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之外的阅读——2006年文学新书简评

梦的轻波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2007-1-30 0:25:06

盛夏中的2006送来一本《瓦莱里散文选》（百花文艺 4月版），样子不起眼但份量十足：保尔·瓦莱里，诗歌史上的一流人物，后期象征主义集大成者，千古流传的《海滨墓园》的作者，大才子梁宗岱看到他就像他看到马拉美一样，是要跪地磕头的。译者之一、76岁的老翻译家唐祖论先生（令一位是还要大10岁的钱春绮先生）说，很多老一辈中国诗人说起这个名字都会激动得发抖。



但是《散文选》体现的其实是另一个瓦莱里：一个喜欢叠床架屋、几乎不用引文、从理论到理论、很难让人一气读完的瓦莱里。这种印象让我想起埃德蒙·威尔逊对他的批评：以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来满足他的知性取向，总想把自己半瓶子醋的数学和科学掺到文学里。而更重要的是，一种对自己所掌的流派的过度自信使他常常不乏傲慢地对别的流派指指点点，尤其体现在《福楼拜的诱惑》一文中，他借评福楼拜道出“一切能明白的事物都不再具有重要意义”，轻轻一言就判了现实主义写作的死刑。于是有朋友说，象征主义文学其实是走极端的一根筋，是最没前途的流派。



然而大师瓦莱里的极端跟俄罗斯人索洛古勃的极端还是不一样的——很勉强地类比一下，因为两人脑门上都贴着“象征主义”的标签。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象征主义是国恨家仇中繁荣起来的文学流派，玄想过后还得面对现实。但索氏的《创造的传奇》（新星9月版）给现实开的药方不是政治的也不是神学的，他用近乎“头脑风暴”的虚构创造了一个草木皆兵的象征王国，而虚构的目的并非返观现实，而是搭乘故事中人的飞船一起逃离现实——一帖彻底绝望的美学药方。



其实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从来就不缺魅力，比如内米罗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人民文学5月版），这部湮灭60多年的小说一见光就石破天惊，当选亚马逊2006年年度最佳图书，女作家的精巧布局犹如对 1940年法兰西惨败的现场直播。还有20年前旧译本重新出版的《国王的人马》（上海译文7月版），佩恩·沃伦向我们展示了最真实的美国政治运作及其最复杂的道德后果。不能不提已出四部的“托马斯·曼文集”（上海译文5月版），即便谁都无法否认它的冗长琐碎，大名鼎鼎的《魔山》仍旧不乏叶公的追捧。曼的声誉得益于他坚实的民族性，他以最德国的方式全景式观察和再现最真实的德国，成为我们面前一盘丰盛到无从下口的大餐。当然老翻译家们继续任劳任怨，君余夫妇献给我们一部全面修订过的《大骗子克鲁尔自白》，也是曼相对最容易读的小说。另一位老翻译家，专长捷克语的杨乐云女士则在年初献上赛弗尔特《世界美如斯》（中国青年1月版），一部以抒情淡定的表象掩盖痛苦心迹的散文集，迷惑了不少耽美的读书人。



最令人吃惊的老翻译家是年届八旬的王永年先生，他以对作者的厌恶态度重译的凯鲁亚克《在路上》，问世不久就创造了骇人的市场奇迹。“垮掉的一代”号召力依旧？如果说《世界美如斯》考验人探测言外之意的细心，那么《在路上》（上海译文12月版）衡量的则是读者的距离意识，衡量他是否仍以能把自己代入作者的位置作为阅读的第一动机，乃至作为阅读品位的泉源（有人却对我说，《在路上》可用来测算你的“心理年龄”）。但是，没有距离感的阅读和没有距离感的写作一样，境界再高也是有限的；凯鲁亚克诱惑读者去成为他，而不是退在一尺之外审视他，了解他以及他的时代、他的国家的来龙去脉，这种诱惑在不分国籍的一代代青年，对充电的需求更甚于思索的青年身上屡试不爽，但他们面对《鲜花圣母》和《玫瑰奇迹》（浙江文艺8月版）可能就提不起精神了，因为让·热内虽然放荡程度不逊于凯鲁亚克，你却没法跟着他的示范一起动作。



而有一些人的经历是不便代入的，比如美国人奥利弗·萨克斯——他在挪威野外的一次意外中左腿致残。这样的人生故事必然不会带来便利的阅读，也不会轻易激起自我臆想，因为它触及了真正严肃而沉重的东西：残疾、康复及其连带的生命省思；让你不得不在一段距离之外注目，看《单腿站立》（南海出版公司9月版）的作者如何一点点找回健全的身体和尊严，那种切身体验不是用来做给人效仿的。而在库切的《慢人》（浙江文艺6月版）里，遭截肢的寡居老人怎么也找不回身体乃至尊严，但好在他还是“想通”了。还是向这些人致敬吧。



2006 年最值得致敬的作家无疑是帕慕克，一位兼备学识和现实关怀的学者型作家当选诺奖，绝对是全世界读者之幸。学识可以虚构出《我的名字叫红》（上海人民8月版）那样的真实历史，受众口味的风向标只能扶植出《追风筝的人》（上海人民5月版）那种貌似真实的虚构，同样是伊斯兰背景，境界真伪别如天壤。读帕慕克时我一再念叨帕斯，两人都是自己民族的百科全书，再套个滥词说——是“良心”。2006年也见证了墨西哥的良心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文版引进——筹划多年的《帕斯选集》（作家7月版），而且是作为庆祝中国文联作协大会的献礼书推出的，真可谓天作之合，适逢其时。我们也适时地听见了帕斯的一些箴言，比如“国家总是在同化知识分子，所以作家的任务就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