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外族文化对中古汉语词汇的影响

湘里妹子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Exotic Culture on the Middle Ancient Chinese Vocabulary

作者：王云路 撰(浙江大学汉语史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训诂和中古汉语词汇研究)
《语言研究》，2004/01，66～73页
来源：http://artvine.org/forum/index.php?topic=373.0

【内容提要】  汉魏六朝时期外族文化对汉民族的衣食住行乃至语言文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汉语吸收外来词有音译、意译、音义兼顾三种主要方式。逐步汉化了的外来词应该从声音与意义上进行溯源。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exotic culture has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vocabulary.And yet it did comparatively strongly on that during the middle ancient time.This paper,by quoting the texts as examples,reveals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exotic culture on the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living style of the Han people,and analyses the three main ways of Chinese language of recruiting the exotic words:a)transliterated words and their variants,including completely transliterated words and Chinese assimilating transliterated words;b)transcribed words and their variants,including wholly transcribed words and compound words;c)half transliterated and half transcribed words,including the ones integrated ingeniously with the meaning and grapheme indigenous to Chinese.The paper also explores the issue how the source of the loanword assimilated gradually to Chinese is traced from its sound and meaning.

一

      从历史上看，外族文化对汉族的影响是深远的，而魏晋南北朝是影响较大的历史时期。因为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五百多年间，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裂变时期，朝代嬗替之快，地方割据之盛，强臣叛乱之多，外族入侵之频，都是其他朝代所难以比拟的。民族交融达到了一个高峰。思想文化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两汉神学、经学逐渐衰落，魏晋玄学日益兴盛；道教形成并得到发展；佛教传入中土，译经大量出现。经济也在中西方交流中进一步繁荣。凡此都对汉民族文化乃至语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一载：“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鞢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靴皆便于涉草。……予至胡庭日，新雨过，涉草，衣裤皆濡，唯胡人都无所沾。”可见，匈奴游牧民族的服饰对中原民族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国有细布、好毾。”“毾”是一种质地细密的毛毡，与地毯类似。《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诣郗雍州，雍州在内，见有，云：‘阿乞那得有此物！’令左右送还家。”（注：毾与同。）是天竺国之物也到了中国。

      史书中汉族与其他民族互致礼物的记载相当多。如《宋书》即有《索虏传》、《夷蛮传》、《氐胡传》，其他列传的记载也比比皆是。《宋书‧张畅传》：“虏使云：‘貂裘与太尉，骆驼、骡与安北，蒲陶酒杂饮，叔侄共尝。’”是衣食住行之物皆有涉及。

      女性化妆品“胭脂”因何得名？据说源于匈奴的一种叫做“燕支”（或曰“红蓝”）的植物。《史记‧匈奴传》司马贞《索隐》曰：“阏氏，旧音于连、于曷反二音。匈奴皇后号也。习凿齿《与燕王书》云：‘山下有红蓝，足下先知之不？北方采红蓝，取其花，染绯黄，挪取其英鲜者作烟肢，妇人将用为颜色，吾少时再三遇见烟肢，今日始视红蓝，后当为足下致其种。匈奴名妻作阏支，言其可爱如烟肢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读《汉书》也。’”（注：习凿齿在给谢安的书信中再次谈到红蓝——胭脂——阏氏的关系，见《全晋文》卷134习凿齿《与谢侍中书》。对于习凿齿的说法，颜师古《匡谬正俗》卷五曾予以驳斥，云：“《史记》及《汉书》谓单于正妻曰阏氏，犹中国言皇后尔，旧读音焉氏，此盖北翟之言，自有意义，未可得而详也。若谓色象烟支，便以立称者，则单于之女谓之居次，复比何物？且阏氏妻号非妾之名，未知习生何所凭据自谓解释。”钱锺书《管锥编》第四册第223《全梁文卷六十》也赞同颜师古的说法，并说：“吾国古来音译异族语，读者以音为意，望字生义舞文小慧。”并引习凿齿文为例（1458页）。窃以为颜师古的说法并无有力证据。而且“阏氏”并不仅仅作为匈奴皇后的称号，匈奴单于及王的配偶均可称为“阏氏”。《汉书‧陈汤传》：“单于乃被甲在楼上，诸阏氏夫人数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单于鼻，诸夫人颇死。”可见呼韩邪之兄郅支单于竟至有数十位“阏氏夫人”。是皇后与妾都可称“阏氏”。匈奴人还称单于母亲为“母阏氏”或“大阏氏”，《汉书‧匈奴传》：“母阏氏恐单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乃私使人杀之。”《汉书‧苏建传》：“大阏氏欲杀陵，单于匿之北方，大阏氏死乃还。”颜师古曰：“大阏氏，单于之母。”皆其证。）认为焉支山因盛产红蓝，而红蓝能制成烟肢而得名。一说红蓝就是燕支，是植物名。《古今注》卷下《草木》：“燕支，叶似蓟，花似捕公（注：谓蒲公英。），出西方，土人以染，名为燕支。中国亦谓为红蓝，以染粉为妇人色，谓为燕支粉。”也许“燕支”是来自匈奴的音译词，“红蓝”是汉语的说法。张华《博物志》记载，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将这种植物带回中原。到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已有专节介绍红蓝种植法和胭脂制作法（注：见《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蓝花栀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十一《清商曲辞‧读曲歌》：“红蓝与芙蓉，我色与欢敌。莫案石榴花，历乱听依摘。”这是“红蓝”出现的较早例证。《史记‧匈奴传》张守节《正义》引《西河故事》云：“匈奴失祁连、焉支二山，乃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番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焉支山确与匈奴妇女妆饰有密切关系。《乐府诗集》卷九十九：“红线毯，择茧缫丝清水煮，拣丝练线红蓝染。”说明“红蓝”可以做染料用。

