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新书经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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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梁捷 来源：http://www.lotus-eater.net/ 2007-12-17 13:15:51      
       我把这一年的十多篇文章放在一起又读一遍。然后闭上眼睛回忆一下，我年初推荐过的《五月花号》、《霍布斯传》等书，现在是否还能准确复述出它们的主要内容？我们能读多少书，又能记住多少书啊，前不久和一个朋友长谈，临走时他引了一句庄子，“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水，不过满腹”，听得我惶恐不已。

　　最近在读拉什的《真实与惟一的天堂》，世纪前沿上半年的书。当时看到副标题是“进步及其评论家”，内容介绍主要是卡莱尔、爱默生、詹姆士、索雷尔等人，便以为是温情反思“进步主义”（即现代性）的著作，与年中那许多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哲学相比，不够突出，于是便放下。近日细读却迷恋上这本书。拉什对美国主流社会、政治、宗教思想的描述极为细腻，将各种思潮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我寻找不出贯穿的线索，或者说梳理不清楚逻辑，但我就是喜欢作为整体的书，引导我真切地触摸到西方近代的现代性思想。

　　包容性让人感动，有的书则写得过于的清晰，让人一读不会再读，比如德鲁里《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此书也可以与去年翻译的德鲁里一本施特劳斯的书相互印证。德鲁里的立场基本是站在自由主义的位置上批评极右或者极左思想，而且对施特劳斯和科耶夫这两位教父都有比较准确的认识。可她就是把施特劳斯和科耶夫拆解得太清晰，虽然很辛苦地帮助人们洞穿本质，破除光环，可未必能得到好评。这种富有批判意识的著作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本身却不可能成为经典，这便是德鲁里女士的宿命。

　　 说到震动人心，我脑子里浮现出伊格尔顿一本新书的主题，《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当然这本书也应该与上半年出版的威廉斯《现代悲剧》相互参照，毕竟威廉斯是伊格尔顿的真正导师。

　　虽然伊格尔顿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引入中国，但我从没有感到能够真正把握住他的脉络，非常困惑。他是个很重要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作者，他那本《文学理论》似乎被很多大学中文系选为教科书。目前有三个译本，《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原理引论》（刘峰等译），文化艺术出版社；《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我没有比较过，不敢妄加评论。不过也有英文影印本，总是更准确一点。

　　他无疑也是个左翼批评家，受到威廉斯和阿尔都塞的影响，继承了某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功能。他是个后现代理论的批评者，但也包含着某种意义上的同情。他受拉康心理学的影响很深，近年来齐泽克在理论界红得发紫，伊格尔顿功不可没。他的思想还有宗教一维，很保守，去年就对道金斯的演化宗教学著作有辛辣的讽刺。这种思想组合不算奇怪，但不够清晰。现在这本《甜蜜的暴力》算是他比较新的著作，02年出版，随后就是那本影响更大的《理论之后》。我个人的感受和伊格尔顿的感受有重合的地方，目睹社会理论一次又一次崩塌，陷入各种困境，内心充满失落。但是总还有很多东西在鼓励我（比如上述拉什的著作），从理论之前、从之前的理论再次出发，寻求另一种不同理论进路。

　　 偶尔看到心理学家艾尔金斯的（David Elkins）的《超越宗教》，让人联想到库比特教授的《上帝之后》，都属于伊格尔顿的“After Theory”或者“Beyond Theory”。无论什么理论，生活都是最真实的，经济学理论“失败”的话，人们会使用以前被现在这种失败理论批评为失败的理论，比如凯恩斯理论。其他宗教、哲学无不如此。

　　还有一本书也应该提一下，虽然我读了很多遍也不是完全能懂，那就是黄宗智教授的《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这本书是黄教授的一本文集，综合了华北农村、长三角小农经济、与《大分流》的著名争论、清代法制史等几项著名的研究。无数人推荐黄宗智的工作，说实话，我也挺喜欢他的研究，也同意他的很多结论（比如他和彭慕兰的争论），但我还感受不到他的“伟大”或者“过人”之处。

　　说到底，中国经济史实在太落后，让我这种想稍稍涉足经济史的人都感觉惭愧。五、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史应该是极为领先的学科。背后当然有政治原因，但是研究工作的推进还是实实在在的。我现在回头看傅筑夫、傅衣凌，或者更早一点郭沫若、侯外庐以及加藤繁、宫崎市定等人的著作，还是充满着敬佩。

　　这些东西都过时了，太粗糙、太僵硬、太教条。诸如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斯大林的“历史五阶段论”对于经济系学生都已经很陌生了，而中国主流经济史的研究中还在使用这套话语。经济史中的热门问题还是“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工商业”、“义利之辩”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从何而来，为什么现代学者还要抓住不放？有志于研究这门学问的学生，要么再去补习这套不大有人懂的话语，要么用虚假的数学模型自欺欺人，否则就只能选择改行。黄宗智这些西方学者对理论的掌握自然大大超过中国学者，但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重新构造自己的话语体系、更新经济史的表达方式呢，我认为没有！光是几个“内卷化”之类的术语（何况农业经济学在实证层面有大量反证），实在不足以奠定黄在中国的大师地位。经济史的研究实在落后，所以使得大量本没有资格进入经济史领域的人（至少普遍缺乏钱穆、吕思勉那样的制度史和思想史的训练）纷纷写出专业著作，转变成这一领域的专家。中国学者的不争气并不能反衬出黄宗智、彭慕兰的伟大，他们的工作和思想在西方史学研究分工中有自己的定位，仅此而已。

　　我倒很愿意推荐布莱克默尔的《人的意识》，这是伟大的心理学、哲学、神经科学的教科书。此前布莱克默尔就凭借《谜米机器》红极一时，是西方影响最大的“公共知识份子”之一。是的，西方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包括伯林、阿玛蒂亚.森、伊格尔顿，也包括道金斯、布莱克默尔这样的学者。在西方生物学家可以探索“人是什么”之类问题时，中国的同行们还在揭露假药、伪科学。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些现实的科学问题真的比“人是什么”来得重要。

　　一年的读书笔记就写到这里，走马观花翻了不少东西，而是不是“满腹”，只有自己知道了。