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短篇小说的三种表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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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晖
来源：http://www.eduww.com/http://www.eduww.com/ 2007-1-22 18:02:53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现代与后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登临中国，在它们日益强大的攻势面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被贴上了待售的标签，参与到商业化的进程中来。这种“商品化”的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文学转眼就落入消费主义的魔掌——说是“魔掌”也并不准确，通俗文学对消费时代的到来可是举双手欢呼的，它一面迫不及待地与网络、图片、影视联姻，寻找自己新的经济增长点；一面以畅销书的面目直接杀入消费市场，愉快地与影像文化分享商业利益。而所谓的纯文学，却在消费主义的大潮中越来越深陷于无人理睬的尴尬境地；但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它（纯文学）的存在就是所有文学作品的根基。根基当然是最不辉煌，最不耀眼的部分，但是其他消费性的文学作品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从这个根基中汲取养料”。①2006年并非中短篇小说创作的丰年，但我们仍然可以从艺术相对谨严的作品中发现这种对文学“根基”的坚守，而考察这些作品各有侧重的表达方式，则会进一步厘清小说在消费时代的困境以及小说家从中突围的努力。

　　写实：小叙事建构

　　“现实”与“历史”2006年侧重“写实”的小说主要以人文关怀和作品深度与通俗文学区分开来，“小叙事”是其普遍采用的叙事策略。所谓“小叙事”，即从边缘的底层人物出发，见出“大历史”的不同层次，这是一种类似补充发言的低调姿态，但却常常能够触及“现实”或“历史”的核心问题。“写实”的旗下集结了2006年度最守“规矩”的一类小说：不以题材唬人，叙述沉稳，又是不耍花头的写实笔法。这样的写作看易行难，任何想浑水摸鱼的脱身之路都被堵死，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语言、题材、写法上的中正恰是校验一个小说家功底深浅的良方。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情节丰厚、人物结实、饱满浑圆、中气十足；与那些充斥着各种流行符号、却缺乏新鲜的个人细节、可以批量复制的文学消费品可谓泾渭分明。
　　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收获》第6期，中篇）正是这样一篇中气十足的“小叙事”。小说的题目富于动感，透着一股不知道打哪来的精气神儿，就像小说的主人公敦煌，这个办假证被抓进去，一出来又卖上盗版光盘的年轻人，说不上为什么活得分外起劲，故事就在与他处境相类的边缘群体之间展开。假证与盗版光盘已是十成的北京特色，不时闪现文中的沙尘暴更强化了这一标识，敦煌们为小日子奋斗的理想、拉拉杂杂的情爱、朋友间的担当一时都被卷入漫天扬起的沙土，他们的每一分挣扎和努力都暗含着一种被风沙摔打的灼痛。
