这些发展特点以及汉字词素化的发展趋势来看，文字是往概括性高、逻辑性强的方向发展的。文字的这一发展规律是由人的心理规律决定的：概括性高、逻辑性强的词适于逻辑识记。
表音方面：最初的文字都是图画文字，是不表音的，一幅画就相当于现在的一幅漫画，只表示一个意群，用什么语言来表达都行。后来，一幅画就只表示一个单词，这种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也不大，一个符号有表示一个音节的，也有表示几个音节的，所以碰到一个自己不知名的符号，就念不出来。再后来，这些象形符号就进一步演变成字母，成为现在的拼音文字。在汉字则是另一种情况，汉字的象形字并没的演变成字母，而是演变成词素音节文字，一个象形字代表一个意义、一个音节，在这些音节的基础上，加上不同的意符构成新字。现在的汉字体系就是意音文字体系。有人把汉字说成是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意音文字的混合物，这是不合事实的。照这种主说法，象形字和表意字就不是意音文字了。其实象形文字和表意文字词素化后，就不仅表意而且表音了。例如：我们学会了“鸟”字后，再看到一个新词“蜂鸟”，我们也能念出来，就是因为我们学了“鸟”字后，不仅学到了这个字的字义，也学会了这个字的读音。统计表明，3650个常用汉字的使用频率达99.9%以上，也就是说只要学会这些常用汉字的读音，几乎所有由这些汉字组成的词都可以读出来。
书写方面：文字是由繁杂难写往简便易写的方向发展的。
古汉字字形结构繁杂，笔画不顺手，后来经过几次改革，现在的汉字字形比较简单，书写也顺手了。文字的简化和文字的词素化是相辅相成的。古化汉语单音节词多,需要一个词，就造一个字，致使汉字结构越来越繁杂，汉字词素化后，就不需要造这么多字了，常用汉字的数量也大大减少，这就使汉字的简化成为可能。
印欧文字也走了由繁而简的过程，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笔画也是很繁杂的，发展到现在，已经演变成向一面写，书写顺手的拼音文字。现在，各国拼音文字都有缩短的趋向，缩略语的大量增加就是一个例证。
文字发展的总的趋势是简，武则天曾经造了几个繁体字，如“ ”、“ ”，她还下令要在全国通用，可是还是推行不了，原因之一就是人民不喜欢文字繁难。但是文字的简化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所有的字都简到只有一两笔，势必会造成许多字字形相似，不便阅读。
字形方面：文字是往字形分辨率高的方向发展的。文字是用眼睛看的，所以必须适应人的视觉生理特点，以利于速阅。这就要求文字必须是定型的，定型的文字才易形成条件反射；还要求字形分辨率高，这样的文字容易直接通过字形达意。要字形分辨率高，就要求文字构造千差万别，如果所有的字都只有一、二笔，结构都是整齐的线型，这样的文字分辨率就不高。汉字的构造繁杂，有左右构形的，有上下结构的，有包围结构的等等。这种结构，从写的方面来说是繁难了，但是从阅读的方面来说是容易了。所以要辩证地看待汉字。文字的认和写是一对矛盾，汉字最简的字只有一笔，最繁的字有几十笔，就是文字既要简便易写，又要易认这一对矛盾发展的结果。
精密化方面：文字是往精密化的方面发展的。古代汉语一词多义的现象相当普遍，通假字很多。例如“而”通“尔”；“说”通“悦”；“之”的含义更多，有“往”、“的”等等意思，还可做指示代词。所以我们看古书，碰到这些字往往特别难解，需要联系前后文来考虑才能看懂。随着文字的发展，文字日益精密化，原来无字的，现在另外造了新字来表示，原来意思相通的，现在已有了分工，各有各的含义。
有些人认为现代汉字复合词已占多数，可以用同音字来代替繁体字了，说这是符合文字往表音方面发展的。我认为这一工作应该慎重，以免走古人的老路。
文字发展规律的这几个方面都是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的。要表音性强，就有可能影响表意的明确和字形的分辨率；要音、意都明确就有可能书写不简便等等。所以我们评论一种文字的优劣，应该从文字发展的这几个方面来全面衡量，过去人们往往指责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学，不知道汉字正是牺牲了拼音而换得字形分辨率高和简短明确的。我们在研制文字方案和评价别人的方案时，也应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衡量。现在我打算用这个标准来评价一下拉丁化汉语纯拼音文字的优劣。
二、拉丁化汉语纯拼音文字为什么行不通？
有一种理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既然说出来的话听得懂，用纯拼音文字拼写语言的文字，人们也能看得懂。
的确，纯拼音文字是有许多优点的，人们看到一个词就能念出来，听到一个词就能写出来。可是，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优点和它的缺点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１．纯拼音文字适应不了词汇的急剧增加；
