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影像志》2006年9-11--10-1日看点：15集系列纪录片《那一场风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2 10:29:13

来源：CCTV

2006年9月11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陶然化蝶

2006年9月12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师生情缘

2006年9月13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破茧成蝶

2006年8月14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向左走，向右走

2006年9月15日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尘中飞扬（上）

播出时间：周一至周五14：00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撼摇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反封建、反礼教、反侵略”的思想潮涌。“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进步思潮此起彼伏，爱国文化精英辈出，知识分子阶层空前活跃，左翼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力量逐渐壮大。到了30、40年代，这种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高潮。在所有的思想解放中，人自身的解放首当其冲，而爱情，则是人自身解放的重点。通过这一社会断面，通过还原那个时期名人生活、恋爱、婚姻的时代镜像，通过对文化精英在婚恋观的整理，我们将见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文化精英个体所镶嵌的社会主流思潮，为您展现那个时期五彩斑斓、各具风情的社会婚恋风俗画卷，追究在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命运。请收看15集系列纪录片《那场风花雪月的往事》，见证央视十套9月11日开始播出。

[ 本帖最后由柴禾妞于 2006-9-16 16:30 编辑 ]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5:42:06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5:44:31

全片简介 ??

上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撼摇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反封建、反礼教、反侵略”的思想潮涌。“五四运动”爆发后，各种进步思潮此起彼伏，爱国文化精英辈出，知识分子阶层空前活跃，左翼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力量逐渐壮大。到了30、40年代，这种思想解放运动达到了高潮……

陶然化蝶——高君宇·石评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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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1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所发生爆炸，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5月21日，一伙军警冲入了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的腊库胡同16号，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骨干成员——张国焘和高君宇的秘密居住地。

破茧成蝶——徐悲鸿·蒋碧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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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13日傍晚，上海的镜花戏园门口，人们在陆续入场。今天是越剧的前身小歌班进入上海的首场演出，将要演出的剧目是《仁义缘》，讲的是穷困书生与富家小姐私奔的故事。一对夫妇在同乡的陪同下，前来观看这场演出。

尘中飞扬——徐志摩·陆小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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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的9月，虽然已是初秋时节，但上海的天气依旧闷热潮湿，电台里播送着当天的天气预报，这一年，气象节目第一次在上海的广播里出现，引发了市民的极大兴趣。这个月，良友公司出版了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日记《爱眉小扎》的影印本。

红色恋人——丁玲·胡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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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17日的黄昏，一位年轻的母亲正怀抱着啼哭的婴儿伫立在窗前，眺望着窗外的世界，她在等待丈夫的归来。日落西山后，霓虹灯开始闪烁，舞池里荡漾起男男女女的脚步，餐厅里也开始热闹起来。

风雨茅庐——郁达夫·王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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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的春天，武汉的码头上挤满了运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的船只。为了躲避战火而背井离乡的大批难民正源源不断地涌进这里，这时国民党政府随着对日战局的发展已经迁移到武汉。就在离码头不远处的蔡院街上，一辆黄包车停在了28号院的门口。

遗爱大瑶山——费孝通·王同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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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瑶山，地处广西中部的崇山峻岭之中，是瑶族的传统聚居地，此地山势险俊，交通不便，常年与外界隔绝。然而在1935年的秋天，当地的瑶民却发现有一男一女两个汉人经常出现在村寨之间的羊肠小道上。

师生情缘——鲁迅·许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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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1日清晨，随着一阵晨铃响起，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宿舍内，学生们纷纷起床梳洗，准备这一天即将开始的课程。而此时，这栋小楼二层的一间宿舍里，一位女学生正在给自己的老师写一封信……

向左走，向右走——徐悲鸿·蒋碧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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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5月的一个夜晚,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沉入了梦乡.在一座西式建筑的公馆内几扇窗户还亮着灯光。从窗内传出一阵阵争吵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中，格外清晰，此时隔壁屋内被惊醒的小女孩，正悄悄的溜下床，向发生争吵的房间摸索着走去……

尘中飞扬——徐志摩·陆小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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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17日，上海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南方的冬天来得晚，11月的深秋正是一年最舒适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们正尽情地享受着秋天所带来的凉爽与快乐。而在上海福熙路，四明新村923号，一栋外表平静的老式洋房里，正激荡着一场家庭情感风暴。

尘旅情殇——萧红·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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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7月的哈尔滨，连续下了20多天的大雨.在位于哈尔滨道外区十六道街一座叫东兴顺的旅馆里一位面容憔悴的怀孕女子正赤着脚无力地在房间里来回挪动这个女子叫张迺莹。三年后她因一篇名为《生死场》的长篇小说一举成名但那时人们记住的是她的另一个名字——萧红

情书——沈从文·张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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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盛夏的一天，苏州九如巷三号的张公馆门前，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戴近视眼镜的年轻人。这位拜访者叩响了张家的大门，并对开门的门房说明了来意，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求见张家的三小姐。

此生只为你动情——巴金·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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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的一个上午，位于上海南京东路719号，有沪上粤菜之冠美称的新雅粤菜馆里，来了一位穿西装，戴眼镜的青年男子，他要了一个二楼正对楼梯的雅间，向侍者要了一壶茶，然后落座，安静地等待着，他在等待一位从未谋面的女孩子。这位青年人就是作家巴金。

[ 本帖最后由柴禾妞于 2006-9-16 16:32 编辑 ]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5:54:33

陶然化蝶——高君宇·石评梅
来源：CCTV.com 2006年09月14日 12:54

　　1924年5月1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的住所发生爆炸，北洋政府对北京城内的国共两党成员展开大搜捕。5月21日，一伙军警冲入了位于北京景山后街的腊库胡同16号，这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的骨干成员——张国焘和高君宇的秘密居住地。

　　高君宇的义子高丕存回忆道：“当时我父亲他好像正好是在那个厢房，靠近门口厨房的这个房间里面住，张国焘他们一个在上房，还有一个在东厢房住，所以几个军警一进院，我父亲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当时看见是情况非常紧急，已经来不及通知上房的几位去，最后就很快地趁军警不注意他就溜到厨房去以后，就自己把脸上抹了一点灰之类的，换了一下厨子的衣服，提了一个菜篮，然后出去了。”

这个从军警眼皮底下溜走的年轻人正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区的重要领导人——高君宇。张国焘等人的被捕，使北京城的气氛骤然紧张。此时的高君宇已经接到上级指示，准备回山西建立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临走之前，他决定去看一眼北京女高师附属中学的教师，石评梅。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石评梅正坐在寓所里给远在家乡的父母写信。石评梅原名石汝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后来改名评梅。父亲石铭是清末举人，评梅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

　　1919年秋，石评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此时正值“五四”爱国运动过后不久，石评梅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不久，在北京校园和文学界，石评梅已是小有名气，更有“京城才女”的美誉。

　　高君宇的突然出现令石评梅颇感意外，她意识到高君宇正身处危险之中。这不禁让她想起了三年前与高君宇初次相识的情景。

　　1920年的一天，在北京山西会馆的同乡会上，一个学生模样的男子正在做一个反帝反封建的发言。石评梅和朋友走了过来，他们被演讲者激昂高亢的情绪所感染，认真聆听着他那新鲜而富有革命性的言论。这个演讲的年青人就是当时还在北京大学英语系读书的高君宇。

　　高君宇，原名高尚德，字锡三，号君宇。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娄烦县的一个富商家庭。少年时代的高君宇就对社会政治问题非常关心，订购了《晨报》、《申报》以及《康梁文钞》等进步书刊详加研读。从山西省立一中毕业后，20岁的高君宇考入了北京大学预科学习。

　　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大学是中国各种文化思潮和学术流派的汇聚地。平常，除了校刊每天出版以外，宿舍楼和校园的墙壁上，随时都会出现新的海报和布告。甚至有人在厕所里也开辟了“厕刊”，互相辩论。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举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不顾中国的反对，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5月4号，北京各大高校学生3000余人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作为学生运动的领袖，高君宇和许德珩等十几个学生冲进了亲日派官员曹汝霖的住所，痛打了出席巴黎和会的北洋政府代表章宗祥，高君宇也因此成为当时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

　　山西会馆的这次偶遇，给高君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石评梅也对这位同乡产生了信任与好感。两人通过书信往来逐渐建立了友谊。有时，他们会相约来到北京南郊的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与彷徨。石评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她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

　　“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

　　这些文字令石评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评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

　　1923年的夏天，石评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毕业后她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石评梅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梅窠”，她在这里专心从事着自己的文学创作。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傍晚，“梅窠”收到了一封来信。信封里只有一片火红的枫叶，上面用毛笔写着几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君宇

　　这封突如其来的信让石评梅陷于了忧虑和矛盾之中。她知道，这是高君宇对她的爱情表白，石评梅的心被搅乱了！她想了很久，终于拿起笔，在红叶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写完以后，石评梅将这封特殊的情书寄还给了高君宇。这一夜，石评梅倚靠在窗前久久无法平静，痛苦的往事又一次浮上她的心头。

　　《高君宇传》的作者王庆华介绍道：“石评梅的第一个恋人名叫吴天放，这是一个风流才子，曾经留学过，留美。他虽然有家室，但是一直疯狂地追求石评梅，而石评梅就像一个刚刚出笼的小鸟，非常憧憬，单纯，便把她的这一颗心交给了吴天放。”

　　在石评梅与吴天放相恋的第3个年头，一次突然的造访让石评梅见到了吴天放的妻儿。最终，石评梅选择了离开。这次的感情挫折，不仅给石评梅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也令她丧失了重新追求爱情和婚姻的勇气。

　　高君宇也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1914年，18岁的高君宇在父亲的一手包办下，与本县一位姓李的女子成婚。从一开始，高君宇就试图反抗这桩婚事，但是遭到了父亲的严词拒绝。在离开家乡来北京求学的那一天，高君宇又一次向父亲表示：自己终生都不会承认这桩旧式婚姻。在认识了石评梅以后，高君宇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在他看来，打破封建婚姻的束缚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者所应完成的人生目标。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同样是满怀男女平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的石评梅却在这个问题上顾虑重重。

　　《春风青冢——石评梅》的作者都钟秀介绍说：“她认为别人离婚是因为她的关系，她觉得这个不道德。她有两句话就是说如果要完成爱情，理智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旧时代的彻底的叛逆，就是我不愿意打散别人的夫妻。如果完成理智，爱情将陷于绝境，我不愿意做忘恩负义的薄幸人，这两个非常矛盾。”

　　被石评梅拒绝之后，高君宇曾经对弟弟高全德说：现在，我对石评梅的感情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深了。他在给石评梅的回信中这样写到： “你的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

　　这个时候已经是1924年的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确认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了对国民党的改组，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高君宇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准备回山西建立党组织。也正是在这一年的5月，发生了腊库胡同16号事件，高君宇不得不尽快离开北京。然而这一别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见面，石评梅非常担心高君宇的安全。

　　时间已经很晚了，高君宇几次想开口表达什么，都被石评梅找个话题回避开了。起身告辞之前，高君宇告诉石评梅，这次回山西还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解除自己的包办婚姻。石评梅没有说话，默默地送他到门口。高君宇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幕之中，而此时的石评梅已经决心抱守独身主义，终生不谈婚嫁。

