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特有词汇辑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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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面红旗：在１９５８年前后，中国提出了三面红旗。其一是“总路线”，具体说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二指大跃进，所谓“赶英超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看来愿望是好的，但浮燥得实在可以，由此可以想见“亩产十万斤”是如何出笼的。其三是“人民公社”。其本质是“政社合一”，即政权机关和生产合作社结合。既管政治，也管经济及其他差不多所有事务，或者说是政府包下了一切，可以说是中国大政府格局的初现。

    三级所有：自５８年大跃进后，我国很快实行了公社化，当时在县以下有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队四级。在我们一带，公社的建制比“撤扩并”后目前的镇要小，（但从黑龙江一些地区看则相当于镇。）大致相当于现在的乡，而大队则相当于现在的村。兼有政权和领导生产的多种功能。（在黑龙江的合江地区，所谓的一级政府－－－－“革命委员会”是一直建到生产小队的。）在“暂时困难”后大队和公社中间的一级“管理区”渐渐取消。由于层次多，特别是当时“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和“共产风”等大环境影响，农村经济分配上问题较多，即所谓干部的“懒、谗、贪、占、变”问题。中央就定下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以生产队也称小队为基本的经济核算单位。当时有几个很出名的中发文件：“农业发展纲要４０条”、“２３条”。后者就是专门针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要了解那时的中国社会不可不看这几个文件。

    四清：文革前奏之一。始于暂时困难刚结束的１９６３年。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早期是清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下干部的多吃多占问题（清经济），后渐偏重于思想政治方面（清思想）。渐渐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就发展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就以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为文化革命开始的标志。

    桃园经验：四清运动前期，刘少奇之妻王光美带工作队到桃园大队搞试点。她们所总结出的经验即称“桃园经验”。也是文革中给刘少奇定罪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家村：文革前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和明史专家吴晗，经常在“北京晚报”上发表文章。一般以“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为专栏名。内容多为文史杂论，不可否认其中有借故喻今的内容。成了文革最先中炮的目标之一。（当然更早更大的目标还是吴晗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四大：指文革时期允许、提倡、鼓励群众使用的四种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现在看来，这四大并不对仗。大鸣和大放，源于百花齐放之放，百家争鸣之鸣。前者指各种艺术流派都允许存在，后者指各种学术理论都允许发表。很明显，这是一种政策。评说一种政策，无非是正确与否，是否真正实行；而大字报和大辩论却是属于方式，也就是说，大鸣可以用写（如论文、大字报）的方法，也可以用讲（如讨论、辩论）的方法。所以我觉得放在一起还并称四大自由并不合适。

    接班人：本来接班人的意思是象“共产儿童团歌”里唱的，是泛指的。但文革期间的这个词，通常是专指国家领导人的接班人，当时还有接班人必须的五项具体条件。具体人选原来是刘少奇，彭真，后来是林彪，再后来是王洪文。我还记得文革初期，当时军委四个副主席讲话，说明选林彪当接班人的英明。结果是原来的打倒了，新的一个也没站住。

    走资派：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资反路线：文革专用语之一，意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红卫兵：最早于１９６６年五月末出现于北京清华附中。后来由于受到中央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迅速蔓延到全国大中学校。当时的含义仿佛是苏联的“青年近卫军”，是保卫毛泽东的红色卫兵。（我曾遇到有一个被抄对象解释为红色卫生兵，实在是联想丰富了－－一笑）一般是大学生和中学生的群众组织。开始仅允许红五类子弟参加，随着“血统论”的被批判，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的其它学生很快就纷纷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种红卫兵。如北京，出名的红卫兵司令部就有三个。

    破四旧：首先是林彪等人借用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话，号召大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实际运用中四旧内涵极广，从旧书（实际上几乎就是所有的书了，因而那时差不多所有的图书馆都关闭了）、旧戏（也差不多是全部，因为实际上只剩下几个样板戏还可上演）、老歌（“东方红”、“我们走在大路上”、语录歌、国际歌不在此例。）直到宗教迷信，各类文物，乃至菩萨庙宇、古建筑造型，可以说差不多都在打倒砸烂之例。这也就是后来大批青年学生被指认为破坏中国文化罪人的主要原因。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在各级各类偶象的怂恿下，少不更事的青少年懂什么？杭州就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学生为主的造反派要炸灵隐寺，由于周恩来说了话“要保护”，结果也是学生为主用人墙守住了它。我记得似乎是以浙江大学的一个叫“１８６１”革命造反战斗大队为主做了这件事。记不清是哪位写过一本书，他说：我曾是红卫兵，我不忏悔。我也深有同感。每到灵隐，看到飞来峰下那些缺鼻子缺眼的佛象，我总是浮想联翩。我喜爱这些佛象甚于新做的大石刻。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里，到底应由谁对历史负责？我总是想到写《一八七一公社史》的梅林在书末说的话，应该是那些穿着带金线的制服的高官权贵们。（这是二十几年前看的，原句记不清了。）杭州也是个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我特别喜欢青藤先生（？）写的：拭拂残碑，敕飞字依稀可辩。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千古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倘钦徽一返，此身何属？彼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欲。而我们中国从来是只骂秦桧不骂高宗，只怨妲己不怨纣王。青藤先生的末三字何其深刻呀！

    红色恐怖：由“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而进一步发展到极端，就是滥用私刑，北京、河南及其他各地均有骇人听闻、惨绝人圜的故事。ＷＲ142期上子生先生说的有些事不好解密，我觉得是有点不好解密，冤冤相报是不行的。可是不了解这些情况，让我们的后代怎样看那些该负责的人呢？看到不少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朋友在ＩＮＴＥＲＮＥＴ上的争论，我深深感到４５岁以上的人们应该多写下自己的回忆和经历。不了解过去的沿革怎么能说出中肯的观点呢？尽管在这个年令层上的人们能上网的并不多，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的功能多少能补上这个缺陷。这就是我也希望写些小百姓看法的原因。我相信总有一天全都要让老百姓知道的。文革博物馆还是应建起来的。正好有人推荐在《西湖》上刊出了高尔基的文章，我总觉得我们这些炎黄子孙，实在是要好好反一反封建，是要补一补“什么叫人的基本权利”的课。在我们的国家里，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受到的致命攻击为什么却是封建主义。千万不要象巴金先生说的，挨了大老爷的板子还要谢大老爷恩典。

    大串连：对三届生而言，这是最浪漫的文革专用词了。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后，为了鼓励学生青年造反，开始了波及全国的大串连。理论上是要煽革命之风，点造反之火。让各地各单位造反派之间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客观上给广大的大中学生带来一个极好的免费旅游的机会。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住宿不要钱、甚至还有穿衣不要钱。（当然借条是要出的，但最后都报销了。）至今仍是让许多青年羡慕不已的事。由于措手不及，给许多地方造成极大的接待压力，如江西井岗山就发生过飞机空投食品之事。感谢北京几个红卫兵的传经，我始终没有到远离交通干线的地方去，所以没有遇到过衣食之困。但也是在大串连中，我第一次有了和虱子一起生活的体验。也是在大串连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国中、东、南部各省的大小城市。

    红海洋：可算是最温和的文革专用词了，因为这只是造成浪费。为了大树特树，为了让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各地各派在可能的墙上都用红色的油漆，墨水写上宣传文革大好形势的标语和毛主席语录。

    造反派：文革专用语之一，指所有敢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当权派进行揭发、批判、斗争的派别组织，当时为褒义。语出毛泽东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保守派：相对造反派言，对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当权派采取辩解，保护的派别组织。

    老三篇：文革专用语之一，指毛泽东选集中的三篇文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当时要求人人、天天学老三篇。那时的情况是青年朋友们很难理解的。戏录“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流行极广的一段：“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促进思想革命化。”

    黑五类：文革专用语之一，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分子等五类，意为敌我矛盾的专政对象。后期又有人继续扩大为黑六类、黑七类。文革后有人把某些有色食品命名为黑五类，实在是一种黑色幽默。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文革早期的一个口号，阎王者指当时中宣部的领导；小鬼者广义指所有受压制的群众。就是鼓励造反的意思。似为毛泽东提出。

    牛鬼蛇神：本来是泛指所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实际使用中被扩大到自己派别所反对的所有对象。比如：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帝修反、铁杆老保、变色龙、小爬虫、等等。

    “牛棚”：因批判、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需要，某些人物被指令居住的地方叫牛棚。即牛鬼蛇神被关押的地方。从处理的严厉程度上说，住牛棚者介于收监和监督劳动之间。

    小爬虫：曾主持两报一刊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及受其牵连的一批人。

    变色龙：指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司令傅崇碧及受牵连的一批人。

    红五类：文革专用语之一，指家庭出身为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五类人。和黑五类相对。

    血统论：文革早期主要由部分***提出的一种理论。其内容可由一副流传很广的对联解说得活灵活现。“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幅为“基本如此”于是就有了“将军辩论团”（指将级军官的子弟组成），于是就有了“西城区纠察队”，于是就有了“联合行动委员会”，也就有了“红外围”。可是这种理论只会把所有的可能盟友推到逍遥派或反对派一方去，很快就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吐弃。（本人所在的学校里，大批既非红五类也非黑五类的学生，不甘当二等公民，就偏不参加你的一派。自立山头了。）这种出身决定论也受到总理甚至也包括江青等在内的中央领导人的普遍否定。龙子龙孙们一怒，就用江青在前后说的不同的话做成一对赠江：造反有理，小将可爱；血统高贵，什么东西？典型的血统论理论为北工大学生谭立夫的讲话；最早系统批判血统论的是遇罗克(思澄随注：略有点春秋笔法。最早对血统论表示异议的应该是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他把对联改成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横批应该如此。算是一种很委婉的劝导。当然不算“系统批判”。不能因陈伯达后来的错误否定之前的功绩。)，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１９７０年被处决！愿他的灵魂安息。这实在是现在的青年朋友很难想象的。对着一些少不更事的夸夸其谈者，我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悲哀。多少丑恶、残忍、卑劣、下作之事借着堂堂正正的名义肆逆于世。

    四个第一：原国防部长林彪提出的理论，意为在部队所有工作中应做到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一般认为这是他获得毛泽东的信任的主观原因之一。（外部原因是毛有这个需要，而当时的中国个人迷信泛滥，也有相应的社会政治环境。）

    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文革期间对毛泽东称呼的前缀。

    文攻武卫：因郑州（？）造反派在武斗中遭到很大伤亡，学生大批赴京告状。江青在接见时十分激动，于是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记得当时周恩来还赶快作了一些解释和限制，可此语一出还是引发了全国武斗的升级。盖因武斗一起，两造都说自己是文攻武卫。我总以为这个口号的提出是大规模武斗的的祸源。在文革中，比较出名的大型武斗事件有：以重庆为代表的四川两派之争，武汉的七二零事件，上海的剿灭“上柴联司”事件。第一例的特点是动用了正规武器；第二例的特点是军队参与；第三例发生时正当毛泽东在沪。

    样板戏：文革开始后，随着大批判的扩散，绝大部分戏曲均被指为“封资修”而被禁演。全国只剩下几个所谓的京剧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巴蕾舞）、白毛女（巴蕾舞），几个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几个影剧象车轱轳般来回看，我们还真乐此不疲。青年朋友们不必撇嘴，换了你也一样：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极少）、没有ＫＡＬＡＯＫ、没有舞厅、没有扑克、没有麻将、没有钱、没有爱情、没有……有什么呢？有布票、油票、粮票、豆制品票、肉票、煤球票、煤油票、棉絮票、蛋票、酒票、烟票……

    路线斗争：文革初，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中强调的是马列主义者必须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随着斗争的继续，就强调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是除了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还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事件后，理论上则特别强调突出“十次路线斗争”。亲不亲，路线分。欢庆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站队要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在此以前不管如何说，总还是用某种理论来解释革命，从此后就简单得多了－－－－虽然还保留了“民主集中制”的五个字，而其实质却已是个人迷信和人治制度的无缝结合。

    四大学生领袖：指文革早期有很大影响的几个北京学生组织头头，包括“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井岗山”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和北师大“井岗山”的谭厚兰。不过由于聂元梓本来就是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所以在我们许多学生的心目中，更愿意以北地院“东方红”的朱成昭来代替她。

    革命委员会：文革中的中国政权形式。最早始于上海造反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五日夺权后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因受叶剑英等元老从国体、宪法方面反对，后来就改称“革命委员会”。通常产生的程序是由中央召集该地区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站出来并被造反派认同的原领导人、再加上由中央指定的当地解放军代表。到北京开会排定座次，然后再由两报一刊发一专论，于是“三结合”的新政权就成立并被认可了。这一篇专论是秀才们根据该地特色而拟就的，常多少带有地方特点。如：天津是“海河两岸尽朝晖”；四川在各省中人口最多就是“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黑龙江是“东北的新曙光”，湖南是“芙蓉国里尽朝晖”，等等等等。等到大陆各省市全部成立革委会，于是就叫“全国山河一片红”了，还出了一张纪念邮票。但很快就收回了，这就是有名的废票。重提此事我只是想说，智者千虑，众人共虑，也难免一失。不要动不动就骂人汉奸卖国。如果为了媚上、为了顶子而不惜攻（言干）甚至出卖朋友者，万勿与之为友。

    三结合：指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必须要有无产阶级革命派（即造反派），站出来支持文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地驻军代表三方组成。

    两报一刊社论：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三种刊物共同发表的社论。在文革期间，这三种杂志常就某事某时期形势发表文章，客观上代表毛泽东的观点，极具权威性。

    梁效：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批判写作组，以两校谐音取名。常见于批林（彪）批孔（夫子）批周（公）时期。其后台为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革。常发表导向性的权威文章。当时该两校的头面人物是迟群和谢富治之女谢静宜。

    炮打三红：文革专用语之一，凡被指控为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都适用。罪名是“现行反革命”，量刑则是从“批斗”到“关押”直至“处死”。记得在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６７年间，由于抄家成风，我地有一个小孩家被抄了。孩子不过８－９岁，刚会写几个字。不懂事就在墙上写了“打倒ＸＸＸ”，结果是在我们市（当时是县）大会堂里开大会批斗。我们只是高一学生也甚觉不妥，不敢不进去，就很快偷偷溜出来了。

    知青：直接的意思是知识青年，但在７０年代的中国却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一般情况下是指上山下乡的初高中学生青年。直到１９９５年我有幸到云南的西双版纳，小导游仍是十分肯定地说我是知青－－－－当时我已近知天命之年了。由于受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孽债”的影响，这个“水傣”姑娘还非说我是去找儿子的。（其实我下乡是在松花江边）。可以想见，我到了古稀之年回我插队的第二故乡，我相信仍会有人叫我知青的。

    “土豆加牛肉”：讥笑“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语。本意是讽刺苏联领导人目光短浅，有毛泽东词为证。“……土豆烧熟了，还有牛肉……”（著名的“不许放屁”也就出于这词。）但民间百姓更多注重在经济现实方面。在批判会上人们慷慨激昂，但不妨碍他们在会后向往着把“土豆白菜”换成“土豆牛肉”。

    李青霖：福建某地一位教师，因其子下乡而生活困苦。居然敢写信给毛泽东诉苦。不知他有何门路，信居然送上去了；不知又是什么原因，居然引发了老人家的隐恻之心。于是就有了“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于是又有了全国各地对下乡知青的“工作检查”和“生活慰问”，令各地知青多少得到一些实惠。但不清楚的是不知他是否拿了上方宝剑乱用，终于获罪哪一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一失势，此公就被收监。不知此时是否还在人世？

    张铁生：辽宁省下乡知识青年，插队后曾做过生产队长。１９７３年中国首次恢复高考，可能真是因为忙于生产，考得一塌糊涂。这本来是值得同情的，他却因之写了一封信。攻击大批盼升学如盼云霓的难友，这就有获罪于天下的味道。偏偏王张江姚等又要用这个典型。于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数年间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倘能读点书，学点史，夹住尾巴做人，谅也有半世安逸。不幸他受人之惠，忠人之事。乃至肝脑涂地，于是真正获罪于天下了，树倒猢狲散，也进了东北人谓之巴篱子的去处。

    五虎上将：指１９７１年９．１３林彪死于蒙古后被指控的林彪集团的骨干人员，包括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空军司令吴法宪，林办主任叶群，海军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江南民间戏称“黄吴李邱”为“黄鳝泥鳅”。该四人在林彪倒台后均被判刑，但如今都早已刑满，想来现在也不会全在人世了。从普通的高级干部进入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权力中心，又一夜间论为囚徒。暴起暴落，黄粱一梦，想来也是恍若隔世了。

    大闹怀仁堂：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６日在中南海怀仁堂，陈、叶、徐、聂四位老帅和二李一谭等几位副总理和康陈江张姚等发生正面冲突。经毛泽东直接干预，周恩来调和。经７次生活会，终以中央文革胜利为结果。从此，中央发文排名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老资格的革命家谭震林也荣称“二月逆流”的首领，作了检查。

    山鹰之国：指阿尔巴尼亚，在中苏大打笔墨官司时，该国为中国的铁杆同盟。当时称为“亚得利亚海的明灯”。受我国援助甚多，但文革后期两国关系恶化，至今少有往来。当年起第一书记为霍查，部长会义主席为谢胡。文革后期两人闹反，谢胡被处死，霍查于８０年代末的东欧剧变中被废绌。我曾见过报载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总结发言，称霍在排除异己时曾处死一个怀孕的对手。因而我对他印象不好，但不知是否属实。

    半修：未公开的非正式称呼，指当时的罗马尼亚。１９８９年，其元首齐奥塞斯库因狂暴镇压人民反抗而引起军队反戈，被捕后被处死。

    非洲雄狮：指当时任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海尔。塞拉西。在中国开始积极外交活动时，该人曾来华访问。我对请皇帝来访很奇怪。直到上大学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在二次大战中反纳粹的大英雄。不久他的政权被少壮派军人推翻。我对此还很有一番感慨：是不是也可说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修正主义：文革时期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概念。品种还不少，如马克思恩格斯时期的有伯恩思坦和考茨基；斯大林时代有南斯拉夫的铁托；文革中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外版就是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了（实际上还常常带上意大利的陶里亚蒂，法国的马歇和日本的宫本），而国内版则非刘邓陶莫属了。在老百姓生活中已很常用，如当人们说到“人一旦生活改善了很难再吃原来的苦”时，就常用“修”掉了来描述。