　　小叙事对社会“现实”/“历史”的另一重整体把握，以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来。“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②王松的《双驴记》（《收获》第2期，中篇）就可以看作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述的知青故事，一篇拷问人性的寓言。《双驴记》的题目带有些微的喜剧色彩，故事在一个掌管牲口棚的知青马杰与两头家庭出身不好（它们的曾曾祖父曾是村里大地主小老婆回娘家时的坐骑）的毛驴弟兄黑六、黑七之间展开，内容不乏令人捧腹之处，然而，随着讲述的坚实推进，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黑色，冷峻而沉痛地改写了原来的喜剧调式，小说底层的悲凉与自省意识逐渐翻将上来，拧为一股“鞭打”人性的严肃力量。马杰与黑六、黑七的相互仇视、相互陷害，每一次都惊心动魄，出人意料。从第一次争斗开始，小说的叙述就陷入了一种单调的重复。非常奇怪，这种单调的重复非但没有破坏小说的批判力度，反而像越绞越紧的铁索，从不断的循环中获取了能量，逼束得人无法呼吸。在这场残酷的人畜之斗中，人与畜的界限、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都已不再分明——从某种角度来看，黑六与黑七就是马杰的影子，他们的斗争没有最终的胜利者可言。王松拷问人性的鞭子不仅打在被纯粹的“斗争”异化了的黑六、黑七与马杰身上，同样也打在他们斗争之前就郁于体内的性“恶”之上，正是基于这样的“鞭打”，王松的寓言获得了力道和深度。
　　小叙事的魅力同样在海外作家身上体现出来。“非洲专辑”《集装箱村落》、《苏安·梅》、《热带的雨》（《上海文学》第7期）是严歌苓2006年的新作，这三个短篇讲述的都是时下的非洲生活，小说中“外来他者”的形象尤其引人注目。《集装箱村落》里对嗓音低厚醇美的非洲少女玛丽亚随口允诺要把她介绍给美国人的麦克·李，《苏安·梅》中有着一半白种人血统、一半中国血统的苏安·梅，《热带的雨》里对本地孩子乐善好施的婷婷·海德都是非洲生活的“闯入者”，严歌苓的小叙事正经由这些闯入者的形象延展开来。
　　麦克·李在集装箱村落偶然发现了玛丽亚的歌声，他一时兴起，只顾着不吝言辞地赞美和慷慨允诺，却完全没有料到“我可以把你介绍给美国人”这样的话怎样在玛丽亚那颗小小的心里郑重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其貌不扬的苏安·梅总是被人忽视，她的感情可以被一个63岁只想寻找快乐的纽约人伤害，而那个纽约人只消略带怜意地邀她跳半支舞曲就可以重新赢得她的心，可面对黑人小伙子的诚意求婚，她的温柔与羞涩却于瞬间突变为暴虐的一掌。而婷婷·海德的乐善好施带给她一心相帮的小男孩的，却只有一次比一次更为深重的伤害。麦克·李的傲慢表现为一种孩子气的不负责任和粗心大意，苏安·梅的傲慢是一种蛮暴的种族观，婷婷·海德的傲慢则来自于一种拯救黑孩子的优越感，他们身上的“傲慢”虽表现不同，却同样令人感到不适。种族、国家与文明在现在的中国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或许可以这样说，面对欧美的压抑，我们有理由憎恨随口允诺的麦克·李，而面对弱势的非洲，我们又始终难逃婷婷·海德式的尴尬。
　　除此之外，王祥夫的《菜地》（《花城》第1期，短篇）、温亚军的《成人礼》（《大家》第2期，短篇）、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上海文学》第4期，短篇）、滕肖澜的《蓝宝石戒指》（《人民文学》第4期，中篇）与罗伟章的《奸细》（《人民文学》第9期，中篇）都是专注于小叙事的写实之作。这些小叙事做得劲道、周全，耐得住推敲，虽然并非每一篇都有深远的意旨，但每个故事都能照亮生活的一隅，折射出某一类群的生存状态。这些写实的小说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打造出相对完整的“现实”/“历史”，亦可视之为以虚构的统一抗衡消费时代生活碎片化的一种叙事策略。