　　回到山西的高君宇给自己的岳父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书信，信中提到与妻子名存实亡的婚姻对二人实为不公，且自己是四海飘零之人，不敢以此而误他人一生之幸福。1924年秋，这场延续了10年的婚姻划上了句号。

　　1924年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孙中山准备北伐。石评梅的生日快到了，高君宇上街买了一对白色的象牙戒指，并将其中较小的一枚戒指附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北京的石评梅，另一枚戒指戴在了他自己的手上。

　　在这封信中，高君宇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

　　此时，石评梅才真正体会到，高君宇早已把对她的纯洁爱情和对革命的坚贞理想溶入了自己的生命之中。

　　石评梅戴上了那枚象牙戒指，她明白高君宇的用心良苦，这对白色戒指，象征二人会永远保持“纯洁如冰雪的友谊”。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高君宇随同孙中山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北京市民30万人齐聚欢迎，争睹这位民国伟人的风采。

　　然而此时的孙中山已经身患晚期肝癌，病势沉重。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回到北京的高君宇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多年以来的艰苦生活和情感郁积，让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再也无法支撑。不久，高君宇住进了当时北京的德国医院。

　　高君宇的义子高丕存回忆说：“在这期间石评梅差不多每天都来，或者隔一天总要来一次，来探视高君宇，所以我的生父和石评梅的接触也就多起来。他有时候从外面回来以后，就发现本来石评梅还不应该来接班的时候，发现评梅早早地已经到了，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有的时候他发现，他们两个戴象牙戒指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从这当中他就发现两个人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说说笑笑，好像是外人一看，就看不出他们之间还有什么隔阂来。”

　　农历1925年的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评梅又一次来到了陶然亭。面对一片白茫茫的芦苇荡，高君宇感慨到：“北京城这个地方，被他们糟踏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剩下陶然亭这块荒僻的地方，还算干净了！” 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评梅说：“评梅，你是真爱我的朋友，倘若我有什么不测，你就把我葬在这里吧。”

　　刚刚出院不久的高君宇患急性阑尾炎再次住进医院。因手术后突发大出血，1925年3月6日凌晨，高君宇去世。时年29岁。

　　高君宇的去世对石评梅的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冲击，她觉得是自己犹犹豫豫，太脆弱，太不决断了，没有及早地和高君宇结合。于是，石评梅经常到高君宇的坟上哭，她觉得她害死高君宇了，她欠他的太多了。

　　石评梅和朋友们将高君宇埋在了陶然亭畔的那块荒地上。在墓碑的左侧，刻着石评梅手书的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侯。

　　从此以后，陶然亭畔高君宇的墓前，人们经常会看见一位憔悴的女子前来祭吊。她在这里亲手种下了几株松柏，也留下了沾满泪水的诗笺。

　　《墓畔哀歌》：

　　“假如我的眼泪真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真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集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的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

　　1928年9月，26岁的石评梅病逝于北京。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人们把石评梅埋葬在高君宇的墓旁，完成了两个人“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的遗愿。

　　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特别强调要保存好“高石之墓”。

　　1970年代中期， “高石墓碑”被移至首都博物馆保存。

　　高君宇烈士的遗骨火化后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石评梅女士的遗骨迁移别处。

　　1984年，“高石墓碑”安放回陶然亭。

责编：红立

[ 本帖最后由柴禾妞于 2006-9-16 16:03 编辑 ]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10:45

破茧成蝶——徐悲鸿·蒋碧微（上）

来源：CCTV.com 2006年09月14日 13:19 　　

　　1917年5月13日傍晚，上海的镜花戏园门口，人们在陆续入场。今天是越剧的前身小歌班进入上海的首场演出，将要演出的剧目是《仁义缘》，讲的是穷困书生与富家小姐私奔的故事。一对夫妇在同乡的陪同下，前来观看这场演出。

　　与此同时，这对夫妇位于英租界内哈同路民厚南里的公馆里，他们的女儿正在闺房中写信，这是一封写给父母的诀别书，已经打算离家出走的女儿，在向父母做最后的告别。

　　而离这座公馆不远的一家小旅店里，窗外的路灯在摇曳，晃出一个清俊的年轻人，他面露焦急，却隐藏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就是当时已声名雀起的青年画家徐悲鸿。

　　1895年，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年少时家境贫寒。他的父亲徐达章是一名乡间画师。耳濡目染之下，徐悲鸿很小就喜欢画画，9岁时就与父亲一同上街卖画。

　　蒋碧微表妹任佑春回忆说：“有一天徐达章要出去了，对儿子徐悲鸿讲，有人来你要问姓啥，叫啥。等徐达章回来，问悲鸿有什么人来没有。徐悲鸿讲有，叫什么名字我没有问。

　　徐达章就骂他了，你这个孩子呀怎么不懂道理。他就呢手一伸出来，有这个人的样子。哦，徐达章知道了。”

　　解说：原来，客人走后，徐悲鸿才想起父亲出门前的叮嘱，凭着记忆，他在手上把来客的样子画了下来。从此，徐悲鸿的才气传遍乡间。

　　17岁那年，也就是1912年。在父亲的包办下，徐悲鸿与同村的一名女子定了婚。此时中国的封建婚姻制度开始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冲击。1911年8月，《大清民律草案》编撰完成，这部草案虽然参考了西方民法中关于婚姻的条款，但基本还是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婚姻习俗。这部草案由于两个月后的辛亥革命爆发，并没有颁布。

　　婚姻革命，是这时期以胡适为代表、倡导民主的知识分子提出的重要口号。他们认同西方由男女二人之契约而成的法律婚姻，认为法律婚姻一则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则行一夫一妻制，三则男女受同等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玉河介绍说：“对五四时期的知识青年来说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婚姻很多已经是包办，或者现在和将来有可能变成包办的。因此很多人就提出来婚姻要自主。我的婚姻要由我自己来作主。就是男女之间的结合是一种心灵的结合，是灵的结合，而不是肉的结合。”

　　１９０２年６月２６日，天津《大公报》、刊登了一个人的一则征婚广告。征婚人是南清志士。他要求女方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这也是中国的第一份征婚广告。而同年蔡元培的新式婚礼也开当时社会风气之先河。

　　1900年，蔡元培的第一任夫人去世了。之后很多人都来给他做媒。而蔡元培则提出来五个条件：第一条是这个女子要不缠脚；第二个需识字，就是要学习文化，学习知识；第三个是对男的保证要不纳妾；第四条是男人死后女的可以自由再嫁。第五条是双方没有感情了可以自行离婚。

　　这五条提出来以后当时很震惊，很多人都感觉到对当时的世风影响是非常大的。

　　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徐悲鸿对自己的包办婚姻十分不满，在多次抗争无效后，于婚礼即将举行时离家愤然出走。.

　　由于对包办婚姻的不满，徐悲鸿离开宜兴，外出求学。而这时，后来成为徐悲鸿妻子的蒋棠珍却在父亲蒋梅笙开办的宜兴女子小学开始接受西式教育。

　　蒋梅笙出身于宜兴的名门望族，自幼喜爱古诗，常与当地名士吟诗作画，被称为宜兴的才子。1909年蒋梅笙在当地办了第一所女子小学，他的女儿蒋棠珍便成了第一届学生。

　　为避战乱，1916年蒋梅笙举家迁往上海，当时的徐悲鸿正在上海勤工俭学，有一次，徐悲鸿在蒋梅笙好友同乡朱了洲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了蒋家。身为宜兴老乡的蒋梅笙很欣赏徐悲鸿的才气。

　　寒喧过后蒋梅笙便招呼客人就席用餐，饭桌上，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蒋棠珍。

　　徐悲鸿蒋碧微的儿子徐伯阳回忆说：“她当时梳了一条大辫子，垂在后面。前面留了个刘海，上身是穿短袄，下身穿长裙子，就是一般的学生装。父亲当时是习惯穿长袍。那是第一次正式见面，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谈话什么的。”

　　在宜兴上学时，蒋棠珍就曾听同学谈起过徐悲鸿。面前这位清秀儒雅的青年，多少让她感到有些拘谨。但是，饭桌上徐悲鸿的幽默让他们彼此拉近了距离。

　　徐伯阳回忆道：“外祖母就上了一道清炒菠菜，我父亲就马上就赞叹一句，说红嘴绿鹦哥，吃了喜多多.后来上了一盘红烧豆腐，他就马上夸她了。红烧白玉满，下肚福满堂。饱餐之后，他就总是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说，天下第一菜，宜兴蒋公馆。我外祖母当然就特别高兴。”

　　正在上海震旦大学学习法语的徐悲鸿，周末没有课的时候，总是会去蒋家。精通词牌的蒋梅笙常与徐悲鸿讨论诗词。一老一少，互相唱和，让蒋梅笙大有知己之感。

　　徐伯阳介绍说：“外祖父念出一首诗我父亲会赞赏他，好诗好诗。完了随口就会念出几句来回应。所以我外祖父特别欣赏这个年轻人，的确是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徐悲鸿的每一次来访，总给蒋家带来一些轻松欢乐。蒋公馆上上下下已经喜欢上了这个青年。

　　每一次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倾听的蒋棠珍，也吸引了徐悲鸿的注意。这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大家闺秀，让他感到与众不同。

　　就这样，一对受到过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男女就这样从好感开始，彼此相互靠近，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慕之情悄然萌发。

　　徐悲鸿蒋碧微的女儿徐静斐回忆说：“我外祖母看到我父亲长得那么英俊，而且也跑得很勤，每个礼拜都来。而且对我外祖父写的诗那个表扬起来，就讲我外祖父的诗写得怎么好怎么好。我外祖父的字也是写得怎么好。所以这样呢，我外祖父听了也特别高兴，所以当时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喜欢我父亲。在那样的情况下面，他们就很感慨，说假如是他们再多一个女儿呢，那意思就是要许配给徐悲鸿。那么就可以把这个他们喜欢的这个徐悲鸿呢变成自己的女婿了。”

　　蒋梅笙所说的“假如再多一个女儿”，暗指了一段长达数年的婚约。在蒋棠珍13岁时，由父母做主，与苏州的查子含定了亲。祖籍浙江海宁的查家与蒋家同是官宦之家。两家门当户对，在双方父母眼中，娶亲已是早晚之事。

　　在中国的传统中，一般情况下是只要定亲婚姻基本上就形成。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的意外或者很大的过错的话，一般很少有退亲的事。如果一个女孩子如果退亲了，那么传出去一定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按照中国的传统婚俗，定亲女子不可随便和青年男子交往，虽然徐悲鸿和蒋棠珍情有所动，彼此之间心照不宣，但受过严格家教、备妆待嫁的蒋棠珍还是选择了刻意避免与徐悲鸿单独相处的机会。

