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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monkey-E

张爱玲研究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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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36:4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世界性”和“现代性”中对话的杜拉与张爱玲

齐红伟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

都反对以女作家眼光看自己的杜拉与张爱玲,出生时间相差仅七年,去世间隔不到六个月,都经历了从20年代到90年代这动荡不安的20世纪。两人都在亚洲度过了不算幸运的童年,而后在欧洲大陆或茫茫大洋的另一端流浪漂泊、居无定所。她们都用自己珍爱的文字为自己构筑了一个无法贴上任何标签的文学之巢。


真的无法贴上任何标签吗?世界性与现代性是本文的切入视角和横纵坐标。世界性是相对于地域性而言的。法国人、中国人、巴黎人、上海人,是地域性的;而人在法国。人在中国、人在巴黎、人在上海就是世界性的。对后者而言,法国、中国、巴黎、上海,成了一具偶然的文化面具,一个七情六欲的中国人,他的“人”性大于他的“中国”性。现代性是相对于古典性而言,因着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当前现实生活存在的本真状态,从而对古典的表达方式以及此后的世界观有了新的规定与突破,这就叫现代性。世界性是空间性的,关注存在着的人;现代性是时间性的,关注人的存在。以此横纵坐标的切人,我们试图激活人土未安的玛格丽特·杜拉与张爱玲,在阐释中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进行阐释。


杜拉(Marguerite Duras ,1914一1996)法国女作家。生于越南嘉定,1932年回国。受教于索邦学院。1935一1941年在殖民部当秘书。1943年开始创作。初期小说主要有《厚颜无耻的人》、《安静的生活》、《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直布罗陀海峡的水手》等。生活中的细微变化及琐事、人们对自己难以把握的事情的一种不断期待的感觉,这些是其初期作品的主题和材料。从写《塔基尼亚的小马群》和《街心花园》起,她逐渐脱略了情节描写,力求以平淡的风格,更客观、直接地发掘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其主要小说有《琴声如诉》、《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副领事》、《情人》、《痛苦》、《蓝眼睛黑头发》等。
1959年起开始从事电影编剧,写有剧本《广岛之恋》、《长别离》、《印度之歌》、《卡车》、《大西洋人》等。


张爱玲(1920一1995)中国女作家。原名煐,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曾用笔名梁京。童年时代亲历封建旧家庭的衰败,青年时期又在香港体验到战争的恐怖,逐渐形成悲观的人生态度。


1943年在上海开始发表作品,代表作有小说《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结集为《传奇》),散文集《流言》,长篇小说《十八春》等。1952年离开上海,在香港短期供职于美国新闻处,写有《秧歌》和《赤地之恋》;删改《十八春》为《半生缘》。1955年到美国,创作英文小说多部,均不成功,其中仅有〈北地胭脂〉(中文名《怨女》,为《金锁记》的改写)出版。
196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著有红学论集《红楼梦魇》,并将清末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注为白话文和英文。晚年出版照片集〈对照记》。有《张爱玲全集》(台湾皇冠版)行世。


一、心灵的召唤: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作家瑞士作家赫乐曼·黑塞说过:我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但是,我还没有成为一个人。


一战后的黑塞,精神陷入崩溃和分裂中,不得不求治于荣格及其学生。杜拉和张爱玲的一生中也有这种倾向。杜拉有数次崩溃的经历,便藉酗酒逃避,但终至连身体也垮了下来,好多次不得不住进医院。张爱玲倒不见得完全崩溃,但她的精神始终处在一种病态般的敏感和高度紧张状态,早年时听交响乐,“感到模糊的恐怖”;晚年总是怀疑、怨愤室内爬满了小虫(也许是真的),竟至多次搬家。


当然,我们把“为人”和“为作家”对立起来,更多是指有一类作家终其一生竟无法学会过平常人的生活。杜拉和张爱玲正是这样。她们始终无法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建立和谐、平稳的人际关系,总是充满了冲突。龃龉、隔绝,关系或紧张或疏离。


杜拉说她自己“费尽力气制定许多系统方法以便能像别人一样去为人处事”,但“还是处处落后于人,很是诅丧”。对于张爱玲也是一样,记路、邮信、讨价还价……诸如此类,对她来说全是“咬啮性的小烦恼”,令她感到茫然无措、心理失衡。


但无论她们的“为人”多么失败,她们却都是成功的“作家”,或者说,她们天生就只能成为一个作家,她们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目标来的。杜拉还是十机岁少女时,就向母亲表达了一生当作家的愿望。为这一愿望她付出了终生的努力与追求,至死不悔。
她出版的第一本小说是《厚颜无耻的人》(1943年),这本小说手槁曾被伽利玛出版社拒绝过,后来她丈夫昂代姆把手稿送到布隆出版社并对审稿员说:“我事先告诉您,如果您不对她说她是个作家的话,她会自杀的。”杜拉在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时曾说:“难道我知道我一生中那么早我就成了一个作家?无疑是知道的。”展望未来,她又斩钉截铁地说:“总有一天,我将垂垂老去,搁笔不写了。对我来说,这肯定是不现实的,做不到,而且荒谬。”这和张爱玲晚年的话如出一辙——“只要我还活着,我就绝不停止写作。”而张爱玲的作家天才及聪颖早慧更是比杜拉还华美灿烂。在《天才梦》一文中,张叙及她三岁背唐诗,七岁写小说,及全身心发展艺术天才的童年时光,在〈童言无忌〉一文中,她自豪地说:“因为我牛来是一个写小说的人。”


除去作家为人的传奇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先成为人,还是先成为作家?难道为了成为作家就必须付出无法成为一个人的代价吗?似乎成为作家已成了一种宿命,它使一个人付出全部的精力,以至于无暇去为人处事了。青年马克思在一篇论文里写道,“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这确实像谜一样。作家为了能成为一个作家,居然肯牺牲世俗幸福,完全投入用文字构筑的想像空间。就像渴望“疯狂地以写作度过一个个夜晚”的卡夫卡,就完全牺牲了婚姻的幸福,没能成家。到底是什么促使作家承担这种近平宿命的命运的?到底是什么召唤着作家终其一生倾注全部心力来成为一个作家的?究竟是什么使他们意识到作家的庄严使命而无暇过一种平庸的生活的?


苏联作家帕乌斯托夫斯基说:“譬如‘使命’这个词在俄语中源出于‘召唤’。任何时候都不会召唤人们去作一个墨守成规的匠人,只会召唤人们去履行天职,完成艰巨的任务。是什么促使作家去从事他那种虽然有时令他痛苦,但却是美好的劳动的呢?首先是他自己心灵的召唤。……而到了成年时代,除了自己心灵的召唤声外,我们还能清晰地听到另一种强有力的召唤,那就是自己时代的召唤,自己人民的召唤,人类的召唤。”必然关涉对作家童年经验的追寻。我们发现,杜拉、张爱玲正是从其孤独寂寞的童年经验开始文字生涯的。杜拉在《婚礼弥撒》一文中写道——使人写或者不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初,在童年时期,总有那样一位父亲,或者因为某一本书,或是学校的一位女教师,或印度支那种植水稻的平原地带一个偏僻居民点的某一个女人,情况虽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小孩子的孤独寂寞。


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写道——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


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将这种童年时期的孤独寂寞和悲哀的自说自话现象的体验自觉地上升到为何写作的层面来思考,应该说是深刻的,这正是她们心灵的召唤。而这一点对她们二人格外重要,因为她们小时候所承受的父爱或母爱就是残缺的,她们的家庭都是不完整的家庭,所以她们对孤寂的体验也就格外深刻。作家的不幸经历往往成为世界文坛上的丰美收获,而在回忆中弥补,在叙述中平衡不幸的童年经验,居然是许多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原因。


对童年经验的回忆和叙述,也是一个不断被回忆和叙述所诱惑的过程。这对于现代作家来说尤甚。古典作家自觉地以人类的眼光来力求刻划脱离于个体的客体世界,以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身份来叙述,他们所追求的是回忆和叙述背后的客观真实。而现代作家醉心于回忆和叙述本身,文本世界比现实世界更能诱惑他们。他们对文字和词语产生迷恋,由文字、词语组成的文本本身成了一面镜子,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对“镜”自照的自恋者。这是现代作家所特有的自恋情结。


杜拉和张爱玲是典型的自恋型作家。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自己的身世、经历的反复叙说,其作品成为“私语式”的“我、我、我”的文字;2.将作家的自我意识强加给作品人物,于是有了“杜拉式人物”和“张爱玲式的销魂与感喟”;3.对词语“迷恋、对叙说的”狂喜“,渴望以文字确立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获得广大读者的认可;4.强调创作个性,标榜自己的作家天分和身份等等。当然不止这些,分析二人自恋情结的文字比比皆是。有评论家说张爱玲是”临水自照的水仙花“,对自我怜惜着又嘲笑着自己的伶惜,连沉默也是刻意的,仿佛对着一面镜子生活着。杜拉的自恋则少一份感伤,多一份跋扈,有人分析《情人》的自恋结构为:”1.我很满意自己是个作家;2.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在于我有过与众不同的经历;3.我既满意自己的现在,又满意自己的过去。“其实,这种自我迷恋,从世界文学的潮流来看,正是杜拉和张爱玲成为作家的心灵召唤,是其成为作家的现代性要求。
根据荣格的看法,情结就是集体无意识的最突出的表现,随时捕捉着作家成为它的代言人。情结在被叙述中伴随着强烈的情意功能,使作家得到释放和狂喜。这实在比任何世俗的成功更能带给作家以奖赏。正是在这种世界性和现代性的大背景下,杜拉和张爱玲甘愿为“文”付出无法为“人”的代价。这是她们的宿命,更是世界文化现象中的一个悖论,具有普遍性。所以,托尔斯泰说:衡量一个作家的标准就看他甘愿为写作而牺牲的程度。


二、道德失落后的现代生活:欲情恋他很可怜我,我对他说:不必,我没什么好可怜的,除了我的母亲,谁也不值得可怜。


他对我说:是因为我有钱,你才来的。我说我想要他,他的钱我也想要,我说当初我看到他,他正坐在他那辆汽车上,本来就是有钱的,那时候我就想要他,我说,如果不是这样,我也不可能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办。
宗帧没有想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她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在这里,他是一个男子。平时,他是会计师,他是孩子的父亲,他是家长,他是车上的搭客,他是店里的主顾,他是市民;可是对于这个不知道他的底细的女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男子。
上引分别是杜拉的《情人》与张爱玲的《封锁》中的文字。一个写的是淫乱,一个写的是偷情。在杜拉与张爱玲笔下,激情失落了,道德被勘破,道德意义上的好人是不真的,苍白的,她们写的是现代人的欲望情恋,是灰色的单调的、说不上美好、也不一定就丑陋的日常生活。


杜拉和张爱玲如此对题材的选择是自觉的。杜拉说过:“女人就是欲望,女人不能男人写什么便跟着写什么,女人若不在欲望的地方下笔,那她不是在写,而是在剽窃。”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也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


二人都以现代性的欲望去反古典性的道德。杜拉的《如歌般的中板》、《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蓝眼睛黑头发》、《情人》等与张爱玲的《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等作品,整个写的无非是偷情甚至姘居,这的确不是“好人”所能做的。而“好人”对于杜、张二人来说,也不过是人戴上了社会角色的面具,被规定地生活着而已。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我要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写”欲望的挣扎和汹涌似乎从没变得如此疯狂和裸触,如此的恬不知耻。而这种欲望又和绝望扭结在一起,上演着一幕幕根本就算不上悲剧的悲剧,一幕幕流泪的喜剧。


和欲望、偷情相对的是道德与责任,是婚姻家庭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杜拉和张爱玲非常关注日常生活,它是她们笔下的“几乎无事的悲剧”,毫无戏剧性,单调、平庸。


但却在她们的作品中获得了自己的话语空间——在杜拉的小说《如歌般的中板》中,安娜领着孩子来上每周一次的钢琴课,这也是她为自己那吃了就睡、睡了就吃的生活安排的调味剂。这时上钢琴课的楼下发生了一桩凶杀案,这使安娜有了到附近咖啡馆喝酒的理由。在这里她遇到了肖万,两人没有约定却总能在咖啡馆见面,似乎在谈论那桩凶杀案,实则在互诉衷情,二人产生了隐秘的、疯狂的恋情,这是安娜的婚姻和周围的日常生活秩序所无法容忍的。最后,二人一吻之后分手了。人在盲目的激情下相爱又无可奈何地分手。日常生活就像小说中孩子讨厌上的钢琴课,就像女教师所讨厌的教钢琴课这门职业,更像是安娜在冷冰冰的晚宴上呕吐出的“不得已吃下去的奇怪的食物。但人又只能忍受,因为真正的爱情也许只有在死亡中才有,否则,此爱也只会被单调的日常生活磨损掉。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舍弃了他的“红玫瑰”王娇蕊,娶了“白玫瑰”孟烟鹂,结果忍受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在外留宿嫖娼。其实,他娶了“红玫瑰”又怎么样呢?“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臼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在这里无法忍受的依然是日常生活。王娇蕊与振保的偷情,其实一大半还是因为无法忍受与王士洪的婚姻,需要一种新鲜而刺激的高级调情罢了。但抓了个空,振保并不愿娶她,她不得不再次嫁人,活下去。而最悲惨但又确实是悲而下壮、惨而不悲的莫过于孟烟鹂了——烟鹂得了便秘症,每天在浴室里一坐坐上儿个钟头——只有那个时候是可以名正言顺的不做事,不说话,不思想;其余的时候她也不说话,不思想,但是心里总有点不安,到处走走,没着没落的,又有在白色的浴室里她是定了心,生了根。她低头看着自己雪白的肚子,白皑皑的一片,时而鼓起来些,时而瘪进去,肚脐的式样也改变,有时候是甜净无表情的希腊石像的眼睛,有时候是突出的怒目,有时候是邪教神佛的眼睛,眼里有一种险恶的微笑,然而很可爱,眼角弯弯地,撇出鱼尾纹。


这恐怕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令人怦然心动又令人心酸的文字之一,一个已婚的妇人裸身在浴室里大便,对自己的便秘症也产生了感情。这不单是盂胭鹂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白玫瑰”们的悲剧,甚至是所有“红玫瑰”们将注定无法逃脱的命运。


此外,杜拉与张爱玲也有涉及战争的作品。《痛苦》、《广岛之恋》、《长别离》都涉及二战,但杜拉下笔不写战争,只写战争给人带来的创痛,给人带来的情爱的破碎与残缺。张爱玲也是从二战过来的,她着眼的偏偏也是“倾城”下“之恋”,是“烬余”之“录”。
关注传统道德失落后现代人的欲望、情恋,以及无法忍受的日常生活,体现了杜拉和张爱玲题材选择的世界性和现代性。她们告诉我们,没有问题的家庭婚姻是可疑的、不正常的。对性、欲望的关注则几乎是20世纪文学有别千前的最大标志。这一题材选择的世界性与现代性背后,对于杜拉来说,是受法国本民族文学传统中现代性裂变的影响,而对于张爱玲来说则是自觉地接受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情欲、性欲论调及一战后西方作家的影响。


尼采在19世纪末喊出“上帝死了”,而法国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不再相信有人间英雄,不再在英雄身上寄托希望。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们死去了。法国荒诞派戏剧率先揭示了人类存在的荒诞和不可理喻,而存在主义则把这个问题提升到人的存在层面上来考虑,“人也死了”,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人的境遇先于人的抗争而人又不得不抗争,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脱逃。两次世界大战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的普遍性处境:人并不像人自己想像的那么美好、可爱。杜拉正是在这种思潮下浮出海面,步人二战前后的法国文坛的。杜拉早期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就有明显的存在主义因素。母亲筑堤抵挡太平洋的潮水,非常像西西弗斯一次次推巨石上山的荒诞命运。小说的力量在于它所揭示的惊心动魄的真实:人被抛在这世界上,绝望与荒诞不再是人生的偶然与例外,它们就是人生。


张爱玲的题材选择无疑受到了中国旧言情小说和旧戏的影响,而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对现代文明乃至人类的幻灭与失望,自觉地以情欲来解释人生的一切饥渴和挫折,这却是张爱玲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并受其深刻影响的结果。无论张自己怎么说,她的《心经》无疑正是弗洛伊德“恋父情结”的文学表述。张爱玲曾提到过精神分析病例,提到过一大批一战后的西方作家,如毛姆、赫胥黎、威尔斯、奥尼尔、萧伯纳等。这些作家都感到了一战后西方深刻的精神危机。张爱玲受他们的影响,也自觉地对人类文明的浮泛,对传统道德的失落,对人的欲望潜流有了认真的关注,这使她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上打破了地域性限制,能够真正达到东西文化不隔的地步,且具备了深刻的现代性因素,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苍白、自私、丑陋的描述与刻划。


然而,写的虽然都是现代人欲望冲突下的情恋,杜拉写的是“情”,张爱玲写的却是“恋”。写“情”也好,写“恋”也罢,二人处理这种题材的可贵之处在于都凸现了强烈的现代感,不约而同地拒绝温情、矫情和滥情。杜拉笔下的爱情是绝望的,与死亡联系在一起,男女主人公们神经质地疯狂地攫取、寻找爱情,在汹涌的欲望中终至无法把握住爱情;张爱玲写恋爱、恩怨、欲念,总挥之不去那种惘然、苍凉之感,有种世纪末的的情怀。《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时白流苏说:“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仅此而已。


两人在题材选择上这种微妙的差异是和各自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在法国文化传统中,爱情天然地向艺术生成,欲望、性超越为爱情;而在中国,欲望、性与爱情是分裂的,它们自觉地向历史生成,巨大的传统、现实压力,不自觉地栩曲了人物的情感心态,不允许一次不顾婚姻的爱情,饶有趣味的是,在杜拉的作品中,人物大部渴望逃离婚姻的“围城”,反叛社会,去寻找真正的。忘我的爱情;而张爱玲笔下,女主人公们的最大心愿是抓住一个男子,把自己嫁出去,恋爱成为现实利益逼迫下走向婚姻“围城”的过渡,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难怪张爱玲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


“此情已侍成追亿,只是当时已偶然”。日常生活压力下、欲望煎熬下的现代人已无法从传统道德和人性神话中取一杯羹了,那么情何以堪,爱又何以寄呢?杜拉和张、爱玲以极大的勇气忠实于生活真实,正对肚人以或同情或悲悯的注视。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41:12 | 显示全部楼层
张爱玲的幸运

作者:王晓明   来源:中文在线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在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受到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托朋友从香港买来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是多么惊讶!张爱玲才二十几岁,却对人性有那样细致的体会,她兴致勃勃地描绘都市里的生活,可你仔细品味这些生动的描绘,分明又浸润着难以明言的悲哀。一面是精致而略显稚气的文字,一面却是阅尽人世般的悲凉的情怀,这两者构成那么奇特的对比,真称得上是让人耳目一新。


事实上,对张爱玲作品的这种惊讶的感觉,在当时的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也就从八十年代开始,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埋没的作家相继被“开发”出来(沈从文曾戏称自己是“出土文物”),先是郁达夫,接着是沈从文、徐志摩和周作人,再接着就是张爱玲了。一九八四年,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张爱玲的《金锁记》,出版社也开始重印她的小说。到八十年代晚期,张爱玲的名字在各种文学选本中频繁出现;一九九二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四卷本的《张爱玲文集》,而四本张爱玲的传记也在这时候相继问世,把对张爱玲的“开发”推到了一个高潮。


在许多大学的中文系里,张爱玲成了学生们特别关注的作家。即如我执教的华东师范大学,今年就有两位女学生以张爱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至于同样题目的硕士和学士论文,数量就更大得多。这样的情形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八十年代中期铁凝发表的长篇小说《玫瑰门》,人们在称赞其对人性的深入刻画的同时,就明显感觉到了《金锁记》的影响。而当一代在大学时期已经熟读过张爱玲的青年人逐渐进入文坛之后,张爱玲的影响就更广泛了。不但一些年轻的小说家——往往也是女性——有意无意地摹仿她,更有许多散文作者,甚至在遣词造句的格式上也摹仿她。虽然还没有人像有些@!#$读者那样公开宣称自己是“张迷”,但自张爱玲的作品问世以来,她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中国的官方传媒会为她的逝世专门播发消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吧。


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中国有这样大的影响?我想特别指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它成就了张爱玲今天的广泛声誉。清末民初三十年间,经过康有为、严复和陈独秀、胡适这两代人的努力,在一部分敏感的文化人中间,逐渐形成了一套以欧美和日本为榜样,以救世为宗旨,深具乐观色彩的思想话语。到二十年代中期,这套话语明显地占据了社会流行思潮的主导地位,开始生长为一个新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个新文化一面被不断地简化(常常是恶性简化),一面也日益深入人心,一直到今天,它依然笼罩着绝大多数文化人的精神生活。不用说,它也极大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在很大程度L,正是它促成了白话新文学的诞生,从《新青年》上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而随着新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化更逐渐孕育出一整套文学“想象”:文学应该是一项指向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事业,它应该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它应该始终关注历史变迁所提出的中心话题……我想,大凡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套想象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覆盖作家的精神世界。它不但规划着作家的视野,铸造着他的创作冲动,也不但影响他对素材的取舍和主题的构建,它还一直深入到作家的潜意识里,制约着他的感觉和想象方式,他的叙述和文字风格。