　　抒情：诗意的慰藉

　　侧重抒情的中短篇小说更关心的似乎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的情感、意绪和心灵。小说也有故事，但小说家似乎并不急着推进，叙述优裕从容，即使是大起大落的情节，也在讲述中渐渐淡如烟墨；纵然是水波微兴的节奏，也总有千头万绪的思絮或感慨将故事不断打散，世间的情味都化于其中。将世事人情诗意化的抒情手法，是一种以审美的姿态抗衡消费时代平庸日常生活、坚守“文学性”的有效策略。
　　“敏感”与“耐心”是消费时代最为匮乏的文学精神。由于与人类天然亲近，情感在消费时代被大量假借至各类广告、宣传之中，原本细腻、委婉的情感蜕变为某种具指示作用的符号；而在通俗文学中，情感则遭遇到表情达意的简慢、粗疏和感情造作、泛滥两种截然相反的境况。于是，纯文学成为了情感最后的庇护所，而抒情也成为纯文学抵制消费文化的一个积极策略。2006年凭借抒情来表达对世界感受的小说，对情感的符号化、简慢与泛滥的倾向都有自觉的规避，沈从文谈到的“理想抒情”是它们努力的高标。
　　若说大起大落，大概没有什么比得上家道中落对个人的影响更大了，魏微的《家道》（《收获》第5期，中篇）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父亲因为经济问题中断仕途跌落狱中，母女二人饱尝世态炎凉，最后母亲终于凭借自己的精明让败落的家道再入繁华。对于这样一个有大戏可唱的题材，魏微却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正面讲述——她的鹄的本是对人世诸多身不由己的感喟，而非囿于家道兴衰的场面——在家道败落时，她的笔一时落在父亲入仕之前做中学语文教师时那段悠游自在、畅谈诗书的好时光，一时又落于奶奶心底对父亲的坚卓守护，即使写到父亲判刑前那段最狼狈忐忑的日子，很多信息仍然是透过母亲之口侧面呈示出来的，更不要提这一道道的往事都需隔着“我”情感的纱幔才得以探闻。而在家道艰难的复兴阶段，魏微用笔更省，只提到母亲为自己挑选男朋友和母亲辛苦经营餐馆时的几个片断，全然一副低眉的姿态。“家道中落”虽不是一般“平凡哀乐得失”的景象，但在诗意的抒情中，小说到底碰触了所谓的“人生”。不断交叠的倒叙、插叙、补叙，让小说中溢满了远远近近逝去的时间，充盈着对往事回首相望的痴情。
　　刘庆邦的《穿堂风》（《人民文学》第4期，短篇）深谙人间情味，故事凄凉而色调淡暖。主人公单字叫“瞧”，“因是个瞎子，村里人就把他叫成瞎瞧”。年老的瞎瞧在乡下靠侄媳妇养活，他心地淳朴、善良，拉得一手好弦子，谎称自己会“过阴”，只是为了给活着的人宽心，乡下日子清苦，瞎瞧是一村人寒素中的温暖。侄媳妇嫌弃瞎瞧，要扒掉他的小屋，瞎瞧只得住在门楼的过道中，吹着穿堂风睡在秫杆箔上，“别人都渴望生，瞎瞧这时候渴望死”——小说的文字一如题目，有种看穿世事、泯尽悲喜的温和平易，却于不动声色中一点点将人物推向孤绝，一面是人情之寒、世事之艰彻入骨髓，一面是惯于被漠视的瞎瞧临死前对世界的体谅和眷恋，两相映照分外令人动容。对瞎瞧命运的不平，大约就是刘庆邦动笔时的“那点人生感慨”，怀抱着如此的感慨，刘庆邦却并没有选择迎头上去激烈地谴责侄媳妇的寡义，或是不切实际地攻击其他乡亲的袖手旁观，相反，他以一个诗人的敏感默默地看护着瞎瞧，直到他凄凉赴死。与那种处处对世界横眉冷对的小说相比，这种低调的抒情似乎不够直接，但它的勇力恰似一阵穿堂风，直把我们吹薄透，逼迫我们检视周围的世界和自己的内心，“深刻”亦由之而至。
　　在2006年的抒情咏叹中，音色最为独特的当属一篇叫作《色拉酱》（《山花》第1期，短篇）的文字。作者文珍对文坛来说尚是一张新鲜的面孔，而文珍的言辞更是新鲜到令人讶异。《色拉酱》记述了两个女孩子之间的微妙情愫，她们相扶相持走过了一段花事初开的日子。通篇都是呢喃细语，却又那么动情使意，只说与中意人听的那种旁若无人的沉迷，有着一个女孩子的撒赖任性与百无禁忌。《色拉酱》宛若一个女孩子私底下写给另一个、却又万不肯发出的长信，文辞旖旎绵密，旖旎中包藏着对相熟的密友再道一声“风景旧曾谙”的羞涩，绵密则是一种善意的提示，仿佛恳请阅读的人不要随便地跨过任何一个词，这些词彼此攀附，就像文中两个互相依恋的女孩，错过任何一方，你就不会懂得另一方的心事。旧事重提的低语，让青春的寂寞和疼痛都鲜明起来。虽是短文一篇，作者语言的禀赋与对情、对物察至微末的敏感俱盛文中，让人假以希望。
　　石舒清的《父亲讲的故事》（《上海文学》第4期，短篇）、《长虫的故事》（《人民文学》第7期，短篇）、须一瓜的《提拉米酥》（《人民文学》第2期，短篇）、《西风的话》（《人民文学》第11期，中篇）、白桦的《蓝铃姑娘》（《上海文学》第4期，短篇）、马晓丽的《云端》（《十月》第4期，中篇）、方格子的《李市的早晨》（《西湖》第6期，短篇），或善于铺陈情境，或工于揣度人心，不论笔涉战争年代、边地传奇，还是底层世态，大都保持了抒情的韵致、文风的散漫和悠游的闲笔，俱可圈点。这类小说以抒情的方式对抗现实/历史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们骨子里的诗意以及舒缓、自然的情绪流动，对消费时代人们的普遍精神焦虑亦是一剂抚慰的良药。

