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影像志》2006年9-11--10-1日看点：15集系列纪录片《那一场风

柴禾妞

遗爱大瑶山——费孝通·王同惠



　　大瑶山，地处广西中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是瑶族的传统聚居地，此地山势险俊，交通不便，常年与外界隔绝。然而在1935年的秋天，当地的瑶民却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汉人经常出现在村寨之间的羊肠小道上。

　　这两名汉人是一对夫妻，男的叫费孝通，女的叫王同惠，他们是应广西省政府的邀请从北平来这里做社会调查的。

　　广西这时正在提出建设模范省，要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全部处于全国前列。因此，当时广西希望请全国的专家来帮助调查研究，拿出一个更好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

　　费孝通的侄子费皖介绍说：“1934年，费孝通从清华的研究院毕业，毕业以后他的老师建议他利用一年时间做一个实地考察，然后再出国去留学。这个时候，费孝通已经考取了这个去英国留学的资格。那么这个建议呢也得到了吴文藻老师的同意。这个时候正好广西政府也有一个当时叫做特殊民族的一个社会调查。特殊民族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们说的少数民族。后来通过大家的联系，就广西政府同意费孝通去大瑶山进行这方面的考察。”

  　　费孝通是江苏吴江人。他在中学时代的志向是当一名医生，悬壶济世。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学预科，后来，他觉得人最痛苦的不是疾病，而是来自社会所造成的贫穷，要治病救人，就得先治理社会。于是，费孝通转学至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先生攻读社会学。燕大毕业后，他又考入清华研究院继续攻读人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19世纪末就已经传入了中国，20世纪初许多大学都开设了社会学、人类学专业，但大都使用外国的教材，甚至是由外国的教师授课。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30年代。

　　费孝通的学生徐平介绍说：“有一个改变呢，就是像吴文藻先生他们这么一批在国外留洋回来的中国人，开始走上了讲台。那么当时以吴文藻先生为代表这批中国学者就非常强烈地感到一种社会责任，就是既然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的学问，那么我们如何用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灵活方法来认识中国社会。那就是当时的社会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一个任务。吴文藻先生是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他当时是留洋归来的所谓的就是说洋留学生。他最早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上的是西洋思想史，他是第一个用汉语教材讲授西洋思想史的一个老师，就是说开风气之先。”

　　9．18事变后，日军向关内步步进逼， 1935年的6月，南京政府又与日军签署了《秦土协定》，迫使二十九军大部移驻河北，日方达到了控制察哈尔省东部的目的。面对强大的外侮，贫弱的祖国，作为思想最前沿的知识分子们积极探索着救国的道路。

　　徐平介绍说：“吴文藻先生认为要直接面对中国社会问题，所以他力主就说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这么一个大的口号。在具体的这个方法上呢，吴文藻先生就认为社会学作为这个西方

　　尤其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产生的，主要针对城市的这么一个学科，引用到中国这个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文盲占多数的这个社会里边，用这种缺口直接富裕中国社会显然是有差距的。吴文藻先生就提出，要引进人类学的方法。”

　　这次广西省政府发出邀请的目的是为了调查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为实践吴文藻先生的学术理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而完成这次考察的最佳人选就是对社会学和人类学都有一定造诣的费孝通。但是在燕京大学里，还有一个人也对这次考察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她就是吴文藻先生的另外一个学生，王同惠。

　　这个时候费孝通和王同惠虽然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孤男寡女一路同行，在那个时代还是会让别人说闲话的，于是为了这次考察，他们两人决定提前结婚。

　　徐平介绍道：“这在当时的清华和燕京是引起比较大的轰动，费先生和王同惠是吴文藻先生的得意门生，吴文藻先生当时也是非常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的一个学者。当时是由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亲自在这个北大的临湖轩给他们举行了婚礼。”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攻占了遵义。为长征确定了新的方向，这一年的夏天，新婚燕尔的费孝通和王同惠也踏上了自己的征程，他们的目标是广西大瑶山。

　　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费孝通两人从上海出发绕道到香港，从香港再到广州，然后进入广西。到了广西的象县，就要进入瑶区了。进瑶区是一件更麻烦的事，没有路也没有车，开始只能做轿子，渐渐的连轿都不能坐了，只能步行。

　　徐平介绍道：“那个时候的瑶族地方叫做穷山恶水。一个是自然环境很差，当时这个瑶山连这个畜牧都不多，所有的行都是靠的人的双腿。当时的这个情况已经完全出乎他们的想象。用他们从桂行通讯上边记下来的话说的说，很多时候都是四肢着地爬行。”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尽管也有抱怨和气馁。但费孝通和王同惠却没有退缩

　　到了大瑶山之后，费孝通和王同惠才意识到路途的艰辛其实算不了什么，瑶人和汉人之间的长期隔膜才是他们遇到的最大的障碍。

　　徐平介绍说：“瑶族有一句话叫瑶归瑶，朝归朝。就是我瑶族管我自己，你中央管你中央的事。虽然它就是说历朝历代呀，瑶族都是我们国内的一个少数民族群体。但是从来没有完全地纳入到中央政权统一里边。广西省政府要建立模范省的时候，瑶汉之间的冲突还不断发生。”

　　对于费孝通两个汉人突然来检查身体，瑶族人很不配合。

　　《费孝通生死挚爱》的作者陈东风介绍说：“他们对群众就说检查身体是看看你们有没有病。

　　有病的话，我们以后带药给你们吃。后来瑶人就有些怀疑，他说为什么我们身体好的人你们就检查，我们家里有病人你们偏不去检查呢？来检查身体的人，来接受身体测量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后来费孝通就干脆就说实话，他说我们搞这个体质检查是看你们是属于什么人种，在迁移是哪个地方迁移来的。这就瑶人就很高兴，后来来接受身体检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通过一个多月的走村串户，费孝通和王同惠已经完成了对古陈村坳瑶的考查，收获异常丰富。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告别了古陈村，在两个向导的带领下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罗运村。这一天，是他们结婚后的第108天。

　　费孝通和王同惠的相识并不浪漫，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同学聚会上，他们两人因为一个学术问题而发生了争论。

　　费孝通的侄子费皖说道：“费孝通为了说服王同惠呢，他找了一本这个课外书，借圣诞节的时候互相赠礼物的这个机会，就把这本书送给了王同惠，就希望王同惠看了这本书以后可以说服王同惠。就这样他们之间互相有了来往，走的更近了。”

　　那个时候，费孝通在清华研究院，王同惠在燕京大学，由于清华和燕京离的比较近，所以他们互相之间来往很密切。由于女生宿舍男生无法进入，费孝通就站在女生宿舍门口，等王同惠出现，而王同惠也经常抽空到清华去看费孝通。

　　为了去广西考察，费孝通和王同惠提前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大瑶山之行同时也就成了他们的蜜月之旅。这里生活的艰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但费孝通夫妇却甘之如饴。

　　古陈村村民盘日辉回忆道：“费孝通和王同惠两夫妇很恩爱，他们走路居然很早的时候

　　手牵着手。他们吃东西，因为这里没有面，他们吃面惯了。我们这里，一道吃红薯。费孝通帮王同惠剥了皮才给王同惠吃。王同惠呢又关心他的爱人，城里来的他吃不惯鸡皮。所以王同惠又趁热帮他剥掉这个鸡皮，然后呢再喂给费孝通吃，所以他对我们的印象很深。”

