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的语文工作(2/5)

湘里妹子

作者：宋柏尧  
来源：汉语拼音论坛             
  
   
       （2）切音字运动的主将王照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1859―1933年），字小航，号芦中穷士，又号水东，河北宁河县人，1891年中举人，1894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供职。他是个爱国知识分子，赞成变法维新。变法维新失败后，王照作为“戊戌党人”被通缉追捕，逃亡日本避难两年。

        在日本期间，王照受日本假名字母的启发，制定了一个假名式汉语拼音方案。1900年，他秘密回国，潜居天津。这年冬天，他用“芦中穷士”的笔名发表了双拼制假名式方案《官话合声字母》。

        王照创制官话字母的目的是想通过文字改革，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救国图强。他认为“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至要之原”。然而，由于汉字繁难，“吾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因此他决心创制容易学习的拼音文字，立志从事普及教育工作。他的《官话合声字母》，就是“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全是为不识字的人兴出来的”。

        《官话合声字母》是最早的汉字笔画式方案。这个方案，初稿有49个字母(声母)，15个喉音(韵母)；后来改为50个字母(声母)，12喉音(韵母)。王照把汉语语音的i、u、ü三个介母，合在声母当中，这是为了便于双拼。
        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一书的“新增例言”中，表达了他对切音字的几点设想：

        第一，采用官话。“语言必归划一，宜取官话。因为北至黑龙江，西逾太行宛洛，南距扬子江，东溥于海，纵横数千里，百余兆人，皆解京话。……京话推广最便，故曰官话。官者公也，公用之话，宜择其占幅员人数多者。”

        第二，拼写白话。他声明：“此字母专拼白话”。“专拼北人俗话，肖之即不误矣。……若以拼文话则读音有混淆误解之弊，是必不可”。明确地提出拼音文字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不适用于拼写文言的观点。

        第三，拼音方案可以“士民共用”。他说，“此字母虽为贫人及妇女不能读书者而设”，“然若读书人习之以备教人，且与下等人通书信亦甚便也”。

        第四，汉文和官话字母互为补充。“汉文及俗话互有长短，不特吾国旧书终古不废，以后翻译西书用汉文俗话并行，互为补助，为益更多”。他认为拼音文字并不排斥汉文，更不能代替汉文，主张“勿因有捷法而轻视汉文”，而应并行并用，互为补充。

        王照的方案是中国最早的汉字笔画式的官话音拼音方案。在切音字运动中，他的官话字母推行得最有成绩。据说是“各地私相传习，一人旬日而通，一家兼旬而遍，用以读书阅报，抒写议论，莫不欢欣鼓舞，顶礼祷祝”。

        《官话合声字母》的推行，得到社会上一些知名人士的支持，在天津名流、翰林院编修严修的保护下，于1900年正式出版；第二年，又在东京出版，在中国留日学生及家属中传授。
        1902年，吴汝纶访问日本回国后，即大力提倡推行官话字母。他亲自派人去天津学习，然后在安徽推广。
        1903年，王照以“奉旨严拿”的政治犯身份，冒险在北京设立“官话字母义塾”，由他的学生王璞当教员，他在屏风后面倾听。同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把“官话”列入师范和高等小学的课程。与此同时，直隶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等六人，联合上书袁世凯，要求“奏明颁行官话字母，设普通国语科，以开民智而救大局”。袁世凯为发展其势力，也赞成官话字母，批示“可以酌情试办”。并于1904年，命保定蒙养学堂、半日学堂、驻保定各军营试教官话字母。
        1904年，王照为了能以公开身份推广官话字母，决定自首入狱。三个月后被释放，去保定办“拼音官话书报社”，并在保定出版《对兵说话》官话字母书。
        1905年，王照回北京，开办“官话字母第一号义塾”。从此，推广官话字母的义塾就发展起来，达24处之多，识官话字母的人达数万人。大名县知事严以盛创办“官话拼音学堂”，并上书袁世凯，要求广为设立拼音学堂。袁世凯表示同意。

        官话字母从1900年到1910年，推行了10年，遍及13个省，编印书籍达六万余部，成立推行官话字母的团体达数十个。王照是切音字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3）劳乃宣和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

