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文光：DV 一個人的影像

湘里妹子

作者：吳文光
来源： http://jintian.net/301/3.01.1.html
(2000年5月9日)


     
                                                         

      吳文光，1956年10月出生云南昆明.1974年中學畢業后到農村當“知識青年”務農至1978年； 1982年畢業于云南大學中文系；在昆明和新疆尼勒克二牧場做過中學教師；后在昆明一電視台做記者。1988年至今，居住北京，拍攝紀錄片和寫作。紀錄片有《流浪北京》、《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四海為家》、《江湖》；著作有《流浪北京》、《革命現場1966》﹑《江湖報告》。
   
     兩年前，也就是1999年5月的時候，在山西一個叫故縣的地方，我待在一個叫“遠大歌舞團”的大棚歌舞團里。這是一個帶著一頂大帳篷四處“跑碼頭”的江湖團體，老板姓劉，50歲，老家是河南平頂山的一個村子，他的兩個儿子、儿子的女朋友、還有外甥、侄子都在大棚里，演員、伙計30多人，都是在20歲年紀上下，大部分來自河南農村。和這個大棚有關系是從頭一年開始，那時他們在北京南四環外的馬路邊演出，和他們認識以后便帶著一台小型的DV數碼攝像机斷斷續續地跟著這個大棚在北京郊區、河北、山西一帶轉。我這里不想說我拍到什么素材、或發現什么“底層”一類的東西，而想說感覺完全和之前那种很“職業”拍紀錄片的方式不一樣，隨身帶著筆一樣的DV攝像机，晃晃悠悠地和大棚人混在一起，每天耳朵里充滿了“日他個姐”的河南話，晚上躺在大棚里的舞台上，周圍睡著一排大棚的伙計，空气里迷漫著腳臭和野地的味道，星星在大棚頂上的通洞和裂縫中閃爍；早上起床，踢踏著鞋走到大棚外，在野地里撒泡尿，空气無邊清新，万籟寂靜，不遠處也有一個年輕的伙計蹲著，他在拉屎，打個招呼：起來了。那時覺得北京真是遙遠，那些現代藝術真是遙遠。


      在那之前，說到拍紀錄片我不是這种散漫的個人行為，是那种若干人扛著大机器老遠就被人看見的那种。在1995年我做完《四海為家》之后感覺我有大問題了，問題不單是這片子的問題，是我覺得自己在紀錄片方面正陷入一种困境，這种困境首先是，我是出自個人動机做紀錄片的，拍什么或做成什么樣的東西都有些為所欲為，跟電視跟發行都不配合，但拍攝和制片方式卻還是大路上經常見到的那一种，這种方式是要花錢的，至少開机前多少有點錢擱著做租拍攝机器用，片子的結果又是跟商業搭不上車，這种“拿錢玩想法”的方式最后是有心給你錢的人也不敢跟你玩了，自己的腰包也不可能支持，所以就難以為繼。然后想是不是“不玩錄像應該玩膠片了”。那時周圍一群人都在談論用電影膠片來實現紀錄片，理由是這樣才能算得上“專業的紀錄片電影”，我也是其中的熱衷者，另外我的一些電影節的經驗，私心覺得這樣和更多的競賽、和獲獎、和藝術影院、和發行才搭得上關系。有了這樣的想法然后開始對錄像這种方式看不起，接下去就有理由躺在床上說，找到錢我就拍那种震撼人心、而且可以廣為流通的紀錄片。


      這是95年時的想法。我當時就覺得這個想法也許沒錯，但有了這個想法的人已經是有問題的，我決定停下來，什么都不做。然后到了97年，我有一段時間待在美國，其中有兩周是在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的工作室里。怀斯曼是我最為尊敬的老紀錄片人，30余年時間里始終以一种他特有的影像方式記錄著美國社會的各种層面，而且每年一部作品，從不間斷，這不僅在美國，在整個世界都是絕無僅有的。在全世界做紀錄片的人都在說做紀錄片是一件艱難無比的事時，這個人卻始終不停地在做著，這對我真是一個疑問。兩周時間里，我沒有搞清這個疑問，但卻發現我的問題所在。那段時間我和怀斯曼在他波士頓的家里是有點朝夕相處的意思，白天我在他的工作室里，他坐在剪接台前剪接他的新片《貝爾法斯特，緬因州》，我坐在他后面看，偶爾他會回頭和我聊上几句，晚上我們一起在他家里做飯，邊吃邊聊，吃完后通常有一個多小時的散步，第二天早上九點我起床時怀斯曼已經去工作室了。我們之間的話題大部分和紀錄片是無關的，涉及的是家庭、朋友、愛好、喜歡什么樣的小說等等，我更進一步地了解到這個在世界上聲名赫赫的紀錄片人平實簡單的個人生活，我覺得我在怀斯曼身上看到的更像一個作家，而不是所熟悉的那种電影人。這种發現是有一天坐在他后面看他一如既往地來回轉動一尺尺膠片時突然產生的，我覺得這是我認識這個人四年來最重要的發現，不是簡單得到什么紀錄片方式和技巧，而是隱藏在這种紀錄片方式后面的精神，這种精神是無法言說的，只能意會，意會的直接體現是，我知道我最最貧乏的是什么了。


      在我認識紀錄片的這些年里，有兩個人直接在精神上給過我重要啟迪，一個是日本的小川紳介，91年在他的工作室里的那些看片和談話，我從他那儿明白了紀錄片應該不僅僅是電影或者藝術，它應該和我們身處的現實直接有關，和社會工作有關，再往下發揮，一個人做紀錄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更多的人在一起為它工作。97年在怀斯曼工作室里，我發現“獨立”這個詞和錄像、和膠片沒有直接關系，它是一种融合与血液中的生活方式。