    社会帝国主义：１９６９年，中苏因珍宝岛等领土纠纷引起军事冲突。其后中国即以社会帝国主义称原苏联。当时其国领导人是勃列日涅夫（总书记），柯西金（部长会义主席￣相当于我国的总理），波德戈尔内（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相当于我国的人大主席），时称三驾马车。

    三尼：因中国佛教界宿耆、大书法家赵朴初的散曲《哭三尼》而名。指西尼－－－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东尼－－－时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

    后记：

    文化大革命将到３４周年了；对这样一个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疯狂时期，人们在遗忘。尤其是在不被后代了解的情况下被遗忘；不能不使人感到极大的遗撼。

    二十世纪将要结束，４９年前后出生的，在中国被称为老三届的目击身历者也已到或将到天命之年了。我没有能力写一篇有份量的文章，如“文化大革命３４年祭”。但我希望把我听见、看见、经过的事记下来。以期将来不再出现、或少出现诸如“岳秦之争”这样无聊的话题；鉴于斯，毋论狗尾续貂还是貂尾续狗，欢迎网友印证、讨论、指正、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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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2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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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
半边天



名物化形容词。本义指天空的一部分。引申、喻指妇女的巨大力量能顶起半边天，是基于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观念，对妇女社会角色的一种认定；也被用来借指新社会的妇女。成为女性的代称。据说起源于湖南农村。

中共意识形态历来把妇女解放当作社会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主张废除童养媳、纳妾、妓女、缠足等传统陋习，含有基于民众大联合式（统一战线）的边缘挑战主流的话语谋略；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更加动员妇女离开灶台、家庭，进入社会化的职业生活，通过改善法律地位以确立家庭中的性别平等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平等，突破了包括“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种种对妇女的传统束缚，来促进全社会的动员，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

1958年雄心勃勃的大跃进，使劳动力供应不严重足现象凸显，加速了妇女进入职业生活的节奏。几乎在所有男子胜任适应的岗位上，不管是工农兵、教师、官员，还是拖拉机手、飞行员、高空带电作业班……在从业大军里、社会生活中，到处都能见到她们的身影。毛泽东说，“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更加从政治上助长了这种妇女职业化的社会进程。在文革中，对各式铁姑娘班队的宣传，党代会、革委会、积代会（积极分子代表会）都必须有一定比率的妇女，更成为制度和时髦；带有相当的强制性。这在当时，是社会进步、革命化的量度和象征。而同时在婚姻、性观念等方面，女性地位的改变乏善可陈。

与此同时，由于片面、错误地强调男女平等，而忽视妇女固有的生理特点，忽视妇女的经期保护，对妇女的身体健康造成了部分损害。而且除了教育，家务劳动没有社会化，妇女除了职业角色，还得承担传统的家庭主妇角色，实际上承担了双重的负担。在她们的劳动报酬、职业晋升，低于男子以外，还要承受额外的剥夺。在此过程中，妇女的男性化、中性化，和男子的女性化、中性化，就成了一个自然互补的伴生现象。缺乏对妇女解放的自觉意识，使妇女把意识形态鼓动的社会解放当作了自己的目标，她们从家庭解放出来，又成为社会的工具、奴隶。尽管如此，多数妇女仍然衷心感谢这种对她们未必有利的变化，因为其在家庭中的权利发生了实质性的革命。

虽然1990年代下岗现象突出，女性下岗率高于男性，一些妇女回到家庭、厨房，出现了一种“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但是1950年代以来就业模式的强大惯性仍然普遍有效，女性晚婚和自己创业做老板的百分比不断攀升，女人从家庭走向公共空间的仍在继续，中央电视台（cctv）1995年开办的妇女节目就取名为“半边天”。

2000年代的日常语言出现逆向性蜕变，也有把“半边天”当作“功劳高、作用大”的引申、借喻来使用的；并不专指妇女。如果体育报道称“中青队大连小将占据半边天
中超小将依靠经验领跑”，“火箭角色球员撑起半边天
苏拉5投4中功劳不小”。



（参考资料：陈正人《进一步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2日；《“半边天”自主意识高 八成女性家庭事业并重》，《今晚报》2005年3月30日）




文革词语：海外关系



居住在大陆的中国公民与大陆以外（主要指在欧美、台湾、香港）的人具有的亲戚、朋友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被认为社会历史背景复杂，普遍有通敌嫌疑，具有不被信任、不宜使用的政治条件。

这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阶级分析世界图式有关──全球地缘政治的敌我阵营分为：敌──帝修反；我、友──亚非拉（主要指发展中国家）。在这种格局中，国际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时刻准备包括以武力对抗、和平演变及阴谋渗透在内的各种方式，企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因此一切与西方（欧美）、台港有关的事物（如，“美国之音”、BBC）都包藏着祸心、阴谋。有“海外关系”的人被指为“反动的社会基础”。陈伯达甚至说，“归侨多”的地区，是“特务联合国”。

虽然海外关系从未被正式、公开规定为一种罪行；但在经过阶级斗争观念多年熏陶的普通人心目中，它确实是通敌嫌疑的表征，应该在政治运动中首先受到关注、审查。在需要高度保密的工作岗位，如，国防高精尖科研、工厂、空军等单位，招聘人员时，首先就要剔除有海外关系的。人事、组织部门也不宜使用有海外关系者。

1969年10月在侨眷众多的广东省制订了《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

并立即在广东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假案。

所以多数人填写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时，都隐瞒了在海外的亲戚、朋友（已经公开的除外）；在日常交往中亦决不向外人提及，连子女也不知道有这门亲戚。

1950年代放弃海外舒适的生活回国，投身祖国建设的一大批华侨青年，历次政治运动都因海外关系受到严厉的审查乃至批斗；尤以文革的面广、峻烈为甚。其中一些人因为实在不堪忍受非人折磨，和被当作异端的疏远、冷落，而含恨去国。没有人敢于或愿意对有这种罪名的人表示同情。

1980年代以后才恢复与海外亲人的交往，使得多年不知就里的子女大吃一惊。由于有外汇收入，有海外读书签证的方便，海外关系又成了让人们艳羡、眼红的资本。又演出了一系列闹剧。



（参考资料：粤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南方日报》1978年1月24日；林青云《有关侨务工作的几点建议》，《人民日报》1981年7月8日）





文革词语：斗批改



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为了强调文革是一有目的、有计划的、理性的政治运动，而拼凑的草图式工程说明，带有想当然的机会主义色彩。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经典表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所说的：“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曾一度想以斗批改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结束文革。但因为基本方针仍是阶级斗争，工、农、商、学基层单位都要建立政权性质的革委会，没有以社会和解整合合法性的建设性权力结构，助长了权力的倾轧、纠缠、滥用；清理阶级队伍延续派性纷争和动荡，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整党建党让部分造反派、打砸抢分子涌入党内；批判封资修不知所云，继续割裂文化的内在关联；改革，如革命样板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工农兵上讲台、“七二一大学”、赤脚医生……以“五七指示”为蓝本的民粹主义自发崇拜成为制订政策的依据，政治秩序、社会生活仍然混乱不堪，新生事物成了闹剧。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企图恢复秩序，初见成效，又不符合毛泽东发动文革初衷，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有效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的），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建设新世界；为了解决未了的旧矛盾展开的新运动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循环往复。没有以效率合理性为先导的整体目标设计，造成翻烧饼式的来回折腾和资源的盲目浪费。

斗批改曾被期许、美化为包医百病的救世良药，其实是“本来无一物”，何处见药效、显神迹？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日




文革词语：成分



名词。也写作“成份”。家庭成分的省称。指由个人的早期经历、职业和家庭经济状况所决定的社会身份、阶级类属。它在个人履历表里虽只占据普通一格，对人生命运的意义却举足轻重。

在阶级斗争学说指导下，处理升学、入伍、提干、入党、运动中的左中右排队等人事和运动的现实政治问题时，都要实行阶级路线政策。家庭成分作为阶级路线的直接反映，是划线排队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劳动人民（工农）、革干家庭出身的人因为血统纯正，被认定阶级—政治立场坚定、革命性强，所以能享受种种照顾、优惠，而非劳动人民甚至敌对阶级出身的人则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这样的安排规则，有党的干部政策、国家人事制度作保证。尤其是参军、选拔参与核工业等研究，或从事保密程度高的职业，对成分的政审要求，就更严格。

此时红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骄傲、优越。黑五类的父母和子女就会为自己的出身感到屈辱，无论其智商、努力怎样优于同龄人都得不到平等对待，不但名牌学校、连一般大学也上不了；分配工作也是往边远地区发配。仿佛他们天生便是贱民。就业单位的好坏（按福利厚薄、社会声望高低排序）也无意中与成分的等级层次相关。建国以来的组织人事部门都是遵循同样的原则。只是文革前还偶尔讲个“重在表现”，到文革就严格控制在很小的百分比范围内，更加趋于绝对化、一刀切，极少漏网之鱼了。连在农村代课、做文书这种利益小、临时性的工作也干不长。

那时，家庭成分好的，出了事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为是人民内部就可以从宽；家庭成分不好的，哪怕只应列入仍属于人民范围的小资产阶级（如教师、职员、医生或小商人等），也会变得大大的不妙；家庭成分坏的（如地、富、反、坏、右、资），更加小事亦可放大、大事就成灭顶之灾，因为是事先就有一个敌我矛盾的分际在那里。在政治运动中上纲上线很容易——把父母的账都算到子女身上了。最可恶的是，连好事也往往会变成坏事，如成绩好、业务强，就成“白专”要挨批判了。家庭成分成了人间等级秩序的阴阳界关隘。

所以，填履历表的笔格外沉重。填家庭成分时，人们往往就下意识地往红色、纯正的职业、成分上靠。能挪一寸是一寸、能挪一分是一分。笔者家庭出身本来是职员，但一段时间里传说可以算是邮电工人，就什么表的成分栏都填“邮电工人”了。只是真正敢于蓄意、大跨度瞒报的并不多，因为一旦被发现（概率太大）后果就很严重。

连纯属私人生活的恋爱、婚姻也不例外，红五类子女配黑五类子女是下嫁、掉份，黑五类找到红五类就是高攀。会受到亲戚、朋友、同事的阻挠、反对、冷淡。严重的，单位会不给出介绍信，不少的被棒打了鸳鸯。侥幸得逞的，父母也有的因懊恼不参加孩子的婚礼，子女得不到父母的祝福，甚至断绝往来。即使冲破世俗偏见结了婚，在家里不自觉的仍是红五类子女的地位高（下意识觉得委屈），黑五类子女的地位低（下意识觉得对不起对方），说话、做事都得赔着小心。成为家庭冲突的事故多发区。多年以后有了第二代，才和爷爷奶奶、外公姥姥勉强来往，还得低声下气地事事察言观色。

这种因为成分悬殊而俯就的婚姻，文革后由于家庭成分的政治权重变轻、淡化，平衡被打破和改变颠倒了过来，有一部分家庭解了体。



（参考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贵州省军区政治部《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把部队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人民日报》1967年5月10日；张振录、胡志刚《把暗藏的敌人统统揪出来》，《人民日报》1968年8月4日）




文革词语：大办



与号召相联系的固定句式：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办教育（扫盲）、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大办民兵师、大办猪场、大办小型水电站、大办粘胶纤维生产、大办劳改队、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大办五七干校、大办农场、大办水利、大办“开放式”统计……大办就是搞全民动员的群众运动。

大办，一则是中心工作的下达、贯彻，典型经验的推广、普及，不管具体条件如何，只要是上级精神（从中央到省、市、县、区）、定下来的事，就无条件落实照办，要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在大办的普遍号召面前不能讲价钱，没有例外，比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不能强调莫违农时，本地情况特殊论；二则是领导（书记）挂帅，组织保证，所有工作都要为中心工作让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协调指挥，释疑解难，务求落实；三则是大张旗鼓，声势浩大，雷厉风行，从部署落实到检查验收，从标语口号到誓师大会，从全民动员到青年突击队，大兵团会战十八般武艺轮番搬用，不讲情面，不留死角，环环相扣，高潮迭起。

大办的号召不是指导性的，允许因地制宜、量体裁衣，而是以行政命令为根据的。它的外部形式是运动，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程序做保证，有一套与之相配套的观念软件、文化帮助完成它的结构，牵引它的运转。

比如，考核官员时，通常不看大办的效果（当时没有、也不讲投入产出的效益分析，没有、也不讲质量管理——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而看落实的坚决程度，就滋长了照转照发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少数有良知的官员，悄悄用走过场的官样文章应付上级，虽然明知效果堪忧，还是一丝不苟地虚张声势，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惯性。锣声大雨点小，只损失机会成本（消极对抗）；更多官员不顾客观条件、坚决的大办（如大炼钢铁、围湖造田），就会造成灾难性的损失（积极迎合）。不管造成多大损失，只要能保住纱帽、升官晋爵就成。

在农村的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具。这些无视经济规律的“平调”实际上都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和环境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可逆的灾难性后果。

哪怕有丝毫怀疑，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想轻则挨组织批判，重则换将上马照样干；就聪明点，照方抓药。因为“大办”任务，不光有安排，还有经常性反复检查落实，很难有侥幸逃脱的漏网之鱼。反正以组织为后盾的社会动员模式，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调度、透支，无须考虑追究责任问题。因为组织从来不会否定自己。

文革带来的新变化是，“大办”的频率更高，[注]依赖“大办”的事项也更多；对迟疑不决者的处罚、打击，更迅速、更坚决，定的调子更高——直接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党外斗争、国际帝修反代言人什么的挂上钩。从批判、批斗到罢官、牛棚监禁，斩断罚决，雷厉风行。不容申诉，决不重审复议。连接受投诉的机构都没有。倾向于顺应自保的人更多。



[注] 从“人民日报’49—97数据库”提供的数据看，1966——1976年该词出现的概率3.36%，是平均数1.75%的将近一倍。而真正高潮1966、67、68年的急风暴雨期党政机构近于瘫痪状况，该词出现率实际未达平均数，也即是说，文革中后期的该词出现率超出平均数不止一倍。



（参考资料：新华社《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社会主义工业　参加新疆工业学大庆经验交流会的各族工人和干部深入批判》，《人民日报》1976年9月10日；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文革词语：师傅



原本指工、商、医、戏曲等行业中秉有技艺并传授技艺的人。师徒间恩义相授的准人身依附关系，带有轻微行帮色彩。文革中1970年代该词外延被泛化、扩大到适用于所有人的一般性尊称。

毛泽东有“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的论述，斗批改阶段有工宣队进入上层建筑、文化科教单位的措施，日常工作里从不与工人交往的知识份子，开始接受工人师傅的行政指令。甚至把工人请上讲台讲授一般性工业、工艺常识，将其称之为“工人阶级上讲台”“占领上层建筑”的新生事物。与中共历来看重工人阶级的阶级路线传统一脉相承，其时流行的阶级观，工人被视为最纯粹、最正宗的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因此，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成为最受人尊重的职业、社会人群；无论其工龄长短、出徒与否，都须称之以“师傅”。

所有宣传画造型群体中占据核心位置的第一主角都是工人（身着工装，英俊、豪迈、激情洋溢）。连他们因受教育程度低、长期从事简单劳动带来的固有行为特征，也被一味美化为认真、忠厚、真诚、豪爽、淳朴。在发展党员、提干、升学，贯彻阶级路线成为组织原则，出身工人或本人是工人，都会得到看重、优待。连类相及，择偶时工人身份都被人高看一眼。[注]以至于2000年代的随笔作者纵论美女的时代归宿，还酸溜溜地把文革美女派给了“工人师傅”。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形成了无论对方是何身份、职业、年龄、性别、亲疏，不管他是老教授、正格的军人，还是妙龄少女，只要有求于人，或仅仅意欲表示对对方的敬意、好感，就以“师傅”相称的风气。那时和素不相识者打招呼，拿不准该怎样称呼为好，叫声“师傅”准没错。所谓礼多人不怪嘛。久而久之，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贵”也会不自觉地带出一星半点的矜持、威严来。

传统习惯上出于对职业、技艺的尊重，在“师傅”前面要加一个“大”字；文革时单称“师傅”，其实更多是对人身份、权力的阿谀了。

风气相沿，到了1990年代，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工人经济、社会地位急剧下滑，反差过大，造成了他们强烈的失落感。以致有民谣把这种情绪作了事出有因的过火宣泄：“老大靠了边，老二分了田，老九上了天，不三不四（指个体户）找大钱。”毕竟，以多年高积累、低分配的工资收入，在1990年代以来破产、下岗的夹攻下，受到社会保障不足，医疗、养老、住房制度一系列改革冲击，他们收获的实惠少而付出的代价多。边缘化到了被称为“弱势群体”的地步，与执政党阶级主体的意识形态虚设地位形成吊诡。难免给人物是人非、风水轮流转的感慨。




[注]1990年代初轰动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讲的就是一个文革时期工人姑娘（师傅）嫁给知识分子小伙子（徒弟），中间穿插了一个弃婴（丈夫的侄女）的悲欢离合故事。



（参考资料：李晓敏《今天，美女都嫁给了谁？》，《南方航空报》2004-11-30）




文革词语：安亭事件



1966年11月10日北上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员，在安亭[注1]受阻后卧轨拦截开往北京的14次特快列车，造成京沪线中断20小时（官方版本是30小时）的事件。