　　此时，知识分子“婚姻自由”的呼声在社会上日渐高涨，就在蒋棠珍定亲的那一年，贵州一任姓女学生“醉心男女平权，结婚自由”，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后被逐出家门，甚而遭到官府拘押，但仍不肯屈服，宣称“誓不受男子压制，媒妁结婚之野蛮拘束”。这个举动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极大反响。追求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成为新青年的革命口号。受过西式教育的蒋棠珍也向往自由恋爱的婚姻，但眼前的事实却是残酷的，不久后,查家的迎亲队伍就要登门了，蒋棠珍的内心此时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中。

　　看着无助的蒋棠珍，徐悲鸿心中充满了痛苦，虽然两人均没有表达感情，但彼此情属已是两人心中的默契，而对于曾经身受包办婚姻之苦的徐悲鸿，更是下定决心改变蒋棠珍和自己的命运，于是，徐悲鸿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几天后，朱了洲受徐悲鸿之托，找到了蒋棠珍。

　　徐悲鸿蒋碧微的女儿徐静斐回忆说：“有个朱了洲，那个人就来问我母亲，说现在有一个人要带你去日本你愿不愿意跟他去。后来我母亲想了一下说我去，那么朱了洲就说那你去，

　　你哪一天，那么你要到什么地方和他会合。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完全瞒着我外祖父、外祖母干的。”

　　原来，那天徐悲鸿在离开得到蒋家后，徐悲鸿找到了同乡朱了洲,告诉他私奔的打算,请他打探蒋棠珍的意见，朱了洲闻听大吃一惊，在那个年代私奔毕竟是一件涉及家族名誉的事情。但是由于新思潮“婚姻自由民主”观点的影响，当时青年男女因反抗包办婚姻而私奔的事例不胜枚举，在当时上海的《申报》，每天都可以看到因私奔引发的民事，刑事纠纷。

　　考虑再三后的朱了洲决定帮助这对有情人。在征得蒋棠珍的默许后，三人开始商议具体的私奔事宜。几经商议，私奔的日期定于5月13日晚间，因为这一天小哥班将在上海首演浙江地方戏。由朱了洲出面邀请酷爱听戏的蒋梅笙夫妇前往观看。蒋棠珍将有宽裕的时间来准备行装。而徐悲鸿提前几天向蒋梅笙夫妇告别，宣称前往法国读书，并秘密的住进离蒋家不远的旅馆里，等待与蒋棠珍会合前往会合。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不是法国，而是隔海相望的日本。由于担心路程遥远，又在异国他乡，生计问题能否顺利解决还是个未知数，蒋棠珍人生中第一次走进了当铺。

　　徐静斐回忆说：“到了当铺以后她心里头蹦蹦直跳。她吓死了，也不敢进去。后来看看两边。没有什么认得的人，然后偷偷的一下溜进去，把那个东西往那个柜台上一放。人就很害怕的就把那个头别过来，也不敢问是多少钱。后来那个当铺里的人就把这些东西看了，估算一下有多少钱，把那个钱递给她，她连看都不看是多少钱拿了以后就偷偷地就跑出来了。”

　　与此同时，徐悲鸿积极筹备护照等出国手续，在临行前，徐悲鸿专门刻了一对水晶的戒指，并在给蒋棠珍的戒指上刻下了“碧微”二个字，这是他给未婚妻蒋棠珍新取的名字。1917年5月13日晚，徐悲鸿把刻有未婚妻名字的戒指，放在贴身的口袋里。在旅馆里焦急的等待着，等待着蒋棠珍到来的那一刻

　　上海的镜花戏园里上演的《仁义缘》正到了高潮环节，蒋梅笙夫妇兴致盎然，在一旁的朱了洲，面色复杂，心中惴惴不安。

　　蒋公馆里，蒋棠珍的信已经写完，这封信，是写给蒋梅笙夫妇的诀别信。

　　夜幕遮掩下，徐悲鸿和此时已改名为“蒋碧微”的蒋棠珍匆匆踏上了为爱而私奔的路，这一年，徐悲鸿22岁，蒋棠珍18岁。

　　徐静斐介绍道：“因为我母亲跟查家已经都订过婚了，而且婚期好像都已经定了。现在我母亲突然跟人跑了，那么这个婚结不成了跟查家就没法交代了。所以当时处于非常无奈的情况下面。我外祖母呢就跑到苏州去买了一个棺材，棺材里呢满满的装了一棺材的石头。然后把那个棺材盖上，雇人把那个棺材抬到那个庙里面。请了一些和尚就在那念经，念了好几天的经，然后还给了那个庙里给了好多钱。然后从苏州回来以后呢就是说我带女儿到苏州去玩，我女儿得了急病在苏州突然去世了。还表示得很伤心的那个样子。那么跟亲戚朋友都讲我女儿去世了。”

　　破茧成蝶，为爱私奔的徐悲鸿和蒋碧微上演了一场现实中的《仁义缘》，只是，迎接他们的，是一片可以翩跹起舞的天空，还是一段悲壮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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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14:36

向左走，向右走——徐悲鸿·蒋碧微（下）

　　1936年5月的一个夜晚,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已经沉入了梦乡.在一座西式建筑的公馆内几扇窗户还亮着灯光。从窗内传出一阵阵争吵的声音，这声音在寂静的夜晚中，格外清晰，此时隔壁屋内被惊醒的小女孩，正悄悄的溜下床，向发生争吵的房间摸索着走去。这个小女孩名字叫徐静斐。

　　徐静斐回忆道：“我母亲跟我父亲吵了一夜，那个时候我才六七岁。为了我父亲不愿意跟蒋介石画像，我母亲非常的不高兴，跟他吵架。觉得蒋介石是个最高领袖嘛，你反对他那你还会有什么好前途呢。你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能挣更多的钱，那你当然不应该去得罪那个蒋介石。”

　　4年前在友人的资助下，徐悲鸿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公馆。南京傅厚岗６号南京作为当时的首都虽然已经初步显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但私人公馆还是很少，于是这里就成了达官显贵文人骚客经常聚会的场所，而热心操办这些活动的，就是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

　　徐静斐介绍说：“我母亲呢非常喜欢请客，常常在我们那个大花园里面举办那个茶会，就是搞一个很大的伞，搞几把很大的伞撑在那个花园里面，伞的下面放一些凳子椅子小的桌子，桌子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点心，还有茶，什么桔子喽、汽水喽桔子水喽等等。那么请了很多很多的客人朋友就在那个大院子里面就开茶会。”

　　1936年2月，为指导全国各地妇女切实厉行新生活，南京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内增设了一个附属机关：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亲自担任会长，意在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这在本已风光无限的，南京交际圈内。更掀起了女性参与社交的热潮。

　　这一天，徐公馆内又举办了一场热闹的聚会。徐静斐回忆说：“那个时候呢我母亲是以一个女主人自居，非常表现得很得意的那个样子。”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次长的张道藩是徐家聚会上的常客。女主人对他的招待，也格外的殷勤。像往常一样，徐悲鸿简单地与客人寒暄后，就回到画室继续自己的创作。当时国民政府消极抗日的政策，徐悲鸿是非常反对的。对这种只谈风月，不问政治的聚会。他甚至有一些厌恶，这段时期创作的国画《逆风》也反应了他此时的心态

　　徐悲鸿不知道，聚会上的张道藩此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5个月后，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就要到了。受蒋介石委托，张道藩是来邀请好友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的。

　　为了庆祝蒋介石的50岁生日，国民政府在全国很多地方修建了中正堂介寿堂`。从民间募捐购买的68架新型战斗机，也打算在蒋介石生日那天飞经南京上空。向最高领袖致敬。

　　然而，徐悲鸿却不愿意为蒋介石画这张像。不管张道藩出多少钱。

　　张道藩只好请蒋碧微出面，说服徐悲鸿。于是在那天的夜里，徐静斐听到了父母激烈的争吵。

　　其实这种争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性格与思想的差距，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了。1917年，蒋碧微和徐悲鸿私奔到日本后，不久就回国了。蒋家随后也原谅了他们，两年后的1919年，徐悲鸿从教育总长傅曾湘那里获得了法国留学的公派名额。于是携蒋碧微，双双去往法国勤工俭学。这些在国外的留学生们，除了攻读自己的专业外，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新思潮。

　　在法国，徐悲鸿夫妇和几个好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叫天狗会。这个奇怪的名字，来源于天马会。天马会是刘海粟，在上海成立的一个美术团体：倡导美术改革，在美术教学中。首次实行人体模特写生，并率先在美专实行男女生同校制度。这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次，徐悲鸿和几个朋友，在聚会中谈起了天马会。几位朋友提出：我们何不组织一个天狗会。于是在半开玩笑中，一个海外留学生小团体成立了。

　　由于国内政局混乱，留学生的经费经常不能按时到位。所以徐悲鸿夫妇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从小家境富裕的蒋碧微，经常为开支窘迫而苦恼。徐悲鸿为了筹钱，甚至到新加坡为人画过像。而徐悲鸿不在身边的时候，张道藩的帮助让蒋碧微又感受到曾经的优越生活。

　　徐静斐回忆道：“我母亲八年跟我父亲在法国，给的那一个人的学费两个人用，根本就买不起衣服。穿的都是很简单的，自己缝的衣服。张道藩经常给母亲买漂亮衣服，带她到高级沙龙里面去作客，那我母亲简直就高兴得不得了。”

　　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是在德国相识的，当时徐悲鸿夫妇到德国游历，在英国伦敦学习美术的张道藩慕名前来相见。一见面，他就被蒋碧微吸引住了。对朋友说真乃天人也。在一次单独相处中，张道藩递上了一封情书，表达对蒋碧微的爱慕之情。读过信后，蒋碧微悄悄地把信毁掉了。她觉得既然嫁给了徐悲鸿，就应该做一个好妻子，不能再移情别恋

　　徐静斐介绍道：“我母亲是住在阁楼上面，阁楼便宜。楼底下一楼有一个洗衣店，那个洗衣店老板的一个女儿叫苏珊，长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蓝眼睛。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典型的法国女郎。我母亲就把那个苏珊就介绍给了张道藩。希望张道藩去跟苏珊两个人相爱。后来张道藩也果然就跟那个苏珊结婚了，但是结婚以后呢他并没有放弃对我的母亲的感情。”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军阀割据的时代结束了。国内形势的好转，在海外的留学生中。

　　又形成了一股归国热潮。

　　天狗会的四兄弟中,老大谢寿康回国后就任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不久辞去院长一职，就任驻比利时公使馆代办，老四邵旬美回国后除了画画以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出版方面：读书买书写书翻译书出版书。成了他最为热衷的事情。

　　他甚至拥有了三个出版公司，出版的杂志有20几种。《自由谈》就是比较著名一个。

　　张道藩回国后却并没有从事与美术相关的工作，而是走上了一条从政的道路。成了中统系

　　即陈果夫陈立夫的嫡系骨干。

　　1927年徐悲鸿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田汉的南国社。田汉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创办了《南国月刊》。1925年他创立南国电影剧社。1927年在南国电影剧杜的基础上成立了南国社这是一个以：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有为的青年，做艺术上之革命运动为宗旨的艺术团体。徐悲鸿在南国社负责教授绘画，并且和其他人一样是不拿薪水的.