      音乐舞蹈也与外族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看乐器。《释名‧释乐器》：“枇杷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枇杷即琵琶。《魏书‧西域列传》记康居国特产“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腰鼓源于胡地。《旧唐书‧音乐志二》：“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广首而纤腹，本胡鼓也。”唐代设有胡乐。《资治通鉴》卷218《唐纪》34载：“初，上皇每酺宴，先设太常雅乐坐部、立部，继以鼓吹、胡乐、教坊……”胡三省注曰：“胡乐者，龟兹、疏勒、高昌、天竺诸部乐也。”

      中国一些民间的传统游戏，如秋千、木偶、狮子舞等，皆与异族有密切关系。明谢肇《五杂俎》卷五《人部一》：“南方好傀儡，北方好秋千，然皆胡戏也。《列子》所载：‘偃师为木人，能歌舞。’此傀儡之始也。秋千云自齐桓公伐山戎，传其戏入中国。今燕、齐之间，清明前后，此戏盛行。所谓北方戎狄，爱习轻趫之能者，其说信矣。”“秋千”当是音译词，后加偏旁成为“秋千”，现在又简化为“秋千”（注：一说认为“秋千”是“千秋”的倒文，是为汉武帝祝寿而产生。此说法有些牵强。）。傀儡，恐怕也是音译词，就是木偶。

      “狮子”源于西域。《汉书‧西域传》：“（条支国）土地暑湿，出师子、犀牛、孔雀、大雀。”《尔雅‧释兽》：“狻麑，如虦猫，食虎豹。”郭璞注：“即师子也。出西域，汉顺帝时疎勒王来献犎牛及师子。”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宣阳门》：“狮子者，波斯国胡王所献也。”“师”是音译词，后加反犬旁表义成为“狮”。舞狮子（又称“耍狮子”）与舞龙一样已成汉民族传统的喜庆节目，成为民族性的标志之一（注：《新唐书。音乐志》在龟兹伎条下有狮子舞的记载：“设五方狮子，高丈余，饰以万色，每狮子有十二人，衣执红拂，首加红抹，谓之狮子郎。”）。

      服饰、娱乐如此，饮食的影响更大。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七：“，案此油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搭纳等是也。”《旧唐书‧舆服志》：“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可见对“胡食”的崇尚。

      许多水果蔬菜等食物来自异域。晋陆机《与弟云书》：“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种。”（注：《齐民要术》有相同记载。）《南齐书‧东南夷传》：“有甘蔗、诸蔗、安石榴及橘，多槟榔，鸟兽如中国。”大蒜亦产于胡地。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一‧蒜》：“胡国有蒜，十子一株，名曰胡蒜，俗谓之大蒜是矣。”仅从《本草纲目》中就会发现，我们日常食用的蔬菜、水果，有许多来自外族。

      总之，有些我们以为是颇具民族特色、传统风格的事物其实源于异域，如春节时的舞狮子、古老建筑上典雅的琉璃瓦、我们平日吃的葡萄、大蒜等。外族的生活、文化渗透到汉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表现和记录这些生活的语言也必然融入汉语中。