11月9日上海国棉17厂（王洪文）、30厂（王秀珍）、31厂（黄金海）、上海良工阀门厂（陈阿大）、上海玻璃机械厂（潘国平）、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叶昌明）等17家工厂造反组织组成的“工总司”在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会前他们曾要求上海市委承认其组织、曹荻秋到会接受批判、提供宣传工具，得到按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做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三不”答复。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10日他们率队去北京告状。潘国平率1000人登上去赴京特快，王洪文率1000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受阻于南京和安亭；传有严厉整肃为首者的预案。当日中午12点他们将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当即引起北京震动、外电报道。

中共华东局韩哲一书记、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日到安亭劝说前14次特快被放行。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赴京队员的单位领导亦领命分别动员员工返沪。张春桥受命11日深夜乘专机抵沪，到安亭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密谈，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日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另一部分则先后在谢鹏飞（上海铁路局装卸机械厂）、周宝林（上海市仪表局）、耿金章（上海井冈山造纸厂）、戴祖祥等率领下继续北上。

13日上午张春桥与工总司会谈前的上海市委常委会再次重申“三不”决定。意欲借助工人力量打倒华东局、上海市委的张春桥，当天下午即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其工作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张春桥签名同意五项要求》传单全市散发。契合毛泽东除了文化教育、党政机关，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革，而且红卫兵运动的消极面开始显露，需要工人主力军推动革命造反继续发展的想法。18日尚在苏州、南京的所有告状团人员全部撤回。

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6日[注2]毛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工矿企业不能组织跨行业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释放更大灾难的魔盒再次打开。

随后多米诺骨牌接连倒下：《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相继发生。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所谓夺权的“一月革命”的导火索。

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常溪萍等被打倒、迫害，常溪萍甚至自杀而亡。

上海工总司制作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套章（全套3枚），第1枚章围绕“安亭事件”把“一月革命”前的造反内容融入其中。



[注1] 上海西北郊30公里嘉定县境内与昆山、青浦交界地方京沪线上一个小站。1990年代已建成汽车城。

[注2] 多主16日说。唯《毛泽东传（1949—1976）》说是14日。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管理员

文革词语：不破不立





偏正结构联合词组。意谓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把破除作为建立的必要条件。1960年代、1970年代流行语。破，指突破、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等；立，指建设、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等。毛泽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的话，成为造反年代被官方社论和红卫兵大字报引用率最高的语录。

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是毛泽东思想、行为方式的关键词。他给“破”下的定义，即“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并且说“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进一步把破除当成了建设的充分条件，“破”直接等于了“立”。其实是从意识形态方面，为非程序、超组织的文革营造合法性根据。片面强调、肯定“破”、破除、破坏的重要、优先、间断性，而忽略、替代了“立”、建设的连续性、日常性。从观念上说，不破不立对传统、既有制度抱着本能的不信任（是否蕴有毛泽东诗人气质的浪漫天性？），而对群众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抱有本能的肯定态度。而且还要“大破大立”。它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时期的行为逻辑。

在政治哲学上，就成了“兴无灭资”、“破旧立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还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玄学辩护；而在政治现实中，则是“大批判开路”，“打破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等大轰大嗡、“破”而不“立”近乎无政府主义的一套，竟然成为堂而皇之的国家政策，造成了毁孔庙、烧文物、禁图书、践人伦亲情、倡文攻武卫的惨祸闹剧。

这种逻辑阙失，在实践中造成的损失不止于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的有形灾难，而且造成整整一代青年思想方法的结构性桀误。大“革”文化“命”，把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都列入“封资修”“四旧”予以革除，割断历史的血脉、脐带，在文艺、教育等领域断言“黑线专政”、“两个估计”，全面否定建国17年的建设。造成了一代人的价值认同、精神生活陷入虚无主义的全面混乱，更造成了知识、人才的深层断裂。

所谓“立”，诸如“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厂校挂钩”、“校办工厂”、“中西医结合”……完全是沙上建塔，没有现实根据、科学逻辑，虽然轰轰烈烈于一时，到头来却被悉数抛弃（是否确当尚容别论），成了笑柄。

2000年代此语被新儒家（传统文化派）引为攻击五四“全盘西化”的论据，认为文革是五四文化、狂飙精神的必然发展。有学者指出，文革进程没有沿毛泽东设计道路展开和延伸的事实，证明了社会革命后果的不可预测性、无法制社会的危险性，以及象中国这样历史文化遗产丰富的民族实现变革的复杂性。而存旧出新，使新旧文化处于自由竟争状态，让自由竞争、自然淘汰决定取舍废存的建设因素或许更多。

也被职业股评家引用来为低迷的股市打气：“破”（跌破多少点）是“立”（股市上扬）的前奏。思想资源上完全移用了当年不破不立的逻辑，并带有广告式的蛊惑、矫情。



（参考资料：王任重《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人民日报》1966年4月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1966年5月16日）》，《红旗》1967年第7期；bigox《试论中华新文化复兴》，“月光软件”“思想之剑”1999-07-01 http://www.moon-soft.com/program/doc/readelite47593.htm；abada 《“学习贝多芬”絮语》，“爱乐人”2003-05-29 http://www.bh2000.net/classic9/ht53c.htm）






文革词语：《中国》



意大利著名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注1]1972年拍摄的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

他在寄往北京的“意向书”中曾写道：“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把人、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

由于摄制组行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关于经过路线，曾经和中国官员讨论了整整三天，最终放弃原先从意大利带来的长达近半年的计划，在短短22天之内匆匆赶拍。影片难免带上了旅游者“猎奇”视角的特点。人们从中看到了主人希望世人看到的学校、工厂、幼儿园、和公园，人们整齐有序地做操、跑步、工作，脸上洋溢着幸福、自信的笑容，儿童们天真烂漫，歌声清脆嘹亮。纺织厂女工下班以后仍然不愿离去，自觉地在工厂院子里围成小组，学习毛主席语录，讨论当前形势。影片最完整的段落之一，是通过针灸麻醉、对一位产妇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全过程，几乎像科教片那样详细周到，从如何将长长的银针插到产妇滚圆的肚皮开始，一直到拽出一个血肉模糊的小生命。在长达20分钟的杂技表演中结束了影片。因为有官方的全程“陪同”，使导演的意图无法完全实现，只能采取一些偷拍、追拍、突拍方法捕捉细节和人们的表情。

1973年10月底，中国外交部新闻司下令查禁该片。影片作为1974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活动计划的一部分，被安排在该城的凤凰剧院上映。得知消息后，中国的外交官抗议放映这部影片，意大利政府也尽一切可能制止这部影片放映，终于被移到另一所影院放映。

被激怒的中共官方称安氏为“反华小丑”，“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持续将近一年时间的批判。其中仅1974年2、3月间发表的部分文章就结集了一本200页、收录文章43篇的书，名为《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文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6月版）。作者来自全国，很多人是安东尼奥尼拍摄过的地方的干部和群众。连那些没有看过影片的人也随大溜跟着批。

影片被指控全盘否定、抹杀中国建设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没有两样：放着许多现代化大型企业不拍，专拍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放着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远洋轮不拍，进入他镜头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对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进行了丑化：把他们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吃好喝，浑浑噩噩的人群。甚至还揭安氏老底说，他在二战时就投靠墨索里尼政权，在陆军中任职。曾奉法西斯宣传机关“政治片和战争片摄制处”命令，参与编写吹捧墨索里尼空军的影片《一个航空员的归来》，得到赏识。批判还被延伸到对美苏敌意宣传的批判和对审批拍摄的决策人周恩来的影射指摘。

他为自己辩护说：“电影的名字叫《中国》，其实这不是关于中国这个国家的电影，而是关于中国人的电影。”“在我眼中温馨和感人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则不够尊重和革命，或者，也许是，在协助我工作并赞扬了工作结果的那些宽宏大量的人的后面，有一群不会容忍和极其强硬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纪录片就是一个权力结构内部争权夺利的借口。”[注2]

2004年11月25日，“安东尼奥尼回顾展映”在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给92岁的老人捎去了迟到的慰籍。看过当年被狠批的影片后，50岁左右观众感到隔膜、无奈，年轻观众则表示了认可，专家的评论说“呈现出一个伟大的影像思想者对陌生领域的影像直觉，对陌生空间中的人的直觉”。



[注1] 安东尼奥尼（1912—
）出生于意大利费拉拉一个富足家庭，1935年毕业于波伦尼亚大学经贸专业。1940年去罗马在《电影》杂志做编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

作品有故事片《爱情故事》(1950 )、《喊叫》（1957）、《奇遇》（1960）、《夜》（1961）、《蚀》（1962）、《职业记者》(1974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明》（1982）、《云上的日子》（1994）；纪录片《波河的人们》（1943）、《中国》（1972）。1964年因《红色沙漠》获得金狮奖。1995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

[注2] 意大利评论家艾柯曾试图概括影片的意图：安东尼奥尼作为“一个特别倾向于深度探究生存问题和强调表现人际关系，而非致力于抽象的辩证法问题和阶级斗争的西方艺术家”，向西方观众“讲述的是这场革命中作为次要矛盾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非展现作为主要矛盾的革命本身”。而意大利著名作家阿尔伯特·莫拉维亚则以惯常的深刻尖锐性直觉到该片的价值：“镜头向我们展示了这个巨大国家的此时此刻”，“最终它只是一个供描写的纯粹的事物”，“这种现象学意义上的视野使导演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日常’和这种‘日常’赋予他印象的新鲜感和直观感。确实，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一个‘日常的’中国”。



（参考资料：单万里《安东尼奥尼的荣誉与痛苦》，《书城》2002年第11期 ；卡尔洛·迪卡尔洛《安东尼奥尼的导演生涯》，《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第45期（总第207期）；舒可文《安东尼奥尼与“中国”的对话》，《三联生活周刊》 总314期）




文革词语：傅雷



（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人。中国现代翻译家、学者，以翻译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小说而著称。著有《傅雷译文集》15卷、500万字。

192冬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文科学习，1931年回国后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前曾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1949年后曾历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是少有的不领工资，全靠译著稿费生活者之一。1957年被打为右派，留学波兰的儿子傅聪出走英国。1961年9月30日报载摘去右派帽子。1960年代，以其研究与翻译巴尔扎克著作的卓越成就，被法国吸收为巴尔扎克研究协会会员。

1966年曾对来家探望的周煦良说：“如果再来一次1957年那样的情况，我是不准备再活的。”同年8月3日因从上海音乐学院李翠贞教授家中抄出傅雷书信，怀疑被打为“特务”的李翠贞与傅雷有勾结，傅家于是2次遭到上海音乐学院红卫兵和上海54中红卫兵长达4天3夜的轮番抄家。从阁楼上发现亲友寄存的箱子里，旧镜背后嵌有蒋介石像、旧画报上有宋美龄照片，被指认“窝藏反党罪证”。罚跪在地，戴高帽子受到批斗，被贴大字报。

人称“孤傲如云间鹤”的他（自喻“墙洞里的小老鼠”）不堪凌辱。9月3日凌晨从容书写遗书，[注1]一一嘱咐后事，将现款大部赠女佣周菊娣，其余支付当月房租水电，两块欧米茄手表留给小儿傅敏及其女友。并预留53.30元火葬费。傅服毒痉挛而亡，其妻朱梅馥投缳自尽。[注2]小说家陈村著有《傅雷之死》志其事。

死后被火化，骨灰无人敢认领。一位素不相识的、热爱傅雷译文的文学女青年江小燕——冒充傅家亲戚，并找到死者妻兄，从万国殡仪馆认领骨灰，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当时规定，凡自杀身亡的“黑五类”，一律不准举办丧事、不准留尸骨）。1979年4月傅雷夫妇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文革后，以著述《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译文《约翰·克利斯朵夫》、《艺术哲学》等传世。《傅雷家书》是傅雷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写给儿子傅聪的家信。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先后再版5次，从初版的125封信增订到186封；重印19次，累计印数逾100万册。



[注1] 工笔小楷誊写遗书装在一个写有“此包由××路×弄×号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 傅、朱”火漆封固包裹，另有钱、物。全文如次——
人秀：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委托数事如下：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三，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七，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侯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注2] 9月2日下午，去意已决的朱梅馥对女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这是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请求，那就是要体面地死去。
　　

（参考资料：金石开编《历史的代价——文革死亡档案》，中国大地出版社1993年版，P255；《傅雷之死》，《世纪中国》2002年5月31日 http://www.ww51.com/cgi-bin/bbs/topic.cgi?forum=2&topic=64&show=0）




文革词语：学习班



原义是指称为达到一定目的，确定特定学习内容，如传播某种知识或经验，而把有关人员集中起来的培训方式、学习组织。时间有长有短。文革时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简称“学习班”。

1967年底到1968年，为了重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政权形式，各级、各系统、各部门都举办了学习班。领导者是三支两军的军宣队[注1]，由他们来居间调解矛盾，主持筹备工作。学习内容是 “老五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毛泽东最新指示和两报一刊社论，通过对有针对性的段落逐字逐句地反复学习、讨论、领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方法是让老干部、新干部和各派群众自我批评，消除派性，使他们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实现大联合。在权力诱惑下，一些地方、单位的群众组织达成了均衡、妥协，另一些却仍然争吵不休，纠缠细节，劳而无功。

这种强力组织形式被称为文革的“新生事物”。毛泽东说：“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里得到解决。” 矛盾激烈、影响重大的省市被集中到北京，由中央出面举办解决矛盾的学习班。一些地区不但把党校当作了举办学习班的地点，甚至撤销党校，把它改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此训练各基层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和部分“当权派”。

这一方法以后被推广到各个方面，延续到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次政治运动。一些学习班演变成为整肃被审查者的一种组织形式，已经带有牛棚（参见该条）的性质；虽然比牛棚的指称范围宽泛，但有时就是它文雅一点的别名。[注2]

被军管的内蒙古自治区和盟市机关干部7000多人集中到唐山市的部队营房，举办了为期17月（1969年底到1971年6月）的学习班。学员按原单位编成连队，排以上管理人员都是军人。实行“不准离开营房、不准与外界联络、不准会客”的“三不准”[注3]。让学员们读报纸，念文件，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罪行，揭批他人，痛骂自己。遥遥无期的批斗、等待造成的精神压力，致使个别有精神病前史者复发，甚至有人自杀。

受这一时尚的影响，连家庭里的召开家庭会议调解矛盾，也被称为办学习班。以提拔、培训造反派干部为目的的读书班也被称为学习班。由于相信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病人在治疗精神病人时能起作用，学习班就办到了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医院医疗组和湖南省郴州地区精神病院）。最可悲、可恶的是，张志新被判死刑，还被办了家属学习班，让被逼离婚的前夫曾真和未成年的女儿曾林、儿子曾彤表示拥护政府判决，与前妻、母亲划清界限。



[注1]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

[注2] xiabo4712回忆，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曾被关在“郑州纺织机械厂毛泽东思想再教育学习班”三个月。其实就是挖用于“三防”的地洞。晚上才是真正的“学习时间”，由“文攻武卫”造反派“修理”“学习班”的阶级敌人，把人打得鬼哭狼嚎。后来他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猫眼看人” xiabo4712的跟贴，2005-8-1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2&replyid=4922303&id=712357&skin=0&page=1）

[注3]禁止的内容各地有不同，叫法也不同。网友q1946129在湖北沔阳县（现仙桃市）参加的清查“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运动学习班，就有“不准对外通信，不准单独活动，不准离开学习班，不准互相串联，不准搞小动作”的“五不准”。



（参考资料：《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本报评论员《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2日；《上海掀起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群众运动》，《人民日报》1967年10月23日；万炜明《我参加的“史无前例”的学习班》，《炎黄春秋》2005年第4期；《上海地方志·青浦县志》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4427/node34340/；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人民日报》1971年8月10日；陈少京《张志新冤案揭密》，《南方周末》2000年6月16日）




文革词语：态度



名词。一指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和采取的行动，一指人的举止神情。前者明确而易于判断，后者暧昧不明而难于捉摸。对人对事的看法在语气轻重、逻辑重音上的游移，在言行举止、神态眉宇间的表现，包括身体语言；是一定好恶爱憎等潜意识感情、情绪的自然流露。态度的模糊性，使对它的描述、解读，几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无法用明晰的陈述、判断来表达。它虽然以理知认识为基础、根据，却又处于显意识的边缘，不完全受理智控制，在心理反应机制上与心境、情绪等因素相关，或多或少带有一定随机性。

这种人际互动时转瞬即逝、往往需要用直觉去捕捉的微妙感觉，在文革期间它却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在被认定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情势下，要求从日常现象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敌情（“阶级斗争新动向”），防患于未然；在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所有专政对象、改造对象，在任何时间、地点、事情上都要无条件接受对他们言行的规制、禁止，心悦诚服，不允许有丝毫不驯服的表示；在要求动机、道德绝对纯洁的“高标准”下，所有考虑个人情况、个人利益，哪怕有丝毫要求偏离统一时间表的私心杂念都会被视为对革命事业的不忠；在要求对中央精神、集体意志无条件服从的心理定势中，即使最轻微的抵触情绪或言行，都会被看作可能导致惩罚、灾难的政治行为。在缺乏法制文化，没有实证训练的认知传统里，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动被当成了一码事。

态度作为人的长期修养不经意的流露，确实往往比长篇大论更能表达人的的本意。特别在政治不正常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真实意见掩藏起来时，对态度的追究，就成了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

因为思想无法捕捉，态度可以从外面直接观察得到；抓阶级斗争，抓思想政治工作从抓态度入手，已经成为普遍的工作方法。“对毛泽东思想抱什么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抓对毛泽东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林彪1966年9月18日接见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和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的讲话）凡事首先要求端正态度，端正认识，成为政治工作的日常课题。大量政治学习被用于此项内容的完成。因此把态度看得比行为、认识更重要：（对毛泽东著作）“学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学不学是态度问题”。