　　《费孝通生死挚爱》作者的陈东风介绍说：“瑶人有一种风俗叫他不。他不的意思就是说他不允许客人夫妇在主人家里面同居。所以费孝通和王同惠这一对新婚夫妇到了大瑶山以后他们也不能在一起住。他们只能够各自将息，费孝通曾经对王同惠讲过，他说同惠，入乡随俗，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就暂时做牛郎织女吧。王同惠就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费孝通夫妇十分尊重瑶民的风俗习惯，不仅和瑶民同吃同住，还主动帮瑶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使得他们逐渐获得了瑶民们的信任。

　　费孝通夫妇在大瑶山上考察了一个月，已经基本适应了丛林中的环境，但今天去往罗运村的山路格外难走，王同惠已经有点吃不消了，于是费孝通扶着她在一个土坡上坐下休息，喝点水，擦擦汗，顺便欣赏一下四周的风景。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当他们准备起身赶路时，却突然发现向导和挑夫都不见了！他们大声呼喊，却只有空谷回音。两人的心一下慌了起来。连绵不绝的原始大森林，连当地人都要结伴同行，更别说初次踏进大山的两个文弱学生。

　　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夫妻俩人只能互相搀扶，摸索着前进。不知走了多远，费孝通隐约发现前面有一处看似房屋的建筑，他以为是住家，立即过去查看。

　　费皖介绍说：“因为当地那个建筑也很简陋的，特别是在山野里边孤零零的一个建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看来像个门。那么费孝通就先过去想要推开门，想看一看。结果这么一推这个门往里一迈。原来这个屋子是一个瑶民捕老虎的一个陷阱。一个像屋子的那么一个东西，那么上边就石头木头压下来，一下就把费孝通的脚给压在里面，把腰也压坏了。王同惠在后边当时一看就赶快来拉他，可是拉一时也拉不出来。只好把那个石头啦什么木头移开。完了把费孝通拉出来。拉出来以后，就给他安置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费孝通由于已经无法走动，他就叫王同惠赶快顺着河水去找人。心急如焚的王同惠匆匆地消失在了夜色中。费孝通一边让自己保持清醒，一边祈祷妻子能够平安归来。天渐渐亮了，但是王同惠还没有回来，费孝通的心里有了一种不详的预感，他强忍着疼痛，挣扎着向山下爬去。

　　艰难爬行的费孝通在山中发现了一头牛，他估计附近会有人家，果然，一会就有一个瑶族的妇女出现。两人比划了很久对方才知道费孝通出事了，于是找人把他抬回了村里。回到村里的费孝通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王同惠，但是村民们一直找了6天，还是一无所获。

　　在王同惠失踪后的第７天，也就是1935年12月23日，瑶民们在古陈村与罗运村交界的一处悬崖下的山洞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的遗体。那天晚上，王同惠救夫心切，慌乱中一脚踩空，不慎坠落深渊……

　　根据这次大瑶山考察写成的《花蓝瑶社会组织》，成为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的第一部田野调查报告。

　　1939年，费孝通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欧洲一些学院人类学学生的必读参考书，由此奠定了费孝通社会人类学巨擘地位，在《江村经济》一书的卷首，费孝通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完）

　　王同惠的遗体后来安葬在广西梧州市白鹤山下

　　费孝通于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为了纪念王同惠，他们为自己的女儿取名费宗惠。

　　费孝通和王同惠在蜜月中共同校订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中文版译稿，于王同惠逝世62年后的1997年出版，费孝通为它写了一万多字的叙———《青春作伴好还乡》

　　2005年4月24日，费孝通逝世，家人根据他的遗愿将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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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妞

师生情缘——鲁迅·许广平  



　　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信中说：校长以“留学”、“留堂”——毕业留本校任职——谋优良位置为饼饵，学生以权利得失为去取，今日收买一个，明日收买一个……凡足以固位恋栈的无所不用其极，此中国女子教育之前途!先生!有什么法子在苦药中加点糖分?

　　这位女学生信中所提到的校长叫杨荫榆，她是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海外的女子之一，原为女师大学监，一年前任女师大校长。

　　这一年年初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 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女高师的学生第一次冲破学校的禁令，投身学生运动。而此时的校园里也正在酝酿着一场驱逐校长杨荫榆的风波。写这封信的女学生，是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总干事，也是驱杨运动的重要组织者——许广平。

　　就在许广平写信的第二天，也就是1925年3月12日， 59岁的孙中山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孙中山逝世后，约有74万民众前往致祭。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决定为其举行国葬，灵柩暂时安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3月12日这一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许多学生想去参加孙中山的追悼会，但是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拦。

　　杨荫榆不希望学生们加入到社会的政治运动中，当有学生提出悼念孙中山时，她觉得孙中山思想当中有另外的一种破坏的作用，认为学生们应当好好的学习文化，因此拒绝了学生的请求，矛盾由此激化。

　　杨荫榆的行为引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许广平写信给老师的目的，也正是希望先生对学校中正在发生的事情作出一些指点。这封信寄出去两天以后，许广平就得到了老师的回信，信中说：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这位向学生交白卷的老师，就是鲁迅。这封信也是许广平写给鲁迅的第一封信。这一年，鲁迅在女师大任教已经快5年了。

  　　鲁迅，原名周树人，被后世称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急先锋,他1881年生于浙江绍兴，1918年，38岁的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刊载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小说抨击了家族制度与封建礼教的弊害。（许寿裳 《鲁迅先生年谱》）　

　　1920年的秋天，鲁迅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女师大授课，教授的是中国小说史，来女师大上课之前，鲁迅的《阿Q正传》、《伤逝》、《孔乙己》等小说，都是女师大学生喜欢阅读的作品。鲁迅的知名度使得他给许广平那一届学生的第一次上课，成为大家翘首期盼的事情。

　　《许广平与鲁迅》一书的作者倪墨炎介绍说：“她们都有一种好奇的研究心理，就是这个老师来他们都知道这个课是鲁迅开的。他学校里的名字叫周树人，他们都知道了，他们要看一看这个著名的作家周树人到底是个什么人。”

　　这堂课，许广平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

　　上课的时候，鲁迅匆匆进去，大家都很吃惊。因为他穿的衣服有补丁，长衫上面有的地方补过，特别是裤子上面，膝盖上面都有补丁，皮鞋上面也都是一块块补丁，头发也很长

　　而且他是个平顶。大家都在议论，怎么这样一个人好像是一个乞丐一样。

　　与同在女师大任教的还有周作人、林语堂等众多知名教授，而与平常打扮得西装革履的新派人物相比，鲁迅则是不修边幅的。

　　倪墨炎介绍道：“周作人也经常穿长衫的，鲁迅也经常穿长衫的，但周作人的长衫不是破的，它都是很挺的。许寿裳，林语堂经常穿西装，特别是林语堂领带什么都打得很好的。鲁迅就是比较随便的，譬如桌子上有什么水啦，抹布不在旁边他就用袖子管揩掉了。”

　　个子矮小，穿着随便的鲁迅一开始讲课，许广平和其他同学就被他所讲的内容所吸引。不知不觉中，第一堂课结束了，等到学生们回过神来，教室里却早已不见了鲁迅的踪影。

　　许广平后来在《鲁迅与青年们》一文里，如此描写了这第一堂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了过来，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了一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与鲁迅一同在女师大授课的胡适、李大钊林语堂等人把新思想传给了那些渴望个性解放的女学生，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年轻人的是对传统社会体制的破坏与革新，尤其是对封建婚姻的反抗。

　　封建包办婚姻是北师大女学生们普遍面临的难题，许广平也不例外。高第街是广州著名的一条商业街，从清朝末年开始，就已经店铺林立，商品琳琅满目。1898年2月12日，许广平出生在高第街一许姓大家族里。出生没几天，父母便替她定了亲，许配给广州一户姓马的绅士家。

　　许广平向家里提出她不喜欢这个婚姻，要解除。但马家并不愿意退掉这个婚姻，最后谈判许家给马家一笔钱，这笔钱足够马家再娶一个媳妇.

