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

虎子

余太山 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史研究》，2002/01，51～57页
来源：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 ... 16;topicseen#msg505

【内容提要】      本文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诸国的人种和语言、文字作概括性的考释，从一个侧面说明“西域传”有关记载的性质。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关于人种、语言和文字的记载，集中在中亚地区，对于西亚、欧洲等地，只是偶尔涉及。即使中亚地区，明确的记述也少得可怜。本文旨在给出这一鳞半爪所蕴涵的可能性。

（一）]

　　首先记载西域人种、语言的是《史记‧大宛列传》http://artvine.org/artvine/big5/sj/sj15b.htm。据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对于这则记载，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1.这是张骞首次西使归国后向汉武帝所作报告中的内容。张骞这次西使主要的经历在葱岭以西，具体而言是大宛以西。这是当他谈论人种、语言时，以大宛为基准的原因。

2.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西使，“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张骞传闻的大国，据传文可知是乌孙、奄蔡、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这十国中，除乌孙“在大宛东北”外，其余诸国均在大宛之西：“大月氏在大宛西”，“大夏在大宛西南”，“康居在大宛西北”，“奄蔡在康居西北”，“安息在大月氏西”，“条枝在安息西”，“身毒在大夏东南”，黎轩在“安息北”。其中。黎轩实际上也是在安息之西。（注：参看余太山《塞种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2－209页。）由此可见，上述人种、语言的情况所描述的是大月氏、大夏、康居、奄蔡、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八国的情况。这八国中，大月氏、大夏、康居三国是张骞亲临的，所述应该最为可靠。

3.据研究，张骞所传闻诸国中，安息、条枝、黎轩和身毒分别指帕提亚朝波斯、塞琉古朝叙利亚、托勒密朝埃及（注：《塞种史研究》，第182－209页。）和西北次大陆，其人种、语言情况都是清楚的。据此，似乎至少可以由此推论大月氏、大夏、康居乃至奄蔡四国也是欧罗巴种，语言也属印欧语系。（注：据《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引万震《南州志》，大月氏“在天竺北可七千里……人民赤白色”。此处所谓“大月氏”，按之年代应指贵霜帝国。）

4.据同传，上述大月氏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敦煌”和“祁连”分别指今天山和祁连山。这就是说，如果以上关于大月氏人种、语言的推论可以成立的话，在公元前177／176年，月氏人被匈奴击败西迁之前，河西走廊至准噶尔盆地是在一个以印欧人为主的游牧部族的直接控制之下。

5.在《汉书‧西域传》http://artvine.org/25gb/han/hans112.html中可以见到一则文字和上引《史记‧大宛列传》完全一样的关于西域人种、语言的记载。这是《汉书‧西域传》抄袭《史记‧大宛列传》的结果。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汉书‧西域传》没有对大宛以东诸国的人种、语言作出类似的概括，便得出当时大宛东西西域诸国的人种、语言完全不同的结论。

（二）

　　《汉书‧西域传》有关西域人种的最重要记载是所谓“塞种”。

1.据载：“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所谓“塞”，一般认为是西史所见Sakā的对译，但所谓Sakā其实是波斯人对其北方游牧部族的泛称，并非指称一个人种单一的部族。《汉书‧西域传》的“塞种”可能就是大流士贝希斯登铭文所载Sakā，也很可能就是希罗多德所载Issedones，主要由四个部落组成； Asii、Tochari、Sacarauli和Gasiani。这四个部落和前面提到的奄蔡、大夏和康居和大月氏是同源异流关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注：我在《塞种史研究》第一至九章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果然，则《汉书‧西域传》所载塞种，也以“深眼，多须髯”者为主。

2.同传又载：休循国“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捐毒国“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领，本塞种也”。既然“塞种”并非单一部落构成，则休循、捐毒人之族源和族属未必是相同的。

3.同传又载：乌孙国“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大月氏居其地。后乌孙昆莫击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乌孙昆莫居之，故乌孙民有塞种、大月氏种云”。“乌孙”一名既不妨视为Asii之对译，结合其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地点，乌孙和Asii或奄蔡是同源异流关系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果然，则乌孙与《史记‧大宛列传》所传宛西之国在体貌特征上也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至于传文将乌孙、大月氏和在它们之前占有塞地的塞种区别开来，无非说明三者因分道扬镳，已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汉书‧西域传》颜注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狝猴者，本其种”；或许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师古所遇自述族源的“今之胡人”，或者恰好是乌孙之裔，以致师古将当时“青眼、赤须”的胡人皆指为乌孙种。