当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家能够突破这套想象的限制,鲁迅的《孤独者》,沈从文的《边城》,就是两个突出的例子。但在总体上,一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却正是这套想象日益弥漫的历史,是它不断地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历史,也是它不断地影响读者和研究界,从接受的一面强化这种排斥和牵引的历史。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面目彼此酷似的文学史著作,就触目地体现了这一点。


这就是在七十年代末,沈从文和张爱玲们的“复出”会获得那么热烈欢迎的原因。特定的政治使现代文化的那一套文学想象的某些方面恶性膨胀,这种膨胀已经将社会的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在这样的时候发掘出《边城》和《传奇》这样充满生气的作品,人们当然要觉得兴奋了。读者的口味越是被《金光大道》之类的作品败坏无遗,沈从文和张爱玲就越能赢得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不仅如此,与其他的“出士文物”相比,张爱玲似乎是与那一套主流文学想象距离最远的一个。沈从文内心也深埋着悲观和忧郁,他并不相信所谓历史的进步,在这一点上,他正和中国的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但是,他的悲观却常常还指向历史的变迁,指向人性的发展。在骨子里,他关注的依然是那套主流的文学想象。张爱玲就不同了,她非但对人生怀有深深的绝望,而且一开始她就摆出了一个背向历史的姿态。她写人性,却绝少滑入揭发“国民性”的轨道;她也有讽刺,但那每每与社会批判无关;她似乎是写实的,但你不会想到说她是现实主义作家;她有时候甚至会令你记起“控诉”这个词,但她这控诉的指向是那样模糊,你根本就无法将它坐实。与沈从文相比,她的写作显然更富于个人性,她没有沈从文那么多的牵挂,她可以全神贯注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细致感受,她的表情是那么平常,在这一点上,连萧红都比她不上。而今天,整个社会正处于价值空虚日益深重的状态,中国现代文化所提供的种种社会、政治和文化想象,已经招致越来越广泛的怀疑。人们普遍对历史、社会、道德、进步、革命之类的大事情失去了兴趣,而愈益珍重自己个人的具体的生活。在这样一派消沉的精神氛围里,张爱玲自然会特别引起广泛的共鸣,书贩们将她的文集与形形色色的休闲书刊并列在一起,正凸现了这份共鸣的病态的一面。她更为置身于这种氛围的年轻的作家们,提供了背向历史的写作榜样,也就自然会引来众多的摹仿者了。这些摹仿者未必能领会她作品中的无以名状的悲凉,但可以学用她那样的兴致盎然的笔调来咀嚼日常的生活,这样的咀嚼或许可以使作家和读者都感到心安,在经历过信念破灭的大惶惑之后,他们感觉自己重新踏着了坚硬的地面。张爱玲笔下的那份琐碎平常的诗意,正为人们坚守这个感觉提供了有力的理由。


倘就艺术创造的整体分量而言,张爱玲自然是远不及鲁迅的,也及不上沈从文。但是,我们置身的这个“文化偏至”(鲁迅语)的时代,偏偏格外要成全她。这自然是她的幸运,但却未必是她那些摹仿者的幸运。在《倾城之恋》的结尾,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是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倘我也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世事,那或许就可以说,这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张爱玲。

一九九五年九月上海(此文原载于王晓明随笔集)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4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将只是萎谢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故事


摘自《张爱玲传》,刘川鄂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寒冷的1946年2月,张爱玲远去温州,去看望她的夫君。胡兰成惊而不喜,甚至有怒。对此他后来的解释是,夫妻难中相别,妻子寻踪探夫,本是令人感动的人情之常,但爱玲是超凡脱俗的,就不宜了。这种解释是无力的,更真实的原因是并没有告诉他与秀美的事,“不是为要瞒她,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惭愧困惑。”男人向来是只顾原谅自己,不愿委屈自己的。


爱玲一路上却是心事重重。她对胡兰成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着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君本多变,侬仍痴情,女人对感情向来比男人持久认真。张爱玲住在公园旁的一家小旅馆里,胡兰成白天去陪她--爱玲,晚上去陪她--秀美。这次的相见,亲近中已有了生分。有时四目相视,半晌没有一句话,忽听得牛叫,两人面面相觑,诧异发呆。一日爱玲告诉胡兰成:“今晨你尚未来,我一人在房里,来了只乌鸦停在窗口,我心里念诵,你只管停着,我是不迷信的,但后来见它飞走了,我又很开心。”


因爱可以爱屋及乌,因爱亦可以感时恨别,见鸟心惊。但爱玲心中的黑乌鸦是永远赶不走了。她此番来,一为看夫君,二为要与他摊牌。她要胡兰成在她和另一个女人之间选择。这另一个女人不是秀美,而是小周,一个在武汉与胡兰成有染的女子。
1944年11月,胡兰成来到了武汉。此时他已预感到汪伪政权支持不了多久了。在日本靠山池田的安排下,他主持武汉的《大楚报》,这是


日寇企图扶植傀儡创立“大楚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胡兰成任社长,他带了沈启无等人任助手,由汉阳县衙门安排,住在县立医院楼下的两间大房子里,他们每天渡江去汉口上班。那是一个时常有警报和空袭的时期,有一天胡兰成在半道上遇到轰炸,人群一片慌乱,他跪倒在铁轨上,以为自己要炸死了。绝望中他喊出的两个字是“爱玲……”来武汉不到一个月,他便与汉阳医院的一个十七岁的小护士周训德如胶似漆。小周是见习护士,学的是产科,在冬天穿着蓝布夹旗袍,做事干练,很有青春朝气。她的父亲是银行职员,已经去世了。她是父亲与小老婆生的,因此,对胡兰成要求结婚的反应是,不能娘是妾,女儿也是妾。于是胡兰成又举行了一次结婚仪式,虽然他早已与张爱玲有婚姻之约,而且他告诉过小周他与张爱玲的关系。九个月后,日本投降了,武汉又回到中国人手中,胡兰成成了丧家之犬,开始了逃亡之路。先到上海,与张爱玲相处一夜,第二天去了杭州,又往绍兴,到了诸暨斯家。斯家是他中学同窗斯颂德的家。胡兰成年轻时在他家住了一年,却对同学的妹妹有非分之想(他当时已结婚),被斯家礼貌地请出。不多久,他又来斯家做客,这家人仍把他当客。现在,他逃亡的落脚点还是斯家。斯家人带他东躲西藏,仍不安生,又由斯家人带他去了温州。投奔斯君的丈人家即小娘范秀美的母家。


范秀美大胡兰成两岁,与斯家老爷生有一女。老父亡故后,她在一家蚕桑场工作。她送胡兰成去温州,她又与范秀美结成了夫妻。他给自己找的说法是:“我在忧愁惊险中,与秀美结为夫妇,不是没有利用之意。要利用人,可见我不老实。”他忘记了张爱玲,周训德没有?而此时,周训德正因与他的关系入狱受苦,而张爱玲呢?一路寻过来了。


在温州的这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无论怎么短暂的三角关系,亦是一个尴尬的故事。胡兰成曾回忆过这么一件事:“爱玲并不怀疑秀美与我,因为都是好人的世界,自然会有一种糊涂(这是多么聪明的辩解--笔者注)。惟一日清晨在旅馆里,我倚在床上与爱玲说话很久,隐隐腹痛,却自忍着。及后秀美也来了,我一见就向她诉说身上不舒服。秀美坐在房门边一把椅子上,单问痛得如何,说等一会儿泡杯午时茶吃就会好的。爱玲当下很惆怅,分明秀美是我的亲人。”而她,她像是“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有时三人一起上街,有时三人一起在旅馆里聊天。秀美却不愿意爱玲上她家,怕邻居们对三人的关系作种种猜忌,自己不好做人。一日爱玲夸秀美长得漂亮,并要给她画像。这本是爱玲的拿手戏,三人兴味十足。秀美端坐着,爱玲疾笔如飞,胡兰成在一边看,看她勾了脸庞,画出眉眼鼻子,正待画嘴角,却突然停笔不画了,说什么也不画了,她也不解释,一脸凄然之情。


秀美走后,胡兰成一再追回原委,她半晌才说:“我画着画着,只觉得她的眉神情,她的嘴,越来越像你,心里好不震动,一阵难受就再也画不下去了。”言下不胜委屈。一个女人心里只装着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心中却有着几个女人,她如何能不感伤?


胡兰成自有辩护。他问爱玲,早先在上海时,也曾两次谈到他和小周的事,爱玲虽不悦,却也无话,为何现在当了真?他说他和爱玲的爱是在仙境中的爱,与小周、秀美的爱是尘境中的爱,本不是一档,没有可比性。他还说他待爱玲如待自己,宁可委屈爱玲,也不委屈小周,如像克己待客一样。视妻为己,视情人为客,两相冲突时而“克己待客”,这本是某些喜欢拈花惹草而道德感未彻底丧失的男子的通性,因此,胡兰成的这一条解释或有部分真实。但整个的辩解只能视为狡辩,只能看做男人移情别恋,推诿责任的不实之辞。
他还对爱玲说:“我等你,天上地下,没有得比较。若选择,不但于你是委屈,亦对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岁月,但是无嫌猜,按不上取舍的话。而昔人说修边幅,人生的烂漫而庄严,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


爱玲自有其理:“《美的画报》上有一群孩子围坐吃午时茶苹果,你要这个,便得选择美国社会,是也叫人看了心里难受。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以选择的这个我完全懂得。但是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说我无理也罢。”而且她第一次作了这样的质问,“你与我结婚时,婚帖上写现世安稳,你不给我安稳?”


胡兰成答道,世景荒芜,已没有安稳,何况与小周有无再见之日也无可知。爱玲道:“不!我相信你有这样的本领。”她叹了一口气,自伤自怜地说:你到底是不肯。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够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第二天,她走了。胡兰成送她,天下着雨。不几日爱玲有钱寄来,亦有信来:“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在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都说女人情多泪亦多,但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与父亲反目时,她大哭过,在香港求学时有次放假炎樱没等她先回了上海,她伤心痛哭又追她而去。再就是这一次……天公应离情。二十多天的温州寻夫行结束了,阵阵春雨,淅淅沥沥,缠缠绵绵。雨水和泪水中满腔的哀怨包围了爱玲,把昔日的热焰浇泼贻尽,把欲仙欲死的爱境冲刷得人去楼空,把一代才女的爱之繁花打落得残红遍地……


他俩仍偶有通信往返,但日渐疏稀。到了1947年春天之时,爱玲的信亦有了“我觉得要渐渐地不认识你了”之类的词句。但她仍常给他寄钱,用自己的稿费接济他。这时胡兰成的情况有了松动,虽然还是隐姓埋名。此时他正在撰写论中国社会与现实的书,名曰《山河岁月》。(这本书费时数年,几易其稿,后来在日本出版。)他还在温州中学和淮南中学教书。他仍然怀着“要出去到外面天下世界”的梦想,“想法子结识新人”。时逢梁漱溟先生调停国共纷争,屡屡被时人注意。胡兰成就给他写信,称他“于学问之诚,可算今日中国思想界第一人”。梁先生回信说:“几十年的老友中,未有针砭漱溟之切如先生者。”于是二人常有通信来往。胡兰成有时也去听温州戏,“我看了温州戏,想着我现在看一样东西能晓得它的好,都是靠的爱玲教我。又我每日写《山河岁月》这部书,写到有些句子竟像是爱玲之笔,自己笑起来道:‘我真是吃了你的涎唾水了’。”


1947年11月,胡兰成悄悄来到上海,他在张爱玲处住了一夜,又走了。他不忏悔和谴责自己的滥情,反倒指责张爱玲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细节处理“不当”。他又问张爱玲对自己写的那篇含有与小周交往内容的《武汉记》印象如何,又谈起与范秀美的事,张爱玲十分冷淡。当夜,二人分室而居。第二天清晨,胡兰成去张爱玲的床前,俯身吻她,她伸出双手紧抱着他,泪涕涟涟,哽咽中一句“兰成”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几个月后,胡兰成收到张爱玲的诀别信,时间是6月10日: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的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小吉”,小劫,劫难之隐语。),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随信还附加了30万元钱,那是爱玲新写的电视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的稿费。


1947年6月9日,上海遭到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货棚被掀翻,到处有积水,交通亦中断达二十四小时之久。吴淞口外的渔船被吹翻了一百多艘。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张爱玲的心境也更悲戚吧?


“如果张爱玲那封决绝信是在6月9日狂风暴雨中写的,那心情该有多凄惨?”
曾经沧海难为水。到底曾经爱过,而且是铭心刻骨的爱,哪怕虽有千般委屈,但委实难以放下,因而拖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最后的决断。爱情的酸甜苦辣是可以忍受的,因为毕竟还是情味,而无爱的苦涩却是无可奈何的。


收到诀别信后不久,胡兰成曾想通过爱玲的挚友炎樱从中缓和关系,以再修好。他写信给炎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佛经里有阿修罗,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我有时亦如此惊怅自失。又《聊斋》里香玉泫然曰:‘妾昔花之神,故凝今是花之魂,故虚,君日以一杯水溉其根株,妾当得活。明年此时报君恩。’年来我变得不像往常,亦惟冀爱玲以一杯水溉其根株耳,然又如何可言耶?”炎樱没有理他,张爱玲也没有理他。


台湾作家三毛有名作《滚滚红尘》,其男女主人公章能才和沈韶华即是以胡兰成张爱玲为原型的。电影中有些情节可以实指,但更多的是虚构加工。有一个细节是很感人的。不在乎章能才的身份地位,不怕自己不清白,不计较他已有妻室的韶华,到乡下去寻找章能才,偶听到章能才用常以“小乖乖”称叫她而此刻称呼了她--他的妻时,她不能忍受了,在雨中夺门而出,不愿再与他见面--这就是爱,这就是女人的爱,这就是张爱玲的爱。


这是张爱玲惟一的爱,她不会有第二次。她爱得如火如荼,如生如死,全身心投入而忘了一切。她曾经得到千万人之中遇见惟一的人的欢悦,她曾经得到千万年之中守住恋爱一刻的永恒,但欢悦无永恒,永恒无欢悦,因为似乎到底不是那惟一的……
她爱得伤心、伤情、伤了灵性。这里的创伤,不仅影响了她的生活,而且影响了她的创作。他勤奋的笔耕得慢了,生花的笔开得淡了。全身心品味的感觉钝化了,对意态情致的体悟淡泊了。张爱玲风格弱化了。


她曾对胡兰成说:“我自将萎谢了。”萎谢的不仅是青春,亦是文采,一代才女的才情。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46:52 | 显示全部楼层
清流·淮戚——关于张爱玲祖父张佩纶二三事

作者:姜鸣   来源:《文汇报》



  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尤如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两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默。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对祖父的了解,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七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已官居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1年中进士。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龢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竟夤缘口实。军机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八八二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人们一般认为,“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间的六百多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 “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次年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能否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笼络的考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三十六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振奋的。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他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楞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他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倾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持续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易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显然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
  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的一封信,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结果。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继室边粹玉的父亲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边夫人一八八六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李经?(小名鞠藕)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藕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一八八八年五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二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十一月十五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作鞠藕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恐怕并不正确。
  张佩纶比鞠藕大十七岁,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所以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作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又有人作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鞠藕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鞠藕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鞠藕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李经方旋运动御史弹劾,获上谕:“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昔日的清流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所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张佩纶曾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藕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被改为立法院。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
  其实鞠藕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藕给父亲的家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訢、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奕訢、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
  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女。
  张佩纶死于一九O三年。他去世后,张之洞作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
  所以我想,张爱玲声称对此一概不知,真是有点儿可惜。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48:24 | 显示全部楼层
论张爱玲


文/胡兰成

                (一)


  张爱玲先生的散文与小说,如果拿颜色来比方,则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
  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但她创造了生之和谐,而仍然不能满足于这和谐。她的心喜悦而烦恼,彷佛是一只鸽子时时要想冲破这美丽的山川,飞到无际的天空,那辽远的,辽远的去处,或者坠落到海水的极深去处,而在那里诉说她的秘密。她所寻觅的是,在世界上有一点顶红顶红的红色,或者是一点顶黑顶黑的黑色,作为她的皈依。

  她赞叹越剧「借红灯」这名称,说是美极了。为了一个美丽的字眼,至于感动到那样,这里有着她对于人生之虔诚。她不是以孩子的天真,不是以中年人的执着,也不是以老年人的智慧,而是以洋溢的青春之旖旎,照亮了人生。

  我可以想象,她觉得最可爱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红的杜鹃花,春之林野是为她而存在。因为爱悦自己,她会穿上短衣长裤,古典的绣花的装束,走到街上去,无视于行人的注目,而自个儿陶醉于倾倒于她曾在戏台上看到或从小说里读到,而以想象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仅仅是丫环的一个俏丽的动作,有如她之为「借红灯」这美丽的字眼所感动,至于愿使自己变成就是这个美丽的字眼那样。这并不是自我恋。自我恋是伤感的,执着的,而她却是跋扈的。倘要比方,则基督在人群中走过,有一个声说道:「看哪,人主来了」,她的爱悦自己是和这相似的。

  正如少年人讲话爱抢先,觉得自己要说的话太多太兴奋到不可抑止,至于来不及也没有空隙容许他倾听对方的说话,而常常无礼地加以打断一样,张爱玲先生由于青春的力的奔放,往往不能抑止自己去尊重外界的事物,甚至于还加以蹂躏。她知道的不多,然而并不因此而贫乏,正因为她自身就是生命的泉源。倒是外界的事物在她看来成为贫乏的,不够用来说明她所要说明的东西,她并且烦恼于一切语言文字的贫乏。这使她宁愿择取古典的东西做材料,而以图案画的手法来表现。因为古典的东西离现实愈远,她愈有创造美丽的幻想的自由,而图案画的手法愈抽象,也愈能放恣地发挥她的才气,并且表现她对于美寄以宗教般的虔诚。


  她一次对我说,她最喜欢新派的绘画。新派的绘画是把形体作成图案,而以颜色来表现象征的意味的。它不是实事实物的复写,却几乎是自我完成的创造。我想,是因此之故,特别适宜于她的年龄与才华的吧。她曾经给我看过她在香港时的绘画作品,把许多人形画在一幅画面上,有善于说话的女人,低眉顺眼请示主人的女厨子,房东太太,舞女等等。她说是因为当时没有纸,所以画在一起的,但这样的画在一起,却构成了古典的图案。其中有一幅是一位朋友替她涂的青灰的颜色,她赞叹说:「这真如月光一般」,我看了果然是幽邃,静寂得使人深思的。


  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的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迸激出生之泼刺。她对于人生,恰如少年人的初恋,不是她的对象真有这样美,这样崇高,却是她自己的青春创造了美与崇高,使对象圣化了。


  和她相处,总觉得她是贵族。其实她是清苦到自己上街买小菜。然而站在她跟前,就是最豪华的人也会感受威胁,看出自己的寒伧,不过是暴发户。这决不是因为她有着传统的贵族的血液,却是她的放恣的才华与爱悦自己,作成她的这种贵族气氛的。


  贵族气氛本来是排他的,然而她慈悲,爱悦自己本来是执着的,然而她有一种忘我的境界。她写人生的恐怖与罪恶,残酷与委曲,赞她的作品的时候,有一种悲哀,同时是欢喜的,因为你和作者一同饶恕了他们,并且抚爱那受委曲的。饶恕,是因为恐布,罪恶与残酷者其实是悲惨的失败者,如「金锁记」的曹七巧,上帝的天使将为她而流泪,把她的故事编成一只歌,使世人知道爱。而「花凋」的女主角受了一生的委屈,委屈到死,则作者把她写成一个殉道者,而以「永恒的爱,永恒的依依」作为她的大理石的墓的题词。读它的时候,我记起了被系时作的诗中的两句:「这是泪花晶莹的世界,然而是美丽的」。作者悲悯人世的强者的软弱,而给予人世的弱者以康健与喜悦。人世的恐怖与柔和,罪恶与善良,残酷与委屈,一被作者提高到顶点,就结合为一。他们无论是强者,是弱者,一齐来到了末日审判,而耶和华说:「我的孩子,你是给欺侮了」,于是强者弱者同声一哭,彼此有了了解,都成为善良的,欢喜的了。