　　解除了与马家的婚约之后，1922年许广平北上求学，1920年北京大学首开先例，率先解除了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限制。两年后国民政府又颁布了“壬戌学制”，正式明确了女子有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根据这一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调查统计，当时全国已有女大学生887人，占全体大学生总数的2.5%，许广平就是这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打在女师大，许广平遇到了鲁迅

　　鲁迅、胡适、陈独秀等人传授给学生的民主自由意识，与学校旧有的教育体制产生了冲突。当时学校规定：学生一律穿草绿色布制的衣裙制服，违者记过。杨荫榆任校长后,校规更为严格，学生们祭奠孙中山的行为成了驱杨运动的导火索。

　　在北京《京报》上，女师大学生为“驱逐校长杨荫榆”而向当时的北洋政府请愿的消息刊登了出来。但“驱杨运动”的初步结果，却是，许广平等6人被校方开除，在开除令里许广平被斥为“害群之马”，从此就得了一个害马的绰号。

　　在学校的布告里面写了，校方公布了这几个人表现怎么不好，并把表现不好的内容寄给六个家长。这样就很容易引起家长误解，认为自己的女儿怎么在学校里面不守规矩，不守纪律，不知出了什么事情。于是鲁迅就和几个老师联合起来写了一个声明。

　　1925年5月27日,鲁迅、林语堂、周作人等7名教授在的《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宣言，公开支持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在这个月中，鲁迅与许广平共有6次通信。

　　在他们通信当中，两人的称呼、署名都很有意思。开始的时候，许广平称鲁迅老师后来称迅师，署名开始是小学生，后来是学生。后来鲁迅叫许广平广平兄，后来发展成害马。最后成了my dear teacher，你的害马。由此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已经很密切了。

　　俞芳女士，与鲁迅是同乡，在上世纪20年代，她每个星期天都要到北京西三条胡同的鲁迅家中玩耍，在鲁迅家中她们经常可以见到许广平。

　　俞芳回忆道：“许广平先生她是这样的，人是高高的，她比我姐姐她们都高。人很大方的，眼睛挺有神，眼睛比较大。好像她们说，眉目之间好像很粗，很有点聪明的样子。”

　　1925年6月，杨荫榆被女师大的学生们驱逐出了校园，这一期间学生坚持上课 老师坚持教课,学校内相对平静。端午节这一天，鲁迅请许广平还有俞氏三姐妹等六个女学生来西三条胡同的家中吃饭，共度端午。

　　俞芳还记得哪天吃饭的情景：“开始吃饭以后，许广平跟王顺亲他们就敬鲁迅先生酒。敬酒以后，后来说葡萄酒太轻了，就变成黄酒了。说黄酒又太轻了，就说有没有胆量吃白酒。鲁迅先生说，吃白酒就吃白酒。”

   

  　　在席间，鲁迅有一点醉，他就揿了俞芬的头，敲了一记许广平的头。

　　端午节的聚会没过多久，警方开始介入女师大的学生运动。以维修为名义，杨荫榆带着警察冲进校园强行关闭了学生宿舍。学生宿舍被关闭，家在广东的许广平此时没了栖身之所，这时候，鲁迅让许广平暂时住到了自己的家中。

　　鲁迅在西三条胡同的家是一个小四合院，北屋共有3间房，母亲鲁瑞住在东侧房，夫人朱安住西侧房，鲁迅则住在北边单独向后延伸的一间小屋子里，鲁迅称它为老虎尾巴。

　　在鲁迅家中，许广平有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为鲁迅抄书稿，许广平抄写的速度很快，有一天，她连续抄了一万多字。

　　《许广平与鲁迅》的作者倪墨炎介绍道：“鲁迅进来的时候，说你抄得太辛苦了，就摸摸许广平的手，这使她感觉到鲁迅对她的关心已经不像老师对学生。”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妻子，这门亲事是鲁迅留学期间母亲鲁瑞为他安排的。出于对母亲的孝顺，鲁迅接受了朱安。鲁迅很尊敬朱安，虽然两个人没有什么感情，但没有什么争吵。而且实际上，他们一直过着一种无性的生活，鲁迅其实一直过着独生的生活。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不可能有幸福，但他却准备牺牲自己，让年轻人去享有这个幸福。鲁迅曾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写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25年夏天，在鲁迅的家里，许广平第一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但是鲁迅觉得自己不可能再得到婚姻的幸福，不配被人所爱。

　　《出了象牙之塔》，是鲁迅在女师大授课时编的教材其中有一篇是英国诗人勃郎宁写的一个爱情事，故事中一个年长的老师同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相爱了但是年长的老师认为不能相爱就说我们不相称，两个人到了晚年觉得神未必这样想，我们还是可以相爱的鲁迅因为自己已有的不幸婚姻而不愿再谈爱情，而许广平却引用了勃郎宁的诗句神未必这样想，这是一句令两人彼此心照不宣的话。

　　倪墨炎介绍道：“这个故事因为两个人都心里明白的是什么意思。那么鲁迅回答，你中毒太深了，因为我课堂上讲的这个故事，你太理解了。鲁迅这样回答，并不是拒绝许广平，

　　就是认为还是要许广平再慎重考虑。”

　　与鲁迅相爱，许广平不得不面对朱安，不得不面对妻妾的名份问题。

　　我是我自己的 这是女师大学生庐隐在反对封建婚姻时提出的口号，这句话流行于女师大学生中间，成为他们反对旧式婚姻的标志性语言。与许广平追求爱情的大胆、主动相比，鲁迅在心理上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中国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老师同学生是两个辈分，所以老师同学生恋爱那是不可想像的。如果鲁迅承认师生恋的话，那就是多了一个（妻子），在传统上来看他等于是纳妾，显得生活不太正派。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的一言一行都会受到社会的关注。而已有妻室的事实也让鲁迅决定放弃追求爱的权利。

　　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介绍说：“他认为我们搞新文化的人是很正派的，很正经的。所以我们坚决也不纳妾，他是坚决不找第二房的。”

                                                

　　鲁迅认为，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可能有幸福的。但是在他自己来说，他准备牺牲自己。