人类的发音器官在发音上有一定的限度，只能发出二千个左右响亮而又不易混淆的音节，而人类需要的词汇是无限增加的。在古代，人类的生活面很窄，科技不发达，只要很少的词汇就可以满足需要，而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非常迅猛，知识增长很快，有人非常形象地用“知识爆炸”来形容这一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与之相适应的词汇需求量也以加速度的速度迅猛增长。据说英语每年新增的词汇就有一千多个。显然，纯拼音文字如果要适应词汇的增加，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不断增加单词的音节，这就与文字要求简短发生矛盾；另一个办法是旧词赋新义，造成一词多义，这又与文字要准确、精密的要求相矛盾。这些矛盾斗争的结果，最终会迫使纯拼音文字作出让步：文字走上意音化和音节化。
以英文为例，长期以来，许多人都痛感英文拼写法太繁杂，如to .too .two这三个词都读作[tu:]，可是写法却不一样，而一些字母在不同的单词又有不同的读音。多年来，许多人都在探索英文拼写法的改革，但都没有成功。其实英文拼写法不一致，也是文字要求精密，必须区分同音词的结果，如果所有的同音词都写成一样，阅读时就容易弄错。这种用改变拼写法来区分同音词的文字，实际上就是有表意成份的文字了。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各国拼音文字都有音节化的趋势。近年来，缩略语大量增加，其数量之多，简直可以编一部大词典。缩略语的特点是，取一组复合词各词的头一个字母来构成新词。例如，protein-bound iodine （蛋白结合碘）缩写成PBI；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缩写成USA。这些词不是按照词的实际读音写成pibiai和juesei，而是写成PBI和USA，可见，这些缩略语实际上已经音节化了。这是一种只有２６个音节，只限于做名词的“音节文字”。
这种“音节文字”固然简短，但是数量多了，就与人的大脑的记忆心理特点发生矛盾。心理研究表明，人比较容易记住有内在联系和规律性的东西，而这种只有２６个音节的“音节文字”能够提供给人每个词素的信息太少，所以我们在书上看到一缩略语，根本无法推知它的词义，即翻词典，也难记得长久。这种“音节文字”的另一个弊病是，容易形成新的同音同形异义词。所有这些矛盾还会迫使西方文字往何处去呢？还很难预料，不过可以认为，走汉字的道路，用意符的方法来解决才有出路。
２．学会了拼音就可以看懂纯拼音文字写的书吗？
主张纯拼音的人认为：人所掌握的词汇是人在社会活动中通过口头语言交流而获得的，所以一个人只要学会拼音，就可以看懂拼音文字的书了。
这种观点是片面的。的确，一个学龄前儿童或者一个文盲，尽管他们目不识丁，可是他们也能与人交谈，表面上看，他们也掌握许多词汇，其实一了解，就会发现，文盲所掌握的词汇量要远远少于有文化的人的。这不仅是他们直接接触的单词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分析一下人掌握语言文字的途径。
著名的生理学家巴甫洛夫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在狗的唾液分泌腺管上接上一根导管，人每次给狗喂食时，就同时按电铃，反复多次之后，以后每次按铃，虽然没有给狗喂食，狗还是分泌唾液，这说明，铃声作为喂食的信号，已在狗的大脑中建立了条件反射。人掌握词的情况也一样。一个小孩，大人给吃苹果，他就把“苹果”这个词的声音和苹果的颜色、形状气味联系在一起记在脑中，以后他听到别人讲苹果就个词，他就会联想到到苹果的颜色、形态和味道，这就是说，他已在他的经验范围内理解了“苹果”这个词的词义。这是人类掌握语言的一种途径，即人直接通过各种感觉器官，把感觉到的事物和听到的代表这些事物的声音联系起来，在大脑中建立条件反射。这种特性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有许多词汇，许多人并没有听过、见过，可一看文字，就能理解词义。例如尹斌庸同志没有看过和听过“散香龟”这个词，但是他看了这三个汉字，就能理解这个词是指一种能散发香味的乌龟，而他看了这个词的纯拼音形式，却不明白词义，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直接接触的事物以及代表这些事物的词汇，相对来说还是很少的。特别是现代社会，科技发展很快，新产品新事物层出不穷，与之相适应的词汇也不断涌现。据说，飞机上的零部件有上万个，生物体内已发现的酶就有上千种之多，这些东西都得有个名字。我们只要留意一报刊、广告，随时都可以找到诸如“翼伞”、“伞翼机”、“降压表”、“气动蝶阀”之类的新词。这些词我们都没有看过和听过，现在居然也看懂了，至少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看懂了。