  她就是这样:「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鸡鸣之前祈祷三次:「主呵,如果可以移开这杯子,让它移开吧,」而终于说:「既是主的意思,我将喝干它。」于是他走向十字架,饶恕了钉死他的人们,并且给钉死在他旁边的两个强盗祝福。她就是这样,总觉得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她的这性格,在和她接近之后,我渐渐了解了。初初一看,似乎她之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为,倘以为她为骄傲,则骄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为她为谦逊,则谦逊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却又那么的深入人生。但我随即发现,她是谦逊而放恣。她的谦逊不是拘谨,放恣也不是骄傲。一次她说:「将来的世界应当是男性的」,那意思,就是她在沉香屑里说的「那是个淡色的,高音的世界,到处是光与音乐」。她还是孩于的时候,就曾经想以隋唐的时代做背景写一篇小说,后来在回忆中说道:「对于我,隋唐年间是个橙红的时代」。她还是十几岁的时候写过一篇霸王与虞姬,有这样的句子:借项羽的口说道:「我们是被猎了,但我倒转要做猎者」。从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具有基督的女性美,同时具有古希猎的英雄的男性美。她的调子是阴暗而又明亮的。她见了人,很重礼数,很拘谨似的,其实这礼数与拘谨正是她所缺乏的,可以看出她的努力想补救,带点慌张的天真,与被抑制着的有余的放恣。有一次,几个人在一道,她正讲究着礼数,却随即为了替一个人辩护,而激越了,几乎是固执地。她是倔强的。

  因为她倔强,认真,所以她不会跌倒,而看见了人们怎样的跌倒。只有英雄能懂得英雄,也只有英雄能懂得凡人,跌倒者自己是不能懂得怎样跌倒的。她的作品的题材,所以有许多跌倒的人物。因为她的爱有余,她的生命力有余,所以能看出弱者的爱与生命的力的挣扎,如同「倾城之恋」里的柳原,作者描写他的无诚意,却不自觉地揭露了他的被自己抑制着的诚意,爱与烦恼。几千年来,无数平凡的人失败了,破灭了,委弃在尘埃里,但也是他们培养了人类的存在与前进。他们并不是浪费的,他们是以失败与破灭证明了人生爱。他们虽败于小敌,但和英雄之败于强敌,其生死搏斗是同样可敬的。她的作品里的人物之所以使人感动者,便在于此。


  又因为她的才华有余,所以行文美丽到要融解,然而是素朴的。

  讲到她的倔强,我曾经设想,什么是世界上最强的人呢?倘使有这样一个人,他被一种从未经验过的烦恼重重地迫着,要排遣它是不能,倘竟迫倒了他呢,他也将感谢它,然而也不能。他试试喝醉,想使自己软弱些,也还是想要失败而不能。有如半马人齐龙被他的学生赫格尔斯的毒箭射中,而他是得了不朽的,在苦痛中怎么也死不掉。他祈祷大神宙斯取回他的不朽,让他可以死去,结束苦痛。这是强者的悲哀。但这样的人还不是最强者。因为他的悲哀里没有喜悦。
  而她,是在卑微与委屈中成就她的倔强,而使这倔强成为庄严。如「金锁记」里的长安,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终于被她的母亲加上了一个难堪的尾巴,当她的爱人童世舫告辞的时侯,她这样写: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这真是委屈,然而是最强的抗议。是这样深的苦痛,而「脸上显出希有的柔和」,没有一个荷默的史诗里的英雄能忍受这样大的悲哀,而在最高的处所结合了生之悲哀与生之喜悦。

  因为,她是属于希腊的,同时也属于基督的。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思,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

  起先,我只读了她的一小部份作品,有这样的担心,以为青春是要消失的,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自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我深信她的才华是常青的。何以呢?就因为她不仅是希腊的,而且是基督的。
      

          (二)


  轮到她的作品,我想先从「倾城之恋」说起。白公馆的流苏小姐二十岁上离了婚,回娘家,住七八年,哥嫂骗光了她的钱之后,用教训,也用冷言热语要将她逼走。而她也终于出走了,抱着受了委屈的心情,拚着接受罪恶的挑战,在罪恶中跋涉,以她的残剩的青春作命运的一掷。但也并非全由于负气,还更由于直到现在纔分明地使她吃惊的古老的家庭的颓败生活,埋葬了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没有同情,没有一点风趣的残剩,是这么一种凄凉情味,使她的出走类似逃亡。这种颓败的气氛,以前她是没有感觉到的,因为她是此中长大的。第一次感觉到,大概是在结婚之后丈夫的家里。男家和她的娘家白公馆应是同等门户,只因为于她是生疏,她以生人的眼看出了这种颓败的气氛,但不能如这次的分明,却不过是觉得诸般的不合适。作者虽然没有提到离婚的原因,可是不难想象的。于是她回到娘家,在那里有她做女儿时代一切熟悉的东西,使她又住上了七八年。但在哥嫂排挤她,使她觉得在娘家也成了一个生人之后,她骤然地发现了这古老的家庭的颓败气氛,比她哥哥的教训和嫂嫂的冷言热语更难受,而同时也是与这些教训和冷言热语混合为一的灰暗而轻飘的画面,而陷于一种绝望的恐怖,凄凉地、小声地说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


  于是她走了,怨愤地,凄凉地,也喜悦地。

  然而她不是娜拉。她是旧式家庭的女子,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些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

  她的对手柳原是一个自私的男子,也可以说是颓败的人物,不过是另一种的颓败。他和她要好,不打算和她结婚。这样的人往往是机智的,伶俐的,可是没有热情。他的机智与伶俐使他成为透明,放射着某种光辉,却更见得他的生命之火是已经熄灭了。结婚是需要虔诚的,他没有这虔诚。他需要娼妓,也需要女友,而不需要妻。他与萨黑荑妮公主往来,这萨黑荑妮公主对于他毋宁是娼妓,他决不把她和流苏同等看待。保持这样的女友关系,靠的是机智与伶俐,不是靠的热情。流苏恨他的这一手,但也有不尽了解他的地方。柳原有意当着人做出和她亲押的神气,而两人相对时却又是平淡的,闲适的,始终保持着距离。他的始终保持着距离是狡脍,但他当着人和她的亲狎却是有着某种真情的。人们把他俩当做夫妇,在他乃是以欺骗来安慰自己,因为他只是厌倦人生,缺乏家庭生活的虔诚,没有勇气结婚而已,但仍然自己感觉到这一面的空虚,他需要以伪装的夫妇来填补这空虚。其人是自私的,并且怯弱。有一天,他在深夜里打电话给流苏,也不是为了要使流苏烦恼,却正是他自己的烦恼的透露。他说出了爱,随即又自己取消了。因为怯弱,所以他也是凄凉的。


  但流苏不能懂得这些,只以为都是他在刻毒她,玩弄她,她也是自私的,但她的自私只是因为狭隘,和柳原的自私之因为软弱不同。当她赌气回上海住了些时,柳原打电报请她再到香港去的时候,她觉得万分委屈,失败到不能不听他摆布而哭了。这处所,倘在低手,是要写成一喜一怒,或惭喜交集的,其实是绝没有喜意,也没有怒,连愧惭都不是,而有的只是一腔委屈。

  重到香港之后,一个晚上柳原吻了她。第二天他却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他是要逃避自己的这一物。流苏被留在香港,独自住在他给她新租下的一所房子里。一切竟是这样的空洞,不切实,这样的没有着落吗?不,就是梦也要比这更分明些。她搬进了新房子,「客厅里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黏黏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她要证实给自己看,就是欺骗自己都好。

  于是来了战争,柳原和流苏逃难做一起。这战争,如作者所说,流弹的「那一声声的『吱呦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若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那炸弹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来,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拍地掷上了盖,数不清的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而更要紧的,是这流弹与炸弹把柳原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自私与软弱都撕掉了,剩下素朴的一男一女,变成很少说话,却彼此关切着,给了婚了。早先说的:「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首最悲哀的诗,至此得到真实的人生做注解了:「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的。」


  这故事结局是壮健的,作者刻划了柳原的与流苏的机智与伶俐,但终于否定了这些,说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自私的女人。」而有些读者却停留于对柳原与流苏的俏皮话的玩味与赞赏,并且看不出就在这种看似斗智的俏皮话中也有着真的人性,有着抑制着的烦恼,对于这样的读者,作者许是要感觉寂寞的吧。

  至于文句的美,有些地方真是不可及的。例如:「那口渴的太阳汩汩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啦哗啦的响。人身上的水份全给它吸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凡是在浅水湾海滩上玩过的人大概总能领略这妙处的。又如写流苏刚到香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躐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好在那里,我想是无须解释的。并且我也不想一一举出,不如让读者们自己去发现来得更好。


                (三)

  有一次,张爱玲和我说:「我是个自私的人」,言下又是歉然,又是倔强。停了一停,又思索着说:「我在小处是不自私的,但在大处是非常的自私。」

  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感倩,贫乏到没有责任心。但她又说:「譬如写文章上头,我可是极负责任的。」究竟是什么回事呢?当时也说不上来。
  但也随即得到了启发。是几天之后,我和一个由小党员做到大官的人闲谈,他正经地并且看来是很好意地规劝我:应当积极,应当爱国,应当革命。我倦怠地答道:「爱国全给人家爱去了,革命也全给人家革去了,所以我只好不爱国了,不革命了。」
  正如鲁迅说的: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有人会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再遇见张爱玲的时候,我说:「你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罢了。」这名称是不大好的,

      但也没有法子,就马马虎虎承受这个名称吧。(编注:原文如此,想是经检查之故。)


  说到「没有法子」和「马马虎虎」,想起一次和清水、池田两位谈天,他们很惊奇这两句中国特有的流行语。我说这两句话是民国以来纔有的。几十年来,英雄们来来去去,一个个摩拳擦掌,在那里救国救民。而人民,却只是赶着看热闹,你问他游行他也去,你叫他喊口号他也喊。回来问他怎么样?他说是「马马虎虎」。但凡英雄们,无论是土著的,外来的,总是异口同声的叹气,对于这样的人民「没有法子」。也幸亏这「马马虎虎」,人民纔不至于被骗光,使得英雄们作恶「没有法子」作得澈底。


  还是各人照管照管自己吧。同时也不妨听听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当作余兴。「到底是上海人」里赞扬上海人的这种聪明,与几乎具有魅惑性的幽默,但不是俏皮。


  这样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冷淡的怠工,但也有更叛逆的。它可以走向新生,或者破灭,却是不会走向腐败。如今人总是把个人主义看做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专有的东西,殊不知历史上无论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是这样的。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好,当它没落之际,都是个人被团体淹死,而人类被物质淹死。有如一家破落的大户,奴隶厌倦主人,主人也厌倦奴隶,生活的一角更沉缅于奢侈,而生活的全面则是物的贫乏,使人心因为吝蔷而收缩。一切成为不可忍受,如「论写作」里说的有一种「壅塞的忧伤」,人也「雾数」,物也「雾数」,没有一桩顺眼的。要活下去,是只好出走,如「走,走到楼上去!」里说的「去接近日月山川」,并且把物从阴暗的角隅里拖出来,拆散,一件件洗干净了,也得个爽心悦目。苏格拉底与卢骚就是这么的要袪除氤氲于「雾数」的东西上头的神秘,而诉之于理性。他们都是个人主义者。卢骚还挑战地说:「我即使不比别人更好,至少我是和别人不同的。」


  讲到出走,她的一张照片,刊在「杂志」上的,是坐在池塘边,眼睛里有一种惊惶,看着前面,又怕后头有什么东西追来似的。她笑说:「我看看都可怜相,好像是挨了一棒。」她有个朋友说:「像是个奴隶,世代为奴隶。」我说:「题名就叫逃走的女奴,倒是好。」过后想想,果然是她的很好说明。逃走的女奴,是生命的开始,世界于她是新鲜的,她自个儿有一种叛逆的喜悦。


  但她和苏格拉底、卢骚他们都不同。纪元前四世纪的希腊只是在解体中,后面并没有新的时代,苏格拉底的理性没有现实的东西可以依附,随后是被吸收到基督教里去了。尼罗时代的罗马也是有没落而无新生,如显克微支的「往何处去」里所写的,人们倦怠于生活,盛行了讽刺,但终因时代没有前景,所以讽刺也渐渐稀薄,成为无害的警句,过后是无结果地消失了。一时代的没落之后倘使随来的是空虚,是开不出文学的花来的。


  卢骚的时代却是有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前景的,所以卢骚对于旧时代是谴责,不再用讽刺。他有「民约论」,有「爱弥儿」,替时代开了药方。


  如今的情形可又是另一种。文学上从讽刺发展到谴责,再发展到对于新事物的寻求,往往是经过一串长的程序的,而现在却是压缩在一起。例如鲁迅,在他同时写的作品里就有讽刺,有谴责,有寻求,并且有开方。这是因为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连续的革命与连续的反动之故。但鲁迅在开方上头是错了,他的参加左翼文学是一个无比的损失。他是过早地放弃了他的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旧时代的抗议者,新时代的立法者,它可以在新时代的和谐中融解,却不是什么纪律或克制自己所能消灭的。


  鲁迅的遭遇比果戈理好,果戈理的讽刺没有下梢,他竭力和空虚挣扎,想归结到有所寻求,但终于自己烧掉了死魂灵的后半部。他的晚年是可哀的。鲁迅的讽刺却是有寻求,所以能不受空虚的袭击,而走向如火如荼。但鲁迅的收场也并不比托尔斯泰或果戈理更好。托尔斯泰是伟大的寻求者,但一开方,就变个枯竭的香客了。鲁迅开的方是史太林一味,也等于宗教。而在过早地放弃个人主义上头,则鲁迅和果戈理在晚年同样的被什么纪律所牺牲了。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枝新生的苗,寻求着阳光与空气,看来似乎是稚弱的,但因为没受过摧残,所以没一点病态,在长长的严冬之后,春天的消息在萌动,这新鲜的苗带给了人间以健康与明朗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中国革命的失败,使得许多年青作家的创作力毁灭了,现代杂志社的那些人,有的是从明丽的南欧留学回来的,带来一些鲜洁的空气,如同沾着露水的花朵,刚刚使人眼目一亮,很快就枯萎了。时代的阴暗给予文学的摧折真是可惊的。没有摧折的是鲁迅,但也是靠的尼采式的超人的愤怒纔支持了他自己。

  到得近几年来,一派兵荒马乱,日子是更难过了,但时代的阴暗也正在渐渐袪除。兵荒马乱,是终有一天要过去的,而传统的吓人的生活方式也到底被打碎了,不能再恢复。这之际,人们有着过了危验期的病后那种平静的喜悦,虽然还是软绵绵的没有气力,却想要重新看看自己,看看周围了。而她正是代表这时代的新生的。
  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上,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统治这世界的是怎样一种生活呢?「封锁」里的翠远,像教会派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生活得没有错,然而不快乐。她没有结婚,在电车上胆怯怯的接受了一个男人的调情,原来在她的灵魂里也有爱,然而即刻成了秽亵,她吃惊,并且混乱了。那男人,生活得也不好,是个银行的职员,像乌壳虫似的整天爬来爬去,很少有思想的时间。和那女人,不过是很偶然的戏剧化的一幕,但他从自己的一生中记忆起了一些什么,使他烦恼,不满于他自己了。
  高等的如「倾城之恋」里柳原与流苏的调情,人生成了警句,但不是一篇作品。柳原说的不错:「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世界是荒凉的,并且太沉重了,他的机智与风趣只是萤火虫的微蓝的光,在黑暗中照亮自己。

  还有更低等的如「连环套」里霓喜过的那种日子。霓喜一个又一个的和男人姘居,有如饥饿的人贪馋地没有选择地大嚼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也有滋养,不免伤了肠胃,精致的东西不一定是伟大,但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柳原的光辉久后是要黯淡的。这光辉一消失,使成了「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梁太太。梁太太一直过的高等调情的生活,越来越变成现实的浅薄的享乐,灵感褪了色,只好加上腻与刺激,以浓浓的味使自己上瘾,并且欺骗自己,当作这里边有着滋养。

  这种靠不住的灵感的褪色是可哀的。「金锁记」里姜公馆的客厅是阴沉沉的,姜公馆的男女一个个如同年深月久贴在屏风上绣出的鸟,没有歌唱,连抖动一下翅膀的意思都永远没有了。即使加上腻与刺激也没有用,人后成了麻痹,如同「年青的时候」里的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听绍兴戏的母亲,庸俗的姊姊,过的日子正如绍兴戏的唱腔宽平面无表情,热闹的,眩晕的,不真实的。如同「花凋」里的郑先生家,外面好看,里头姊妹们为了一件衣裳一双袜子费尽心机,几乎是返到原始的生存竞争,并不比拾荒的孩子们的争吵更文明些。


  是什么鞭子把人打成这样子可怜相的呢?是「年青的时候」里教科书的怆然告诫自己:「无论什么事,都不可以大意。无论什么事,都不能称自己的心愿的。」连惊叹号都没有,只是冷冷的逗点与句点。是「金锁记」里那沉重的黄金的枷锁。总之是这世界上有着牵牵缠缠使人不愉快的,不成款式的人生的伦理。


  她谴责这些,而抚慰那被损害、被侮辱的。她以眼泪,不是悲怆的而是柔和的眼泪洗净了人间。在「公寓生活纪趣」与「道路以目」里,她把事事物物养在水盂里,如同雨花台的小石子。精致的,明朗而亲切的。她拆卸了戏剧化的装饰,把人类的感情揩拭干净,告诉他们衣着的美,吃食的美,告诉他们怎样听幼稚的弟弟讲故事:「他还没说完,我已经大笑起来,在他的腮上吻了一下,把他当作小玩意。」


  但这些都是个人的。倘或集团相处又怎样呢?「到底是上海人」里她赞美上海人的聪明,那种把公说公的理,婆说婆的理也当作一个小玩意的风趣。不过事实本身并没有她的这说明那样好。她另有她所寻求的。「论写作」里她神往于申曲:「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那种时代,如南星的散文里有一句:「午后庭院里的阳光是安稳的」,真是思之令人泪落。但她不能开方,她是止于伟大的寻求。


  她是个人主义的,苏格拉底的个人主义是无依靠的,卢骚的个人主义是跋扈的,鲁迅的个人主义是凄厉的,而她的个人主义则是柔和,明净。至此忽然记起了郭沫若的女神里的「不周山」,黄帝与共工大杀一遍之后,战场上变得静寂了,这时来了一群女神,以她们的抚爱使宇宙重新柔和,她就是这样,是人的发现与物的发现者。

(※本文原发表于「杂志」月刊第十三卷第二、三期?民国三十三年五、六月出刊〔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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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今世之民国女子


作者:胡兰成

  一



  前时我在南京无事,书报杂志亦不大看。这一天却有个冯和仪寄了天地月刊来,我觉和仪的名字好,就在院子里草地上搬过一把藤椅,躺着晒太阳看书。先看发刊辞,原来冯和仪又叫苏青,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翻到一篇《封锁》,笔者张爱玲,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细细的把它读完一遍又读一遍。见了胡金人,我叫他亦看,他看完了赞好,我仍于心不足。
  我去信问苏青,这张爱玲果是何人?
  她回信只答是女子。我只觉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及天地第二期寄到,又有张爱玲的一篇文章,这就是真的了。这期而且登有她的照片。见了好人或好事,会将信将疑,似乎要一回又一回证明其果然是这样的,所以我一回又一回傻里傻气的高兴,却不问问与我何干。
  后来我向苏青问起张爱玲,她说张爱玲不见人的。问她要张爱玲的地址,她亦迟疑了一回才写给我,是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一九二号公寓六楼六五室。
  翌日去看张爱玲,果然不见,只从门洞里递进去一张字条,因我不带名片。又隔得一日,午饭后张爱玲却来了电话,说来看我。我上海的家是在大西路美丽园,离她那里不远,她果然随即来到了。
  我一见张爱玲的人,只觉与我所想得全不对。她进来客厅里,似乎她的人太大,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我甚至怕她生活贫寒,心里想战时文化人原来苦,但她又不能使我当她是个作家。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是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各种价钱的衣料,而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都还未有品极。她又象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里在想什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她的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连不以为为她是美的,竟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形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时以为很懂得了什么叫做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亦不是那种艳法,惊亦不是那种惊法。
  我竟是要和爱玲斗,向她批评今时流行作品,又说她的文章好在那里,还讲我在南京的事情,因为在她面前,我才如此分明的有了我自己。我而且问她每月写稿的收入,听她很老实的回答。初次见面,人家又是小姐,问到这些是失礼的,但是对着好人,珍惜之意亦只能是关心她的身体与生活。
  张爱玲亦喜孜孜的只管听我说,在客厅里一坐五小时,她也一般的糊涂可笑。我的惊艳是还在懂得她之前,所以她喜欢,因为我这真是无条件。而她的喜欢,亦是还在晓得她自己的感情之前。这样奇怪,不晓得不懂得亦可以是知音。
  后来我送她到弄堂口,两人并肩走,我说:“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只这一声就把两人说得这样近,张爱玲很诧异,几乎要起反感了,但是真的非常好。