把态度与立场、言论与行为等同起来，以罚代法的习惯，和基层组织行政职能含有部分司法权利（单位有保卫干事，街道有治保委员）的现实，经常导致把态度当作惩罚对象，以态度论罪。态度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敌我矛盾转化为内部矛盾）；态度不好，可以无事化有事，小事化大事（内部矛盾升级为敌我矛盾）。其时所谓“整态度”、“打态度”等等，皆源于此。其实质，是对权力是否认同。尤其当权力的合法性处于不稳定的虚弱状态时，对人们的是否归顺会表现出神经质的敏感、执拗。[注]

“整态度”可以是文斗，在班组生活、组织生活或政治学习时完全善意的帮助，推心置腹的谈心，或严厉的批评（检讨能否通过时反复追究的所谓端不端正、诚不诚恳、深不深刻，其实就是态度问题）；“打态度”也可以升级为斗争，政治化为敌对性的批判，用打骂和体罚来进行武斗。在泛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先天缺损的法制秩序更加让位于阶级斗争的需要，勿需任何制度化的程序认可。由捉摸不定的态度问题随时可以通向暴力。

在整肃学习班上为使受批判的对象交待问题，主办者最常用的一句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态度” ，鼓励“竹筒倒豆子”式坦白交待。于是有人为了求得“好态度”的认可，不惜编造事实，诬陷他人，获得“坦白从宽”的机会，他人却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严重的认罪态度甚至会影响到加重判案的定性和量刑，在文革中因“顽抗”判刑入狱的不在少数，而被判死刑的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几乎都有“态度恶劣”的情节。



[注]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听取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的汇报时说：邓耳聋，一开会就在离他很远的地方坐着（他在毛、刘、周、朱、陈、林、邓7人中排位第7。所以每次开会的时候，他不可能坐在毛泽东身边），对他是敬鬼神而远之，从来不找他，从1959年以来，6年不汇报工作。计较的这是个态度。



（参考资料：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故垒萧萧芦荻秋《圈地上海》； 9“猫眼看人” q194612 2005-7-19的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8717；陈振家《邓小平的智源[6]》，《三晋都市报》2004年7月26日http://www.sxrb.com/mag2/20040730/ca70602.htm）

管理员

文革词语：王申酉



（1945—
）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196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攻读专业课程外，广泛阅读文学艺术书籍，对大量删削专业课时（减少了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增加政治、劳动时间的“教改”感到不满。1965年参加崇明岛工厂“四清”时申请加入共青团，被要求交出日记，遭到他的拒绝。但日记中对“教改”的不满已被同室班长偷看、摘抄，汇报给团组织、校党委了。

文革开始他阅读了挨批的《燕山夜话》，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判定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国至少倒退十年”。1967年1月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1968年他被抄家，1959年到当时近十年的日记被抄去当作“反革命罪证”，遭到毒打。1月底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中开始向同牢狱友学习德语。1969年4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公宣队点名批判“白专道路”，他引用马恩列斯毛鲁的话，申辩学习知识的愿望。被认定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予毕业分配。同年11月被送至苏北大丰干校劳动。借助图书馆研读《资本论》、其他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传》等；写下100多万字笔记。1972年回华东师大绿化组劳动，1974年被发配到师大奉贤干校监督劳动。1976年调到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四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围剿“三株毒草”时写道“‘旧世界’的末日在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1976年与一位无线电厂女工恋爱，他在情书里抒发个人胸怀和政治见解，“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性”。学校保卫组出面干预，向女工说王“政治反动，道德败坏”。并收缴他的情书，以恶毒攻击罪将其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供述”，系统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系统的改革主张。

1977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罪名合成的“恶攻罪”，被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年4月27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

1981年平反，被称为“张志新式的人物”。《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被认为“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但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参考资料：金凤《杰出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炎黄春秋》2004年第9期；董国强《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现代人文评论》2004年第8期；丁东《“王申酉文集”编后记》）






文革词语：透过现象看本质



动宾结构短语。源于毛泽东著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后来在《实践论》里又写道：“感性的认识是属于事物之片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东西，论理的认识则……达到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它是一种形象化的譬喻，被用来指称客观事物的存在样式，从个别到一般、从部分到全面、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和思想方法。被概括为“透过现象看本质”。

这种理论认定，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它总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事物的本质；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总要表现为某种现象。当人们认识事物时，不能停留在对它表面现象的观察上，而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认真分析决定事物形成的诸因素，从中找出起决定作用的、本质的原因来。这是与小生产、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经验主义线性思维方式，而非多元归因的实证归纳，较多跳跃，偏于诗性的浪漫奇想。但同时也为独断论和思想专制开了方便之门。

作为标识，该短语被作为对毛泽东认识论的经典概括，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流传于社论、报告、学习体会等各式文章和一般老百姓的口头。客观反映实际存在，把握住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现实而有效的；当歪曲、脱离实际存在，背离人民情绪脉络时，这样的思想方法是主观、虚妄而无益、独断的。

1949年以来的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成为制度化的社会存在，运动不断，与这种独断的认识论是密不可分的。客观存在（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当作现象看待，主观臆断（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反被当作本质，以此为基础来制定工作目标和策略。

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里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文革的发动，就是建立在“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里”的判断上的。这些判断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结果。不用说，大批判、批斗、审讯、敦促交待时，捕风捉影，深文周纳，逼迫诱供，锻炼人罪，穷追猛打，更把这一套思想方法运用得出神入化，令人胆寒。在看似平静的学理表述背后，渗透着暴力和血腥。文革时更发展到信奉“家庭出身=阶级立场=政治表现=政治本质”之类形而上学线性推理的地步。

而现象学哲学家认为，离开现象没有本质，本质、真理等类问题是假问题；人们通过符号组织、表达的知识不过是人类根据白己的趣味和需要利益对关系世界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是相对的、猜测的和向理性开放的。批判本质主义，有利于将政治生活中的民主理念与制度引入学术生活，解构知识霸权、蒙昧主义。



（参考资料：《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石中英《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与中国教育学研究》，http://www.pep.com.cn/200406/ca487401.htm）





文革词语：五十字建党方针





这是文革时整党建党的纲要。

1967年10月27日，毛泽东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指示》文件上的批示。11月5
日毛泽东又作了“吐故纳新”的指示。[注]1968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传达到了基层。

1967年10月27日这段“最新最高指示”当时被称作“五十字建党方针”，“建党大纲”，成为1967年以来的整党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指示传达一二天之后，人人均能背诵，张口就来。这一方针的前提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把国内主要矛盾、主要工作限定在阶级斗争上，不提经济建设，不提毛泽东自己论述过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文革前乃至整个中共建党以来组织工作的路线、方针的联系，是割裂而非连续的。

根据这一方针，整顿党的组织的主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形式是群众运动、政治斗争。成了清除所谓政治上的走资派和思想上的修正主义分子，以致为九大做准备的中共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反党分子”的，占总数的71％。八届中央委员97人除去世10人外，能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40人，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从候补中央委员中递补10人为中央委员，才刚过半数。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到会者只有59人，占委员总数的29．9％，不足1／3。而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等人员多达74人，占会议成员总数133人的57％还多。这些人不仅同中央委员一样有表决权，而且有些被任命为组长、副组长（如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叶群、吴法宪等），出现了非中央委员领导中央委员的怪现象。

同时突击吸收不少文革中的造反派入党，并提拔到各级党政机关，乃至中央委员会里。有的地方让非党学生代表担任公社整建党领导小组的副组长，让非党工人代表具体领导县直一些单位的整建党，让非党群众代表参加审批支部，形成了极其错误的“三论”（造反派入党优先论、造反派当然入党论、造反派入党就是朝气蓬勃论）和“三不批”（整建党领导小组没有群众代表参加不批，新支部没有造反派纳新和更新支委达不到一定比例不批，纳新党员没有造反派不批）的所谓整党原则。
通过这一系列程序，巩固了1966年文革以来打倒走资派的激烈较量的政治战果，并使之组织化。被后来中共党史专家认定“受到派性的干扰”，“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



[注] 全文为：“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参考资料：廖盖隆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刘志平《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特色浅探》，《探索》2000年 第五期；“猫眼看人”饮酒八思的跟贴2005-7-12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703840）




文革词语：关锋



（1919－ 2005）出生于山东庆云县。原名周玉峰，号秀山；笔名庆云、何明、东方明、撒仁兴、古棣等。政治活动家、学者。

1933年在庆云中学加入中共，1938年任中共乐陵县委书记，1944年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1947年任山东国民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任山东分局理论教育处处长，1952年任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任山东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对中国古代哲学素有研究。[注]

1956年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1958年任《红旗》杂志哲学组组长、编委；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载1958年《光明日报》）提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应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毛泽东对关文大加赞赏，还专门就此写了一段批语。

1966年初揭发田家英传达毛泽东杭州谈话关于《海瑞罢官》指示删除“要害”说；5月8日发表《擦亮眼睛，辨别真假》，把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参与起草《五一通知》；加入中央文革小组，成为“中央首长”。发明使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毛刘分歧是路线斗争、催生《炮打司令部》，提供了逻辑根据。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曾指控彭德怀“到三线后进行不正当的活动”， “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公布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据认为与彭德怀的被揪回北京批斗、致死有关。1967年1月拟定的《解放军报》《宣传要点》，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七二零事件后演变为“打倒带枪的反动路线”。

1967年8月底因激怒军方而受到批判，10月被北京卫戍区关押于西山，1968年1月转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国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同案犯。

1980年代恢复自由，回到《红旗》杂志做资料室工作，业余研究孔子。住在北京沙滩北街普通民居顶层。潜心于先秦老子思想和甲骨文字学、古音韵学的研究。著作《老子通》获吉林省首届优秀图书一等奖和长白山学术基金会一等奖。晚年爱好看古书、看电视、练气功。除埋头研究老子、庄子、孔子外，还对甲骨文、哲学史、电脑都感兴趣。无意撰写文革回忆录。



[注]文革前有《老子研究》、《庄子研究》、《关于周易问题的争论》、《春秋哲学史论集》（与林聿时合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庄子内篇的批判》、《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孙子兵法研究》、《求学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等。文革后有《法和法学发生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老子通》上、下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参考资料：温乐群《“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霞飞《关锋沉浮录》，《党史博览》2005年第５期；《关锋访谈录》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697713）



文革词语
五七指示



文献名。《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的简称。这是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致林彪的信。

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既能学军事、学政治、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信中以此为基础，做了广泛的类推，“工人也是这样”，“农民（包括林、牧、副、渔）以农为主，也要兼……”，并且谈到对教育革命的设想：“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被认为是教育黑线专政论的张本）

这封信的论述，远远超越了对部队农副业生产作批示的范围，而对军队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预示着军队统摄全局的社会稳定作用），甚至对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模式、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都有构思宏大的设计。如果说《给江青的一封信》、《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之于文革“破”的纲领，《五七指示》就是“立”的纲领。

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并第一次对此进行了权威的解读，比较敏锐地触及到了毛泽东遐想的核心。社论说，“五七指示”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文革前对理想国的一次展望。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和生存需要外，还有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驱使他投下赌注。这个美好新世界，是以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封闭自足为特征的，政社一体化的农业文明的典范。这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取消社会分工，自给自足、限制并消灭商品生产，把低水平公平当成最高目标，不以效率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模式。这就是毛泽东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文革时的许多现象，诸如五七干校（建立之后又经历了它自己的演变）、战备学校，校办工厂，工厂、街道的农场，在校生的学工、学农、学军等等“新生事物”和社会实践，都是在这一指示精神指导下孕育、产生的。

有学者认为，这与毛泽东青年时代所受到的日本学者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有关。[注]



[注] 1920年5月毛泽东应新民学会会员彭璜之约，和同学张文亮等一起在上海试验过为期一个多月的工读生活。这一举动显然受到新村主义的影响。同年7月他离沪返湘，在武汉同恽代英交换过具有新村性质的互助社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而在晚年毛泽东记忆中，林彪是恽代英、林育南、张浩等组织的互助社的成员）。回长沙毛泽东即发起成立了文化书社。

新村主义是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的工读主义烩于一锅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认为不需要实行暴力革命，也不需要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只要在乡村组织和推广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并普及教育，就能战胜资产阶级，逐步在世界上建成“社会主义天国”。20世纪初武者小路实笃在日本宫崎县高城石河内村曾经尝试着实践他的新村理想。

抗战时军队大生产运动的屯垦经验让毛泽东看到军农一体的希望。1958年办起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起因，部分与毛泽东的这段早期经历有关。文革发起在即，毛泽东再次回忆起了自己青年时代未竟的理想。



（参考资料：王禄林《“五七指示”初探》，《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本报评论员《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人民日报》1966.08.01 http://www.szlib.com:82/renming/Detail.wct?RecID=0&SelectID=4&ChannelID=5020&Page=1；黄瑶 《毛泽东为何把“五七指示”写给林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 ）


文革词语
王力



（1921－1996）江苏淮安县人。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犁。政治活动家。

1939年经谷牧介绍加入中共，长期在东北从事秘密兵运工作，抗战中写过小说《晴天》。1945年任山东《大众日报》记者。不久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党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1949年后历任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任河北省副省长、中共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1953年任中共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红旗》杂志编委、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是彭真、邓拓网罗的秀才班子成员；曾参与九评、中央党政文件、中央领导人的文稿如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五二○声明”等的起草。

1966年初，参与《二月提纲》起草的他火线起义，揭发了彭真在《二月提纲》酝酿过程中的言行；又接着参加了《五一六通知》的起草，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与《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的起草。同年第13期《红旗》杂志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1967年1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2月16日大闹怀仁堂后参与向毛泽东告状，导致反“二月逆流”的发生。随同毛泽东参与解决武汉问题，遭遇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七二○事件”。冲突中被打，受到北京组织的百万人欢迎大会。8月7日煽动外交部的夺权，引起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涉外事件。是中央文革小组里唯一没有参与中央专案组的人。

1967年8月30日中央文革小组以“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炮制者[注1]、“国民党特务”、“五一六黑后台”名义，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被软禁在钓鱼台12号楼并免去党内外职务，后转至北京卫戍区西山别墅、秦城监狱。1980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案犯。1982年1月获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免予起诉书，1984年2月他被开除党籍。


其处理结论是“开除党籍，保留原待遇”，未给刑事处分。晚年和妻子王平权及子女住在原北京政法学院的三间一套的公寓里。通过非正式渠道为中央高层提出政策性建议。 [注2]曾建议假释老病的陈伯达、为黎玉平反。1989年初上海作家叶永烈采写、经王力改定的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曾引起强烈反弹。为贲门癌所困扰，辞世当年作过胰腺手术。

撰有80万字《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获得香港地区图书最高奖），其中《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录》，有二十多万字，约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披露了大量史实。他评论文革说：“从深刻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根源来看，‘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带着封建迷信色彩的反文化、反科学、反民主、具有极大盲目性、破坏性和倒退性的农民（小生产者）运动。这个历史是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应重演了。”但仍坚持认为“毛泽东这面旗帜不能倒”。



[注1] 在《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起草者是林杰。而且从职务上看，签发者应为陈伯达。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平息军人怒气，稳定军队。

[注2] 曾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和农民问题致信中央，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他甚至因建议对文物采取以流通促保护的政策，因此备受诟病。



（参考资料：温乐群等《“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升》，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文革“英雄”沉浮录》；《再说王力》，见北航红旗早期造反领袖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逝者如斯》http://www.war-sky.com/forum/read.php?fid=33&tid=102460&toread=1）




文革词语
黄帅



（1961—
）出生于北京。因来信和日记摘抄揭载报端，而被塑造成为批“师道尊严”的反潮流革命小闯将。

1973年在北京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时，不满老师批评上课做小动作的同学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在日记中提出了批评。老师看过日记后，大发雷霆，还号召同学们和她“划清界限”。这种纠缠长达两个月，使她精神受到不当刺激。她写信给《北京日报》责问“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全国媒体都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注]为题，报道了她的故事。此事与前不久张铁生升学考试反映出来的“教育回潮”挂起钩来，被认为“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国务院科教组还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组织学校师生学习这些材料。由此在全国中小学引起了反对师道尊严的连锁反应，使本来就已经松弛的教学秩序更加受到广泛冲击。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十九团政治处3位青年署名“王亚卓”致信黄帅，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经人捉刀公开回信批判“王亚卓”“破坏教育革命”。

因为此事造成的重大影响，使她在文革后备受严厉批评（有骂“‘四人帮’的小爪牙”、“小爬虫”的）和巨大压力。在其从事科研工作的父母鼓励、疏导下，1979年以322.5分报考北京工业大学，亦曾一度遭阻碍，经时任□□部部长的胡耀邦出面说项方得录取为计算机专业学生。1984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被分配到北京市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从事技术工作。

198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大学大学院，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被三和综合研究所聘为研究员。后来又担任了新世纪中文电视台节目审议会委员。

1999年回到国内在母校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任编辑，聘为社长助理。



[注] 据认为，日记是经人重新编排加工的。而插手来信、日记发表的人是迟群、谢静宜。



（参考资料：《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人民日报》1973.12.28；《黄帅：从“反潮流英雄”到东瀛女硕士》，2004年1月17日《华夏时报》）

管理员

刘主席语录

名词。一种出版物。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社址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社长司马璐）的刘少奇言论选辑汇编本。同时出版的还有《刘少奇选集》。但《语录》的畅销程度远胜于《选集》。

编选者自联出版社社长、海外中共党史专家（后定居美国）司马璐，1937年6月曾加入中共，到延安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党。1949年底移居香港。转向学术研究，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自办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为了让读者了解刘少奇的思想言论，在毛刘思想异同之间有一个比较，编选了《刘少奇选集》、《刘少奇语录》。