二

      《魏书‧咸阳王禧传》：“高祖曰：‘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降爵黜官，各宜深戒。此如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高祖指魏孝文帝，北音指北方鲜卑语。“一从正音”谓全从首都洛阳语音。可见少数民族统治者努力想推行汉化，这对汉语与北方鲜卑语的交融无疑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同样，外族文化也影响和渗透到汉语的各个方面，因为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我们这里就谈谈中古时期汉语吸纳外来词的主要方式。

      外来词就是源于外族的语词，从汉字的“六书”看，当是一种假借。或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或用汉字表示外来词的意义，都在汉语造字造词的规律制约之下，经过长期使用而不断汉化。

      中古汉语吸收外来词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音译词及其变体

      最简单、最方便的是借音词。当人们发现或认识一种在汉民族生活中没有而为其他地域文化中所独有的事物时，就很自然地用汉字记录下相应地域语言名称的原音来指称该事物，从而吸收到汉语中。

      第一，纯粹借音词，即用汉字记录外来词的声音。

      汉代一些外族人名、地名、官名等专有名词，如来自匈奴的单于（注：《汉书‧匈奴传上》：“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阏氏、冒顿、居次、谷蠡等，反映佛教思想、文化的梵语词如佛、僧、尼、和尚、金刚、菩萨、阎罗、般若、伽蓝、禅、刹那等，都属此类。

      各类六朝文献尤其史书中多有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记载。《魏书‧高句丽传》：“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又：“宫曾孙位宫亦生而视，人以其似曾祖宫，故名为位宫，高句丽呼相似为‘位’。”此为高句丽语例。

      《南齐书‧东南夷传》：“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杨迈初产，母梦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丽。中国谓紫磨金，夷人谓之‘杨迈’，故以为名。”此为夷语例。

      《善导观无量寿佛经疏》卷一：“言南无阿弥陀佛者，又是西国正音。又南者是归，无者是命，阿者是无，弥者是量，陀者是寿，佛者是觉，故言归命无量寿觉。此乃梵汉相对，其义如此。”晋袁宏《后汉纪‧明帝纪上》：“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将悟群生也。”此为佛语例。

      《世说新语‧排调》：“（郝）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此为蛮语例。

      记音词经过展转口译，语音可能会夹杂方音而发生变化。以翻译佛经为例，从东汉开始，佛教传入中原，最初不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而是经由西域各国间接传入的。《魏书‧释老志》：“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而且佛经的早期翻译者主要是西域僧人，如安息国的安世高，大月氏的支谦、支娄迦谶、竺法护，康居国的康僧会，龟兹国的鸠摩罗什等，他们或依据胡本，或依据梵本，许多翻译夹杂了胡语读音。如：沙门，梵文为Sramana，龟兹文为samane。沙弥，梵文为Sramanera，龟兹文为Sanmir。波逸提，梵文为Payatika，龟兹文为Payti。佛，梵文为Budda，龟兹文为pud。

      从比较中可以看出，这些音译词的发音更接近于龟兹语。

      因为语音的变化，记录声音的语词多样，记音词就有一音多形的特点。

      如古书中“匈奴”族名早期就有许多写法：《孟子‧梁惠王下》：“大王事獯鬻。”赵歧注：“獯鬻，北狄强者，今匈奴也。”《史记‧周本纪》：“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熏育戎狄攻之。”熏育即獯鬻。《史记‧五帝本纪》：“北逐荤粥。”索隐：“匈奴别名也。”《吴越春秋》卷一《吴太伯传》：“古公亶甫修公刘、后稷之业，积德行义，为狄人以慕，熏粥戎姤而伐之。”此处作熏粥。《说苑》卷十四《至公》云：“太王有至仁之思，不忍战百姓，故事勋育戎氏以犬马珍币。”此处作“勋育”。

      再如佛教的发源地“身毒”，梵文作India，又译作“深毒”，音变作“天竺”，唐时又音变作“印度”。这是因信度河(Sindu)而得名。又如“浮图”，一作“浮屠”，是梵语Buddha的译音，即佛。《后汉书‧西域传‧天竺》：“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李贤注：“浮图，即佛也。”

      以上皆为纯粹借音词。

      汉民族语言的习惯是音义结合、字各有义，纯粹表音的音译词不适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所以相对较少。一时一地曾经流行的某些音译词也往往逐渐为自创意译词或音意结合词所取代。有些音译词有汉语固有词语相对应，就不会流行久远。《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屠耆”是音译词，没有流行开来，因为汉语有对应的“贤”字。