　　与许广平的交往，让鲁迅的生活出现了变化，无爱的婚姻，受到了冲击，原本打算牺牲自己的念头也开始动摇了。后来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受到许广平的影响，鲁迅慢慢地也向许广平表示我可以爱，我为什么必须牺牲自己呢？

　　在经过神未必这样想的谈话后没多久，许广平再一次走进鲁迅的小屋，希望得到一个最后的答复。一番凝视与思量后，鲁迅说我可以爱，你胜利了。

　　驱杨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北洋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免去杨荫榆校长职务，但同时章士钊下令解散女师大。这一行为遭到鲁迅等教授和学生的反对，师生们在宗帽胡同开设临时校舍，继续上课。女师大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北京其他高校学生的支持，1925年11月，北京爆发了有各届数万人参加的“罢免和惩办章士钊”的示威游行，12月11日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宣布免去章士钊职务。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宣布复校。

　　鲁迅与许广平的交往遭到了一些旁人的非议，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与许广平的照片里没有一张两个人的合影，这张与广州中山大学图书管理员蒋经三的合影曾被后来者剪裁，并发布在媒体上作为两个人的合影。

　　周作人在1961年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对许广平评论道：“内人因同情于前夫人（朱安）之故，对于某女士常有不敬之词，出自旧家庭之故其如此看法亦属难怪。”（上字幕）

　　1926年8月，许广平 鲁迅离开了见证他们爱情的北京，离开了西三条胡同。

　　1927年10月，许广平与鲁迅定居上海，正式公开了两人的爱情，宣布同居。

　　1929年10月1日，两人爱子出世，取名海婴。

　　1933年5月，两人将此前的书信编辑成《两地书》出版，作为他们爱情的见证。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病逝。

　　1968年3月3日，许广平在北京逝世。

柴禾妞

尘旅情殇——萧红·萧军



　　1932年7月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在位于哈尔滨道外区十六道街一座叫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位面容憔悴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这个女子叫张迺莹。

　　三年后她因一篇名为《生死场》的长篇小说一举成名但那时人们记住的是她的另一个名字——萧红此时 她正在等待外出筹钱的未婚夫归来他们已经拖欠了旅馆四个月的房租。

　　然而，去取款的未婚夫迟迟未归，欠下的600多元的费用显然是没有什么着落了，宾馆的人就把萧红作为一个人质扣下来，如果真的拿不回来钱，就把萧红卖掉。因为当时东兴顺旅馆离哈尔滨的妓院区“圈儿楼”非常近。

　　哈尔滨，原是松花江边的一个小渔村。1898年，俄国人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选中了这个渔村。此后，哈尔滨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城市，素有东方小巴黎之称。　　

　　1932年2月，在萧红住进东兴顺旅馆前的一个月，哈尔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日军在占领哈尔滨后就公布了《货币及金融制度方针纲要》。

　　日本人侵入了哈尔滨以后，市民过去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受到一些冲击，百姓的生活也在下降。在日本人占领哈尔滨时期，哈尔滨人甚至不允许吃大米。

　　这一年萧红21岁，由于生活物资的紧缺，怀孕7个月的萧红面容憔悴。1911年的6月1日萧红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户小康人家。

　　萧红9岁时母亲去世，父亲随即续弦。17岁那年，在哈尔滨上学的萧红中学毕业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在哈尔滨教书的同乡汪恩甲订婚。

　　这个婚姻实际上是一个包办婚姻。但在介绍的时候，萧红并没有提出反对。当时汪恩甲不仅人长得挺帅，而且在订婚的时候他只比萧红大两岁，也是个年轻人，并且已经在哈尔滨三育学校当老师了。

　　由于萧红毕业以后不想回到家乡，因此继续留在了哈尔滨，和王恩甲之间就有了一些更进一步的交往。因为他们已经是订过婚的，所以两人就同居在一起。

　　1932年萧红与汪恩甲同居。哈尔滨沦陷后。客商锐减，萧红和未婚夫汪恩甲以赊账的形式住进了东兴顺旅馆。东兴顺旅馆是上世纪初，俄罗斯人在哈尔滨建造的一座著名旅馆至今它还保留着原貌。

　　在日军占领哈尔滨之后，许多欧洲侨民开始撤资。一度繁荣的旅馆业开始萧条，进入夏季后的哈尔滨，开始不停地下雨。据中国水文大事记的记载，1932年6月下旬至8月上旬松花流域阴雨连绵，7月份的降雨天数在20天以上。降雨量300毫米雨区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

　　雨中的街道行人稀少，萧红准备外出，寻找未婚夫汪恩甲。但是旅馆的老板，不允许萧红出门。困窘中的萧红，勉强地支撑着身体。依附在窗口上向外望去，期盼着汪恩甲能够突然出现在大街上。鲁迅夫人许广平，曾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说：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侯，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

　　萧红的家种并不赞成她和汪恩甲的同居，为此，萧红和家里中断了经济上的往来。遇到现在这种被卖的危险，无助的萧红只有求救，她想到了看到的报纸。

　　雨不断地敲击着窗户，萧红呆坐在桌边此时的萧红还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她把自己写的小诗《春曲》寄到了哈尔滨《国际协报》的副刊部。

　　《国际协报》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出版时间最长，社会影响最大的一家民办报纸发行量，居哈尔滨中文报纸之首。萧红并不是想发表作品，她只是含蓄地发出了一个求救信号，可是编辑却把它扔在了一边

　　这时候，她已被旅馆的老板从3楼赶到了2楼。一间发霉的小储藏室，并且已经找好了一家妓院，准备把她转卖。被关在屋子里的萧红，企盼着有人来解救她。然而总是失望，抱着再试一次的态度。萧红第二次给《国际协报》寄去了求救信，这一次她的信写得很直白：你和我都是中国人，中国人见中国人能不能不救啊！

　　收到信的是《国际协报》副刊部的主编：裴馨园。出于同情，裴馨园立即派人去看望萧红。

　　旅馆老板的态度很明确。只要还钱，立刻放人。派去看望萧红的人，只好冒雨返回编辑部第二天为了营救萧红。裴馨园召集了，一些报社的同事在哈尔滨道外区的小家小饭馆里

　　商议营救的办法。在场的人中，有一个叫三郎的年轻小伙子。他的真实姓名叫刘鸿霖，后来人们只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名字--萧军。萧军对营救萧红一事，显现出了一种漠然的态度。

　　当时萧军自己本身非常穷困，他什么都没有，自然也就无能为力，他不愿意做空架子的事，或者慷慨激昂宣言。

     

  　　对于那天的心境，萧军在纪实散文《烛心》中，做了这样的描述：我听到这些，只是漠然的向自己的唇中。多倾了两杯而已

　　萧军本姓刘，萧是他的笔名。因为他喜欢打渔杀家里头的老渔夫萧恩，因此笔名就用萧。又因为他是军人出身，所以就叫萧军。

　　萧军比萧红大四岁，1907年出生在奉天义县的农村。父亲是一个木匠，萧军18岁时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此前，张学良就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炮科的毕业生。这张照片是萧军在讲武堂学习时，与同学的合影。

　　萧军是个优秀的学员，但在还差一天就毕业的时候，他却成了成了肄业生。萧军生性好打抱不平，非常正义。他为了替一个同学抱不平，他差点把一个东洋流的教官给劈死。他也因此被开除。