这些事实，说明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功能使得人能够推测未直接感知过的东西，这就是逻辑思维能力。我在讲汉字的发展规律时已经讲过，人能够发现客观规律，并利用规律来推测一些没有直接感觉到的东西。例如，人们开渠从高处引水来灌溉低处的庄稼，他们在开渠之前就能预见到，这水一定会流到田里的，这是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已经发现了水往低处流的客观规律。分析一下我们能够“望文生义”的词，原来也是有构词规律的。语言学家研究了各种语言，发现各种的构词都有一定规律性。例如，英语的构词特点主要是在基本词的基础上加前后辍来构成新词；此外还有词性转换，词义引申来构造新词的方法。掌握了这一规律之后，学习英语往往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语的构词法更是丰富多采，其中最为独特的是句法学造词法。句法学造词法的特点是造词法与造句法一致。例如，“地震”一词在“地震了”这个句子中是主语和谓语两个词；在“预防地震”这个句子中是一个词。汉语的这种造词法，使得大部分汉语的词具有形象性和可理解性。
其实语言本身就是有规律性的。人之所以能掌握语言，是因为人具有逻辑思维的能力。有人曾训练一只名叫Washoe的猩猩，到三岁时，这只猩猩就学会了三四十个符号，表示“你”、“我”、“请”、“听”、“吃”等等，但是它只能单个使用这些符号；而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只要学会一定数量的单词和句型，他就可以按照句型把单词自由地组织起来造句，表达思想。例如，他学会了“苹果在桌子上”这句话后，他就可以根据事实，按照这个句型说出“玩具在椅子上”之类的话来。我们学习外语也一样，我们只要掌握一定句型和单词，就可以理解任何一句话，只要我们掌握每个单词的词义就行。人们在构造新词时也是按照一定的词型来构造的。例如，录像的器械是最近发明的，人们就按照“录音机”这个词型来给它取名为“录像机”。同样，人们理解一个新词也往往按照构词的规律来理解。这里有一点要强调的是：人们要听懂一句话，首先要懂得构成这句话的每个单词的词义；同样要不翻词典而又能理解新词的词义，就得弄懂每个词素的独立意义。如果某人把“录像机”的“录”理解为“鹿”；把“像”理解为“大象”；把“机”理解为“鸡”，或者把它当作三个毫无意义的音节，那么他只有翻词典，把这三个音节当作一个整体来反复背诵，强化自己记住，这正如要我们记住一个毫无道理的外文单词一样困难。我们在实际阅读中往往碰到一些看不懂的词和成语，分析原因，除口语中少用之外，词或词素意义不明确是主要原因。例如，“邂逅”、“白璧无瑕”，如果不明白“邂逅”、“璧”、“瑕”的字义，即使有前后文，也难弄懂词义。纯拼音文字的同音词和同音词根都没有作词形上的区别，由于词素意义不明确，人们就很难看懂新词了，尹斌庸同志看不懂“Sanxianggui”却能看懂“散香龟”这个词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看纯拼音文字写的书，往往要翻词典，非常麻烦。
我们说汉字构词可以望文生义，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汉语中有许多词，如“火柴”和“柴火”；“报答”和“报复”，这些词尽管你已懂得词素意义，又怎么能望文生义呢？
的确，汉语有些词是不好从字面上理解词义的，这些词只能靠直接感知来形成条件反射，在具体的生活中理解。但是，懂得词素意义后，有些词是可以通过前后文的逻辑意义来理解的。例如，“他划了一根火柴，把灶里的柴火点着了”，这句话里“火柴”和“柴火”两个词是不难理解的。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纯拼音文字是行不通的。主张纯拼音的人总是用形而上学的静止的观点来看待发展的事物，他们只看到纯拼音的优点：会说就能写，能拼就会念。可是他们看不到语言总是不断发展的，看不到纯拼音文字的局限性适应不了语言的一面，看不到纯拼音文字不便于识记，不精密，不便于速阅的一面。用这种观点和方法来指导文字改革，显然是行不通的。
三、拉丁化的国际化行得通吗？
我国的文改先驱是从西方拼音文字的优点得到启示，产生了改革汉字为拼音文字的思想的。他们在设计方案时，很自然地想到借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文字的字母。这是因为拉丁字母的确有其本身的优点：笔划一边倒，便于书写；字形美观；字母少，只有２６个，便于打字和电脑识别；拉丁字母经过调整后，还可以拼写任何语言。所以现在世界上已有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本国语言。这样，拉丁字母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通用字母，各国文字都用拉丁字母，可以便于国际文化交流，也利于当前的文字转写，等等。这的确很方便，然而我们只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拉丁字母的前景并不妙！