      当然也有音义两种都较为流行者。比如“入禅”，又作“入定”，“禅”是音译词，“定”是意译词，二者并存。再如“般若”，又称“波若”，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意译即“智慧”（注：《世说新语文学》50刘孝标注曰：“波罗密，此言到彼岸也。经云：‘到者有六焉：……五曰禅，禅者，定也。六曰般若，般若者，智慧也。’”）。“涅盘”，又称“泥洹”、“泥亘”、“般泥洹”、“般涅盘”，梵语Nirvana的音译词，是圆寂入灭之义，意译即“灭度”、“圆寂”。亦二者并存。

      单纯音译词如果没有明确记载，往往难以解释。如《后汉书‧南蛮列传》：“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唐李贤注：“仆鉴，独力，皆未详。”此二词至今未有确解。此类是中古汉语训诂中一个潜在的障碍。

      第二，汉化借音词，即加上汉字义符的借音词，兼表声音和意义两方面。

      先民给事物命名，多在字的形音义上找到联系，形声字、会意字都属于此种类型。有些联绵词在使用中也会加上表义偏旁，或产生偏旁类化，如徘徊、踌躇、逶迤、婀娜等。这个特点也表现在外来词的汉化过程中，即用原有记录语音的汉字作声符，再加上相关的义符偏旁，构成形声字，尽量使人能够联想到它们所代表的意义。如“烟肢”又写作“燕支”、“燕脂”、“臙脂”“胭肢”、“烟肢”、“焉支”等，后来规范作“胭脂”，是因为作为化妆品与皮肤有关，故从肉旁。袈裟，谓僧尼的法衣，本义为“不正色”（注：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引《翻译名义集》七《沙门服相篇》袈裟条：“具云迦罗沙曳，此云不正色，从色得名。《章服仪》云：袈裟之目，因于衣色，如经中坏色衣也。《会正》云：准此本是草名，可染衣，故将彼草目此衣号。”供参考。），是梵文kasaya的音译词，原译作“毠沙毛”，晋始作“袈裟”，而衣旁表义更准确，故流传下来。

      表义偏旁既表示事物的属性、类别，也表示人们的主观认识。如“民如禽兽”是当时汉族对许多少数民族的偏见，因而在为其命名时往往在记音词上加反犬旁。《诗经‧小雅‧采薇》：“靡家靡室，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毛传曰：“玁狁，北狄也。”郑笺：“北狄，匈奴也。”玁狁，又作“猃狁”，与狄、獯粥等一样，都指匈奴（注：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曰：“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时人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而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异名，因地殊号。至于后世，或且以丑名加之。……其字从犬，中含贱恶之意。”）。

      《三国志‧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论》裴松之注引三国魏鱼豢《魏略‧西戎传》：“赀虏，本匈奴也。匈奴名奴婢为‘赀’。”《南齐书‧河南传》：“河南，匈奴种也。汉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凉州界杂种数千人，虏名奴婢为赀，一谓之‘赀虏’。”（注：《汉语大词典》“赀虏”条下解释为古时对匈奴的蔑称，恐怕不确切。）“赀”当是匈奴语的音译，“贝”表示财货，是因为人们把奴隶看作货物、私有财产一类。

      再举两例加上“贝”作为义符的汉化借音词。《魏书‧李雄传》：“賨李雄，字仲俊，盖廪君之苗裔也。其先居于巴西宕渠。秦并天下，为黔中郡，薄赋其民，口出钱三十，巴人谓赋为‘賨’，因为名焉。”解释了以“賨”称呼四川少数民族的原因。又《刘裕传》：“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时人谓叔通被赕刺史。”可见蛮夷语“赕”是“输财赎罪”的意思。

      借音词写法较多，通常是那些带有义符者得以留存，因为符合了汉语形声字为主的造字规律。如“葡萄”是大宛语budaw的音译词，原有“蒲陶”、“蒲萄”、“蒲桃”等不同写法（注：《史记‧大宛列传》：“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尽种蒲萄、苜蓿极望。”《三国志‧魏志‧明帝纪》注引《三辅决录》中即作“蒲桃”。），定型的写法“葡萄”符合表义与偏旁类化的特点。苜蓿、琉璃、箜篌等亦皆是。

（二）意译词及其变体

      第一，完全意译词，即用汉语表示外来词的意义。

      这些词语表现了汉民族对外族的理解和对异域事物的认识。中古时期的史书中出现的某些国名大约属于此类。如大秦，Roma，即罗马帝国，又名犁键。安息，Partava，即波斯国。康居，梵文作surika。大苑，Farghana等等。这些名字的确切含义还不清楚，但恐怕不属于音译词。当然，也许经过展转翻译，已难以确定。