　　徐静斐回忆说：“那么这件事情就引起了我母亲蒋碧微的反感，我母亲她认为跟我父亲在法国吃了八年的苦，那么现在回国以后就应该享享福了。怎么又去找一个不拿工资的工作，这个在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蒋碧微就非常恼火。有一天呢，就趁我父亲不在的时候就把我父亲的行李他的衣服，他的被子，所有的东西，画具全部就搬到南京。”

　　为了顾及家庭，徐悲鸿于1928年受聘到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国立中央大学，是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合并而成。学科设置之全和学校规模之大，为当时全国各高校之冠。随着徐悲鸿的声誉日隆，他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当时南京市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月收入30到50元。基本上可以达到温饱，而徐悲鸿当时的月薪达到了300元。收入已经相当可观，但是生活条件的改善。却让徐悲鸿和蒋碧微之间的不和谐渐渐显露了出来。

　　徐静斐说道：“那我母亲是非常注意她的打扮，只要是有好的衣料，丝绸缎子的衣料比较讲究的，那她马上就要买。买了以后呢就做，一天换一身衣服，而且都是非常讲究的衣服。所以我母亲的这个旗袍大概，就我哥哥到台湾去继承遗产的时候。整整两箱子旗袍。”

　　而徐悲鸿除了授课创作外，还经常关心时局。并经常借作品，抒发自己的思想和感受。

　　徐悲鸿的一幅作品名字叫《徯我后》，取自《诗经》的徯我后后来其苏之句。意指百姓期待英明君主的解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徐悲鸿创作了这幅作品。

　　这幅画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民党内主管宣传的张道藩，找上门来以关心的口吻：告戒老同学不要自找麻烦，并且让蒋碧微也劝一劝徐悲鸿。

　　徐悲鸿在政治上的左倾，让蒋碧薇颇为反感。1935年，为了营救田汉的事徐家又掀起了轩然大波。徐悲鸿在中央大学任教期间，还经常回上海为南国社的学生无偿授课，并与田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32年，田汉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初，中共江苏省委及上海文化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田汉于2月19日夜，在家中被捕。被捕时田汉正在创作电影《风云儿女》，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就是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正是田汉在狱中所作。为了营救田汉，徐悲鸿不避嫌疑，四处奔走。他找到了张道藩。

　　张道藩的家，就在距离徐公馆不远的丹凤街。蒋碧微每次举办的聚会都少不了他的身影。三十年代的社交圈中，上海的茶会大多是士绅商贾文人名士。南京的茶会则多是官员政要。当时像汪精卫陈果夫陈立夫等都是蒋碧微府上的常客。而张道藩与这些政要的关系很不一般。

　　徐静斐回忆说：“我父亲就找到了张道藩，说能不能希望你能够把田汉想办法放出来。那个张道藩呢，也假惺惺地答应了。他说那怎么办呢，你悲鸿兄求我那我还能不办吗？于是呢隔了一段时间他就跟我父亲说要放田汉可以，但是要有两个知名的教授以性命担保我们才能够放人，而且要保证田汉出狱以后不再进行这个共产党的活动。我父亲说行行行，不管你怎么样，只要把田汉放出来就行。”

　　由于徐悲鸿和同为中大教授的，宗白华出面担保，田汉出狱了。在担保田汉的问题上

　　蒋碧微极力反对徐悲鸿的作法，担心一家人被牵连进去。可是徐悲鸿不但出面担保，还让出狱后无家可归的田汉，暂时寄住在徐公馆。

　　徐静斐说：“当时田汉是非常困难，所以田汉他们夫妻和田汉的母亲都住在我们家。大概住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母亲又发火，又吵架。跟我父亲又吵架了。她说你就喜欢交这些穷朋友，整天把这些穷朋友，在家里管吃管住你能管得起吗？”

　　一次又一次的分歧，让这对昔日相爱的伴侣已经有了难以抹平的裂痕。徐悲鸿刚刚搬进傅厚岗6号的时候，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为了纪念沦丧的国土和流离失所的人民他给自己的新家，取了个名字叫危巢。后因蒋碧微的反对而作罢。

　　但是这个名字，却为两人的关系，昭示了不详的征兆。由于拒绝为蒋介石画像张道藩被国民党上层授意，要给徐悲鸿一点颜色以示警告，一场危机正在向危巢袭来。

　　徐静斐回忆说：“张道藩就找了中大的一些就是思想比较靠近国民党的一些学生就造谣。说我父亲跟一个女学生好，怎么怎么怎么。我母亲本来脾气就很坏就喜欢骂人，那么一听这个话，我父亲一回来就跟我父亲大吵大闹，吵得一团糟。有时候一吵一整夜。结果吵得我父亲昏头昏脑，根本就没法睡觉，到早上我父亲昏头昏脑地起来。那个时候事实上，他已经有高血压了，自己头也昏得很厉害，但是他为了去上课没有办法就把那个头放在水龙头上面用冷水冲。冲得好像比较清醒一点，这样勉强去到中大上课。所以在那种情况下面，逼得我父亲走投无路。”

　　吵到最后，家里已无温暖可言，两人之间只剩下了冷漠。于是徐悲鸿接受了李宗仁的聘请出任广西省政府顾问。于1936年6月离开了南京。

　　此时留在南京的蒋碧微，仿佛也有了一种解脱。并且乐此不疲地扮演着沙龙夫人的角色

　　充分体验上流社会交际的乐趣。

　　这一年，日本经济全面纳入战争轨道。羽毛渐丰的华北驻屯军，开始取代关东军成为侵华的急先锋。华北形势空前危急，不久，广西广东爆发了要求抗日的六一运动。两广通电全国，呼吁南京政府顺从民意，领导抗日。徐悲鸿在《广西日报》上公开撰文斥责蒋介石无礼无义无廉无耻。

　　徐悲鸿在广西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也引起了蒋碧微的不安。1936年的8月14日，蒋碧微来到桂林，试图说服徐悲鸿回到南京。但当时徐悲鸿全身心地陷入了那个广西

　　抗日的热潮里。他说他不能答应，不能负义。

　　19年前的那个深夜，离家出走的蒋碧微找到了徐悲鸿，也找到了幸福。但是这一次，他们却走到了婚姻的尽头。蒋碧微怅然而归，徐悲鸿也再没回到过傅厚岗6号。

　　1945年底在大律师沈钧儒的见证下，徐悲鸿和蒋碧微宣布解除同居关系，28年的姻缘划下了句号。

　　1946年蒋碧薇在南京当选国大代表

　　1948年徐悲鸿拒绝南迁

　　1949年徐悲鸿力劝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

　　1949年蒋碧薇定居台湾，两个子女留在了大陆

　　1953年徐悲鸿病逝于北京，身边珍藏着与蒋碧薇在法国生活时买的一块怀表

　　1978年蒋碧薇于台北去世，卧室里挂着徐悲鸿为她画的肖像——《琴课》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19:16

尘中飞扬——徐志摩·陆小曼（上）

　　1925年的9月，虽然已是初秋时节，但上海的天气依旧闷热潮湿，电台里播送着当天的天气预报，这一年，气象节目第一次在上海的广播里出现，引发了市民的极大兴趣。这个月，良友公司出版了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日记《爱眉小扎》的影印本，这里的“眉”所指的是一个女人，她就是日后成为徐志摩妻子的陆小曼，《爱眉小扎》里收录的是两人恋爱时的日记、书信和情诗。

　　日记出版后没几天，徐志摩就出现在了上海有名的功德林饭店里，这一天，徐志摩与好友大画家刘海粟要在功德林里请客。

　　傍晚十分，一张大餐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大画家刘海粟端坐在主人的位置上，坐在刘海粟身边的是徐志摩。刘海粟是今天酒宴的主人，但是，徐志摩看上去更像是主人。

　　今天这顿酒宴的主题是关于诗人徐志摩的婚姻大事，但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是一场十足的“鸿门宴”。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新诗作品《翡冷翠的一夜》、《再别康桥》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1897年，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一个灵秀的江南之地，父亲徐申如是浙江有名的富商。1922年，25岁的徐志摩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国，两年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授。

　　徐志摩留洋回国后，发表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后来又参与成立“新月书店”，发行《新月杂志》，1922年前后，徐志摩与闻一多主张诗歌要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提出了新月派诗歌概念，最能代表徐志摩风格的是那些从性情处自然流出的诗句，诗歌《雪花的快乐》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上海功德林饭店里，被请的客人陆续到来，宴会的另一个主要角色陆小曼，也在母亲和丈夫王庚的陪同下出现了。此时的王庚是孙传芳五省联军的总司令。王庚同妻子陆小曼，都是徐志摩的好友，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竟是今天鸿门宴的主角，而今天刘海粟请客的目的，就是应徐志摩的请求，劝说王庚同意与妻子陆小曼离婚。

　　陆小曼是上世纪20年代初北京社交界中的一位风云人物，喜好跳舞，擅长交际。师从画家贺天健、刘海粟，画得一手好丹青，陆小曼的书法和绘画在北京社交界里颇有名声。当时的中国女子书画会员名录里面，就有陆小曼的名字。同时，陆小曼酷爱京剧，经常客串义演，是社会公认的才貌双全的女子。

　　20年代初的北京，文人、政客还有淑女构成了当时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陆小曼是北京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说这句话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红萍介绍说：“陆小曼精通英、法语言。她在学校的时候就被外交部雇佣做外交接待工作。外交部经常举办交际舞会，那么陆小曼是跳舞能手。在这种场合如果说舞池中没有陆小曼的倩影的话，那就是阖座为之不快，那么中外男宾固然为之倾倒。就是中外女宾呢，如果看着她也是目眩神迷。”

　　1903年，陆小曼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富贵之家，6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父亲陆定是北洋政府财政部赋税司的司长。接受过中西文化双重教育的陆小曼，在18岁时，被外交部选中作为接待外国使节时的翻译，才貌双全的陆小曼从此步入北平社交界。

　　当陆小曼和丈夫与徐志摩一起出现在功德林饭店时，陪客中的明眼人便看出了几分味道，这场“鸿门宴”上，饰演刘邦的正是陆小曼的丈夫王庚。这个时候，徐志摩与有夫之妇陆小曼恋爱的事情，早已是闹得满城风雨，六十多年后，两人的故事依旧被人们津津乐道。

   2000年，电视剧《人间四月天》讲述的就是徐志摩的爱情故事，台湾演员伊能静饰陆小曼，黄磊饰演徐志摩，剧中再现了两人的爱情经历。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相识是在一年前，1924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北京期间，徐志摩等人为泰戈尔举行了一场生日会，生日会上徐志摩与陆小曼初次相见。这时候的陆小曼已经与王庚结婚，而徐志摩与王庚则同为梁启超的学生。

　　王庚当时很有成就，他1911年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留学。他先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还有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哲学。后来又到西点军校攻军事。1919年，巴黎和会的时候，他任上校武官兼翻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被介绍给了陆小曼。陆小曼的父母一看这等人才是最好的理想人物。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把陆小曼许配给了王庚。

　　陆小曼是众多大家闺秀中最耀眼的才女，同时也是北京交际场上独树一帜的名媛，在当时，陆小曼与上海的交际名花唐瑛一起被人称为“南唐北陆”。陆小曼19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嫁给了她并不认识的王庚，他们的婚姻是上流社会典型的绅士配淑女的婚姻。