１．拉丁字母式的国际化根本行不通。
拉丁字母只有２６个，无法解决各国语言的语音问题。例如，英语有４８个音素，为了适应２６个字母，只好用双字母表示一个音素，如用sh表示[ ]; ch 表示[ ]。汉语拼音方案为了适应２６个拉丁字母，也采用双字母来表示一个音素，如zh .ch .sh .ng ,其结果，汉语的ch sh和英文的拼写虽然相同，读音却不一样。拼写如此混乱的文字如何国际化呢？假如现在各国都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本国语言了，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势必是：同一个概念的单词有不同的字母组合；而碰巧拼写完全一样的单词又被赋于不同的概念。这就是说，彼此还是看不懂对方的文字。例如，汉语的“Shu”（书），英文写作“Book”；而同样写作“women”，汉语的意思是“我们”，而英文却作“妇女”解。这种字母形式上的国际化，而实质上逻辑混乱的“国际化文字”又有多大实际意义呢？值得一提的是，“北拉派”有些人曾提出，全国各地都可以用拉丁字母来拼写自己的方言，看来，这和他们的文字“国际化”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按照这些人的意见来办，各地都可以按自己的方言来拼写文字，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将会是：这些文字将失去汉民族赖以进行共同交际的作用。发展下去，广东人将不但听不懂北京人说话，也将看不懂北京人的文字。这种方言拉丁化的理论实在太谎谬了，所以很快就彻底破产，没有人再提起。然而文字形式上国际化的理论至今还有人大张旗鼓地宣传，很有必要弄清这个问题。
众所周知，各国的语言都有自己的构词规律，创造新词时，一般都是与本国的基本词汇为基础，按照本国的构词法来构成新词。这样的词才具有规律性，便于本国人逻辑识记。例如，英文的词缀tele-有“远”的意思，与基本词结合就构成television（电视，意思是“远方来的幻影”），telephone（电话，意思是“远方来的声音”，telescope（望远镜，意思是“远方的景象”）。中国人则把前两种东西看成是与电有关的产品，所以用词素“电”构成“电视”、“电话”；而后一词则给予一形象的名字“望远镜”。这样的词才适于中国人逻辑识记。假如我们直接音译外来词，把“telephone”译为“德律风”，“telescope”译为“德律斯扣拍”，这样的词就不受中国人欢迎，因为这种词不便于逻辑识记。事实上，曾在中国流行一时的音译词如“德律风”、“德莫克拉西”，很快就被淘汰；我国古代从梵语借入的音译词“兰若”，也遭到相同的命运，后来被“佛寺”所取代。
由于汉字单音而有独立意义，所以构词简便灵活、明确，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构词法，因而中国人在借入外来词时，往往能非常方便地采用意译或者半音意译，这无意中给汉语的词汇起到一种规范作用，使得汉语的词汇很便于逻辑识记。而使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则不然，由于各国文字都使用拉丁字母，彼此可以方便地直接从外语借词，结果造成语言的严重污染。英文是最典型的例子，英语在长期的形成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大量的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等等语言的词汇，造成英语读音规则和词法规则的严重混乱。例如，英文的固有词汇的复数的形式是在词尾加“S”，可是它吸收的一些外来词的复数形式却是不规则的；英语已有固有词“water”，而却使用来自拉丁语的词缀“aqu-”(=water)。英文的这种混乱情况，加上还具有线性文字的一些通病，给我们学习英语带来许多困难，学习英语的人往往有“学习英语入门不难，深造不易”的感慨。的确，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苦读英语十几年，充其量也只能熟记万把单词。由于英文单词一词多义的现象相当严重，所以记得这些单词，也只能看本专业的书而已，看别的专业的书，也还有“隔行如隔山”之叹。英语的这些弊病，连英、美本国人都深感头痛，一些语言学家惊呼：英语再不改革，很可能会走拉丁语的老路。众所周知，拉丁语曾成为欧洲的“国际语”，后来由于繁难而灭亡了。“世界语”的创始人柴门霍夫曾仔细研究了英、法等国语言，他认为这些自然语都繁杂难学。他指出，由于这些文字拼写法不一致，“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了学会正确地用本国语书写，必须用整年整年时间！”(注2) 然而我国有些文改人士在宣传文改理论时,不恰当地夸大了西方拼音文字的优点,说什么使用拼音文字的国家文盲少,儿童进了学校,学会了字母和拼音,就可以写话看书了,还说这些国家的小学生学习的内容比我国同龄儿童学习的多。事情真是这样吗?请看英国《约克郡邮报》发表的一篇调查报告：“英国有近一百万人不懂药品的说明。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不能理解儿童食品的图表与说明”，“在那些被询问的人中，大约60%的人不懂得‘不要超过规定的剂量’这句话的含义”。“几乎四分之一的有文化的成年学生中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注3) 据报道：“美国许多学校的读写教水平亦不高，即使高中毕业也往往有读不懂司机执照上和房屋契约上的文字”。(注4) “今天的美国青年，记英文、写英文，不但错误百出，稍为难的字，连‘串字’都有问题”。(注5)