　　离开东北陆军讲武堂后，萧军辗转来到了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的主编，裴馨园十分欣赏萧军的文章。他聘请萧军编写儿童副刊，在裴馨园的邀请下，萧军参加了那天营救萧红的碰头会。尽管裴馨园他们没有商议出，具体解救萧红的办法，但报纸的介入，却引起了东兴顺老板的恐慌。

　　旅馆老板暂时，不敢把萧红卖到妓院。但却进一步限制了萧红的食物供给7月12日中午萧红接连向裴馨园，打去几个求救电话。那一刻，接电话的却是萧军。后来萧军在《烛心》中写道：那天你来电话时我是正在馨君的座位上，为他整理一些外来的稿件，你接连的几次电话我全知道，但却一次也没答应过你。

　　一时没有什么好办法解救萧红，裴馨园只好写了一封安慰萧红的信，找出几本小说让萧军给萧红送去。进到屋里，萧军把信交给萧红。就在萧红看信的时候，他仔细观察了一下面前的这个女子。

　　对于当时的萧红，萧军曾这样描写：她脸色是苍白的，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的头发披在肩上，好像好长时间没有梳理也没有剪了。黑发里头，都已经看见白发在闪。萧红当时穿着一个蓝色的大褂，但是已经褪的几乎认不出颜色了。萧军把书交给萧红的时候，他真的想转身就离去。但是萧红的一句话留住了他。萧红说，能坐下来谈一会儿吗？萧军坐下以后，萧红就像对朋友一样，很坦率地说了她的经历。

　　在谈话中，萧红说她读过萧军的文章，很对自己的脾胃，萧军则无意中发现了萧红，放在桌上的一首小诗。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来了，春天到了。

　　萧军的女儿萧耘介绍说：“看到这首诗，我父亲马上心动了。他觉得这个诗很有诗意，而且把萧红这个处境完全都写出来了，让人就不能不心疼，就是不能不痛惜她，不想呵护她。任何一个有血气的男人，正义的男人，我想看了她这首诗都会很感动的。”

  　　这个时候，萧军的思想转变了。

　　萧耘回忆道：“要刚开始的那个印象，真是毫无美丽可言，任何一个男人都不会爱上这样一个女人的。可是自从他看了这几个作品以后，他马上就觉得他眼前这个女人变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美丽。而且他马上自己就下了决心了，无论如何，我花多大的牺牲，我都要拯救这个有才华的女子。”

　　临走时，萧军留下了口袋里仅有的5角钱，让萧红买点吃的东西，萧军后来回忆道，这仅有的5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后来的几天，萧军不时地来看望萧红，萧军在回忆录《人与人间》中写到：我们遇合了，我们结合了。就共同从事文学生涯但是萧红拖欠旅馆的六百多元钱，却始终没有办法凑齐。不过萧军向萧红承诺，一定会救她出去的。

　　在萧军第一次看望萧红的时候，一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萧红的困境，依然没有解决。这时，哈尔滨已经下了27天的大雨。松花江水位接近120米，超过了哈尔滨有水文记录历史以来的最高点。8月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

　　《萧红评传》的作者刘乃翘介绍说：“所有的人都在睡梦中。清晨的时候，当他们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发现水已经到了床下。然后所有的人都惊醒了，然后大家就开始逃。”

　　南岗是哈尔滨的高地，市民们都往那里聚集，此时道里道外两个区，已浸泡在洪水中。

　　而萧红居住的东兴顺旅馆，一层已被洪水淹没，这时仍在裴馨园家中商议营救萧红的萧军主动提出，自己会凫水。能把萧红救出来，于是大家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凫水去救萧红。

　　萧军的女儿萧耘介绍说：“水发到二楼了，箫红的房子是二楼，坐在窗台上就可以摸着水。看她的人都跑了，逃命了，就给了她一个逃命的机会。”

　　房客们乘坐小船，纷纷逃离时，只有萧红还依然在等着萧军的到来。但当萧军游到东兴顺旅馆的时侯，却发现旅馆里已经不见了萧红的身影。

　　萧耘回忆道：“实在等不来了，她就搭了一条柴船，正好从她的窗口过。按照萧军给她留的裴馨园的地址，她先于萧军到了裴馨园家。”

　　萧军着急地回到裴馨园的家中，却欣喜地发现了萧红。此时东兴顺的老板，早已不知去向萧红也不用，再为那六百多元的欠款，而被迫面临卖身的境地。　　

　　1932年8月的洪水，使哈尔滨市区受淹长达一个月。根据中国水文大事记的记载市区最大水深5米以上。全市38万居民，有23.8万人受灾，12万人颠沛流离。

　　萧耘介绍说：“所以说呢，哈尔滨的大水是灾难，对萧军 箫红来说尤其对箫红来说，它是个幸运。萧军曾经很形象地比喻过他和萧红。假如说萧红是小夜曲的话，萧军他说他是交响乐。假如说萧红的灵魂是蓝色的话，萧军的灵魂是红色的。假如萧红是月亮，萧军说他是太阳。”

　　几星期后，萧红生下了她与汪恩甲的孩子，但因无力抚养，送给了道里公园的看门人，从此再也没有这个孩子的音讯。

　　1934年6月，萧军萧红离开哈尔滨前往青岛。这一年，萧军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1934年11月，萧红、萧军从青岛辗转来到上海。第二年，萧红发表成名作《生死场》

　　1938年3月，萧红、萧军在经历了6年的情感跋涉后最终分手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病逝，时年31岁

　　1988年6月22日，萧军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柴禾妞

情书——沈从文·张兆和



　　1932年盛夏的一天，苏州九如巷三号的张公馆门前，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戴近视眼镜的年轻人。这位拜访者叩响了张家的大门，并对开门的门房说明了来意，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见张家的三小姐。

　　张家是苏州的名门贵族。主人张冀牖是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挚友，因为倾其家资在当地创办乐益女子中学，为众人所称道。而张家的四个女儿元和、允和、兆和、充和，更是堪称多才多艺的名门闺秀，在当时的苏州城，流传着“张家四姐妹为苏州城四朵奇葩”之说。一时张家门前慕名拜访者络绎不绝。

　　当这位年轻的拜访者自称姓沈，要找张家的三小姐时，看门人却说：三小姐不在家。

　　听到这个消息，年轻人神情有些落寞。这时，张家二小姐允和闻声出来，她一眼便认出，这位年轻人，正是当时文坛上小有名气的作家沈从文。

　　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回忆说：“二姐（书中）写得说，他站在我们那个门口我都没有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年纪太小，十一二岁，也不大看什么著作什么。但是只晓得他是一个文学家，写小说的。”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190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1924年，22岁的沈从文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散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后，沈从文又陆续发表了《狂人书简》《市集》《压寨夫人》《炉边》等，他那时已经成为了当时文坛一颗颇受瞩目的明星。

　　沈从文这次苏州之行要见的张家三小姐，名叫张兆和。这一天，张兆和去图书馆看书，并不在家。在五十六年后，张兆和二姐张允和所写的《张家旧事》中，回忆了这一时刻：站在太阳下，沈从文感到些许的尴尬，我抱歉地说道：沈先生，三妹到图书馆看书去了，一会儿回来，请进来屋里坐。沈从文听到这样的答复，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吞吞吐吐的说出三个字：我走吧。这话像是在对我说，又像是在对他自己说。沈从文结结巴巴的留下了自己所住旅馆的地址，便转过身，低头走了，他沿着墙，在半条有太阳的街上走着，灰色长衫的影子在墙上移动。