　　但是结婚以后陆小曼发现，她和王庚的性情完全不同。由于王庚常年在美国而且受军人的训练，对自己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周六天必定是在办公室工作，决不游玩。在陆小曼眼里，他是一个少性情的，刻板的工作狂。

　　1924年，丈夫王庚出任哈尔滨警察厅长，长期不在北京。

　　孤寂的陆小曼曾在日记中写到：其实我不羡富贵，也不慕荣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如心的伴侣，谁知连这一点要求都不能得到，只落得终日里孤单的，有话没有人能讲，每天只是强自欢笑地在人群里混。（《爱眉小扎》）

　　没有爱情的婚姻使得陆小曼更热衷于交际，看戏、打牌、跳舞，成了她打发时间的手段。就在这时候，诗人徐志摩的出现，让陆小曼体会了爱情。

　　陆小曼侄孙邱权回忆道：“王庚他这个人太善良，他把所有的人想的都是和他一样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没空，那么徐志摩是我的好朋友那你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把我太太精神上面的寂寞和空虚可以解决。”

　　由于王庚的信任，更源于志趣相投，徐志摩经常陪陆小曼一同游玩、喝茶、跳舞，不时地给小曼寄上一首小诗，有时候还一起唱一出昆曲，陆小曼重新找到了生活的乐趣和精神寄托的对象。

　　徐志摩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理想、感性和唯美，爱情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源泉，在爱情的催生下，徐志摩为陆小曼写下了大量的诗歌作品，《雪花的快乐》便是其中之一：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雪花的快乐））

　　陆小曼也对徐志摩做了一个很好的回应。陆小曼在日记中如此表达她和徐志摩之间的这份情感：摩！第一个人从一切的假言假笑中看透我的真心、认识我的痛苦······我自从认识了你，我就有改变生活的决心。（《爱眉小札》）

　　1924年后，有关徐志摩与陆小曼恋爱的传言已常常被当作北京社交界里的谈资。作家郁达夫对于陆小曼与徐志摩的恋爱曾说道：“忠厚柔艳的陆小曼，热情诚挚的徐志摩，遇合在一起，自然要迸放发出火花，烧成一片”。

　　在对待婚姻爱情的态度上，徐志摩是一个极其浪漫和理想主义的前卫人物，这不仅因为他诗歌中折射出的爱情理想和唯美追求，更因为他与妻子张幼仪的离婚，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宗离婚事件。

　　1915年，徐志摩奉父母之命跟张幼仪结婚，等到徐志摩结婚了以后他才发觉跟张幼仪两个人性格爱好方面都不相配。徐志摩是一个浪漫的诗人，他喜欢的类型不是像张幼仪这样一个类型。

　　1922年，徐志摩与张幼仪在欧洲留学期间离婚，并发表了《徐志摩，张幼仪离婚通告》。

　　20世纪20年代，受到西方新思潮的影响，城市青年男女的婚姻状况已有很大的改变，1922至1923年，有人对835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做了一项全面调查，395名已婚者中有21人自订婚姻，占5%，在315名未订未婚者中，愿自订婚姻的为273人，占到了86%。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婚姻自主权正在增强。与此同时，离婚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1921年到1925年之间，在上海，由女方提出的离婚案占到总数的14%，离婚作为一种追求婚姻自由的表现与手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爱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两人的态度非常坚决，徐志摩告诉陆小曼：恋爱是大事情，是难事情，是关生死超生死的事情——如其要到真的境界，那才是神圣，那才是不可侵犯。

　　当徐志摩、陆小曼和王庚一同出现在功德林饭店时，在场的其他人急于想知道刘海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在众人眼里，美酒佳肴纵然有万般滋味，也不及他们心中的那个迷团所产生的诱惑力。宴席在刘海粟的劝酒声中开场了。其实所有人中，除了刘海粟，明白这顿饭的真正目的的有三个人，一个是陆小曼的母亲，另外两个就是当事人陆小曼和徐志摩。

　　与徐志摩相爱至深的陆小曼决定把她要与王庚离婚的事情告诉父母，但却招致父母的强烈反对。

　　陆小曼的侄孙邱权回忆道：“我印象当中提到，曾经我姑婆和王庚离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怀孕的时候当时陆小曼的母亲也是以这一条作为一个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但是陆小曼非要把这个孩子给打掉。当时我记得我听我母亲讲过，外婆也讲过，他们就曾经要求是不是孩子生下来就由我外婆来带。当时那个社会里面，堕胎好像是很不传统的那么一回事情。但是我姑婆是很坚持(堕胎) 。”

　　王庚尽管到了哈尔滨，但他还是经常关心陆小曼。到后来他知道陆小曼想跟他离婚，他一开始还是不同意的，因为他心底里还是爱陆小曼，尽管两个人志趣有点不同。

　　为了让陆小曼的父母同意自己的女儿离婚，徐志摩让最信赖的好友，在北大当教授的胡适去作说客。

　　陆小曼的侄孙邱权回忆道：“我的太祖母对胡适是非常尊重的，她不是后面有条件嘛，结婚的时候必须要请胡适过来当证婚人。但是胡适第一次去跟她谈，劝说她同意让陆小曼和徐志摩走在一起的话呢。我的太祖母是非常非常地愤怒，她们找胡适去谈的时候，我母亲不可能在旁边，但是等到胡适走了以后我太祖母所表现出来对胡适的那种愤怒，想不到胡适也会干这样的事。”

　　胡适无功而返，徐志摩又想到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粟，如此就有了上海功德林的这顿酒宴。刘海粟与陆小曼的相识也是源于胡适的介绍。

　　刘海粟自己也是为了逃离封建婚姻而离开家庭的，感同身受的刘海粟，见到好友如此痛苦，答应试一试。

　　刘海粟就去了陆小曼家，给陆小曼的母亲讲了许多因为婚姻不自愿而造成的悲剧，也希望长辈为自己儿女的幸福能够果断地作出决策。陆小曼的母亲也发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情感非常深，确实不能不面对了。所以当刘海粟说完之后，陆小曼的母亲松了口了。

　　1925年9月，王庚已到上海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陆小曼母女在北京，刘海粟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可刚到上海，徐志摩便催促再三，被“逼上梁山”的刘海粟只得在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后，在功德林设宴请客，邀来了陆小曼母女、王庚、徐志摩及数位好友，此前，王庚虽已知道陆小曼的离婚要求，但对今天刘海粟请客的目的却也是一无所知。

　　酒过三巡，客人们的话开始多了，酒桌上的气氛逐渐热了起来，这时候刘海粟道出了酒宴的主题。

　　刘海粟说，如果婚姻不能建立在两个人感情融洽的基础上，如果她们的情趣不相投的话，这个肯定是悲剧。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是违背道德的。

　　刘海粟的话音一落定，众人立即明白刘海粟的话是针对王庚说的，让王庚同意与陆小曼离婚是今天这场酒宴的真正目的，这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相爱以来与王庚的第一次公开交涉，而且一开始就把话题落在了关键点上。众人不自觉地将目光转移到了王庚身上。

　　王庚是极聪明的，他也觉察到了刘海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这个时候他举杯向刘海粟向徐志摩，也向在场的其他人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也为别人的幸福干杯。

　　酒宴散席后，王庚推脱自己还有公务先走一步，让陆小曼随母亲回去，这场功德林的鸿门宴至此曲终人散，在离婚这件事情上，王庚最终做出了让步。

　　宴会后，徐志摩给王庚写了一封英文长信，把他认为永难解决的僵局打开了。王庚则对陆小曼说：我祝福你和志摩以后能得到幸福，手续我会在几天后办好。两个月后，王庚与陆小曼正式离婚。

　　1926年农历七月初七，传说中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北京北海公园里一片喜庆的气氛，随着一声新郎新娘来了的叫喊声，身着白色婚纱的陆小曼挽着徐志摩的手臂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这一天陆小曼与徐志摩正式结婚。

　　新婚典礼上，证婚人梁启超的新婚祝词让所有人惊愕不已，让徐志摩更是尴尬难耐，这篇证婚词也成了千古绝唱，独此一版。

　　他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上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所以结婚又离婚。所以以后要痛自悔改。又说，徐志摩陆小曼你们都是过来人，都是离婚又结婚。希望你们不要再次成为过来人。

　　徐志摩把自己的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作为结婚礼物送给陆小曼，徐志摩的爱情与婚姻也如同他的诗歌那样浪漫，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充满着戏剧般的矛盾与曲折，然而徐志摩与陆小曼的这出充满矛盾与曲折的情感之戏，至此，才刚刚响起开幕的锣鼓声。

　　1926年11月，结婚后的陆小曼与徐志摩住在浙江海宁硖石，12月，因躲避战乱迁居上海。

　　王庚离婚后便未再娶，1943年11月，抱病参加开罗会议，最后在开罗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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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24:29

尘中飞扬 ——陆小曼与徐志摩（下）

　　1931年11月17日，上海已经进入了深秋时节，南方的冬天来得晚，11月的深秋正是一年最舒适的时候，大街上的人们正尽情地享受着秋天所带来的凉爽与快乐。而在上海福熙路，四明新村923号，一栋外表平静的老式洋房里，正激荡着一场家庭情感风暴。

　　这天下午，小楼的主人，大诗人徐志摩从北平回到上海，和他预料的一样，妻子并没有在门口迎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鸦片烟的味道。

　　走进家门后的徐志摩，疲惫地踩着楼梯向二楼走去，鸦片烟的味道越来越浓，在二楼的拐角处，徐志摩瞥了一眼躺在烟塌上的妻子，本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他没有和妻子打招呼，径自回到了书房。这个月，他们刚好结婚五周年。

　　1926年11月，历尽艰难终成眷属的徐志摩和陆小曼回到了徐志摩的老家浙江海宁硖石，与徐志摩的父母居住在一起。但是没过多久，婆媳之间便出现了隔阂。

　　一件事情呢就是，她一定要坚持在硖石再坐大红轿子，这个轿子两个人抬就可以了，他要抬六人大轿，那么这个她的婆婆认为太过分了，第二个她在吃饭的时候，经常吃半碗都不到，然后余下的饭就让徐志摩吃下去，那么（徐志摩）他母亲显然不忍心，还一个他们最受不了的就是，陆小曼有一次吃好饭，很撒娇似地叫志摩抱到楼上，她说你抱我上去，好，徐申如大怒，然后他们过了一两天他们就走了。

　　与儿媳产生了矛盾，徐志摩的父母离开海宁住到了上海，这一年的7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北伐动员令，开始了针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11月，在江西被北伐军击败的孙传芳收集残部8万余人，部署在沪宁和沪杭铁路地区，准备抗击国民革命军的进攻。浙江海宁正好位于沪杭铁路沿线，12月，为躲避战乱，陆小曼与徐志摩从海宁搬到了上海。

　　在上海，两人开始筑起了新的爱巢，陆小曼如鱼得水，重新开始了她喜爱并擅长的社交生活。社交圈里公认的“南唐北陆”的陆小曼和唐瑛，这时候同时出现在上海的社交界，成为了上海各界津津乐道的谈资。于是，在上海的舞厅戏院这些上流社会公子小姐们经常光顾的场所，由于陆小曼的加入，又增添了一道风景。

