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先生和注音讀物

霜叶红

作者：周有光
来源：http://resources.emb.gov.hk/~chinjour/76/7601.htm

黎錦熙先生(1890-1978)是中國語文現代化運動的先驅和導師。他在語言學方面有許多卓越的貢獻。他的與?不同的地方是, 他不僅重視語言學理論的研究, 更加重視語言生活的現代化, 認爲這是整個國家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我國學術, 向來重古輕今, 重論輕用。黎先生是古今幷重, 論用兼顧。在國難當前的年代裏, 他積極提倡改革語文, ?迪民智, 身體力行, 鞠躬盡瘁。他所倡導的事業, 有的成功了, 有的沒有成功。沒有成功的, 將來一定會成功。因爲他所倡導的是符合歷史發展的方向的, 也是先進國家已經走過的成功道路。

“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

從北洋政府時代到南京政府時代, 黎先生持之以恒地爲推廣“注音符號”(原稱“注音字母”) 奔走呼號, 遇到許多困難而百折不撓。經驗告訴他, 出版注音讀物的困難原因之一是缺少一套“注音字模”。于是他排除萬難, 呼籲製造“注音字模”。
1934年他發表《建設的大?語文學》中說:“二十年來, 國語界的人全都忽略了一件‘很小很小的大事’, 就是缺少一套漢字帶注音的鉛字銅模”。1935年他向“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提案, 要求鑄造“注音漢字印刷字模”。其中說:“注音字母自1913年議定、1918年公布推行以來, 爲時則已經過念載之久, 爲效乃未及于一廛之氓。揆厥原因, 主要是排版校字, 須加五倍之工資。觀于日本, 人人讀報, 小如六號漢字, 亦能旁注假名。可知注音字母之推行, 必使固定聯繫于漢字, 則屬稿時既省逐字注音之勞, 排字者更獲一舉兼得之效, 印刷若早有此準備, 推行何至成爲空談？”
這個建議後來獲得政府支持: 由黎先生設計、上海中華書局鑄造的注音漢字銅模, 光復後已運到北平, 刊行國語小報, 想爲全國注音報作示範。因臺灣特別需要, 遂于1948年10月全套遷臺北出版, 定名《國語日報》。
《國語日報》和許多注音讀物都利用注音字模, 經常出版, 大量銷售。臺灣能在較短時期中普及國語, 提高大?文化,《國語日報》和其它全部注音的讀物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這是中國語文教育歷史上非常重大的改革功績。本文附錄一頁臺灣《國語日報》的複印本, 讓大家看一下臺灣的成功經驗。
黎先生說, 注音漢字的妙用是:“屬稿時不須注音, 排字時不排注音, 校對時不校注音”;“校印時不添成本, 閱讀時各盡所能, 寫作時各取所需”(《文字改革論叢》)。
黎先生的“注音字模”模仿日本的全部注音讀物。二次大戰之前, 日本在許多年代中, 所有報紙, 所有書刊, 包括兒童讀物和成人讀物, 一概全部注上假名。認讀漢字, 中國困難, 日本更加困難。全部注音, 不僅使日本快速掃除了文盲, 幷且使日本初識文字的大?能自學提高, 成爲具備基礎文化的階層。這是日本在經濟和文化領域能?起飛的關鍵。戰後, 日本語文實行平民化, 政府公文限用1945個常用漢字, 日文從漢字中夾用少數假名, 變爲假名中夾用少數漢字。漢字數量?少, 文化水平提高, 全部注音沒有必要了, 但是常用漢字之外的生僻字仍舊實行“難字注音”。本文附錄的日文《東洋文化史大系》中的一頁複印本, 就是戰前日本高級讀物全部注音的例子。
在中國大陸, 1958年公布“漢語拼音方案”之後, 文改出版社出版了500多種全部注音的兒童讀物, 其他出版社如兒童出版社等也出版了許多全部注音的兒童讀物, 當時受到極大歡迎。可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6) 之後, 注音讀物這件文化工作, ?消雲散、無人知曉了。1980年代, 文改熱心家李業宏先生出資提倡電腦自動注音,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委托北京方世增先生做成“中文自動分詞注音軟件”。奇怪的是, 中國大陸沒有出版社願意嘗試利用這個軟件編印注音讀物。什緣故呢？“文化大革命”之後, 中國大陸吹起一股復古風, 認爲漢字不難、效率最高, 字數多多益善。注音讀物, 既不能發財、又不能升官, 誰也不感興趣了。黎先生的注音讀物主張, 在中國大陸被遺忘了。但是, 在不能大量?少漢字數量的條件下, 出版注音讀物是解?漢字難讀和提高大?文化的惟一方法。這個問題遲早要重提到日程上來, 不僅出版兒童注音讀物, 還要出版成人注音讀物。