　　1906年2月，大批留日学生返抵上海，留学生中的姚洪业、孙镜清等各方奔走，募集经费，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租民房为校舍，筹办中国公学。1906年4月10日，中国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孙中山，宋教仁，蔡元培曾任学校董事，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大学之一。1929年9月，胡适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沈从文被聘用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

　　1929年9月，过完暑假的学生们陆续回到了校园。这一天是沈从文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在此之前沈从文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所备资料足供一节课使用。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包了一辆黄包车，而此次讲课的报酬，却只有六块钱！

　　由于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因此，当天慕名来听课的学生早已挤满了教室。看着学生们期待的神情，本来准备好的开场白此时却怎么也说不出口。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张允和的丈夫周有光介绍说：“学生很欢迎他，因为他的文章的确是当时青年是影响很大。可是他不会教书，怎么教呢？学生练习写小说，他给他改。这很好。可是课堂上怎么样子来教人家写小说，他也不会教。”

　　此时，整个教室已从议论纷纷变的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女生，名叫张兆和，见沈从文如此狼狈，她竟不敢抬头再看这位年轻的老师。漫长的十分钟静静的过去了，沈从文终于抬起头来说道：你们来了这么多人，我要哭了。

　　虽然第一堂课上沈从文的表现让张兆和觉得他不过是位只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年轻人而已，但随着沈从文的授课在学生中逐渐受到欢迎，张兆和旁听的次数也多了起来。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洪涛回忆说：“张兆和在当时在中国公学的英语系读书，沈从文在国文系教学，也就是因为沈从文的名气，张兆和经常来旁听，旁听沈从文的课程。那么在旁听的过程中，沈从文显然注意到了张兆和，对张兆和产生了好感。”

　　由于皮肤略黑，男生们为张兆和起了一个绰号“黑牡丹”。后来流传于张家姐妹之间的张兆和的另一个绰号“黑凤”却是这时沈从文对她的称呼。在沈从文心目中，张兆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大家闺秀。

　　刘洪涛介绍道：“张兆和知书达理多才多艺。她在小时候在她们家庭内部有过一个刊物就是《水》，那个杂志主要发表的是他们家几个孩子的这些文章。张兆和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因为她自己有非常好的身世，可以说是大家闺秀。”

　　为了向张兆和表达自己的爱慕，不善言辞的沈从文拿起笔，写下了给张兆和的第一封情书。

　　然而第一封情书发出很长时间，沈从文都没有接到任何回音，但是，首次的碰壁并没有让沈从文的热情冷却下来，他开始频繁地给张兆和写情书。

　　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由于男女同校，校园内青年学生谈恋爱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而情书作为一种古老的传情方式，在这时的校园内十分盛行。

　　周有光回忆道：“自由恋爱这个概念，已经被社会接受了。可是实际的行动还是很拘束的，要逐步来。譬如说，一个男孩子去追求一个女孩子，去访问她，去找她，太频繁还是不行的。你不能一个礼拜去找几次，那是不行的。那么因此呢，写情书是当时在恋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此时的社会上，名人情书的公开发表在报纸杂志上非常盛行，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和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流传一时，这对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大的影响。

　　从1929年12月开始，短短的半年时间内，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几百封情书。

　　张兆和五弟张寰和回忆说：“沈二哥跟三姐之间的情书呢数量是很多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晓得沈二哥每天有好几封信要给三姐，所以这个数量上是很多个。内容我们当然不知道，后来我有一个同事，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呢看到这个情书，看到以后呢他说这个情书才叫真正的情书，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好的情书。”

  
  　　这些珍贵的情书由于战乱并没有流传于世，只有发表于当时《文艺月刊》的《废邮存底》保留了下来。

　　“你不会像帝皇，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呐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

　　1930年5月，胡适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一职，胡适的离开，使沈从文不能在中国公学继续任教。在离开中国公学之前，沈从文希望自己对张兆和的追求有一个结果。

　　刘洪涛介绍说：“在7月份的时候，沈从文他的情绪是非常痛苦的。他给张兆和写信，说如果你不答应我的追求，那么我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那么张兆和呢误解了沈从文。她觉得沈从文可能会去自杀，或者可能还会有其它的极端的做法。她非常的担心。所以在7月份的时候，张兆和在假期里，她从自己的苏州的家赶到了上海去拜访胡适，她希望胡适给自己一个建议。”

　　周有光回忆道：“她说你看他是我的老师呢，写这样的信给我算什么样子。她想不到这个胡适的思想很新，他说沈从文没有结婚，他向你追求那是正当的事情，你同意不同意当然你有你的自由。这个话，张兆和听了已经是出乎她意料之外了。下面的话更出乎意料之外。胡适说你的父亲跟我是同乡，我也认得他，你要不要我去跟你的父亲讲一讲。张兆和气得不得了，拿了信就走。”

　　与胡适会面之后的几天里，张兆和接连收到了沈从文寄来的情书。其中，沈从文7月12日写给她的信函竟长达六页。

　　正是这封六纸长函，深深地影响了张兆和，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看了他这信，不管他的热情是真挚的，还是用文字装点的，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在我离开这世界以前，在我心灵有一天知觉的时候，我总会记着，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他为了我把生活的均衡失去，他为了我，舍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

　　刘洪涛回忆说：“在开始的时候，她是倾慕沈从文，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英语系的对文学有爱好的学生，到中文系去听沈从文的课，这本身呢就有这种对沈从文这种作为一个知名作家的倾慕在里边。这是她后来接受沈从文的追求的一个心理基础。但是倾慕跟接受爱情这中间还是有距离的。我想张兆和当时她的态度是比较矛盾的。开始她是拒绝，因为她毕竟她是一个21岁的学生，老师对学生的这种追求怎么说呢，从实际的角度来讲，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比较大。张兆和呢当时又比较年幼，那就是在沈从文的执著的追求下，张兆和态度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至此，张兆和终于默许了沈从文对自己的追求，这一段在情书攻势中展开的师生恋在校园内成为美谈。

　　辞去上海中国公学讲师的职务后，1931年8月，沈从文前往青岛大学任教。在这期间沈从文从未间断对张兆和的情书追求。而张兆和的身影也走进了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中。

　　刘洪涛介绍道：“首先呢张兆和的体貌特征开始进入到沈从文的创作中来。你比如说张兆和的皮肤微黑，那沈从文有不少小说里边的女主人公肤色都是黑黑的。你比如说《边城》里的女主人公翠翠，这个体貌特征呢皮肤就是长得黑黑的。《长河》里边的也是黑而巧。”

　　1932年7月张兆和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沈从文决定亲自来苏州看望张兆和，并向张家提亲，这才有了沈从文此次的苏州之行。

　　在去张家求访未果的情况下，沈从文回到了旅馆。正在思绪烦乱的时候，沈从文突然听到了两声轻轻的叩门声，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的正是他苦苦等待的张兆和。原来，沈从文从张家离开后不久，张兆和就回到了家。在二姐张允和的劝说下，张兆和来到了旅馆回访沈从文。