      《后汉书‧马融传》：“东邻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领而来王，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李贤注：“朔狄，北狄也。《周礼》：‘象胥掌蛮、夷、戎、翟之国，使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郑注云：‘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此官正为象者，周始有南越重译来贡献，是以名通言语之官为象胥。’”（注：《礼记‧王制》：“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日译。”《国语‧周语》称翻译者为“舌人”，亦是意译词，因为翻译语言离不开舌头。）“寄”、“象”、“译”都是意译词。

      有些是汉人为外族或外族事物取的名称。穹庐，即毡帐、罽帐，是匈奴人居住的帐篷。《汉书‧匈奴传下》：“匈奴父子同穹庐而卧。”颜师古注曰：“穹庐，旃帐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庐。”《尔雅‧释诂》：“穹，大也。”

      鬼方、山戎等是汉人为匈奴等少数民族起的蔑称。《汉书‧赵充国传》：“遂克西戎，还师于京，鬼方宾服，罔有不庭。”颜师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应劭《风俗通》曰：“戎者，凶也。”《魏书‧帝纪序》：“爰历三代，以及秦汉，獯鬻、猃狁、山戎、匈奴之属，累代残暴作害中州。”汉民族长期与异族征战，视异族为残害中原的野兽，故为其取名多含贬义。这与音译词加“犬”旁殊途同归（注：王国维说：“戎与狄皆中国语，非外族之本名也。戎者兵也，……其字从戈从甲，本为兵器之总称，引申之，则凡持兵器以侵盗者，亦谓之戎。狄者远也，……因之凡种族之本居远方而当驱除者，亦谓之狄。”见《观堂集林》卷十三《鬼方昆夷玁狁考》。）。

      这一类语素都是汉语词汇库中固有的，拿来记录外族或从外族输入的事物。

      第二，表义复合词，即表义语素与汉语固有词组合者。

      汉代以来从西域等周边地区引进了许多物品，也产生了许多新名词。一个最简单的命名方式就是在原有词前加“胡”（注：战国之后，匈奴往往称为“胡”，是音译词，蒙古语族作kun和ku，突厥语族作Hun。）。这与后来的用“番”或“洋”作为外来词标志是一样的。王国维《西胡考》曰：“魏晋以来，凡草木之名冠以‘胡’字者，其实皆西域物。”《后汉书‧五行志》：“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此时尚属于偏正结构，没有固定成词。有些后来已固定成词。如《世说新语‧任诞》：“踞胡床，为作三调。”“胡床”即在汉语原有词汇“床”（注：《诗‧小雅‧斯干》：“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说文》：“床，安身之坐者。”可证先秦即有床字。）的前面加上“胡”。

      源于胡地的植物多冠以“胡”字，唐段成式《酉阳杂俎‧木篇》：“胡椒，出摩伽阤国，呼为味履支。”还有胡豆、胡麻、胡葱、胡桃、胡瓜、胡蒜、胡芥、胡萝卜等等，相传都是张骞自西域带回来的。

（三）音义兼顾的外来词。

      这些借音词巧妙地与汉语固有词语联系起来，音义合璧，比起前两类汉化的程度更高。

      第一，记音词与汉语固有词语含义的巧妙结合。

      “骆驼”一词早期的书写形式是橐它、橐他、橐阤、橐駞、橐佗、橐驼等，虽然源于匈奴语data，是音译词，但从字形上还是可以看到汉语固有词语意义与音译的结合。在甲骨文中，橐象袋形，与骆驼的驼峰形状相似，声音也与data近似。《说文‧木部》：“橐，囊也。”另外，修饰“橐驼”的量词用“封”，也可见“橐”与“橐驼”的密切关系，《汉书‧西域传上》：“出一封橐驼。”颜师古注：“脊上有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为封牛。”《史记‧匈奴列传》：“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司马贞《索隐》引韦昭曰：“（橐驼）背肉似橐，故云橐。”《汉书‧匈奴传》作“橐佗”，颜师古曰：“橐佗，言能负橐囊而驮物也。”比较二说，似乎司马贞说更贴切。由最初的“橐它”、“橐佗”等形式，很快为它创造了一个形声字“橐驼”，又进一步偏旁类化，成为“馲駞”或“馲驼”等。最终因语音的讹变而成为“骆驼”，已经看不出与“橐”的关系了。