  二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俱原简单,亦不是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的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绔,带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象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象这样的有兵气。
  我在她房里亦一坐坐得很久,只管讲理论,一时又讲我的生平,而张爱玲亦只管会听。男欢女悦,一种似舞,一种似斗,而中国旧式栏上雕刻的男女偶舞,那蛮横泼辣,亦有如薛仁贵与代战公主在两军阵前相遇,舞亦似斗。民歌里又有男女相难,说书又爱听苏小妹三难新郎,王安石与苏东坡是政敌,民间却把来说成王安石相公就黄州菊花及峡中茶水这两件博识上折服了苏学士,两人的交情倒是非常活泼,比政敌好得多了。我向来与人也不比,也不斗,如今却见了张爱玲要比斗起来。
  但我使尽武器,还不及她的只是素手。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小姐配婚姻,是有名的佳话,因我说起,她就把她祖母的那首诗抄给我看,却说她祖母并不怎样会做诗,这一首亦是她祖父改作的。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
  张爱玲因说,她听闻我在南京下狱,竟也动了怜才之念,和苏青去过一次周家,想有什么法子可以救我。我听了只觉得她幼稚可笑,一种诧异却还比感激更好。我连没有比比拟张佩纶当年,因为现前一刻值千金,草草的连感动与比拟都没有工夫。
  回家我写了第一封信给张爱玲,竟写成了象五四时代的新诗,一般幼稚可笑,爱玲也诧异,我还自己以为好。都是张爱玲之故,使我后来想起就要觉得难为情。但我信里说她谦逊,却道着了她,她回信说我“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从此我每隔一天必去看她。才去看了她三四回,张爱玲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她送来一张字条,叫我不要再去看她,但我不觉得世上会有什么事冲犯,当日仍又去看她,而她见了我亦仍又欢喜。以後索性变得天天都去看她了。
  因为我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相片,翌日她便取出给我,背后还写有字:“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她这送相片,好象吴季扎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亦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张爱玲是知道我喜爱,你既喜爱,我说就给了你,我把相片给你,我亦是欢喜的。而我亦只端然的接受,没有神魂颠倒。各种感情与思想可以只是一个好,这好字的境界是还在感情与思念之先,但有意义,而不是什么的意义,且连喜怒哀乐都还没有名字。


  三



  我到南京,张爱玲来信,我接在手里象接了一块石头,是这样的有分量,但并非责任感。我且亦不怎么相思,只是变得爱啸歌。每次回上海,不到家里,先去看爱玲,踏进房门就说:“我回来了。”
  要到黄昏尽,我才从爱玲处出来,到美丽园家里,临睡前还要青芸陪我说话一回,青芸觉得我这个叔叔总是好的,张小姐亦不比等闲女子。一晚我从爱玲处出来径到熊剑东家,剑东夫妇和朋友在打牌,我在牌桌边看了一回,只觉坐立不安,心里满满的,想要啸歌,想要说话,连那电灯儿都要笑我的。
  我常时一个月里总回上海一次,住上***天,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亦且没有工夫。旧戏里申桂生可以无年无月地伴在志贞尼姑房里,连没有想到蜜月旅行,看来竟是真的。
  我们两人在一起时,只是说话说不完。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象生手拉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自己着实懊恼烦乱,每每说了又改,改了又悔。但爱玲喜欢这种刺激,象听山西梆子的把脑髓都要砸出来,而且听我说话,随处都有我的人,不管是说的什么,爱玲亦觉得好象“攀条摘香花,言是欢气息”。
  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她的心狠手辣是因她一点委屈受不得。她却又非常顺从,顺从在她是心甘情愿的喜悦。且她对世人有不胜其多的抱歉,时时觉得做错了似的,后悔不迭,她的悔是如同对着大地春阳,燕子的软语商量不定。
  我的迂于定型的东西,张爱玲给我的新鲜惊喜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旧小说里常有人到了仙境,所见珍禽异卉,多不识其名,爱玲的说话行事与我如冰炭,每每当下我不以为然,连她给我看她的绘画,亦与我所预期的完全不对。但是不必等到后来识得了才欢喜佩服,便是起初不识,连欢喜佩服亦尚未形成,心里倒是多少带有叛逆的那种诧异,亦就非常好,而我就只凭这样辛辣而又糊涂的好感觉,对于不识的东西亦一概承认,她问我喜欢她的绘画麽,只得答说是的,爱玲听了很高兴,还告诉她的姑姑。
  我是受过思想训练的人,对凡百东西皆要在理论上通过了才能承认。我给爱玲看我的论文,她却说这样体系严密,不如解散的好,我亦果然把来解散了,驱使万物如军队,原来不如让万物解甲归田,一路有言笑。我且又被名词术语禁制住,有钱有势我不怕,但对公定的学术界权威我胆怯。一次我竟然敢说出红楼梦西游记胜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歌德的浮士德,爱玲却平然答道,当然是红楼梦西游记好。
  牵牛织女鹊桥相会,私语未完,忽又天晓,连欢娱亦成了草草。子夜歌里有:一夜就郎宿,通宵语不息,黄蘖万里路,道苦真无极。
  我与爱玲却是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
  如此只顾男欢女爱,伴了几天,两人都吃力,随又我去南京,让她亦有工夫好写文章。而每次小别,亦并无离愁,倒象是过了灯节,对平常日子转觉有一种新意。只说银河是泪水,原来银河轻浅却是形容喜悦。


  四



  基督说:“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如今亦即如此把人们来分属,张爱玲却教了我没有禁忌。天下人不死于殉恶,而死殉善,怎样善的东西若是带上巫厣禁忌,它便不好了。
  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欢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定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的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她一人住在外面,她有一个弟弟偶来看她,她亦一概无情。这与我的做人大反对。但中国文明原是人行于五伦五常,并不是人属于五伦五常,而伦常之所在几千年来不被革命掉,是因与二十四孝同时也可以有桃花女与樊梨花。
  民间看戏,爱看与公公斗法的桃花女。也喜欢樊梨花,樊梨花弑夫弑父,但大唐世界还是要她这样美貌有本领的人。还有哪吒,哪吒是个小小孩童,翻江倒海闯了大祸,他父亲怕连累,挟生身之恩要责罚他,哪吒一怒,刳肉还母,剔骨还父,后来是观世音菩萨用荷叶与藕做成他的肢体。张爱玲便亦是这样的莲花身。
  爱玲是她的人新,像穿的新衣服对于不洁特别触目,有一点点雾数或秽亵她即刻就觉得。聊斋里的香玉,那男人对着绛雪道:“香玉吾爱妻,绛雪吾腻友也。”爱玲很不喜。又我与爱玲闲话所识的几个文化人,爱玲一照眼就看出那人又不干净,又不聪明。我每听她说,不禁将人比己,多少要心惊,但亦无从检点起。
  我称赞爱玲的房间,她却说这还是她母亲出国前布置的,若她自己来布置,她爱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不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她看金瓶梅,宋惠莲的衣群她都留心到,我问她看到秽亵的地方是否觉得刺激,她却竟没有。她爱看小报,许多恶浊装腔的句子她一边笑骂,一边还是看;亦有妙语,小报上的妙语往往亦是可怜语,一点不得爱玲的同情,但她转述给我听时,她亦是这样的开心好笑。无论她在看什么,她仍只是她自己,不致与书中人同哀乐,清洁到好象不染红尘。
  连对于好的东西,爱玲亦不沾身。她写的文章,许多新派女子读了,刻意想要学她笔下的人物都及不得,但爱玲自己其实并不喜爱这样的人物。爱玲可以与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李瓶儿也知心,但是绝不同情她们,与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薛宝钗凤姐晴雯袭人,乃至赵姨娘等亦知心,但是绝不想要拿她们中的谁来比自己。她对书中的或现时的男人亦如此。她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
  我自己以为能平视王侯,但仍有太多的感激,爱玲则一次亦没有这样,即使对方是日神,她亦能在小地方把他看得清清楚楚。常人之情,连我在内,往往姑息君子,不姑息小人,对东西亦如此,可是从来的悲剧都由好人作成,而许多好东西亦只见其纷纷的毁灭,因为那样的好原来有限,是带疾的,其实不可原谅的还是不应当原谅。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
  爱玲好象小孩,所以她不喜小孩,小狗小猫她都不近,连对小天使她亦没有好感。一次她搬印书的白报纸回来,到了公寓门口要付车夫小账,她觉得非常可耻又害怕,宁可多些,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赶忙逃上楼来,连不敢看那车夫的脸。中国民间又说小孩的眼睛最净,睡梦里会微笑,是菩萨在教他,而有时无端惊恐,则是他见了不祥不洁了。张爱玲一点亦不研究时事,但她和我说日本的流行歌非常悲哀,这话便是说日本将亡,当时我连不敢告诉池田,他若知道,应当大惊痛哭。


  五



  张爱玲喜闻气味,油漆与汽油的气味她亦喜欢闻闻。她喝浓茶,吃油腻熟烂之物。她极少买东西,饭菜上头却不吝刻,又每天必吃点心,她调养自己象只红嘴绿莺哥。有余钱她买衣料与胭脂花粉。她还是小女孩时就有一篇文字在报上登了出来,得到五元,大人们说这是第一次稿费,应当买本字典做纪念,她却马上拿这钱去买了口红。
  她母亲是清末黄军门的小姐,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从小要训练爱玲做个淑女,到底灰了心。她母亲教她如何巧笑,爱玲却不笑则已,一笑则张开嘴大笑,又或单是喜孜孜的笑容,连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点傻里傻气。爱玲向我如此形容她自己,她对于这种无可奈何的事只觉得非常开心。又道:“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磕破皮肤便是瘀青,我就用红药水擦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她说时又觉得非常开心。
  爱玲给我看小时她母亲从埃及带给她的两串玻璃大珠子,一串蓝色,一串紫虹色,我当即觉得自己是男孩子,看不起这种女孩子的东西。她还给我看她小时的作文。她十四岁即写有一部“摩登红楼梦”,订成上下两册的手稿本,开头是秦钟与智能儿坐火车私奔杭州,自由恋爱结了婚,但是经济困难,又气又伤心,而后来是贾母带了宝玉及众姊妹来西湖看水上运动会,吃冰淇淋。我初看时一惊,怎么可以这样煞风景,但是她写得来真有理性的清洁。
  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她决不迎合你,你要迎合她更休想。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象佛经里说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她的人即是这样的神光离合。偶有文化人来到她这里勉强坐得一回,只觉对她不可逼视,不可久留。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
  她但凡做什么,都好象在承当一件大事,看她走路时的神情就非同小可,她是连拈一枚针,或开一个罐头,也一脸理直气壮的正经。众人惯做的事,虽心不在焉亦可以做得妥当的,在她都十分吃力,且又不肯有一点迁就。但她也居然接洽写稿的两不吃亏,用钱亦预算排得好好的。她处理事情有她的条理,亦且不受欺侮。一次路遇瘪三抢她的手提包,争夺了好一回没有被夺去,又一次瘪三抢她手里的小馒头,一半落地,一半她仍拿了回来。
  我在人情上银钱上,总是人欠欠人,爱玲却是两讫,凡是象刀截的分明,总不拖泥带水。她与她姑姑分房同居,两人锱铢必较。她却也自己知道,还好意思对我说:“我姑姑说我财迷。”说着笑起来,很开心。她与炎樱难得一同上街去咖啡店吃点心,亦必先言明谁付账。炎樱是个印度女子,非常俏皮,她有本领说得那咖啡店主犹太人亦软了心肠,少算她的钱,爱玲向我说起又很开心。
  爱玲的一钱如命,使我想起小时正月初一用红头绳编起一串压岁钱,都是康熙道光的白亮铜钱,亦有这种喜悦。我笑爱玲:“有的父亲给子女学费,诉苦说我的钱个个有血的,又或说是血汗。”爱玲听了很无奈,笑道:“我的钱血倒没有,是汗血的钱只使人心里难受,也就不这般可喜了。”
  爱玲每用钱,都有一种理直气壮,是慷慨节俭,皆不夹丝毫夸张。一次说起一个朋友家,她道,那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其气不扬,没有喜意,我看过之后,只觉宁可不要富贵了。又爱玲住的公寓,邻房是个德国人,悭吝的叫人连不好笑,爱玲道:“西洋人都是悭吝的,他们虽会投资建设大工程,又肯出钱办慈善事业,到底亦不懂得有一种德性叫慷慨。”


  六



  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常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她文章里惯会描画恻恻轻怨,脉脉情思,静静泪痕,她本人却宁象晴天落白雨。
  她道:“你说没有离愁,我想我也是的,可是上回你去南京,我竟要感伤了。”但她到底也不是个会缠绵悱恻的人。还有一次她来信说:"我想过,你将来就只是我这里来来去去亦可以。"她是想到婚姻上头,不知如何是好,但也就不再去多想了。
  前此我问爱玲向来对结婚的想法,她说她没有怎样去想象这个。她且亦不想会与何人恋爱,连追求她的人好象亦没有过,若有,大约她亦不喜。总之现在尚早,等到要结婚的时候就结婚,亦不挑三挑四。有志气的男人对于结婚不结婚都可以慷慨,而她是女子,却亦能如此。
  但她想不到会遇见我。我已有妻室,她并不在意。再或我有许多女友,乃至挟妓游玩,她亦不会吃醋。她倒是愿意世上的女子都喜欢我。而她与我是即使不常在一起,相隔亦只如我一人在房里,而她则去厨下取茶。我们两人在的地方,他人只有一半到得去的,还有一半到不去的。
  我与爱玲亦只是男女相悦,子夜歌里称“欢”,实在比称爱人好。两人坐在房里说话,她会只顾孜孜的看我,不胜之喜,说道:“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后来我亡命雁宕山时读到古人有一句话:“君子如响”,不觉的笑了。她如此兀自欢喜得诧异起来,会只管问:“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还必定要我回答,倒弄得我很僵。一次听爱玲说旧小说里有“欲仙欲死”的句子,我一惊,连声赞道好句子,问她出在哪一部旧小说,她亦奇怪,说:“这是常见的呀。”其实却是她每每欢喜得欲仙欲死,糊涂到竟以为早有这样的现成语。
  可是天下人要象我这样喜欢她,我亦没有见过。谁曾与张爱玲晤面说话,我都当他是件大事,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论足也无。她的文章人人爱,好象看灯市,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能起劲。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可是只有我惊动,要闻鸡起舞。
  七月间日本宇恒君来上海,我说起张爱玲,他想要识面,我即答不可以招致,往见亦还要先问过她;熊剑东几次说宴请张爱玲,要我陪同去见她,我都给她谢绝了。我惟介绍了池田,每次他与爱玲见面,我在一道,都如承大事。池田说,他当炎樱是他的妹妹,当张小姐是他的姊姊,比他更是大人。张爱玲也说池田好但是我看池田并没有从她受到什么影响。
  我与爱玲只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几乎不可以是儿女思情。我们两人都少曾想到要结婚。但英娣竟与我离异,我们才亦结婚了。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我撰,旁写炎樱为媒证。
  我们虽结了婚,亦仍象是没有结过婚。我不肯使她的生活有一点因我之故而改变。两人怎样亦做不象夫妻的样子,却依然一个是金童,一个是玉女。


  七



  世人多知恶的东西往往有大威力,如云恶煞,会惊得人分开顶门骨,轰去魂魄,不知好的东西亦可以有大威力,它使人直见性命,亦有这样的惊。佛经里描写如来现相,世界起六种十八相震动,竟象是热核炸弹投下的震动。但恶煞的威是威吓、惊是惊怖,使人渺小,好的东西则威如祥麟威凤的威,惊是惊喜,使人飞扬。惟有好的东西亦发挥了大威力,才能使恶煞的大威力亦化凶为吉。但西洋人惟发现了神,他们的人依然是燔祭的牺牲,不及中国人的可以直见性命,谁挡在面前,虽释迦亦可以一棒打杀,如汉高祖的斩蛇开径。
  我小时看花是花,看水是水,见了檐头的月亮有思无念,人与物皆清洁到情义亦是理性。大起来受西洋精神对中国文明的冲击,因我坚起心思,想要学好向上,听信理论,且造作感情以求与之相合,反为弄得一身玻红楼梦里贾宝玉病重,和尚来说会医,袭人等把他身上带的通灵宝石解下来递出去,那和尚接在手里只见玉色暗漠昏浊,不觉长叹一声道,青梗峰下,别来十五年矣,竟如此为贪嗔爱痴所困,你那本性光明何在也!我读到这一节,回味过来,真要掩泣。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现代中国与西洋可以只是一个海宴河清。西游记里唐僧取经,到得雷音了,渡河上船时稍公把他一推,险些人掉下水去,定性看时,上游头淌下一个尸身来,他吃惊道,如何佛地也有死人,行者答师父,那是你的业身,恭喜解脱了。我在爱玲这里亦有看见自己的尸身的惊。我若没有她,后来亦写不成《山河岁月》。
  我们两人在房里,好象“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我与她是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到得如同数学,它就只是这样的,不着理论逻辑,她的惊绝四海,便象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象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前人说夫妇如调琴瑟,我是从爱玲才得调弦正柱。
  前时我在香港,买了贝多芬的唱片段一听不喜,但贝多芬称为乐圣,必是我不行,我就天天刻苦开来听,努力要使自己懂得它为止。及知爱玲是九岁起学钢琴学到十五岁,我正待得意,不料她却说不喜钢琴,这一言就使我爽然若失。又我自中学读书以来,即不屑京戏绍兴戏流行歌等,亦是经爱玲指点,我才晓得它的好,而且我原来是喜欢它的。《大学》里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我是现在才有了自己。
  爱玲把现代西洋文学读得最多,两人在房里,她每每讲给我听,好象“十八只抽屉”,志贞尼姑搬出吃食请情郎。她讲给我听萧伯纳、赫克斯莱、桑茂忒芒,及劳伦斯的作品。她每讲完之后,总说“可是他们的好处到底有限制,”好象尘渎了我倾听似的。她一点也不觉得我的英文不好有何不足,反而是她多对我小心抱歉。可是对西洋的古典作品她没有兴致,莎士比亚、歌德、嚣俄(或为苏俄?——桑妮注)她亦不爱。西洋凡隆重的东西,象他们的壁画、交响曲、革命或世界大战,都使人觉得吃力,其实并不好。爱玲宁是只喜现代平民精神的一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读了感动的地方她全不感动,她反是在没有故事的地方看出有几节描写得好。她不会被哄了去陪人歌哭,因为她的感情清到即是理性。连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我从来不见爱玲买书,她房里亦不堆书。我拿了诗经、乐府诗、李义山诗来,她看过即刻归还。我从池田处借来日本的板画、浮世绘,及赛尚的画册,她看了喜欢,池田说那么给她吧,她却不要。她在文章里描写的几块衣料,我问她,她只在店里看了没有买得,我觉可惜,她却一点亦不觉得有遗憾。爱玲是象陌上桑里的秦罗敷,羽林郎里的胡姬,不论对方怎样的动人,她亦只是好意,而不用情
  她对我这样百依百顺,亦不因我的缘故改变她的主意。我时常发过一阵议论,随又想想不对,与她说:“照你自己的样子就好,请不要受我的影响。”她笑道:“你放心,我不依的还是不依,虽然不依,但我还是爱听。”她这个人人呀,真真的象天道无亲。
  一个人诚了意未必即能聪明,却是“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要聪明了然后能意诚,知尚在意之先。且不能以致知去格物,而是格物尚在致知之先。格物完全是一种天机。爱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终难及。爱玲的聪明真象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以为中国古书上头我可以向她逞能,焉知亦是她强。两人并坐同看一本书,那书里的句子便象街上的行人只和她打招呼,但我真高兴我是与她在一起。读诗经,我当她未必喜欢大雅,不想诗经亦是服她的,有一篇只念了开头两句:“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爱玲一惊,说:“啊!真真的是大旱年岁。”又古诗十九首念到:“燕赵有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她诧异道:“真是贞洁,那是妓女呀!”又同看子夜歌:“欢从何处来,端然有忧色。”她叹息道:“这端然真好,而她亦真是爱他!”我才知我平常看东西以为懂了,其实竟未懂得。
  爱玲不看理论的书,连不喜历史。但我还是看了她的一篇写衣裳的散文,才与民国初年以来的许多大事觑面相见相知,而她这篇文章亦写衣裳只是写衣裳,全不用环境时代来说明。爱玲是凡她的知识即是与世人万物的照胆照心。