以上事实说明，单纯追求拼音文字字母形式上的国际化是行不通的。历史上，拉丁语曾成为欧洲的“国际语”，后来分裂了，灭亡了。如今，英语也号称为“国际交际语”，但是，迹象表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差距将越来越大，有人预言：三、四百年后，英国人去美国要带翻译才能和美国人交谈。可见，要文字国际化，不能简单地追求字母形式的国际化，而应该追求文字的国际化，这就要求我们研制一种综合效率高的语言文字，只有各国使用同一种语言和文字，才是真正的国际化。当前我们的工作应该是研制一个改革汉字的最佳方案，字母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那种好就用那种，而不应该让２６个拉丁字母捆住我们的手脚。
２．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势必造成音节冗长，不利于速阅。
主张拉丁化的人往往也主张音素化，因为只有音素化才能较好地解决拉丁字母不够的问题。但是这样一来，词汇就会变得很冗长、累赘。汉语的特点是：音节整齐、复韵母很多。这些特点很适合双拼，如果采用音素拼，音节就会很长。有人统计，认为汉语拼音文字平均每个音节只有2.5个字母左右。这种统计是不科学的，因为汉语音节的使用频率不同，正确的统计应该是在汉语拼音写的文章中统计。我统计了《语文现代化》刊登的几篇拼音文章，结果是平均每个音节３个字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词汇都没有解决同音词问题；此外，声调还没有统计在内。可见，如果连声调也统计在内，如果还要用不发音字母来区分同音词根，这些词汇还将更长。这种一条长龙似的文字是不利于速阅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这种体会，看短的数字和单词要比长的反应快。例如，“中国有十亿人口”这句话，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可是如果把“十亿”分别写成十进位的1000000000，或者写成二进位的111111101100001100101000000000，那么就一定把我们搞得眼花缭乱。为了便于阅读和节省纸张，数学家就想出个好办法来缩短数字，如把1000000000写成10的9次方 ，这样写既简短又明确。汉字实际上就是把音、形、义压缩在一个方块上的文字，很便于眼睛扫描速阅。
３．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音节沾连不清和容易松散。
26个拉丁字母不能适应汉语语音特点，往往要双字母来表示一个音素，这不但加长了本来就很长的音节，还容易造成音节松散和沾连不清。例如汉语拼音方案的ｎ、ｇ既作声母，又兼作韵尾，而声母为ｎ和ｇ，韵尾为n和ng 的汉字又特别多。我粗略统计一下《汉语小词典》中的7197个汉字，其中以ｎ、ｇ为声母的汉字达总字数的7.89%；以-n为韵尾的汉字达14.38%；以-ng为韵尾的汉字达25.71%。由于汉语词素构词具有灵活缀另的特点，词儿连写后，韵尾n 、ng往往夹在词中间，造成前后音节容易沾连和松散。例如，dangan 可读成dang an（挡案），也可读成dan gan（单干）；fangan 可以读成fang an（方案），也可以读成fan gan（反感）；即使标上声调，也还人错读的可能，如fanan 可读为fa nan（发难），也可读为fan an（翻案）。还有些音节可以分离为两个，如xian（先）可读成xi an（西安）；tian（天）可读为ti an (提案)等等。有许多词，在有前后文的情况下是不会误读的，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别的读音是无义的。例如tiane（天鹅），我们决不会错读为ti an e 、ti a ne、或tia ne，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别的读音是没有这个词的。但是，对于不懂汉语的外国人或者是掌握词汇还不丰富的儿童，他们就有可能读错。所以这种文字要不就要标上密密麻麻的调符和隔音符号，不然让外国人来学习，还得借助国际音标，正如我们要靠国际音标来学习英文单词一样麻烦。
４．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字形分辨率不高，阅读效率很低。