      第二，记音词与汉语词语字形的巧妙结合。

      佛经中表示大风、猛风本来是记音词，多写作“～蓝”等。《大方便佛报恩经》：“如来所行不可恩议，常右胁卧如师子，若草叶无有动乱，旋蓝猛风不动衣服。”《大哀经》卷五：“随蓝之风不能动衣。”《修行道地经》卷四：“若使执扇除汗暑，人身中风及旋岚。”《贤愚经》卷十：“时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岚风，吹拔树根，倒着于地，碎为微尘。”“旋蓝”、“随蓝”或“旋岚”都指猛烈的山风。还有更多的写法。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毗岚，力含反，或作毗蓝婆，或作鞞岚，或云吠蓝，或作随蓝，或言旋蓝，皆是梵之楚、夏耳，此译云迅猛风也。”（注：慧琳《一切经音义》记载甚多，如卷七十九：“随岚，下蓝。《古今正字》云：岚，山风也。此字因北狄语呼猛风为可岚，遂书出此岚字。”又辽释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一：“旋岚，下腊南反。梵语也，即劫灾起时大猛风也。”虽然说法有所不同，要之“旋蓝”等即指猛风，属于外族的借音词。）

      后来完全用会意词“岚”取代了借音词“蓝”。唐时日本和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十七日夜半，得岚风，上帆，摇舻行。”《五篇》：“岚，力含切，大风也。”《韵诠》：“岚，山风也。”都是就佛典用词所作的解释（注：《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有何亚南的文章《释“岚”》，可以参看。）。

      值得注意的是晋宋时期的中土文献中“岚”字表示山中雾气，并不作大风解。《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二夏侯湛《山路吟》：“冒晨朝兮入大谷，道逶迤兮岚气清。”又《宋诗》卷二谢灵运《晚出西射堂》：“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岚”即表示山中雾气。究竟是后来用汉语固有同音词“岚”（表示山中雾气）代替了佛经音译词“蓝”（表示大风），成为会意字？还是专为佛经音译词“蓝”新造了会意字“岚”，而中土文献用来表示山中雾气？孰先孰后，尚难下断语。

三

      外族文化与汉族的关系日益密切，因而产生了丰富的外来词，而这些新词语在融入中土词汇过程中不断汉化，甚至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有些已不再让人感觉到外来的痕迹了。

      比如“汉”或“汉子”，起初是胡人对汉人的轻蔑称呼。如《北齐书‧魏兰根传附魏恺传》：“显祖大怒，谓愔曰：‘何物汉子，我与官，不肯就！明日将过，我自共语。’”以后则演变成泛指的对男子的贱称，《王梵志诗》中即多见。现代汉语中“汉”或“汉子”是对男子的一种称呼，如“男子汉”、“彪形大汉”、“老汉”、“粗汉”等，可褒可贬，已融入基本词汇中。这是源于汉语固有语词，因外族使用而意义、用法发生变化的词语。

      汉语中有“胡搅蛮缠”这个词组，就与匈奴等外族有密切关系。战国之后，匈奴往往称为“胡”，后来成为对北狄和西域民族的一种泛称。因为汉族对其强悍、壮勇性格的偏见，即用“胡”代指“蛮不讲理、任意乱来”等义，从而使“胡”作为一个语素进入古汉语中（注：“胡”字本不含贬义。《汉书‧匈奴传上》载狐鹿姑单于致武帝文书云：“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常与其他单音节动词构成偏正式动词，如“胡说、胡扯、胡闹、胡诌、胡乱、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胡言乱语、胡思乱想”等语词，含贬义（注：按：“胡”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鸟兽颌下的垂肉或皮囊，由此引申指胡须、下垂或器物的下垂部分；一是“何”的音变，表示疑问等（表示“核”或“合”义也属于音变）；一是称匈奴等民族，由此引申指代来自北方、西方民族之物，又因为对匈奴等的偏见而表示任意乱来，不循规矩，含贬义。《汉语大词典》等的解释不够科学。）。

      同理，“蛮”指南方小国（注：《荀子‧正论》：“故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蛮夷戎狄”是汉人对四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蛮指南方，夷指东方，戎指西方，狄指北方。），《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也由此产生了蛮不讲理、蛮干、蛮横等含贬义的词语。可见，“胡搅蛮缠”的构成与外族的称呼以及我们对外族的认识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福建一带闽方言口语中常用“蛮”字，使用频率颇高。如请人吃饭，说：“做的不好，蛮吃。”意思是随便吃点。“文章题目太难了，蛮写。”意思是凑合写写。衣服不太合适，凑合着穿，谓“蛮穿”。打电话找人：“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家，蛮打，还真找到了。”“蛮”含有凑合、随便、勉强、姑且、试着等意思。这恐怕与“蛮”表示贬义的词语色彩有一定联系。