  八



  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好象“花来衫里,影落池中”。一日清晨,我与她步行同去美丽园,大西路上树影车声,商店行人,爱玲心里喜悦,与我说:“现代的东西纵有千般不是,它到底是我们的,与我们亲。”
  爱玲的母亲还在南洋,姑姑已先从欧州回来,在怡和洋行做事,一日她说起柏林战时不知破坏得如何了,因就讲论柏林的街道,我问爱玲,爱玲答:“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所以我政治上诸般作为,亦终不想要移动她。
  我与爱玲同看日本的板画、浮世绘、朝鲜的瓷器,及古印度的壁画集,我都伺候看她的脸色,听她说那一幅好,即使只是片言只语的指点,我才也能懂得它果然是非常好的。还有爱玲文章里描写民间小调里的鼓楼打更,都有一统江山的安定,我才亦对这些东西另眼相看。可是随即我跟爱玲去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清冷冷的洋式食品店里看看牛肉鸡蛋之类,只觉与我刚才所懂得的中国文明全不调和,而在她则只觉非常亲切,她的新就是新得这样刺激的。
  我与她同看西洋画册子,拉斐尔与达文西的作品,她只一页一页的翻翻过,翻到米开朗基罗雕刻的人象“黎明”,她停了细看一回,她道:“这很大气,是未完工的。”塞尚的画却有好几幅她给我讲说,画里人物的那种小奸小坏使她笑起来。爱玲自己便是爱描写民国世界小奸小坏的市民,她的《倾城之恋》里的男女,漂亮机警,惯会风里言、风里语,做张做致,再带几分玩世不恭,益发幻美轻巧了,背后可是有着对人生的坚执,也竟如火如荼,惟象白日里的火山,不见焰,只见是灰白的烟雾。他们想要奇特,结局只平淡的成了家室,但是也有着对于人生的真实的如泣如诉。
  现代大都市里的小市民不知如何总是委屈的,他们的小奸小坏,小小的得意,何时都会遇着大的悲惨决裂。现代的东西何时都会使人忽然觉得它不对,不对到可怕的程度,连眼前那样分明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干涉。爱玲与我说:“西洋人有一种阻隔,象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带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又一次她告诉我:“午后公寓里有两个外国男孩搭电梯,到得那一层楼上,楼上惟见太阳荒荒,只听得一个说再会。真是可怕!”
  扫帚星的尾巴有毒,扫着地球,地球上就要动刀兵或是发生大瘟疫,但不致因此毁灭,如今民国世界便象这样,亦不过是被西洋的尾巴扫着罢了,所以爱玲还是从赫克斯莱的影响走了出来。
  中国文明就是能直见性命,所以无隔。我与爱玲两人并坐着看诗经,这里也是“既见君子”,那里也是“邂逅相见”,她很高兴,说:“怎么这样容易就见着了!”而虞信的赋里更有:树里闻歌,枝中见舞,恰对妆台,诸窗并开,遥看已识,试唤便来。
  爱玲与阳台外的全上海即是这样的相望相识,叫一声都会来到房里似的。西洋人与现世无缘,他们的最高境界倒是见着了神,而中国人则“见神如鬼”是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人说天意,说天机,故又爱玲在人世是诸天游戏,正经亦是她,调皮亦是她。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中国人有远比西洋人的幽默更好的滑稽。汉乐府有个流荡在他县的人,逆旅主妇给他洗补衣裳,“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我与爱玲念到这里,她就笑起来道:“是上海话眼睛描发描发。”再看底下时却是:“语卿且勿眄”,她诧异道:“啊!这样困苦还能滑稽,怎么能够!”两人把它来读完:“语卿且勿眄,水落石头见,石见何磊磊,远行不如归。”这么一句竟是对困苦亦能生气撒娇。这种滑稽是非常阳气的糊涂。
  爱玲自己,便亦调皮得叫人把她无奈。报上杂志上凡有批评她的文章的,她都剪存,还有人冒昧写信来崇拜她,她亦收存,虽然她也不听,也不答,也不作参考。我是人家赞扬我不得当,只觉不舒服,责难我不得当,亦只得咄的一声,“无聊”,但他若是诚恳的,我虽不睬他,亦多少珍重他的这份心意。爱玲却不然。她笑道:“我是但凡人家说我好,说得不对我亦高兴。”劝告她责难她得不对,则她也许生气,但亦往往只是诧异。他们说好说坏没有说着了她,倒反给她如此分明的看见了他们本人。她每与姑姑与炎樱,或与我说起,便笑骂,只觉又是无奈,又是开心好玩。是这样的形相,即不论他们当中虽有心意诚恳的,她亦
  一概不同情。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与《大学》的把格物致知放在诚其意之先,正好偶合。
  又我与她正在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要说明一件事,她却会即刻想到一句文艺腔,脱口而出,注曰,这是时人的确两人都笑起来,她这人就有这样坏。连她身为女子,亦会揶揄可笑的形容她自己。苏州灵岩寺客堂挂有印光法师写的字,是“极乐世界,无有女人,女人到此,化童男身。”苏青去游,见了很气,爱玲却丝毫没有反感。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中华民国到底可以从时代的巫厣走了出来。爱玲是吉人,毁灭轮不到她,终不会遭灾落难。
  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上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辉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我与她说时局不好,来日大难,她听了很震动。汉乐府有“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喜欢”,她道:“这口燥唇干好象是你对他们说了又说,他们总还不懂,叫我真是心疼你。”又道:“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象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缝好,放在衣厢里藏藏好。”不但是为相守,亦是为疼惜不已。随即她进房里给我倒茶,她拿茶出来走到门边,我迎上去接茶,她腰身一侧,喜气洋洋的看着我的脸,眼睛里都是笑。我说:“啊,你这一下姿势真是艳!”她道:“你是人家有好处容易得你感激,但难得你满足。”她在我身旁等我吃完茶,又收杯进去,看她心里还是喜之不尽,此则真是“今日相乐,皆当喜欢”了,虽然她刚才并没有留心到这两句。

  九



  一日午后好天气,两人同去附近马路上走走。爱玲穿一件桃红单旗袍,我说好看,她道:“桃红的颜色闻得见香气。”还有我爱看她穿那双绣花鞋子,是她去静安寺庙会买得的,鞋头连鞋邦绣有龙凤,穿在她脚上,线条非常柔和。她知我喜欢,我每从南京回来,在房里她总穿这双鞋。
  有时晚饭后灯下两人好玩,挨得很近,脸对脸看着。她的脸好象一朵开得满满的花,又好象一轮圆得满满的月亮。爱玲做不来微笑,要就是这样无保留的开心,眼睛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当然亦满心里欢喜,但因为她是这样美的,我就变得只是正经起来。我抚她的脸,说道:“你的脸好大,象平原缅邈,山河浩荡。”她笑起来道:“象平原是大而平坦,这样的脸好不怕人。”她因说水浒里有写宋江见玄女,我水浒看过无数遍,惟有这种地方偏记不得,央她念了,却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八个字,我一听当下呆住,竟离开了刚才说话的主题,却要到翌日,我才与她说:“你就是正大仙容。”但上句我未听在心里,央她又念了一遍。
  还有一次也是,我想要形容爱玲行坐走路,总口齿艰涩,她就代我说了,她道:“金瓶梅里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时淹然百媚。”我觉得淹然两字真是好,要爱玲说来听听,爱玲道:“有人虽遇见怎样好的东西亦水滴不入,有人却象丝棉蘸着了胭脂,即刻渗开得一踏糊涂。”又问我们两人在一淘时呢?她道:“你象一只小鹿在溪里吃水。”
  我问爱玲,她答说还没有过何种感觉或意态形致,是她所不能描写的,惟要存在心里过一过,总可以说得明白。她是使万物自语,恰如将军的战马识得吉凶,还有宝刀亦中夜会得自己鸣跃。我说苏青的脸美,爱玲道:“苏青的美是一个俊字,有人说她世俗,其实她俊俏,她的世俗也好,她的脸好象喜事人家新蒸的雪白馒头,上面点有胭脂。”
  爱玲与炎樱要好,炎樱这个名字是爱玲给她取的,她的本名是FATIMA。她象敦煌壁画里的天女,古印度的天女是被同时代西方的巴比仑与埃及所照亮,炎樱亦这样,是生于现代西洋的,但仍是印度女子,且住在中国的上海。她比爱玲淘气。她只会说几句中国话,但对她所识的三五个中国字非常有兴趣,建议要与爱玲两人制新衣装,面前各写一句联语,走到街上,忽然两人会合在一起,忽然上下联成了对。
  爱玲每赞炎樱生得美,很大气,知道我也喜欢她,爱玲很高兴。炎樱每来,活动不停,三人在房里,我只觉笨拙,不但是我英文不行之故,即使她是讲上海话的,恐怕我亦应接不及。她又喜理论,但她滔滔说了许多,结果只象一阵风来去得无影无踪。有时爱玲要我评评,我就试与炎樱辨答。我说,但是事实如此,她道“真可怕!”我说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她道“怎么可以这样愚蠢!”都只是小女孩的责怪,我的逻辑只好完全失败,而且甘愿认输。我忽然想起古乐府“欢作沉水香,侬作博山炉”,却又不切合眼前的光景,但与炎樱说话,的确好象闻得见香气。
  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队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应酬场面上,只一次同去过邵洵美家里。又当初有一晚上,我去苏青家里,恰值爱玲也来到。她喜欢也在众人面前看着我,但是她又妒忌,会觉得她自己很委屈。她惟常到炎樱家里,虽与我一道她亦很自然。我美丽园家里她亦来过几次,但只住过一晚。平时她惟与姑姑朝夕相见说话,有什么事商量商量。
  她文章里有写姑姑说,从前家里养叫蝈蝈,剥青豆伺它,她正听姑姑说下去,却没有了。如今手头没有爱玲写的书,不大记得,但心里尚留着一种好,那是什么意义或情调都还未有的好,如前人写琴,“再鼓听愈淡”,人世只是历然都在,什么扰乱亦没有。


  十



  张佩纶当年为御史,攻击李鸿章议和,力主与法军战,朝廷命他督师,兵败基隆,贬窜热河七年。罚满释归京师,听候起复,例须谒李鸿章,意外得到李鸿章的小姐赐以颜色,忧患感激,遂成婚配。但李鸿章因翁婿避嫌,倒反不好保奏了,夫妻遂居南京。同辈张之洞是两湖总督,吴大徵是江苏巡抚,盛宣怀是邮传部大臣,他们或经过南京晤见,故人樽酒平生,张佩纶曾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爱玲说祖父好,姑姑却不喜,姑姑的漂亮是祖母的,她说祖父相貌不配。
  张家在南京的老宅,我专为去踏看过,一边是洋房,做过立法院,已遭兵燹(音XIAN,三声),正宅则是旧式建筑,完全成了瓦砾之场,废池颓垣,惟剩月洞门与柱础阶砌,尚可想见当年花厅亭榭之迹。我告诉爱玲,爱玲却没有怀古之思。她给我看祖母的一只镯子,还有李鸿章出使西洋得来的小玩意金蝉金象,当年他给女儿的,这些东西,连同祖母为女儿时的照片,在爱玲这里就都解脱了兴亡沧桑。
  爱玲喜在房门外悄悄窥看我在房里。她写道:“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她是把古人亦当他们是今天的人。非烟传里的那女子,与人私通,被拷打至死,惟云“生得相亲,死亦无恨”,遂不复言,爱玲说道,当然是这样的,而且只可以是这样的。因为爱玲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柔艳刚强的女子。她又说会真记里崔莺莺写给张生的信好非常委屈,却又这样亮烈,而张生竟还去郑家看她,她当然不见。
  好句是使人直见性命。白居易长恨歌有“宛转蛾眉马前死”,爱玲叹息道,这怎么可能!这样委屈,但是心甘情愿,为了他,如同为一代江山,而亦真是这样的。
  爱玲与我说赵飞燕,汉成帝说飞燕是“谦畏礼义人也”,她回味这谦畏两字,只觉是无限的喜悦,无限的美,女心真象是丝棉蘸着胭脂,都渗开化开了,柔艳到如此,但又只是礼义的清嘉。爱玲又说赵飞燕与宫女踏歌“赤凤来”,一阵风起,她的人想要飞去,忽然觉得非常悲哀。后来我重翻飞燕外传,原文却并没有写得这样好,爱玲是她自己有这样一种欲仙欲死,她的人还比倚新妆的飞燕更美。
  爱玲真是锦心绣口。房里两人排排坐在沙发上,从姓胡姓张说起,她道:“姓崔好,我母亲姓黄亦好,红楼梦有黄金莺,非常好的名字,而且是写的她与藕官在河边柳荫下编花蓝儿,就更见这个名字好了。”她说姓胡更好,我问姓张呢?她道:“张字没有颜色气味,亦还不算坏。牛僧孺有给刘禹锡的诗,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姓了牛,名字又叫僧孺,真要命。”我说胡姓来从陇西,称安定胡,我的上代也许是羌,羌与羯氐鲜卑等是五胡。爱玲道:“羌好。羯很恶,面孔黑黑的。氐有股气味。鲜卑是黄胡须。羌字象只小山羊走路,头上两只角。”
  她只管看着我,不胜之喜,用手指着我的眉毛,说:“你的眉毛。”抚到眼睛,说:“你的眼睛。”抚到嘴上,说:“你的嘴。你嘴角这里的涡我喜欢。”她叫我“兰成”,我当时竟不知如何答应。我总不当面叫她名字,与人说是张爱玲,她今要我叫来听听,我十分无奈,只叫得一声“爱玲”,登时很狼狈,她也听了诧异,道:“啊?”对人如对花,虽日日相见,亦竟是新相知,荷花娇欲语,你不禁想要叫她,但若是真叫了出来,又怕要惊动三世十方。
  房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象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但是我们又很俗气。爱玲的书销路很多,稿费比别人高,不靠我养她,我只给过她一点钱,她去做了一件皮袄,式样是她自出新裁,做得来很宽大,她心里欢喜,因为世人都是丈夫给妻子钱用,她也要。又两人去看崔承禧的舞,回来时下雨,从戏院门口讨得一辆黄包车,雨蓬放下,她坐在我身上,可是她生得这样长大,且穿的雨衣,我抱着她只觉得诸般不宜,但真是难忘的实感。
  且我们所处的时局亦是这样实感的,有朝一日,夫妻亦要大限来时各自飞。但我说:“我必定逃得过,惟头两年里要改姓换名,将来与你虽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爱玲还与我说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这又是我起先看过了亦没有留心的,诗曰: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原隔座看。
  其后我亲见日本战败,总要想起这两句。见星沉海底虽惊痛。中华民国还要有新的好日子要来,如虹气飞雨扫过河原,那里是汉民族的出身地。
[這篇「民國女子」只是《今生今世》的一篇,只占原書的七分之一,且是刪節過的,並非全貌.]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54:49 | 显示全部楼层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述评


灵真

  随着张爱玲1952年出走香港,1956年移居美国,大陆的评论家忽视了她,大陆的新一代读者不知道她。然而在台湾、海外,张爱玲一直受着读者的青睐和研究者的推崇。80年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文化交流的加强,大陆也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张爱玲热”,众多出版社争相推出她的作品,研究文章也越来越多,关于她的传记也有了四部。
  本文是对整整半个世纪的海内外张爱玲研究情况的综述,其目的是为研究界提供一个简明的研究资料,并尝试性地探讨如何深化对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40年代 上海



  张爱玲的名字与她最初发表的作品一同被读者注意,一同为文坛重视。她是上海某些杂志的座上客,《传奇》一出版,即有活跃文人参加的“《传奇》集评茶会”。第一篇正式评论张爱玲创作成就的论文作者,是著名的翻译家傅雷。他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①]。以翻译著称的傅雷,评论文字似不多见,但他以纯正的审美品味和艺术眼光,发现了张爱玲的独特价值。
  傅雷开宗明义地指出,在时代的重压之下,张爱玲的出现,似乎是个奇迹,人们被怔住了。他所做的工作,正是要说明这个奇迹之“奇”和何以会发生。紧接着,傅雷从技巧与主义的角度,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了一番检讨。他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不少笔墨的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悉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件象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从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这一现代基本艺术的观念出发,他批评了新文学中长期存在的忽视技巧的倾向,以及仅从文学的外部因素这一单一角度评判作品的缺陷。傅雷立意的起点颇高,且具有针对性,还涉及到对新文学的整体评价问题。或许,触动他写作此文的思绪的,正是他对某些作家忽视技巧的流弊的反感和对张爱玲惊人才华的欣赏。
  傅雷认为,文学不仅要反映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更应关注人的内部状态——情欲。由此他正确评价了张爱玲创作的得失。
  他充分肯定了《金锁记》,认为“它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情欲(passion)的作用,很少象在这件作品里那么重要。”在对七巧性格的主客观因素作了分析之后,指出了作品的三个基本特色。第一是心理分析的精妙。“她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一片。”第二是省略法(racconrci)的运用。第三是风格特点,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新旧文字的揉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已是恰到好处,仿佛这利落痛快的文章是天造地设的一般……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象在这篇里那样地尽快妙用。”
  论文对《金锁记》评价极高:“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猎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范。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此外,论者对《倾城之恋》中华彩胜过骨干,对《连环套》的内容较贫弱、过分注重情节而有损人物形象的弱点进行了批评。
  最后,文章认为张爱玲对目前创作的缺陷,作了一定程度的弥补。傅雷之看好张爱玲,也正因她这难能可贵的弥补上。套用傅雷评《金锁记》的话评这篇作家论,我们可以这样说,毫无疑问,这一文章是40年代张爱玲研究的最中肯之作,至少也该列为中国现代批评史上精彩篇章之一。
  与傅先生的文章相映成趣的是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②]他将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与这两位40年代的女红人作了这样的比较:“我们读了以前的冯沅君、谢冰莹、黄白微诸家的作品再来读这两位的,便生出了后来何以不能居上的疑问。因为前者都是向着全面的压抑作反抗,后者仅仅是为了争取属于人性的一部分——情欲——的自由;前者是社会大众的呼声,后者只喊出了就在个人也仅是偏方面的苦闷。”谭先生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不过,该文对张爱玲的技巧赞誉有加,他说:“张爱玲在技巧上始终下着极深的功夫。”
  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初版不到五日即已售罄,《杂志》社趁热打铁,请沪上文坛的一些作家评论家出席“《传奇》集评茶会”。[③]会上,虽是即兴式发言,但也有一些有价值的看法。袁昌硕教授盛赞张的写人技巧,称小说中人物呼之欲出;苏青以“吞读”表达对张的喜爱与感服;谭惟翰指出张女士小说具有用词新鲜、色彩浓厚、比喻巧妙三个特点;吴江枫又补充了两点,一是制造氛围的手腕高,二是“凉”字用得多,读来有一种忧郁感;班公视张为一位从西洋来的旅客,观察并描绘着她喜爱的中国。而“她的笔法在模仿着《红楼梦》或者《金瓶梅》”。这里已初步涉及到中外文学对作家的影响问题。他还谈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他说:“她的小说是一种新的尝试,可是我认为她的散文,她的文体,在中国的文学演进史上,是有她一定的地位的。”
  这些随意的发言,虽不够深入,但已涉及到张的文体特点,文学渊源和地位问题,可以看出当时文坛对张是格外注目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一篇题为《评张爱玲》的文章,它的作者是与小说家共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胡兰成。[④]此文对其作品的分析很空泛,但却是第一个将张爱玲与鲁迅相提并论的。他说:
  “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和鲁迅不同的地方是,鲁迅经过几十年来的几次革命,和反动,他的寻求是战场上的受伤的斗士的凄厉的呼唤,张爱玲则是一株新生的苗。……鲁迅是尖锐地面对着政治的,所以讽刺、谴责。张爱玲不这样,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而安稳的人生。”
  唐文标将这段比较称为胡乱的吹捧,[⑤]似有言过其实之嫌,但胡的表述确有未说到点子上之弊。我认为,鲁迅与张爱玲有两点共通之处,一是皆十分注重对国民性弱点的挖掘。张非常佩服鲁迅对国人性格中的阴暗面和劣根性的揭露,她自己亦是描绘人性弱点的圣手。如果说鲁迅侧重对国民性的传统文化之根的探索,那么张爱玲更多表现的是中外文化在“犯冲”的洋场背景下开出了什么样的奇花野果。其二,这两位作家皆具有极强的文体意识,茅盾说鲁迅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一种新形式,大体是公正的。张爱玲探索过多种文体,最后形成了她自己的风格。
  挖掘人性,探索文体,是优秀作家的成功之路。在这些方面,鲁迅和张爱玲都有出色的贡献。不同之处在于,鲁迅首先是个思想家,他以文学为批判旧文化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具有典型的启蒙主义作家风范。张爱玲却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更带有自由主义作家的气息。因而在人性针砭、文体表现上呈现迥然不同的风貌。
  40年代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评论张爱玲的文字,但其学术价值不太高,恕不赘述。[⑥]张爱玲成名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相持阶段有相持时的相对平静。当时斗争的文学没有了持久的阵地,伪政府的和平文学无人理会,软性的消遣之作泛滥成灾,纯文学的创作几近空白。张爱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一个纯文学作家的身份对上海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坛作了一个漂亮的填空。她的出现,是她的幸运,是文坛的奇迹。各路人马把眼光盯上了她,因此对张爱玲的研究几乎在张刚成名就开始了,而且有着较高的起点,有着良好的开端。