有一些现象很值得研究：我们可以在书中一眼认出一个繁体字来，可是却写不出来；有些字印刷得很模糊，只有个轮廓，可是我们还是能认出来；人们经常弄错的多是些形体相似的字。这些现象说明，人看书时是从大处着眼，从字的轮廓就认出来的。再如：看一段字体潦草的文章不觉得太困难，可是如果把这些字的次序打乱，就很难认出这些字来；初学英语的人往往容易混淆form、 from 和farm 三个单词，掌握一定的语法后，就不会弄错；“他长高了”和“这绳子很长”这两句话中的“长”是同形异义词，人们还不会弄错。可见看书时，逻辑思维起到很大作用，看不清的字或同形词、近形词，我们都可以从前后文分辩出来。
由于这个原因，词性相同词形相近的词往往容易弄错。例如，“房间里设有暖气装置”这句话很容易被误为“房间里没有暖气装置”。拉丁化的纯拼音文字有许多词形相似、词性相同的词，如 ma1（妈） ma2（麻） ma3（马） ma4（骂）只有一个调符之差；fangan （方案）和 fangan（反感）只有两个调符之差；shuang（霜）和 chuang（窗）只有一字母之差；zhuangzhu（壮族）和 zangzhu（藏族）只有二字母之差。由此可见，这种文字的字形分辨率是很低的，可能比任何别的拉丁化拼音文字都低，这是因为汉语实际上只有四百多个音节，加上声调也只有一千三百多个音节的缘故。
字形分辨率这样低的文字，是不利于快速阅读的。平常我们阅读汉字文章要比汉语拼音的快，是因为汉字的字形分辨率高，字形可以直接作为条件反射的信号通过视觉器官引起大脑的反射活动。也就是说字形可以直接达意而不必通过语音媒介。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有位专家写道：“……如果文字的形体能够直接表达人的思维活动、认识活动，我们应该能够教会一个外国人认识汉字的意义而不教给他读音，让他认三、四千个汉字，能看懂《人民日报》，虽然一个字也读不出。难道这可能吗？假如可能，那一定是因为他自动地按照他本国的语言来读汉字：比如《人民日报》他就读为（当然不一定读出声音来）People's Daily ,如果他是英国人；Hapo ha a e a ,如果他是苏联人。不通过语言而能认识整套的文字的方法是没有的。”(注6)
从这位专家的话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是说，既然学习文字要通过语言，所以我们看书时也要经过语音媒介才能达意。这个道理似是而非，我们应该搞清楚。
事实上，教会外国人认识汉字的字义而不教给他们读音，却能看懂《人民日报》的事已经有了。据报道，美国有一个时期急需一批中文翻译人员，办了个中文速成班，要求学员只会汉字的字义而不需要学习汉字的读音。结果一年以后，这些学员就可以阅读《人民日报》了。至于这些外国人用本国语言来读汉字，只是为了更快更方便罢了。如果不是这样，就得用实物来帮助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识汉字。例如，教“水”字时，就得拿一桶水来给他们看，这正如教一个天生的聋哑人一样，这多么麻烦。幸好这些外国成年人 原来已经掌握母语，现在只需告诉他“水”是Water就行。由此可见。本国语言在这里只是使汉字和它表示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的中介物。当“水”字作为一信息符号在这些外国人脑中建立了条件反射后，他看到“水”字时，他们的脑中所反映的就不会是“Water”这个音，而是一片水而已。我们学习外文都有这种体会：初学时往往要把外文还原成中文才能达意，熟练后，就可以直接达意。
学习本国文字也大致一样，也要通过语言，因为我们在学习文字之前就已经学会口语，通过语音媒介才更方便地掌握文字。幼儿学习文字光靠语言还不够，往往还要借助其他补助手段，如看图识字。这是因为他们的口头语言还不丰富。学会文字后，字形就可以直接作为代表某种意义的信号引起人们的大脑的反射活动，而不需要经过语音媒介了。
由于人学习文字要经过语音帮助，又由于现代文字一般都是意音文字，与语言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便误以为人看书时是先经过语音媒介才能达意，从而否定了创制新文字是，应注意新文字要具有较高有字形分辨率。这种否定字形可以直接达意的观点无疑等于否认实物可以直接达意一样。例如，我们看到纸上画着一匹马，是否要嘴里念出“ma”音后，头脑中才能反应出“马”的形象呢？显然不是。巴甫洛夫的实验表明，不仅铃声，单独灯光或者符号都可以引起狗分泌唾液的反射活动；天生的聋哑人可以学会手势语；人看书的速度比听书的速度快：许多人学会看懂英文，却听不懂英语。这些事实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５．拉丁化无法妥善解决汉语的同音词问题。