      不仅汉族对外族有认识上的偏见，汉民族内部也有因地域差异而造成的歧视。“伧”字就是一例。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五：“伧吴，仕衡反。《晋阳秋》曰：吴人为中国人为伧人。俗又总谓江淮间杂楚为伧。”《世说新语‧排调》：“陆太尉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为什么吴人用“伧”来称呼中原一带人，表示轻蔑、鄙视的意味？因为“仓”有仓促、仓猝、仓忙、仓慌、仓皇、仓遽等义（注：《说文‧仓部》：“仓，谷藏也。仓黄取而仓之，故谓之仓。”无论此说正确与否，“仓”有仓皇义则是确定无疑的。），加上人旁作“伧”，也有忙乱之义。《初学记》卷十九引汉王褒《责须髯奴辞》：“汗垢流离，污秽泥土，伧嗫穰擩，与尘为侣。”《汉书‧贾谊列传》：“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枪攘，非甚有纪。”晋灼曰：“枪，音伧。吴人骂楚人曰伧。伧攘，乱貌也。”引申有粗俗、鄙陋义，或作名词。《世说新语‧简傲》：“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伧”本有贬义，南人用来称呼北人，其贬义色彩就更浓了，运用也更广泛了，产生了“伧父”、“伧夫”、“伧奴”、“伧俗”、“伧鄙”等词。

      意义上的联想可以使外来词产生其他含义而难以寻根，借音词经过音变改造之后，也往往造成假像而难以辨认其含义来源。

      比如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卷二《朝廷数十人》：“朝廷数十人，平章共博戏。”注云：“朝廷原指皇家议事的地方，转指同朝的朋友，又转为朋友。”这个看法被普遍接受。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称谓”中已有“朝庭　朝廷”条，曰：“朝廷本指处所，而用来指同朝的朋友，这和古人称同乡人为‘乡里’，现代语里称‘街坊’、‘邻居’是同样的道理，都是词义的转移。本来指同朝的朋友，后来爽性连同朝这个条件也取消了，就用来指一般的朋友，……这又是词义的扩大。”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然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唐宋文籍中，不见‘朝廷’有用为‘同朝朋友’之义者，……中间缺少了一环。今考‘朝廷’为‘朋友’，乃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方言。《说郛》卷二十一引宋杨伯岩《臆乘》：‘契丹主闻唐庄宗为乱兵所害，哭曰：我朝定死也。虏言朝定，犹华言朋友也。’《广韵》去声径韵下，‘廷’‘定’同属一小韵，二字声韵皆同，知‘朝定’就是‘朝廷’，本契丹语之借词。‘朝廷’用为‘朋友’义，仅见于敦煌文献，而敦煌地近契丹，故借用契丹语是很自然的。”（注：见段观宋《诗词曲语词考释六则》，载《中国语文》1993年第六期。）此说有一定道理。“朝定”在汉语中较陌生，而“朝廷”是汉语中习见词，故“朝定”借用后稍加改造，就成了声音相近的、容易被汉民族接受的“朝廷”。经过想当然的理解联想，其含义好像也变得顺理成章了。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人部一》：“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花子”其实是“叫花子”的简称。那么乞丐为什么称“叫花子”？这源于佛教的化缘。佛教认为能布施的人皆与佛有缘，故称募化为化缘。由于化缘要持钵叫唤，故又称“叫化”。引申为乞讨之称。后又音变作“叫花”。“叫花子”则指乞讨者，成为名词。同理，募化或乞讨钱财称“化钱”，从施舍方讲也是“化钱”，音变则称“花钱”。现代汉语中称用钱购物为“化钱”或“花钱”，当与此有联系。