      (二)60—80年代 海外



  50年代,张爱玲奔波于香港、美国、虽有不少创作,但如同她行居未定一样,评论界对她亦未有太多注意。然而,张氏作品本身的魅力依然,价值既存,迟早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196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张爱玲第一次被写进文学史,且占了长达41页(汉译本)的最重要篇幅。
  夏志清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蔓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之流相比,某些地方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秧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夏著对《传奇》评价很高,他准确把握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在于:强烈的历史意识、丰富的想象、对人情风俗的熟练处理、对人物性格的深刻揭发等。他称《金锁记》“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作者还简明探讨了张爱玲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指出:“张爱玲受弗洛伊德影响,又受西洋小说的影响,这是从她心理描写的细腻和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两点上看出来的。可是给她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旧小说。”“她受旧小说影响之最深处,是她对白的圆熟和中国人脾气给她摸透。”但作者在论述《金锁记》时又道:“这篇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文章风格很明显受了中国旧小说的影响。但是中国旧小说可能任意道来,随随便便,不够严谨。《金锁记》的道德意义和心理描写,却极尽深刻之能事。从这点来看,作者还是受西洋小说的影响为多。”两段文字有一些矛盾之处。
  夏志清是第一位较完整评价张爱玲的评论家,且给她极高的文学史地位。在一本书的序中,他还说道:“以‘质’而论,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⑦]
  夏志清的张爱玲研究,尽管有时显得论断多而论证不足、枝蔓杂芜不够严谨,但闪烁着不少真知灼见。他对张氏文学史地位的评价尚未得到普遍赞同,但他激发了人们对这一作家的极大兴趣,台港大陆学者对张爱玲研究的热衷,莫不与夏著有关。
  张爱玲两度在香港生活,前后十余年,香港读者显然十分喜爱这位擅写香港传奇的作家,她的作品多次印行,根据她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早已上映。但更重视张爱玲的是台湾。在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研读方面,台湾学者作了大量的扎实的工作。
  唐文标的资料搜集与研究引人注目。他所编纂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⑧]和《张爱玲卷》[⑨]等书,搜列了与张有关的文字、图片、并编有作品系年,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贵的材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相比之下,他的《张爱玲研究》一书并不如他的资料工作重要。[⑩]这部两百多页的专著,由两篇长论组成。他说:“我认为她代表了上海的文明——也许竟是上海百年租界文明的最后表现。她的小说,表现出几重新旧矛盾的结晶。”“她是这个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唐先生详尽分析作品,为张爱玲笔下的遗老遗少家庭画像、制表、写族谱,很有意义。但他的划分未必精确。《封锁》中的吕宗桢、吴翠远,《桂花蒸的阿小悲秋》中的哥儿达,《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也被他划为遗老遗少系列,显然缺乏根据。
  张爱玲说:“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意。”[①①]唐文标先生引用这句话,并与张的小说相联系,认为二者无多大区别,因而“她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这一看法与其对张爱玲的总评价有矛盾。难道鸳蝶小说也有如唐文曾肯定过的那样重要的文化历史意味吗?把张爱玲与鸳蝶派混为一谈,无疑否定了张爱玲。
  另一较为重要的专著为水晶所作《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其第一篇是作者访问张爱玲经过的实录,提供了在美国生活期间的张爱玲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资料。如张的读书、生活习惯,写作《第一炉香》等小说的经过,对沈从文、鲁迅的看法及张对自己作品的评价等。
  这部论著主要讨论张氏小说的象征与意境,有不少新见。他认为张的心理描写技巧远甚于郁达夫,后者呆板粗糙;他运用神话原型理论解析《倾城之恋》是“祸国殃民的美人”的现代版,似有些牵强;他指出《第一炉香》与亨利·詹姆斯《淑女画像》结构上的相似性,从而说明小说表现了逼良为娼的环境使纯朴少女走向堕落毁灭的过程;他认为五四以来写男性心理最成功的,当属《红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他专门分析过张小说中的镜子意象,等等。这些看法,都是富有启发性的。水晶先生对张的总评价是:粗看象章回小说,但貌合神离,精神技巧近西洋,是属于现代的。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①②]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还有一些论著与资料集,笔者未见其完貌,不敢妄评,特列于文后,聊以备考。[①③]



      (三)80—90年代中叶 大陆



  翻开50年代至80年代初大陆的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或论文,都不会发现张爱玲的名字。历史有时候真像任人打扮的姑娘,但终究会现出不可移易的本源面貌。80年代初,研究界解放思想,大批现代作家或重回文学史家园,或重换了面貌和座位,但很大程度上是让他们回到50年代的棋盘上,更深入的研究发掘须待史家们更新文学史观念。随着研究的深化,随着海外华文文学的开创和发展,张爱玲终于“浮出历史地表”,被史家们请回文学史,并开始在40年代文坛的最偏僻一角给了她一小块地盘。第一个引荐者是谁?现已不易细查。但应该最早提到的一批研究者至少有赵园、颜纯钧、李子云等。而1985年出版的钱理群等四人所撰《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使张爱玲第一次被列入大陆文学史排行榜。[①④]比这本专史更早的是一些研究者的专论。赵园在1983年即有评《传奇》的论文[①⑤]她着重阐发了张的洋场小说的认识意义,并提请研究界注意这位独特作家。几乎与此文同时,颜纯钧亦有专论张氏小说的文章面世。[①⑥]他认为张承继古代传奇志怪和说故事传统,刻划人物方面又吸取了西方小说方式,形象有相当深度,但也有不少脱离时代环境之作。李子云则将张与受其影响的白先勇、施叔青等作家作了一番细致中肯的比较。[①⑦]
  还应特别提到柯灵先生。他的《遥寄张爱玲》在两家颇有影响的杂志上同时刊出,[①⑧]深受读者注意。柯灵以老友身份回忆往事评价人物,肯定其才华,指斥其在政治上的盲视,颇有史料价值。
  如果说40年代的傅雷等人的文章是国内张爱玲研究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80年代初、中期可视为第二阶段的起始探索期。两者相距40年,实在叫人感叹不已。这些文章并无特别的惊人之论,激发兴趣、平面介绍是共同特点,平实地描述了张爱玲其人其文的基本特征。既吸引了研究者和读者的视线,又为此后的研究铺下了几块坚实的砖石。
  大陆读者象发现新大陆一样,发现了这位年过六旬的“新”作家,85年后,她的小说散文迅速地被多家出版社推出并倍受欢迎。而学术界对张爱玲的兴趣,与夏志清小说史中译本的传入关系极大,这是勿庸置疑的。
  从1987年起,张爱玲研究论文明显增多。研究日渐细致深入,范围更加广泛。既有综合探讨其小说艺术之作,亦有单篇分析;既研究其早期(理应是重点),亦注意其出国后的创作;既讨论其小说,亦析介其散文;既评价作品,亦剖析其人的思想并探讨文学史地位。不仅格局基本铺开,而且出现了不同意见。资料整理也渐受重视。这是研究较前深入的标志。
  综合探寻其小说艺术特征的专论较多。胡凌芝指出,《传奇》“开拓了都市文学新局面,使张爱玲独占鳌头。”[①⑨]饶岚子、黄仲年合撰的论文指出张爱玲是专写“她的时代的阴暗的一面”的高手。[②⑩]“王剑丛在比较中得出张爱玲是现代作家中最专注于“恋爱、婚姻”的作家,其婚恋描写与时代关系淡漠,而是指向人性、人性的恶的一面。[②①]刘川鄂则认为《传奇》及张氏同期诸作,不仅是认识40年代洋场社会的窗口,而且是中国封建社会末路人没落历史的见证,是中外文化在租界洋场这一特殊景地上撞碰异化的写照。[②②]表述各有不同,但大都注重从题材入手探讨其独特而深刻的文明与人性的认识价值。而这,也正是张爱玲小说能久经时间考验仍流光溢彩的内蕴所在。
  她的神奇的艺术魅力,也吸引着众多研究者。胡凌芝从象征、意象、心理描写和语言特色方面多方概括,[②③]饶、黄的论文格局与胡近似,但表述较有个性。[②④]尤其对张的小说结构与语言风格的分析清晰细致,认为其结构多变,纵横自如、有完整美和节奏感。其语言则是华糜中有素朴、流丽中见凝重,词旨多寓篇外,耐人寻味。不少学者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现代小说对张的双重影响以及张的创造性转化。有人认为张的题材与宋话本小说中人鬼离合故事、世故邪俗的市井风情类似,具有阴柔美;[②⑤]有人将张爱玲作品与通俗小说比较,评价她“以通俗小说为基面,铸入新的表现技巧,并把西方现代小说的心理刻画,和我国传统小说的意象艺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②⑥]从而把通俗小说提高到新的层次。
  单篇分析中,论《金锁记》最多。其中以朱家宏的文章较为深透。[②⑦]在讨论七巧性格的社会文化因素的同时,着重剖析了七巧变态人格的三个层次:性变态心理、仇恨与嫉妒心理、寡居者的“护犊”心理。前两点以往的研究有所涉及,第三点则是朱文的独到发现。金宏达从《十八春》入手分析了这部长篇在张爱玲创作道路上的独特性,显露了作家思想倾向的变化,也在向通俗小说靠近的同时保留着原有特色。[②⑧]张国桢从“启悟母题”角度分析《茉莉香片》和《第二炉香》,指出张的作品“包藏的是真正现代派作家所关注的人性问题的深刻内涵。”角度新颖,论述富有启发性。[②⑨]
  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把握张爱玲,比起单纯地从作品内容、艺术特征进行分析显得更有立体感。因此,宋家宏《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③⑩]赵顺宏《论张爱玲小说的错位意识》[③①]和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③②]等文是别致可读的,他们都试图解析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位作家的独特人格和文风。宋文从身世环境等方面认定“失落感”是张的基本心态,因而导致了作家精神上的悲观气质,并使作品充满了“荒凉感”、“孤独感”、“自卑感”。赵文将张爱玲小说中的错位表述为人物与时代的错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错位,而这正是与小说家的特殊心理状态分不开的。潘文在现代作家普遍的“离家”与“怀乡”情结的冲突中把握张爱玲“无家可归感”的独异意义,据此概括张氏批判封建性的独特角度以及价值和局限。
  注重张爱玲与海派文学的比较分析,是近年的研究新动向。刘川鄂认为张氏深化了洋场小说的内容,拓展了海派的表现力。”[③③]在这一领域里,如果说鸳鸯蝴蝶派是一片草丛,张爱玲则是一束鲜花;如果说新感觉派是一阵奇风,张爱玲则是一株茂密的大树。”杨义将之称为“海派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夸她具有鲜明的“才子+浪子”的真正艺术家品格。而《金锁记》更是海派小说罕见的杰作。[③④]吴福辉盛赞张对旧家族在大都会的际遇命运的精细表现,认为她的都市最贴近上海的真面目,并深入到现代都市哲理的层面。[③⑤]
  87年至今,大陆学界发表了近百篇张爱玲研究文章,[③⑥]其涉及面之广是此前的海内外研究不能比拟的,我们可将之概括为张爱玲研究第二阶段的全面展开期。值得注意的是92年下半年至95年初,出版界推出了四部张爱玲传。它们的出现,似可看作是这一阶段研究的初步总结期。
  这四部传,是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彬的《张爱玲传》。[③⑦]前三部的写作时间十分接近,作者之间不可能有互相的沟通启发,却在书名上不约而同,抓住张的“奇”与“才”作文章,亦可看出他们对传主的共识。这三部传记各有特点。王传近于电视脚本,顺序勾勒,尤重对某些细节的文学性渲染。较适合“张迷”们了解作家、熟悉身世;于传以描述为主,间有简洁分析。语言小说化,畅顺可读,且资料较王传丰富得多;川传注重从作家之为作家和女性之为女性的角度理解张的文学道路的独特性,注重文本分析,因而更带有评传的色彩。
  然而,严格说来,这三部传记都有应时应急的仓促之感。写作的动机是为满足文坛内外认识了解张爱玲的需要,并力图为其人其文作一个初步的总结。相比之下,晚出两年的《张爱玲传》则显得厚重一些。表现在对传主生平思想吃得较透、分析较细致平实、描绘较完整平稳等方面。不失为一部有份量的作家传记。
  回顾海内外50年的张爱玲研究,可谓坎坷不平、起伏跌宕。有非凡的热闹,也有不正常的沉寂。有海内外的互相隔绝,亦有大陆自身的断层。中国人的学术环境太不纯粹了。张爱玲的生平创作太特别了,天降奇才于张爱玲,必将劳其心智,损其声名,必将折磨读者和学者一番。
  由于张爱玲本身的价值,由于学人们对其价值的发掘,张爱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傅雷奠基于前,夏志清推波助澜于中,唐文标整理阐发于后,加之海内外学人的共同努力,可以说张爱玲研究已初具规模。然而,突破性研究成果并未出现,对张的贡献与地位还未有中肯而公正的评价。
  从研究队伍来说,大陆的老一辈权威学人囿于既定的文学史格局和观念,对张未有足够注意;年轻一代研究者中不少是从爱好者身份起步的,难以肩负正确全面评析张爱玲的重任。加之两岸学者交流较少,信息沟通不够,未能联起手来,共同提高研究水平。
  从资料搜集方面来说,亦有不少空白和缺憾。为何张传的急就章较多?只因在现有的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中,张的材料是最缺乏的。比如张的身世详情,她在上海的独居生活、海外40多年的经历,我们鲜有第一手甚至第二手材料。人们叙述张的生平,所据的“硬件”材料,抄来转去的不过是港台的几本有关书籍。这是十分遗憾又奈何不得的。
  从研究成果而言,论文虽多,但并不丰厚。从整体上没有超出夏志清《中国现代水说史》的水平,不过有所拓展,有所纠正而已。
  从研究本身着眼,我们不仅要扩大研究张爱玲作品的范围,而且要加强比较研究。以前的研究大都限于张氏40年代创作,对她在海外所作相对忽视,这是不利于全面认识张的创作道路和成就的。至于比较研究,包括将张与现代作家和海外作家的比较,亦包括对中外文学如何影响“张爱玲体”形成的具体分析,在这些方面目前还鲜有力作。
  在我看来,张爱玲的特点在于,她具有自觉的作家意识,她是为数不多的“为创作而创作”的现代作家之一,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自由作家。唯其如此,她才能少受其他作家常受到的外部干扰孜孜不倦地经营她的艺术世界;她具有强烈的文体意识,她不带偏见地尝试过鸳蝶派,章回体,“新文艺腔”等多种文体,并逐渐形成她卓然不群雅俗共赏的“张爱玲体”;她具有非凡的转化中外文学传统的能力,中国古代文人小说精华和现代西洋小说神髓在她作品中得到了和谐自然的吸收消化;她具有对人性的精深的洞察和描写能力,她描写人物形象的深度远远超过了一般现代作家。这四个方面,是张爱玲之为张爱玲的独异之处,是她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的丰厚遗产,也应是今后研究的四个重要方面。
  将张爱玲视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将之视为海外华文文学中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已是学界的共识。但到底应给她在文学史上怎样的评价,却是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时间会让张爱玲放出更大的光彩!让我们相信时间,让我们努力缩短这一时间。本文谨为努力者提供一块攀登的砖石。
  注:
  ①1944年4月7日作,刊于《万象》杂志同年5月号。
  ②《风雨谈》月刊,1944年11月号。
  ③《杂志》月刊,1944年9月号。
  ④《杂志》月刊,1944年5月号。
  ⑤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⑥参见唐文标编《张爱玲资料大全集》。
  ⑦大地出版社,1973年初版。
  ⑧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⑨远景丛刊第297种。
  ①①《流言·忘不了的画》。
  ①②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
  ①③唐文标《张爱玲杂碎》(初版在台,香港有印);林伯燕《且说半生缘》,(大林出版社《文学印象》书中);高金之《张爱玲的女性本位》,(幼狮期刊丛书第216种);陈炳良《张爱玲小说论集》,(远景出版社1983年);杨翼《奇女子张爱玲》,(香港奔马出版社1984年);林以亮《昨日今日》,(皇冠出版社1981年);郑树森《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李清泉比较张爱玲与姜贵的“反共小说”,(《幼狮月刊》37卷1期,1971年1月);《(秧歌)中的情与景》,《谈(秧歌)的结构》,(《抛砖集》。三民出版社1970年)。
  ①④上海文艺出版社。
  ①⑤《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3期。
  ①⑥《文学评论丛刊》,1983年。
  ①⑦《同一社会圈子的两代人》,《读书》1986年1期。
  ①⑧《收获》1985年2期,《读书》1985年5期。
  ①⑨ ②③《张爱玲的小说世界》,《抗战文艺研究》1987年1期。
  ②⑩ ②④《张爱玲小说艺术论》,《暨南大学学报》1987年4期。
  ②① ②⑥《雅俗结合的宁馨儿》,《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1期。
  ②② ③③《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张爱玲》,《文学与语言论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⑤阎志宏《美丽而苍凉的花》,《沈阳师院学报》1991年2期。
  ②⑦《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二期。
  ②⑧《论(十八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三期。
  ②⑨《张爱玲启悟小说的人性深层隐秘与人生观照》,《海峡》1987年2期。
  ③⑩《文学评论》1988年1期。
  ③①《华文文学》1990年2期。
  ③②《上海文论》1991年2期。
  ③④《论海派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1年2期。
  ③⑤《海派小说都市主题研究》,《文学评论》1994年1期。
  ③⑥参见阿川《乱世才女张爱玲》之附录二:《近十年来国内张爱玲研究资料索引》。
  ③⑦四部传记分别由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7月、陕西人民出版1993年3月、海南出版社1995年春出版。
      张爱玲的文学年表         孙立川
  一九二○年 九月三十日于上海市出生,原籍河北丰润,本名张yīng@①。
  一九二五年 张yīng@①母亲出洋留学。她亦开始接受私塾教育,并首次读《红楼梦》、《西游记》等。
  一九二七年 尝试写第一篇小说却没有写完。
  一九二八年 捧着《西游记》坐船由天津重返上海。
  一九三○年 学习钢琴、英文,爱好美术。进黄氏小学插班就读,母亲为她改名:张爱玲。
  一九三一年 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校。
  一九三二年 在圣玛利亚女校校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不幸的她》。母亲再度出洋。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五年 在该校年刊《凤藻》上发表散文《迟暮》。并写作《理想中的理想村》、《摩登红楼梦》等文。
  一九三六年 发表《秋雨》。
  一九三七年 在《国光》半月刊上发表小说《牛》、《读书报告三则》、《若馨评》及《霸王别姬》等。中学毕业,母亲由法国返沪。
  一九三九年 夏,考入香港大学文科。
  一九四一年 港大文科二年级两个奖学金为她一人独得。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返上海。曾入圣约翰大学半工半读,辍学后,开始投入文学创作。在英文《二十世纪》杂志上发表《婆媳之间》、《秋歌》等影剧评及《中国人的生活与服装》等文。以《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荣誉奖。
  一九四三年 在上海与红歌星李香兰(山口淑子)会面。五月,在周瘦鹃主持的新创刊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中篇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七月,在《杂志月刊》上发表《茉莉香片》、散文《到底是上海人》;八月,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发表《心经》;九月,在《杂志月刊》上发表《倾城之恋》。在《小天地》月刊发表散文体小说《散戏》;十一月,在《古今》半月刊上刊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在《小天地》月刊发表小说《封锁》、在《万象》月刊发表《琉璃瓦》、在《杂志月刊》刊出《金锁记》;十二月发表了《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上海掀起第一次(张爱玲热)。
  一九四四年 在《万象》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发表《道路以目》、《烬余录》、《年轻的时候》、《花凋》、《谈女人》。《万象》又刊出迅雨(傅雷)的《论张爱玲的小说》,《杂志月刊》发表胡兰成的《评张爱玲》。七月中,张爱玲发表《自己的文章》,回应傅雷的文章。同时,在上海各杂志上发表《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列女传之一》等,由《杂志月刊》社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冬,由中国科学公司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流言》。与胡兰成结婚。
  一九四五年 在《杂志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创世纪》。七月,与李香兰在上海杂志月刊社对谈,自编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
  一九四六年 十一月,山河图书公司出版《传奇》增订本。
  一九四七年 《华丽缘》在上海杂志连载。在《大家》月刊上发表小说《多少恨》。编剧《太太万岁》山桑弧拍成电影面世。发表《(太太万岁)题记》。与胡兰成决裂。
  一九四八年 在上海《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后改写并易名为《半生缘》),小说《金锁记》并改编成电影剧本(未拍)。
  一九五○年 完成《小艾》及《十八春》等中、长篇小说。七月,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
  一九五二年 七月,以继续学业为名申请到香港,入美国新闻处工作。
  一九五四年 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先后在香港出版。英文本另行出版。天风出版社出版《张爱玲短篇小说集》。
  一九五五年 十一月中,离港赴美国纽约。
  一九五六年 二月,获爱德华·麦克道威尔会为期二年的写作基金,在纽约专事创作,著有中篇《小团圆》(未出版)等。邂逅美国著名左翼剧作家赖雅,并在八月与他结婚。
  一九五八年 获申请往美国南加洲亨廷顿·哈特福基金会。在台北《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五四遗事》。
  一九六一年 秋天,经台湾到香港,为电懋影业公司编写剧本《人财两得》、《南北一家亲》等。
  一九六二年 在英文《记者》杂志上发表英文散文《重回前方》。
  一九六六年 在香港《星岛晚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怨女》。
  一九六七年 获邀任美国雷德克里芙驻校作家。丈夫赖雅(1891—1967)逝世。着手英译清代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
  一九六八年 《半生缘》出版,在台北《皇冠》杂志发表《红楼梦未完》。台北皇冠杂志社再版《流言》、《秧歌》、《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等,港、台两地掀起第二次“张爱玲热”。
  一九六九年 任职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停止小说创作,转入学术研究,从事小说考证及翻译工作,译有海明威名著《老人与海》等。
  一九七二年 自加州大学退职。
  一九七三年 定居美国加州洛杉矶,开始过隐居生活。台北《幼狮文艺》先后刊出《连环套》(重刊)、《初评红楼梦》、《卷首玉照及其他》、译作《浪子与善女人》等。台北《文季》季刊重刊《创世纪》。
  一九七四年 在台北《中国时报周刊》发表《谈看书》与《谈看书后记》。
  一九七五年 英译《海上花列传》译完。在《皇冠》杂志上发表《二详红楼梦——甲戍本与庚辰本的年份》。
  一九七六年 《张看》由台北皇冠杂志社出版,《三详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张看自序》在台北《联合报》刊出。
  一九七七年 八月,皇冠出版社出版《红楼梦魇》,内收《五详红楼梦》等七篇论文。
  一九七九年 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色戒》。
  一九八一年 台北皇冠杂志社出版《海上花注译》。
  一九八三年 一月,台北远景出版公司出版唐文标编的《张爱玲卷》。
  一九八四年 六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唐文标主编的《张爱玲资料大全集》。上海《收获》杂志重新发表《金锁记》。
  一九八七年 二月,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半生缘》,台北《联合文学》三月号出版“张爱玲专号”,首次发表电影剧本《小儿女》及《南北喜相逢》等,皇冠出版社出版散文、小说集《馀韵》。
  一九九三年 完成《对照记》一书。大陆四本张爱玲《传记》相继出版。上海掀起第三次“张爱玲热”。台北《联合文学》杂志刊出电影剧本《一曲难忘》。
  一九九四年 皇冠出版社出齐《张爱玲全集》十五册。
  一九九五年 九月八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自寓,终年七十四岁。九月九日,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出版“张爱玲纪念特辑”,发表张爱玲书信一批。
               (原载《明报月刊》1995年10月号)*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英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55:52 | 显示全部楼层
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力与“张派”作家的超越之路
 