（三）

　　《汉书‧西域传》于西域南北道城郭诸国的人种、语言疏于记载，但其中若干似乎可依据有关塞种的记载推知。

1.据载，“蒲犂及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种类羌氐行国，随畜逐水草往来”。“西夜”一说乃Sakā的对译。 （注：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族名、国名、王治名》，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251页。）果然，则其种不应“类羌氐”。之所以被称为“类氐羌”，可能是因为和氐羌混血的结果。

2.同传又称：蒲犂国“种俗与子合同”；无雷国“俗与子合同”。“蒲犂”、“无雷”既然可以视为同名异译，似可认为两者族源相同；而传文无雷国“俗与子合同”一句中“俗”字前应夺一“种”字。既然一般认为“子合”可以视为č̌̌̌̌̌kupa或čukuban之对译，则其人民可能是藏族。（注：详见注①所引余太山文。）但是，并不能因此指“种俗与子合同”的蒲犂国和无雷国人都是藏族。

      一者，“蒲犂”、“无雷”又得和“蒲类”视为同名异译，而蒲类作为车师之一部，应该是塞种。

　　二者，《汉书‧西域传》明载“西夜国，王号子合王”。说明在《汉书‧西域传》描述的时代，王治呼犍谷的子合国曾被西夜人所控制。“西夜”既可视为Sakā之对译，则子合之“种俗”必受Sakā之影向无疑。尽管西夜之Sakā与车师有异，前者其实是Massagatae，后者是Gasiani，但可能在当时人心目中，并无太大差别， 故被认为“种俗”是相同的。

3.《汉书‧西域传》所载其它西域南北道诸城郭小国的名称大多可以视作上述四个塞种部落名称的异译。这也许意味着西域南北道诸绿洲曾一度遍布塞种的足迹。（注：详见注①所引余太山文。）

（四）

　　《后汉书‧西域传》没有直接涉及西域人种、语言的记载。只有以下一则曾被利用来推断车师的人种：“移支国居蒲类地……其人勇猛敢战，以寇钞为事。皆被发，随畜逐水草，不知田作。”研究者试图从移支“被发”之俗出发，在当时内陆欧亚各族发式分布的大背景下，讨论其族属。（注：白鳥庫吉：《亞細亞北族の辮髮に就ぃて》，《白鳥庫吉全集》卷五，東京，岩波，1970，第231－301頁；崎昌：《姑師と車師前‧後王國》，《隋唐時代の東トゥルキスタ－ン研究》，東京，1977，第3－58頁。）鉴于发式可以传播和摹仿，因此， 这则记载在人种研究上只有旁证的价值。

　　以下两则记载均出自《后汉书‧班梁列传》，也可以左证依据国名、族名和王治名所作出的有关西域国族属的推论，尽管无从据以得知东汉时期西域人种、语言的情况，亦一并胪列于下。

1.《后汉书‧班梁列传》载：“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倚恃虏威，据有北道，攻破疏勒，杀其王，而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明年春，超从间道至疏勒。去兜题所居盘橐城九十里，逆遣吏田虑先往降之。勑虑曰：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云云。疏勒国可能是Sogdiana人所建，而龟兹国可能是Gasiani人所建。（注：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见西域族名、国名、王治名》，载《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因此，所谓“兜题本非疏勒种”，至少说明在疏勒国人心目中，他们和龟兹国人族源不同。

2.同传又载：建初三年，超上疏请兵曰：“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反”云云。既然姑墨国可能是Comari（Comedie）人所建， 而温宿国应该是Asii所建，两者与龟兹族源均不相同。凡此，皆班超之计得逞的基础。

（五）

　　《魏略‧西域传》：“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西至葱领数千里，有月氏余众、葱茈羌、白马、黄牛羌，各有酋豪，北与诸国接，不知其道里广狭。”除塞种之外，羌人是西域的另一个大族群。和塞种一样，被冠以“羌”名者，在人种上不可能是单一的。

　　羌种不纯的一个例证便是“婼羌”。婼羌可能是Asii与羌的混血种，但其中靠近阳关的一枝，曾受Tochari人统治， 故《汉书‧西域传》称其王“号去胡来王”。（注：详见注①所引余太山文。）