      黄瓜，颜色并不黄，因何得名？黄瓜原称胡瓜，产于胡地。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菜三‧胡瓜》：“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按杜宝《拾遗录》云：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瓜。”唐吴兢《贞观政要‧慎所好》：“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另一说是避石勒讳，改呼黄瓜。考《晋书‧石勒载记》上，石勒为胡人后代，“勒宫殿及诸门始就，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因石勒“讳胡尤峻”而改称胡瓜为“黄瓜”也是有可能的。据晋陆翙《邺中记》：“石勒讳胡，胡物皆改名，名胡饼曰麻饼。”亦可为证。（注：从胡地传入的植物后来改变名称的并不少。如晋张华《博物志》卷六：“张骞使西域还，乃得胡桃种。”后称核桃。“胡豆”即今之豌豆，据农史学家研究，栽培豌豆的原产地确是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即古之西域。“胡麻”即芝麻，据南朝的陶弘景称原产于大宛。王祯《农书》卷七：“胡麻：即今之脂麻是也，汉时张骞得其种于胡地。”亦可为证。）《齐民要术》中有种植胡瓜方法的记载。（注：《齐民要术》卷二《种瓜第十四》。）

      在汉语词语溯源中也常遇到“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上举“蓝”与“岚”就是一例。再如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毕罗者，蕃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今字从食，非也。馄饨以其象浑沌之形，不能直书浑沌而食，避之从食可矣。至如不托，言旧未有刀机之时，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馎饦，乖之且甚。此类颇多，推理证辨可也。”按：李氏的解释纯属望文生训。“毕罗”是一种食品名。宋朱熹《次秀野沧波馆刈麦》诗：“霞觞政自夸真一，香钵何烦问毕罗。”何以名之“毕罗”？清翟灏《通俗编》卷二七《饮食》“波波”条云：“《升庵外集》：饆饠，今北人呼为波波，南人谓之磨磨。按‘波’当饆饠二字反切。或云卢仝诗‘添丁郎小小，脯脯不得吃。’脯脯犹今云波波，或云本为饽饽，北人读入为平，谓之波波，皆未确。磨磨之磨，据《集韵》作，又一作馍。”此说有一定道理。“毕罗”即“饽”的反切，或作“波”、“馍”，或如《集韵》作、作馍，或迭音为波波、脯脯、饽饽、馍馍，其实一也。但究竟是先有“毕罗”（后作饆饠），后有二字的急读“波”（后作饽)，还是先有“波”，后有缓读“毕罗”？如果是先有“毕罗”，则可能是番地等外族语词的记音词。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三七：“胡食者，即饆饠、烧饼、胡饼（注：六朝文献中也有“胡饼”的记载，如《三国志‧魏志‧阎温传》：“时息从父岐为皮氏长……常于市中贩胡饼。”）、搭纳等是也。”可以为证，但证据尚不充分。

      有些情形比较复杂，也许本来是源于汉语的固有词语，因为刚刚产生、尚未流行，后被外族语言所普遍借用，就给人一种错觉，以为源于外族语言。如佛经中习见“卧出”一词。《道行般若经》卷九：“时菩萨卧出，天人于梦中语言：汝当求索大法。”《六度集经》卷四：“妾殊怀怨，与相为奸，谋除太子。伺王卧出，以蜡抑印，诈为书。”又：“又伺诸女卧出亡去，遥睹铁城，莫无迎者。”又卷七：“时亦有五百乘车历其前。有人间曰：宁闻见乎？曰不闻不睹。其人曰：子时卧出乎？曰吾一其心得清净定故不闻。”又：“题耆夜兴诵经，疲极卧出。”不少学者认为“卧出”一词源于佛典，并分析说：佛家认为，人睡熟了，灵魂就出走了，就离开了人的身体，因而把睡熟理解为卧着，处于灵魂离开的状态，即“卧出”。事实上，“卧出”一词在汉代中土文献中已经出现了，只是应用不广泛。《全后汉文》卷十四桓谭《新论‧祛蔽》：“夫古昔平和之世，人民蒙美盛而生，皆坚强老寿，威百年左右乃死，死时忽如卧出者，犹果物谷实，久老则自堕落矣。”“卧出”谓睡觉，睡着。据《后汉书‧桓谭传》载，桓谭在“哀、平间，位不过郎”，“莽时为掌乐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征待诏”，“谭著书言当世行事二十九篇，号曰《新论》，上书献之，世祖善焉”。可见，桓谭是西汉末、东汉初人，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时完成《新论》，距离第一位翻译佛典的安世高翻译佛经的桓帝时，已经有一百多年时间了（注：安世高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至灵帝建宁中（公元168-171年）的二十余年里，翻译出三十余部佛经。）。或许因为“卧出”这个汉语固有词语恰好与佛家所要表现的含义相吻合，而被译经广泛借用，使之迅速普及开来，更为流行，更为习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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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观宋.诗词曲语词考释六则[J].中国语文，19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