主张拉丁化的人一般都主张纯拼音化，因为拉丁化无法妥善解决汉语的同音词问题。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纯拼音文字是行不通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一些原来主张纯拼音的人也认识到，如果不把同音词素分化、定型化，将无法看懂新词。于是，这些同志纷纷探讨解决同音词素的办法，企图在不放弃２６个拉丁字母的前提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以下办法：字母标调法；改变拼写法；借用古音和方言词。以上措施还不能解决问题，就适当用一词多义，一个词素表示多个意义。当前的工作是压缩汉字字数，大量采用同音代替的方法来减少汉字字数。
这些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缺点很多：
（１）字母标调法使原来就十分冗长的音节变得更累赘，字形分辨率不高，书写费时费纸费墨。
（２）改变拼写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而是从欧美捡来的别人早就想丢而又丢不掉的包袱。改变拼写法，实际上失去了文字表音的明确性，学习这种文字往往得记住一套繁琐的读音规则，才能准确读写，我们学习英文不得不借助国际音标，一个主要原因是英文的拼音规则太多太繁杂，使人无所适从。靠这种方法来定型的词素，还失去汉字表意的优越性。汉字是靠高度概括性的意符来区分同音词素的，因而识记汉字可以采用逻辑识记的方法，可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效果。而用“变拼法”定型的词素只能靠机械识记，效率很低。
（３）借用古音、方言词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人能发出的响亮而不易混淆的音节有限；其次是要改变语言不容易，有人曾主张把“她”改为“伊”，结果还是行不通。
（４）压缩词素数量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
当前简化汉字工作有一个倾向，就是大量采用同音代替的方法来减少汉字的数量。应该指出，在不引起意义混淆的情况下，用同音的简体字来代替一些词义相近或构词力不强的繁体字是可行的，这是符合文字往概括性高、简便易学的方向发展的。但是，如果大量采用同音代替的方法，就会影响文字表达的精确性，这是和文字向精密化的方向发展背道而驰的。所以简化汉字和减少总字数，都应该有一个最佳范围。有些人强调文字往表音方向发展，认为汉字迟早要发展为拼音文字，目前简化汉字只是“以利于目前需要”，因而他们对简化汉字采取一种不慎重的态度：为了给将来实现纯拼音化文字开路，他们大量采用同音代替的方法来减少汉字总字数，认为这是符合文字由表意往表音方向发展的。例如，《二简》中就出现了大量同音代替字；《一简》中也有些字简化得不恰当，如以“了”代“嘹”后，“了”的读音变成三种：le . liao . liao ,此外，“了”还变成多音多义字。这就给学习带来困难。实践表明，人们最难掌握，最容易弄错的字是多音多义字。《美国之音》一个代表团访问文改会，也谈到这个问题。《一简》中以“表”代“金表”也不恰当，“表”和“金表”都是构词力很强的词素，合为一个字后就容易混淆。例如，现在已经出现了“避孕表”、“降压表”等新词，到底是手表样的东西呢？还是一种仪表？或者是一种图表？不查字典就很难知道。可是这种新词连词典都来不及收进去呢。可见，简化汉字一定要慎重。
汉字数量的增减是一对矛盾，有减的必要就有增的需要。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总是不断加深的，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不断发现新物质，创造新产品。这些东西总得安个名称。当然，许多事物都是可以安个复音名词的，但这样一来，词汇就会变得冗长累赘了。例如，“无线电”一词现在已经变成构词力很强的词素了，它可以构成“无线电遥控模型飞机”、“无线电报话机”等许多词；“电子计算机”一词也将随着科技发展而成为构词力很强的词素。如此发展下去，将来的词汇都会变得越来越长。怎样缩短这些词呢？一是靠缩写，如“电子计算机”可缩为“电算机”或者“电脑”；如果是拉丁化的汉语拼音文字，则是仿外文的方法，取“Dianzi Jisuanji”的两个词的头一个字母，写成“DJ”。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这种只有２６个音节的“音节文字”不便于逻辑识记，如果数量多了，就很难记住。此外，这种缩写的词多了，也容易产生同形异义词。
