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族只身玩电影--他们是独立的电影梦想家

湘里妹子

来源：新闻晨报

   
     不知从何时起，“DV电影”如同“日韩流”、“新人类”、“后现代”般成为恶俗的时尚词汇泛滥于报端。就在不久前，号称中国DV电影检阅式的“首届独立映像节”在北京举行。映像节收到全国各地百多部各类参展片，未入选者更是不计其数。
    似乎在一瞬间，电影这种历来最复杂最昂贵最需要集体协作的艺术形式成为了卡拉OK般咱老百姓也能自娱自乐的玩艺。甚至有人满怀憧憬地说：“中国电影的希望从DV开始。”
    陈凯歌说：“电影就是在黑暗里造梦。”那么，用DV造梦的人更像是独立的梦想家。在这座城市中，就有那么一批独立的梦想家们。
    张学舟以前是学道路交通的，因为大学阶段拍摄的一部实验短片最终从事了与影像有关的工作。
    那部花了一年时间磨出来的片子让他和同伴尝尽了独立电影的艰难和快乐：“器材是问学校借的，资金是靠朋友凑的，无论从剧情和拍摄上都存在很多缺陷，但里头有我们对大学生活的共同回忆，所以无可替代。”片子后来在大学生电影节和其它一些影展中放了，得到好坏不一的评价。更关键的是片子完成之后，主创人员中有的去了德国学习电影，有的拍出了《一个虚构真实者的真实虚构》，张学舟则被一位年轻的电影导演相中，进入了他的广告公司。他承认那部短片改变了他整个人生。
    作为一个非电影专业出身的影像创作者，张认为，DV提供了一种平民化的视野，是一种自由书写的工具。作为一种载体，它对电影语言的运用影响不会太大。关键是看作者的水平怎么样。当然运用的熟练程度有高下，但并不是非要到专业院校进行系统学习。“我们那时就是充分利用学校的图像资料，看大师的片子和一些经典的著作，我觉得这就够了。”
    从拍摄方式上，张学舟觉得DV电影的颠覆性大于传承性。比如故意混淆纪录片与故事片的界限。“在电影史上任何一次新浪潮的出现都是颠覆性与传承性的结合，偏废某一方都会带来致命伤。现在拍DV的人实际上搞不清楚：到底是意义探讨重要还是史实澄清重要。”
    陈青松，毕业于财经大学，101电影工作室成员，现就职于某网络公司，较早接触DV并进行过一些尝试，对上海的民间DV情况非常熟悉———
    “目前在上海捣腾DV的大约有四拨人：学生(包括电影专业和非专业的)；对电影有些理想，想干些什么的；手头有个DV机器，闲着也是闲着；前卫艺术家。
    上海的DV族很少有抛开一切，全身投入的，在表达的方式、内容上与北方相比也不太一样。比较重视影片出来后的商业利益和前途，这不是坏事。
    经过媒体的炒作，DV成了一种时尚的标榜，甚至有人把它看作中国电影复兴的希望。其实它还处于一个起步探索的阶段，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影像的一些实验。不过，它确实能为中国电影输送一些人才，培养很好的影迷，带动市场的复苏。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平常人进入圈子的机会，中国电影主要是北电毕业生和进修生在搞，DV打破了这种电影学院的垄断，把拍电影的门槛给降低了。中国为什么出一个名导演那么慢，这和有才华的青年人很难进入圈子以及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有很大关系。
    中国目前的DV电影的特点是，拍的人大多是新手，还搞不清为什么做和怎么做，作品多属即兴之作，所以显得稚嫩和粗糙。另一个特点是有专业背景的人数远胜于没有专业背景的。现在的DV电影要生存，需要形成一个良性的商业循环，被整个电影工业所接纳。DV作品发端于民间，缺少良好的发行渠道，它的出路大概有几个：影院电影、电视电影、网络、新影像(艺术表演、国外参展等)，这些渠道必须通畅。你起码得把拍摄成本赚回来。当然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DV电影，而不是挂着DV旗号的表达个人想法的录像片。
    来逸君说开始DV创作纯粹因为好玩。在课堂上看了大量的影片后，自然就会有模仿的冲动，而且凭借现有的条件可以去实现，生活于是因为DV而清晰许多。
    “自己有一台JVC的模拟机，可是效果太差，所以向朋友借DIGI?TAL8和索尼DV来拍，后期剪辑在拍片时认识的一些哥们公司里完成。”就这样，从大一至今来逸君拥有了三部DV作品。第一部是只有三分多钟的风光片。第二部是有关宽带的广告作品，还得了奖。最新的剧情短片是部恐怖片，讲述某人的DV掉在学校的厕所中，不料未关机的DV竟记录下了一个诡秘的鬼魂故事。来逸君说这片子最大的特点是摄像机始终固定在地上，展现出与常规画面有很大不同的镜像。同时，鬼魂的三次出现，画面相同，但音乐和旁白不同，试图进行一种改变叙述内容元素的实验。说这些的时候，来逸君俨然是个老手。