　　在苏州停留一周的时间里，沈从文每天一早就来到张家，直到深夜才离开，在这期间，张兆和终于接受了沈从文的感情，长达三年的情书追求有了一个美满的结果。但是腼腆的沈从文却没有当面向张兆和的父亲提亲。七天后，沈从文离开了苏州，返回青岛。沈从文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桩婚事的意见。

　　张兆和的父亲思想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干涉。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也不持异议。

　　在得到父亲的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一同来到了邮局，给沈从文发了一份电报。

  　 周有光回忆道：“张允和呢就复他一个电报，就是允，允呢就是张允和的允，这一个字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表示是允许了，另外一个作用呢，允是她的名字，回复电报人的名字。所以实际上呢，就叫半个字的电报，姓名不算呢，只有半个字，半个字的电报也是很古怪的。”

　　半个字的电报发出去了，张兆和却仍不放心，她担心沈从文看不懂，就给沈从文发去了另一封电报：乡下人，来喝杯甜酒吧！

　　1933年9月9日 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的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

　　1988年5月9日 张允和写了《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详细描述了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恋爱过程，并收于1999年出版的《张家旧事》一书

　　1988年5月10日 沈从文在北京逝世

　　2003年2月16日 张兆和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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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妞

此生只为你动情——巴金·萧珊



　　1936年8月的一个上午，位于上海南京东路719号，有沪上粤菜之冠美称的新雅粤菜馆里，来了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他要了一个二楼正对楼梯的雅间，向侍者要了一壶茶，然后落座，安静地等待着，他在等待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孩子。这位青年人就是作家巴金。

巴金1904年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官宦之家，原名李尧棠，李家在当时的成都被称为“北门首富”。19岁时，巴金考入了上海南洋中学，1925年的夏天，中学毕业后的巴金，准备报考北京大学，但因检查出肺病，不得不回到上海养病。1927年，巴金自费去法国留学，第二年，因家里破产，便终止学业回国。1933年5月，巴金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巴金的作品正好投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理，读者的来信纷纷而来。在这些青年读者的来信中，有一位女孩子的信给他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信中言词不多，落款总是署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一次，巴金又收到了这位女孩写给他的信，当他抽出信纸的时候，一张少女的照片从信封里滑落。照片的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阿雯”。这位少女就是日后成为巴金妻子的萧珊。在这封信中，他提出希望能够和巴金见面。

　　关于两人的故事，《收获》杂志编辑彭新琪曾经在巴金生前进行过采访，巴金对她详细地讲述了两人的感情经历。

　　彭新琪回忆道：“1992年 5月15号上午，我到（巴金）他家去了，我就问他萧珊写的信多长。他说她写得很短，但是有两点我印象很深，一个她的字很特别；第二呢，她的落款就是说，一个十几岁的女孩。这两点很特别。”

　　虽然巴金对读者们热情的来信总是认真地给予回复，但却很少与他们见面，而这一次，他却答应与这位女孩见面，地点约在了南京东路上的新雅粤菜馆。新雅粤菜馆是旧上海第一流的粤菜馆。鲁迅、林语堂、杨杏佛、周信芳等名人都是这里的常客。这一天，来到新雅粤菜馆后的巴金，安静地喝着茶，等待着女孩的出现。

　　没过多久，那个有着一双明亮眼睛，梳着学生头的女孩出现了。女孩一眼就认出了巴金，落座后，她介绍说，自己叫陈蕴珍，是上海爱国女子中学的学生。

　　陈蕴珍191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一个商贾之家，后来人们只记住了她的笔名——萧珊。她这次约巴金见面的目的，是希望巴金能给她一些人生的指点。因为不久前，她刚刚被学校开除，原因是她与一些进步文化人士来往密切。

　　彭新琪回忆说：“萧珊是快人快语的，很爽气的。萧珊有进步思想，就很想我要离开家我要到社会上来工作。这个时候巴金就劝她，他说我刚刚在回答了一些青年读者的信，劝她年轻人不要跑在社会上。因为社会上很复杂，你还适应不了，你现在要有读书的权利。”

　　这一次的谈话持续到中午时分才结束，吃完午饭，两人便离开了新雅粤菜馆。第一次的见面，巴金的沉稳给萧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时的巴金已经出版了《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等作品，这些作品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激流三部曲》中的《家》，奠定了巴金中国文学巨匠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巴金还担任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总编辑。

　　上海是当时中国文化业和印刷出版业的中心，有影响的文人和出版社都集中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成立于1935年5月，一开始它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出版社，到第二年，由于作家、译者阵容强大，作品质量优秀，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迅速成为当时上海的优秀出版社之一。

　　在上海的出版行业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最为著名，这三家的出版量占到了当时全国出版业总量的60％。

　　1936年的秋天，文化生活出版社在上海福州路开设了营业部，巴金主编的《文化丛刊》出到了第三辑，出版社的业务迅速发展。

　　在这期间，萧珊依旧频繁地给巴金去信，她让巴金注意保养身体，关心巴金的生活和创作。

　　对于萧珊的关心，巴金在回信中写到：我奇怪你这小孩子怎么能够想得这么周到？（《家书》李小林）



　　萧珊的频繁来信，让巴金开始体会到了一种来自女性的体贴与关爱。每次给萧珊回信，巴金都亲切的称她为“我的小友”。

　　彭新琪回忆道：“巴金离开成都老家是1923年，19岁就离开了，一个人在上海。后来又到法国，又到日本，在外头飘流了很久，都是一个单身，没有一个女性的一种关怀。可是萧珊呢，他就是一种女性的，女孩子的温存，对他非常关心，非常好。”

　　萧珊与巴金相识后，除了时常通信，萧珊还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巴金当面的教诲。巴金在回信中告诉了萧珊自己的住处，只要有时间，萧珊可以随时去见他。于是，萧珊经常去巴金的家中看望他。

　　巴金比萧珊大13岁，对于萧珊的这种关心，巴金曾在一封回信中写到：“我认识了几个像你这样的可爱的孩子，你们给了我一些安慰和鼓舞。”

　　1937年8月13日，凇沪抗战爆发，萧珊参加了青年救亡团，并在伤兵医院当护士。巴金赞赏萧珊的自信、朝气与热情，他在长篇小说《火》中，以萧珊为原形塑造了冯文淑，这个在战火中得到洗礼的少女的形象。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整个上海市区，上海进入了孤岛时期。这时候，原本非常发达的印刷出版业一落千丈，业务急剧萎缩，不少出版社开始向内地转移。

　　而随着许多出版社的内迁，一些杂志相继停刊，这时候，巴金他们决定联合出版一个战时小型刊物，《呐喊》周刊，茅盾任主编，巴金是该周刊的发行人。《呐喊》开创了抗日文艺新局面，但刚出两期，便被租界巡捕房查禁，被迫停刊，《呐喊》周刊随后更名为《烽火》继续出版，茅盾离开上海后，巴金接替了他的工作。这一时期，巴金还设立了文化生活出版社广州分社，巴金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广州之间。

