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晓卿：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

湘里妹子

作者： 陈晓卿
央视《见证.记录者》栏目制片人
2000.1.1


一

      19世纪中叶，照相术传入中国。目前已知最早在我国境内取景的照片是一位法国人在沿海地区拍摄的《石牌坊》，时间是1844年，即道光二十四年。此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传教士携带这种“奇技淫巧”来到中国，留存下许多19世纪中国的图景，那是一个静谧、安详得几近凝固的国度。人们的穿着式样、劳作方式、交往途径等等和一千年前并无太大区别，而此时的欧洲和北美正经历着激烈的发展和“繁荣和恐惶”。

      中国人普遍开始接受“照相”这一行为是二十世纪初的事，不必说1903年68岁的慈禧扮出各种仪态——抚鬓、照镜子、乘舟——面对宫廷摄影师；就是在她老人家的葬礼这样神圣的仪式上，直隶总督瑞方也居然摆弄起相机，为我们留下许多珍贵的照片。
      
      几乎和贵族们同一时间享受摄影乐趣的是那些青楼艺妓，早在19世纪末，她们便开始骚首弄姿，留下倩影，当然她们“印成小幅”的目的是为了“馈赠所欢”。平民真正开始“照相”是在照相馆普及之后的事，当时的人物小照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全身照，人物衣着光鲜，背景一般是一些亭台楼阁或西洋景。这种情景在今天的中国农村还能见到——照相者的座位之后挂着一张布帘，上面画着类似北京天安门、杭州西湖或者干脆是香港林立的高楼等等景致——和一百年前意趣一致的，是他们对美好生活不变的向往；另一种是近景照。人物表情各异，但背景多为斑驳的光影，像烟云，像涟漪，仿佛是对光阴荏苒的叹息，或是对人生如寄的感慨……也许，在今天影楼的婚纱照背后，你能够找到某种答案。


二

      几乎无法想像一百年前中国的声音，我们只能从“黄钟大吕”、“江南丝竹”这样的字面上，或是音乐史上“中国京剧发展的鼎盛阶段”这样结论上去推断它，直到留声机在中国的出现。

     据刘善龄先生考证，中国最早拥有留声机的人是清朝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78年他接触了爱迪生发明的“方诺格纳夫”（phonograph）——即留声机。20世纪初留声机出现在紫禁城中，播放的是简单的“洋人大笑”，可以想见中国皇帝听到这种动静时微妙的心态。到二、三十年代在城市富裕阶层中开始出现了“发烧友”，他们听的都是外国进口的唱片，在当时，留声机仍然是生活质量的标志。1922年的广东海丰，一个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地主子弟，经常携带留声机出现在田间地头，他请农民们听唱片的同时，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这个人就是彭湃——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民运动领袖。

      中国真正拥有自己唱片是20年代中期的事，在百代等多家外国唱片公司占领中国唱片市场的情况下，中国唱片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大批珍贵的民族音乐得到了留存。此时中国正值外侮内患交困的年代，尽管如此，听梅兰芳、杨小楼等京剧名角儿的唱腔，仍然是北京和上海市民的一大乐趣。

     唱片中还包括像《桃花江》、《何日君再来》这类所谓颓废的流行歌曲，有意味的是半个世纪后，一位台湾岛上的女歌星带着这些歌曲，再次席卷了整个中国大陆。当然，那时的录音已经是立体声的了。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大批二十世纪的珍贵录音资料，尤其是那些著名人物的讲话，更能让我们触摸到真实的历史，仅从声音中感受人物个性——孙中山的声音激越慷慨，蒋介石的声音歇斯底里，汪精卫的声音谨慎圆滑……我们得到最早的录音是二十年代初孙中山的一段演讲，这段声音至今听来掷地有声：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世界上的强国，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地步了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国民都睡着了，我们要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大家要醒醒，醒醒！”


三

     和照相术相比，电影传入中国的路程要曲折得多。

     1895年底，电影在巴黎一家咖啡馆中诞生，次年，上海就出现了电影放映广告。1898年中国的皇家禁地留下了一段活动影像，直到1904年，电影才第一次在皇宫中播映，这是英国人为祝贺慈禧七十大寿而特设的节目，可惜放映过程中摩电机发生炸裂，此后，电影被视作不祥之物，只能在茶园酒馆中上映。

     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电影认识一百年前的中国，尽管中国人自己拍摄是从1905年开始的，但此前大批外国摄影者已经积累了长达几千尺的胶片，从能够搜到的，散落在许多国家的中国影像中，我们能够看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李鸿章赴京和谈等政治事件和许多反映中国人生活的场景。这些影片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历史，更让我们在心悸后有一种深深地震憾。

     1938年，荷兰电影人伊文斯在结束了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内容的纪录电影《四万万人民》的拍摄后，带着一台摄影机和一些电影胶片来到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恳请把它们捎到他自己无法前去的陕甘宁边区。此前只有美国进步记者斯诺携摄影机访问过那里。不久，延安有了第一支摄影队伍，用摄影机纪录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开始进行，中共领导下的新闻电影队伍也从此不断成长壮大，建国后成立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最兴旺的时候，记者遍及全国各地和港澳地区，这种景象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此后，反映快速操作简便的电视录相设备开始在全国普及，新闻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消息的工具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四

       照片、录音、电影和录像带，成了今天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中国的最终载体。为迎接二十一世纪到来，中央电视台推出了大型系列片集《百年中国》，这是迄今为止反映中国百年历史最为全面完整的文献纪录片。数万幅照片、数百分钟的录音、数万米的胶片和数百箱资料磁带，纷繁的画面和沧桑的声音形象地再现了我们风云变幻的百年历程。

      在此之前，一大批回顾二十世纪人类历史进程的影片和电视节目已然问世，如英国广播公司的《人民的世纪》、日本广播协会的《二十世纪回顾》等等，在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对资料的占有。很显然，他们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回忆者”，在拥有充足历史资料画面的前提下，他们可以有意地回忆起一些历史事件，而遗忘另一些事件。在这种游刃有余的选择背后，不动声地站着自己的价值期待和文化取向。而中国的同行们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与国外相比我们的资料占有量不够，另一方面目前史学体系框架要求的历史脉络不能缺少，因此许多缺少影像纪录的历史过程如“清廷退位”、“红军长征”等，我们

      仍然采用了以往常用的“遗址+实物+意像镜头+个体回忆和叙述”的方式。
对于已拥有的资料素材，我们大都尽可能不遗漏地使用，甚至大量地保留原有的解说录音，以保持历史影片的“原生状态”，避免肢解它。可以说，在目前的条件下，《百年中国》在接近历史真实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

      1989年，美国史专家怀特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文章，提议创立“影视史学”（Historiophygra），试图让历史借助现代传媒重新走向民众，进而达到振兴历史学的目的。而此前不久，一部叫《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文献纪录片，刚刚在中国掀起一股收视热潮——节目反复重播，解说词刊登在各大报纸上。中国人对文献类的影视作品一直抱有好感，这从后来的一系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名字命名的文献纪录片的收视情况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因此，如何对待历史，如何讲述历史，文献纪录片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前不久，杨天石先生再次呼吁建立中国的“影像历史学”，对电视界和史学界，这无疑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用乌云象征苦难，不再用朝阳比喻新生，而是用真正直白的影像资料去叙事，用更理性的思考去说史，也许，这一天才是中国“影像历史学”的诞生之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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