　　前面所述“类氐羌”的西夜，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与塞种混血的氐羌。

　　至于此处所谓葱茈羌、白马羌、黄牛羌和婼羌之间的确切关系虽不可得知，但从《汉书‧西域传》记载西域南山曾一度遍布婼羌这一点来看，（注：不仅《汉书‧西域传》，《太平寰宇记》卷一八一引《十三州志》称，“婼羌国滨带南山，西有葱岭，余种或戎或羌，户口甚多也”。）这些名目繁多的羌人原来是婼羌或与婼羌有关亦未可知。

（六）

　　《晋书‧西戎传》没有与人种、语言直接有关的记录。但以下有关焉耆国的记载中却透露了有关狯胡人种的重要信息：

　　武帝太康中，其王龙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狯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胁生子，曰会，立之为世子。这是因为胁生传说是印欧语系民族神话中的特有形态。（注：饶宗颐：《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燕京学报》新第3期，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28页。）既然此前没有焉耆王族胁生的传说，则此神话只能来源于狯胡。而这正好左证狯胡即羯胡说。（注：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7－118页。）

（七）

　　《周书‧异域传‧于阗传》http://artvine.org/25gb/zao/50.html载：“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注：今本《魏书‧西域传》http://artvine.org/25gb/wei/weis108.html亦有类似记载，其实是《北史‧西域传》http://artvine.org/25gb/beis/beis97.html袭自《周书‧异域传》之文。）这是一则很重要的记载，说明了以下两点。

1.至迟在《周书‧异域传》描述的时代，高昌以西西域人的体貌特征是“深目高鼻”者为主。因此，这则记载可以旁证以上西域南北道一度遍布塞种的假说。

2.于阗一国“貌不甚胡”，可能是因为与氐羌混血的缘故。（注：白鳥庫吉：《西域史上の新研究‧大月氏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東京，岩波，1971，第97－227頁；羽溪了諦， 賀昌群漢譯：《西域之佛教》，商務印書館1956年版，第197－201頁。）

（八）

　　《汉书‧西域传》称休循、捐毒皆系塞种，其实不能说是关于人种的记载，只能说是关于族源的记载。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编者的心目中，族源和族属似乎并没有严格的界限，有关记载因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明显的例证见于嚈哒：

1.《魏书‧西域传》载：嚈哒国，“高车之别种，其原出于塞北。……衣服类胡，加以缨络。头皆剪发。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所谓“别种”本来也没有一定的内涵，而已知嚈哒与高车并不同族，唯嚈哒之前身乙弗之一部曾依附高车，其语自然与高车不同。由此可见，所谓“高车别种”说，无非是因为嚈哒与高车均起源于塞北、同样经由金山南下而产生的联想。（注：参看余太山《嚈哒史研究》，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8－43页。）

2.《周书‧异域传》称“嚈哒国，大月氐之种类”。但是，没有语气表明嚈哒历史上与大月氏有任何瓜葛。《周书》之所以如是说，只能认为是因为嚈哒西徙中亚后建国于曾被大月氏征服的地区。

3.《梁书‧西北诸戎传》称：“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这是因为传文取材于裴子野《方国使图》，《方国使图》的滑国即车师别种说完全是作者裴子野想当然的结果。（注：余太山：《〈梁书‧西北诸戎传〉与〈梁职贡图〉》，《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3－123页。）

（九）

　　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关于西域诸国语言、文字的记载较之人种更为罕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段时间内西域的语言环境是非常复杂的。《汉书‧西域传》载西域诸国多设有译长一职：有的只有一人，有的则有二人（所谓“左右译长”），如莎车、龟兹国，则多达四人；便可为证。以下列出仅有的几则记录：

1.《史记‧大宛列传》http://artvine.org/artvine/big5/sj/sj15b.htm载安息国“画革旁行以为书记”。《汉书‧西域传》所载略同，师古曰：“今西方胡国及南方林邑之徒，书皆横行，不直下也。革，谓皮之不柔者。”

2.《汉书‧西域传》：元康二年，汉准备以解忧弟子相夫为公主，妻乌孙昆莫，乃“置官属侍御百余人，舍上林中，学乌孙言”。由此可见，当时西汉政府设有专门的机构教习外国和外族语言。

3.《魏略‧西域传》载大秦国“其俗能胡书”。

4.《魏书‧西域传》“波斯国……文字与胡书异”。一说这是指波斯文字与印度文字的差异。（注：内田吟风：《魏书西域传原文考释（中）》，《东洋史研究》30～2（1971），第82－101页。）

