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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秀外慧中
《长恨歌》我读到一半时已感索然无味,耐着性子看完后,则产生了强烈的后悔:浪费我那么多时间看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可惜极了、后悔极了。
一、王安忆在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言《世俗的张爱玲》:“张爱玲小说里的人,真是很俗气,傅雷曾批评其‘恶俗’并不言过。……而她(指张爱玲)又不由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王安忆认为张爱玲世俗、狭窄,甚至恶俗;言外意思是自己要比张爱玲大气得多,不俗得多。
事实是怎样呢?看完《长恨歌》,就感到她对日常生活流于琐碎,在庸俗的琐碎中寻找着浅薄的快乐,正如余杰所评:“仿佛是一名闲话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唠唠叨叨地说些散发着腐烂气味的陈年旧事。”(余杰:《王安忆:白头宫女的闲话》)
我认为张爱玲小说中有一种生命的高贵感,这是王安忆所无法模仿的,相比下,王安忆才是真正世俗,而且是俗不可奈。
生命的高贵体现在对既定命运的抗争、挣扎;或者对美好生活、情感锲而不舍的追求。人类能从原始愚味不断走向现代文明、挣脱物质和精神的各种束缚不断从走向解放、社会不断由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等等,这些都源于无数人前赴后继的追求、抗争、挣扎……这种精神,从张爱玲的小说中使人强烈感受到了。
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勇敢地离了婚,但在冷酷的现实中,使她意识到嫁入豪门才能摆脱生存的危机,才能有幸福可言,于是在遇到阔绰的范柳原后,她死死不放,可谓殚精竭虑、使尽浑身解数与范周旋,千方百计要得到范,把一切都压注到范的身上…
对作者而言,无论白流苏的结局如何,最终是否成为“范太太”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爱玲把一个在茫茫命运下奋力挣扎、不屈从于时代赋于一个离婚女人惨淡结局的女性形象刻画出来了。
又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卖掉自己的一生换来了几个钱,为了守住那些钱,不惜牺牲她的情欲、亲情、人格……她倾尽全力保住那些钱就是为未来生活求得一线保障,就是对她所认为的幸福生活的一种绝不放弃的死守,亦可谓是一种追求、一种挣扎,尽管最后她的追求和挣扎都毫无意义,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展现出来了。
白流苏、曹七巧与曾被日本人视为偶像的阿信、曾激励过80年代青年人的张海迪比较起来,虽然存在虚构的小说人物与现实的真实人物的不同、经历不同、社会时代意义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就是:与命运的抗争、不屈从既定的命运安排,奋力改变现实,体现一种生命的高贵。
而从《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身上,看不到追求、挣扎、抗争,更多的是顺从,甘于命运的摆布,甚至跌落到庸俗的泥坑里还自得其乐。
王琦瑶随着上海权贵李主任的离开而被迫结束被包养的宠物般的生活,在上海某弄堂里靠给人打针渡日。本来这是朔造自立、自尊、自强的高贵人格的良机,但作者放弃了。
王琦瑶整天与严师母斗美艳;与一班无所是事的小井民打牌、聊天、煮食;与康明逊、萨沙打情骂俏,直至偷情糊混,未婚先孕。王琦瑶的孩子出生后,孩子亲生父亲不敢承认,不负责任,反倒是旧情人程先生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但不久,文革中程先生被巫陷为色情间谍而自杀了。这本来是揭示深刻人性,造就人性情感升华的良机,但作者也放弃了。
接下来还在不厌其烦地写王琦瑶一个已经四十多岁的女人如何地风韵犹存,如何地穿衣打扮,甚至妒忌女儿的青春美丽。
打个比喻:上海的小市民假如袋里剩下十元钱,即使已经家徒四壁了,他们还是会花九元钱在穿着打扮上,光光鲜鲜地走在大街上。
这种注重外貌外表的庸俗是怎样一种虚荣和虚伪!但作者不但丝毫没有半点批评,甚至没有想从中挣脱出来的意思;而且对这种虚伪的庸俗充满了赞赏和把玩。