由于是编者独立而为，受到取材条件限制，当时无法收录刘少奇尚未公开发表的言论，因此所选也不全面、不充分。该《语录》筛选刘少奇各个时期的各式著作、讲话节录，仅110页、190段，共3.4万字。目录编为33类：一、党的建设；二、无原则的斗争；三、教条主义；四、宗派主义；五、官僚主义；六、个人主义；七、个人崇拜；八、党内民主；九、党员修养；十、个体与集体；十一、人民民主宪法；十二、从实际出发；十三、统一战线；十四、劳动创造历史；十五、土地改革；十六、中国工业化；十七、走群众路线；十八、向群众学习；十九、人民军队；二十、人民内部矛盾；二十一、知识分子；二十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二十三、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二十四、和平共处；二十五、和平改造；二十六、和平过渡；二十七、全民党；二十八、全民国家；二十九、全民经济；三十、自由化经济；三十一、物质刺激；三十二、真假马列主义；三十三、马恩列斯毛都有错误。侧重论述了有别于毛泽东的和平、反对斗争扩大化、崇尚个人思想修养、重视物质利益等思想。

该书64开小型本、红色塑料皮（所以也叫小红书），书名用烫金字，书前面有刘少奇正面半身照片，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 目录前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资料）；书后附有刘少奇生平事略。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概况。扉页上印的是 “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的口号。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香港评论家司马长风说：刘的“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该书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书评则说：该书“是一本刘少奇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毛刘“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

该书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为日共党内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引起轰动，为关注中共政治和刘少奇研究者提供了一份可贵的见证。196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该书销路剧降，并被香港造反派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

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几乎毫无所知。即使在收藏颇富的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也没有该书。只有通过香港铜锣湾旧书店还能特约收购。
（参考资料：高放《寻觅绝版稀世的》，《凤凰周刊》2004年第22期

阶级斗争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关键的术语。它把人群划分为阶级，认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紧张，是深藏于纷繁人类景观中的真实。因此主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阶级斗争的框架，去描写、解释，甚至改造、推动人类社会的历史。它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又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政治主张、社会运动。它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必然引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由此而通向新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注]
1917年的俄国革命和苏联、1921年创始的中共和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这一理论的投影。

这一概念，自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介绍马克思生平、学说并节译《共产党宣言》，1920年新青年杂志社出版陈望道全译本后，深入到中国现当代文化和社会实践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一部分。毛泽东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成为了毛泽东思想及其最富特色的政治实践、政治谋略（统一战线）的逻辑起点。1949年以后，在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等一系列重大转折关头，阶级斗争概念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6年毛泽东认定，农村有3分之1以上政权、工厂企业有相当多领导权不在中共手里，文艺界多数协会跌到修正主义边缘，学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各部他们的代言人。因此“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关系“党变修”、“国变色”的紧迫任务。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特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长时期（十年文革）、大规模（全面内战）“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

特别是把劳动与剥削、集体与个人、公与私、善与恶、美与丑、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对立，都纳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范围，把所有社会上的可疑动向、与领导人意志相违背的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这样可怕的偷换使阶级斗争概念离开了经典作家的定义，获得了特殊含义。在使用中，具有任意解释的随意性。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当时的工作方法中成为真理性的信条。在这些观念指导下的、被后来概括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实践，变得特别普遍而具有血腥味。因为在阶级斗争（就是战争状态）里没有中间路线，任何仁慈都是对人民的犯罪。连人性、人道等观念，都被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他们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了。阶级斗争被运用到历史学，就有了儒法斗争史之类的影射史学出现；被运用到文艺创作中，就导致了假大空的概念化艺术；运用到家庭里，形成夫妻、父子分成两派，“划清界限”……哪怕最小的社会单位（小到工厂的班组、街道的向阳院），也非得查出点敌情，搞阶级斗争不可，这出人间悲剧又转化为了闹剧、喜剧。

文革后，中共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劣后果进行了清算、纠正，以实现社会和解，收拾人心，扩大合法性基础。但并未彻底放弃阶级斗争概念，以此作为保留其政治领导地位和专政机器的逻辑预设。即使这样，在民间这一套观念也已经声名狼藉了。如果有人观念僵化、教条、死板而态度严厉、冷漠，就会被人叫做“阶级斗争脸儿”（俗语）。

[注] 法国社会学家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有中译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了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现代国家政权阶级属性日益模糊，使得工业社会中的斗争转变为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也有人认为，当代社会学中的社会分层理论的活跃，说明有关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现实状况的研究，仍持续地构成今天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参考资料：胡乔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问题》；《关于“阶级斗争”》，“学习园地” http://www.cqnu.edu.cn/www1/yxzy ... arty/_private/5.htm；）

历史问题

名词。指称1949年以前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中国青年党、军统外围等反动党团或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或虽曾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等而脱党的，参加过托派活动，或有叛变嫌疑的，或身份因无人证明而模糊不清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所面临的麻烦。在当时人们看来，不管具体情况怎样，这些问题都是其个人政治历史上的污点。

又分为一般历史问题和重大历史问题。一般历史问题是指，虽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党团但没有在其中任职，或参加过袍哥、青红帮、一贯道等秘密社群组织却不是为首者；重大历史问题是指，担任过职务的国民党官员、参加了中共又因被捕、参加托派活动等原因而脱党的，在中共内部犯有重大路线错误的，或有叛变嫌疑的。在主张、实行阶级斗争观念者看来，有这些经历的人，就可能与中共离心离德，在政治上是应该被认定不值得信任的。无论其是否主动交代还是被动承认，得到的对待都不会有太大区别。有问题由于时间久远没有条件查证而未曾证实，悬而未决；悬而未决（没有结论）就让当事人等待调查处理，在所有运动中接受批判，据说对不但对革命事业的安全性有利，而且对这些人的世界观改造本身也是有利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防患于未然，一种有罪推定的前提认定，是阶级斗争思潮盛行年代的现实逻辑。

每有政治运动，他们是第一批被列入整肃者名单、遭到冲击的。因为对此没有争议，没有谁傻到肯为其说话，容易达成共识；所以搜索和谈判成本低廉、现成。方便最快地把运动推向高潮，并随时应付运动进度检查。

这不仅是出于提高保险系数的概率论考量，而且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学铁律。高度警惕的防患于未然，尚且不能完全保证不出事情，如果因为疑罪从无放过坏人而造成破坏、损失，就是右倾投降主义了。至于由此会给当事者的个人权利带来什么损害，在革命事业的大局容不得这样个人主义的锱铢必较。因为既然历史潮流（必然性）不可阻挡，不会因个人的参与与否而有任何改变，个人的委屈就应该被忽略不计。

有历史问题的人，无论业务技能、工作业绩怎样出色都只能补过而不能立功。因为谁也不能确定他们的真正动机是否伪装积极麻痹人民，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使他们被排除在利益分配的竞争者行列以外，让所有可能参与角逐者都乘机理直气壮地松了一口气。这些人往往有学历、有资历，其优厚的薪酬让人妒忌、生厌，对他们政治上的整肃，与经济上的剥夺相偕，也让旁人心理上平衡了许多。即使是讲政策，也是因为要用他们的一技之长，必须他们接受批评、教育、帮助，确有改悔之意，才给其立功自赎、重新作人的机会。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成了人民的一员、没有问题了。宽大为怀是随时可以根据阶级斗争形势需要回收的。

在当时流行的观念中，历史问题是可以传递的：上一辈的历史问题，在贯彻阶级路线的人事制度、政治原则那里，就变成了下一代的问题。于是履历表格的被动者（果）又成了使动者（因）。无辜无助的下一辈对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就有了怨恨。

（参考资料：刘白羽《丁玲不止一次向党进攻》，《人民日报》1957.08.28；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为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而斗争》，《人民日报》1969.05.06）

黑店

名词。贬义。旧称“杀人劫货的客店”，近代指没有合法手续的商业机构、服务机构等。文革初期该词常与“三家村”连用组成“三家村黑店”，既实指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做的事、搭建的组合，作为一个具有致命杀伤力的虚幻罪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又被滥用来指代那些与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有关无关、直接间接的人和事，或其他被选定要批判、打倒的人和团体（周扬黑店、三十年代黑店、陶铸黑店、反华黑店、四人帮黑店），泛指彼此关系接近的文人、写过批评现实文章的人（或者仅仅是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所有将被揪出来打倒的多人组合（非正式的）。

到后来，所有被指控有政治问题、服务方向问题的人或组合、组织，所有被加以各种莫须有罪名的人或组合、组织，都可以冠以这样的帽子。历史悠久、服务档次高的老字号（如“起士林”西餐厅），远离工农兵，是“黑店”；出学术书的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不为多数人和现实服务，是“黑店”；两口子在一个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或都是业务、学术骨干、权威，是夫妻店，当然也是“黑店”（如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书鸿，所长]李[承仙，党支部书记、副所长]夫妻黑店”）；纯学术组织（研究古典、西洋的思想文化艺术就是封、资、修）也可以叫“黑店”；哪怕仅仅由于是一所学校、医院、研究机关、一个政府部门、一个单位，只要想要打倒你（而那时全局的政治形势就是“打倒一切”），无论你黑不黑，都可以管你叫“黑店”。真是天网恢恢，无远弗届——有点像鲁迅所痛恨的“可恶罪”。你要想不“黑”都躲不开。因为毛泽东的运动意图指向本身就是要“天下大乱”。

“黑”指反动、非法，政治性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抓住只言片语，掐头去尾地引申、捏造、构陷也可以上纲上线成“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没有黑，灰也可以指认作黑，反正不是白，就能够指认为黑；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就支持这样的推理。秘密的、违法的阴谋，是“黑”，但只要是人们不知道，或知之甚少的事务、会议，都可以称为秘密的，无论违不违法，都是“黑”的。甚至是人皆不能免的瑕疵，与公共事务无关（那些远离政治的私生活或纯业务都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的个性、同好、人际亲疏，都被可以提升到政治的高度——“黑”。既担任一定职务、管着一班人，又玷有灰渍，就是“黑店”。这样，便能无限制地从非政治范畴过渡到政治范畴，给人或组合、组织安上“黑店”的罪名。

1990年代以来，多指不讲诚信、以假冒伪劣商品坑害顾客，违法乱纪甚至涉嫌洗钱的商店。

（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黑店老板的庇护所》，《人民日报》1966.05.10；陈原 《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人民日报》1978.02.03）


团、营、连、排、班

工矿企业、学校、机关五七干校等社会单位的建制，仿效军队编制，公司工厂车间班组、学校班级、系统单位，均按照团、营、连、排、班的编制组编。这一现象也可以称军事编制地方化。

最初，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即自发模仿军队编制进行编组；它明显受毛泽东《五七指示》设计的理想社会模式──“学生也是这样。即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和关于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等一贯思想的影响。开始时它还只是孤立的个别案例。后来这一套被制度化了：使用这种军事化编组方法时间起讫界限约在1967—1973年间，各地情况参差不齐。钢铁企业（局级）的编制呈现公司（师）、厂（团）、车间（营）、工段（连）、班组（排）的大致对应；学校则年级编为连，班级编为排，小组编为班；干校里一个系统编为营（或大队），一个单位编为连 [注1]。但人员规模、组织形式与军事编制不尽相同。这种带有社会变迁色彩的阶段性变化显然需要组织系统的有效保证。

1966年底出于打倒走资派的政治需要，现存党政领导系统必须彻底摧毁，又不能出现权利真空，毛泽东选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维系社会运转最低管理职能的承担者。三支两军、革委会的“三结合”则使军队全面介入地方政治的进程具体化、合法化，成为文革政治的显著特征。某些军队文化特征即跟随军人而融进地方单位，工宣队的工作、管理方法跟在军人后面亦步亦趋。直至1971年“9·13事件”后方渐次淡出。

为了建立全民接受的军队形象，“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宣传被大张旗鼓地开动起来：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穿军装时起，穿军装，戴军帽，佩军用书包……一时成了时髦。从未间断过的对王杰、刘英俊、蔡永祥等军人英雄的报道、歌颂，在全社会形成持久的军人崇拜：竞相参军（它意味着退伍转业得到一份体面、实惠，令人羡慕的工作），找军人女婿，政工干部基本由转业军人充任，作风军事化……

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既有1949年以来的思想、组织传统因素促成，[注2]与文革前存在于社会各系统的全民性民兵组织有关，也是形势时尚使然，与军队在当时所扮演的角色有关；既有诱使人们认同、接受军人政治的现实功能，又满足了1949年以来中共把战争崇高化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审美期待。社会单位编组模仿军队编制，主要是形式上的，管理风格上亦融入了军事化令行禁止、绝对服从的作风（与文革观念史中衰落权力的报复性反弹强化相关），但也有一些军事化内容渗入：如，学生学军，五七干校搞拉练，等。

[注1]湖北云梦泽的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出版口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按军事编制编为第十六连。

[注2]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就曾将劳动力按军事编制，组成班、排、连、营等单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


（参考资料：《钢铁的中国和中国的钢铁》，“杭州行”2004-1-18http://www.maowu.cn/wt10.htm；傅振伦《蒲梢沧桑》，载“思忆文丛”牛汉、邓九平编《六月雪》，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武汉7.20事件

1967年2月初武汉工总、二司、九一三等造反组织夺了“长江日报”的权,发表了“二八声明”。以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为首的武汉军区，2月28日公开反对“二八声明”，3月21日宣布工总为“反动组织”，勒令其解散。并逮捕了朱鸿霞为首的一大批工总大小头目。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颁布中央军委《十条命令》。武汉军区虽被迫释放了除朱鸿霞等人外的大多数工总头目；但不同意给工总平反。正在支左的8201部队（湖北军区独立师）参与了百万雄师专业武斗队的建立和指挥。

从５月初到“7·20”，以逐步清除造反派据点为目的，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武斗全面爆发。从1967年6月4日到30日，武斗双方共死108人，伤2774人。到“7·20”之前，百万雄师已完全占领汉阳，控制了除红旗大楼周围地段外的全部汉口，封锁了武昌交通要道。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谢富治、王力等到达武汉（下榻东湖宾馆），解决武汉问题。15日—18日周恩来主持武汉军区党委扩大会议（30人），听取情况汇报。毛泽东确定了武汉问题的方针，并由周恩来宣布：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要为工总平反；“三钢”、“三新”[注1]是革命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

独立师蔡炳臣政委违背周恩来“不要向下传达”指示立即将会议精神传达给师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和战士，并调军代表回营听传达，向各单位群众组织传达。19日深夜独立师作战部长召集会议，成立独立师和百万雄师联合的“专揪王力指挥部”。[注2]

20日凌晨5点10分，独立师军车数十辆从前、后门冲进东湖宾馆；紧接41辆“百万雄师”武装车辆和“武汉公安”3辆大型救火车跟进。王力、中央文革办事组张根成被独立师军人和“百万雄师”带到了军区大院4号楼。并在军区大院公开批斗并殴打王力（被打伤脚踝），逼他对武汉形势和“百万雄师”性质重新表态。8199部队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带部队赶到保护王力，将“百万雄师”群众、独立师军人与王力隔开。下午并将王力转移到小洪山。

10点后，武装大游行开始。有各种车辆396部，其中消防车27辆，空军军车15辆，打独立师、8216部队旗帜的车83辆，用载重卡车改焊的装甲车上十辆。（一说“数千辆卡车排成四路纵队”）“百万雄师”亦出动200多辆汽车，数万人马。满街“揪出谢富治”“打倒王力”口号。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车至湖北大学前，一位独立师军官连开数枪，“百万雄师”呐喊冲进学校，毒打群众，重伤三人，打死一人。

19日离汉的周恩来20日返回，安排原想要畅游长江的毛泽东21日凌晨2时匆忙从武汉王家墩机场起飞到了上海。

21日独立师、“百万雄师”近千辆车继续武装游行。当天，25军3个步兵师从九江、开封向武汉运动。15军空降部队占领了孝感机场，运动到黄陂。东海舰队三艘炮舰从长江口启程当晚可达汉口。

22日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回到北京。当晚，林彪主持中央文革会议，听取谢富治关于武汉情况的汇报。会议决定：武汉“7·20事件”定为“***”。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空军“红尖兵”《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提出“揪军内一小撮”（亦称“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

7月23日凌晨，武汉军区收到中央电报，令主要负责人陈再道、钟汉华进京开会。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军民欢迎中央代表团归来”的大会。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事后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声援武汉造反派。

7月26日，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武汉军区发表的《公告》说：“7·20事件”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为”，“陈再道罪责难逃” 。
　
7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表《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竟然采用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欧打中央代表。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成的严重政治事件……”

7月28日独立师被调出整训，取消了番号（8201部队）。

中共元帅徐向前、大将徐海东、彭绍辉等被指控为“7·20事件”后台，遭到抄家。


据湖北省委统计，“7·20事件”之后，全省被打死的干部、军人和群众多达18.4万多人。仅武汉市，打伤打残者6.6万人，打死600多人。

据称，幕后的戏中戏，其实是四方面军系统对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满，而林则想借此为自己扫除军内障碍。

197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为“7·20事件”平反。有研究者（王年一）认为这是大规模群众性抗争。也有人认为，当时部队存在“中央的文革路线错了，依靠的是知识分子，而非工农兵”的思想情绪。独立师在明明知道前景不妙的心情下，爆发了对中央决策的反抗，是带退无可退、铤而走险性质的。蔡炳臣纵容部下“炮打”，也是经过思考的暴力性抗争。此后再未宣布大规模群众组织是保守组织。


[注1] 三钢：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

[注2]一说是王力在水电学院偏向工总的讲话被“钢工总”等造反派组织大力宣传激起了“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抗争。

（参考资料：余言《也说“七二零事件”中的“8201”》，“林彪&S226;军队&S226;文革”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forum.php?f=9&;topicdays=0&start=50；《腥风血雨的武汉”7.20事件”前后》，“西西河中文文化网” 2005-03-31；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戴维堤长篇自传回忆录《往事如斯&S226;再谈王力》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5&replyid=4663568&id=688059&skin=0&page=1）

管理员

高帽子





    名词。流行于1966年下半年文革批斗高潮时。是一种长约30厘米到50厘米、纸糊锥体（下大上尖）空心的帽子，在批斗会时给被批斗人戴上。帽子上常写有被批斗人的罪名（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等）和名字。这种形式似乎源于1927年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游街示众。