所以最好的办法还是按照汉字的构字法，创造新的形声字来代替新词素。事实上，化学家在本世纪以来不断创造出许多新字来表示新事物和元素，这是很有远见的。例如，他们给一些基本元素造了“氢、氧、氯、镁、铝”等许多字，这就使得新词的构造非常简短明确，如“氯化镁”、“铝镁合金”等等。当然，没有必要每个新词都要造一个字来表示。一般来说，那些构词力强的词素，可造新来表示。有些专家极力反对另造新字来表示新物质，他们主张从国际词汇中直接借用外来词。这种意见是否行得通，还要多讨论。直接借用外来词，会造成语言的污染，造成汉语构词法逻辑的混乱，这样就不便于人们用逻辑识记的方法来理解和记忆新词。这是得不偿失的。关于这点，我在本文第三节中已作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企图用减少定型化词素的办法来使汉语拼音文字适应拉丁化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这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这些同志之所以想到用这种方法，是因为他们不想用“意符”的方法来区分同音词，他们认为“意符”原始、落后，宁愿用改变拼写的方法来区分同音词素，也不愿继承汉字的优点。由于“变拼法”的局限性，不可能给每个汉字予一个不同的书写形式，他们就想出削汉字之足以适拉丁字母之履的做法：目前将同音的汉字合并为一个字，将来用拼音文字一代替就行。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语言是不断发展的，这种“变拼法”适应不了词汇的无限增长。这就完全暴露了拉丁化的弱点。由于拉丁字母的局限性，只能采用“变拼法”来区分同音词，而“变拼法”本身除了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用纯拼音的方式来拼写所有汉语的常用同音词外，还有难掌握的弊病。英、法语就是采用“变拼法”来区分同音词的。结果使得这些语文非常难学。柴门霍夫尖锐指出：“大多数语言的发音对于学习者来说真是无所适从：同一个字母在这个词里要发音，在另一个词里又不发音或者是另一种读音；同一个音素在这个词里这样写，在另一个词里又得那样写……法国人和英国人为了学会正确地用本国语书写，必须用整年整年时间。根本改这种拼写法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在那时候大量的要么彼此无法区别，要么仅仅靠某种给以查觉的发音上的细微差别相区别的词，书写起来就完全不能彼此区分了。”(7) 英国著名作家肖伯纳生前就有改革英文不合理拼写的要求，他特意留下一笔遗产，用来奖励那些在改革英语拼写法上获得成功的人。这以后，英、美等国许多热心者先后设计了几百种方案。这些事实说明，欧美人民都有改革本国语文的要求，他们的文字并不是尽善尽美的“高级文字”，这些文字也还是要发展的。
柴门霍夫在设计“Esperanto”（世界语）时，特别注意改变英、法语的这种不合理的拼写法，由于“世界语”的拼写法完全一致，人们能听就能写，见字就能读，加上它的语法简单，构语法很合逻辑，便于逻辑识记，所以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语”流行世界各地，目前世界上懂“世界语”的人已有一千万人。“世界语”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欧美人民要求改革本国语文的拼写不合理的愿望。
“世界语”也是采用拉丁字母，似乎在人造语里，拉丁字母就能解决自然语言中拼写不一致的问题了。其实不然，我们只翻开“世界语”课本，就会发现，它有词汇将越来越长，这几个还是常用词：Transversa strato（横街）、Kamparano（农民）、Zoologia gardeno（动物园）、 Blovinstrumento（吹奏乐器）。这些词如果再派生下去会变得多长就可想而知。俄语的情况也大致一样，词汇长得惊人。这些文字的词汇之所以这样长，是因为文字既要拼写法一致，又要求表意精密所造成的。这种冗长的文字是与文字要求简短明确相矛盾的。因而可以预言，“世界语”发展下去，很快就会走上穷途未路，改革的办法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放弃拉丁字母。
所以我们说，拉丁化的国际化是行不通的，这种字母不适合拼写其它语言，更不适合拼写汉语。现在，英、美等国都有人在探索文字改革，试图把字母增加到四十~四十四个，我们有什么理由死抱住２６个拉丁字母不放呢？
注：
(1)吴玉璋：《新文字与新文化运动》，载于《文字改革文集》，第３７页。
(2)乌努尔（柴门霍夫的笔名）：《国际语理想的本质和前途》，第２０页，新华世界语函授学校印。
(3)、(4)摘自徐锡龄的《从“功能性文盲”谈到几个国家的扫盲经验》，载于《国外教育动态》，１９８１年第五期，第５１页，北师大外国教育研究所出版。
(5)梁厚甫：《美国的“提倡重视英文运动”》，载于《参考消息》，１９８１年９月15日第３版。
(6)吕叔湘：《从文字与语言的关系说起》，载于《１９５７年文字改革辩论选辑》，第１０３页。
(7)同(2)。
写于１９８２年４月
修改于200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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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0-7 16: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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