　　徐志摩与陆小曼定居上海后，本想过安静的生活，他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继续诗歌创作，同时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希望在衣食上能得到妻子的照料。但是陆小曼，却喜欢到戏院里去捧角，登台作秀。

　　20年代是中国京剧的黄金时代，1927年，北平《顺天时报》举办“评选京剧五大名伶”活动，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徐碧云当选为京剧“五大名伶”。那时，在京津沪等地的茶馆戏园里，逐渐出现捧角的风气。捧角者遍及各阶层，上至政府官员，下至百姓，不分男女。有官捧、民捧、还有捧角集团，当时声势最大的要数专捧梅兰芳的“梅党”。

　　在那个年代，职业演员演戏是贱业，而像陆小曼这样的票友演几出戏，有时还挂上赈灾的名义，那是很风雅的事情，而徐志摩对此却没有太多的兴趣。

　　陆小曼侄孙邱权回忆道：“尽管他们爱好文艺。在艺术上是他们一生的追求，是他们的共性。但是在某一门的艺术上面又可能是他们的分歧。”

　　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情趣爱好的差异不仅表现在戏曲上，同时也表现在了对电影的态度上。30年代，看电影同样是上海上流社会追求时髦的方式之一。

　　随着国产电影的发展，上海各大电影公司自己拍摄的影片也成了人们竞相观看的对象。喜欢像明星一样生活的陆小曼，也迷恋电影，便有了过把电影明星瘾的想法，但却遭到徐志摩的反对。

　　徐志摩想让陆小曼成为画家或作家，但平日里陆小曼看戏唱戏捧角，徐志摩干涉得并不多，有时甚至还会为了博得妻子的欢心，去跑一下龙套。

　　1927年12月6日，上海静安寺路上的夏令配克影戏院里锣鼓作响，异常热闹，一个叫天马剧艺会的组织正在这里举行一场京剧票友会，上演的剧目是《三堂会审》，这折戏是《玉堂春》中最为高潮的一部分，讲的是被诬谋害前夫的民女苏三冤情得以雪，并和山西巡按王金龙历尽千难万阻，终成眷属的故事。这一天的演出是上海社交界里的大事，吸引了众多上流社会的公子小姐前来捧场，也吸引了众多的小报记者来此寻找花边新闻，因为戏中饰演主角苏三的是名噪上海滩的陆小曼。

　　这一天的演出中，跑龙套的是陆小曼的丈夫徐志摩，而饰演男主角王金龙的则是一个叫翁瑞午的男人，就是这个男人，改变了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个人的命运。

　　翁瑞午很早就与徐志摩夫妇相识，徐志摩和陆小曼1926年10月3日结婚，而翁瑞午在徐志摩192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徐志摩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昨夜大雪，瑞午家初次生火”。（《志摩日记》）

　　翁瑞午是上海有名的票友，在看戏捧角的过程中，陆小曼结识了翁瑞午，这是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

　　《陆小曼传》的作者柴草介绍说：“他的祖父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的父亲是桂林的知府，也擅长画和医术。翁瑞午从小他跟着扬州的名家学习推拿，他在画画的鉴赏方面也有相当的一个鉴赏力。那么人又很活络，对戏曲又很爱好，那么到徐志摩跟陆小曼到了上海之后翁瑞午就进入了他们的生活，而且迅速地跟他们成为了朋友。”

　　翁瑞午吸食鸦片，在他的影响下，身体不佳的陆小曼也渐渐染上了烟瘾。

　　陆小曼的侄孙邱权回忆说：“很多的书里面的描述都是很典型的。这种精神忧郁症。但是这个时候只有翁瑞午给她鸦片抽了以后，她可能麻木一下她的神经。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才吸的。因为我姑婆那个病很怪的，她神经疼，全身的神经疼，这痛那痛，你找不到一个最后的痛点到底在什么地方。她到后来老年都有这么一个病，就是觉得浑身不舒服，这个关节不舒服那个关节也不舒服。所以这个病的话呢，可能就是当时鸦片，这是很可以说我们所有的亲属都一致认为我姑婆抽上鸦片是为了治病而抽上鸦片，而不是为了精神上的空虚去追求上鸦片。”

　　对于自己抽鸦片，陆小曼曾写到：“喝人参汤，没有用，吃补品，没有用。瑞午劝我吸几口鸦片烟，说来真神奇，吸上几口就精神抖擞，百病全消”。（《陆小曼诗文》陆小曼）

　　此时的陆小曼，已经对翁瑞午产生了依赖，虽然这种依赖是从吸食鸦片开始的。染上烟瘾后的陆小曼经常是与翁瑞午同榻抽烟，关系亲密。但对于两人的关系，徐志摩一开始并没有太多的怨言，只是认为鸦片会害了陆小曼。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红萍介绍说：“徐志摩自有他的一套处世哲学。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不能禁止妻子交朋友。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说爱。所以他认为这个男女之间鸦片烟榻是最规矩，最清白的。而最嘈杂和最暧昧的呢是打牌。”

　　翁瑞午教会了陆小曼吸食鸦片，同时由于他会推拿的手艺，所以每当陆小曼唱戏义演累了，便会叫翁瑞午帮自己推拿。上海的社交界里便出现了关于两人的一些传言。三人在上海夏令配克影戏院的那场演出，让陆小曼出尽了风头，但徐志摩却对此表现出了一丝厌烦的情绪。徐志摩在后来的日记中曾写到：“我想在冬至节独自到一个偏僻的教堂里去听几折圣诞的和歌，但我却穿上了臃肿的袍服上舞台去串演不自在的‘腐’戏”。（《志摩日记》）

　　1927年12月17日，也就是演完《三堂会审》后的第11天，上海一份名叫《福尔摩斯》的小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五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文章影射了有关三人的绯闻，伍大姐实际指的就是陆小曼，文章中的另外两人余心麻和洪祥甲实际指的就是徐志摩和翁瑞午。为此，徐志摩把报社告上了法庭。

　　这件事情最后以报社公开赔礼道歉结束，但是关于陆小曼与翁瑞午的绯闻让徐志摩很是难堪。结婚以来，徐志摩一直想改变妻子出入社交场的生活状态，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陆小曼竟然粘惹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于是，思考过后的徐志摩准备和陆小曼好好地谈一谈，劝她戒掉鸦片，开始正常人的生活，尽管这种谈话已经有过多次。

　　1931年11月17日这一天，徐志摩的唠叨激怒了陆小曼，气急的陆小曼顺手拿起放在桌上的烟枪，用力朝徐志摩扔去。

　　这一击，对徐志摩来说是致命的，它不仅击碎了两人之间的情感，也击碎了徐志摩对爱情一直坚持的理想浪漫情结。于是，绝望之下的徐志摩，离开了这个他亲手筑起的爱巢。然而，令陆小曼没有想到的是，徐志摩的这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

　　离开家后，徐志摩到了南京，准备搭乘19日上午的邮政班机回北平。

　　由于陆小曼在生活上是极尽排场，为了解决家中巨大的开销，徐志摩同时在东吴大学、上海法学院、南京中央大学等处兼课任教，教书写文，徐志摩的月收入接近千元，同时代的大作家鲁迅，在厦门大学的月收入是400元，那已是最高级别的教授待遇了，而徐志摩则相当于做了两个半教授的工作，尽管如此，这接近千元的月收入依旧无法满足妻子陆小曼各方面的开支。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红萍介绍说：“陆小曼的家庭开支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只房屋租金这一项就是一多百银元。那么她的吃鸦片吃药这项又要二三百。那么她家庭的开销，出入有私人汽车，有众多的佣人，这项又是二三百。所以她母亲有一次就对王映霞说，他们家庭的开支一个月不能少于五六百。如果少于这个数，就无法安排了。”

　　陆小曼侄孙邱权也回忆说：“她一生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那么这一条包括连我们第三代，我们都感触很深。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要买块蛋糕什么东西很不容易的。但是我母亲把所有的这种蛋糕卷节省下来了去给了我姑婆。姑婆她送邻居啊什么她一点也都不心疼。包括香烟也是，香烟票也是。因为她一生最大的问题，她是不知道金钱来之不易。她一直到死，她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本身就是一个娇小姐，你徐志摩娶她就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你有本事养得活她娶她，你没本事娶，养不活她你就不要娶她

　　我姑婆这个挥霍，他徐志摩和她开始相识时就知道这么一个情况。”

　　1930年底，徐志摩辞去中央大学的职务，开始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陆小曼分居在京沪两地，为此他不得不在两地间来回奔走。而陆小曼也并不愿意随徐志摩一起北上。

　　陆小曼侄孙邱权回忆说：“我姑婆不愿意到北京去，外面说的好像都是因为我姑婆生活奢侈，离不开上海当时一个很腐朽的这种，不像北京，是一个比较纯朴的世界。而我从小听到我们家里面说，因为我姑婆非常在意徐志摩和林徽音的关系。而我姑婆呢，正好是要把徐志摩要千方百计把他留在上海，断掉和林徽音的那一层关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说在我们的家庭，站在我们陆家的立场上所提到的。跟外面所讲的好像徐志摩要逼着我姑婆要回到北京去根本是两码事。”

　　1931年11月19日上午8点，南京明故宫机场上，天色阴沉，深秋的凉意在飞机螺旋桨吹出的气流里越发地明显，徐志摩在飞机起飞前写完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几行文字，那也是他写给陆小曼的最后一封信。随后，徐志摩搭乘邮政班机“济南号”飞往北平。飞机上除了两名驾驶员，乘客仅徐志摩一人。10点20分，飞机在济南上空遭遇大雾，不慎撞上了济南开山，飞机爆炸起火，三人全部遇难。这一年徐志摩35岁。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在1928年重返英国时写下了《再别康桥》。这一年，对陆小曼逐渐失望的徐志摩希望他的短暂离别能激起陆小曼的醒悟。

　　徐志摩曾经对陆小曼说：“眉，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粮——有你的爱他就有命！“（《爱眉小扎》）

　　但结婚后的陆小曼，唱戏跳舞，与翁瑞午一起抽鸦片，成了生活的主题，徐志摩再也寻觅不到能激发他浪漫诗情的爱。

　　这一天深夜，南京航空公司主任保君健，敲响了上海徐公馆的大门，保君健上门的目的是告诉陆小曼，徐志摩在昨天的一场坠机事故中不幸身亡。陆小曼却把保君健挡在了大门外，她不相信这是真的。

　　邱权回忆说：“自从徐志摩走了以后，她也不修边幅。原来她也是要打扮的，现在从来就是不洗脸，不刷牙。唯一的一生最大的寄托就是想把徐志摩的书全集给他出版出来。那个时候我姑婆，因为她名声在外，所以追求她的男的不少。为什么我姑婆就是她等于自己在摧残自己？就是充分说明了他对我姑公公的感情。”

　　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闭门谢客，一心编辑徐志摩文集，在此后34年的时间里，陆小曼