    有别于古代俗语所称恭维人、说好话的送高帽。因峨冠（高帽）博带（阔衣带）是古代士大夫的装束、尊贵的象征。所以奉承阿谀人就叫给人戴高帽子。

    与挂黑牌子一样，它是批斗会的一种道具，把被批斗人妖魔化为异类鬼蜮，不当人看待，对被批斗人进行人格惩罚性羞辱的一种方式。另有画花脸、喷气式（土飞机）等。目的在于从心理上彻底打垮被批斗人的尊严，将其“斗垮、斗倒、斗臭”。虽然不是直接施之于肉身的肢体暴力（尚不足以造成身体伤害），却已成为一种摧残被害者身心的刑具；其毁灭性更加甚之。有人就因为不堪其辱而以自杀维护尊严（中国自古就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格言信念）。

    阶级斗争你死我活、革命不是绘画绣花等流行观念，赋予了这种暴行以合法性。文革意识形态中没有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的现代法制概念。许世友曾说:“戴高帽子是对地富反坏的,为什么对自己人也戴?”似乎问题不在戴高帽子，而是给谁戴高帽子（选错了对象）。只要没选错对象，无论采取怎样极端的手段，就是正当的、可以被允许的。

    通常批斗会和批斗会后的游街示众，都要给被批斗者戴上高帽子，挂牌子，打锣。有的还让被批斗人自己保管高帽子，方便批斗时随唤随到、随时取用。最高的高帽子，有高到1米多的（据说最高达到1丈），戴时需要用手扶着；最重的高帽子，有被迫害致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戴过的60斤重的铁帽子（用细铁丝绑在头上）。高帽子还是批斗者与被批斗者之间猫捉老鼠残忍游戏的一个由头：如果帽子掉了，揉烂了（极易发生），都是挨斗者的过错——态度不好——辱骂、踢打又有了正当理由！传说，相声大师侯宝林自备的高帽子可以根据批斗者要求伸缩拉长，化解了批斗现场的乖戾气氛。

    有论者建议，应该把高帽子作为文革刑具之一，纳入文革博物馆的收藏范围。



    （参考资料：聂鑫森《高帽子》，《三湘都市报》2004年8月3日；王火《在“忠字旗”下跳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文革词语  马思聪



    （1912－1987）广东海丰人。现代音乐家。

      1929年从法国学习音乐回国探亲，在上海、广州、香港、台北举行小提琴演奏会，被誉为“神童”。1931年学成归国任私立音乐学院院长，1939年任中山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小提琴独奏曲《思乡曲》、歌曲《民主大合唱》等。1949年建政后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曾作为新中国“音乐大使”访问过苏联、朝鲜、波兰、捷克等国。

      1966年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批判和非人虐待，工资降为每月14.5元。6月中旬和文化部系统“黑线人物”500余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区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文革文件，写交代材料和揭发材料。8月初被揪回中央音乐学院批判，糨糊倒在头上，大字报贴在身上，“资产阶级音乐权威”、“吸血鬼”黑牌一前一后挂着，在学院内游斗。被关进昔日琴房改成的“牛棚”里，不准通信、电话、与外界接触，强迫劳动、挨打。大字报贴到家里，连夫人王慕理也被批斗，孩子担惊受怕。

    夫人王慕理和孩子先期离开北京，避至广州远郊亲友家中。11月马肝病复发被准回家居住，其家四合院已搬进四五户人家。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得厨师贾俊山、私人医生倪景山帮助南下广州， 1967年1月14日以5万元港币买得偷渡蛇头，全家四人乘黄浦002号艇抵香港。后转到美国费城乡间定居。当年4月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我为什么离开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声明，公开抨击中国文革的残暴。贾俊山、倪景山迅即被捕，1968年初马被康生、谢富治指导的公安部专案组定为“叛国投敌分子”。

    多次在美国各地和东南亚、台湾演出，以其收入作为全家生活费，拒领美国政府的“救济”。创作了取材于《聊斋·晚霞》的舞剧、表现新疆民间爱情故事的《热碧亚》，和大量独唱曲、合唱曲、小提琴独奏曲（50余首）、小提琴回旋曲、钢琴协奏曲。

      1985年2月文化部发出《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得到媒体多方报道。1986年退赔其被查抄物资并补发工资。1987年3月死于因肺炎引起的心脏病。

      1995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马思聪歌曲选》（简谱版），收入各时期43首。1997年9月25日、26日由中央音乐学院等6单位联合举办“纪念马思聪诞辰85周年音乐会”，演奏了他的20多部作品，其中《钢琴弦乐五重奏》、《第三小提琴奏鸣曲》、《阿美组曲》等，都是第一次在大陆上演。



    （参考资料：叶永烈《思乡曲——马思聪传》，《文汇月刊》1985年第5期；张静蔚《马思聪年谱》，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文革词语  走后门



    最早的出处见明人王一鹗《总督四镇奏议十·举劾四镇将令疏》：“占公匠六十余名，各色营造私开后门，物议沸腾。”

    喻指不依靠正常的途径，而是依靠正规法定规则以外的人情关系加以处理的办事方式。这是因为在官方意识形态文化下还有一种形式多样、渗透广泛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通过这种关系个人可以绕过正式的规章制度从各级干部那里得到包括升迁、住房和就业在内的各种好处。物资供应和机会的短缺以及干部手上拥有的权力实际上又为这种关系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苏维埃时代诗人）写过一篇《走后门》诗歌，诗中所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和中国当代社会中现象简直毫无二致。说明两者结构上的同构性。

    如果说文革前平稳有序的状况，高级官员行政级别标志的全方位享受等级完全保障了他们的利益而不必违规，到文革该利益集团网络的崩溃，只能靠仍在高位的残存者奋起自救了。他们的子女大多进部队当兵，仅韩先楚任司令的福州军区就安排了200多个。一时间，参军、入学、招工、病退回城、插队到条件好的农村要走后门，连看电影，开病假条，买自行车、肥肉、配给的日用品等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这样的风气已经弥漫、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973年“批林批孔”时的“批走后门”，江青指名批评叶剑英把女儿送到福建参军。“一时间退兵退学的风潮铺天盖地而来”。[注]毛泽东为了安抚老干部、稳定政局，出面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 并说：“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文革后“批走后门”被列入“三箭齐发”之一，却成了批判四人帮乱政的罪状。可以反证文革初期被冲击、摧毁的利益集团完整无损地保存了下来。由于有毛泽东的批示，文革后官复原职的人们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走后门更加严重。1990年代以后，更是从在价格双轨制情况下批钢材、水泥指标，减、免税，贷款，到办个结婚证、准生证，子女上大中小学，求职就业，医院看病，装部电话，减刑取保，都有走后门的。已经成为一个“后门社会”。这种利益集团的腐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矛盾尖锐、底层人群民怨沸腾的根源。



      [注] 在此前后，王洪文《中共九大修改党章的报告》说：“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两报一刊1974年社论《元旦献词》：也指出：“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



    （参考资料：菲柳《“走后门”的由来》，“华夏经纬网” 2003.8.21；单世联《关于杨菁的的今读》；寒山《极权主义下的新传统主义》，IKY考研博客-思想评论2005年4月8日）





文革词语：点水





    动词。文革以前的社会史里也曾有使用，其释义为“指认着人告密”。多与黑帮、秘密社会的倾轧、复仇有关。含贬义。

    文革中指向某派群众组织告密，指认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头目、骨干或一般成员。主要发生在武斗的高峰期。点水人与被点水人之间多有私人嫌隙；但也有个别被派性观点冲昏头脑的普通知情人无私揭发，或至亲者大义灭亲的。

    与揭发的含义有近似处，但揭发的受理方一般指是单位行政领导，点水的受理方则特定是群众组织。前者的处理方式大致规范而可以预期，后者的处理方式则因不合常理、无法预期，具有更浓的恐怖色彩。点水还有一点与揭发不同：揭发的内容是被揭发者的言行，对被揭发者的处理往往要视受理者的判断、需要、安排而定。点水提供的仅仅是被点水人的行踪，点水者知道被点水者与受理者处于战时的敌对关系，因此他能够估计后续事件发生的大致方向，其预期是恶性故意的。揭发者的利益在于赢得政治积极的评语而占据有利地位，点水者不可能获得实际利益，其动机除了被派性蒙蔽的狂热外（提供情报真实），就是泄愤、借刀杀人（提供情报可能虚假）。

    点水的直接后果，可能导致被点水人遭到抓捕、羁押、殴打，极少数人甚至就因此致残、致死。羁押地点为群众组织的武斗据点。是一种法外施法的非法行为。抓捕、羁押的目的有：对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对等报复措施，用作交换己方人员的人质；或，被点水人是对立一派群众组织的重要知情人员，通过羁押和非法审讯获取情报，并从心理上打击对方。因此，它带有某种军事谋略色彩，希望借此取得力量对比上有利于己方的变化，是武斗的准战争性质的一种反映、折射。而武斗的准战争性质本身，决定了对抗的极端性——非常规、非理性，甚至轻视生命、虐杀生命，成为战争铁血理性的组成部分。

    所以，事情的结局往往又是点水人最初无法完全预见的。

    据重庆红卫兵墓园101号墓鲍积贞之女1992年4月5日回忆，她父亲抗战内迁厂的八级技工，并未参加派性组织（是否有观点？回忆中未提及），却被点水抓走并毒打致死（是否不承认参加派性组织，被认作不老实而加倍拷打？）。家人当即投诉到派出所，点水主谋者被逮捕、判刑。[注]



    [注]死者居住地为一派群众组织的占领区，公检法还能勉强维持运转，红卫兵也配合执法。所以点水者（可能涉及诬告情节）受到了惩罚。反映了非常时期司法状况的一个侧影。埋在红卫兵墓地，是否红卫兵组织的一种赔偿措施？不得而知。



    （参考资料：陈晓文《重庆红卫兵墓地素描》，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老Y_73947《写给天国里的父亲》，“原文化城” 2005-03-29 http://www.yuanct.com/article/re ... =35687&typeid=4）





文革词语：传经送宝





    作为榜样的典型走出去传授经验。与作为学习者上门求艺、探宝的“取经”相对。有省市地区、系统行政领导组织、安排的和一对一邀请两种情况。

    这与中共为了在幅员辽阔的国家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统治，使中央的意志、政策，通过“抓典型”、“树样板”、“以点带面”层层贯彻下去有关。

    大凡要抓一项工作、展开一个什么运动，总要在当地寻找典型，派工作班子（由书记带队）“蹲点”，抓住不放，形成关于运动的目标、对象、发展阶段、措施、验收……等一整套比较规范的政策规定和实施细则。推广时也要先在当地找若干个点（单位、地区）试点，把上级的政策规定、普遍经验具体化，以适应当地的实际。以便就近学习。这被“抓”出的典型、树起的样板，到需要指导的地方，介绍经验、示范工作，就叫“传经送宝”。

    这一方面是为了落实中央精神不走样，在各方面条件悬殊很大的不同地区，要针对实际情况变通执行，试点抓典型，就是为了保证严格掌握一个统一的尺度。另一方面，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带有全局性，与普遍性相适应表达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概括抽象；而中共干部队伍文化水平不高，易于接受直观的样板，方便执行者参照实施，“依样葫芦画瓢”。

    一般说来，“取经”多于“传经送宝”。原因在于，取经是一对多，传经送宝是一对一。对样板、典型而言，取经的效率要比传经送宝高。但传经送宝者只需安心传授经验，接受学习者的款待、欢呼，就不象接受取经那样，还得替上门取经者张罗吃、住等接待工作，赔本赚吆喝了（先进典型的已成规模的高额招待费也有财政拨款托底）。

    在先进典型资源相对稀缺情况下，虽说官方意识形态要求受邀方（政治荣誉的享有者）有义务传授革命真经，受邀方应付、接待都应接不暇、左支右绌，能够答应邀请方上门是很给面子的（或者是双方有交情，或者是上级交办不得不应承，或者是得买居间的朋友的面子）——因为受邀方的名气已经足够大，不需要人抬轿子了。况且传经送宝是纯粹义务性质，分文不收讲课费。从习惯上说，比起传经送宝，坐等上门的主家面子更足、更大，机会成本也较小，所以传经送宝的话语本身就含有纡尊俯就、无私奉献的意思。

    后来这个具有工作方法的特殊涵义的术语，演变、泛化成了一般的客套话，用于主人（单位）接待客人时委婉地恭维对方。类似“蓬荜增辉”。说者和听者都心里有数，不一定真的就是传经送宝。

    2000年代仍有人把它作为“传授经验”的代词，不过其固有的政治色彩已经稀薄到若有若无。只有过来人才知道它的出处，听着会心一笑。



    （参考资料：本报通讯员《三次取经》，《人民日报》1972.01.05；龚修文《文革浩劫 指鹿为马》，“鹤岗视窗” http://www.hg0468.com/dajiawenjiH17.htm）







文革词语：康平路事件



    上海工总司和赤卫队1966年底在上海市委所在地康平路[注1]发生的一次大规模武斗。

    1966年12月28日，上海工人“赤卫队”（ 号称有80万人之众）派了约2万多人涌进位于康平路、余庆路口的上海市委机关办公大院“爱棠”大院，要求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等八项条件。大批“赤卫队”队员高呼“打倒曹老头”，涌向康平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到晚上仍聚集有1万多人，康平路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春桥认定赤卫队接过“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假，要把夺权的果实抢到手以达到保住旧市委的目的是真。急调在京的耿金章返沪。“工总司”、“机联站”等20多个造反组织在衡山饭店连夜开会，成立“联合指挥部”，并调集造反队员十几万人29日包围康平路。赤卫队无法撤离。“爱棠”大院周围和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喊“‘赤卫队’是老保，大方向错了”、“‘赤卫队’不投降就叫它灭亡”……不断广播“‘赤卫队’抄了柯庆施和张春桥家”的传言，制造紧张气氛。[注2] 晚上10时许，荣昌路(今德昌路)和康平路大院门口不时发生小规模扭打。

    30日凌晨2时左右，手持木棍、皮带等器具的工总司造反队员，冲进“爱棠”大院内，见到佩戴“赤卫队”臂章的就拳打脚踢。到早晨6点钟，在张春桥、王洪文的幕后策划和耿金章现场指挥下，“赤卫队”被抓300多人，重伤当场送华东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等医院有100人左右。2万多人排成单行、分成六路被驱赶出康平路，收缴袖章有几大堆。

    这是文革时期的上海也是全国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注3]上海市委被彻底冲垮了。经此一役，赤卫队士气涣散，一蹶不振。数万赤卫队员步行北上赴京告状， “工总司”派去阻拦的人与他们12月31日下午在昆山县桥镇相遇。“工总司”强令赤卫队解散，后者不予理睬。于是双方发生冲突，打伤赤卫队员多人，再次造成流血事件。并殃及沪宁铁路部分列车行驶中断。

    以“破坏生产”、“破坏交通”为名，赤卫队的市、区负责人240多被抓，作为一个组织从此土崩瓦解。为张春桥的一月夺权造成了有利的力量对比和政治态势。

    后来“赤卫队”负责人四人因此被当时的法院判刑。1978年12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复查，撤销原判决，给予平反。



    [注1] 旧名麦尼尼路，位于上海市西南角，是上海市委机关所在地。这儿的100弄里住着上海党政首脑。

    [注2] 张春桥夫人李文静说：“有几个赤卫队员进到家里，是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后来看到是住家，家中有老小，很快就退出去了，就在门外走廊和楼梯口站着或坐着，以后也没有再来。”柯庆施夫人于文兰说：“有人敲门进屋，但进屋一看到柯老的遗像就退出去了，以后也没有再来。”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曾写《造谣派破产》的传单：“我是张春桥的女儿张维维，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情况，赤卫队员是到我家来过，也到柯老家去了，但他们并没有抄家。”(《陈丕显回忆录》P113)

    [注3]文革研究者何蜀认为，重庆“12.4事件”作为大规模武斗事件并导致重庆市委瘫痪早于康平路事件。但其影响的广泛性显然不如后者。



    （参考资料：《陈丕显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叶永烈《王洪文兴衰录》，时代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范卫平《解密：张春桥阴谋策划“康平路事件”震惊全国》，《新闻午报》2005年3月4日http://cn.news.yahoo.com/050510/346/2bp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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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李敦白



    （1921—  ）曾被称为“国际反修战士”、“美国特务”。

    出生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原名SidneyRittenberg。1939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0年应征入伍并按规定脱党。被安排到斯坦福大学去学习中文。

    1945年夏天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在美军赔偿损失部处理民间事务。有机会接触社会不同阶层，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经《新华日报》报童介绍认识一位中共党员。曾利用美军身份多次帮助上了“黑名单”的地下工作者脱离险境。同年宋庆龄介绍其到联合国救济总署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

    1946年春，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秘告中共国民党军队将对其发动进攻。后在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从事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曾协助斯特朗把文件、资料译成英文，两人合作撰写、著述。并经特批成为当时唯一的美裔共产党员。

    1949年1月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囚禁至1955年4月方获释放。到中央广播事业局任职。1956年2月在春节与同单位总编室的王玉琳结婚。曾参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翻译、定稿工作。

    1966年文革初期，他贴出大字报，批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于是他成了广播局的风云人物。10月1日国庆节得到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得到毛泽东接见，并合影。毛泽东在他的“红宝书”上签了名。李敦白回到机关后，人们一个个地和他握手。许多学校、机关、广场的“造反派”集会，都请他去发表演说，排着队请他在“红宝书”上签名。成了“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倾向于支持当时北京“红三司”等最激烈的造反派系。但他亲眼目睹许多老朋友、老领导都被批判、斗争，甚至受到粗暴、野蛮的虐待，不得不陷入迷惑之中。同年2月广播局造反派夺权，公推他参加“革委会”（ “三人小组”）领导工作。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批斗王光美的大会上，他代表外国造反派发言。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广播局，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建立新的领导机构。广播局实行军管以后，他和夫人的工作证都被收走，并且加以软禁。1968年2月21日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到关押重要犯人的秦城监狱。1977年11月，经过9年8个月监禁被释放出狱。公安部为其平反，夫人和子女也解除了隔离。