作者:  王德威    来源:文学视界

  严格来说,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以后的四十年与其说张爱玲仍在创作,倒不如说她不断地“被”创作:被学院里的评家学者、学院外的作家读者,一再重塑金身。张爱玲“神话”的发扬光大,你我皆有荣焉,1995年才女遽逝,我们怅然若失,也就不难理解了。
  1961年夏志清教授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以专章讨论张爱玲:上海的通俗女作家首度与鲁迅、茅盾等大师平起平坐。夏承续了当年迅雨(傅雷)、胡兰成的眼光,肯定张不世出的才情,也为日后“张学”研究,奠下基石。但张爱玲的成就如果是评者及读者的福气,却要成为创作者的负担。60年代以来一辈辈的台港作家,怕有不少人是在与张爱玲的“搏斗”中,一步一步写出自己的路来。时至90年代,连大陆颇具名气的苏童也曾叹道,他“怕”张爱玲——怕到不敢多读她的东西(1994年苏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谈话)。

  张爱玲到底有什么可怕?是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姿态,还是她凌厉细腻的笔下功夫?是她对照参差,“不彻底”的美学观照,还是她苍凉却华丽的末世视野?在这些“惘惘的威胁”下,年轻的作家在纸上与张爱玲遥相对话(或喊话)。他(她)们的作品,成为见证张爱玲影响的重要文献,但谈“影响”是件吊诡的事。有的作者一心追随大师,却落得东施效颦;有的刻意回避大师,反而越发逼近其人的风格。更有作者懵懂开笔,写来写去,才赫然发觉竟与“祖师奶奶”灵犀一点通。不管是先见或后见之明,“影响的焦虑”还是影响的欢喜,张爱玲的魅力,可见一斑。

  60年代私淑张爱玲而最有成就者,当推白先勇与施叔青。王祯和虽有幸陪同张爱玲游访花莲,在创作脾胃上毕竟另有所好。白先勇与施叔青都以雕琢文字、模拟世情著称。张是写实主义高手,生活中的点滴细节,手到擒来,无不能化腐朽为神奇。但这种对物质世界的依偎爱恋,其实建筑在相当虚无的生命反思上。她追逐人情世路的琐碎细节,因为她知道除此之外,我们别无所恃。“时代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处在历史的夹缝中,能抓住点什么,管它庸俗零碎,总就对付过了下去。
  白先勇的《台北人》写大陆人流亡台湾的众生相,极能照映张爱玲的苍凉史观。无论是写繁华散尽的官场,或一晌贪欢的欢场,白先勇都贯注了无限感喟。重又聚集台北的大陆人,无论如何张致做作,踵事增华,掩饰不了他们的空虚。白笔下的女性是强者。尹雪艳、一把青、金大班这些人鬼魅似的飘荡台北街头,就像张爱玲写的蹦蹦戏的花旦,在世纪末的断瓦残垣里,依然,也夷然地唱着前朝小曲。但风急天高,谁付与闻?

  然而白先勇比张爱玲慈悲得多。看他现身说法的《孽子》,就可感觉出他难于割舍的情怀。写同性恋的冤孽与情孽,白先勇不无自渡渡人的心愿,放在张爱玲的格局里,这就未免显得黏滞;当白先勇切切要为他的孽子们找救赎,张可顾不了她的人物,而这是她气势艳异凌厉的原因。

  倒是施叔青中期以来的作品,抓住了这些特质。施与白无独有偶,都深深浸润于传统文化脉络间,她从不避讳是张爱玲的忠实信徒,实则另有所长。施早期作品如《约伯的后裔》等,已经延伸一手炮制的“女性鬼话”(Female Gothic)。30年代的白薇以《打出幽灵塔》首度将“女性鬼话”和盘托出:被幽闭的女性、家族的诅咒、阴湿古老的厅堂、诡魅的幻影……这些母题,一再烘托女性的恐惧与欲望,诱惑与陷阱。张爱玲从《金锁记》以来乐此不疲,而且精益求精。《半生缘》里顾曼桢被幽闭、强暴、发狂的好戏,应是高峰。施叔青承续此一传统,赋予超写实兴味,则又产生不同效果。

  及至80年代,施凭借旅居香港经验,重新盘整她的张爱玲情结,其结果是一系列“香港的故事”。这些小说写尽岛上纸醉金迷的纷繁嘈杂,以及劫毁将近的末世忧思。与前述白先勇不同,施对她的角色下手绝不留情,反因此摇摆出张爱玲那种大裂变、大悲悯的笔意。而她创造一系列的艳鬼型女性角色,尤得张派真传。试看《愫细怨》的结局,不是与《沉香屑·第一炉香》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重要的是,施打造了一个世纪末的香港,算是对张当年香港经验的敬礼。90年代以来她以《维多利亚俱乐部》、《她名叫蝴蝶》等作,为香港百年盛衰作传记——或是“传奇”,其贯穿全局的正是一个女性,且是一个庸俗的妓女。随着她“香港三部曲”的完成,施是否能让张爱玲那蹦蹦戏花旦移嫁到香港的晴天恨海里演出好戏,是否能重写97版的《倾城之恋》,自然要付之公论。

  70年代里,香港少女钟晓阳以一部《停车暂借问》震动读者。钟年纪虽小,却写出本老练沧桑的世情小说。烽火离乱,姻缘聚散;这不啻是当年张爱玲20出头,就写出《金锁记》的翻版。钟以后的作品,皆能维持水准,却似乎难有突破。80年代中期的《爱妻》,90年代初的《燃烧之后》(皆为选集),都有类似问题。《燃》书中的中篇《腐朽与期待》是篇力作,但非杰作。这里张的阴魂不散,从《金锁记》到《半生缘》,从《鸿鸾喜》到《创世纪》,都有案可考。全作讲的是个时移事往,两代情缘未了的故事,那种春梦了无痕的遗憾,以及遗憾以后的清明,是钟全力要铺陈的。凭心而论,《腐朽与期待》并不比《停车暂借问》差,只是钟已经过十余年的“修炼”,我们的“期待”自然要高于彼时。

  70年代后期,台湾也有一辈年轻作家蓄势待发,而其接受张爱玲的影响,更别有门径。这群作者包括了朱天文、朱天心、丁亚民、蒋晓云等写将,后来又有林耀德、林俊颖,以及(日后要努力划清界限的)杨照等相互唱和。在“三三”的名头下,他们日月山川,诗书礼乐起来。这里的关键人物是与张爱玲有段情缘的胡兰成。1974年,一向遁居日本的胡兰成来台任教,并以1974、1976两年重新出版《山河岁月》、《今生今世》两作。胡后于“抗战通敌”故,不见容于政府,但因缘际会,他成了三三的精神导师。《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把张胡之恋写得迷离浪漫,即是一例,而《山河岁月》以抒情诗技法,重读历史,赞弹不论,真要令人眼界一开。

  胡派学说讲的是天人革命,诗礼中国;儒释兼备,却又透露妩媚妖娆之气。有趣的是,尽管胡兰成写得天花乱坠,总有个呼之欲出的张爱玲权充她的缪思。“三三”诸子中,兼修张、胡两家而出类拔萃者,当然是朱天文。且看她读国父《伦敦蒙难记》的感想,“我也像看完了(张爱玲的)《赤地之恋》,要为刘荃、黄绢,为张爱玲,大大立下志气,把世上一切不平扫荡。单为了张爱玲喜欢上海天光里的电车叮铃铃的开过去,我也要继承国父未完成的革命志愿,打出中国新的江山来。因为她(张爱玲)就是倾国倾城佳人难再得。”(《仙缘如花》,《淡江记》)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真是后现代的绝妙好辞。但彼时的朱天文还太“正经”;要再等十年,她才终于把“张腔”与“胡说”熔为一炉,从而炼出自己的风格。经历了《最想念的季节》到《炎夏之都》,朱天文在90年代终于以《世纪末的华丽》大放异彩。有关这本小说选的评论已不少见,无须重复。可以一提的是讲模特儿生活的《世纪末的华丽》,朱把张爱玲的“女人如衣服论”及“情妇论”挪到世纪末的台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张对物质生活的咏叹好奇,名正言顺地成为后现代的都市征候。但《柴师傅》才是全书的高潮。这篇讲腐朽老人盼望青春女体的故事,极其肉感也极其伤感。胡兰成大书特书的江山日月、王道正气,终于九九还原,尽行流落到张爱玲式的,猥琐荒凉的市井欲望中。

  朱得大奖的《荒人手记》早就引起注目。纯从张爱玲、胡兰成的传统来看,我们还是可有不少心得。这本小说讲男同性恋患得患失的禁色之爱,劫毁边缘的无端邂逅,其实是张爱玲哲学的正宗法乳。但笔下流出的,却有胡兰成风情。大劫之下,荒人苟得片段真情,惟盼“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把惊险化成惊艳,前有胡兰成的《民国女子》,而《荒人手记》正不妨视为同志版的“民国男子”。

  “三三”小集在80年代初风流云散。蒋晓云仅只昙花一现,未成气候。朱天心则越写越泼辣洒脱,逐渐自成一格。但张爱玲的光影仍不时返照她的作品中。她写《我记得》或《佛灭》时,把张只能侧写的情爱凶险,欲望堕落,悍然全盘托出。而她写《预知死亡纪事》时,就算打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同名招牌,骨子里呼应的应仍是张偿引用的乐府,“来日大难,口燥唇干;今日相乐,皆当欢喜”吧?莞尔的是,大难未至,朱天心居然以“口燥唇干”的论文体,为她的小说另辟新境,反使读者有意外的惊喜。

  曾以《千江有水千江月》、《桂花巷》知名的萧丽红,其实也是学张能手。《桂花巷》活脱是个台湾乡土版的《怨女》,而《千江》又有着胡兰成的爱情观。君不见,书中男女主角,大信及贞观的名字,都是脱胎于《山河岁月》中的文字呢。写《盐田儿女》的蔡素芬当年的《七夕琴》则似遥拟《金锁记》等的集锦之作。倒是有两位较少与张爱玲引起联想的女作家,苏伟贞与袁琼琼,更值得一提。苏伟贞自《陪他一段》以来,一直有一型女性角色,不断出现,她们欲力强大,却兀自有着冷凝寡欢的外表。她们一次又一次为爱铤而走险,玉石俱焚,在所不计;但她们又都是“清贞决绝”的剔透人物,寻常悲喜,近不得身。以无情的方式写有情,苏因此深得张爱玲的三昧。至于这些角色“女鬼”似的造形,前已有专文论及(《女作家的现代鬼话:从张爱玲到苏伟贞》),则犹余其事。

  袁琼琼也未必意识到她有张腔,但我以为她对张爱玲最难学的一面——庸俗人的喜剧——重作了诠释。张的散文及短篇时有自嘲嘲人的幽默,而陷身都会阵仗中的男女,最是她要嘲弄的目标。最好的例子是《封锁》及《到楼上去》。袁琼琼早在《自己的天空》期间就有这样的幽默感,她的长篇倒不见精彩。最近几年袁重新执笔写出一系列短篇,则越发能掌握妙要。人生尴尬的无奈的片段,信手拈来,皆成文章。而在冷笑讪笑之余表现的世故讽刺,较张有过之而无不及。

  年轻男作家中,林裕翼以《我爱张爱玲》解构张爱玲神话,曾被看好。他之后的作品《今生已惘然》显然别有用心,摆明是向《半生缘》、《惘然记》(《半》原书名)致敬之作。郭强生也有一段时期,仿张腔颇有些意思。负笈美国后,所思所见,逐渐开朗,应可跳出前此的圈圈。至于目前最有力的接棒者,应是林俊颖。他的两部小说集,《大暑》及《是谁在唱歌》出手皆不凡,后者尤有几篇佳作。林俊颖对文字的摩挲感悟,颇可称道。

  80年代以来,张爱玲的作品在大陆重新登台,得到热烈回响。相距当年她在上海一炮而红,40年已倏忽过去。作家之中,景仰张的风格的颇不乏人。写《棋王·树王·孩子王》的阿城,不止一次推崇张的艺术。但阿城除了推敲文字的态度可与张相提外,本身作品并不属于后者的路数。反倒是他《闲话闲说》,看张作品中的强烈世俗取向,算是极有见地的观察。

  张的创作中,多以都市(上海、香港、南京)为场景。铺张旷男怨女,夙夕悲欢,演义堕落与繁华,荒凉与颓废,毕竟得有城市作衬景,才能写得有声有色。反观几十年来的工农兵文艺,把城市都写“没”了,还谈什么城市里的声色。无怪不少作家看着张的作品,只能发思古之幽情了。到80年代末期,小说中最能传达“张味儿”的,是苏童及叶兆言两位男作家,两位作者都出身城市(南京及苏州),也不约而同地善写三四十年代风情,并不让人意外。苏童其实从未刻意学张,只是在他最好的作品里,他所流露的怀旧情态,对世路人情的细腻拿捏,还有他耽美颓废的视景,无法不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像《妻妾成群》、《罂粟之家》这类作品,白描没落家族里的奸情与凶险,大白天也要闹鬼的阴湿环境,真个是缛丽幽深,再现《金锁记》、《创世纪》的风采。

  叶兆言创作的题材并不独沽一味,但他最耀眼的作品,首推《夜泊秦淮》系列。这四个中篇从清末讲到40年代,南京城内小户人家里的传奇喜剧,仕绅门第后的情色冲突。叶以模拟鸳鸯蝴蝶派的笔法,写来丝丝入扣。张爱玲即是自鸳蝴派汲取了大量养分。叶著不乏世故警醒的禀赋,因此在涕泪之外,别有所见。但叶兆言多角经营,像《夜泊秦淮》一类作品,已搁下好一阵子。直到最近,他才在《花影》中重行调理金粉世家的悲喜剧。叶的作品在海外多已印行,但比起苏童的走红,好像寂寞了些。
  时至90年代,张爱玲的影响并未消歇,而且作家创作的场域,终于挪回了上海——张当年爱之写之的第二故乡。年轻的女作者须兰以《仿佛》、《闲情》、《石头记》等突然冒出文坛。她的两样写作宝典,看来一是《红楼梦》,一是张爱玲小说。以《闲情》来说吧,一男两女的故事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影子,而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故事,不由人想起《半生缘》来。

  以上所论的三位作家,虚拟民国氛围,复制鸳蝴幻象,在把题材“由新翻旧”上,各擅胜场。但读多了他们的东西,就像看仿制古董,总觉得形极似而神(尚)未似。是否有作家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呢?我以为女作家王安忆是首选。熟悉文坛的读者,对王安忆不会陌生。她写作极勤,花样也时常翻新。1992年的《纪实与虚构》纵写母系家族历史,上下三千年,堪称巨作。但是1995年的新长篇《长恨歌》才应算是好看动人的小说。

  简单地说,《长恨歌》是一个上海女人与男人纠缠一辈子,最后不得善终的恐怖“喜剧”。背景是上海:三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上海,50年代“人民”的上海,60年代文革的上海,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故事的结构略似张的《连环套》,野心则大得多。王安忆的笔锋澎湃流畅,并不“像”张爱玲,但这无碍她钻研张爱玲时代的上海,以及张爱玲走后的上海。这使她为张的人世风景,真正赋予当代意义。葛薇龙、王娇蕊、白流苏这些女人,假如解放后都留在上海,40年后会是个什么样子?王安忆深爱这座城市,她对它(或是她?)了若指掌。可是万千细节——历史的、空间的细节——最后都归结到一个平凡女人一生的起落上,这又回到《倾城之恋》的模式上。当虚荣逝去,繁华不再,我们看到百孔千疮的城市里,这个女人仍在情欲堆中打滚。故事的结尾惊心动魄,暂且卖个关子。但诚如王安忆来信所谓,张爱玲“也许是怕伤身,总是到好就收,不到大悲大痛之绝境。”王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但她的诠释另有其力道。《长恨歌》写感情写到那样触目惊心。荒凉而没有救赎,岂真就是张爱玲那句名言“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辩证?