鲁迅的《阿Q正传》也写了一种卑贱的人生,写一种在精神胜利法麻醉下自甘堕落的奴性,但鲁迅在冷峻而又略带幽默的文风背后,是一种深刻的批判、愤恨、悲哀。所谓“哀其不幸,愤其不争”,毫不留情揭批国民的劣根性,为的是“立人”。我认为这一点精神恰恰是中国女性作家所缺乏的。
另一方面,阿Q这样的典型人物代表了一种国民性,直到今天,仍有普遍的现实意义。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仅代表了“过去的上海小姐”中的一小群,并不能代表上海,更加没有现实意义。
《红楼梦》也是一部描写琐碎的生活作品,但作者是以否定现实的态度来写的,并在琐碎中阐述了一个哲学命题——“空”,可谓从俗世中超脱出来了。这个角度恐怕王安忆是难以体会得到的。《长恨歌》仿佛也想要模仿这样的一种写法,但恰恰那种哲学的思想没有模仿得出来,仍然沉浸在俗世中不能自拔,只给人琐碎而轻飘飘的感觉,毫无回味、思索的余地。
所以说鲁迅是深刻的、张爱玲是高贵的,曹雪芹是超脱的,而王安忆则是庸俗的。
二、《长恨歌》是一部“虎头蛇尾”的小说,越到后面越感到累坠、冗长、思维枯竭,已无东西可写而硬去东拉西扯,甚至词不达意。
最为败笔的是第三部份,小说本应结束于第二部份。第一、二部份是写一个过去的年代,王安忆运用想象力,勉强虚构出来,但到了第三部份,写到开放改革后可触摸的现实社会的时候,却失去了基本的把握,无法把开放改革后的现代上海都市的特质展现出来,更无法把握生活在这个大都市市民的喜忧哀乐。
可见王安忆对现代的上海是缺乏了解的,缺乏体会的。因此她不知道怎样结束这个故事,只好匆匆为主人公安排了一个被谋财害命的结局,这个结局毫无时代感,任何一个朝代社会都有谋财害命的发生。
有人说张爱玲小说那力透纸背的悲凉源于她对孤独和寂寞刻骨铭心的感受;茅盾之所以能准确把握30年代的上海——那些生机勃勃的资本家才是上海的灵魂,写出史诗性的《子夜》,源于作者是一个深入社会的活动家。
而王安忆则生长在解放后一个革命作家家庭,用现在的述语来说,属于高级中产阶层。她一直生活得太顺当了,即使知青时代下乡也是在离上海不远的乡村里,作为她这样的革命后代,下乡纯属作为走过场,没有吃过什么苦。因此她除了想象虚构之外,基本是没有什么打动灵魂的体验。所以她根本无法写好未婚生子,独自抚养孩子的王琦瑶,无法写出我国改革转型所伴随的下岗、医疗改革、保障缺失等阵痛给人们带来的一系列的打击和危机感。因为她无法了解底层生活的真相。
其实博览群书多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但那是一种学术而非艺术,因此《纪实与虚构》展示了她作为学者的思想和才华,是一部难得的佳作(我把它归入一种学术随笔类),可惜的是王安忆之后再也写不出类似的或超越的作品。这不能不说她的底蕴还不够厚,知识量还不够多,学术研究仍不够深,本来这也是很正常,但可悲的是她却被无数高帽戴着、被聚光灯罩着、被各种名人活动围绕着,因此难怪有人说王安忆进入了写作更年期了。
三、《长恨歌》的语言造作而蹩脚。我们说景物的描写应该是自然而然的,是为表现小说内容或者为朔造人物服务的。但《长恨歌》带给人的感受是为写景而写景,故意去表现自已对旧上海文化的熟知,很大篇幅去写(虚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邬桥”等,有的描写是与小说内容无关的,完全可删掉的;有的则是没有必要这样大篇幅冗长而累坠,完全可以简明扼要概括的。因此给人空洞、造作、不自然的感觉。
这与前面所讲的上海小市民中有一种虚荣虚伪的心态,王安忆竟染上了这种心态,不是力求小说的思想内涵的独特、完善、深刻,而是追求华而不实的外景描写。事实上,就描写本身亦是不成功的。
中央电大的老师就此在网上发表过评论:“……描写琐碎、不少描写都流于空洞,比喻陈旧,且缺少形象感,上海以外的读者很难在读了这些文字后有一种画面感,从而加深对上海文化的了解。”
四、文坛之所以浮躁,与不少文人庸俗虚伪、沽名钓誉、商业炒作有关,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不知是凭什么拿下茅盾文学奖!茅盾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能准确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具有史诗气魄的现实主义大师。而《长恨歌》实在离茅盾精神相距甚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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