　　先后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和《志摩全集》。（此处原文没有，为后加）

　　在飞机的残骸中有一件物品未被烧毁，它是徐志摩将其放在一个铁盒子中的，陆小曼亲手所绘的山水长卷，这幅山水长卷现存放在浙江博物馆。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依一直与翁瑞午同居，长达30年，但卧室里一直悬挂着徐志摩的遗像，从没有摘下。

　　1961年，翁瑞午在上海去世，4年后，陆小曼逝世，终年62岁。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29:08

红色恋人——丁玲·胡也频

　　1931年1月17日的黄昏，一位年轻的母亲正怀抱着啼哭的婴儿伫立在窗前，眺望着窗外的世界，她在等待丈夫的归来。

　　日落西山后，霓虹灯开始闪烁，舞池里荡漾起男男女女的脚步，餐厅里也开始热闹起来。伴随着不知哪家窗口飘出的那曲《毛毛雨》，上海开始上演光幻交织的夜生活。这时候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声盖过了婴儿的啼哭声。

　　这位年轻的母亲就是四年前以一部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震动文坛的作家——丁玲。本该早已回家的丈夫胡也频到这时还未回来，丁玲开始不安起来，因为丈夫早上出门去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会议。丁玲与丈夫胡也频这时候都已是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胡也频还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并且刚刚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此时的国民党政府正在四处抓捕共产党人和反蒋人士。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介绍说：“1927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就迁到上海，主要的活动就是在公共租界那么同样，国民党内也有反蒋势力，比如说汪精卫的势力，以及其他的一些派系，他们的活动的很重要的基地也在上海租界里面，所以从政治层面上来说，30年代的上海非常复杂。”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对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反蒋势力进行严厉地镇压，马路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飞驰而过的囚车，上海市民把这种囚车叫作“黑乌龟”。

　　今天位于上海昆山路上的昆山花园7号，是一幢三层带部分四层的连接式红砖洋房，四层最西侧的那套公寓就是当年丁玲的寓所，70多年前，丁玲就是在这扇窗户的里面，苦等着丈夫胡也频的归来。

　　丁玲与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回忆道：“17号这一天早晨，我父亲跟我母亲讲，他要去开左联的执委会的会议，中午回来吃中饭，可是中午他没回来。一直等到吃晚饭，天黑了，也没回来。”

　　蒋祖林老先生就是丁玲当年抱在怀中的那个孩子。终于，丁玲再也等不住了，安顿好不到3个月的孩子后，丁玲开门下楼，只身投入黑夜中寻觅未归的丈夫。

　　这时候，夜空开始下起阴冷的冬雨，奔波了半夜，丈夫却依旧无处寻觅，丁玲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住处，孩子已经熟睡了。

　　1904年，丁玲出生在湖南省临澧县，原名蒋冰之。四岁时，父亲病逝，家境急剧败落。丁玲跟随母亲寄居到湖南常德的三舅家中。母亲余曼贞在丁玲5岁那年考入了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并结识了中共早期女革命家向警予。向警予是丁玲幼年时的偶像，丁玲在《向警予同志留给我的影响》一文中回忆到：“母亲如饥似渴地把她（向警予）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且拿来教育我和她的学生们”。

　　1922年1月，18岁的丁玲随同学王剑虹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学习。平民女校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上海建立的专为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在上海平民女校，丁玲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4年7月，丁玲离开上海来到北平，在一所补习学校学习。这时候的丁玲，瞿秋白曾评价说，“她仍是一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在北平，丁玲遇见了胡也频。

　　蒋祖林介绍道：“在那儿补习功课的湖南人比较多，和我母亲一起补习的还有曹孟君、谭惕吾，他们都是和我母亲很要好的朋友。当时曹孟君和左恭恋爱，左恭和胡也频是相识的，胡也频在北平办一个民众文学周刊，就在北京《京报》，所以这样子，左恭就把胡也频就带到我母亲和曹孟君住的宿舍来玩。”

　　初次的相识，胡也频并没有给丁玲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可是几天后，胡也频手捧一束娇艳的黄玫瑰出现在了丁玲的面前，花朵间的纸条上写着：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那时丁玲的亲弟弟刚刚夭折不久。

　　蒋祖林介绍说：“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过的一个熟人。”

　　比丁玲小一岁的胡也频，出生于福州的一户普通人家，1920年，胡也频离开家乡，来到天津大沽海军预备学校读书。不久学校停办，他来到了北平。那次的会面，胡也频对丁玲一见钟情，1925年，感觉找不到人生出路的丁玲，离开北平回到老家湖南常德。胡也频知道后，匆忙向朋友借了一点钱，不远千里从北平追到了湖南，追赶只见过几面但却已深爱着的丁玲。

　　蒋祖林回忆道：“我母亲那个时候正好和我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胡也频，胡也频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黄包车的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胡也频的单纯、执着与热情感动了丁玲，丁玲也因此接受了他的爱。在湖南的常德。两人度过了甜蜜的初恋时光。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地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呆坐在屋子里，灯光下母亲送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的茶具回映着轻柔的光芒。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曾写到：“房子里仍没有也频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不知不觉中，雨渐渐地停了，风声也小了，天空因为阴雨，使得早晨的天色变得不易察觉，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和临时雇来的保姆交代了几句，丁玲便又开门下楼，继续寻找未归的丈夫。

　　丁玲与胡也频的儿子蒋祖林介绍道：“第二天一早她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带着柔石到一个什么书店去指认，问书店的人这个人是不是柔石。他们估计是胡也频很可能被捕了。”

　　柔石、丁玲和胡也频都是左联的成员，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简称“左联”。现在位于上海多伦路201弄2号的左联纪念馆就是当年左联的旧址。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它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鲁迅、茅盾、田汉等人都曾是左联的领导成员，一大批年轻作家都纷纷加入了左联。左联盟员由最初50多人发展到后来的300多人，并在北平、广州、日本东京成立了分支机构。1936年为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解散。

　　左翼文学在上世纪30年代是一股强大的文艺思潮，它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恐慌，抓捕左联成员的行动开始了。这是一份当年国民党政府决定取缔左联的文件，上面有非常详细的成员名单。柔石被捕的消息，让丁玲有了不祥的预感。

　　回到家以后，沈从文来了。并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纸，上面上写着简短的几句话。从这个纸条上来看，胡也频的确是被捕了

　　沈从文是丁玲在北平认识胡也频之后结识的，由于文学上的共同爱好，他们成了好友。1925年1月，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在胡也频当编辑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上发表；胡也频与丁玲也先后开始了文学创作。

　　胡也频的失踪让好友沈从文十分着急，正在没有头绪的时候，胡也频托人送来了那张纸条，纸条上说他是在东方旅社里被巡捕房抓起来了。

　　位于上海公共租界内的东方旅社，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也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机关。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在上海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人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十天后，上海的进步文化团体在东方旅社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潘汉年宣读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此时的胡也频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上海代表。

　　1月17日下午1时40分，胡也频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

　　“租界”，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后，在重要商业城市里强占一定的区域，做为他们居住并由他们管理的地方。租界完全不受中国行政系统管辖和法律制度的约束，被称为“国中之国”，如果胡也频在租界被捕，还有营救的可能性。为此，丁玲通过朋友找了上海几位有名的律师。但律师都宛言谢绝了，因为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个案子他们无能为力。

　　仅管律师也表示无能为力，但丁玲依旧四方奔走，寒风中，她辗转于租界巡捕房、警察局和律师所，由于产后缺乏调理，人变得很虚弱。

　　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回忆到：“我很怕留在家里，觉得人在跑着，希望也像多点似的。跑了几天，毫没有跑出一个头绪来”。

　　最后传来的消息，胡也频等人属政治要犯，已经被国民党当局从公共租界引渡到了位于龙华的国民党凇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在上海设立的最高军警机构，主要关押的就是共产党员。胡也频被转移到这里，使得营救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看守所里的胡也频非常焦急，他托人带出信来说，情况比较严重，让丁玲抓紧找人把自己保释出来，不然可能会发生不利的变化。得知丈夫被关押在龙华的上海凇沪警备司令部后，丁玲让沈从文陪她去探监。

　　蒋祖林回忆道：“我母亲去探监，但是这个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不让进，说送的东西，衣服、被子可以送进去，但是人呢不可以见。那么当时沈从文陪我母亲一起去，就想了一个办法，说我们送十块钱进去，因为是送钱，希望能够得到一个收条，所以看守同意了，于是他们就在门口等候，朝里面望，不一会儿，就看见院子里走过几个人，当时一看，就是我父亲，我母亲就大声喊他名字，我父亲听到以后，回过头来也正准备回应的时候，结果这个看守就把他推走了。”

　　从龙华回来后，丁玲与胡也频开始传递书信，送信的费用很昂贵，一来一回要8块大洋，而当时1块大洋就可以买三斤左右的鸡蛋。虽然费用很贵，但这些信给丁玲带来了一些安慰，因为只要还在写信，就意味着胡也频还活着。

　　丁玲曾如此表达自己思念的心情：即便是伟大的诗人啊，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想念着爱人的心情。频！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的心情，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

　　一月份后三分之一的时光很快就过完了，可丁玲依旧没能见到丈夫的归来。有人建议丁玲可以去南京找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或许还能有些办法。邵力子曾在1920年以跨党身份参加中共组织，1926年在瞿秋白建议下脱离中共，他是国民党中著名的民主派人士。

　　蒋祖林介绍说：“陈望道和郑振铎给邵力子写了一封信，希望邵力子能够帮助援救我父亲，因为陈望道也是我母亲的老师，邵力子代理过上海大学的校长。但是邵力子在南京，所以我母亲就拿着陈望道的信就到南京去找邵力子。”

　　丁玲与沈从文坐火车到了南京，丁玲拿着信，去求见邵力子，而沈从文则通过朋友去见国民党宣传部部长陈立夫。

　　丁玲在南京寻找营救机会的同时，凇沪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里开始弥漫起层层杀机。

　　蒋祖林回忆道：“邵立子说怎么卷到这么一个大案子里面去了，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张群，说你拿这封信赶快回上海，去找张群，看看有没有办法。”

　　张群是当时的上海市长，就在丁玲准备回上海找张群时，沈从文也从陈立夫那里回来了。

　　蒋祖林介绍说：“陈立夫最后表示，如果他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个的话实际上是话里有话。所以我母亲认为，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了那么才可以。她说她认为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到，胡也频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频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殷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2月7日，一无所获的丁玲与沈从文坐上了回上海的火车。这一刻，胡也频等24人被士兵们带到了凇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后院。

　　丁玲的耳边是火车轮子与铁轨的撞击声，而在上海龙华的胡也频，耳边响起的则是一阵枪声。

　　回到上海后，丁玲再次来到凇沪警备司令部，但是看守拒绝透露任何消息。

　　深夜，沈从文带来了确切的消息，证实胡也频在2月7日晚上被枪杀了。一同就义的有24人，史称龙华24烈士，胡也频、柔石、冯铿、殷夫、李求实，这5位左联作家被后来者称为“左联五烈士”。

　　在昏暗的灯光下，丁玲看着前来报信的沈从文，神情木然地呆坐着，片刻之后，丁玲对沈从文说：“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睡了”。