    来逸君强调拍好DV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他的优势是班里有许多志同道合的人。“比如我们拍广告最关键的部分是创意，提案越多，选择的范围就越大，出来的东西自然更精彩。再比如拍恐怖片时，我发动整个寝室的同学在厕所外面发出各种恐怖的声响；拍半夜镜头的时候，大家都很冷，我们一帮人就拉歌鼓舞士气。”
    来逸君坦言做DV的最大感受是一定要坚持，剧组可能只剩下你一个人，那时如果放弃，就什么都完了。拍宽带广告时，道具、灯光全布置好，准备实景拍摄了，男主角却因为内容有损形象而罢演，要打电话征求母亲同意。来逸君亲自与其母交涉未果，这时离原定的结束时间只差1个半小时。来只能请求一个工作人员代替，可毕竟不是专业演员，拍了三十几条还不满意，直到熄灯的最后一秒，“哎，就成了。”
    最难的恐怕是资金了。来逸君粗略地算了一笔账：前期讨论剧本，联络演员、工作人员都要请吃饭；DV带子比较贵，150元一盘，一部戏起码用三盘；买不起钨丝灯就用大功率的日光灯代替，但也不是小数目；还有现场道具等等。“我们一般在每部戏开拍前由主创人员筹一笔钱，过程中专门有人记账，如果还有剩余，最后大家就吃一顿散伙。”
    来逸君说人生有很多阶段，我在这一阶段喜欢上了DV，以后如果碰上其它好机会或者也会干别的，但既然在做，我想，还得认真做好它。
    毛晨雨给人的第一感觉便是饱经风霜、吃苦耐劳。毕业于同济大学材料专业的他对电影可谓情有独钟，虽至今未有稳定的工作，但长期DV不辍，执着于自己的银色梦想。
    1998年参加同济“绿洲剧社”是毛晨雨个人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不仅因为编导了《红与蓝》、《哑口无言》等颇受好评的先锋戏剧，更重要的是认识了一帮真心热爱电影的朋友。这也直接促成了之后在上海高校小有影响的《行走的日子》。短片讲述一个家境贫困的大学生对理想、爱情、生活的困惑与感悟。“当初对电影没什么概念，借了台学校电教中心半报废的机器，有一个想法，就急于表达。现在看来影像质量相当粗糙。但它改变了我们：从一个爱好者到实践者。”
    大学毕业后，毛晨雨与几个复旦的朋友成立了“声音”电影工作室，“我的专业别说养活电影，连自己都养不活，所以没怎么考虑，就加入了‘声音’。”但真的做起来，却困难重重，由于经济原因，“声音”很快垮台。经朋友介绍，毛晨雨又成为了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的编外人员。“就是想学习，想利用电视台现有的设备做些实质性的工作。”他坦言：“我其实打心眼里瞧不起电视，说是说纪录片，但生活的真实与电视台要求的真实相去甚远。所以虽然收入稳定，但在不久后又选择离开，我要做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毛晨雨今年回到了上海。他说，上海尽管没有北京那么好的氛围，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过高，但他喜欢这里，没什么理由的喜欢。”他希望整合一些人才资源，为电视台拍些纪录片来养自己想拍的电影。
    仙，你很难想到这个说话细声细气、温文尔雅的女孩子竟然已经有了三部完整的DV作品。大一寒假买了个索尼数码摄像机，大二那年，班里五个喜欢电影的女孩子成立了“FIVE影像制作社”，小徐有很多关于电影的梦想，并且在努力地把它们一一实现。
    第一部作品叫《冒牌医生》，讲一个爱情、生活都很失意的男生来到学校的心理咨询室发生的故事，最大的卖点是把那首脍炙人口的《交大无帅哥》拍成MTV穿插在里头，还获得了美亚举办的DIY大赛最佳人气奖。第二个作品叫《卖火柴的小女孩》，故事很奇特，表现有时我们明明没做什么坏事，却惴惴不安的复杂心态，结尾非常出人意料。第三部叫《一个想减肥的第八代导演》，徐霞仙干脆把自己的经历置于其中，采访、闪回、交叉运用。
    谈起这些作品的诞生，小徐有说不完的话：“非常辛苦，我以前在闵行校区，一个星期只能腾出一天的空；一盘DV带就要180元，这些钱只能问父母讨，好在他们很支持；因为拍戏是没有报酬的，所以演员有时不情不愿，你还得死皮赖脸求他们；外出采访，别人不配合，我不得不想出让机器一直开着，捕捉随机反应的方法。”
    虽然作品拍出来了，但徐霞仙说，其实它们还不能算电影，因为时间、技术的关系，还很原始，但它不管好看难看，都是自己的孩子。
    “对我来说，不能靠电影吃饭，就靠别的东西吃饭。我更看重生存的方式：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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