    1980年3月偕夫人回到美国。靠夫人织毛衣出售，教授中文和中国菜的烹调，他到学校教课，勉强维持生活。不久三女一子也先后移居美国。

    曾应邀帮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到中国拍电影。回国以后他在该台的《星期天60分钟》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1990年代不少美国公司（如英特尔、戴尔等电脑公司和保诚人寿、拍立得等企业）纷纷找他咨询或者当顾问，开展中美贸易。定期为提供商业情报的《策略新闻周刊》（Strategic News Service）撰写有关中国的专栏。成立“李敦白有限公司”从事中美商务咨询业务，获得巨大成功。在华盛顿州郊外法克斯岛，购置了占地1.2万平方米的豪华别墅。

    1993年出版描述其35年漫长中国之旅的自传《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TheManWhoStayedBehind》，女记者班奈特执笔）。[注]



    [注] 回忆起文革时的孟浪，他说“在那些如醉如痴好似被催眠的日子里，我们都做了一些奇怪、有时甚至令人发指的事。日后我常想，我们怎么会那么得意忘形?” “我们不知道民主更要小心翼翼的保护少数派说话的权利，没有对立面自己就要疯狂迟早要走向完蛋。”对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比较，他说，“与周在一起时，我觉得他是朋友，也是同志；与毛在一起，我觉得自己似乎就坐在历史的旁边。”



   （参考资料：杨兆麟《我和“洋特务”李敦白》，《炎黄春秋》2005年第6期；郑光路《老外也造反敢写大字报》，“新浪”“文化生活” 2004年6月22日 http://cul.sina.com.cn/y/2004-06-22/63714.html；《传奇人物——最了解中国的老外》，《讲义杂志》2005年1月24日，“全球华文行销知识库 ” http://www.cyberone.com.tw/ItemD ... p;MMMediaType=JYTMG；“猫眼看人”DCN的跟贴，2005-8-1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p;skin=0&page=1）







文革词语：表现





    名词。意指一个人在政治运动、职务行为、人际关系中的行为和行为后面隐含的倾向。这一情况是什么样子，应给予怎样的评价，要由群众评议、领导认可。

    所谓表现“进步”、“积极”，就是靠拢组织，放弃个人利益、思考、个性，以组织的是非为是非，以领导的意志为意志——政治、思想、行动全面保持一致。它强调的重点是，要让人看见，不管个人或组织，要让你的同事、四邻上下、上级领导看到、看出你是怎样的（而人内心怎么想的既无法探知、测量，也无人感兴趣，所以不重要）。

    由于表现不易捉摸而多变，无法进行实质性考量，“有成分论，重在表现”阶级路线政策里的政治表现在文革中就成了虚设，能落到实处的就只有履历表上填写的成分（保险系数大）。

    把政治表现绝对化、神圣化，就是不论当事人不管真心还是违心，从外表看上去都要严格遵循当时公认的标准行事做人，完全顺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提出政治标准、伦理标准，甚至比社会平均值还略有超出。而无论它是否超越人类理性、良知的底线。即，无条件拥护党的方针政策、单位领导的大小安排，吃苦耐劳做事干活，没有怨言，没有个人见解，始终做与自己身份（规定角色）相符的事情。

    具体做法有：或者表面化贯彻政治挂帅，反正报刊广播怎么说我就怎么应，计划书、决心书、挑战书、标语口号可劲儿书写、张贴，做足文章（所以红海洋、天天读、早请示晚汇报搞起来轰轰烈烈，争先恐后），也许是大面儿上虚应故事（基层经验的总结是“认认真真走过场”）糊糊涂涂过日子，也许是阳奉阴违、实用主义地该怎么做（按实际需要）还怎么做（往往要承担政治风险）。或者把上级精神、安排部署行政化，处处听话事事紧跟，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式），不管做事效果只管政治上正确。

    或者为了表现积极，人们可以不顾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亩产3万斤”就“亩产3万斤”[注1]；昧着良心对同事朋友栽赃陷害，粗声恶言批判斗争，以表现“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甚至对亲生父母也要断绝关系、揭发批判，“划清界限”；哪怕体力不支，甚至正在生病，也要硬撑着坚持惩罚性劳动，仅仅为了表现“不怕苦不怕累”；记专给别人看的假日记，把自己打扮得十全十美，偶尔记点无关痛痒的小缺点，立即骂个狗血淋头，以表现“严于律己”……

    人格矮化，精神分裂，良知泯灭，无视道德底线，自欺欺人，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成了那个时代必不可少的生存技巧、保护色。恭顺的态度讨好了底气不足、期待臣服、看重表面现象的官员的心理需要，表现就成了他们仕途或自保的百发百中的利器。

    表现还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否定的词：表现好仍然是表象，仍然可以是暂时的和不稳定的，所以组织上还要继续考验，才能确定是否能够解决发展问题。工作业绩再好，职业道德再无可挑剔，只要没表现出对领导的恭顺，都属不予明言的“表现不好”。考验表现，可以遥遥无期。

    直到2000年代看重政治表现仍然是大陆官场的一种选拔人才、干部的通行标准。[注2]这是否说明体制存在一贯性联系，似乎需要更多材料和研究才能回答。



    [注1]从这里可以找到某科学家论证亩产万斤的生存论理性根据——不可能拒绝党的需要，你不说“是”总有人说。如此 你的处境就很不妙了。即使是科学也必须符合社会主义集体功业的逻辑。

    [注2]以下是2000年代政治态度及表现的考评表格——



    政治态度及表现50分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严以律己，积极努力，为人师表，主动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有公认的突出表现。  A50分

    能坚持“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行动上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较为积极努力，能配合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现较好。  B40分

    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曾有一些糊涂认识，经学习、教育后提高了认识，表现尚好。  C30分

    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上有严重错误言行。 D5分



    （参考资料：侯永《社会主义纪律和个人自由》，《人民日报》1957.11.19；新华社《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人民日报》1969.02.20中共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做好团结、教育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工作》，《人民日报》1972.06.13；横玉箫《该给“政治表现”减负了》，华商网”-《华商报》2004-03-19）







文革词语：日记罪



    这是一个后文革词语。它指称的是因为书写日记而被指控、判定犯罪并量刑惩处。文革中被归入“反革命罪”。

    作为公民人身权利隐私权的一部分，日记[注]是当事人对自己日常生活事务、个人际遇、见闻、感觉的逐日进行的私人记录，除个别作家拿它发表外，绝大多数是秘而不宣的。

    从1953年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舒芜交信作为定罪证据开始，书信的个人隐私和思想、言论自由就被否定，并且扩大到了日记。日记罪的高发期是三年困难、文革等政治敏感、脆弱时期。

    用于定罪日记的来源，或是组织要求交出审查，或是红卫兵抄家抄检强掠得来。私人记录一旦落到办案人手里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社会—政治意义：日记所载事实、感触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稍有出入，流露不满、批评的文字，就被寻章摘句，掐头去尾，往往是从几十万字日记找出只言片语、几百字穿凿连缀成文，引申构陷，上纲上线，罗织成罪。典型的判词是：“书写大量反动日记，多次偷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以最恶毒的词句攻击、诬蔑、咒骂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上山下乡运动，极端吹捧苏修，为刘××鸣冤叫屈，反革命气焰嚣张，民愤极大。”

    遇罗克、王申酉等案情里都有日记罪情节，并把日记纳入了定罪依据。对日记罪的处理，轻则批斗、挂牌、游街，留党察看，开除留用，工资降级；中则戴右派帽子，开除学籍，不予分配工作、遣送原籍监督劳动；重则开除党籍、工职，以现行反革命判刑5—20年（多为10年）。牵连波及的还有妻离子散，恋人劳燕分飞，无房、无家、无业，只能靠抗体力活儿活命，等等。

    网友iloveyy的爷爷（民国国企总经理）文革烧日记造成马桶下水道堵塞（日记太多），被发现后给揪住不放，预谋自杀不忍连累子女而不果。Glzzx196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书，日记中有对“伟大领袖”“文革小组”“文化革命”“林副主席”的不敬词句，经“革命群众”举报被广州公安厅以反革命罪逮捕、关押一年。因“出身较好”交群众管制，“帽子拿在群众手里”；1970年被分配到广西某山区。

    因此人们都把日记烧掉，不敢再记日记，害怕授人以柄，招来横祸。或把日记变成记事册，只写流水帐、抄语录，即使要记录一点真实的东西也用暗语、代号、删节号（……）来替代。甚至开天窗，留着空白日后补记。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平反冤假错案时，日记罪也被列入其中。通过申诉，法院撤消了原判决书、宣告被告人无罪，公开平反，恢复公职，恢复原工资级别，补发毕业证书，归还日记。

    在此前后，《群众》杂志副总编乐秀良在《人民日报》、《新观察》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日记何罪》、《再谈日记何罪》、《三谈日记何罪》。他认为日记的私密性决定了它不公开、无影响、无流毒、无不良后果，即使有偏激、错误也不危害社会秩序，不构成犯罪和刑事责任。因日记被批斗、判刑都是冤假错案，必须平反、善后。今后法律必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保障日记自由，保障日记不再成为抄家的目标、文字狱的罪证，保障日记主人不会成为思想犯。5年间接到21个省市自治区一百几十位读者600多封来信，倾诉因日记罪蒙受的冤屈，请求申诉。乐秀良一封封回信、处理，或代呈上级，或投书报刊揭载，或帮忙出主意，这些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基本得到了改正。乐秀良因此被称为“日记保护神”。

    日记爱好者有以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夏日”为“日记节”或叫“日记日”的民间创议。



    [注] 日记源远流长：经学家俞樾认为日记起源于东汉（如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叙登泰山之事），两宋成了日记的繁兴期（如南宋陆游和范成大的日记，日本、美国分别有译注本或研究论著出版），清代李慈铭日记逾百万字，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1890年）、梁启超访美《新大陆游记》（1903年）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巨大影响。



    （参考资料：乐秀良《日记悲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管炳圣《日记宣言》，载《日记情》http://www.zcbch.com/rj/rijiqing.doc；“猫眼看人” iloveyy （2005-7-24）、Glzzx（2005-7-30）跟贴，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p;skin=0&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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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大方向





    名词。意指运动的主流或政治方向。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政治在毛泽东眼里，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他深深着迷于“卑贱者最聪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种民粹主义观念到了文革时，被他和中央文革小组置换为“群众运动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注1]。

    在当时，“大方向”有两个须臾不离的固定副词：“群众的”、“革命的”。群众是“人民”在时间之流中的现身，“革命”是历史前进方向和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它们充分保证了自己的无条件真理性、天然合法性。因为毛泽东需要利用它来对抗中央一线及其官僚体系。由于中央一线只能在意识形态上认同这样的逻辑，而束缚住了他们还击的手脚。连干部队伍的政治排队情况，都是以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来对应画线的[注2]。

    在文革初期，这是一道预发的赦免符，以抽象的政治性的全称肯定，否定了所有法律秩序的具体规定。它被用作鼓动、放纵红卫兵行为上的随意性，从破四旧、砸文物到揪斗、体罚，从抄家到冲击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即使有激烈、野蛮的举动，也被当作行为失检的枝末细节，是事出有因，不应追究。连“糟得很”的现象描述都被先验地纳入了指斥历史上湖南农民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官老爷”的观念范畴里。由此树立起一种超越现行党政官僚体系并与之相对抗的合法性，服务于从政治上打倒中央一线的目标。没有权威和方向性的群众运动，只能尊奉赋予他们至上地位的授权者为权威，像被操控在领袖手中的玩偶，以横向的冲撞、扩展性突破、打断纵向的连接、系统性，在摧枯拉朽的冲突砍杀中实现毛泽东的政治意愿、战略意图。

    在此期间，“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成了附有魔法的咒语，足以使任何党政领导意志和法律秩序失效。它既是矛，可以被用于攻击当政官僚，又是盾，被用于保护造反派红卫兵。有了这样的赦免符，行政管理部门的几乎所有意欲阻止、抵制造反的应对措施都无从施行。

    但这样的授权，又是根据需要，随时可以收回的；“大方向”始终在毛泽东的脑子里，在毛的掌握中。1968年他感到学生红卫兵将妨碍政权重建（大联合、革命委员会）时就说：“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 并且果断地派出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学校，把红卫兵赶出了文革的政治舞台，并变成知识青年下放到了农村。因此，民间议论“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就不仅是牢骚，而包含了怀疑和叛逆的星火点点。



    [注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的第2条《主流和曲折》：“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注2] 《十六条》的第3条与第8条之间就呈现出这样有趣的对应关系。（一）好的：“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二）比较好的：对群众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会继续犯错误……以致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四）少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  



    （参考资料：李建华、程龙《行动的群众——毛泽东的民主观》，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人民日报》1967年8月19日http://gexsq396264.anyp.cn/7/art ... 124075&m=233993；“猫眼看人”云山雾罩的跟贴，2005-7-31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p;skin=0&page=1）











文革词语：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简称，亦称“二月纪要”。

    1966年1月21日，江青通过林彪安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等人，2月2—20日在上海锦江小礼堂看了十多部电影和三台戏，座谈近20次，形成了一个以“文艺界……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为基调的纪要初稿。矛头直指彭真的《二月提纲》，要求参与者保密。两个打擂台的文件，把中央高层由来已久的意见分歧公开化了。

    毛泽东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修改。把这条文艺黑线与“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路线”挂起钩来，把江青领导的戏剧革命，如《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写进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成就。毛泽东三次审阅时亲笔增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和“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等11处内容。全文从一稿3000字、二稿5500字，扩张到定稿的1万多字；并在原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加上“林彪同志委托”名义。

    3月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意见。”林彪让贺龙和中央军委把《纪要》3月30日转报中共中央4月10日批发全党（并附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以后写给延安评剧院的信》）。1966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形式把《纪要》的主要内容发表出去。在1967年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之际，于5月29日正式发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注1]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江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把17年文艺政策的左倾思潮推向了自我悖反的极端。[注2]以此为根据，展开了对以周扬（一贯领导批判别人的文化部长）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单方面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由此影响到文革10年的文艺批评（政治宣判）和创作（呆板萧条）。作为先导和重要侧翼，从政治上有力地策应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攻击。

    1979年5月，中共中央批准撤销了《纪要》，并公开对它进行揭露和批判。“所谓‘黑线专政论’，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邓小平语）



    [注1]1963年12月12日批示：“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1964年6月批示：对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不满，认为“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堕落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有“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危险”。

    [注2]“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被揭露、“丁、陈反党集团”的被清除、艾青、冯雪峰等人被打成右派，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写真实”“干预生活”“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等文艺主张的批判，都是在文革前的17年。



    （参考资料：苏双碧《纪要：江青文革中的“碑石”》，《炎黄春秋》2004年第7期；洪子诚等《当代文学关键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文革词语：紧跟



   动词。它指受如下政治态度支配的社会行为：对毛泽东的思想、号召，对党和国家提出的政策、路线、中心任务等，无论理解、认识、愿意与否，绝对无条件地遵循、拥护、照办。因为这首先是个立场、感情问题。阶级斗争、两军对垒的世界图式，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更强化了这一要求。

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跟就是方向，紧跟就是力量，紧跟就是胜利。

   原义指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作副词），或行为人之间的空间关系（动词）。1964年开始出现“紧跟形势”、“紧跟任务”、“紧跟中心”、“紧跟共产党”、“紧跟中央”的政治性提法，紧跟的对象最后集中到毛泽东一人。最初的词形比较随意、不固定，有“紧紧跟着”、“紧紧跟随着”、“紧紧跟上”、“紧跟着”等多种用法，到1966年末基本定型为“紧跟”，1967年初完成定型。这当然是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文革发展的进程相关的。

   从组织原则上（无论你是否党团员，哪怕你是一般公职人员，或仅仅是个居民，只要有单位管束你，都要受它的约束）说，紧跟与否是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是你这个生命个体是否具有存在合法性的界限。连口应心不应都不行，因为消极怠工也是反对。从社会环境、心理氛围上说，政治团体、平民百姓都这样做，识时务者为俊杰，随大流不会吃亏。从经验上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不紧跟就会招致批判（右派、右倾、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名多得很，随便定个什么都可以）、处罚，甚至身体上的伤害。只要行动上紧跟了，没有人来追究你的动机是什么。

   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区别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中共中央上海局第一书记柯庆施接着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有意以此培植个人否定中央集体领导、制造发动文革的气氛。1966年林彪更是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具体做法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主席表态我表态”，“言不离主席”、“手不离语录”：连批报文件的“送”也要统一改为“呈”字。公开露面的安排，与毛泽东的时空距离也要求不能在毛前、不能落在毛后。中共的组织观念、组织制度，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也为紧跟提供了根据。

   客观上说，毛泽东的文革使所有人大吃一惊（包括直系亲信）：运动的内容、形式、性质、方法，都是人们前所未见的。当时最典型的话就是“史无前例”。刘邓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既是指这种状况，也是指认识上、主张上跟不上、不能完全同意。但又把自己摆在被动位置上，首先承认“新问题”的合法性、正当性，只是自己不能正确对待。因为毛泽东已经成功地造成了他的意志能够被中共高层核心无条件服从的政治态势。毛泽东不循常规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在中共党内至高无上的历史、现实地位，造成了紧跟的实际需要。

   没有制度、程序的约束，只有领袖的个人意志，其他大脑的工作只对领袖意志起拾遗补缺、贯彻落实的作用。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就成了押宝、折腾，一切取决于领袖意志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注]

    1970年代末，江苏作家高晓声创造了“漏斗户主”陈奂生形象，在谈创作感想时曾说，中国农民的跟跟派，是出皇帝的根源，也是文革现代迷信的根源。跟跟派不除，现代迷信还会有市场。