5.《魏书‧西域传》载朱居国“语与于阗相类”（注：《洛阳伽蓝记》卷五：朱驹波国“风俗言音与于阗相似，文字与婆罗门同”。）。

6.《魏书‧西域传》：嚈哒“其语与蠕蠕、高车及诸胡不同”。《梁书‧西北诸戎传》则载：滑国“与旁国通，则使旁国胡为胡书，羊皮为纸”（注：关于嚈哒的语言，参看余太山《嚈哒史若干问题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210页。）。

7.《周书‧异域传》：焉耆国“文字与婆罗门同”。这是焉耆使用梵文的证明。（注：参看季羡林《龟兹研究三题》，《燕京学报》新10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9页。）

8.《梁书‧西北诸戎传》载高昌国“国人言语与中国略同”。《周书‧异域传》：“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子弟，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两书所载不同，后者可能较近实际。
（一○）

　　下面是几点补充说明。

1.虽然我的本意是指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本身所能够提供的可能性，但上列可能性实际上还是在考虑和吸收了有关其它文献和出土数据（人类学的和语言学的）的研究成果后提出的。这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2.以上提供的可能性只是许多可能性之一种，换言之，这些史料可能暗示另外的意义。例如：“深眼，多须髯”之类体貌特征，不仅不是判定欧罗巴种的充要条件，甚至不是必要条件。严格说来，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所载“深眼，多须髯”者只是有可能是欧罗巴种，如此而已。

　　再如：名称的勘同，是研究西域诸国族属、族源经常利用的手段之一，但由于“西域传”所见国名、族名等多系“重九译”而得，译者既非音韵学家，又未必通晓原语，加上对音的手段依然十分原始，势必增加结论的不确定性。

　　又如：族名相同，并不等于人种相同。一个部族征服另一个部族，可以采用被征服者的族名，被征服的部族也可能采用征服者的族名。同一国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人种也可能是不同的。诸如此类。

3.利用出土的人类学数据来研究西域各国的人种自然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注：有关情况可以参看徐文堪《新疆古尸的新发现与吐火罗人起源研究》，《学术集林》第5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第304－314页；《关于吐火罗语与吐火罗人的起源问题》，《亚洲文明》第3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6－93页； 《“中亚东部铜器和早期铁器时代民族”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学术集林》第9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279页，等综述。）但是，应该看到，至少在目前，这种手段有很大的局限性。这是因为古代中亚正处在东西文献记录的边缘地区，出土的人类学资料正是属于文献失载的某些部落或部族的可能性完全不能排除。这就是说，利用出土的人类学数据解开“西域传”所载西域诸国人种之谜，尚有待中亚考古的全面展开以及就各种出土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

4.借助现代语言学的成就和手段研究西域历史和文化业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应该看到，对于探讨南北朝以前西域的人种和语言收效不大。其原因主要有二：保留至今可供语言学分析的数据太少。二是不能排除一种语言引进另一种语言词汇的可能性。一些专门名词（史籍所传多半属于此类）往往被同时或后世操不同语言的部族使用。在一些国家中，还同时流行两种以上语言和文字。（注：例如：尼雅出土的汉文和佉卢文简牍表明，西域土著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但汉语和汉字至少一度在南道东端鄯善、精绝诸地的上层社会十分流行；简牍的形制和内地大同小异，同样说明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鄯善国的官方用语虽为印度西北俗语，书写用佉卢文，但汉语和汉文似乎同时流行。饶有趣味的是，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写有佉卢文的汉式木椟，堪称中西合壁的具体形象。）例如：有的研究者因烏孫的官號又見於後來的空厥族，便斷烏孫為突厥語族（注：白鳥庫吉：《烏孫に就ぃての考》，《白鳥庫吉全集》卷六，第1－55頁。），就显然有欠考虑。

（十一）

　　尽管一些研究表明，无论属于哪个种族，人类都共享一个古老、相同的基因密码，一部分研究者却坚信，不同的种族虽然拥有相同的基因，但其构成却是不同的；基因的构成及其组合决定了人类种族的多样性，基因在这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将随着有关研究的进步越来越清楚。

　　另外，基因研究据说有力地支持这样一种观点：从解剖学角度所说的现代人是10万年前在非洲出现的；他们取代了世界各地的早期人（包括亚洲的直立人），遗传迹象且表明这种替换是彻底的。果然，现有的人类学、语言学理论都应该重新检讨，作出相应的修正。可以想见，随着分子考古学技术的进步，古代西域人种、语言的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注：参看徐文堪《一个重大的科学前沿问题——〈人类基因的历史与地理〉读后》，《学术集林》第14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