        劳乃宣（1843―1921年），字季瑄，号玉初，自号矩斋，晚年又号韧叟，浙江省桐乡县人，生于河北广平县外祖家。他中过举人、进士，当过五任县知事。1900年，他南归浙江，弃官从事教育，主持南洋公学和浙江大学堂。他赞成王照的官话字母，在南方推行王照的切音字。1905年，他征得王照同意，修改补充《官话合声字母》，增加南京、苏州、福州、广州等地方言字母，制定《增订合声简字谱》。同年，他呈文请“设简字学堂于江宁省城，以方音为阶梯，以官音为归宿，奏明立案”。得到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安徽巡抚的支持，在南京成立了“简字半日学堂”。

        劳乃宣主张先学方言拼音，然后统一国语。他认为：“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其难，望而却步。……故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率而导之于国语之前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他的这一主张，引起一场争论。1906年，上海《中外日报》发表文章，说劳乃宣把官话字母增加方言，推行方言拼音，“是深虑语文之不分裂，而竭力制造之，俾愈远同文之治也”。认为“唯有强南以就北，正毋庸纷纷变更为也”。劳乃宣写信给《中外日报》，他说“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要分阶段进行，先学方言拼音字，再学官话拼音字，会加倍地快速，南方人学会方言拼音，就很容易学会官话拼音了。因此，“则不必强南以就北，自然引南以归北矣”。
            劳乃宣推行“简字”，成绩也很显著，与王照南北呼应，形成了“南劳北王”的局面，成为清末切音字运动的高潮。

            （4）章炳麟和他的《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

        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音韵学家、文字学家。他参加过维新运动，后来又起来反对康有为的保皇派。1903年被捕入狱，1904年和蔡元培等联系，发起组织光复会。1906年出狱，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与改良派展开论战。他本来对文字改革并不热心，但是1908年的一场论战，使他成为切音字运动的支持者。当时巴黎中国留学生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发表吴稚晖的《评前行君之“中国新语凡例”》一文。认为汉字迟早必废，应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鼓吹废除汉语、汉文。章炳麟在《国粹学报》第41、42期上发表《驳中国改用万国新语说》的长文，与吴稚晖等展开论战。他并不赞成拼音文字，但是，他承认汉字“太深密”，需要有“使易能易知”的办法，于是他“取古文籀篆径省之形”而制定了“纽文(声母)36、韵文(韵母)22”的方案。这个方案有15个字母为后来的《注音字母》所采用。

           （5）朱文熊、刘孟扬等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清末切音字运动的拉丁字母式方案是第一批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在理论上和技术上为“五四”以后的拉丁化拼音运动提供了经验。第一个音素制的拉丁化拼音方案是1906年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它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提出“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他最早提出“新文字”和“中国文字之改革”的概念，也是最早提出“普通话”（“各省通行之话”）的人。

        1908年刘孟扬出版的《中国音标字书》，大胆地冲破西洋字母的使用习惯，用b、d、g这三个浊音字母来表示北方官话中的清音声母ㄅ、ㄉ、ㄍ。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以及现在的《汉语拼音方案》，都继承了这一用法。《中国音标字书》是切音字运动中第一个拼写官话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6）蔡锡勇等的速记式切音字方案。

        蔡锡勇、沈学、力捷三、王炳耀等都创制过速记式汉语拼音方案。蔡锡勇仿照英文的速记，于1896年创造了以官话音为标准音的最早的汉语速记方案《传音快字》。他最早提出“一笔连书，可代数字”的“词儿连写”概念。他认为拼音方案只适用于拼写白话，主张把古文翻译成白话，再去拼写。

        沈学于1896年创造了速记式方案《盛世元音》。他认为“汉文处今日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从此他放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全心全意去推行他的方案。他每星期天到上海“一林春”茶楼向群众传授拼音方法，直到财产用尽，穷饿而死。

        王炳耀于1897年创制了《拼音字谱》。他的方案虽然用速记符号，但是有拉丁字母对音，这等于还有一套拉丁字母方案，而且是一套相当系统化的拉丁字母方案。他提倡电报和旗语采用拼音，扩大拼音方案的用途。
        蔡锡勇等人由于对速记符号和拼音文字之间的区别分不清，因此便企图把简单的速记符号作为普及群众教育的拼音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