  本文论张爱玲过去数十年对台港大陆作家的影响,原无意“对号入座”,强作解人。影响研究其实是极虚构化的论证方式。从依样画葫芦到脱胎换骨,无不可谓影响。所要强调的是,在张爱玲这样强大的影子下,一辈辈作家如何各取所需,各显所长,她(他)们在大师走后,更有信心地说声,谁怕张爱玲!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56:25 | 显示全部楼层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序


作者:夏志清

張愛玲四十年代在上海走紅的時候,可能有不少人在報章上捧她、評她。那些資料我當時沒有注意,現在更無法搜集,但想來沒有人曾以嚴肅的批評態度去分析她的小說,也沒有人把她同五四以來已享盛名的作家相提並論,去肯定她超前的成就。本書所錄周瘦鵑介紹張愛玲的一段文字,可說是善意批評的代表;而帶些惡意的批評,可能會在文中涉及她的私生活,因為在當年上海,一般人對比較突出的女演員、女作家都還抱著不正常另眼相看的態度。當時在上海,最有地位,最懂得些文藝理論的批評家要算是李健吾,但他的注意力集中於曹禺、巴金以及其他「正統」 左派作家,像張愛玲這樣在禮拜六派雜誌上寫文章的,當然是不屑一顧的。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逃出大陸後,在香港美國新聞處作事。宋淇太太鄺文美女士是她的同事,他們夫婦酷愛文藝,一下子就同張愛玲締了深交,對她的作品也非常激賞。宋淇知道我那時在寫本中國近代小說史,就把香港盜印的「傳奇」「流言」寄給我。我當時已讀了不少五四以來的小說家,雖然有幾位頗有成就,但拙劣的居多,讀後心中很煩。因之,我初讀「傳奇」「流言」時,全身為之震驚,想不到中國文壇會出這樣一個奇才,以「質」而言,實在可同西洋現代極少數第一流作家相比而無愧色。隔兩年讀了「秧歌」「赤地之戀」(後書前三分之一,描寫「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雜誌社沒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張愛玲是當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來最優秀的作家。別的作家產量多,寫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貢獻,但他們在文字上,在意象的運用上,在人生觀察透徹和深刻方面,實在都不能同張愛玲相比。
先兄濟安一九五六年創辦「文學雜誌」,向我拉稿。隔年我把書稿中已成的「張愛玲」那一章寄給他,他親自把它譯成中文,分兩次發表,題名「張愛玲的短篇小說」和「評『秧歌』」。這兩篇文章,絕對肯定了張愛玲的成就,當時可能很受注意。後來我認識了好幾位旅美小說家,他們都是讀了我的文章後才去找張愛玲的作品來讀的,而且他們自認在創作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一九六一年「近代中國小說史」出版後,書評大半很好,但也有人抗議,覺得我把張愛玲捧得太高,給她的篇幅太多(四十二頁),而論魯迅的專章僅有二十六頁,評得也較苛刻。這也不能怪他們:研究魯迅的書籍有數十種,而張愛玲在一般中國文學史上是不列名的。但事隔十年,即在國外,讀張愛玲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中。張自譯的「金鎖記」,已被選入我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選」,今年剛出版,當遲早會引起讀者的注意。加州大學教授白區Cyril Birch編的「中國文學選讀」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下冊即將出版,該書選了「怨女」英文本頭二章來代表自由中國的文藝成就。該書上冊一九六五年出版後,已被美國各大學普遍採用為教本,假如下冊一樣被採用,則以後美國大學生初讀中國文學,必從「詩經」一直讀到張愛玲。至少在美國,張愛玲即將名列李白、杜甫、吳承恩、曹雪芹之儕,成為一位必讀作家,使我感到當年評介她的工作沒有白做。
水晶到加拿大念書後,才開始同我通信,初次見面在一九六九年初夏。他是當代最用心寫小說的一位,產量雖然不多,著實寫了幾篇好小說。他同時也是專研小說的人,中外古今的小說讀得很多,對美國小說的研究更化過些死功夫。最近一年來他閒居在家,有時我真羨慕他能有時間把「戰爭與和平」、喬治?艾略特“Middlemarch”等的千頁巨著一本本聚精會神的去研讀觀摩。水晶自稱張迷,可能在中學時代就把「傳奇」「流言」讀了。多少年來寫小說,更把她的小說同「紅樓夢」一樣的讀得爛熟,以作自己創作的借鏡。在本書裏,他把自己累積的心得公開,不僅使我們對張愛玲有更精深的瞭解,也使我們將來讀任何值得玩味的小說時,把自己的欣賞程度提高,而體會到小說家寫作時用心的艱苦。
「張愛玲的小說藝術」集了三類文章:訪問記,書評與讀後感,論文。早兩三年寫書評和訪問記的時候,水晶還沒有意思寫本專書。後來文章積得多了,才接連寫了幾篇評析張愛玲中、短篇(「傾城之戀」「桂花蒸阿小悲秋」「沉香屑第一爐香」「紅玫瑰與白玫瑰」)的論文。(「泛論張愛玲短篇小說中的鏡子意象」,可能是全書中最精采的一篇,我尚未見到。)論文章結構的完整,批評、分析功夫的細到,當然是這幾篇論文最見勝。但「夜訪張愛玲」是篇極重要的文獻(杜牧為李賀詩稿寫序,李商隱為他作傳,都是建立李賀聲譽了不起的功臣,但可借二詩人生得太晚,無緣見到李賀,假如其中一人能寫一篇「夜訪李長吉」,該是我國文學史上何等重要的文獻!)早兩年寫的書評和讀後感對張愛玲後期作品的欣賞,很有幫助。水晶讀張愛玲讀得太熟了,隨便提出幾點討論,都牽涉到她小說藝術發展的過程。
論文中,我祇想談兩篇:「潛望鏡下一男性」,「爐香裊裊仕女圖」。為這兩篇,除了把「紅、白玫瑰」「沉香屑」中一般人不易看到的好處細細道來,我想水晶是別有用意的。在「潛望鏡」裏他把張愛玲和五四以來的「新小說」連在一起討論,以證明她的小說藝術,遠勝前一代的作家。水晶二、二十年代的中國小說讀得很多,他把郁達夫「鞭屍」,實在因為同時期對心理描寫,或者性心理描寫有興趣的小說家,沒有比他更突出的。但同張愛玲相較之下,郁達夫的小說實在寫得馬虎,同時他的自傳性的男主角是定了型的人物:一方面郁達夫讀了不少西洋、日本小說,心理學方面的參考書也看了不少,隨便寫些變態性心理的情景,即可吸引讀者的注意;另一方面郁達夫舊文人習氣特重,覺得把自己寫得越窮、越潦倒,越顯得自己的高傲脫俗。張愛玲從不諱「俗」,在她的散文裏她直談自己的好惡,追憶自己幼年、少年時期的遭遇,從不裝腔作勢,給人一個極真的印象。她
的小說卻是非個人impersonal的,自己從沒有露過面,但同時小說裏每一觀察,每一景象,祇有她能寫得出來,真正表達了她自己感官的反應,自己對人對物累積的世故和智慧。就憑這一點非個人而無處不流露自己真正「感性」的境界,就可以就我們信服何以郁達夫和大半五四時代的小說家如此「粗糙」「幼稚」,而張愛玲卻如此「細緻」「成熟」。
在「爐香裊裊仕女圖」裏,水晶把張愛玲和近代西洋小說巨匠亨利?詹姆斯相比,也同樣證明了她的「細緻」「成熟」。在「流言」裏所提到英美近代作家不外乎蕭伯納、韋爾斯、赫胥黎諸人,而且想來張愛玲並未讀過韋爾斯早期寫實派的小說,吸引她的是他後期泛論科學、人生,未來世界的暢銷書。讀蕭、韋、赫的書很能滿足年輕人的求知慾,而到今日張愛玲看的英文書,也還是這一類的(有關希臘神話的小說,當今原始民族、落後民族生活實況的調查)。她可能在契珂夫的小說劇本裏學到些東西(「流言」裏也提到他,沒有一個現代短篇小說家不是契珂夫的學生),但我相信她真的沒有把西洋小說當學問研究過,像她下功夫精讀「金瓶」「紅樓」一樣。水晶也明知道張愛玲沒有讀過「仕女圖」,但他特別把這部長達八百五十頁的長篇同一篇五十頁的中篇(「沉香屑」)相比,實在要表示張愛玲和詹姆斯一樣,是一位別具匠心、洞察人心世情的藝術家。他們既選定了
相類似的題材,在故事的發展上,人物的刻劃上自然會有些不約而同的地方。
在我看來,張愛玲和詹姆斯當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體而言,我更歡喜張愛玲,詹姆斯娓語道來,文句實在太長(尤其是晚年的小說),紳士氣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張愛玲的密度較濃,不知多少段描寫,鮮艷奪目而不減其淒涼或陰森的氣氛。但就整個成就而言,當然張愛玲還遠比不上詹姆斯。我想,這完全是氣魄和創作力持久性的問題:詹姆斯一生寫了多少長短篇小說,而且據一般批評家的看法,越寫越好(雖然我個人同意李佛斯F.R. Leavis的看法,中期的「仕女圖」才代表他創作的頂峰),這種情形在文學史上是罕見的。水晶說得對,張愛玲創作慾最旺盛的時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發表後的三四年,那時期差不多每篇小說都橫溢著她驚人的天才。逃出大陸後不久,她寫了「秧歌」和「赤地之戀」兩本小說,至少「秧歌」已公認是部「經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國已十七年了,也僅寫了兩本:「怨女」是「金鎖記」故事的重寫,「半生緣」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編,她創作的靈感顯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時代。張愛玲在美國過著極孤獨的生活,簡直可說是同塵世隔絕了。在「流言」裏,年輕的張愛玲對人生的一切表示了強烈的好奇,強烈的愛好。現在,自甘淡泊,多少影響她創作的情緒和密度,何況,為了
生活,她還得放很多時間在翻譯、小說考證、中共研究這些工作上。根據水晶的訪問,張愛玲有好幾篇長篇、短篇要寫,有些開了頭,還沒有寫完。近代大小說家(最顯著的例子是普盧斯德、喬哀思),生活到某一階段,往往就不再在生活裏吸收創作資料,閉門寫作,回憶過去。我希望張愛玲也能有同樣的毅力,一方面珍攝自己的身體,一方面把自己已定的計劃,一部一部的寫出來。
當然,即使張愛玲今後擱筆不寫,她在中國文學史上已有了極高的地位,雖然她自己對作品留傳的問題,「感到非常的不確定」。五四時代的作家不如她,民國以前的小說家,除了曹雪芹外,也還有幾人在藝術成就上可同張愛玲相比?(當然不少古典小說,藝術成就雖不太高,在文學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可借,中國批評事業不發達,否則張愛玲這樣光輝的成就,早應有好幾本專書討論它了。本書的出版不僅彌補了這個缺憾,它應該也是奠定張愛玲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水晶是受過嚴格訓練的批評家,但他絕不賣弄學問,也不寫學院體一般人不耐讀的文章,儘管他討論的是「神話結構」,「意象」「象徵」之類西洋學院批評家最愛討論的題目。他的文評,同他的散文、書信一樣總是清新可讀,而且引用了不少詩詞名句,說理時也盡可能多用意象,暗喻,給人一個華麗的印象。這種講究文句的文評,當代英美批評家很少有人嘗試,倒使我想起了維多利亞後期的批評家貝特Walter Pater。近年來,以一個作家為對象的批評專書絕少(我僅能想起周誠真的「李賀論」),水晶的新著可說是本示範的文藝批評,它研究的對象又是這樣一位重要的作家,二者相得益彰,應該值得每個愛好文藝讀者的注意。


2006-12-5 12:09 #17
 楼主| 发表于 2006-12-5 18:57:43 | 显示全部楼层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


夏志清

(1)
  张爱玲终于与世长辞。九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时许高张信生教授从南加州来电话报知噩耗,我震惊之余,想想张爱玲二十多年来一向多病,两三年来更显得虚弱不堪,能够安详地躺在地板上,心脏突然停止跳动,未受到任何痛苦,真是维持做人尊严、顺乎自然的一种解脱方法。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向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和世界各地的中国文学读者留下一套校对精确的「全集」,可谓死无遗憾了。
  大家都知道,张爱玲乃一九四三年崛起于上海的红作家,其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大受欢迎,且为内行叫好。我自己初读张爱玲已在五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有系统地读了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等的作品,大为其天才、成就所惊奇,认为「张爱玲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且谓「《秧歌》在中国小说史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金锁记》长达五十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这些判断原见英文本《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才出版。但先兄济安特把书稿张爱玲章的大部分分作〈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两文译出,先后载于一九五七年「文学杂志」二卷四期、六期。上面所引三句皆见「短篇小说」那篇。二文显然引发了有志创作的读者研读张爱玲的兴趣。因之张爱玲虽曾于六十年代初期来过一趟台湾而未受大众注意,她对台湾小说界发展的影响却是既深且远。到了今天,世界各地研读中国文学者,无人不知道张爱玲。她在大陆也重新走红起来,受到了学界、评者的重视。
  我至今仍认为《秧歌》是部不朽之作(classic),〈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在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一年我认定张爱玲为「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也一点也没有错。当时中共文学不值得一读,台湾作家间,只有姜贵的《重阳》和《旋风》可同《秧歌》、《赤地之恋》相抗衡,可是短篇小说他写得极少,也无法同《传奇》相比的。但《赤地之恋》(一九五四,英文本一九五六)出版之后,张爱玲的创作量大大减少,不免影响到我们对她终生成就的评价。早在一九七三年,我为水晶《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写序,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水晶有一章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同亨利·詹姆斯长篇名著《仕女图》(The Portrait of a Lady)相比,我在序里继续较量两人之短长:
  在我看来,张爱玲和詹姆斯当然是不太相像的作家。就文体而言,我更欢喜张爱玲,詹姆斯娓语道来,文句实在太长(尤其是晚年的小说),绅士气也太重。就意象而言,也是张爱玲的密度较浓,不知多少段描写,鲜艳夺目而不减其凄凉或阴森的气氛。但就整个成就而言,当然张爱玲还远比不上詹姆斯。我想,这完全是气魄和创作力持久性的问题:詹姆斯一生写了多少长短篇小说,而且据一般批评家的看法,越写越好……,张爱玲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是一九四三《沉香屑》发表后的三四年,那时期差不多每篇小说都横溢着她惊人的天才。逃出大陆后不久,她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小说。至少《秧歌》已公认是部「经典」之作。但她移居美国已十七年了,也仅写了两本:《怨女》是〈金锁记〉故事的重写,《半生缘》是四十年代晚期《十八春》的改编,她创作的灵感显然逗留在她早期的上海时代。
  《怨女》、《半生缘》以及其后《张看》、《惘然记》、《余韵》、《续集》四书里所载的小说和散文当然我都细细品赏过,虽然尚未写过评论。连张爱玲不喜欢的早期小说(有些是未完成的,有些是重加改写的),读起来都很有韵味,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总是不同凡响的。但即是最精采的那篇〈色,戒〉原也是「一九五○年间写的」小说,虽然初稿从未发表过。「古物出土」愈多,我们对四五十年代的张爱玲愈加敬佩,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近三十年来她创作力之衰退。为此,到了今天,我们公认她为名列前三四名的现代中国小说家就够了,不必坚持她为「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2)
  一九五五年张爱玲移民到美国,翌年她在新英格兰一个创作营(MacDowell Colony)写作,碰到一位三十年代即从欧洲移民美国的老作家瑞额(Ferdinand Reyher),两人相爱,同年八月结婚于纽约。瑞额一九六七年十月去世。想来《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九六一年出版前后,我已同爱玲开始通信了,可惜六十年代那束信一时找不到。记得爱玲在信上曾嘲称Ferd(她给丈夫的简称)为并无作品出版的作家(其实他早在三十年代即为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爱玲信上难得一露幽默,表示对其夫颇有感情。爱玲那时期身体也好,毕竟年纪还轻。一方面忙于为香港电影公司为剧本,一方面努力于英文写作、翻译。张爱玲至死以瑞额为姓,不像一般嫁洋人的作家,保持原姓。
  早在一九四四年夏天一个沪江同学的聚会上,我见到过张爱玲,她是主讲人。她那时脸色红润,数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记得她讲起了她那篇少作〈牛〉(见《流言》「存稿」此文)。我自己那时专心攻读西洋文学,只看过「西风」上那篇〈天才梦〉,她的小说一篇也没有看过,不便同她谈话,她对我想来没有印象。一九***年三月乘亚洲学会在华府开年会之便,高克毅作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有人打翻了一杯香槟,我以为不是先兄即是爱玲,因为两人比较紧张。昨天(九月九日)看了张爱玲翻阅拙著《鸡窗集》后写的一封信(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六日),提及此事:


    悼吴鲁芹文中提起的,打翻一杯酒的是吴,我当时有点诧异,因为他不像是慌乱或是像我这样粗手笨脚的人,所以记得。


  由我推荐,张爱玲一九六七年九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Radcliffe Institute for Independent Study)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地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酪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隔一两年,我去巴斯顿参与亚洲学会的年会,最后一次同爱玲相叙。
  赖氏研究所任满之后,张爱玲想必返华府住了一年,再赴柏克莱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的。此顶研究计画向由陈世骧教授主持。先兄去世后,即由庄信正接任,张爱玲名气如此之大,我不写推荐信,世骧自己也愿意聘用的。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一九七○年开始,爱玲给我所有的信件昨天刚刚重温了一遍,在中心那年向我诉苦的信特别多。偏偏那年中共政府没有倡用什么新的术语、口号,世骧后来看到爱玲那份报告,所集词语太少,极为失望。更不幸的,一九七一年五月世骧心脏病猝发不救,爱玲在研究中心更无靠山,一年期满解聘是必然之事。爱玲到了柏克莱后,水土不服,老是感冒,决定搬居洛杉矶地区,气候温暖,身体或可转好。
  一九五五年来美后,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奖金,供爱玲写作、翻译、研究之用。一九七一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再也不去请一笔奖金,找一份工作。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之需求──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两年前,她能写出这一小本《对照记》,而且文字保持她特有的韵味,真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毅力。一九七六年七月廿八日给我的信上她写道:「我自己是写三封信就是一天的工作,怎么会怪人写信不勤,而且实在能想象你忙的情形。」重读此段好为感动,我自己有了心脏病,比较要慎重措辞的英文信,有时打一封就是一天的工作。不像当年,中英文信写个不停,而且不会觉得累。
  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要搬家,每次遗失、丢掉些东西。那两年在赖氏研究所,爱玲差不多已把《海上花》译好了。隔几年信上不时讨论到译稿的问题。她想找经纪人把它交大书局审阅。我劝她把书稿当学术性的读物看待,加一篇她自己写的导论,我的前言,交哥大出版所处理较妥。她不接受我的建议,后来的信上也就不提这部《海上花》了。有一天庄信正对我言,这部译稿搬家时丢了,我听了好不心痛。除了首两章已发表过外,张爱玲三四年的心血全付之流水。全书译稿早该「全录」一份副本,交信正或我保管的。
  七十年代身体好的时候,爱玲每年给我三四封信。平常每年至少给我一封信,夹在贺卡内。迁居洛杉矶后,有两三年我给她的信,得不到回音,只好同庄信正在电话上、见面时对她互表关怀。一九八八年四月六日终于收到她一封满满两页的信,告知生活近况:
    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
  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
  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一九八五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
  会见怪。


  去年刘绍铭同葛浩文正在合编一本中国现代文学读本,由哥大出版。绍铭托我去问爱玲,哥大有位学生已翻译了她的〈封锁〉,可否录用在书内。爱玲回信谓她自己早已译了这篇小说,放在仓库懒得去拿。她是比较欢喜自己的译文的。绍铭等了半年,尚未收到爱玲的译稿,再嘱我去问她一声。爱玲明知我信里会提到此事,虽未加拆阅,也就在今年五月二日的两页来信里告知我,此事以后「再详谈」。信里提到的炎樱,大家都知道是爱玲当年最亲的朋友,《对照记》里载有她多帧照片。来信夹在一张正反面黑色的卡片里,正面图案乃一个华丽的金色镜框,有淡紫色的丝带,五颗垂珠等物作装饰。卡片里面有两行字:「给志清王洞自珍 爱玲」。她给我的每封信卡都不忘向我的妻女问好。下面是张爱玲给我最后一封信的全文:
  
志清:
    一直这些时想给你写信没写,实在内疚得厉害。还是去年年前看到这张
  卡片,觉得它能代表我最喜欢的一切。想至少寄张贺年片给你,顺便解释一
  下我为什么这样莫名其妙,不乘目前此间出版界的中国女作家热,振作一下
  ,倒反而关起门来连信都不看。倘是病废,倒又发表一些不相干的短文。事
  实是我enslaved by my various ailments,都是不致命而要费时间精力在上
  面的,又精神不济,做点事歇半天。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
  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
  年多。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
  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我犯了眼高手低的毛病,作品
  让别人译实在painful。我个人的经验是太违心的事结果从来得不到任何好处
  。等看了你的信再详谈。信写到这里又搁下了,因为看医生刚暂告一段落,
  正乘机做点不能再耽搁的事,倒又感冒──又要重新来过!吃了补剂好久没
  发,但是任何药物一习惯了就渐渐失灵。无论如何这封信要寄出,不能再等
  了。你和王洞自珍都好?有没旅行?我以前信上也许说过在超级市场看见洋
  芋沙拉就想起是自珍唯一爱吃的。你只爱吃西瓜,都是你文内提起过的。
                            爱玲 五月二日

  我在那封信上提到女儿爱吃洋芋沙拉,当然记不起来了。我童年爱吃西瓜,典出《鸡窗集》〈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到了今天,怕拉肚子,西瓜也少吃了。爱玲在信里把我的名字同炎樱并列,要我感到高兴。可能到了今年春天,她就有意脱离尘世,所以连最好朋友寄给她的信札,都怕事不想知道它们的内容。爱玲同我一样是不相信什么上帝天堂的。尸体焚化之后,留传下去只有她的「全集」和尚未整理出版的遗稿、信件、照片。她晚年的生活给我绝世凄凉的感觉,但她超人的才华文章,也一定是会流芳百世的。
(按:本文录自皇冠《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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