   
      我很幸運，在我有了這些發現之后，小型DV數碼攝像机出現了，或者說我的轉變使我馬上意識到這東西的好處，然后把它抓在手里，并跟隨它、任由它把我改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放棄選題构思，放棄獵人一樣追逐目標，獨自一人揣著小攝像机晃晃悠悠，离專業影像工作者越來越遠。


      有時候我也問自己我這算干什么的。這种問題也有別人問我的。也是在山西的一個小鎮，大棚因為被人舉報“演黃”，當地派出所把大棚封了，老板和所有演員都被帶去調查，以后文化部門以“演出證不合格”為由罰款，這些場合我都在(當然不可能拍什么東西)，也被問到是干什么的，“拍紀錄片的”或“作家”的回答連我都感到莫名其妙，對方狐疑也明顯難以釋然。三天之后，大棚被扣押的東西發還，又裝車遷往另一個小鎮，大棚和台子搭起來后，音樂和歌聲又飄起來了。那天為了慶祝、還有好几天大棚人都沒有見過肉了，鍋都生鏽了，去小鎮肉鋪買了十斤豬肉，我掌勺，做我的拿手菜紅燒肉。鍋就支在舞台邊，演出正在進行，紅燒肉的香味四溢在載歌載舞的气氛中，所有人都圍在鍋旁邊，演出完的人下台徑直走向鍋，輪到上台的也是從鍋旁走上舞台，台上在唱著，台下也應和著，那真是一种節日的感覺，人人的心情都非常的好。我右手掌勺，左手提著DV攝像机，玩笑一樣亂拍著，一會儿攝像机被別的人拿過去，然后在無數雙手里搶來搶去互相拍。


      時間過去兩年了，很多事情和人都忘了，但和大棚待在一起的日子卻揮之不去。現在一部名叫《江湖》的紀錄片和一本叫《江湖報告》的書已經完成和出版，我卻沒有辦法從“大棚”里离開，我說的是我不能像以前“職業紀錄片人”那樣片子拍完了后就消失，我控制不住地和那些大棚人保持著聯絡，他們中的一些人离開了這個大棚，去了別的大棚，一些新的人又來到這個大棚，我也斷斷續續地又去到大棚和他們的農村老家，其間我都帶著DV机，隨性又拍了些東西。我不知道這些素材以后會不會被用上，也暫時不太多操心這個問題，我只是跟著自己的感覺走，跟著生活本身走。


      也就在拍《江湖》開始到現在三年時間，我和DV机也在其它地方游蕩。我有一大一小兩個DV机，大的是可以換鏡頭的CANON牌子的XL-1，小的是“一把抓”的SONY100E，根据不同環境和事我使用它們。一些人和事陸續進入我的鏡頭，他們都不是我有個什么拍片子的想法去找來的，而是在我的生活中自然發生的，比如一個山東農村來的年輕人，拿著一個他自己寫的有關他在北京為電影夢想奮斗的劇本來找我拍電影，我沒有拍他這個劇本卻帶著DV机跟著他去找各种影視公司老板、投資人或導演，以后又連帶出一些各种各樣和電影有關的人和事；比如為上海的一對朋友的婚禮拍錄像，以后卻發展出一個美麗感傷的愛情故事的可能；比如一個藝術展覽、一個搖滾演出、一次朋友間的飯局、或者街上閑逛……亂七八糟、形形色色的人和事毫無主題、意圖和构思地聚合在DV磁帶上，兩三年的時間過去，其中有的素材好象可以构成長點的片子，有的變成10几分鐘的短片，有的變成我為一些戲劇和舞蹈演出做的多媒體影像資料，當然更多的還是來自原初生活中的段落或碎片，它們可能跟偉大的构思、深遠的意旨不會發生什么關系，永遠只是記錄在磁帶上的數字格式的畫面和聲音，但它們始終是我的“影像日記”的一部分。


      然后我要說到我的片子剪接，跟我的DV拍攝方式匹配我建立了一個“個人非線型工作站”，實際也就是一個普通PC電腦配上一個視頻卡和相當容量的硬盤，花費兩万多塊，但是我卻可以自由自在地待在家里工作，“從床到電腦剪接台有五步的距离”描述出我的影像還是一种私人性的方式。我很高興我不用再和那种机房里的后期制作有什么關系，也沒有一個什么聲音在我背后要求該這樣不該那樣。
脫离了那种“若干人為電影一起吃喝工作”的通常軌道，變成一個人帶著DV机隨心所欲地拍出的視線所及、“主題”以外的東西，然后再隨心所欲地剪出和處心積慮無關的東西，之后，完成后的片子然后在大學、酒吧、電影節的某個展映項目、圖書館里的討論和人見面，因為這种方式花不了多少錢，所以也就不太在乎它是否能變成錢。也許這就是“一個人的影像”。這樣干的結果使我离“專業”、离電視、离電影節競賽、离大獎越來越遠，但是我發現离自己、离內心越來越近。由此我也終于明白“獨立制作”、“自由電影”并不僅僅是一种由“宣言”、“表態”完成的所謂立場、或者一兩部作品就能“吃到老”的姿態，在今天這种 “審查”和商業雙重包圍電影人的處境中，如果我再空洞地奢談“獨立”一定就是靠口水完成的行為。所以到今天，談和我有關系的紀錄片的時候，我只能說DV，我還得說我要感謝DV，是它救了我，它使我今天和紀錄片保持的還是一种個人關系，而不僅僅是一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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