　　彭新琪回忆说：“巴金去了广州以后，听说广州又受轰炸了。那个时候萧珊拉着她的妈妈到这个出版社去找吴朗西。当时吴朗西在负责，就问，打听。她一点没有女孩子的羞涩或者是不好意思啊。她就大大方方打听，巴金先生是怎么样，广州的情况怎么样。”

　　萧珊真切的关爱让巴金十分感动，在萧珊身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一种少女的温存。

　　1938年的一天，萧珊再一次来到巴金家，这一次，萧珊有重要的事情告诉巴金。她说，父亲准备让自己嫁人了，但自己爱的人却是巴金，她很想知道巴金对此事的态度。巴金听了萧珊的话后，说道：“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萧珊哭着下楼，巴金立刻匆匆追下楼来。

　　彭新琪回忆说：“这个时候李先生（巴金）跟在后面下来了，就解释说，他说这个萧珊，陈蕴珍啊，现在还年纪很小，她应该读书，她只有20来岁嘛，她应该读书，她读完书以后如果她还愿意的话，她没有变化，我愿意等她。”

　　巴金接受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巴金”这个名字就取自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中的巴金二字。无政府主义信仰是没有政府、没有强权、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受教育的社会概念，巴金认为家庭与婚姻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安危来说是次要的。

　　上海沦陷后，留在上海没有内迁的出版社陷入了困境，没多久，《烽火》杂志被迫停刊，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也几乎停滞。而且由于纸张涨价，上海周边的交通受阻，出版社的业务急剧萎缩。于是，在1938年的夏天，巴金再一次决定前往广州，将《烽火》杂志从上海迁到广州，并改为旬刊继续出版。在得知巴金即将去广州的消息后，萧珊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她决定陪伴巴金一同前往。巴金考虑再三，答应了萧珊的请求。

　　1938年，又是八月的一天，两年前萧珊与巴金在新雅粤菜馆相识，两年后，萧珊将要与巴金结伴踏上艰难的人生旅途，在离开上海之前，萧珊的母亲邀请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附近的一家餐馆一起吃饭。

　　在吃饭的时候，萧珊的母亲表示同意他们两人的结合，她认为巴金会是一个好女婿。

　　彭新琪回忆说：“这是巴金第一次见到萧珊的家人，他印象很深。他说她的妈妈把头发扎起来想让自己老一点，看起来年纪大一点。因为丈母娘嘛，要老一点，实际上年纪很轻。因为萧珊年纪很轻嘛，实际上很轻，但是她想把自己打扮得老一点。于是就在饭店里，请巴金吃一顿饭。在这个吃饭的时候，（萧珊）她妈妈就表示，她很希望巴金先生能够照顾她的女儿。”

　　听着萧珊母亲的嘱托，巴金觉得，这顿饭其实就是一场简单的订婚宴席，经过两年多的通信与交往，巴金与萧珊已经认可了彼此间的这份感情。

                                                                            

  　　1938年夏天，萧珊随同巴金一起，前往硝烟弥漫的广州，3个月后广州也沦陷了。

　　1938到1939年间，由于战乱，萧珊多次跟随巴金辗转于广州，武汉和桂林，广州沦陷后，巴金把文化生活出版社迁到了广西桂林。

　　巴金在散文集《旅途通讯》中真实地记录了与萧珊在桂林时的这段生活，在《关于火》一文中，他这样写道“它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

　　从上海到广州再到桂林，这其实就是萧珊与巴金的爱情之旅，因为萧珊的真诚与热情，巴金接受了萧珊的爱。

　　1944年的5月1日，巴金与萧珊在桂林漓江边上正式结婚，这一年，巴金40岁，萧珊27岁。

　　1972年8月13日，萧珊患直肠癌在上海去世，巴金将妻子的骨灰一直放在卧室。

　　1978年，萧珊逝世6周年，巴金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到：“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遵从巴金生前愿望，两人的骨灰被混合在一起，撒入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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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里妹子

画家陆小曼

来源：徐志摩诗文网  《大公报》2006-9-19 16:42:38

陆小曼（一九○三—一九六五），名眉，江苏常州人。虽然说陆小曼因徐志摩而出名，但她本人在文学、戏剧、绘画上卓有成绩，尤其对中国画造诣颇深。她的画作纯任天然，润泽秀丽，晚年则入苍茫之境。她母亲吴曼华多才多艺，擅长一手工笔画，小曼嗜画，受其母亲影响至深。在学生时期，她便以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著名。据说有一次法国人到陆小曼当时就读的圣心学堂参观，看到一幅油画，问是何人所绘，校方告知是学生陆小曼，法国人很欣赏，当即支付二百法郎，作为学校办学经费，将油画买去，引起校内和社会瞩目。     二十年代初，陆小曼曾拜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为师。刘海粟在《我所认识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中讲道，他随胡适到王赓家里，在胡适的介绍下，陆小曼向同为常州人的他行了拜师礼。刘海粟评论道：「她的工笔花卉和淡墨山水，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海宁和上海两地创作了一些画。在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专门请了贺天健教她画画，汪星伯教她做诗。据篆刻家陈巨来回忆，贺天健大约教了两年。她还与孙雪泥、吴湖帆、钱瘦铁、应野平等人切磋画艺。她最爱沈周、倪云林的山水。赵清阁作为她的好友，评价她的作品为「清逸雅致，诗意盎然，自然洒脱，韵味无穷，洋溢着书卷气，是文人画的风格。」一九四一年，陆小曼在大新公司（今上海第一百货商店）楼上开过一次画展，展出作品一百多幅。陆小曼的侄女陆宗麟在《忆姑母陆小曼》一文中回忆到：「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姑母一直留居在上海，靠卖字画来维持生活。一九四一年她在大新公司办画展，由我帮她布置。」解放前，陆小曼还参加过中国书画会和女子书画会。一九五六年，成都杜甫草堂举办画展，陆小曼画了四张子美诗意的山水条幅赴川展出。也正是这一幅出色的画，引起了当时上海市长陈毅的注意，当他知道陆小曼生活无着时，便说这样的文化老人要照顾。於是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在《上海文史馆馆员录》上这样写：「一七一—五六○二七陆小曼（一九○三—一九六五），别名小眉，女，江苏常州人，一九五六年四月入馆，擅长绘画。专业绘画及翻译。」后来上海画院吸收她为画师。一九五九年，她还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在美协画报上刊有她的照片。她的画作还分别入选第一次全国画展和第二次全国画展（各两张）。     陆小曼的作品主要是山水画。她说：「我爱大自然，但我无法旅游（因病），因此我愿陶醉在丹青的河山风景中」。陆小曼最有名的画是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於一九三一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可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这些名家的题跋为画卷增添了亮色。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徐志摩不幸坐飞机触山身亡，画作因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自此，陆小曼一直保存着这幅珍贵的画作。一九六五年四月三日，陆小曼病逝於上海华东医院。临终前她把这幅长卷连同《徐志摩全集》的样本交给建筑学家陈从周（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随即将此画捐献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陆小曼的画作至今还留存在官方或民间，我所见过的陆小曼画作还有：陈从周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的一幅山水立轴《东山骑归》；现存上海图书馆、由赵清阁捐赠的陆小曼扇面；现存海宁博物馆的两幅小画，以及《人物》杂志上登载过的一幅遗作山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