    [注] 当时从官场到民间不公开地盛行着“跟线不跟人”和“宁可犯路线错误，不能犯组织错误”两种对立的观念讨论。前者的借鉴是上级（刘邓）错就都跟错了；后者的理据是路线也是人制定的，人跟错了路线就错，人跟对了路线就对。况且路线对错的评判者最终还是人。这也是文革对官场游戏规则的一种冲击。另有“跟得紧，转的快”的自保—补救措施。

   

   （参考资料：编者《编后》，《人民日报》1966年12月4日；冯建辉《林彪与个人崇拜》，《炎黄春秋》1999年第10期；“猫眼看人”q1946129的跟贴2005-7-22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 ... p;skin=0&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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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词语：保皇派





    名词。意指支持、保护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或支持、保护当地的党政组织、本单位领导“走资派”、对文革有保留意见，与造反派持不同政见的人和组织。

    源于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该文给反击聂元梓大字报，支持、保护以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和以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的人，戴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以陆平为首的资产阶级保皇派”）。漫画化地将其比喻为“以拥护帝制、反对共和为宗旨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集团”。“保皇派”矛头明着指向保皇者，暗地却是指向被保者。成了文革中一个广泛使用的名词。

    同年8月2日北京建工学院1100多人成立了针对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团”、拥护工作组的“革命团”。8月25日北京31所中学红卫兵组成“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以抑制冲击党政军和揪斗各级领导人的社会混乱。各级、党政负责人闻知毛泽东支持态度后，马上让他们的子女、部属也组织了红卫兵、赤卫队等半官方的类似组织，多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名。它们得到官方默许、支持，或由官方在幕后策动。提供咨询意见，提供活动、办公场所和政策支持，提供经费和物资。组织成员多为红五类、党团员或积极靠拢组织，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群众。往往在代际传承的产业工人中，保皇派有较大的势力。他们对现存政治秩序的态度，是亲和的。除了支持、保护走资派外，也破四旧、抄家、贴大字报、批斗反动学术权威，其行为的激烈，与造反派红卫兵别无二致甚至更狠；尤其是在他们失势的时候。最初处于多数派的地位，随着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随着造反派夺权得势而来的政治压力下的分化、组合，它们迅速失势成为少数派。当他们失势的时候，他们对牛鬼蛇神的批斗，比造反派更狠。

    文革初期的“革”“保”冲突一般结束于1966年底；但也有个别延续到较晚时期的，如武汉“百万雄师”等[注1]。于是就有形容他们意志不易改变的词语“铁杆保皇派”。或简称“老保”，骂为“臭老保”（含厌恶、不屑）。奉命“三支两军”的部队，由于曾与当地政府接触较多，多数都支持了“保皇派”一方。“二月逆流”中站错了队，被强令迅速改正。1967年春季以后又有围绕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保”与“革”、“反”的对立，反对派仍袭用“新保皇派”的称呼攻击对立面。[注2]这是一种煽动性极强、破坏性极大的命名方法、宣传手段。在越左越革命的思维模式中，“保皇派”的定名，差不多就相当于宣告对手政治上的死刑。因此发动了一场规模更大、烈度更强的派性对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部部长陶铸，因为不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极端行为，而被指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第三号人物”，被打倒、迫害致死。



    [注1] 各地有代表性的保皇派组织有：北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一司）、“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二司）、上海“赤卫军”、西安“红色恐怖队”、湖南“红色政权保卫军”、武汉“百万雄师”、河南“十大总部”、成都“产业军”。

    [注2]反对派则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



   （参考资料：本报评论员《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人民日报》1966年6月5日；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给我的爸爸陶铸》，《诗刊》1978年12期）







文革词语：生产建设兵团



    名词。简称“建设兵团”、“兵团”。

    创制于1950年代初。是带有军队编制特点的大型国营企业，内部保持着军队师团营连的建制和与之相关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以平战结合、寓兵于农，“屯垦戍边”为宗旨，实行以农为主，多种经营的方针，在发展农垦事业的同时兼有巩固边防的作用。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建于1954年，1962年扩展，1966年创建西北农垦兵团、西北林业兵团、西藏生产建设兵团。文革中，中共中央为了应付中苏冲突，决定在沿边各省、区和一些内陆省，以国营农场为基础大批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兰州、江苏、福建、广东、山东、湖北等生产建设兵团）和农业建设师，划归各大军区和省军区领导。兵团的师团营连主管干部由各军区调入的现役军人担任，用带兵打仗的方法管理企业。

    1967年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生产建设兵团就成了安置250万知青（约占总数的18％）的去处。由于有固定工资收入，生活待遇有基本保障，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组织有人管理，属于军队“序列”，是“不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面临下乡的知青都以为到建设兵团比插队落户好。但到建设兵团的政审比插队落户严，原则上要达到符合民兵条件。[注]兵团一般接受跨省区安置，多来源于京津沪和四川、浙江。北京的到黑龙江、内蒙，上海的到黑龙江、新疆、云南，天津的到黑龙江、内蒙，浙江的到黑龙江，四川的到云南。

    兵团的半军事化生活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探亲的审批、报销制度，使兵团知青回家时间比插队知青的少；劳动强度大，纪律严格，边疆生活条件艰苦，政治活动（“天天读”、“讲用会”、“忆苦思甜”、“一帮一，一对红”等）频繁。而且由于兵团本身就是国家编制的就业性质，在知青陆续招工、顶替后仍然返城无望。驱使他们把满腹牢骚编成顺口溜：“部队当兵光荣花，工厂工人幸福花，农村插队向阳花，兵团战士苦菜花。”

    1979年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知青集会、游行、请愿、哄闹政府机关，要求返城的风潮，其中以黑龙江、云南、新疆建设兵团知青的行动组织程度最高，影响最大。尤以云南为首。因为那里生活之艰苦和政治之黑暗，超过黑龙江、内蒙古、新疆和海南岛几大生产建设兵团。当年因迫害知青而被公开处理的恶性案件，大部分都发生在云南。1973年，周恩来亲自过问和查处的“河口事件”，就是奸污和捆绑吊打知青的大案件，最后枪毙了云南兵团河口农场的一个团长，处分了几百名干部。1978年，又发生了"橄榄坝事件"，上千名知青抬着一个上海女知青的尸体游行示威，一百多部拖拉机包围了草菅人命的场部医院。示威的人群向西双版纳的首府景洪涌去，沿途农场知青都加入到抗议队伍中。由此引发了全国知青最后大返城的浪潮……梁晓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写的就是知青大返城中发生的故事。



    [注]据《凤凰卫视》“北大荒青春记事”报道：去建设兵团的除了大多数红五类外，还有极个别出身不好的幸运儿。一个名叫张雪阳的黑帮出身北京女知青，靠了写血书的真诚，才争取到了去黑龙江兵团的资格。另一个叫肖柯的则全凭不屈不挠的哀求、旷日持久的泡蘑菇，打动了上帝——招募者。



   （参考资料：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报讯《天津西南楼中学革委会举办以毕业生分配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民日报》1968.07.19；蓝关雪《知青血泪三十年》，“坐看云起” http://www.saynothing.net/history/history03.htm）







文革词语：走资派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缩略语。是文革作为主要假想敌、打倒目标的革命对象。

    源于1965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该文件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早些毛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7年），随之把思想政治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1958年），并把社会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1959年），就为“走资派”概念的催生准备好了基础。

    这是战略家、意识形态设计师毛泽东为自己的政敌预先挖好的陷阱（虚晃一枪）。真正派上大用场，是等到文革开展以后被用于指称违背他意志、思想的刘少奇、邓小平及其组织系统中人。这一概念不见于《五一六通知》的原因，是出于隐蔽战略意图、怕打草惊蛇，为了减少前期阻力的战术考虑。所谓资反路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简称）概念，也是形似直接针对50天派工作组、实则留出了向走资派概念过渡的链接途径和逻辑空间。同时调动了下层社群对官僚阶层的积怨，使之凝聚为冲击力、破坏力极大的政治情绪。1966年8月12日中共8届11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再次确认：“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结合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就可以看清它的所指了。

    不懂经济、却对社会改造充满奇思妙想的毛泽东，感到中央一线之于他的宏大设计采取了敷衍态度，抽象肯定具体拖延，萌发了复返一线、重掌大宝的决心。“走资本主义道路”，只是他为将被打倒的政敌定的性，这一命名的功能要求应该是——非枝节而具有整体性的。叫别的名字也可以，只要满足定罪功能需要就行。

    用“最大（或头号）走资派”指称刘少奇（1966年），用“至今不肯改悔的（二号、另一个最大的、正在走的、还在走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1976年）指称邓小平。同时还有“资产阶级司令部”、“最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指称方法。毛泽东本人没有对走资派下过定义。只是说“这些人……反对资产阶级了，他就不那么赞成了……农村要实行集体化时，他就不那么赞成了……不走社会主义道路”（1967年5月），“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搞了管卡压扣罚”（1969年4月）。即使文革秀才们的论证，也只是用从老干部（人）=“民主派”（时间）=“走资派”（政治）的等式来硬充逻辑证明。

为了从组织上解决问题，又不得不上挂刘邓，下联各地、各级官僚，都批斗走资派，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夺权，彻底断绝复辟隐患。但由于必须利用他们的管理经验（不是短期培训所能解决的），多数走资派直接、间接地回到了岗位上，或异地换位做官（确实都比以前低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在当时就失败了。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考察，“资本主义”道路大体上指“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之类比较切合当时生产力实际、符合价值（商品）规律的发展经济方法和政治策略。这一套在当时还没有形成体系的环境条件，只是有“猫论”的方法论背景和一些具体措施；到1990年代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才真正初具规模。连毛泽东也深知仅靠主张不同的这些罪名不足以打倒刘邓，所以才让专案组搞出一个“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来，从政治历史上定性。

    2000年代以来有人对照今昔政经情态，提出当年对走资派的定性并没有错的异议。形成了历史事实、社会-理性共识、现实冲突和个人化情感体验之间的强烈落差、纠缠悖反。



   （参考资料：金春明等《“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徐占火昆《斥“事实服从路线需要”论》，《人民日报》1978.03.26；《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金陵晚报》2004年7月29日http://news.sina.com.cn/c/2004-07-29/14073861426.shtml）

管理员

文革词语  五七干校



    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思想教育的地方。“干校”是“干部学校”的简称。名实相差悬殊。被《“五七一”工程纪要》称为“变相劳改”的场所。

    1968年5月，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有500名省直机关人员参加劳动锻炼的农场。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篇幅进行了报道，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竞相仿效。

    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在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当全国掀起“批林批孔”、“批儒评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评《水浒》”运动时，各地的“五七”干校则成了办应景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看守房舍和农具。直至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各地此类干校方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品级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教师、反动学术权威……有的还拖家带口，未成年的小孩被托给城里或家乡的亲友代管。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被置于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年纪最长的有七十（俞平白）、六十（冰心、陈伯翰等）以上的人，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就更多了。他们被不分年龄、性别，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师傅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声“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的学习内容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要求自食其力。有的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在各单位群众中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干校被当作迫害异己、惩治走资派和知识分子的场所。[注1]这里也搞政治运动，如抓五一六等；同样的激烈、揪心，人人自危。但总的说，前紧后松。1976年姚文元预感有不祥降临时说：亏我身体还好，挤挤公共汽车，到五七干校劳动都还行。

    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革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到干校相对是一种解脱，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虽然仍有批斗等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骤雨式的了。能成为“光荣的”五七战士，已经属于候补被解放者或准被解放者了，并非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注2]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比他们过去的生活甚至还有所改善 ──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甚至劳动强度也略小些。



    [注1] 一些“五·七干校”就是从“清队学习班”延续、改建而来（见上海金山县志1968年7月16日记载http://www.shtong.gov.cn/node2/node4/node2250/node3937/node3941/）。

    [注2]1978年臧克家出版诗集《忆向阳》。张光年在《向阳日记》里记有：“(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干校生活留给他的终于成了“感恩”心态（“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和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诗集遭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有人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有人说这是一种虚假的献媚。臧本人及亲友后来也不愿提及他的这部作品。

   

    （参考资料：新华社通讯员、新华社记者《革命的熔炉　批修的战场——毛主席发出十周年前夕 访问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人民日报》1976.05.07；陈 虹《中国作家与“五七干校”》，《书屋》2002年第3期）







文革词语  资产阶级法权





   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由于实行等量交换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还存在着类似资本主义社会那种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

   马克思作于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针对拉萨尔“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分配”等模糊提法，指出，社会主义在消费资料分配中通行的按劳分配是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因为劳动者工作能力、赡养人口等的不同，所以即使从等量劳动取得等量产品的平等原则出发，每个人事实上得到的消费品仍是不平等的。“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还仍然被限制在资产阶级的框框里”：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列宁作于1917年的《国家与革命》预测“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时写道：“‘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足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范围内，也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但还没有也不应当人为地取消资产阶级法权。”

   毛泽东1958年以后多次提到资产阶级法权。他对战争年代实行的供给制颇为留念，认为那时的革命意志坚定，没有进城后这么多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毛泽东对体制化官僚主义的心理感受，是他早年新村主义实践的情感遗留，是他改造中国的乌托邦理想的表现。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时，在编者按中传达了1974年12月毛泽东对理论问题的指示（这成为当时发布毛泽东指示的典型方式之一），其中说，中国“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 张春桥在他的论文里形容说，资产阶级法权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这一概念就成为限制、批判物质利益原则，认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会每日每时大批地产生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必须坚持继续革命，制订一系列革命化的城乡经济政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立论根据。“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参加劳动、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一类反修防修措施、新生事物，恶性发展的“大锅饭”，等等，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1979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经过研究认为，资产阶级法权中的“法权”一词，德文是Recht，俄文是npaBo，可分别指“法”或“权利”；译为“法权”不能确切地表达其涵义，容易使人误解为“法定权利”、“合法权利”，不符合马列的原意，从而造成理论上的混乱和错误。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ｌａｗ（法、法律）或ｒｉｇｈｔ（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Ｒｅｃｈｔ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于是决定将其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这可能是中国翻译史上牵涉面最广、政治性最强、规格最高也最正式的译名更正了。

      2000年代有报告说，中国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成为人们热烈争论的话题（2005年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为0.4上下；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的数据是0.454；南开大学的研究成果是已经超过0.5），两极化愈演愈烈并且通过教育产业化等途径出现了制度化、固定化的趋势，社会流动水平下降。当初资产阶级法权译法的修订更正，是否失去现实基础了呢？一些被称为新左派的批评者对此提出了强烈质疑。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人民日报》1977年12月12日；粱美娜《基尼系数高压线各国不同 贫富鸿沟需理性对待》，《中国经营报》2005年01月16日）







文革词语  《百丑图》



    漫画作品。1966年底、1967年初出现的，以丑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走资派”（党和国家领导人）为表现内容的红卫兵漫画。

    画面中央是坐着“敞蓬轿”（四川俗语称“滑竿”）的刘少奇，而周围抬轿的，鸣锣开道的，打旗摇扇的，舞枪弄棒的，跑腿跟班的，全是所谓 “刘邓司令部”从中央到地方的“黑”干将：邓小平、彭真、陶铸、刘澜涛、杨尚昆、陆定一……据说有100位，以应“百丑图”之名。每个人的模样都极像而又极丑，一看就知道谁是谁，足见这位画家[注1]抓特征的能力。在当时情况下，它打破了中共政治运作的程序规则，提前公告了文革初期的目标所指和刘邓无可挽回的失势，具有政治宣判的传播功能。

    这种人身攻击、人格侮辱的丑化，比历数刘邓什么“阶级斗争熄灭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罪状”的说理批判，杀伤力更大，更能模糊普通群众的认识，煽动他们的盲目仇恨情绪，对长期处于压抑状态之中的百姓有释放焦虑、宣泄攻击性欲望的作用。该画引起了许多的模仿，得到大面积传播，成为大批判中风靡一时的流行漫画。对当时批判、打倒刘邓的政治运动，起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红卫兵也依样葫芦画瓢，把本地的大小走资派串在一起，给予集体丑化。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上海、西安版《百丑图》。

    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老帅大闹怀仁堂时，谭震林就曾以此画[注2]为靶子，抨击红卫兵丑化共产党，运动意图“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据称周恩来对此评论说：“这是一幅反动漫画，打击面太宽！”毛泽东也对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说：“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据说造反组织还曾将这些漫画分解成局部（包含个别文革前被打倒的人），集纳编印成册，仍以《百丑图》为名[注3]，广为散发。有的小孩发蒙学漫画，就以此为摹本。文艺界也被搞了一幅“百丑图”，把当时的演艺明星大腕如梅兰芳、孙道临、王晓棠、白杨、 秦怡等悉数网罗其中。甚至一个单位、系统，也搞了本单位、系统针对被打倒、批斗者的《百丑图》，把教书的老师也画上去了。



    [注1] 据介绍，漫画作者翁ＸＸ，是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生，父亲翁独健是大历史学家。所作《百丑图》被认为是“丑化中央领导人”，而被捕入狱。与反中央文革小组入狱坐牢的黎利两人同关一室。

    [注2] 似误。据介绍，清华井岗山小报上的长篇连环漫画，好像是《新编西游记》，把孙悟空改造成勇于造反的英雄（蒯大富化身），白骨精之类妖魔则是走资派（王光美化身），唐僧是压制造反的学校领导，而猪八戒则是保唐僧，保走资派的“保皇派”。

    [注3] 另一种《百丑图》：《革命大批判漫画参考资料》（78×54cm）[http://msn.auction1.taobao.com/a ... 12f4e5b841b22.jhtml]没有情节、主题和完整的构图，而是集中了全国100个最大走资派、黑帮人物的漫画头像，作为索引，任人选择、组合，以作大批判漫画通用的参考资料。



    （参考资料：wld18《凶眼睛、大拳头：文革美术趣谈 &S226; 断驴腿 》, 中国文学网http://new.haoti.org/xiaoshuo/zw/200503/365.html；琴箫伴夜《文革梦忆》，“凯迪网络”；《毛主席批判百丑图》“红色旅游”2004-8-1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