　　胡也频遇难后，丁玲对母亲谎称胡也频将去苏联，自己一人无法带孩子，将四个月大的儿子交由母亲抚养。这时候，丁玲向潘汉年提出要求去江西苏区，丁玲说只有到苏区才有生活，才能写出革命的作品。这一年的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让她留在上海，创办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第二年3月，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6月，丁玲出版了她的长篇小说《母亲》，同年遭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押往南京。

　　1936年9月，丁玲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南京，11月，秘密到达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陕北保安县。

　　1948年8月，丁玲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由大连光华书店出版。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逝世。

柴禾妞 · 发表于 2006-9-16 16:38:34

风雨茅庐——郁达夫·王映霞

　　1938年的春天，武汉的码头上挤满了运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的船只。为了躲避战火而背井离乡的大批难民正源源不断地涌进这里，这时国民党政府随着对日战局的发展已经迁移到武汉。就在离码头不远处的蔡院街上，一辆黄包车停在了28号院的门口，一个衣着考究的女子从车上下来迎向早已等待在门口的女主人。落座后客人说出了此行的来意，她希望暂时借用一下女主人的丈夫来陪同自己前往医院堕胎。因为当时的医院堕胎是要有丈夫签字的。

　　这个要借夫的女子叫王映霞，而她的丈夫正是著名的作家，诗人，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郁达夫。由于女主人符竹茵是自己的中学同学，男主人汪静之又是郁达夫的多年至交，两家又一同来到武汉避难，所以王映霞找到了他们。

　　汪静之的儿子汪飞白回忆道：“我父母觉得郁达夫不在家，我们又是在逃难过程中，我们两家都是一样，这个去向还不定。那么这么兵荒马乱的，如果是怀了孕当然是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觉得王映霞这个要求是很自然的，很正常的。那么我妈就说那当然可以了，就同意了。”

　　让汪静之夫妇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这次堕胎，远在徐州慰问前线军队的郁达夫并不知情。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已经结婚多年，并生下了三个子女。从10年前两人初次相识到后来坠入情网，他们的恋爱曾经轰动一时。故事要从20年代的上海开始说起。

　　1927年1月14日，在上海马当路尚贤坊40号，郁达夫登门拜访老朋友孙百刚时第一次见到了20岁的王映霞。

　　席间看到王映霞，郁达夫感到一愣。郁达夫是一个性情中人，尽管那个时候他和孙荃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孩子。但他知道了王映霞的情况之后，实际上有了心计。

　　当天晚上郁达夫执意邀请孙百刚夫妇和王映霞外出共进晚餐。从此以后为了追求王映霞，郁达夫就经常以吃饭的名义和她见面。当时上海滩上很多高级的餐馆，饭店都留下了他们出双入对的身影。

　　郁达夫当时已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和诗人。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是中国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作品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国内文坛。同时他还是著名的文化团体“创造社”的重要成员。1921年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在上海出版了第一期《创造》季刊，标志着创造社的正式形成。“创造社”缘起于创办一个纯文艺刊物的愿望，而随着后来更多刊物的创办，这个文化团体的精神触角已经遍及了社会与自然科学文学评论与批判以及政治评论的各个领域。

　　“创造社”的成员们以创造理想社会为价值取向，提出通过“自我创造”达到一个真实的自我，也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社会的理想化身。后期的“创造社”更要求作家彻底清除自身的小资产阶级根性，达到无私无我的精神境界，这便是他们自我创造的思想发展到极致的表现。鲁迅曾经尖锐地指出这种所谓的人格突变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而郁达夫在后期离开了“创造社”也正是因为他要维护自己的私人空间和独立个性。

　　此时的郁达夫不顾自己已有妻室，更不在意朋友和家人的反对，一心向王映霞发起了猛烈的爱情攻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赶快写，赶快写。写了小说好去赚钱，赚了钱就去见王映霞。”

　　而王映霞虽然十分仰慕郁达夫的才华，却不愿意把自己宝贵的爱情轻易地许给这个极度追求感情自由的浪漫诗人，更何况郁达夫毕竟是一个有妇之夫。于是，王映霞拒绝了他。

　　遭受了挫折的郁达夫此时听说王映霞和他人已有婚约更是万分焦虑，为了说服王映霞，郁达夫在一封情书里许下了这样一段誓言：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你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抛弃。

　　郁达夫的热情终于打动了王映霞。1927年6月，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西子湖畔举行了订婚仪式，著名诗人柳亚子赠诗郁达夫以示祝贺。其中的一句“富春江上神仙侣”更是传诵一时，他们也因此成为了那个时代自由恋爱与自主婚姻的明星式人物。

　　与王映霞结婚后郁达夫并没有解除与原配夫人孙荃的婚姻，为了表示对王映霞爱情的忠贞，也为了让她得到经济上的保障，郁达夫将自己已发表作品的全部版权赠与了王映霞、然而这并不是王映霞所期望的做一个自由的女性的全部含义。接受过新式教育的王映霞并不甘心做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由于郁达夫的关系，王映霞有时候也有机会和一些文坛的朋友接触。因此她有时候也出去参加一些应酬会，聚会之类。

　　此时已经退出创造社的郁达夫正在和鲁迅合编《奔流》月刊，并主编《大众文艺》。从1928年起，郁达夫自编的《达夫全集》也开始陆续出版。1930年以后，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郁达夫主编的刊物受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严格审查。他的许多社会评论和文学作品都被禁止发表，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气氛不但让郁达夫感到精神极度压抑，也使他的经济状况陷入了困境。

　　1933年4月郁达夫被迫把家搬到了杭州，这里也是妻子王映霞的家乡。

　　汪飞白回忆道：“郁达夫到杭州本来是想避文字狱，当时鲁迅就写了诗，就劝阻郁达夫移家杭州。鲁迅认为杭州国民党省党委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到那儿去可能是危险的。当时对鲁迅还有通缉令呢。但是郁达夫没听，为王映霞他到杭州去。”

　　到杭州后郁达夫深居简出每天就是读书，写作，会友，过了一段十分平静的日子。但是，这种寄情于山水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1935年秋，郁达夫夫妇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这座房子几乎花尽了他们全部的积蓄，郁达夫给新家起名为风雨茅庐，希望这里能够成为自己趋避乱世的桃源之所。

　　但是，作为风雨茅庐的女主人，王映霞凭借自己的美貌和优雅谈吐成为杭州上流社交圈里明星般的人物，郁达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变成了社会名流与政界要员交际往来的场所。

　　而此时，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情感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郁达夫作为一个作家是喜欢安静的，他不喜欢在交际场上那种使人不安宁的氛围。于是他开始经常时间去旅游，在这种情况下，郁达夫的一个旧日同学许绍棣开始跟王映霞的来往多了起来。

　　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是郁达夫留学日本时结识的朋友在风雨茅庐的建造过程中许绍棣曾经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此他不仅成为了王映霞举办各种聚会时的常客，同时他也开始了对女主人的暗中追求。而疏于应酬的郁达夫此时并没有意识到周旋于这些达官显贵中间的王映霞已经与自己渐行渐远了。

　　1935年11月，在日本间谍和汉奸的策动下冀东22个县宣布实行自治，北京的学生发起了 “一二.九” 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郁达夫前往福建担任省政府参议，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此时，留在杭州的王映霞和许绍棣的来往更加频繁，二人的关系已经非同寻常。

　　远在福州的郁达夫就已经听说许厅长新近借得了一夫人，但郁达夫还没意识到是说王映霞。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谣传越来越多，后来有朋友都跟他挑明了。也很巧，一天，郁达夫到天君殿里面去抽签，抽了一支签，签诗里面有一句话叫“鸣鸠已占凤凰巢”。这个给郁达夫一个很强烈的心里暗示，他基本上也就认定自己的妻子王映霞已经红杏出墙了。

　　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这是郁达夫在热恋之时写给王映霞的一首情诗。不成想在十年以后，当郁达夫从福建赶回风雨茅庐时，两人已是一对在争吵和眼泪中度日的夫妻。

　　1937年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这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向郁达夫发出了邀请。为了能去到抗日宣传活动的最前线，同时也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郁达夫决心离开杭州。　

　　少鸿介绍说：“郁达夫就提出来，你到底是选择我还是选择许绍棣。你选择许绍棣你可以留下来。你选择我，还在乎这个夫妻情份，就跟我走，到武汉去。据郁达夫的文字里面说，这个时候是许绍棣又有了新欢，所以王映霞才跟他走，才跟他又到了武汉去了。”

　　来到武汉不久，王映霞发现自己已经怀有身孕，但是她没有告诉自己的丈夫。此时的郁达夫担任了军委会第三厅的设计委员，他以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文学才华为抗日救亡运动作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他还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不久，郁达夫参加了政府慰问团，奔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王映霞找到了同在武汉的汪静之夫妇，提出了借夫堕胎的请求。

　　汪静之虽然对郁达夫夫妇不合的事情早就有所耳闻。但还是陪同王映霞到汉口的一家私人诊所打掉了胎儿。不久，郁达夫从浙东前线返回武汉，汪静之前去探望却碰上王映霞与郁达夫正吵得不可开交。泪流满面的郁达夫告诉汪静之，他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汪飞白回忆道：“这次不同寻常，过去他们吵架我爸还劝解过。但这一次是特别激烈的。因为郁达夫是大哭了，大哭了。手里拿着那个许绍棣的三封信，他说现在我这个，他们到碧湖过夜的这个情况，许绍棣写了整个过程，所以这个(我)实在受不了了。”

　　当天晚上，王映霞离家出走，郁达夫长夜难眠。他看见窗外还挂着王映霞洗晾的纱衫，悲愤难抑，拿起笔饱浸浓墨在那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第二天，郁达夫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条启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携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一时间舆论大哗，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朋友的调解下各让一步，王映霞写了不公开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以保全妻子的名声。两人还立下协议书以示捐弃前嫌，开始新的夫妻之旅。但此事早已使王映霞尽失脸面，两人感情的裂痕再也无法弥合。

　　为了彻底斩断王映霞和他人的暧昧关系，郁达夫接受了新加坡《星州日报》的聘约，带王映霞远赴南洋。旅居新加坡期间，郁达夫担任了当地华侨抗敌动员会委员，并主编《星洲日报》副刊《繁星》，写下很多政论文章和旧体诗，继续坚持抗日救国的斗争。

　　然而，紧张的夫妻关系并未因远离了风风雨雨的是非之地而缓和下来，在一次争吵后，郁达夫将有着详注的19首诗和1首词集成一组《毁家诗纪》交予香港《大风》旬刊发表，这组诗公开了他们婚变的内幕以及王映霞红杏出墙的艳事。

　　当王映霞看到了郁达夫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终于下定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1940年8月，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只身返国随后，郁达夫和王映霞分别在新加坡、香港和重庆三地刊出离婚启事，这场富春江上的才子佳人恋终以劳燕分飞而告结束。

　　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苏门答腊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52年，郁达夫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99年2月6日，王映霞在上海去世。终年92岁。

[ 本帖最后由柴禾妞于 2006-9-16 16:4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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