　　探索：以个人的方式突围

　　正像伊格尔顿分析的那样，“文学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它自身，而是它包孕着创造性能量，而在现代商业社会中，创造性能量往往处于守势。在文学方面，可能也只有在文学之中，为创造性地使用语言而进行的重要探索依然十分明显，与公然风行于‘群体社会’中的贬低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庸俗现象形成鲜明对照”。③就这一意义来说，探索无疑是纯文学中最富活力的板块，也是对通俗文学反击最为激烈和极端的板块。相对于“写实”的守成中正与“抒情”的低语呢喃，执着于先锋探索的小说显出一种尖锐的穿透力，它们致力于以个人的方式思考世界，凭借站立的姿态对文坛内臣服于事的懈怠与疲软进行了有力反拨。
　　李浩是时至今日依然对先锋探索怀有热情与敬意的作家。2006年度他的两篇小说《失败之书》（《山花》第1期，中篇）与《一只叫芭比的狗》（《花城》第6期，短篇）依然保有了这种探索的灼热。翻开《失败之书》如同踏上了一条逼仄的单行道，小说中的人物都没有回头路可走，他们在前进中感到的艰难、窒息与绝望很快就感染了我们。被父母从北京“画家村”接回来、求艺不成的失败者哥哥，小心翼翼“讨好”哥哥的父母和作为事件参与者与质疑者的妹妹（“我”）形成了一个坚硬而难以撼动的三角结构，谁也不能指望从这有着三个结点的绳索中抽身而出，所有的人都在屈辱与绝望中残喘。由于始终在沿着同一向度发展，哥哥的形象虽鲜明强烈却薄如纸片——尽管他一以贯之的、“钢铁般”的意志力让人毫不怀疑这张纸片能削铁如泥。小说的遗憾也与此类似，《失败之书》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点，尽管它的质量已足够，尽管它也在我们的内心投下了阴影，可它仍然有可能被混同为一般，而仅仅为读者留下一个偏执的形象——虽然比照哥哥阿Q般令人瞠目的忌讳以及种种神经质的极端举措，不难想见他的理想遭到了怎样毁灭性的打击，但失败的哥哥、暴躁的哥哥、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的哥哥显然缺少一个更为深远的“跋涉”理由。
　　与《失败之书》的构成相反，《一只叫芭比的狗》像一支义军的队伍，由于不断有新的力量加入而渐行渐壮。小说开篇相当轻盈，单纯的机智与反讽的快感相互游戏；而芭比的恋爱很快将小说引入深处，折射出人性中低伏的残暴、压抑、对宣泄与放纵的迷恋、冷漠与唯我；结尾芭比被谋杀的梦境，让人虚惊一场，但它传达出来的那种迥异于前文的忧伤气息和酸涩的自省意识有力地拓宽了小说的视野。
　　此外，李冯的《车厢峡》（《收获》第4期，中篇）借李自成的名号坚韧不挠地开拓人物隐秘幽闭的内心世界，颇有刀砍斧凿之势；李师江的《医院》（《花城》第4期，短篇）以在调侃和油滑边缘行走的语言对医院中“救死扶伤”之外的现象做了犀利的剖析，笑骂中见锋芒；曹寇的《携王奎向张亮鸣谢》（《花城》第5期，中篇）轻松流利的叙述口吻与一场即兴发挥式的恋爱相得益彰，而通过前后两个男人追女孩子方式的不同，特别是“玩世不恭”的叙述者“哄骗”女友的言谈，不难发现作者对人生与理想的个人领悟。这类作品带有小说家鲜明的个人印记，它们在各自的方向上探索着纯文学可能的道路，而如何在保持语言活力的同时，既避免陷入创作的瓶颈，又不滑向能指的轻浮游戏，是致力于先锋之路的小说家需要严肃对待的问题。
　　消费时代的纯文学，承担着一种更为隐蔽的意识形态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2006年中短篇小说三种各有侧重的表达方式——“写实”、“抒情”与“先锋探索”，显现出某种积极的策略性。面对日常生活的平庸、琐碎，写实的小说试图通过小叙事去发现生活的深意，抒情的小说以诗意的方式温暖处处为现实制肘的人心，先锋探索则更愿意凭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去激活人们被日益规训的想象力和感受力。无论如何，在这个人人都恨不得纵身至网络、影像、畅销书的海洋中冲浪笑谑的消费时代，仍然有这样一些小说家，他们踏踏实实地从事着纯文学的创作，表现出一种冷静的文学坚守，实在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

　　①陈晓明《小叙事与剩余的文学性——对当下文学叙事特征的理解》，《文艺争鸣》2005年第1期。
　　②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40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