從“詞類連書”到“分詞連寫

“國語羅馬字”公布以後, 黎先生?心研究國語羅馬字問題。他的杰出貢獻之一是提出“詞類連書”的理論。他在1923年《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發表《漢字革命軍前進的一條大路》中說: 羅馬字必須“詞類連書”;“語言的單位乃是語詞”;“語詞大多數是雙音構成的”;“詞類連書”是拼音化的“一條大路”。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發現“語詞”的宣言書！
黎先生又說:“漢語?不是單音語”。漢字文章既不分詞, 又不連寫; 學習漢字, 養成“文白不分、以字爲詞”的習慣, 忘記了活的語言以“語詞”爲表意單位的事實。“詞類連書”擺脫漢字的迷惑, 恢復漢語的詞感。這不僅是拼音化的一大發現, 也是漢語教學的一大進步。知“字”而不知“詞”, 是我國語言生活現代化的一大障礙。黎先生是第一位鏟除這個障礙的先驅和導師。
在1934年國語會的“詞類連書條例案”中, 錢玄同先生說,“黎錦熙先生對于詞類連書已經有十多年的嘗試, 經驗宏富, 可以請他擔任此事。”黎先生在《國語運動史綱》中說:“詞類連書, 在民九(1920)國語會已有規定。近來以山東《民?教育月刊》和《民?周刊》的貢獻爲最多, 尤以最近蕭迪忱《怎樣連寫複音語詞》一文爲能薈萃?說, 折中分合, 確定條例; 且《民?周刊》自身即已實行, 而山東《民?報》和定縣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新出版的平民讀物, 則連漢字帶注音都排成了詞類連書的形式。近來用國羅寫文章的人最感到仿徨的, 一是聲調如何拼法, 一是詞類怎樣連書。聲調已有《國音常用字彙》可查, 詞類則尚待《國語標準詞彙》爲據”。
在黎先生的理論指引下, 1950年代以後對“語詞”問題繼續進行研究。認識在發展, 術語跟著更新,“正字法”改說“正詞法”,“詞類連書”改說“詞兒連寫”, 又改說“分詞連寫”。《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的發表(1988), 體現了黎先生“詞類連書條例”的倡導。《漢語拼音詞彙》的出版(1964), 以及“漢語拼音正詞法詞彙”的準備, 可以看作是黎先生“國語標準詞彙”倡議的實行。在語文現代化運動中, 黎先生的開創性理論永遠是後輩的指路明燈。

螳戰、蟄伏、龍飛、龜走
語文現代化運動始于清朝末年, 先後包括國語運動、白話文運動、拼音化運動、漢字簡化運動等。各時期有各時期的側重點, 受各時期的時局影響, 波濤起伏、進退無常。
黎先生說, 1924-1931短短八年間,“政治潮流, 波譎雲涌, 國語運動, 隨環境而异其方式”, 每兩年多即成一小段落, 構成啼笑皆非的“四步曲”: 螳戰、蟄伏、龍飛、龜走。
“螳戰”(1924-1926): 這時候, 內戰有錢, 教育無錢, 國語運動(包括新文學和新文化)奄奄一息。忽然來了一位反對國語的司法兼教育部長章士釗, 他辦的《甲寅雜志》以不收白話文爲標榜, 他做部長大張反對國語的氣焰。當時反對國語的理由是: 語體采俚詞俗語, 不及文言之能行遠; 文言簡而能賅, 非語體所能及; 古書概用文言, 習語體不能讀古書; 社會通行文言, 習語體不適用于當前。白話和文言發生“螳臂當車”之戰。蘇浙皖三省的教師代表在無錫舉行焚毀初級小學文言文教科書的儀式。
“蟄伏”(1926-1928): 復古風大作, 好些省區?迫讀經、嚴禁白話, 甚至興複禮樂, 行“投壺”古禮。國語運動者只能蟄伏自保, 不聲不響地做些具體工作。
“龍飛”(1928-1931): 情?好轉, 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注音字母”雖然改名爲“注音符號”, 可是繼續推行, 這也就算差?人意了。飛雖不高, 也是“龍飛”!
“龜走”(1931—)：歷史的道路崎嶇, 不可“兔逸”, 只宜“龜走”。
黎先生做了一首《龜德頌》:
     “任重能背, 道遠不退, 快快兒地慢慢走, 不睡!”
這是知識分子爲國效勞而無可奈何的情景。
國語運動的“四部曲”後來不斷循環往復, 直到今天語文現代化依然在起落浮沉。黎先生有先見之明, 早已看到這是語文現代化的行進規律, 也是中國現代化的行進規律。

附錄:（附錄俱見第4頁）
1. 臺灣《國語日報》一頁複印本（縮小）。
2. 日本《東洋文化史大系》一頁複印本（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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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有光先生,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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